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让周案推动中国司法“去政治化”
括苍山人..2014-08-10 19:09
让周案推动中国司法“去政治化”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杨俊锋
原载中国政经2014年08月07日
几天前，周永康被审查与几个月后召开的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项决定被同时公布，激起了铺天盖地的评论和极其激烈的争议。无论两者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都颇值高度关注和深入讨论。因为它们都事关当代中国最迫切的课题：法治。
周永康被查办无论如何解读，本身都极具法治意义：审查虽是以违纪之名，但违纪最严重的情形正是违法；同时，周最终能否受到公正的法律审判、能否由此推进法治进程，都是重大的法治议题。周的落马也至少可以由此公开反思、批评他违背法治倒退的种种举措。尤其是他任内的最后五年，当时“九龙分治”的最高权力结构决定了他对中国法治状况，负有最直接、最主要的责任。
若总结周的主政特点，可归纳为“大棒加胡萝卜”的政法思路，而唯独缺乏法治思维。他片面强调执法与司法的政治性，使原本稍有起色的司法改革不进反退，为权力干预司法制造了便利的正当性依据和制度性通道；他信奉强力维稳，为此进一步削弱了原本就较为微弱的公检法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惜损害现行法律、公正和个人权利。固然，在中国推进法治阻力之大可以想见，但他不仅未做太多认真、对路的努力，而更多的却是逆法治而行。
而且，其亲属利用他的职位和影响力非法攫取利益，在他翼护之下的刘汉集团的横行滋虐……这些直接践踏法律的罪行，足以令人震撼，也是法治严重缺位的直接、典型体现。
因此，尽管在腐败泛滥的严峻现实下，强力反腐可能是短期内更为高效、可以理解的无奈之举，但若仅停留于此而不尽快推进法治，那么拿下周永康乃至更大的老虎，其价值也是有限的，也难免会遭受政斗的议论，也难免让人们担忧反腐的结果可能是强化集权，而且腐败不仅难以根治还很可能反弹。
由此而言，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且这在执政党的历史上应属首次，因此自然多少令人出乎意料的欣慰，也值得因此对中国的法治进程报以谨慎的期待。
从周案检视中国的法治进程与争论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执政党即已誓言要实行法治。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则专章论述法治建设，而现实的法治进程却又未能满足人们的预期。因此，不少批评家对上述决定冷眼观之自然可以理解也有其价值，但又失之于苛刻和躁切。
在批评者看来：执政党所谓的法治，无非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作为执政者治理社会的工具、方式意义上的“法制”，不过是以（依）法治国(ruleby law)而已；若没有民主先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的确，法治（ruleof law）更强调国家权力包括最高权力也要守法，哈耶克甚至将法治直接定义为政府（广义上的政府）守法——在中国，迄今为止却连执政党自己颁布的法律也并未被其各级机关所能严格遵守；而除非有民主作为现实的压力机制，那么掌权者往往很难自愿受制于法律。
但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执政者其实都要面对民意的压力。只不过在非民主国家，民意对执政者的压力缺乏直接性、制度性影响，因而执政者为应对民意而实施统治的方式存在着复杂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非民主体制并非千面一律：例如，开明的非民主体制会为了赢得民意而尽力促进经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人权利；同样是在非民主体制下，有的国家是无法无天、恣意任性的统治，而有的则是法制严明、较为规范的依法治理型统治，如新加坡。
固然，这种依法治理并不等于法治，也不一定通向法治。但相比于无法无天的非民主体制，依法治理型体制转向真正的法治，可能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奠定了法治所必备的法律权威和守法的文化。可见从依法治理到真正的法治之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而可能是存在着模糊地带的渐变进程。而且，最理想的进程当然是法治和民主同步推进，但相比落实民主，推进法治的难度可能会更小。因为法治强调的是权力的规范化，而民主却可能事关执政者的更迭。
