爱华网四集纪录片《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
解说词
2015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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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空前浩劫使人类在其后的七十年间一直在思考：战争因何而起，如何才能避免战争。而这一思考，对于战争的两个主要发起国德国和日本则尤为重要。本片详细讲述了战后德日两国从政府到民间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过程，以大量细节分析对比了两国在国家话语、法律制定、教育、文化、民间活动等方面的不同态度和做法。
第一集简介
本集将德日二战后在政治和民众层面的反思过程进行了梳理，日本战败初期由美军占领，美国先是利用天皇的权威来统治日本，导致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随后的冷战又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合作者，时代遭际以及日本几乎未曾改变的上层结构，使得日本失去了彻底反思的机会。而德国，战后的第二代人在知道历史真相后，极力揭开历史疮疤，勇敢面对这段历史。
解说词：
二战，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二十亿人口被卷入战争，仅在亚洲的主要战场——中国，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三千五百万人。战后，世界从未停止思考，如何才能不再走向战争。而作为二战的两个主要发起国德国与日本，在战后的七十年间，又如何面对战争的责任与教训呢？
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清华大学演讲，针对二战德国罪行她说：历史历历在目，没有人能够撇清关系。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反思自己在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德国正视历史的做法是对的，可以让后代不要重蹈覆辙。”
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波兰，在犹太人殉难碑前惊天一跪，昭告世界德意志民族承担历史责任的决心和勇气。
战后，德国向受害国家和民族共付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它还与波兰法国等国家，以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和解。
2005年，二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一座大屠杀纪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通过70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民族的自我救赎，已经成为欧洲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
而日本，在战后几十年时间里，却因修改教科书，不承认侵略罪行的右翼言论，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而与亚洲邻国不断发生冲突。
2014年，日本安倍内阁通过国会表决，修改宪法第九条解释，为日本集体自卫权松绑，引起世人关注。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要把失去的日本找回来，这是他现在提的口号。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看安倍的做法，就想起我们在二战前受的教育，然后一直走到战败，有看着之前的历史的感觉。
同期声：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
1945年8月15日，所有的日本人都凝神静气，等候天皇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日本已经战败。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我们一般人认为8月15号，日本投降了。其实天皇的讲话里头，没有谈到一点关于投降战败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个这个概念。
天皇在这份终战诏书中说，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且同盟国一方又使用了残虐之炸弹，为了亿兆之赤子，不得不接受美英中苏四国宣言。同时，天皇也再次重申了当初发动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于说他对这个战争仍然没有任何一点的反省，觉得这个战争是我们是领导东亚去解放的战争。
二战即将结束前，绝望的日军陷于为天皇玉碎的狂热，美国希望通过外交上的努力说服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减少美军的作战损失。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因此美国和日本两军在太平洋上激烈厮杀的时候，实际上在瑞士的森林里边和酒馆里边，美日两国代表其实一直在谈判。谈到1945年5月，美国驻瑞士的总代表杜勒斯向日本海军派驻瑞士的谈判代表讲了一个条件，就是日本还要接受无条件投降，但是美国有一条谅解，就是可以保留天皇制。
1945年8月30号，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飞抵神奈川县厚木机场，作为实际上单独占领日本的国家，美国将给日本战后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麦克阿瑟在战场上见识过喊着天皇万岁舍身赴死的日本军人，因此誓言铲除军国主义。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日本制订了《和平宪法》，不允许保留军队，不承认交战权。
这张麦克阿瑟和天皇的合影，带给日本人无可名状的心理冲击。曾经万世一系的现人神天皇，站在麦克阿瑟身边，正襟敛容，矮小瘦弱。这让日本人强烈感到，他们真的败给了强大的美国。
而麦克阿瑟此时却已决意利用天皇的权威帮助美国顺利实现统治。
那么，究竟由谁来承担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远东军事法庭，最终锁定了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首相，已经卸任的东条英机。
步平：当年的很多国家也提出来，应当审判天皇。天皇是最主要的责任，1945年前的天皇是一个国家大元帅的天皇，他是有权力的。所以东条英机在被抓起来的时候，一开始在他的言论，他还曾经讲我们都很尊重天皇，天皇是我们的最高元首。
东条的回答引起了首席大法官的注意，于是，日本政要们开始大造舆论，将天皇描述成一个傀儡，并由美国人出面，派人给东条英机传递信息。
步平：所以下边就给他递过信息去，说不要这样讲了，你应该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东条英机以后就改变了讲话，就说一切都是我来作主，我来承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一个思想上很大的混乱，究竟谁是责任，谁有战争责任？
在东京审判接近尾声的1948年，冷战大幕已经在欧洲和亚洲落下，美国人转而决定变日本为它在亚洲的反共防波堤，远东军事法庭草草收尾。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西方不是这样，在纽伦堡审判了多次，审判的罪犯很多，但是东京审判这25个人，结束之后就停下来了。原来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抓起来的当年有一百多人，以后陆陆续续全部释放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次年，美国与日本签订《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合作者。1952年，美国对日本占领结束，右翼和军国主义开始复燃。
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遗书被结集出版并大受追捧，各种战记文学广为流行。1953年，吉田茂内阁的文部大臣公然在国会中说，我不准备评价大东亚战争的善恶，但是，日本以世界各国为对手打了四年仗，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日本人的优秀。
与此同时，一批甲级战犯及战前旧官僚走上了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舞台。
岸信介，甲级战犯嫌疑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战争中，他先在伪满洲国掌握经济大权，回国后在东条内阁中负责战时经济与全国的军需调配。就在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处以绞刑的第二天，岸信介获释。1955年，岸信介参与组建日本最大保守政党自民党，两年后，当选日本首相。
岸信介执政时的两大政治诉求，就是修改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改定，为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绑上美国战车，他不惜拼上性命。1960年 6月，650万日本人走上街头，反对这一条约，30多万群众包围了首相府，岸信介安然坐在家里喝酒，他说，就是死也要安保改定。此时，六岁的安倍晋三就在他的膝前。
岸信介生前极力主张修改宪法，让日本摆脱战败者的形象。安倍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我的政治DNA更多继承了外祖父。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在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还能当上总理大臣，而德国至今还在追究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过。
战后的德国也曾面临与日本类似的情况。国家百废待兴。人民忙于建设国家，无暇顾及追究战争责任。
胡琨（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博士）：刚刚经历过二战那一辈人，他们作为失败者，他们认为审判，会认为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他们认为审判本身是不公平的，他们也认为对于德国来讲现在最大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完善主权，历史问题有争议，或者说我们不去提它。
转折发生在1960年代，战争亲历者的下一代成长起来了。由于德国在战后建立了完善的法制体系，从法律层面，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一直在持续。
