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朝鲜，我们的邻居，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因为几乎没有中国人不知道50多年前那场“抗美援朝”战争；说陌生，因为大多数国人对战争后的朝鲜认知几乎是一片空白，大多数人的观感仍限于：贫穷、饥饿、个人崇拜……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1960年代中国陷入浩劫时，朝鲜的经济却在突飞猛进，让许多当时的中国人对朝鲜羡慕不已，甚至直到1978年，朝鲜的人均GDP仍远远超过中国。这一切，无疑让看着朝鲜饥荒传闻的人们惊诧不已。而这种天渊巨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朝鲜，背靠中国，面向大海，既能是拱卫中国的大门，也能是外国进攻中国的跳板。所以，每当朝鲜处在外敌来犯的危急时刻，中国都会挺身而出，抗敌援朝。甲午战争以前，朝鲜作为“藩属国”在“天朝大国”的护卫下自成一国，甲午战后，中国败落，朝鲜亡国。
唐朝与日本大战白江口 日本势力退出朝鲜
2009年07月25日 书摘
摘自《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事件》 作者 : 孙铁 当代世界出版社
白江，亦称白江村，是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公元７世纪，这里发生的一场战争，改变了东方的政治格局，这就是“白江口之战”。
战争背景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分别和大唐、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曾隶属于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所以它靠拢日本，以抗衡中央政府；新罗因与日本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６５３年百济、日本“通好”以后，朝鲜半岛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６５５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百济与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靺鞨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也向新罗发起进攻。６６０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１０万余人，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攻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１０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占据周留城，抗击唐军。１０月，福信遣使至日本，请求迎立在日本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日本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日本的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１２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移驾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６６１年１月，战时指挥部被迁至九州西岸，齐明天皇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７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８月，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援助百济。至９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５０００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大败百济军队，解了府城之围。４月，唐军４.４万人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７月，唐军进至平壤，因久攻平壤不下，乃于次年２月撤军。这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建议他从平壤撤军与新罗的军队会合，共同坚守，若金法敏（金春秋之子）希望唐军留镇，就驻扎在新罗；如果不行，就乘船回国。可刘仁轨的意见是应该乘此机会灭掉百济和高句丽。他的理由是：唐朝要吞并高句丽，就要先消灭百济，然后再联合新罗一举击败高句丽；如先从平壤后撤，再放弃熊津府回国，则百济就会死灰复燃，以后再想得到这样的机会就难了，而且刘仁轨认为福信凶残暴虐，扶余丰猜忌心重，两人貌合神离，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可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派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地，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打通了新罗的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的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白江口之战
６６３年６月，日本天智天皇令日将毛野稚子等率２.７万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７０００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城是敌军的巢穴，除恶务本，须拔其源，应该先攻取该城。如果打下周留，其它诸城不攻自破。”周留城修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于是刘仁轨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朝及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８月１７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日本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日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的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２７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７０００余人，１７０艘战船；日本水兵万余，战船１０００多艘。日本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唐军，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本。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率军和倭兵相遇在白江口，四次进攻都取胜了，日本的战船被击沉四百多艘，到处是火光，海水都变成红色，敌军溃不成军，百济王扶余丰只身逃走。”日本史籍对此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２７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２８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们奋勇向前进攻，唐军就会撤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扶余丰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日本“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本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日本之战船４００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日本则是盲目冒进，８月２７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竟“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击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影响
日本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９月７日率百济守军及日本援军向唐朝投降。日本的陆军听到海军战败，也不寒而栗，于是和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逃回了日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本土，则他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日本就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对中国充满敬仰之情，积极向中国学习，它的许多制度、文化习俗，都是来自中国的熏陶。
明朝驱逐日本收复朝鲜的两次战争
2009年07月25日 17:40凤凰网历史综合
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长期割据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日本。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天皇任命丰臣秀吉为“关白”（摄政）。正如历史上所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枭雄一样，丰臣秀吉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就是野心勃勃的向亚洲扩张。
《明史》称万里朝鲜之役的胜利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无法否认这场战役的意义，如果日本在这个时期彻底占领了朝鲜，恐怕侵华战争也不会拖延到二十世纪了。
虽然在战役期间，日军间或有一些战术胜利，但从总体趋势来看，日军在明军参战以后处于被动防守地位。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猛将们，英豪们，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大都是在防守时取得的，有些胜利甚至是对方送来的。日本的战国时代实际上是城邦、领主割据时代，其战力与中国的战国七雄动辄拥兵数十万，相差何止里许计也。现有不少资料，甚至游戏，把他们描绘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其实不过尔尔。
与许多人的感觉一样，每读《明史》，特别是读到晚明部分，总会令人感到寒气逼人，脊背上的凉意，胸腑中的悲意，一时不易排遣。孙武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明朝便在这生死存亡的夹缝中度过一个个多事之秋。仅明末军事领域，战事频繁，令人感到畅快淋漓的时候不多。然而万历三大征，特别是三大征之一的万历朝鲜之役，勉强算的上是晚明历史中少有的亮色之一，曲折处惨烈处屡屡让人动容不已。
万历朝鲜之役是四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
1．风雨欲来
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长期割据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日本。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天皇任命丰臣秀吉为“关白”（摄政）。正如历史上所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枭雄一样，丰臣秀吉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就是野心勃勃的向亚洲扩张。《剑桥史》为丰臣秀吉的入侵动机做了辩护，认为日本当时只是企图占领朝鲜，并无侵略中国的意图。但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丰臣秀吉的目标是中国，例如丰臣秀吉为侵略中国制订了战略计划。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昖：“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
日本在数年内储备了大量的军粮、战船和火器，矛头直指邻国朝鲜，试图把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变为日本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桥头堡。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在亚洲实施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朝鲜几乎是明朝的一个缩微翻版。朝鲜当时为李氏王廷统治，党争激烈，政局不稳。和明朝的体制几乎一样，朝鲜也重文轻武。但与明朝不同的是，朝鲜半岛在元末以后一直没有大的战事，武备松弛，“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城防。君臣上下对日本的虎视耽耽和精心战备一无所知，或者说是毫无反应。还是明朝获得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特意派使臣去质问朝鲜国王李昖：“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么？”朝鲜国王连连否认。