再者，转型国家若能先行推进法治，转型的震荡和代价会更小，这实乃国之大幸，这也正是落实多数人所赞同的渐进改良思路重要的具体操作性路径。因为在缺乏一定的法治要素作为基本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骤然推行民主，极易造成政治各方互不买账的混乱；同时，执政者可能会为拉拢选票而采取种种迎合民意的激进民粹主义政策，从而严重损害经济。乌克兰等转型国家在宣布实行民主之后，屡屡动荡、经济停滞、腐败更为严重，就是例证。这反而败坏了民主的声誉，进而阻碍民主的真正实现。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从韩国、台湾、新加坡到西班牙、智利等等，其经济起飞却恰恰发端于缺乏民主但具备法制的威权时代，这绝非偶然。
在当下中国，即便执政党推进的是以法治国意义上的法制，但对于实现真正的法治而言，也是正确的方向，极具积极意义，且也是现实可行的。
当然，至少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释放民主的力量，极为必要，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尤其是当前腐败的惯性和势力仍极为强大，反腐已进入微妙的高风险阶段，本能促使官员必然会或明或暗的反抗。因此，虽然反腐无疑大得民心，但民意的力量需要通过改革来释放，以对抗官僚集团对反腐的抵抗。例如，通过落实现行法律，放松言论管制，切实发挥选举与人大的作用——而这同时也本就是推进法治的应有之义。
司法去政治化的阻力在于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
而推进法治的关键，无疑是司法的独立、权威和公正。其实这说白了不过意味着：当出现法律争议，或发生违法犯罪时，有可以信赖的讲理和纠正的途径。这不仅对于社会具有基础性的定纷止争功能，而且也是贯彻法律尤其是确保公权力依法行事、实现法治的根本出路。这也是缓解信访妨碍法治的重要保障，因为在大幅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性之前，断然取消信访，可能大为损害民众对正义的预期及其权利的现实保障，并可能使地方官吏更无所忌惮。
也可见，司法独立、公正本不应被人为地贴上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意识形态标签，而首先是人类社会一项基本的治理技术而已。即便是缺乏法治文化的传统中国，也不乏类似思维，如：兄弟分家析产，往往是找舅舅主持；家族内出现纠纷，通常是诉诸共同的长辈如祖父调解。因为无论舅舅之于外甥们、还是祖父之于各晚辈，不仅是独立的个体，而且也通常最能公平的对待。只不过这未上升为普遍、正式的国家制度。因此，执着于从政治意义上论说司法独立，其实可能不自觉地落入了意识形态守旧者设定的话语窠臼与陷阱。
在当下中国，推进司法独立和公正看似已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执政党也在不久前推出了司法改革的具体方案并有所行动，但要真正落实却是考验耐心的艰难漫长之路。其最大的困难倒并不在于意识形态或理论，而主要在于：
中国的改革主要是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而司法独立无疑意味着执政者主动放弃对司法权这一重要权力的控制——无论学理上如何用心良苦的周旋或循循善诱，实质都是如此。同时，对权力包括司法权的集中控制既是集权体制的根本体现，又是其维系、运行的基础。对执政者而言，任何触动这种权力集中控制体系的改革，都可能有导致整个体制垮塌的连锁风险，因而自然会非常慎重。再者，现行司法制度积弊已久，对其任何的实质性改革，都不仅意味着观念的转变，更是内部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
而且，中国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也大体安定，多数百姓虽不乏牢骚但生活水准却也大致都有改善，这为维持现行体制提供了资本和信心。同时，中国社会文化中各种抵触法治的潜在的固有观念，如：寄望于圣君明相而非法治、重实质公道而轻法律规则、重实体正义轻程序正义等，在普通大众中仍极为普遍和牢固。
现行体制下仍具有司法去政治化的空间
当然，希望并非没有。司法改革至少在中国知识阶层已是共识，执政党也开始有所行动。而且，即便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司法改革也并非完全没有推进的空间。其中，比省级以下法院垂直管理的改革方案更重要、也切题的是法院的去政治化，例如：党对法院的领导应限定于依法通过现行人大制度任免、监督法官，而法院可不设党组，并至少应禁止政法委对审判的干预。这与党的领导并非不可兼容，而恰恰是“改善党的领导”。