胡琨：在63年到65年进行的奥斯维辛的大审判，这个过程中把大量屠杀犹太人的丑行曝光于世了，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是特别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事情，居然自己的父辈做出了这么丑陋的行径，所以他们开始觉得羞耻，所以他们就很勇敢地站出来要清算这些反思这些曾经犯下的恶行。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很多家庭都是全家聚集在一起，去了解曾经发生过的事。孩子们对父母进行了激烈批判，父母为自己进行辩护，互相大吼、哭泣。你为父母的罪行、为纳粹的罪行感到负疚的时候，你该如何才能够去面对呢？
1968年11月7号，德国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在大庭广众下给了原纳粹党员，时任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是年轻一代对上一辈所犯罪恶的直接控诉。
1979年，德国取消了对纳粹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至此，对纳粹犯罪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
2009年，在德美合拍电影《朗读者》中，年轻的主人公，在法庭上偶遇一位故人，她在战争时期曾受聘到纳粹集中营担任看守，因为对这份工作恪尽职守，而导致了犹太犯人的死亡。电影探讨了，一个普通德国人，一个尽职尽责的人，非故意间接犯罪是否应该被惩罚？答案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要对他在战争中的行为承担后果。
而在日本，社会大众对这场战争又经历了怎样的认知过程呢？
蒋丰（旅日作家）：日本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们很多人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冤屈的心理，他不认为他是侵略，日本人回忆起这场战争的失败的时候会渲染两颗原子弹，日本人会渲染东京大空袭，有各种各样纪录片，来表现这种东京大空袭，他会不断地表现这种场面。
对大多数普通日本民众来说，日本失败于盲目扩大战争，而自己才是战争最大受害者。
战争一结束，第一任内阁首相，皇室成员东久迩就提出了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说大家都要思考，都要忏悔，我们为什么把仗打败了，你看他思考忏悔的不是发动战争的责任而是把战争打败的责任。
50年代起，日本经济飞速发展，迅速从战后废墟中崛起，经济的提升，在振作民族士气的同时，也让保守派们开始对战争认识翻案。对日本战时外交起过重要作用的神川彦松就曾公开说，只强调战争责任，会把日本人都培养成只有劣等感的民族，因此必须修改对战争的评价。
胡琨（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博士）：日本主要是因为他的官僚体系，他以前的政治体系并没有被摧毁，美国人虽然在日本按照他们的体系也重构日本的政治体系框架，但是他的政治生态是没有变化的，以前的那些人该干吗还干吗，而且日本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不像德国纳粹时间那么短，他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从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 不是有“大东亚共荣圈”吗，认为日本解救了亚洲的受苦难的人们，相信这种说法的还大有人在。
60年代爆发的越南战争带来了改变，电视上惨烈的战争画面，让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开始重新思考二战中的加害责任。
步平：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当年日本军队在中国不也是这么一种状态吗？所以他们在想我们现在在反省战争的时候光讲战争给我们带来很多灾难，还不够。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加害。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思考不能影响到主政者。
战后至今，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屹立政坛长达50余年，这个自创建伊始即由战前官僚主导的政党，从未带领人民真正地反思战争。而冷战，也隔绝了国与国之间对战争责任追诉的可能。
1972年，原本铁板一块的冷战格局出现松动，尼克松访华。同年，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他与外务大臣大平正芳顶着党内众多反对的声音来到北京，进行建交的试探。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田中角荣，他本身也是自民党的，政治态度他是右的没有问题，但是他呢，就觉得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是要和中国改善关系。
而田中在访中的第一番讲话中，仅用“添了麻烦”一词表示对二战的反省。
田中讲话：
在战争中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我表示深刻的反省。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在那以前他讲的话每到一个关键的地方都热烈鼓掌，到那个地方一下子肃静了。
事实上，自5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已经开展了二十年民间经济往来，两国人民积累了彼此的好感。而现在，政治家们必须直面敏感的历史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双方达成共识。中日联合声明强调，日方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纷纷开始向日本追讨战争赔偿，1995年，恰逢二战胜利50周年，执政的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市，在自民党的反对压力下，经过反复斟酌，就日本的战争责任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具突破性的讲话。
村山讲话：
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我谦虚地接受这段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当年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国内还有很多人批评，意思是说态度不是那么明朗，或者不是那么深刻。但是要知道他是在日本那种社会下，所以他毕竟是顶了很大的压力，必定反映了相当多的进步力量的声音。
2013年4月，安倍晋三上台后表示，将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而2014年，安倍又突然表示将会继承村山谈话。同样的，针对1993年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的谈话，安倍也先是指责这一谈话给后来者带来麻烦，表示要调查和推翻，两个月后，迫于国际压力又表示继承。
蒋丰（旅日作家）：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讲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我们在正式的文件正式的场合里边对中国有过22次道歉，但是日本的道歉非常有特点，每一次道歉以后几乎不出一个月总要有另外一方面的我们所说的右翼的政治家要站出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否认。
美国《外交》杂志采访安倍时评价说，有时安倍晋三看起来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安倍，支持修订历史教科书、质疑“慰安妇”问题、质疑远东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另一个是务实的安倍，声称要同中韩两国进行接触、合作。这两个安倍同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安倍，人们到底应该如何解读这两个安倍间的转换呢。
出尔反尔，摇摆不定的表态，反映的是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对历史缺乏诚意的态度。而这带来的，是日本社会总体风向的右倾化，以及对一些重大史实的认知日益模糊
第二集 简介
本集主要从大屠杀和历史教科书两个方面，来谈德日对战争罪行态度的不同。日本右翼至今否认或模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舆论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反宣传，导致民众认识混乱。而德国则制定法律，对否认大屠杀等罪行的言论给予严惩。
解说词：
南京，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埋藏着中国人最惨痛的记忆。1937年12月初，侵华日军逼近南京。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确定了“不保留俘虏”的方针。部队随后将此命令的矛头指向所有城内军民百姓，一场毁灭性屠杀拉开帷幕。
金子安次（原日军士兵）：我们进了一个村子，老兵就把留在村里的农民带过来，把他们绑在树上，喊口号，一号，冲，让我们去刺他们。
仅在16日傍晚，就有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被押至江东门集体屠杀。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有如下描述，日军任意实行杀人、强奸和放火，仅仅六周遇难者已达20万人以上。而根据南京审判的档案和实证计算，遇难者数字更远超30万。
可是，这桩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至今还在日本上演着各种争议。
加濑英明（日本右翼作家）：没有杀人（平民），我们1937年在那里没有进行任何屠杀。
记者：没有吗？
加濑英明：完全是由中国人虚构出来的。
在吉林省档案馆中保存着一批侵华日军档案，是日军于战败后赶回日本前未及销毁遗留下的战时文件。当时日军专门设置审查机构查阅士兵们寄往家里的信件，这些写有战争暴行的家书一律被扣下禁止外传：砍中国人头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看见小孩子被扔弃等惨状不禁落泪，但是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到火中。
日军的杀戮暴行传到日本军部后，陆军省没有做出任何应对。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了西方社会，美英德等各国陆续发出警告。迫于国际压力，陆军中央解除了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的职务。松井被召回日本时，民众夹道欢迎这位凯旋的将军。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50年代之后，右翼势力开始为南京大屠杀翻案。
加濑英明（日本右翼作家）：我们也就杀了几千人（士兵），没有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这样的数量。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都闭口不说，所以到好久之后才发现这个事实。中国以及全世界在1937年就知道了，在日本是顶级机密，在战败后也是顶级机密。