此时的明朝内政边事相对比较平稳。明神宗一边在紫禁城内悠闲的做着皇帝，一边一步步地毁掉张居正当年的施政成果。以申时行、王家屏等人为首的大学士们吸取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受到清算的教训，不断弱化和放弃内阁权力，原先的一些重要职权渐渐下放到六部。西部、北部边事一直比较安定。辽东虽不平静，但前方捷报不断传来。可户部做了调查之后，声称“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 （《神宗实录》卷二三四）然而军队系统的这种欺瞒和膨胀，还没有到恶化的地步，当时的明朝还能承受，所以这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警觉。虽然几年内接连发生了太湖农民起义、永昌卫士兵暴动、广东白莲教起义等事件，但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不出一点事呢？于是神宗皇帝继续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大睡”的逍遥日子。还好，太仓还有粮食，库银还没有耗尽，军饷、火器的供应还算及时。在所有人看来，帝国还远没有到忧心忡忡的时刻。
朝鲜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明朝虽然看出了丰臣秀吉的野心和举动，但也没有对事态的严重程度做出进一步判断。所以，这一对友邦兄弟，继续在大战前的平静日子里享受着那一份舒坦。
2．一泻千里
日本人做事的认真程度一向令人敬佩。万历十九年（1591年），千余艘战舰已建造完毕，名古屋屯积了足够使用数年的粮草，三十万的军队在动员后已是整装待发。丰臣秀吉看来，一切已是箭在弦上，积蓄了数年的力量终于到了该要爆发的时刻。
万历二十年（1592 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以9个军共15万兵力（按：不同史料给出的兵力数不一，根据《日本战史》的说法，用于作战的陆军兵力共为9万多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出征朝鲜。先头部队是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共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后，翌日凌晨抢摊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朝鲜守军，迅速攻下了釜山。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第三军1.1万人也相继在南部海岸登陆。前三军登陆后，日军后续主力(8万人)和其余舰队相继入朝。日本倾举国之军力，目的是速战速决，以强大兵力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
日本大军兵分三路向北部快速挺进。惊惶失措的朝鲜王廷，仓猝组织了8千人的朝鲜精锐在乌岭天险据守。朝鲜军队的布防尚未在乌岭山口展开，就被小西行长迅速突破。朝鲜将军申昱受命仓促集结了1万多人，在忠州背江与日军3 万人激战，全军覆没。随后，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各道守军望风而逃。不几日日军已经到达王京汉城城下，朝鲜备边使李谥看到日军军容强盛，竟然慨叹说：“今日之敌，似如神兵！”此时汉城守城主将李阳元，竟把兵器沉入汉江，落荒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十七日，日军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
日军稍事整顿，继续北进。守临津江之朝鲜军队，暂时使日军进攻受阻。日军佯装后撤，诱朝军走出工事，然后迅速反击将之击败。守大同江之朝鲜军队，竟坐视日军徒步安然过江，不敢发一矢。随后开城、平壤相继失陷。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两个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处在绝望中的李昖忙派使臣向明朝求救。（按：朝鲜关于这段叙述时，用了这样的话，“因朝鲜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暂告停止。”三都十八道都给占了，当然没什么地方可进攻的了。）
在攻占朝鲜全境的过程中，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不得不承认，经过了战国时代的日军战斗力很强，战略战术运用的较为成功，武器装备也优于对手。首先，日军往往以偷袭、强攻等闪电式战术打的朝鲜军猝不及防、晕头转向。其次，日军与朝鲜军相遇时尽量打歼灭战，而非击溃战，这样可以起到彻底歼灭朝鲜正规军的作用，也能达到迅速瓦解朝鲜军队斗志的目的。第三，日军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火器。这些火器主要以火绳枪为主，射程在八十到一百米左右。战时采用三排轮射方式，排与排的射击间隔很短（有资料说是7、8秒左右），这样，临阵时就会给对手带来很大的杀伤力。相对于以冷兵器为主的朝鲜军而言，日军的优势是明显的。
丰臣秀吉看到侵朝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欣喜若狂。五月二十六日，丰臣秀吉制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二十五条，其中几条为：“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汝（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十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指秀次）为大唐关白，以京城百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择任之。”六月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了进攻明朝的命令。他煽动说：“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丰臣秀吉把明朝比作任“猛汉”日本宰割的“处女”，可谓狂妄到了极点。侵朝日军将领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将锅岛直茂请求丰臣秀吉把明朝大片领土赏封给他，战国名将伊达政宗写下了这样的狂言：“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
当朝鲜举国上下在陆地上溃散而逃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和他的军队在海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仗。这个人就是朝鲜名将李舜臣。李舜臣的舰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给日本海军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在日本陆军拿下王京后向北部乘胜挺进时，李舜臣率领他的海军于五月七日偷袭了停留在玉浦港的日本第二运输舰队的主力。此战焚毁日舰二十六艘，击沉五艘。第二日再战，又击沉日军大中战舰十三艘，李舜臣的舰队无一船被击沉！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中，共击毁击沉日军舰船300余艘，杀伤无数。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李舜臣在海战中的王牌武器是“龟甲船”。龟甲船船身的防护板由装有硬木制成，形似龟壳，故叫龟甲船。船身长34米，宽4米多，甲板之上有厚木制成的外壳，并且裹上鳞状铁叶，可以抵御敌人弓箭和火器的投射，顶盖上和甲板旁，装着许多尖锐的铁锥和尖刀，使敌人不易攀登。船头呈龙头形，内有两个或四个大炮眼，头尾都装有大型铁锥，可用来撞击敌船。这种龟甲船被现今朝鲜人称为当时世界最强的战船，在世界古代海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日军的作战主力舰船为安宅船，分为箭船和炮船两种。炮船一般配有四十门大筒（日式火炮），另外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火绳枪。日本主力战船安宅船的火力比龟甲船弱，而且没有防护铁甲，所以在海战中一直落于下风。日本在出兵朝鲜之前没有预料到将与朝鲜海军发生如此激烈的海战。准备不足再加上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打败仗也是难免的。
由于朝鲜海军的优势明显，日军连战连败，日军已渐渐不能掌握全部制海权。但海战的初步胜利根本无法扭转朝鲜半岛的总体战局。日军已经占据了朝鲜半岛绝大部分城池。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中国边境，李氏王廷的政权体系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日军在各地大量屠杀抵抗力量和无辜百姓。同时，占领军已经着手在朝鲜半岛展开“日本化”运动。朝鲜人被强迫按照日本的方式改姓名、剃发。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已经开始为朝鲜儿童教授日语了。毫无疑问，朝鲜已经处于事实上的亡国状态。尽管各地不断有小股义军以游击战术给日军以有限打击，但国王李昖非常清楚，这些义军毕竟力量薄弱，骚扰尚可，退敌无力，终究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幸好，还有一位友邦大哥，他们总不能坐视不管吧？李昖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已经有好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了，除了正式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的决定。
3．收复失地
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大大地震动了明朝。两个多月以来，明廷上上下下就是否应出兵援助朝鲜，争论不休。由于当年沿海长达百年的倭患，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痛恨日本。当年倭寇的凶狠顽强，明朝君臣也是了解的。而现在十数万侵朝日军全都是正规军，战力远非当年倭寇可比。况且明朝在庚子之变之后的几十年里，从未面临过大规模的战争。能否战胜侵朝日本大军，明朝君臣实在没有把握。
这时丰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传来，更是激怒了明朝君臣。明朝上下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这个东洋强人的野心。明朝君臣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古语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从明神宗的角度来看，自然绝不能容忍丰臣秀吉的野心。当时的兵部侍郎宋应昌在上疏中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明廷上下，基本达成了“迎敌于外，毋使入境”的共识。
由于不了解敌情，明初最初只派了一支偏师前往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2千出征，副总兵祖承训（即明亡时总兵祖大寿之父）率骑兵3千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误中埋伏，适逢大雨，火器也无法发挥作用，后全军覆没，史儒力战牺牲。后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乘敌不备，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统的威力无法发挥出来，结果全大多数阵亡，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消息传来，明廷象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昂。此时主战派也罢，主和派也罢，纷纷要求明朝出动大军远征朝鲜。明神宗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急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入辽，为东征提督，总体负责军事。
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4万精锐。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如下：辽东精骑1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千；江浙步兵3千。四川副总兵刘綎率川军5千，做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辽东、宣府和大同共2万多轻骑兵主要是用来突击，备有轻甲、马刀和长矛，同时也备有火统。蓟镇、保定的步兵则来自明军的神机营，以火统、鸟枪和火炮为主要武器。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刘綎的川军多年来一直与西南夷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丰富。这4万军队在宋应昌和李如松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跨过了鸭绿江，开进了朝鲜。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一月五日，大军进抵平壤城下。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当时日本守军为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共1万5千人，配备了火绳枪等火器。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另一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李如松同时部署明军的王牌武器――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炮，据说威力最大的大将军炮就超过了一百门，届时全力轰击日军阵地。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