而且，再严厉的革命政权，“权力的总发条”都必将不断松驰，哪怕再想随意的管控社会都将越来越难。而随着既有体制的弊病不断凸显，推进法治包括司法改革的现实压力和相应动力也必将继续强化，当推进改革使执政者的收益大于损失时，改革就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进展。同时，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也在缓慢成长。经济发展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是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社会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互联网不断普及和发展，这都将导致法治观念在大众中更深入和普及，从而成为推动法治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作为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能像当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那样，以推进法治进程来开创一个属于他的新时代吗？这无疑有待和值得继续观察，这也许正是发生在当下中国的一大幸事。在这一过程中，谨慎的期待与尖锐的批评都一样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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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建议
赵士林.. 2014-07-31 14:54
反腐建议：揪出周是反腐标志性成果，随着反腐深入，官方民间都应形成共识：1腐败如此严重，已是结构性问题，不搞政改变革体制，反腐恐越反越腐，功败垂成，应立刻着手汇集全社会智慧，设计反腐治本系统，这样才能提高反腐信心；2反腐追回巨额赃款应公开宣示明确具体直接投入民生，这样反腐才能激起民众积极性；3不能这边反腐，那边破坏法治、迫害律师、维权人士等民间反腐主要力量，应系统纠正政法、文宣等极左观念和做法，为反腐培育雄厚社会基础。
警惕反腐边际效应递减
2014-07-31 08:39
周永康被揪出再一次提醒我们，反腐治本应纳入议事日程。反腐怎样治本？其实大家早就清楚，本就是我们这个政治体制：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无限的执政党必然是腐败党。不解决笼子问题，打多少只老虎都意义有限。治标不治本的反腐必然导致边际效应递减，最后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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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泛腐极贪之根，品德乎，制度乎？
普欣.. 2014-06-21 17:12
----对当下肃贪运动的一些深度思考
在经济萧条，人们普遍感觉工作生活压力急剧加大的背景下，落入眼帘的新闻不是经济有效回升的希望，官员密集落马的消息却不断刺激人们的神经，但也渐渐的麻木起来，诸多的事实证明，谁在台面谁下地狱更多是权贵富豪之间的游戏，对一天为吃穿而愁的百姓来说，似乎这一切离自己太远，破旧而未立新的现实，反倒随局面的严峻，生活工作更不容易了。
于是乎，老百姓一开始所具备的热情和期望渐渐退去，更多在发愁现实当中的生活艰辛，面对今天的彷徨和明天的迷惘，不得不深层次的考究我们的社会机制，不得不从根本上寻找原因。作为长期喜欢琢磨宏观经济的笔者，更在几个社会大逻辑上有了障碍和反差，在这里欲求一吐为快，和社会同仁共同商榷，求得答案。
一、肃贪效能和现实社会内涵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如果反腐败能够高度高效的推动经济的发展，无疑把它作为核心突破口是对的，但事实呢，从现象和效用看，这个突破口并没有发挥突破的功能，从某个角度反倒遏制了正常的经济脚步，观望和维继成了这个国家的普遍现象，就和一台既便动荡，但还高速行走的列车一样，一下子减速，如同蜗牛一样蠕动，所有的矛盾更加彰显。
打官豪战果丰盈，动辄查抄货币几亿几十亿，当没收的房产也是几十几百套，未见战利品替普通百姓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午餐还得自己想办法。子女择校依然要托门子，收费一分不少。特别面对高企的价格，住房依然和梦一样遥远，然地方政府却一直就没有放弃企图通过推高房价，获得土地最大化收益，以解决自己运转财力的现实，这都隐喻和决定，房价的政策性界定绝对是只涨不跌，故此前副国级领导、经济学家成思危都在广东高声呼吁：年轻人，有能力的就赶紧出手买房！或许是依他的资深把一切问题看得太透彻，忍不住。
民众真正关心的医疗养老一片迷惘，只能无奈的祈求老天赐予健康，似乎医患矛盾愈发突出，都到医生护士武装上阵的地步，一场不大的病都足以让你一贫如洗。养老保障体系更是飘忽不定，还在喋喋不休的纠缠是不是延迟退休，在减少养老支出和提高养老金年度提取上深度博弈。点点滴滴体现，一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尚不是真心为社会提供最好的保障内涵，反倒成了图谋赚取财富的热门有效途径。