1971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用近40天时间走访了中国在二战中曾经发生过大量屠杀的地方，回国后，他发表了平顶山、万人坑、南京、三光政策四篇报道，次年又集结出版为《中国之旅》，引起社会轰动。而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也变本加厉，并在90年代之后愈占上风。在书店，否认或质疑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远多于正常的研究著作，网络上，否认大屠杀的网络右翼言论甚嚣尘上，普通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认识也越发混乱。
在东京多摩墓园，我们偶遇到一位扫墓者。皆川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在战时的中国经营着三家纺织公司。皆川在中国经历了整个战争时期，直到战败后才回到日本。尽管如此，他对南京大屠杀也抱有迟疑的态度。
皆川（日本民众）：关于南京事件的书我也看了。我小时候见过一些日军的伤兵，杀人、砍人的事情他们一句都没有讲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座落在累累白骨的万人坑之上。馆内收藏着大量证明日军暴行的实物证据，包括当时外国人拍摄的影像资料，国际审判的庭审实录，日军战犯的日记等，数量达到15万件。
鸠山由纪夫（日本前首相）：日本人应该更深刻地承认这段史实。士兵就算杀了一个普通市民，这也是重大的犯罪。
2013年1月，民主党政治家、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私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这使他成为右翼团体攻击的对象。鸠山位于东京的办公楼，保安措施极其严密，即使这样，警察也经常光顾，就是为了保护他不受右翼伤害。
蒋丰（旅日作家）：那么他什么事情被日本人不允许，就是他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的双掌合十这样的照片在日本报道过，他因此被日本称为什么呢？十大卖国贼之一，他排在，位居榜首。
二战中，日军从中韩等国强征数十万妇女作为从军慰安妇，对她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蹂躏和奴役，他们还公然违反国际法，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在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日军以大量活体进行细菌实验，犯下重大反人类罪行。而这些罪行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因种种原因被刻意回避，导致今天的日本仍不愿坦承面对过去的罪责。
石田隆至：日本有“无责任社会”这样一个说法，从战前到战后都没有反省，没有处罚有责任的人，这样的社会在一直持续着。
鸠山由纪夫：日本是完结主义的国家，认为如果政府再表示认罪的话，又会发生赔偿金的问题，国家预算又会紧张，问题会不断扩散，所以完结的事情就不想再提。
德国在二战结束后，从纽伦堡审判开始，司法界从未停止对屠杀犹太人罪证的追究，将所有参与过迫害的人推上被告席。在1952年的《卢森堡条约》中，德国与以色列政府就达成协议，德国明确承诺，对所有在纳粹统治期间被没收财产的犹太人与集中营受难者均予补偿。
古里安（以色列前总理）：今天的德国已不是昨天的德国。
而几十年间，纳粹势力仍阴魂不散。在1956年对年轻人实施的民意调查中，有一半人认为新纳粹主义是一个“好主意”。针对这样的风潮，德国政府采取了法律手段：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首次严格界定“言论自由”原则，将对纳粹思想与标志的宣传排除在外。此后针对“否定迫害犹太人”、“淡化纳粹屠杀罪行”等行为均予法律定罪，至今仍不断加强法律惩处。
2000年8月，警方逮捕了在汉堡南部同左翼分子发生冲突的300名新纳粹分子。在2007年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纪念会场外，约200名极右翼分子举行示威，其中一人因做出希特勒式的纳粹礼而被当场逮捕。
街访日本年轻人：
你们在学校里学过战争吗？
学过。
你知道当时日本都做了什么？
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
你在学校学了这个吗？
学了。
学了什么内容呢？
曾经把人活埋这样的。
这是教科书里写的吗？
没有写，是老师给我们拿来了资料和DVD。
历史教科书，是日本与中韩等亚洲邻国经常发生冲突的另一个问题。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在日本的教科书其实是一个晴雨表，是日本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一个晴雨表。
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动“第一次教科书攻击”，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最大的一次篡改。这次篡改否定了“南京大屠杀”，把日本的“侵略”改成“进出”。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进出就是一直往里头进就叫进出。你是侵略为什么不说侵略？那就掩盖问题的实质。很多问题都是轻描淡写。
1956年，日本文部省设置了专职“教科书调查官”，任何出版机构编写的教科书，一律需要审核，对被视为“不合格”的内容必须予以修改。一位日本历史学者家永三郎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就因包含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殖民朝鲜等内容，被文部省多次退回。1965年，家永三郎对文部省提起诉讼，控诉其违反和平宪法，干涉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家永三郎他没有参加过战争，他呢，战争期间他就是教师，我当时我也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他当时拿了一个蓝布包的一个包，里头包的都是旧得不得了的当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翻开来看其中还有到满洲去，满洲就是我们中国东北，到满洲去建设繁荣的社会。他说当年我就是用这样的教科书教学生的，虽然我没有到过战场，我也没有杀过人，但是我的学生们很多都被征兵了，到战场也杀了人了。他说其实我们是有责任的，为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无作为，就是我对这个战争没有制止，我根本什么没干，我觉得好像没有责任，他说这是不对的。
家永两次被判败诉，但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关于历史真相的大讨论。1984年，家永三郎第三次发起诉讼。这场历时32年的“教科书诉讼”轰动了海内外，最终于1997年最高法院判决：家永所编写教科书内容是合法的。自此，南京大屠杀等众多历史真相又重新出现在教科书中。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1997年判决下来的时候，当年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是写得最好的时候。
这就是审判之后出版的，由家永三郎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根据文部省的课程规定，在这本超过500页的教科书中，二战中日战场只占4到5页，许多日军罪行都一笔带过。
课文：（字幕）
日军在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多数中国军民，还有不少士兵进行暴行和抢劫。
强制带走多数朝鲜妇女，当作从军慰安妇放置在前线。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教科书的审判刚有一个结果了，右派这边又推动，又成立一个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他觉得那时候的教科书都按照家永三郎这种立场，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怎么办？我们要另外再编一本教科书对抗这个。
2001年4月，日本政府文部省审定通过由日本最庞大的右翼学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撰写的“新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被换成“南京事件”，从军慰安妇、731细菌部队等重大犯罪事实全部销声匿迹，反而用大量篇幅赞扬日本人“为国牺牲的精神”和“解放亚洲的贡献”。但是，绝大多数的公立学校都表示拒绝使用这本教科书，最终采用率只达到0.039%。
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园里，我们遇到了德国留学生Lucas和Timo。说起中学时的历史教育，他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关于纳粹与犹太人大屠杀的课程。
提莫（德国留学生）：那时有很多关于二战的视频资料，特别是关于把人们从集中营里解救出来的画面，一个个遍体鳞伤、骨瘦如柴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教师必须对纳粹统治进行深入的讲解，抵制美化第三帝国、大屠杀的言论。德国的二战历史从开始到结束不到6年，但学校会用一个半学期的时间来处理二战主题。
卢卡斯（德国留学生）：纳粹历史不仅仅在历史课上，而且在文学、艺术、宗教和生物学课程上都有所涉及。
尽管官方要求学校实行大量反思纳粹罪行的教育，但学者们发现，孩子们并未感到厌倦，反而对这段历史抱有浓厚兴趣。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在我那个地区的一些学校里，学生可以自己建议公开课的课题，让人们大为吃惊的是，大部分中小学生都选择了纳粹时代，我们想了解更多。这些年轻人表示出了对保留那个时代记忆的十分积极的态度。
在德国的一所小学里，我们看到走廊里贴满了关于犹太人遭受迫害的研究报告，和以战后和解为主题的绘画作品。
胡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所有年轻人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他们接受的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他们自然会做出他们的判断。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不会觉得德国这样做是对的，他很早就有一种是非对错的观念。
这是2006年发行的德法合编历史教科书，书的封面，用德法两种语言标明了“历史”一词。这是全3卷课本中的第一卷，讲述1945年之后的历史，开篇便是《安妮日记》、《大屠杀》电视剧、勃兰特道歉等对二战进行深刻反思的内容。
从七十年代起，德国的历史教育工作者们就在思考，如何用共同书写历史的方式，与昔日的敌国，今天的邻居进行和解。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有一位非常积极的教育工作者，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们应该改编历史教科书，通过教科书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睦邻关系。