一月八日晨，平壤之役打响了。随着主帅李如松一声令下，金鼓声大作，喊杀声四起，明军开始攻城。明军劲弩齐发，巨炮齐轰，一时火焰蔽空，震天动地。日军火绳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统，但日军却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明军火炮射出的铅弹不断落入敌阵，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日军战斗力非常顽强，拼命死守，火器兵手执火绳枪雨点般射向近距离攻城的明军。明军略微受阻，后续攻击部队继续攻城。当时战况十分惨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击中，仍然挺立不退。年近60的老将吴惟忠，胸部中弹，犹自大呼督战。李如松的坐骑被敌火绳枪手击毙，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兄弟二人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主将如此奋勇，何况士卒？
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日军一直以为芦门方向的是战力很弱的朝鲜军，因而没有重点部署兵力。近距离时日军才发现这是伪装为朝鲜军的明军，这时明军手中的火统已经开火，日军纷纷倒下，开始败退，芦门被明军攻破。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王京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
平壤的收复有着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就此逆转。平壤之役是很典型的攻坚战，颇具近代化战争的特征。此役中明军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首先明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主攻城西，另以奇兵伪装成朝军强攻城南，这种部署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其次，城东给日军留出退路，使得日军无死守之志。第三，明军动用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火炮，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和震撼。明军攻城时，曾有日将大友义统率领一支部队来增援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所吓阻，不战而退。第四，在日军撤退路线上设有伏兵，使日军再受重创。李如松就凭此一战，威名大振，可以说平壤大捷超过其父李成梁在辽东任何一次战役。
有些日本史料极力淡化平壤之役。根据日本人的记述，日军此役似乎败的很体面。日军由于平壤和王京汉城距离太远，本就打算放弃。在明军攻城后，小西行长特意修书李如松，日军愿意退去，于是乎日军大摇大摆，安然退到了汉城。这种说法显然有“讳言”和“粉饰”败绩之嫌。在明军强大的炮火面前，日军之败是必然的，无论如何也体面不起来的。事实上，因援兵迟迟不来，平壤大部已被明军攻占，日军军粮、兵营悉数又被明军焚毁，小西行长眼看无法固守，遂与日军诸将商议，连夜撤回汉城。迫于明军的压力，孤军深入的日军第二军加藤清正部也撤回到汉城一带布防。根据《日本战史》，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一万一千三百余名，只余六千六百人，减员近三分之二。
明军修整十天后，李如松乘胜进军，继而收复旧都开城和多座城池。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收复平壤、开城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等五道。大军继续向南开进，直迫汉城。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的先头部队查大受部共3千精骑在汉城郊区与日军加藤光泰部发生激战，日军败退。后日军主帅小早川隆景率军2万将明军查大受部包围在碧蹄馆。在碧蹄馆一战中，明军3千骑兵，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一者依靠明军死战，二来明军骑兵部队配备了佛郎机火炮战车，明军依赖火炮优势，同时以战车做为工事，向敌阵不断施射火药助推的箭，使得日军始终无法逼近。后李如松率领的1千精骑也杀入战团，战斗非常激烈。《明史-李成梁传》载，当时有一武艺高强的金甲倭将拍马直取李如松，李如松力战不支，裨将李有升上前护主，被打下马来，一拥而上的日军武士将其砍作数段。紧要关头金甲倭将被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梅一箭射于马下。之后明将杨元率领1千明军精骑连夜前来救援，日军以为大部明军赶到，率军退回王京。碧蹄馆之战历时一天一夜，明军精骑死伤过半，日军也付出了数千伤亡代价。
关于碧蹄馆之战，中朝日三国的史料记述差异很大。根据日军史料，大都宣称日军4万包围了2万明军，给明军了毁灭性沉重打击。并且日方史料引用明朝的记述为证。根据《中日关系史》介绍，实际上明代记述该战役的文献，多半立足于弹劾李如松的上疏，对于失败的情况有所夸大。我们知道，明朝的言官们，弹劾似乎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夸大事实是他们的强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根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如柳成龙的《惩毖录》，真正被日军合围的是查大受部和李如松率领的侦察轻骑，共4千余人，这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在朝明军总计才4万人，先头部队大都为骑兵，并有炮营，如果真有2万人，4万日军是没有能力完成合围的。所以，最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明军数千骑兵被2万日军合围，苦战一天一夜，后日军与明军大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便各自退去。
碧蹄馆之战后李如松不敢轻进，再加上当时日军在汉城及周边地区集结了5万多人，兵力上日军有绝对的优势，明军遂退回开城修整。
后来明军得到错误情报，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将从咸镜道进攻平壤，李如松便率领明军二月十六日离开开城回到了平壤。李成梁的撤军是个错误的决定，撤军导致了盟军朝鲜军队刚刚收复的幸州得而复失。李如松得到幸州失守消息后，深悔自己退兵太急。而日本方面的记述是，李如松被日军大败后退回到平壤。事实上，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败退到开城，完全可以继续修整一段。后来在京的朝鲜使者和明朝言官们都批评了李成梁的此次主动撤退，这也成为李如松日后被弹劾的罪状之一。可见明军并非被日军“击退”，而是主动退却，明军的主力部队却并未因碧蹄馆之败受到很大损失。日本史料说，李如松部由于元气大伤而无力南进。事实上李如松不能南进的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此时明军只有3万多人，几乎没有可能拿下为5万多日军据守的汉城。
后来探知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后，李如松密令查大受和李如梅率领一支敢死队深夜奇袭了龙山大仓。龙山大仓本为朝鲜国仓，积贮了朝鲜数十年的粮食，汉城被日军占领后，龙山大仓就成为汉城数万日军的军粮库，后来日军运来的粮食都存于此地。明军敢死队到达龙山后，把火箭射向粮仓，十三座大仓，数十万石粮食，一夜间被烧的干干净净。李如松夜袭龙山一计，精彩处堪与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夜袭乌巢相比。军粮一失，朝鲜半岛的日军全线被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4．议和闹剧
至此，中朝军队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根据《日本战史》的介绍，初入朝鲜时日军数量为9万6千余人，当各队重新集结于汉城时，只有不到5万3千人，减员4万3千余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关于减员原因，日本史料的说法是由于水土不服，病死占大部分。朝鲜和日本同处东亚，气候环境较为相似，水土不服一说，难以令人置信，况且也没有任何关于瘟疫流行的记录。总之本人相信大多数死亡日军应该都死于战事。
日军减员很严重，再加上粮仓被焚，军心越来越不稳。而明军在碧蹄馆之战后锐气受挫，而且兵力少于日军，并不具备再次决战的条件。既然双方都不想打，那么就有了和谈的可能。
明朝方面的和谈代表是浙江人沈惟敬。沈惟敬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他既非明朝官员，又不具有外交谈判才能。只是由于他长期从事与日本的贸易，并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被兵部尚书石星赏识，临时被封为神机营游击将军军衔，负责议和事宜。正史在介绍沈惟敬时多采用野史笔法，称其为不法商人，无赖子。例如《明史－硃国祚传》提到，硃国祚曾对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谈到沈惟敬：“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
早在万历二十年秋，也就是平壤之役前，沈惟敬做为兵部的全权代表就曾与小西行长谈判议和。小西行长也是商人出身。两位商人相遇，自然十分对路，谈起军机大事就象谈生意一样讨价还价一番。当时的谈判内容没有任何记录，大致是以大同江为界，江东归日本，江西归朝鲜，明朝对日本进行封贡，等等。这个协议并没有通报到高层。恰好当时朝中主战派占了上风，李如松遂率领大军一路开向朝鲜。沈惟敬当时被一心主战的李如松扣留在军中。
却说此时明军和日军陷入僵局后，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又卷土重来，沈惟敬再次受到重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十五日，经略宋应昌派沈惟敬至汉城与小西行长达成了四点协议：1、明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2、明军撤出朝鲜。3、日军从汉城撤军。4、交还二王子及其被俘官吏。为了监督日军南撤，宋应昌派参将谢用锌、游击徐一贯等带百余随从，同沈惟敬组成明朝使团与日军一道南撤。日方有此使团通行，自然也再不担心明军和朝鲜军的追击。
四月十八日，日军全部撤离汉城，李如松于十九日率明军及朝鲜军进入汉城，五月十五日渡汉江进至庆州。李如松在庆州对明军、朝鲜军和朝鲜义兵作了部署之后，便返回京城。至此，除全罗和庆尚二道部分沿海地区为日军占领外，其余各地全部收复。
五月八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明朝使团到达日本。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1、迎明帝公主为日本天皇后；2、发展勘合贸易；3、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4、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5、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6、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7、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沈惟敬一口答应了这丧权辱国的七条建议，但对同行的谢用锌、徐一贯等人却诈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丰臣秀吉的七条建议，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北京请大明皇帝最后批准。
就这样，在两位奸商欺上瞒下的斡旋后，双方几乎要达成外交史上最为荒唐的“鸡同鸭讲”协议。于是日本派谈判代表小西如安与明朝使团一道去北京。小西如安早已与小西行长达成了攻守同盟。小西如安到了北京后，与石星进行了谈判，一口答应了石星提出的三项条款：1、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 2、只册封而不准求贡；3、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当时兵部还和小西如安进行了详细的对谈，小西如安欺明朝人不懂日语信口答应。这时沈惟敬也递交了伪造的日本降表。明朝君臣大为满意。明神宗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了日本国大臣。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九月三日，丰臣秀吉穿戴明朝使者送去的册封衣冠，出殿接受册封。沈惟敬等人呈上明帝诏书和赠与的金印，丰臣秀吉欣然接受，并设宴款待明使。后丰臣秀吉召承兑等懂汉语的僧人为其用日语宣读明朝的册封诏书。诏书内容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 。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 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茲盛际，宜讃彜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順，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这封诏书现存于大阪博物馆，为惯用的御笔文体写就，俨然一副中央大国皇帝对蕞尔小邦降恩封赏的口气。