不是刻意诋毁这种肃贪，事实证明随着肃贪运动的深入和扩大，并没有出现经济上的起色和全面改良，就业和收益都没有提高，反过来通胀就在不明显再放水的条件下，都愈发彰显，基本生活支出明显提高，恩格尔系数高超反弹。老百姓很现实，可以不讲政治，可以做到安稳而不寻衅滋事，但这必须是以相当的经济基础来做保障的，当自身处境不断恶化的时候，很难再矜持，揭竿而起不是不可能，诸多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此肃贪激化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也引发了体制内外普遍观望和不合作态势，就如笔者曾经写的文章一样，第一经济掌门人对世界表态，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能够支撑的好像就他一个人一样，反过来大小官员都在看热闹，看这个剧如何收场。
显然这种应该在理论和道义上是提高中气，扫除发展障碍的，利于经济和百姓的肃贪运动，在老百姓眼中从热情期待的边际正相关，跨越拐点走向了冷漠讥讽，对既存社会体制彻底失望和厌恶的负相关。
二，肃贪的本质及其与经济发展究竟谁主沉浮？
反腐败是一个党派应该自身具备的最基本机制和常态化行为，更多在过程当中的制衡防范，一旦失控恶果出现，就意味制度的缺陷和政治的沦落，恣纵紧收显然更有凭借利益拉拢利用官员和管理官员之嫌，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是现代民智逐渐开启时代的特征，权力时代也渐渐随着民众对独立自由意识增强不再至高无上，这正如台上在演一曲没落陈旧枯燥的戏曲一样，观众只能越来越少。
如果现在不从根本上认识导致官员泛腐极贪的根本原因，更把这种让官员密集落马当政绩，标榜伟光正，更当做继续获取民心民意，缓和社会矛盾之手段，显然在高看自己心机，低估了民众的鉴别力，不仅仅不会凑效，反过来自己的路子越来越窄，将面临社会的全面不合作甚至抵抗，最终全面启用国家暴力机器，未必能够收敛得住。
依照政体设立宗旨，本身就有责无旁贷的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之功效，就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持续化的保持社会朝整体性富足文明迈进的态势，腐败在任何政体理论上都是零地位，所以一个国家更重要的就是保证提供平台，提高民众第一次社会财富创造和增值当中应该的收益，保证第二次（包括福利及全面社会保障在内的）分配达到相对平衡公平，这才是第一性的任务，点滴的腐败都是检讨的对象，当更应该反省自身的不足。
面对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反过来把应该是自己悄悄清理门户的反腐败当做政绩，彰显的是个人，动摇的却是一个政体的系统和根基，此行动在缺失经济发展内涵的情况下，往往适得其反。依然颠倒主次，模糊任何一个政体存在的根本要务，当经济政策，经济手段长期缺失，会让让民众失去了期待与合作，反过来，主题化的肃贪风暴所表现的大案要案，特别贪腐的泛化性，更让民众将彻底失去信任度，怀疑特定政体领导社会经济的能力，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受到严重质疑是不可避免的，一旦这样，社会就此陷入无穷无尽的对抗当中，根本就没有稳定可言。
三、官员泛腐极贪之罪，品德乎，制度乎？
其实前面说了许多，现在才是要本文回答的主题，笔者曾经在12年底，写过这样的文章《官员频频落马的质疑》，曾在天涯论坛火爆过，引发许多朋友的回答和思考，笔者在里面就关于官员泛贪极腐问题，到底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是社会制度原因做过探讨，首先说明包括这次写文章一样，笔者绝非是要替官员解围，撇开政治经济问题不说，就借江湖上常说的：出来混的，怎么得到还要怎么样还，所以在经济问题上的落马不值得同情，反倒渴望其警示作用一直延伸在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通过遏制巧取豪夺，培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道德血液。作为一名理性的人和冷静的社会经济学爱好者，当有独特的思考与冷峻，深度和广度考究社会贪腐，绝不可简单的因为反腐成就谄媚唱赞歌，因为这样无法面对自己的良知，更无益于社会的进步，自然应就学术的角度，剖析根本性的罪过和原因，用既包容又很苛刻的眼光多层次看问题。
一个朋友陶侃，但凡曾经在台上无限光鲜的官员，以经济贪腐的名义落马后，不久就暴露出下半身肮脏的故事，这里不是猎奇，而是要说出一个必然性问题，人性之欲和私，凭借理想和信仰可以抑制了一时，但不可以做到永久，俗语讲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如果真的没有湿，那么肯定逻辑失去判断基础，就是原本没有到过河边，然我们都是红尘中人，从来就没有世外桃源，所以不可能真的就如赞歌歌词描绘的那样相信有什么道德化身，更不能如神一样推崇任何一个人，达到顶礼膜拜，也别过分拿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水准，衡量要求每一个人，随意拿道德武器去征服任何一个人。