1973年，德国与波兰的历史学家共同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经过30次教科书问题会晤，两国学者不仅针对二战问题，在从中世纪起就存在的种种历史问题的诠释上达成了一致，并出版发行合编历史教科书。
之后，德国又与法国、俄罗斯以这样的方式达成历史问题的统一认识。教科书将国与国，孩子与孩子的历史认知沟通起来。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他在多年的研究中，与很多日本韩国学者成为朋友，2002年，他们决定仿照德国的经验，由民间学者来为孩子们共同编写历史读本。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当时日本学者就提出来，我们这么样批评，但是这种声音怎么能让孩子们、让学生们知道，我们应当编一本能够让他们读的和右派的教科书对抗的，这本书应当由我们三国学者一起来编。
经过不断的争论磨合，2005年，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代史》问世，在三国都引起很大的反响。而面对书中众多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关于日军加害和殖民地统治的内容，有不少日本学生表示反感。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我在中央大学教了33年，教了有几千学生了。他们正是养育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听不进去像维护和平、保护宪法等问题，而且是接受“南京大屠杀是假的”、“没有从军慰安妇”这样的教育成长的。这些人将来要肩负日本这个国家，对此我很担心。
2013年12月，一部叫《永远的零》的电影在日本上映，100天票房收入就超过了85亿日元，累计观看人数近700万。电影讲述一个处于人生低谷的日本青年，偶然得知亲祖父曾是神风特攻队员，因而踏上调查这段历史的路。
电影片段：
如果我中弹了，请让我去自爆。
你还不明白吗？你没有家人吗？难道没有人为你的死悲伤吗？
《永远的零》的原作者百田尚树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等历史罪行，而这部电影却用人性包裹了一切。祖父为了成全战友驾机撞向美舰。在影片的结尾，主人公在东京闹市区仿佛看见祖父驾驶零式战斗机飞过，画面传递着日本的今天是这些“英雄”用牺牲换来的信息。
2013年底，在《永远的零》上映之际，安倍晋三任命百田尚树进入日本放送协会NHK的经营委员会，公共喉舌的右倾预示着日本社会整体向右转，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实。
第三集 简介
本集详细讲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载体——靖国神社的前生今世，分析今天日本政治家如何利用靖国神社来鼓动民意。同时，也通过翔实事例，讲述了战后德国人，如何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污点，如何建立起真实的民族认同。
解说词：
靖国神社，这个位于东京闹市区的著名神社，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正在成为撼动地区和平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里供奉着246万自倒幕运动到日本近代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人，其中包括十四名甲级战犯，从1945年至今，共有15位日本首相来此参拜了68次。
（纪实同期：靖国神社前的右翼分子）
第125代天皇万岁
每年8月15日，靖国神社总会成为各方势力表达和传递自己思想的舞台。
蒋丰（旅日作家）：每年到8月15号，日本战败的这一天，日本的政治家来，日本的黑社会也来，日本的右翼团体也来，满大街暴力团的街头宣传车。我说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风景。
二战期间，日本军人在战场上狂热玉碎的场面让美国人震惊又不解，在这部1944年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中，探寻了这种军国主义与靖国神社之间的联系。
纪录片同期：天皇对日本人来说，是用最神圣眼光仰视的神。战死后被祭祀在靖国神社，是日本人的最高荣誉。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靖国神社就是军国主义的一个依靠。
靖国神社是天皇为纪念为他战死的军人而创办的国家神社。国家神道宣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现人神，日本民族以其绝对优越性，负有统治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因此，国家发起的战争都是圣战，为战争而死的人必须得到隆重的祭祀。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战前靖国神社是一个国家的神社，或者说国家用神社这个形式来动员民众去参战的一个机构。
与其它神社不同，靖国神社由陆海军省直接管辖。战死者的灵魂进入靖国神社，可以受到天皇的参拜。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你们是为天皇陛下献出自己的生命，你们不是白死，日本非常郑重地把你们供到靖国神社里。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这个靖国神社显然不能存在，因为它本身就是军国主义的一个机器，所以战败的时候，美国开始也是想，麦克阿瑟那时候想烧掉它。
这是1944年美国战后计划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靖国神社并非宗教，而是培养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主义精神的场所，必须予以废除。
就在美军进驻日本的前一天，陆军省负责神社事务的官员秘密拜访东条英机，寻求他对处理靖国神社的意见。东条英机的答复极为坚决：靖国神社必须永远存在，天皇亲拜必须保留。
于是，靖国神社展开了自救行动。这是时任靖国神社宫司横井时常当时的录音。
横井时常（原靖国神社宫司）：为了圆满从事，就改成对方喜欢的形态。改成纯粹宗教的形态。名称叫什么都无所谓。庙啊宫啊都行。
他向盟军宗教事务负责人游说：靖国神社可以变成一个民众娱乐休闲的地方，靠游玩消费活下来。就这样，本应被铲除的靖国神社得到了一线生机。
1945年12月15日，盟军总部发布神道指令：废除国家神道，实施政教分离，断绝国家与宗教的关系。
事实上，就在此前一个月，预感到陆海军省将被撤销的靖国神社，匆匆忙忙为两百多万二战战死者举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招魂仪式，而这两百多万所谓的战争英灵，就成为日后日本右翼政治诉求的一个载体。
从1969年开始，自民党利用战争遗族的推动，在国会中六次提案，要求靖国神社国有化，企图恢复靖国神社原有的地位。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这二百多万人他背后家属更多了，因为自己的亲人为日本牺牲了，按理说本来有一个很崇高的名誉。也很好的待遇，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国家又不管了。所以就鼓动这些人，发出很多抱怨的声音，要求国家来管靖国神社。
由于在野党的强烈反对，靖国神社国有化的提案连续六次提出始终未能通过。于是，自民党又提出让政治家参拜以提升靖国神社政治地位的迂回策略。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我们就莫不如动员政治家们去参拜靖国神社，动员外国元首也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果这个要变成了现实，这不等于变相地变成国家管了吗。
自民党还掩耳盗铃地将参拜区分为正式参拜和私人参拜。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谁能说明你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所以后来日本法制局就被迫提出来一个标准，四条。你参拜的时候要写上你的身份的话，你就是正式参拜。写上你的名字就是私人参拜。你带着随员坐公车而不是自己开车去，就算正式参拜，你自己开车就算私人参拜。
1979年，日本媒体突然宣布，二战时的14名甲级战犯，已经在一年前被秘密合祀进靖国神社，这是执政党玩弄的另一个小花招。早在五十年代，他们就通过修订法律将所有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定义为公务死亡。1965年，厚生省将14名甲级战犯的合祀祭神票送到靖国神社，但因为关于靖国神社国有化的争论十分激烈，为了不引起社会舆论上的麻烦，一直拖到1978年才秘密将这14名战犯进行了合祀。
甲级战犯的合祀，让靖国神社问题在20世纪八十年代，骤然尖锐起来。
1985年8月15日，二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他参拜了以后知道中国反弹很强烈，于是乎他就想挽回了。
解说：在一次会议上，中曾根做了如下发言。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就说一个人做事情很有可能会遭到反对，他说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你们可以拿泡沫什么东西往我身上泼吧，我是做了这样一个思想准备。
1986年8月1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表示为了回应国内战争遗属的情感诉求，同时强调要重视国际关系，考虑各国国民的感情，决定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
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民族主义成为提振国民精神的一种手段，否认战争、将承认侵略视为自虐史观的右翼思潮大行其道。靖国神社变成了政客们表演民族主义、取悦民意的一个舞台。
2001年，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自此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与东亚各国的关系降至冰点。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暧昧啊，只是一种手段，不是民族性，你看日本人动不动什么对不起啊对不起，但到了关键时候，他不说对不起，那是牵扯到他的利益问题了。
2013年底，二度当选首相的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次年，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拜谒太平洋战争中的阵亡者墓碑时，声言要遍寻日军在太平洋的足迹，表示对战死者的感激与尊敬。
蒋丰（旅日作家）：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悼念死难烈士的事情，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日本右翼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这才是核心问题。谁要想获得选票，谁就在8月15日这一天来参拜靖国神社。谁要想获得一种潜在的国民的支持和右翼包括财阀的支持，谁就到这儿来。