丰臣秀吉听到“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一句时，暴跳如雷，摔诏书于地说：“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日本国，我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接着丰臣秀吉便要将小西行长治罪，并立即把中朝使团驱逐出境。就这样，历时两年的议和闹剧，彻底破裂了。
沈惟敬归国途中，滞留朝鲜，不敢回京。他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由另一使臣递交朝廷。这道假冒的谢恩表被明廷识破，再加上朝鲜方面传来日本再度备战的消息，明神宗方知上当受骗，大怒，当即下令把兵部尚书石星下狱问罪，并命驻朝明军捉拿沈惟敬，就地正法。沈惟敬以一小小使臣身份，在两国间开出了这样大的国际玩笑，惹来杀身之祸完全是咎由自取。
明朝和日本都开始了战争准备。朝鲜半岛的战火，不得不再一次燃起。而且，这一次战火，将比第一次的战火，来得更为猛烈。
5．风云再起
基于上次壬辰之役中败给海军惨败的教训，这一次日本采取了两个办法。首先，日军利用反间计，使朝鲜王廷解除了大将李舜臣的职务。反间计似乎总是很好用，自古以来中国不知多少名臣名将蒙冤于此计，朝鲜国王也从中国昏庸的君王那里学会如何在敌人的反间计里中招。其次，日本在战术上采用不告而战、突然袭击的办法，先打掉一直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的朝鲜海军。
万历二十五年（1595年）七月十五日，被日本人称为“海贼大名”的九鬼嘉隆，率领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世济岛北端西）的朝鲜海军。由于在壬辰之役中日本的安宅船不是朝鲜龟甲船的对手，此次日本海军大量动用了巨型铁甲船，并专门针对朝鲜海军的龟甲船做了改进。当时是停战期间，朝鲜海军原以为日本的舰队是运输舰队，没有料到日本人会突然发起进攻。几百年后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偷袭珍珠港等事件里，日本人总是乘对方猝不及防发起闪电攻击，可见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由于朝鲜海军没有丝毫戒备，结果战船几乎全被日本海军击沉击毁，海军统帅“三道水军都统制”元均被火炮击中身亡，朝鲜海军全军覆没，逃到岸上的也大都被日本陆军狙击歼灭。有的史料说，此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李舜臣被解职，而主帅元均又过于无能。说句公道话，除非李舜臣能预见日本海军的偷袭而提前有所准备，否则仓猝迎战数倍于己、装备得到改进的敌人，即使孙武子再世，又能如何？漆川岛之战后，漆川岛、闲山岛等军港和要塞悉数被日军占领。
朝鲜海军覆灭后，丰臣秀吉才于七月末正式下达进军朝鲜的命令。日军共14万人。其中海军约3万余人，陆军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登陆后采取的是钳形攻势。左路军以宇喜多秀家为主将，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军4万9千，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意图攻取南原。右路军以毛利辉元为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军6万4千，沿密阳、大丘一线，向全罗道挺进，意图攻取全州。根据原计划，这两路军应在王京汉城会师，一举拿下汉城。
此时明军已经参战，开赴至朝鲜的第一批明军共约3万余人。总兵麻贵率1万7千人驻守汉城；杨元率辽东骑兵3千人，驻守南原；陈愚忠率骑兵3千人，屯兵全州；吴惟忠率4千人进至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率兵3千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明军的战略部署是，上述各军据守本部要塞，待总督邢玠率领的4万大军一到，明军和朝鲜军即转入战略反攻，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直捣釜山之敌。
明朝原本继续委派李如松任备倭总兵。但李如松此时正与辽东鞑靼作战，战事一直很紧。后来李如松一次捣巢作战中中了土蛮人的伏击战死，这是那个年代里最不幸的事件之一。明朝此次出兵的兵力一直有争议。日本史料认为明军数量和日军相近，为14万左右。但《剑桥史》认为，“这似乎是太不可能了”，它认为，“明在战役高峰期间的陆军和水师加起来的兵力估量为7万5千人。”《中国全史》也认为明军总计7万多人。
八月初日军展开进攻，日军的攻势起初还是比较顺利的。左路军连克泗川、南海、光州，最后进攻南原。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3千明军和3千余朝鲜军镇守南原，坚守数日后被日军攻破，守城将士绝大部分阵亡。攻破南原后，付出很大伤亡代价的日军屠城一日。这时驻全州的明将陈愚忠因南原失陷立即撤退，这样加藤清正的右路军便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全州。之后日军又分别攻陷黄石山、金州、公州等地，汉城的屏障尽失，再一次濒临险境，朝鲜局势再度危若累卵。
九月六日，麻贵命副总兵解生等率军2千，奔赴稷山北部，巩固汉城的前沿阵地。七日于稷山北与日本战国名将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一部发生遭遇战。明军的后续部队杨登山率军赶到，大败黑田长政，黑田长政退守稷山闭门不出。此时攻打青山的日军也被参将彭友德率领的中朝联军重兵包围，死伤惨重。这时从海上也传来捷报，重新复职的李舜臣，于九月十六日率领朝鲜海军残余战船十二艘，在鸣梁附近与日海军一支由一百三十三只战船组成的舰队发生激战，击沉日军指挥舰及其他三十一只战船，击毙日军主将来岛通总。日本海军遭受严重打击，又一次败于李舜臣手下。
稷山之役、青山之役和鸣梁海战的胜利，彻底动摇了日军继续北进的信心。慑于明朝大军的压力，以及各地朝鲜义军又不断攻击日军的补给线，日军的左右两路大军，即所谓的两记重拳，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日军经过商议后决定两路军全部南撤至沿海一带，小西行长退守顺天，加藤清正退往蔚山，黑田长政退往梁山，岛津义弘退守泅川，建筑营垒工事，待机反扑。战争局势一时进入胶着状态。
胶着状态对明军不利，明军计划下一阶段实施蔚山战役。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十一月，明军分兵三路：左路由杨镐、李如梅率明军1万2千人，朝鲜军4千人，右路由麻贵、李芳春率明军1万1千人，朝鲜军3千人。左右路大军围攻据守蔚山的加藤清正。中路高策率明军1万1千人，一方面向南挺进，一方面采用打援战术，阻止小西行长部支援加藤清正。不难看出，这是个颇为周密的进攻计划。进攻蔚山的中朝军队总计三万余人，日本加藤清正率部6千人（按：一说1万6千人）于蔚山城和蔚山南部的岛山据险扎营，严阵以待。
十二月二十三日，联军总攻开始。黎明前由游击摆寨为先锋，率步兵1千人，参将杨登山为后援，率精骑3千人，突袭蔚山城。城内日军大半被歼，摆寨佯退，诱敌深入，大败敌援军。日军逃回岛山，坚守待援。第二天联军开始围攻岛山外围，游击茅国器率领河南步兵，连破日军新筑的外围三寨。这三道防线一破，日军坚壁据守，不敢复出。时至中午，明军攻抵岛山寨下，裨将陈寅率领浙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攻坚，连破岛山寨二重栅门，就在明军将要攻击最后一重栅门时，眼看平壤大捷再次重演，明军的攻势戏剧性的停下来了。关于这个停顿，不同资料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全史》里说，杨镐命令游击茅国器割敌首级报功，致使阵脚稍乱，攻击受阻。又称茅国器不愿居功，自行退兵，丧失了这个宝贵机会。《明史－李如梅传》则称杨镐为了把军功留给后来的李如梅而鸣金收兵。无论如何，这次鸣金都与杨镐有关。
随后几日，明军久攻不下，战况没有任何进展。明军减员非常大，弹药供应也渐渐捉襟见肘。虽然固守蔚山城和岛山的加藤清正依旧困兽犹斗，但已是弹尽粮绝，濒临绝境。十天后传来有利于日军的消息，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率领援军五万陆续赶到。战场形势立刻发生变化，明军由攻势转为守势。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明军统帅部决定撤军。然而，在日本援军的追击下，明军撤军失控，阵营大乱。《明史－李如梅》载，李如梅的辽东骑兵部队，率先逃奔，致使各营溃散，兵败如山倒。《明史－杨镐传》、《明史记事本末》、《中国全史》等书载，明军溃败是由于主帅杨镐策马先逃引起，这种说法最不可信。事实上，3万人大军的撤退，不可能是主帅一人率先逃奔引起全军溃败。关于杨镐的历史记述都是后来撰写，由于杨镐对明与后金萨尔浒之战的惨败负有主要责任，因而使得他在史书里也对朝鲜之役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最符合逻辑、最接近事实的是，明军撤退过程中组织调度失控，致使全军溃败。据说此次溃败，明军、朝鲜军一路死伤无数，血流成河。
蔚山战役，明朝和朝鲜联军惨败，日军惨胜。联军阵亡人数约为2万人，日军也付出了约1万人的代价。此战后半年内双方都无力再战。
6．战略总攻
日军虽解蔚山之围，但却无力恢复早期的进攻态势，而日军内部主张撤退的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小西行长认为，日军虽取得了蔚山之战的胜利，但长期来看，日军无法守住这些沿海要塞。
明军虽惨遭蔚山之败，其恢复能力却令人刮目相看。杨镐由于对蔚山之败负有第一责任，已被拿回北京下狱。这时明军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落到了兵部侍郎邢玠手中。邢玠计划对日军发起第二次攻击。这时距蔚山之败仅仅八个月时间。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邢玠的第二次攻击计划分为水陆齐头并进，对沿海日军各处要塞同时形成压力，促使敌各处守军以及海路不能互相支援，从而避免蔚山之败的教训。陆上明军同上一次一样仍然是三路：东路军麻贵，率联军3万，攻打据守蔚山的加藤清正部；西路军刘綎，率联军2万余人，进攻顺天和釜山的小西行长部；中路军李如梅，后替换为董一元，率军1万5千人，进攻盘踞泗州的岛津义弘部。水路则有陈璘会同李舜臣的朝中联合舰队。此次联军总兵力也大大加强，约为8万人左右。
中路董一元部起初进展顺利，九月底先攻取晋州，再拿下泗州。逼的岛津义弘背海临时筑起工事防守。日军临海设防，又没有海军支援，犯了兵家大忌。置之死地的日军十分顽强，明军数攻不下。董一元调来大将军炮、红尊炮，对日军阵地开炮，日军临时搭建起来的工事崩塌了好几处。眼看这个日本战国奇人、外号为“鬼石曼子” 的岛津义弘要毙命于朝鲜，此时发生了一件双方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真是天意。明军的大炮突然炸膛，并引起大营火药库连番爆炸，全军登时乱成一片。这时岛津义弘一看明军大营发生爆炸，随即命令日军出击，混乱中的明军大败，泗州又被日军夺回。
东陆军麻贵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再加上加藤清正部兵员得到补充，因而作战相对比较谨慎，双方互有胜负，处于拉锯状态。西路军刘綎进展也不是很大，日军小西行长部把守的顺天，易守难攻。这时刘綎以谈判为诱饵试图捕捉小西行长，后未能奏效。小西行长率军来攻打，明军不支败退。翌日刘綎率军死战，大破日军于顺天城外。小西行长遂闭门不出，坚壁死守。
此时的战争形势对日军大大不利。日军盘踞在几处孤立的据点，互相不能支援。面对联军八万以上的兵力毫无对策，只好苦守度日。海上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开始倾向于联军，李舜臣的舰队实力已经恢复了不少。大明水师出动了数百搜战船，1万3千余水军，在陈璘的率领下进入对马海峡。日本海军 “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明史－陈璘传》）。在联军水师的压力下，日军的后勤补给也成了问题。而明军的粮食、军火、后续兵员不断开往前线。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渐渐开始拉大。
勿庸置疑，前方战事不利，给远在日本的丰臣秀吉以很大打击。内外交困的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郁郁死去，给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划上了一个悲剧的句号。他留下一首辞世歌：“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毫无不可一世之态。丰臣秀吉一死，大臣们决定：密不发丧、自朝鲜撤军。九月五日，五大老以丰臣秀吉名义，指示在朝各军，“争取最体面的议和”。
丰臣秀吉的死，给日本撤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实际上日军当时已经完全无力再次占领朝鲜，自保都成了问题。日军确定于十一月十五日（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全线撤军。日军撤退过程中，明军乘势追击。东路军麻贵攻入岛山、西浦，追击加藤清正，在日军溃退中斩敌2千余。西路军刘綎攻夺栗林、曳桥，斩获甚多。
日军驻顺天之小西行长部第二军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开始撤退。然后驻泗川、南海、固城之日军，依次到巨济岛集结，候船回国。当时联军封锁了出海路，日军第二军无法撤走。此时，驻泗川、新城之日军第五军主力，在岛津义弘率领下，与从南海开来之宗智义部船队会合。两支船队会合后，共有兵力1万余人，舰船五百余艘，于午夜开始通过露梁海峡。陈璘、李舜臣获悉日援军西进的情报后，立即命老将邓子龙驾三艘巨舰为前锋，埋伏于露梁海北侧。陈磷率明朝水师主力为左军，泊昆阳之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正面阻击日军，待机出击；以李舜臣率朝鲜水师为右军，进泊南海之观音浦，待机与明军夹击日军。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战斗打响，联军三面合围，在露梁海域与日军展开东亚近古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及至天亮，日军死亡人数以万计，第五军主力几乎全部被歼，舰船也几乎全部被击毁击沉。岛津义弘后率只50余艘战船突围而去。这一战中，联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李舜臣、邓子龙皆战死。