其实一个社会秩序的存在和维持，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根本不是凭借个人的自觉性-----一定层面和社会内涵的品德来实现，根本力量就来自于制度和法制，唯有法制才可以让官员及至崇拜树立的神和普通百姓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也才可以互动，真正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旦形成这样的环境，大家都按照一个标准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当没有特权极权的时候，就不存在暴力和极端，任何事情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作，自然很少有出格的事情，反过来就是出格也可以凭借法律的标尺裁决，圆满得到解决，显然普遍的法制意识和宪法宗旨，很少积压社会矛盾，一切都与时间同步，完成终结，目光永远是朝前看，很少有身后背影，如此如何不朝前迈出更大更矫健的步子呢？
但是通过道德约束下的人治，自然演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悲剧，就如前面说的人都有私欲性，都有自身性格的缺陷，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所演绎的那场长达十年的运动，通过历史沉淀以后看，是最好的证明，也是现代人类最肮脏最可怕的历史。如果依然是凭借信仰为幌子的人治社会格局，特权存在，特别是不受监控权力的存在，自然免不了私利集团的侵扰和捆绑，而当公权私用的时候总会伤害更多人的利益，如此就有情绪，牢骚和对抗，就有恐吓和镇压，如此还避免不了如那十年一样大倒退式的社会悲剧，其实这就是人人作恶下的人人自危和疯狂维护，形成一轮接一轮的恶性暴力压制循环，整个社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处于恐怖氛围，包括执政贵族阶层和平民。
四、用什么的制度才可以保全自己，达到洁身自好
法制国家的领导可以随意跻身在老百姓的行列之中，可以随意坐地铁逛大街，就是有了个性上的差异，也可以用法律的角度防范处置。于是腐败不是自由社会所滋生，并是什么专利，而所谓的自由内涵，就是有权利且通过一系列机制遏制个人特权和腐败的行为能力，彻底清除泛腐极贪的环境，即便腐败了，所受到的惩罚自有尺度，也不会因特权阶层的需要随意放大或庇互，所以说这不仅仅保护了社会，更保护了自己。
说透了，同样是饱含先进理念的社会制度，就看谁的可以操作落实，谁的又常常被挂空虚设。能够普遍落实的，化解一切危害，不能落实的，正因为通过极权树立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对手，时时处于被报复的境地。现实当中，把法制落于口中，把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政体当做敏感名字，其实真是掩耳盗铃之举，因为维护极权有一时的荣耀却没有永久的太平，更不能保证自身名誉及真正获得安全保障，即便去世了，也难不被掘墓鞭尸。
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暧昧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克林顿不检行为是因为总统身份受到国民质疑和国会弹劾，但并没有因此道德问题而立刻离开总统位置，瞬间达到臭不可闻，就是离任了，还被尊为有作为的政要，那么看看我们的大小官员呢？谁有这么自由，摊上这样不耻的事情，谁又可以躲过谴责和刻意抹黑一劫？
再说我们的官员生成机制，都是上级任命制度，所谓选举都是形式，为此为了自己的地位拼命维护上级利益是官员第一要务，这样就形成一种体系或者帮派，往往任何一处极权腐败都会实现和放大，所以很少烂掉的是一点或一处，往往烂了就是一大片，形成所谓的官场窝案和地震。这样说来，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很难，有时候就是看见前面是烂泥都得跳，比如央视经济栏目所谓最佳女主播，绯闻接连被扯出事件，就是官员特权威力，哪个漂亮的女主播敢不听任摆弄？其实所有的下级官员及其幕僚，有几个是可以抗衡上级的？