同期声：这个没有标价
多少钱
这是日俄战争的。
每逢周末，靖国神社前的跳蚤市场上，这些旧日本军队的遗物，军服，军号，军人手册等物品，都有不少人光顾购买。
在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里，正进行着“大东亚战争七十年展”。当年侵华日军将领们的照片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被做为英雄事迹陈列在馆内。
鸠山由纪夫（日本前首相）：日本国民不了解这样的事实，从右翼分子到一般民众都说去参拜靖国神社到底有什么不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经历了艰难的思想斗争，才决定只有甲级战犯是有罪的，其他人是无罪的，日本国民却无视了这种感情，中国人民当然会生气。
安倍晋三曾辩解，他参拜靖国神社是为全世界各国战死者祈福，在这个供奉着杀人者，侵略者的地方，这个解释正是日本不能诚实面对历史的最好写照。
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矗立着一片由2711块水泥柱组成的纪念碑群，纪念碑上没有任何文字。整个纪念碑群足有四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一般性建筑的主要出入口，高低不一的灰色水泥柱随着地形波浪般起伏，像一座座巨大的石棺。这是德国为在二战中遇难的犹太人所建的大屠杀纪念碑。
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心脏位置，建立如此庞大的碑林，来纪念当年纳粹暴行受害者的举动，在德国国内经历了漫长的争论。
1988年，一位德国女电视记者向社会发出倡议，在柏林原秘密警察总部的遗址上，为纳粹时期的被害犹太人建立一座纪念碑。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最早提出意见的是一个女性，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犹太名字，她并不是犹太人，她称自己蕾阿·诺许，这是个犹太人名字，她就是用这个犹太名字提议建立这座纪念碑。
蕾阿·诺许的提议引起了社会争论，首先，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强化德国人的罪责意识。其次，在秘密警察总部这个加害者遗址上建立一座被害者的纪念碑是否合适。德国统一之后，原秘密警察本部成为了展示纳粹资料的中心，蕾阿·诺许所属的市民团体随即建议将纪念碑建立在柏林墙曾经所在的空地上，希望将大屠杀作为东西德合并后的共同记忆。而这，再次引起了关于建与不建的激烈争辩。
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决定由联邦议会来决定纪念碑的建造，一年后，联邦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建碑决议，并向全世界征集设计方案，经过讨论，最终选定了来自美国的犹太建筑家艾森曼的设计，最初的方案是一个包含了4000多块石碑的巨大迷宫。
吕森：方案发布后，下一项争论开始了，因为它的表达过于强烈，以至于政府说，这对人们来说太难以接受了，于是他们又进行了一些柔化处理。
最终，墓碑数量被削减至2711块。2005年5月10日，经历了17年的等待，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艾森曼曾经解释，无论是水泥碑数量还是形状，都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它所要传递的，是一种撕裂的感觉，如同那些集中营里被纳粹从父母身边强行带走的儿童一样。碑群所矗立的地面，也故意修建成起伏不定的形状，就是为了让参观者行走其间时，内心体会到一种强烈的不安。
吕森：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本国首都为战争受害者建立纪念碑的国家。是我们杀害了犹太人，那座纪念碑就立在我们国会的旁边，明确提醒着欧洲犹太人所受到的杀戮。
1992年，德国艺术家德姆尼希将一块铜板镶嵌在科隆市政厅前的路面上，上面刻有《奥斯维辛法令》的第一行。此举吸引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加入，成为著名的“绊脚石”运动，人们在曾经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住所门前，铺设刻有他们名字、出生年月等信息的铜板。
吕森：学生们在城中四处寻找，寻找犹太人曾经居住过的住所，当然，所有的犹太人都已经被驱逐，其中大多数遭到了杀害。学生们是怎样做的呢？他们在这些地方立起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个犹太家庭”，以及这个家庭的名字。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德国各地都有受害犹太人的纪念碑，日本有吗？几乎没有。因为政府不做这些事情，又影响日本社会对历史的认知。
同期：天皇万岁（天皇）
（希特勒：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日本和德国，都因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发动了二次大战。日本用否定和模糊战争责任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民族认同，而德国，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肃清，近乎严苛。他们又如何平衡罪责意识和民族的自我认同呢？
这是1945年4月，美国占领军组织当地德国居民参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大屠杀罪行时的场景。这些德国居民为自己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行所震惊。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二战结束时，德国人完全不喜欢自己的民族身份。正是在民族的名义之下发生了这些罪行，那么你还愿意继续属于这样一个民族吗？在这个名字下数百万人被屠杀。
前联邦德国总统海涅曼甚至宣称：我不爱这个国家，我爱我的妻子。
1985年，德国女记者杨森·尤莱特给许多德国人发出一封信，请他们回答一个问题，你爱德国吗？这个看似简单甚至幼稚的话题却在收信人中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拒绝回答，有人愤怒申诉，还有人心绪不宁，很多人突然感到强烈的倾诉欲望，纷纷回信。杨森后来把回复信件集结出版，书中总结了回信者的感受，身为德国人是痛苦的。德国社会由此开始讨论，经过战后数十年对二战纳粹罪行的痛苦反思后，德国该怎样克服过去历史，形成新的民族认同。
吕森：在德国中部，有一个叫魏玛的小城镇。这个地方代表者德国文化的巅峰，许多知名的德国思想家、作家都生活在这里。但它的另一侧就是布痕瓦尔德。布痕瓦尔德是纳粹建立的一个集中营，数万人在这里死去或被杀害。这两者都属于同一个德国的历史，并且它们相距那么紧密，这是非常典型的。这就是我们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就是说，它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对于德国战后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过程，历史学家吕森有一个著名的三代人理论。第一代人回避责任，第二代人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全部罪责，而第三代人则有了更加理性的历史观。
吕森：我的孩子们对德国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对二战的可怕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们并不感到负疚。他们知道这确实是德国人做的，他们坦然接受，这是一种新的态度。
今天的德国，既不因在现实中取得的成就，而忘记它在历史上对人类犯下的罪责。也不因承担发动战争的原罪而妄自菲薄。反观日本，一直在模糊和淡化战争责任，不惜伤害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以保持虚假的民族历史认识，两种不同的态度，必然导致它们与周边邻国，在战后数十年发展中关系的不同走向。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地区的和解与和平从未如此重要，昔日的战争魔鬼怎样才能消除当年被侵略国家的恐惧和憎恨，重新得到他们的谅解与信任呢？认真反思历史，真诚对待他国，是赢得别人理解、尊重和认同的重要前提。
第四集 简介
二战结束后，为了化解德法两国的宿仇，使欧洲摆脱分裂的局面，德国切实做出了一系列努力，随后又在领土等重大问题上向波兰等周边国家做出承诺。德国的付出和妥协，特别是德法两国的合作，终于促成了欧洲的统一和复兴。而日本，由于战后缺乏反思，则与亚洲邻国不断发生冲突。
解说词
欧洲，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国家政治实体——欧盟，跻身其中的28个国家，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紧密的联结，使欧洲比其它地区拥有更确定和长久的和平发展愿景。而这一创举，正是基于被称为宿仇的德法两国在战后的和解与合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列强曾是雄踞世界的霸主，而两场世界大战过后，欧洲被战火夷为废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来到柏林，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他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仅清理完柏林的废砖烂瓦，就需要二十年。
此时，两次大战的发动者德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它被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民穷财尽，四面楚歌，几乎处于昔日敌对国家的紧紧包围之中，特别是西邻法国。德法这对死敌，仅在二战结束前的70年里，就爆发了三场惨烈战争，法国人对德国怀着巨大的畏惧和仇恨，坚决主张肢解德国，使它永远不再有战争能力。
而德法两国，自古就是欧洲大陆的中心，它们的选择，决定着欧洲的未来。
就在德意志民族内外交困的时刻，1949年，73岁的老政治家阿登纳就任联邦德国总理。
早在一战期间，阿登纳就开始对欧洲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欧洲之所以战火不断，是因为各国都以均势保持战略平衡，一旦均势打破，必然发生战争，因此，能够拯救欧洲的，必是欧洲的统一与联合，而欧洲的联合，必须、也只能建筑于德法这对世仇国家的和解！
冷战的大幕在欧洲落下，美国需要德国共同对抗苏联，于是，法国不得不放弃对德强硬立场，开始考虑以其它方式遏制德国。
梅兆荣（前中国驻德国大使）：因为在那个时候，所谓的战争物资，最主要就是煤和钢，这占有的煤和钢最多，它的国力就强，它的军事实力就最强。
德国拥有强大的煤钢产出能力，要遏制德国的战争潜能，就要控制它的煤钢生产。
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煤钢联营计划，建议设立机构共同管理法德两国的煤炭钢铁产业，目的是通过共同掌管煤钢这些重要战争物资，实现相互制约。
