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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两千年前《盐铁论》中藏富于民的观点，“中国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挑战盐业官营时，应是深有体会。
在民国初年民间兴办实业的热潮中，盐业改革呼声渐起。
西汉以降，盐业一直由政府专营，严格控制。民初，盐业沿袭清朝的引岸专商制——政府严格限制专卖商数量，专卖商首先要到官府去购买相当于专卖许可证的“盐引”，然后持“盐引”到指定盐场购盐，再运到指定销售区域批发给零售商。这一制度弊端丛生：一方面，没有食盐运销自由；另一方面，专商依仗政府给予的垄断权为所欲为，在食盐里掺水、沙、石膏等，夹售私盐，偷税漏税。
而当年中国的食盐都是粗盐，纯度很低，洋人讥笑中国人吃盐如吃土。
1913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的范旭东赴欧洲考察盐务，回国后向当局建议改革盐政，包括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无人答理。
范旭东一气之下，决定下海弄新潮。1914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次年，久大在天津塘沽设厂。“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此前曾多次到塘沽盐田考察的范旭东说。
久大精盐厂从日本引进了制盐设备，以海盐为原料，化卤澄清杂质，再用钢板平底锅熬制出的精盐，色白、粒细、纯度高，质量远超传统手工制盐法所产粗盐。
1916年，久大首批精盐上市，大受欢迎，书写了中国盐业史新章，也拉开了一场自由与垄断竞争的序幕。
由于引岸专商制的制约，精盐只能在通商口岸销售。久大相继在汉口、长沙等通商口岸设店。范旭东当然不甘于此，他谋求实现精盐自由运销，打开全国市场。
感受到威胁的世袭专商们酸溜溜地说：“就怕久大不久不大。”他们千方百计要把精盐业纳入旧盐制。
专商们要求政府严格限制精盐的产量和销量，理由是精盐发展过快将置粗盐于死地，影响国家税收，导致盐民失业。
长期以来，专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政府一再迎合他们的要求。1919年，政府强制精盐业实行限额生产、销售。湖北当局规定，民众到通商口岸购买精盐以30袋为限。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得到政府保护的专商，每担粗盐的税费要比每担精盐多1.48元。当然，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给了消费者。消费者不买账，都去买质优价廉的精盐。限令被突破。虽在政府控制和专商打压下，精盐仍越卖越好，精盐公司越来越多，久大成为行业龙头。
精盐市场火爆了，问题也来了：各精盐公司开始打价格战，久大也难以置身事外，结果是大家都没钱赚。
1927年，久大牵头同行成立精盐总会，各精盐公司联合起来组织公卖，各公司在各岸的运销比例、轮销期限、最低销价、经费收支等都有严格规定，开始垄断精盐销售。
范旭东很无奈。久大的精盐遍布通商口岸之后，便再难进入专商的地盘。而1929年政府向专商收取巨额验票费，再度承认专商的势力范围，让范旭东布局全国之梦彻底破灭。
陷入“囚徒困境”的久大不得不也去买“盐引”，开始经营粗盐，逐步专商化。1936年，久大精盐公司更名为久大盐业公司，经营重点转向粗盐。
自由与垄断的竞争，以自由失败告终。
从打破垄断到回归垄断，从精盐到粗盐，一个中国式商业怪圈。
抗争不成，革新无望，范旭东被迫与旧势力妥协。他愤懑地说：“就买卖而论，从来没有撞到对手，和我们作正当竞争。旧势力，只是把我们牵住，不许动弹。”对此，书生范旭东无解。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盐铁官营的解读，范旭东应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1年8月下半月刊“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