既然官员生成机制的实质来自于上级更高的官员，那么如果下级出了问题，首当其冲应该追究上级责任，从网络上看到有人建议反恐实施连坐制度，自然这很左了，但这个建议用在用人监控上，即实行上级连坐制度，未必没有道理。似乎这次由江西上去的副国级领导落马，有主流媒体严厉的说，班子成员频频腐败，班长推卸不掉责任，问题是这样的理念只用在个案上了，如果真正要追责，一切的上级，包括最高层更应该有责任，试问泛腐极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这些左左右右的上级管理机关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发现苗头就遏制？早作为，勤作为，绝对不是如此无法收拾，负面影响太大的局面，这样将要挽救多少人，多少家庭，但我们的上级这个时候往往摇身一变，成了道德正义的化身，真乃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于是个人道德约束在不好的制度里，往往是不堪一击的。
有时候就想，既然上级管不了下级，那为什么不把权力交给应该服务的下级百姓层面，如果官员的命运掌握在被服务的人手里，被服务对象投票选举，根本就不会出现泛腐极贪行为，自然实行这一切，按照官方不符合中国现实，那为什么不和经济做法一样试点，渐渐推开呢？说透了，还是拿稳定为由头怕私利丢掉，所以泛腐极贪是单一极权国家制度下，根本无法克服的，是个性私利和公权结合下的社会怪物，不断繁衍滋生，直到膨胀到没有存在的社会空间时候自行爆炸灭亡，似乎现实疯狂的贪腐就是已经轨入这样的道路。
五、回归真实，不能再去颠覆历史
正是这样的怪胎制度，才出现很离奇的事情，不仅仅泛腐极贪盛行，就是这样的普遍现象你还不能随意评论和遏制，这最突出的代表莫过于某媒体管理总局，居然禁止媒体记者跨行业采访报道，批评也要征得被批评曝光单位的同意，看似这是一个部门和行业的事情，实际就是封整个社会之口的信号，即便我错，你不能说，极权下的腐败不仅仅没有遏制，反过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现代科技形成的网络自媒体时代，随着民众对外面世界了解的更多，多元化思想的形成，已经不是凭借道德理念形成共识并约束的阶段，更不是信息闭塞落后旧时光，仅凭平面媒体忽悠掩盖愚弄的时期，一切事件的真相，总会通过各种手段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包括权力生成实施，包括一切私利丑恶现象，都在民众的眼皮底下。唯独顺应潮流，还权于民，还利于民，才会和民众达成共识，形成社会应该的积极行动，建立有效井然的社会秩序，所以一切不是凭借几个人臆断般，高层设计就可以达到理想的社会状况，更应该低下身子，发挥社区作用，自己的事情自己管，逐渐破解极权，让每个人都遵照社会一般性的法制意识，这才是真正的反贪惩腐手段。今天抓几个明天抓几个，那么后天、外后天呢？没有制度上的根本遏制，贪腐官员是反不完的，似乎明朝的东厂锦衣卫最后都成了社会最大的极权威胁力量，就是这些组织加剧了明朝的灭亡。
在历史中，当有历史的态度，如今简单的抓抓判判，根本达不到清廉社会，体现政治清明，在制度设置和完善上必须迈出坚实的一步，哪怕再艰难，风险再大，必须闯关。同时，应该历史的看问题，妥善终结过去，通过权力的自卸和财富的充公，化解也是过去同一执政团体中，另外一种理念或者偏差下，应该是历史的政治经济错误，不可以让历史下已经形成的问题，成了无法弥补的硬伤，或许更多的可以是案板上的鱼，不会再反弹，但就是个别的，来一个兔子急了咬人，狗急了跳墙，那么局面就不是现在动作上的优哉游哉了，更何况，在中国一直就有一朝天子一朝臣是说法，这样就有压制和新极权嫌疑。再者，过去十年下的房地产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个腐败的环境，那个时候就提倡过接待就是生产力，不变观念就挪位的做法，这就是说，历史必须用历史的方法，高度智慧的解决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普遍过失，不能一刀切或者简单处理。
啰啰嗦嗦说了很多，但主题还是力图想表明，现在我们真正遇到的是什么，那些问题更亟待解决，怎么样解决。自然一切都是在纵观世界时局和模式，更在毫不客气的挖掘现实之弊端的心态，既然是思考肃贪环境下的中国现实和未来，特别深度考究泛腐极贪的成因和对策，就应该客观面对一切，实实在在，绝不可以意淫，更不可以对时局妥协，如果是那样，那就没有思考的意义，就是刚愎自用，继续在狂妄的路上狂飙，根本不计较翻车坠毁，这是对现实的践踏，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这不是牢骚，是面对的现实。历史证明，更是现代高科技下多元化发展背景所决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真正衡量社会政治清明，管理之智慧的标准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趋势，是总体的平衡，是否具有逐渐高出最低忍耐力的底线的相对社会公平，同样这才是一切党派团队存在的现实需要，如果把社会经济之发展，社会之存在当做固化一些党派团队地位和利益的手段及目标，就比如朝鲜那样，保证世袭罔替，保证极权，显然是本末倒置，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它彻底颠覆和灰飞烟灭，根本就没有善终可言。
甘肃天水 普欣
2014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