顾俊礼（中国德国研究会会长）：当时法国人提出来要搞煤钢联营的时候，阿登纳实际上正在开会，他正在组织开一个会。而当时他的助理人员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当时从会议室出来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支持。
梅兆荣：因为他知道，不接受这个东西，人家就怀疑他。不接受这个东西，他要发展自己就很困难。所以他必须接受这个东西。
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包括德法意等六个欧洲国家，为欧洲一体化开创了先河。但德法要实现和解，还有更加艰难的课题。
战后，法国实际上独占了德国第二大工业区萨尔州，而美国对此表示默许。阿登纳面临着痛苦的选择，他不能放弃萨尔的主权，也要坚决将德法和解执行下去。他克服了国内民族情绪的鼓噪，顺承法国人的意愿，同意萨尔区在经济上归属法国，以换取在政治上保留萨尔区人民自决的可能。1957年，萨尔区终于通过公投重回德国。作为补偿，德国向法国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援助，并把萨尔矿井全部产量的三分之一给予法国。
阿登纳曾说，我们的整个未来取决于同法国和解。“信任只能慢慢地、一步步地重新获取，而且必须认真小心，避免任何足以再次引起对德国猜疑的事情”。
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回忆，从1958年秋季到1962年中，阿登纳与他之间通信40余次，会晤15次，总计进行了一百多个小时的会谈。终于促成了1963年《法德合作条约》（《爱丽舍条约》）的签订。
《法德合作条约》（《爱丽舍条约》）签订时，阿登纳已经是87岁的老人，为了这个政治理念，他努力了整整14年。1967年，阿登纳去世，媒体评论说，他以铁肩支撑危局，使一个战败的，几乎气息奄奄的民族经受住了考验。
阿登纳时代结束了，但德国的脚步没有停下。1969年，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勃兰特当选总理，开始推行旨在谋求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和解的新东方政策。在此之前，联邦德国采取的是向西方世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梅兆荣：你就把所有的苏联的东欧国家，都排斥在外了。而苏联东欧是他的邻国，而且是他也是，二次大战的牺牲者。你要这个解决历史问题，解决这个民族的矛盾的仇恨的问题，解决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疙瘩的问题，那你就必须要解决一个同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所谓正常化的问题。
1970年12月，勃兰特出访波兰，旨在解决德波边境争议。1945年，在商讨战后处置德国和解决欧洲问题的波茨坦会议上，原属德国的领土，奥德-尼斯河以东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波兰。
此次出访，德波两国签订《华沙条约》，德国首次承认德波在奥德-尼斯河的边界，并表示今后也将不再有领土要求。
顾俊礼：我所知道德国人内心里面对这个边境不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毕竟是德国的大片领土给了波兰，但是德国人也只能忍了，没有办法，所以德国为了这个欧盟的欧洲一体化的稳定和发展，它还是做的很多牺牲。
就在即将签署条约的这天，雪花纷飞，阴霾寒冷，勃兰特在向华沙犹太人纪念碑敬献花圈时，突然跪了下来。
这一举动震憾了在场的所有人，西方媒体惊呼，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
在勃兰特主导下，联邦德国先后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和解。
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德国再次表明，承认既有边界，此时，德国领土已由二战前的53万平方公里缩减至35万平方公里。而德国放弃的不仅仅是领土。
顾俊礼：本来这个德国马克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元的坚挺的货币，很坚挺的，但是德国在面临统一的时候，当时法国密特朗总统就有点不痛快，我愿意支持你德国的统一，但是好歹你德国也得做出点牺牲，你也得给我点好处，所以今天这个欧元实际上就是德法合作中德国让步妥协一个产物。
梅兆荣：法德两国，一定要合作。任何事情，在欧洲问题上，不能跟这个法国对着干，法国不同意的话，那德国就得等一等。
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法德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而德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始终是欧盟预算最大的净出资国，在欧债危机中，更付出巨资力挽危局。
梅兆荣：我觉得德国人，正确的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如果说希特勒想通过枪炮，通过战争来扩大它的生存空间。那么德国人现在战后呢，通过它的优质的产品，通过它的经济的实力，来扩大市场，来赢得人心。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在我看来，这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欧洲人的思想已经明确，欧洲的土地上将不会再有战争发生。欧洲人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他们不能回头，不能再回到过去的德国，这不仅仅是德国人，更是全欧洲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体会。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文化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血缘。但自甲午战争，到二次大战，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的民族创痛。战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着眼长远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促使两国人民在上世纪7、80年代有着较好的民间感情。
但是，从那时起到今天，日本官方除几次极为谨慎而有限度的道歉，经常在历史问题上模糊事实、反复不定，与中韩等亚洲邻国，在近十几年来，矛盾日益尖锐。
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修改宪法解释，再次激起各亚洲国家对日本未来走向的强烈质疑。
纪实 示威游行现场口号：保护宪法 安倍下台。
解说： 2014年6月，上万名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街访：对于这样不经讨论就决定的事情，我觉得很有危机感。
街访：一旦自卫权解禁，日本一定会成为打仗的国家。
为使自卫队海外作战的诉求合理化，安倍曾提出修宪目的之一是因应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越来越尖锐的海上冲突。
蒋丰（旅日作家）：用现在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已卸任）所说，他说日本患有一种和平痴呆症，年轻人不关心军事，年轻人不关心军队建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日本这种现状，要发展军事，要改变他的军事的体制，那么怎么办？就只好去宣传中国威胁论。
二战结束时，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精神，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理应归还中国，但以后美国人又将该岛“施政权”交给日本。90年代以来，日方不断挑起争端，2012年，更上演“购岛”闹剧。对于这些行为，中国政府均表明严正立场，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完全非法。面对中方严正立场，美方不得不公开表态，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日本却持续进行海上挑衅。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
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起来的时候，他也是一点一滴的，日本话叫なし崩し，就是一点一点的叫你不知不觉间，到那一天你醒悟起来的时候他已经都做了。
胡坤：对日本来讲，无论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还是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他都应该反思这个我们为什么发动针对东亚邻国的侵略战争，这其实不仅仅说是邻国的要求，他本国以后未来的世代也需要这一个世代去把这个问题理清楚。
同期声：这不是国家和国家的问题
是受害者和国家的问题
在东京的日中学院，原四野老兵日本人山边悠喜子正在进行关于日军在中国战争暴行的演讲，这样的宣传活动已经成为85岁的山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业。
山边少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生活，日本战败后她加入八路军成为一名卫生员。50年代回到日本。退休后，山边经常在日中两国之间往来，慢慢了解到当年日军731部队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她加入了中国学者的调查队伍，同时，开始在日本寻访战争亲历者的证言。
然而在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的家乡，山边却无功而返。
山边悠喜子（日本友人）：
那一个村子全是731的人，贫困的农民他成一个地主了，有钱了，那样一来，对石井四郎没什么意见，而且特别是好像是谢谢石井四郎啦。
解说：
石井四郎，原731细菌部队最高指挥官。战后，他曾试图诈死以逃过审判，而731部队的高官们最终控制了大量日本的公共卫生机构、医科大学，及生物科技公司的要津。对这桩罪行，日本舆论长期保持沉默。
山边：日本人的性格就是过眼就忘，不是忘了，而是想把它忘掉，因为这是日本人在战争中做的坏事。
从1993年起，山边和她的伙伴们开始在日本各地举办731部队战争罪行展览，发愿筹集4000万日元扩建哈尔滨731陈列馆。
山边悠喜子：
有钱人是不会出钱的。出钱的都是小学生，问我，阿姨这是什么，跟他们解释之后说这可了不得，就把自己的零用钱1日元，10日元，最多也就100日元，放到箱子里。
2014年6月，我们来到了位于东京市郊的山边家。
几年前，为了筹集资金做展览，山边卖掉了位于市区的大房子，住进了郊区狭小的老年公寓。在山边小小的家里，除了简单的生活设施，到处堆满了研究中日战争的书籍以及山边保留下来的一本本相册。
山边同期：
大概是在桂林
以前没有这个白大褂
山边悠喜子：
现在的日本特别危险，安倍这么做的话，我们自己觉得有一种危机感，所以这几年当中我们必须得站起来。
2014年6月，在位于北海道大学的礼堂内，由继承抚顺奇迹会所派生的再生大地合唱团正在准备着他们的同名曲目表演。
（这段同期声，不上字幕）
解说：
姬田光义是中央大学的一名退休教授，也是这支合唱团的创办者和负责人。
姬田光义（日本学者）
