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言皇帝的胡子、伊期兰教和《明史》
关于明朝皇帝的族属，争议己久但鲜为人知。大致有三种观点：传统看法认为朱元璋是汉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回族；民间则有十回保一朱的说法，认为朱元璋手下大将有多人是回族。
朱元璋是回族的观点乍一听很雷人，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这一观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海外广为流传，一些学者认为南宋以后汉人分别被蒙古人、回回人、满人统治，所以有“崖山以后无中华”之说。
这一观点并非捕风捉影，持论者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比如《明史》中两次提到朱元璋“克葬”其母，而“克葬”是回族特有的丧葬方式，具体做法是用白布包裹逝者，而不用棺材。
持传统观点的人从皇宫钦食以及宗教信仰（朱元璋曾出家为僧）等方面举了许多例子进行反驳，但有证据显示，朱元璋为了夺取江山，不得不借助汉人的力量，夺取江山以后，借鉴了元代异族统治败亡的前车之鉴，为子孙后代计，有意掩饰其回族身份，主动进行汉化，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江山世代永固。另一方面，元末明初，回族尚处于形成阶段，各种风俗是否如今天一样成为共识和习惯，很难说，虽然色目人在元代地位较高，但是仍然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能否不受蒙古人的影响而整齐划一保持正宗，我们不得而知。
笔者不想打笔墨官司，而是想从明朝皇帝本人的生理特征进行分析。有一件事情最能反映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回民身份——胡须，这一证据非常直观。
众所周知，汉人的胡须数量较少，嘴唇以上为八字胡，下巴为山羊胡，而包括阿拉伯人、维吾尔人在内的西域人都有浓密的络腮胡。
从现存的明成祖朱棣到末代皇帝朱由检的画像可以看出，他们的胡须有一个从多到少的递减过程：早期的皇帝从成祖朱棣到英宗朱祁镇，全都是大胡子。后期的皇帝从武宗朱厚照以下全是八字胡和山羊胡。中期的皇帝胡须数量介于两者之间。这似乎可以证明两个事实：一是明朝皇帝有回族血统，二是皇帝与汉族女子通婚并逐渐汉化。
据《明史·成祖》记载：“王（指朱棣）貌奇伟，美髭髯”。从画像上看，奇伟与否不太好说，但是“美髭髯”名不虚传。朱棣嘴唇上的胡须大大超过八字，从旁逸出很远，下巴的胡须主体部分似乎并不“超标”，但是胡须除了主流以外还有支流，两侧各有一绺胡须，经过打理飘逸而下，其余更靠边的胡须则被画家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经过这样一番处理，朱棣的胡须看上去就和汉人相差不多，但是他的嘴唇周围却“疏梅横斜”。
如此用心良苦地处理胡须，恐怕不完全出于爱美之心，这也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深谋远虑，事无巨细的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却没有留下一副可靠的画像。明代学者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记载：“高皇帝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既然“集画工传写御容”，为什么没有给后世留下一副标准像？这显然不符合常情。朱元璋向察民间疾苦，爱惜民力，不事奢侈，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画像这么挑剔呢？
朱棣处理胡须的方式是分流法，尽量缩小面积，提高密度，另一种方法的原理与之相反，如实反映面积但是缩小密度。在朱高炽的一个版本的画像中，画家写实地将他的络腮胡画了出来，但稀释了胡须的密度，每根胡须之间都有距离，就像刺猬的刚针。
第三任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画像比较写实，他浓密的大胡子跟阿富汗塔利班战士（塔利班禁止男子剃须）别无二致，这一胡须绝非中土人士所有。
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的胡须还相当可观，但是宪宗之子孝宗朱佑樘的胡须突然少了许多，这是因为他的母亲纪淑妃是广西瑶族土司的女儿，纪淑妃是在成化时明朝征讨大藤峡瑶族时被俘入宫的，后来偶然被宪宗朱见深临幸，诞下孝宗朱佑樘。这样一来，明朝皇帝就掺入了瑶族人的血统，因此朱佑樘的胡须大量减少。明代中期以后，一些新皇帝大多由地位较低的宫女所生（如万历、泰昌）这些宫女大多数是汉族平民，因此皇帝的胡须越来越少。
明朝皇帝与伊斯兰关系密切，朱元璋登基后在南京、西安及滇、闽、粤等地敕建清真寺。南京的清真寺赐名“净觉寺”，朱元璋经常光顾，并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文中热情赞颂了真主和穆圣，显示了朱元璋对伊斯兰的感情和深刻认识。
朱元璋以下的皇帝对伊斯兰教也有明显偏爱，首都北京建有4座大清真寺，在全国各地建有90座清真寺，这些寺院都是皇帝个人捐款修建的而不是动用国库。伊斯兰教在古代中国并非主流宗教，而明朝皇帝却对其异常热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不少穆斯林在朝内担任重职或在地方和军队中担任高官。波斯旅行家赛义德于1500游历中国， 1516年回国后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奉献给土耳其素丹（国王）赛利姆一世。该书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明皇室对伊斯兰的特殊关系，文中描述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文中还指出皇帝对其伊斯兰背景进行了隐瞒并分析这么做的原因：“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
赛义德来到中国的时间正是明中期孝宗和武宗时期，他的著述可以从武宗朱厚照的言行得到印证，玩世不恭的武宗对伊斯兰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评论各宗教说：“儒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教看似能穷神知化但不能复命归真。诸教都有偏颇，只有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所以能够天长地久传至万世。”他还写了一首《尊真主事诗》称颂真主：“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武宗还有阿拉伯文名妙吉敖兰（意为安拉的荣耀）。
武宗以后，皇室与伊斯兰的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这是因为武宗朱厚照没有子嗣，世宗朱厚璁由藩王入继大统，出生于湖北的世宗受武当山的影响信奉道教（深居西苑，专意斋醮），此后大批文人兴起，儒教地位上升，皇帝尊奉儒教，伊斯兰色彩日益淡化以至于绝迹，后来西方传教士进入宫廷，北、南两朝末代皇帝崇祯和永历都信奉天主教。
经过蒙古人近百年有意识的异化后，回族遍布华夏大地各个角落，但是《明史》从未提及这些回民在元末明初的乱世中的表现及作用，这一现象实在反常。对于我们熟知的著名回族人如郑和、海瑞等也从未提及其族属。但是《明史》在提到另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满桂和李成梁，则开门见山地指出他们分别是蒙古人和朝鲜人。
事实上，大量回民在元末乱世纵横驰骋，由于回族社会地位和财富都相当可观，在乱世中他们利用权势地位和财富结寨自保，他们集结一支军队割踞一方，是末乱世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他们号称“义军”，名义上是帮助元朝镇压起义军，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起义军和元政府之间采取投机观望的态度，其中一部分人投奔朱元璋成为其手下大将，如常遇春、冯胜等。
中下级军官乃至普通士兵中也有不少色目人，徐达在山海关设卫时，其手下就有大量回族将士，山海关清真寺建于洪武十三年，就是驻扎回族骑兵所建，故民间有“先有清真寺，后有山海关”的说法，但是《明史》对回族将士却绝口不提，以至于“十回保一朱”的传说只能在民间流传。
《明史》为什么对“回族”“色目”这些字眼讳莫如深呢？究其原因，与皇帝对其胡须的掩饰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