露梁海战后，日军退回日本，朝鲜半岛残余日军也基本都被消灭。不久，明军全部撤回朝鲜。
《明史》称万里朝鲜之役的胜利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无法否认这场战役的意义，如果日本在这个时期彻底占领了朝鲜，恐怕侵华战争也不会拖延到二十世纪了。
虽然在战役期间，日军间或有一些战术胜利，但从总体趋势来看，日军在明军参战以后处于被动防守地位。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猛将们，英豪们，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大都是在防守时取得的，有些胜利甚至是对方送来的。日本的战国时代实际上是城邦、领主割据时代，其战力与中国的战国七雄动辄拥兵数十万，相差何止里许计也。现有不少资料，甚至游戏，把他们描绘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其实不过尔尔。
在朝鲜史书里，这场战争被大书特书（按：至于当今朝鲜和韩国如何用轻重笔墨来书写明朝和朝鲜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大家可以根据朝鲜人对待50年代朝鲜战争中的中方作用的态度来想象一下）。抗倭援朝之役在中国的的史书里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原因不外有三。第一，明朝虽取得了抗倭援朝之战的胜利，但在二十年后，明朝深陷于明与后金战争的泥潭。即使当初明朝取得过一些令人称道的胜利，这些胜利最终也会被湮没在明亡的巨大阴影里。第二，传统史家认为抗倭援朝之战对明王廷来讲得不偿失，是明朝末期财政危机的主要诱因之一。第三，抗倭援朝之战中立下功勋的战将，如李如松、刘綎、李如柏等人，后来或战死沙场，或因畏敌获罪，名节无法保持始终，使后人对他们在抗倭援朝之战中的作用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军一样，丰臣秀吉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最后这句对明朝统治者也完全合适.援朝之战,对辽东的局势和明清关系影响太大了.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吞并朝鲜的过程
2009年07月25日 18:28凤凰网历史综合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统治阶级制定了大陆政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吞并朝鲜是日本侵略计划中重要的一环。朝鲜从地理位置上看离日本最近，吞并朝鲜后就可以用它作跳板，继续侵略中国大陆。当时朝鲜还是中国清政府的附属国，与当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形势相似，为免重蹈当年失败的覆辙，日本这次放弃了直接采取武力吞并的手段，采用了从西方列强那里学来的用武力作后盾，使用外交、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利用满清政府腐败没落，执政者懦弱无能的弱点，终于吞并了朝鲜。
1874年，日本在通过台湾纠纷，与中国清政府签定了《北京专约》，夺取琉球并试探出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75年9月，日本派军舰到朝鲜挑衅，制造了“江华岛事件”。第二年，日本以“江华岛事件”为借口，用武力逼迫朝鲜开港，签订《江华条约》，为下一步侵略打开路径。
1880年，日本在汉城设立公使馆，以此为据点，积极支持朝鲜政府的反对派，干涉朝鲜内政。当时朝鲜统治阶层分为以国王的亲生父亲大院君为首和以王妃闵妃为首的两派，闵妃集团当时将大院君集团压倒，独揽大权。1882年7月，汉城发生士兵起义，起义者攻入王宫，火烧日本领事馆。清政府应闵妃集团的请求，派兵镇压，并扣留趁机夺权的大院君，扶植闵妃从新执政。可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再次强迫朝鲜政府于1882年8月30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和《日朝修好条规续约》，以派兵保护公使为名在朝驻军，扩大开港范围。又于1883年7月25日，又签订了《日本人在朝鲜国贸易规则》，更加肆无忌惮的对朝鲜进行经济掠夺，干涉朝鲜内政。
朝鲜统治阶层有一个要求改革的集团，叫做“开化派”，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驻军和干涉朝鲜内政，主张向日本学习，走维新之路，幻想与日本进行合作，得到日本的帮助，实现民族独立。日本大力利用这些人，企图建立一个附属日本的傀儡朝鲜政权，在这些人中培养了一大批日本的奸细和叛徒。
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发动政变，杀死守旧派官吏，宣布建立新政府，断绝与宗主国清政府的关系。不料仅仅两天后，清兵就粉碎了政变，闵妃集团重新掌权。这次事变史称“甲申事变”。日本借“甲申事变”为机，再次逼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并派伊藤博文为特命大使与清政府交涉。1885年4月18日，伊藤博文与满清代表李鸿章会谈，签订了《天津条约》，清政府软弱无能，使日本取得了在朝鲜和清政府平等的地位，取得了向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
日本在摸明清政府的底细后，开始大肆扩军备战，准备与清政府决战。1894年，朝鲜发生了既反对朝鲜封建王朝统治，又反对外国侵略的“东学党”起义。起义遍及朝鲜南部，朝鲜政府被迫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出兵朝鲜，日本也趁机出兵，进而袭击清军，发动了“甲午战争”。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战败，1895年4月17日，又是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第一条就是放弃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至此，日本就夺取了朝鲜的宗主权。朝鲜政府本来想依靠清政府来维护自己的独立完整，对抗日本侵略，这个愿望落空了。
在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7月23日，日本军队就在朝鲜搞了一场政变，收缴了朝鲜军队的武器，并限制了朝鲜的警察权。8月20日，迫使朝鲜签订“日朝暂定合同条款”，得到汉城至釜山，汉城至仁川的筑路权。8月26日，又签订“日朝盟约”，要朝鲜为日本作战提供一切方便。这些做法引起了朝鲜的反对。当时执政的闵妃集团在看到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事实，决定依靠俄国的力量与日本对抗。俄国对朝鲜也抱有野心，于是支持闵妃集团政变，赶走了日本公使塞进朝鲜政府的亲日派官员。日本恼羞成怒，1895年10月8日，派日本军队冲进王宫，将闵妃乱刀砍死，并组织了亲日派政府。朝鲜方面对日本的作法义愤填膺，在俄国武装的支持下，1896年2月10日，国王发动政变，亲日派死的死，逃的逃，亲日政府宣告垮台。日本由于实力不足，只得与俄国达成妥协，双方共同拥有朝鲜的利益。但在1903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日俄和约》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俄国放弃在朝鲜的全部权益。从此，日本在朝鲜再没有了对手，朝鲜沦为任日本宰割的鱼肉。
1905年11月17日午夜一点，日本逼迫韩国皇帝和他的大臣签订了《日韩协约》，主要内容是日本剥夺朝鲜的外交权，设立日本在朝鲜的“太上皇”---日本统监，通过这个协约，朝鲜不折不扣的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设立统监后，日本在朝鲜的统监府成了凌驾朝鲜政府之上的真正的政府，它下设的机构控制了朝鲜的各个政府机构。韩国皇帝不甘忍受这种局面，他在1907年6月，派两名亲信秘密参加了在荷兰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6月15日，他们向会议提交了申诉，不承认日本的“保护”。日本得知消息后，于18日逼皇帝退位，由太子继位。即使如此，日本还不满足，于7月23日，日本又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新的《日韩协约》，将朝鲜官吏任免权，司法权，警察权等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彻底将朝鲜置于日本殖民地的地位。虽然日本已经把朝鲜的主权和独立剥夺净尽，仅给朝鲜留下一个名义上的皇位，可它仍然不能满足。终于于1910年8月16日，在日本的刺刀下，朝鲜的傀儡政府的头子，朝鲜的卖国贼“总理大臣”李完用与日方签署了“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在朝鲜成立总督府，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不存在，彻底为日本灭亡。从此以后，朝鲜成为日本的重要战争基地，成为入侵我国的跳板，直到二战结束才重获独立。
从朝鲜灭亡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出，以武力为后盾进行外交讹诈是西西方列强征服别国的一贯手段。这种手段付出少，收获大，所以它们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对付这种手段，就要敢于针锋相对，毫不退缩，即便就是退缩，象朝鲜一样，最后还是要落个亡国灭种的下场。朝鲜与我国由于地理位置关系，对我国的战略意义重大，由于清政府昏庸无能，造成日本吞并朝鲜的结果，并以之为跳板，侵略中国大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我们必须在我国身旁拥有一个与我国友好的朝鲜，一个战略伙伴，这对我们极为重要。朝鲜国小力弱，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力与外来的强大势力抗衡的。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援，它必定会成为国际强大势力的附庸，对我国造成不利的后果。我们应该吸取朝鲜灭亡的历史教训，不重蹈清政府的覆辙，这也是刚建国时，我国领导人不顾国内困难的经济形势仍然咬紧牙关打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根本原因。正是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断，才换来了我国建国初期的稳定形势，造福子孙。今天的国际形势依然严峻,我们更要以历史为师,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抗美援朝战略遗产：中国大国地位的奠基之战
2008年07月18日 书摘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贯穿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超越自己而迈出的每一步足印。由两个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互相碰撞而激起的战争巨浪，能够推动历史航船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时代弄潮儿，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忘却，而应使它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
战争几乎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却屈指可数。西方军事史学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次战争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那么，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军队在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及其统率的17国军队的殊死较量中，显示了高超的战争智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人赢得了胜利和尊严，美国当局及其侵略军得到了关于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轻侮的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也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掌握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和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反华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当时，美国军队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封锁台湾海峡。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处境危在旦夕，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推迟解放台湾，调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中部的“三八线”成为世界两大阵营在东方的政治与战略边界。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很快就席卷整个朝鲜北部，威逼中国北部边境。在南线，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和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武装阻止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法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以便从南翼牵制中国。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举起的一柄南北夹击的重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重工业，当时全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政治经济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况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