还活着的最年长的战犯有101岁了，最年轻的是93、4岁左右，要怎样接班，这个很难。
1949年，中国政府决定对留在中国大陆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到1964年，这些接受改造的战犯全部被释放回国，回国后，他们成立了继承抚顺奇迹会，用战争证言揭露真相，回馈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宽容和改造。
（音乐组曲歌词：我的孩子仅仅一岁就被日本兵杀害了。）
解说：
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位中国护士，自己的孩子被日军杀害，却要照顾战犯管理所里的日本军人。最终她战胜了仇恨，用宽容去感化这些战犯。
合唱团成员：
这样愚蠢的历史是不能够重演的，我们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卷入战争，所以这么努力地在做。
（合唱尾声）
解说：
尽管力量还很微弱，但是这些对历史怀有良知和道义的人们在奋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歌词：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2015年3月9日，默克尔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讲时指出，“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她告诉日本要直面历史：“二战后德国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
一天后的3月10日，是二战末期东京大轰炸70周年，安倍打破日本政治惯例，以首相身份参加追悼活动。安倍在发言中未对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使用“侵略”等词语。舆论总结：安倍强调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受害者”身份，他在提醒世人日本国民在那场战争中的悲惨遭遇。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的一篇评论称，美国应惊骇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如果日本是二战受害者的话，那么就不是东条英机，而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成为战犯了。
2013年9月，一张德法领导人与二战幸存者拥抱的照片感动了世界，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讲，只有承认历史，才能建设一个美好未来。
二战期间，日德两国都向邻国发起了侵略战争，然而，七十年后，德国凭着真诚的忏悔得到欧洲与世界的谅解，矢志不渝地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为世界带来和平发展新模式。而日本，在战争过去70年之际，没有深入反思战争带给本国和他国人民巨大的伤害，甚至遮掩历史真相，挑动边界争端。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尽，那些可怕的杀戮和6000万个死于战火的生命告诉我们，当战火燃起，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一个民族如果不能真正反思这段历史就意味着它无法对人类的未来交出自己的担当。我们祈愿和平，祈愿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能真正跨越战后，拥抱和平
专家学者评纪录片《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
2015-06-09
[摘要]“该片首次从多层面，深刻地讲述了战后德国敢于面对战争侵略历史，勇于承担战争罪责，不断进行历史反思的过程。张海鹏指出，日本政治家坚持对供奉在靖国神社的１４名甲级罪犯祭奠活动，就是怀念、肯定、歌颂策划亚洲战争策源地的战争罪犯。
正视历史才有机会拥抱未来
——专家学者评纪录片《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
新华网北京６月９日电（记者吴晶 史竞男）６日至９日，四集纪录片《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陆续播出，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能够揭自己疮疤的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光明与阴霾》提供的信息量大、权威可靠、有说服力、针对性强、现实意义重大、有前瞻性，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认真看过片子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世安这样评价。
李世安认为，纪录片通过系统梳理档案资料、有关文献，并在对当事人、政治家、学者以及民众进行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战后德日两国对待战争责任的反思与吸取二战教训的不同态度，系统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事实和档案文献资料。
“该片首次从多层面，深刻地讲述了战后德国敢于面对战争侵略历史，勇于承担战争罪责，不断进行历史反思的过程。”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邸文说，在政治层面，尽管德国战后内阁更迭，但是历届总理和总统都一以贯之，表现出一种睿智和务实的精神及“道德勇气”。在社会文化层面，德国重视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有关二战史的教育。在社会民众层面，在德国数以百万计的反法西斯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之下，承认侵略战争历史，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已经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正是德国为防止战争灾难重演，进行了多层面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才获得了周边邻国的谅解和尊重，为战后德国和欧洲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实现了战后德国的重新统一。德国正以一个世界强国的姿态，在欧洲和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能够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能够揭自己疮疤的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说：“当德国总理向华沙犹太人纪念碑俯身下跪时，时人评论道，勃兰特跪下去，德意志站起来。这个评论是深刻的。”
日本对待战争的反省及赎罪措施远远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说，我们在片中看到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扭曲史观的源流与顽固性。从回避战争责任的裕仁天皇“终战诏书”、到模糊战争责任的“一亿人总忏悔”、再到安倍晋三正面挑战国际正义审判的“侵略无定义论”，日本在歪曲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在国家政策方面和思想意识方面对待这场战争的反省并采取赎罪措施远远不够。”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朱剑利博士指出，抹杀事实之外，日本右翼极端分子还有着可怕的、对于人道主义、基本人权、生命的蔑视。对于大屠杀、“慰安妇”（性奴隶）等问题，他们要么根本否认，要么轻描淡写，极力缩小加害范围；他们仍然会强调日本人的“优秀”，害怕成为所谓“劣等”民族，从而变相地宣扬种族主义。当前，日本一些很有影响的人不去反思战争中各种反人类罪行，不做努力去获得受害国的谅解和信任，重建自己的国际声誉，反而念念不忘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强调自己受害者角色和日本人民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推卸战争责任，引发了地区强烈的不满。日本政府不顾邻国的严重关切和本国人民的反对，通过修改宪法解释等手段，制造事实上的地区军备竞赛，制造冲突，引发地区强烈不安。
张海鹏指出，日本政治家坚持对供奉在靖国神社的１４名甲级罪犯祭奠活动，就是怀念、肯定、歌颂策划亚洲战争策源地的战争罪犯。日本政治家的这种行为，当然导致了日本社会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日本右翼人士认为承认侵略是“自虐史观”，对军国主义时代依依不舍、与军国主义精神相依为命。
正确认识历史，才有机会拥抱光明的未来
“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观看《光明与阴霾》后，不少专家都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３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这番话。
“历史告诉我们，当战火燃起，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杨伯江说，透过《光明与阴霾》，我们看到了围绕历史问题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抓紧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证据；我们更看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意志。我们祈愿和平，祈愿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能真正跨越战后，而对于试图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任何言行，绝不姑息。这是中国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
朱剑利说，在今天人类文明仍然面临大规模伤害的威胁面前，我们希望在尊重、敬畏人类社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在反对战争罪行方面，在反对贪婪国家方面，在摆脱野蛮掠夺方面，世界的价值观整体趋同。
“客观面对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可以新生，可以有机会拥抱光明的未来。”张海鹏说：“在基本的历史事实面前遮遮掩掩，没有承认历史错误的意愿，还想掩盖错误，只能生活在未来的阴霾之中。”
反省侵略没有句点——纪录片《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引发共鸣（下）
发表时间：2015-06-09 来源：人民日报字体：[大][中][小][打印][关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但加害国对侵略历史的反省不应该有句点。本报记者采访的中外人士纷纷表示，纪录片《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所呈现的事实再次提醒人们，对人类历史上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绝不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前行，要告别军国主义亡魂
“这部纪录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能够加上日语字幕，在日本电视台放映，让更多的日本人去了解历史、正视历史、以史为鉴。”
70年来，德国对纳粹进行了较彻底的肃清，而军国主义在日本始终阴魂不散。日本总有一些政治势力对侵略战争不认罪、不反省，种种遮遮掩掩的做法引起了公愤。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胡德坤认为，日本的政治家中除前首相细川护熙、村山富市等以外，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甚至还有一些人对侵略战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谈及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指出：“日本很多甲级战犯后来又进入政府、国会，这在德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从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来看，日本基本上延续了战时状态，因此很难对战时罪行、军国主义进行彻底肃清。”他强调，在日本右翼势力面前，日本国民的力量很弱，很多日本国民也希望中国、韩国坚持督促日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对记者表示，战后7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有些战犯的子孙进入商界、政界，形成了稳固的政商勾结网络，在日本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而是日本的政治现实。
“战胜国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可以说是草率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朱剑利认为，这种“草率而为”导致日本与侵略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组织未能得到重大改组；军国主义分子在整体上得以基本保全，从而“保存”了在这些领域较为强大的右翼倾向，并为今日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政治、经济、组织支撑。
“德国对过去所犯错误进行了严厉追究，而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十分暧昧。这部纪录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能够加上日语字幕在日本电视台放映，让更多日本人去了解历史、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神奈川支部支部长松山英司由衷地说。
“在战后70年的今天，德国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仍在对二战历史进行讨论和反思，这对德国今天的发展至关重要。”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普鲁士协会主席福尔克·察普克表示，“反观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日本在中国犯下了那么多罪行，却没有对此做出道歉和赔偿。将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相比较，就不难理解中国与日本关系中的不愉快和摩擦了。”
前行，要彻底清算侵略历史
“相比于德国的道歉，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歉，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平民的屠杀无法让人宽恕。”
连日来，这部纪录片成为北京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热议的话题。本报记者来到这里同几位抗日老战士一起观看片子，听他们回顾那段烽火岁月，探讨当今对历史的认知问题。
97岁高龄的昝绍南是一位老红军，他15岁参加革命，长征中三次过草地。“那时日军到处修建炮楼，见到路上有人就开枪扫射，机关枪突突突地响……”谈起日军的残暴，昝绍南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慨，手里的拐杖好几次用力敲击着地面。
“当时我们在北宁路打埋伏战，我和日本侵略者亲自交过手。”纪录片仿佛将89岁的抗战老兵王建民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日本实行‘三光’政策，冀东抗日根据地发生了潘家峪惨案，整个村子全部被烧光，死了1200多人。铁证如山，然而日本竟然至今都不认账。”
92岁的抗战老兵刘通启对本报记者说：“日本右翼分子的这种行为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战争亲历者站出来揭发他们，告诉人们真相是什么。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对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加强教育，尤其是对日本的年轻人。”他的妻子、84岁的耿玉芝在抗战时期是随军会计，她激动地对记者说：“这样的纪录片非常有意义。历史一定不能忘记。一定要好好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记历史。”
“我是一个反战主义者，经历了战争才会知道和平的可贵。战争无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最终遭殃的都是老百姓。”84岁的抗战老兵洪炉由衷感慨道，“这样的纪录片很有必要，如果所有人都能认识到战争的罪恶、和平的可贵，那么总有一天这种声音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层，对维护和平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还采访了94岁的拉夫·格里芬。他是二战中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菲律宾巴丹被俘后被运往沈阳战俘营。他说：“相比于德国的道歉，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歉，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平民的屠杀无法让人宽恕。”
谈到德国社会的反思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邸文表示，德国对二战的反思过程也有几个阶段。在二战期间，大量民众参加纳粹党，在纽伦堡审判后，这些民众发现自己被蒙蔽，震惊而且羞愧，认识到了“集体犯罪”这个问题，普遍要求彻底反思，从历史观念来讲，德国人普遍认为需要客观认识历史，德国民族的辉煌与耻辱都要承认。
前行，让公理正义唤醒良知
“如果一个民族、国家不能正视历史，就很难正确处理目前国际关系当中对历史认知问题产生的矛盾，也不能吸取经验教训，维护和平。”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日本著名画家丸木位里夫妇曾经画了一幅原子弹爆炸图，在世界各地展览时遇到美国一名教授问其为何不画日军罪行。人间自有良知，丸木夫妇后来真的完成了巨幅画作《南京大屠杀》。
松山英司不仅自己观看纪录片，还向很多朋友推荐了这部纪录片。松山多年来一直组织侵华老兵举行各种证言活动，让日本民众了解侵略历史。松山表示，今后还将继续组织类似活动，希望日本也能正视历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日本的有识之士做了很多工作，也面临着困难和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汤重南说，有识之士的做法是为了日本的未来，为了日本和世界各国可以实现和解。
“不得不进行反思，必须反思。”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费利克斯·克鲁帕来自德国弗莱堡，他强调说，“不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就无法建立起德国人现在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一个国家如果不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就不可能有未来。”
“历史成为过去，现在的德国和日本主要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对于战争罪恶，他们实际上没有直接责任。但是，这些人对现实、对未来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一个民族、国家不能正视历史，就很难正确处理目前国际关系当中对历史认知问题产生的矛盾，也不能吸取经验教训，维护和平。”刘江永说。
前行，让人类和平持久延续
“一个国家和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而不是在别人的要求之下。”
德国对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世界上可以说具有示范作用。但克鲁帕却说“这谈不上‘自豪’，我们做得还不够”，“一个国家和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而不是在别人的要求之下”。
西蒙顾和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赫尔曼·西蒙教授表示，对历史的反思在当下仍十分有意义。未来人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德国的这一段历史要在学校教学中充分反思，不能遗忘。因为这是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最重要前提。
“我们有理由期待德国做得更好，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朱剑利表示，正如纪录片中所说，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不应放任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
战争、和平、发展贯穿人类的文明史。人们厌恶战争，祈求和平，渴望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一直没有停止思索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更好地、行之有效地、不靠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地解决争端？
历史不容遗忘，反思没有终结。
为了人类更好地前行，为了拥抱美好的明天，必须让正义唤醒良知，让光明战胜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