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战场上
在无法回避的严重挑战面前，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经过慎重权衡，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可以设想，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于战略上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迫不得已又是义无反顾的。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是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二战后50年世界总体和平的确立和"三个世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统计，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胜利，可以说达到了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素质表现的最高境界。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要抵抗，特别是麦克阿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毛泽东和彭德怀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陆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大败笔，他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我军的计划难于实现；如果美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艰苦卓绝的战争
朝鲜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而另一种主张则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此时志愿军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打3个战役已十分疲劳，为防南进过远，被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的第四、五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当时继续向南猛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是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我军按毛泽东、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万3千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和彭德怀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灰飞烟灭，草草收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展现了他一贯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朝鲜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业绩，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板门店谈判，朝鲜半岛战火平息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9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正如美国的一个材料上所说，“伊军的混乱状态使盟军部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主要战略机动——相当于13个师的'左勾拳行动’”。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美军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战，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是5公里，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0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现代高技术兵器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确立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我军在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经历了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军队也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优长。有敢打必胜的信念，有以弱胜强的丰富作战经验，有久经锻炼的高素质的部队和著名战将。加上战争的正义性质，得道多助，士气高昂。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是勿庸讳言，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与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战争证明，没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影响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场战争使我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以便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轫。在战争开始后，我军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和装甲部队，边组建边投入作战，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我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各军、兵种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
朝鲜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南海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一场两个对立的大国直接参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不过在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连续的进攻行动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之前，国际社会还不承认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西方的习惯观念认为，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这个意义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它将永久载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一说到朝鲜，我们首先想到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老百姓在饥饿中生活。其实，朝鲜也曾“富”过，朝鲜战争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一段时间，人均GDP甚至超过中国和韩国。1960年代，朝鲜的工业基础除了日本以外，在亚洲首屈一指。
朝鲜千里马运动
2009年07月24日
1957年朝鲜开始执行五年计划，即为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建设而斗争。金日成在1956年12月党中央全会上提出，“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驰”的口号，并亲自到降仙炼钢厂给钢铁工人点燃了千里马运动的烽火。此后朝鲜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千里马运动。
1959年3月9日，降仙钢厂工人率先开展千里马作业班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行各业响应，把千里马运动推向新高潮。千里马运动的目的是用主体思想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开展三大革命，使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高度发挥人民群众的热情和才智，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
金日成指出，千里马运动成了我国数百万劳动人民在经济和文化、思想和道德等所有领域中扫除一切落后事物，掀起不断的革新，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的大革命运动，成了我们党（朝鲜劳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路线。
朝鲜的人均GDP曾超过中国和韩国
2009年07月26日 17:53凤凰网历史综合
1. 人口与土地对比变化
朝鲜原有人口约2400万，连年的天灾人祸，致使病饿而死了至少200万的人口，现人口为2200万左右。朝鲜面积122762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79人每平方公里。
韩国有人口4856万，面积996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487人每平方公里。
2. 资源
朝鲜半岛物产丰富，尤其是矿产资源，含量尤丰,但分布很不均匀，其资源大部分都分布在北朝鲜境内。朝鲜半岛在被日本人统治期间(1910年---1945年)，北部得到了有效开发,那里修建了大量的水电站和煤矿。有了能源后，北方的其它相关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虽然惨烈的朝鲜战争把北方的工业设施都基本摧毁了，但停战以后，北朝鲜得到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工业很快就恢复了，并且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当时的北朝鲜要比南朝鲜富裕得多！
北朝鲜的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占整个半岛储量的80%～90%，享有“有用矿物标本室”的称誉。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产蕴藏区约占国土面积的80%，已探明矿物有300多种，其中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物达200多种。最主要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钨、钼、铅、铝、镁、锌、铁矿；石灰石、云母、石棉、重晶石、萤石、石墨和菱镁矿，以及煤炭等。朝鲜自古以来就有“产金国”之称，而且金矿常与银矿、铜矿等共生。其中茂山铁矿埋藏量约10亿吨，也是世界性的露天矿山。菱镁矿和石墨储量更是雄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大约为49万吨的菱镁矿储量在世界占最大比重，在全世界处于第一位，占全球储量的40%～50%。排在世界前十位的矿物还有钨，钼，重晶石，萤石等7种。由此可见世界矿产资源的分布是多么的不均。
北朝鲜从能源上看，拥有足够的燃料煤（朝鲜煤炭的探明储量为147.4亿吨，其中无烟煤储量117.4亿吨，褐煤储量30亿吨，其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可开采储量约为79亿吨），而韩国则煤炭资源很少。
北朝鲜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其河流发电能量估计约在1000万千瓦以上。韩国根本就没有这些水能。由于朝鲜人口总量少，所以朝鲜的人均水力资源，比韩国的要多很多，这本应是朝鲜对韩国的另一种优势。
北朝鲜的森林面积在2005年有930万公顷，韩国森林面积在2005年有640万公顷，朝鲜人均森林面积是韩国的3倍。森林也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在土地资源中，仅次于耕地的价值，这应该也是朝鲜相对于韩国的一个优势。
北朝鲜的国土面积中，农业用地约为20%，其中耕地2750万亩，而且只占其农用可耕地的16%，按其人口最高峰时算，人均耕地为1.2亩。韩国有耕地2925万亩，几乎占了其全部可耕地资源，人均耕地为0.6亩。朝鲜已开发的人均耕地面积就已是韩国的2倍。这应该又是一个优势，耕地资源是土地资源中最有价值的资源。
看了上面的内容，你会很吃惊，原来北朝鲜相对韩国，矿产资源是如此的丰富，而且几乎每种矿物的储藏量都要比韩国多得多。韩国人口总量虽然是朝鲜的二倍，但其国土面积却要比北朝鲜少得多，而且大多是丘陵、山地。从天然资源上看，北朝鲜的人均资源占有率是韩国10几倍以上，有些还会更多，可见朝鲜相对于韩国拥有太多的优势，本应是该经济发展的更快才对，但情况却恰恰相反。
3. 经济发展对比
《朝鲜与韩国的人均GDP对比表》对比数据，时间横跨44年(单位:美元)均按实际可比价格计算。
1960年:朝鲜253---韩国82，韩国不足朝鲜的1/3；
1970年:朝鲜400---韩国410，韩国追过朝鲜；
1980年:朝鲜700---韩国1592，韩国是朝鲜的2倍多；
1990年:朝鲜980---韩国6482，韩国是朝鲜的6.5倍；
2007年:朝鲜957----韩国19624，韩国是朝鲜的20倍。
3. 中朝发展对比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原因，可以从朝鲜与它近邻中国的对比中看出来:
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仅是可怜巴巴的245元(而且还是人民币)，朝鲜却已达到约600美元，远远高出中国。
1990年代，昔日的小“二哥”中国，借助改革开放的大潮，早已名至实归。而内忧外患，外加痛失改革机遇期的朝鲜又在干什么呢——正大力推行所谓的“先军政治”——一切以军队为优先，一切以军人为优先，誓死保卫领袖，保卫人民政权。
（三）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时期（1971～1990年）
这一时期，朝鲜推进了发展国民经济六年计划（1971～1976年）、第二个七年计划（1978～1984年）和第三个七年计划（1987～1993年），并设置了1977年的缓冲年和1985～1986年的经济调整期。
1970年实现工业化后，11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朝鲜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在革命和建设业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会上确定了1971～1976年国民经济六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即“巩固和发展工业化的成就，把技术革命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使劳动人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1]其中技术革命有三大任务：通过广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大大缩小重劳动和轻劳动、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别，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2]
六年计划期间，朝鲜党和政府进一步深入推进了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派遣由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干部和科技人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三大革命小组到工厂和合作农场去推动三大革命。从1975年12月起，朝鲜开展了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对完成三大革命任务好的工厂、企业、机关、合作农场等单位授予三大革命红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奖状，目的是要使全党全民一致动员起来，大力进行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3]
这一时期，朝鲜提出了“农业第一主义”，每年都把农业战线定为主攻方向之一，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并采取了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技术支援、大搞科学种田、扩大耕地面积等一系列措施。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截止到1966年，朝鲜废除了所有合作农场的农业实物税。1974年3月又通过了完全废除税收制度的法令，废除了所得税和地方自治税。1974年4月1日，朝鲜完全废除了税收制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仅保留关税）。[4]
朝鲜逐步实行了义务及免费教育。1956年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制，1958年实行中等义务教育制，1959年宣布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从1967年起开始普及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从1972年起开始实行十一年制义务教育，1975年9月1日起，普遍实行十一年制义务教育。[5]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朝鲜的国民收入增长很快。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1946年增长8.4倍以上；1974年又比1970年增长70％。1975年3月，金日成在全国工业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朝鲜人均国民收入折合美元已经超过1000美元。[6]
到1975年8月底，六年计划规定的工业总产值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在四年零八个月期间，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预定的14％，达到了18.4％。1974年粮食产量超过700万吨，从而提前两年完成六年计划的粮食生产指标。197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00万吨。[7]
1976年朝鲜全面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六年计划，但由于六年计划的指标高，任务重，在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平衡，各部门发展速度不一致，为了解决这种比例失调问题，朝鲜把1977年定为“缓冲年”。这一年，朝鲜集中力量抓了运输部门和采掘工业部门，大大提高了这两个部门的生产能力。1977年农业产量达到850万吨。
1977年12月，朝鲜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七年计划（1978～1984年），其基本任务是：促进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人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为完成该计划，朝鲜采取了继续深入开展三大革命、继续贯彻大安工作体系、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加强节约制度、继续贯彻农业第一主义等措施。
这一时期，朝鲜开展了“创造八十年代速度运动”，提出了“以千里马大高潮时期的气概创造'80年代速度”’的口号和所有部门、所有单位开展创造“80年代速度”运动的方针，这一运动，是朝鲜人民继承千里马大高潮时期的革命精神，体现速度战的原则，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高潮的群众性进军运动。[8]
朝鲜宣布第二个七年计划于1984年初完成，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2.2％。[9]1984年粮食总产量为900万吨。
第二个7年计划完成以后，朝鲜把1985～1986年确定为经济调整期，集中力量加强了煤炭、电力、铁路运输和冶金工业。
1986年12月，朝鲜提出了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奋斗任务——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使全民所有制成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唯一形式。[10]同时，朝鲜提出了第三个七年计划（1987～1993年），这一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强有力的推行自主思想，继续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及科学化，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新计划中，技术革命被提到首要日程上。[11]
这一时期，朝鲜提出农业、轻工业和水产业第一主义的方针，把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和水产业提高到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集中全国的力量推进了农业、化工、畜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12]
第三个七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为：工业总产值增长1.9倍，年均增长10.0％，其中生产资料增长1.9倍，年均增长9.6％，消费品增长1.8倍，年均增长8.8％；农业总产值增长1.4倍，年均增长4.9％。1990年5月30日，朝鲜的官方新闻机构朝中社宣布，国民经济各条战线上的劳动人民已经完成了第三个七年计划的各项任务。[13]
（四）社会主义经济遭受严重考验时期（1990～1998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瓦解，因此，朝鲜失去了原来进口经济发展所需原材料和能源的来源，也失去了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而且遭到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导致贸易额大幅度下滑，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对此，朝鲜于1990年1月初召开劳动党第六届十七中全会，调整了第三个七年计划规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缩小了经济规模，按照进一步加强国家经济自立性的方向更加完善经济结构，改变对外贸易方向，以便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使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14]
1990年5月，金日成在朝鲜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为了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加强人民政权，不断增强其职能和作用，继续坚持大力进行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总路线，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占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思想堡垒和物质堡垒。为此，要积极促进社会所有成员的革命化、工人阶级化和知识分子化，大力促进经济建设，切实贯彻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化、科学化的基本路线。[15]
为了加强对外合作，1991年，朝鲜决定建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吸引外资。1992年10月，公布《外国人投资法》、《外国独资企业法》和《合作法》，1993年，公布《自由经济贸易区法》、《外汇管理法》、《外国投资企业及外国人税收法》、《土地租赁法》、《外资银行法》和《外国人出入自由经济贸易区规定》。
面对困难，朝鲜全体党员和劳动者提出“党下决心，我们就干”的口号，蓬勃开展“创造90年代速度”运动，胜利完成了第三个七年计划。
1993年12月，朝鲜劳动党第六届二十一中全会总结了第三个七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并提出了新的经济战略：“朝着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和贸易第一主义方向前进，使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和铁路运输坚定地走在前面，继续发展冶金工业”。此次会议还提出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总进军”的革命口号。这是“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我国国民经济的现实要求，使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转为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并改变对外贸易的方向的经济战略”。[16]同年，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七次会议决定把1994～1996年设定为缓冲期。
1994年，金日成去世。1995年、1996年，朝鲜连续两年发生严重水灾，1997年又遭受到干旱和海啸灾害，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减少，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对此，朝鲜号召发扬抗日游击队“艰难行军”精神，并把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慈江道树立为典型，将其精神命名为“江界精神”，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江界精神推广到全国，成为朝鲜的时代精神，成为推动新的革命高潮的原动力。继江界精神之后，在全国又开展了新的千里马大进军运动。在思想政治方面，提出以军队为先的“先军政治”路线。
1998年，朝鲜提出建设“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可以概括为“以实现国民经济的自主化、现代化和科学化为目标，立足于自力更生、讲求实效和不断更新观念，有步骤地抓住主要经济领域的关键性问题，依靠群众运动和科学技术加以解决，为开创在不久的将来国民经济腾飞的新局面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17]
在此期间，朝鲜着重发展电力、煤炭、冶金和铁路运输这四个先行部门，并通过种子革命、两茬作物制、土豆革命和土地平整等措施发展农业，还加大了发展轻工业的力度。
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调整，朝鲜的经济困难得到明显缓解。根据韩国银行估算的朝鲜经济数据，1990年后，朝鲜经济发展每况愈下。自1990年开始直到1998年连续9年负增长。历年增长率分别为：-3.7％、-5.2％、-7.6％、-4.3％、-1.7％、-4.5％、-3.0％、-6.8％、-1.1％ ，直到1999年才开始出现正增长6.2％。
（五）社会主义经济缓慢恢复、建设强盛大国时期（1999年至今）
1999年经济恢复增长后，朝鲜继续强调建设“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从1999年起，朝鲜把电力、煤炭和冶金工业、铁路运输业、农业和轻工业确定为经济工作的最主要领域，实施了基干产业的技术改造、工业结构改革、农业革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改善等政策措施。
在建设经济强国所采取的各种具体措施中，最基本的是群众运动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即在需要规模效益方面，大量动员民众进行人力劳动，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各项任务。军队在其中发挥着主力军和榜样的作用。在群众运动难以发挥很大效能方面，则重视采取科学技术手段。[18]
2002年7月，朝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对经济生活进行改善和调节，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度调整物价和工资，缩小配给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企业的独立核算制；取消外汇券，调整汇率；加强对农业的鼓励措施等。2002年9月制定了新的经济运行方针“先军时代经济建设路线”，即国防工业优先，轻工业、农业同时发展的方针。2002年9月，朝鲜设立新义州开发区，与1990年建立的先锋－罗津地区一起向中国开放；当年10月设立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园区，作为对韩国开放的窗口。2003年，朝鲜把农民市场改为“综合市场”，允许销售轻工业产品，并肯定了农贸市场在推动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方面所起的补充作用。自2004年1月起，农业部门开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试点，工业部门开始了“企业改革”（降低企业对国家的上缴金额，扩大企业现金持有限额，允许按自身业绩提高工资等）措施的试点。
这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根据韩国银行的估算，1999年～2005年，朝鲜经济连续7年保持增长；工矿业也呈增长势头；粮食总产量2004年恢复到431万吨，2005年约为454万吨；对外贸易总额连年增长，2005年超过30亿美元，创下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由此可见，朝鲜经济呈现恢复趋势是勿庸置疑的。
二、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经验
总结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六十多年间领导朝鲜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有如下的经验可供借鉴。
1．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注意把握国内外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方针政策并随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解放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产业国有化等，1958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自立经济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个七年计划期间新的经济管理体系的确立，六年计划期间农业第一主义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战略的提出，2002年推进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改善措施”，等等，无一不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局势变化做出的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方针决策。
2．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注意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1957年开始的千里马运动、1960年开始推行的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第一个七年计划期间推行的大安工作体系、1975年起开展的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创造八十年代速度运动”、90年代开展的新的千里马大进军运动等等，目的都在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或克服面临的困难。
3．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在制订长期计划时，根据情况设置朝鲜独有的缓冲期。
关于缓冲期，金日成将其定义为：“所谓缓冲期，就是当夺取某一高地的战斗结束时，补充一下所消耗的兵力、粮食、被服、武器和弹药等整顿和部署战斗队伍，进一步巩固已夺取的阵地，以准备新的战斗来夺取下一个高地的这样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19]朝鲜在经济建设中设置缓冲期，是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及时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充分加强薄弱环节和部门、为执行下一个计划作准备。
4．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重视人民福利，使人民群众享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直是朝鲜经济发展设定的目标之一，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多次提高职工工资，降低商品价格，并多次减免税收，最终免除了除关税以外的所有税收。朝鲜还实行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为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保障。
5．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重视教育，重视科技。
朝鲜的三大革命，即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后两者指的就是科技问题和教育问题。朝鲜历来对技术发展问题十分重视，例如1971～1976年的国民经济六年计划把技术革命列为基本任务，力图通过技术革命大大缩小重劳动和轻劳动、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别，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1987～1993年的第三个七年计划也把技术革命提到了首要日程上。
朝鲜逐步实行义务及免费教育。到1975年9月1日起，普遍实行了十一年制义务教育。建国后，朝鲜致力于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培养，从解放后创办第一所综合大学——金日成综合大学起步，1959年增加到78所，1970年增加到129所，1980年增加到170所，1988年增加到244所。
综上所述，朝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有过辉煌的成就，也经历过低谷和挫折。朝鲜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国家，正如金日成在1990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道路是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因此在前进中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件，也可能经历迂回和曲折。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应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朝鲜所取得的成绩是与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方针密不可分的，同样，在挫折面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也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调整。目前，朝鲜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正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着“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探索。朝鲜依然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导，同时有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这是一条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另一种新的探索。
朝鲜建设社会主义与中国的不同
2009年07月26日 21:42凤凰卫视
朝鲜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较好，后来越来越倒退。
很多人在今天一提到朝鲜，首先想到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其实，在南北朝鲜爆发完了朝鲜战争之后，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阶段，朝鲜也经历过一段非常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六七十年代的朝鲜：千里马的发展速度，经济、文化、社会秩序。那时候的中国人非常羡慕朝鲜的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朝鲜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有中国的援助。
朝鲜建设社会主义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点不同。第一、 知识分子的地位一直很高，与工人、农民有同等高的地位，不像中国在49年以后，贬低知识分子。第二、 朝鲜没有经历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人心比较纯净。那时候朝鲜的经济发展大大超过韩国，1973年，平壤地铁通车。60年代，工业基础除了日本以外，在亚洲首屈一指。
1980年代，亚洲国家欣欣向荣，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等国家经济飞速发展，曾经“成就辉煌”的朝鲜竟不知不觉掉队了。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推进，世界在变化，苏联“新思维”，中国“改革开放”，而朝鲜还是原来的那个朝鲜，不变的朝鲜开始走向“孤独”。
（五）重视农业与轻工业
朝鲜政府为改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作了也作了一定努力。1995-1997年强调“贯彻农业、轻工业、贸易第一主义的革命的经济战略”；1998年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1999年又重新提出“农业第一主义方针”。金正日“提出主体农法是依据农民的意图和实际情况推进农业发展的科学的农法，从而纠正了歪曲执行主体农法而阻碍农业生产的现象”。强调“依据农民的意图和实际情况发展农业”，这从金正日近几年在国内考察的部门轨迹也可明显看出。从1998年10月到2001年7月末，金正日对全国各地经济部门进行了近60次视察，共涉及110个单位。其中对农业部门的视察次数最多，达到37个(占34％)。其次是电力部门，为24个(占22％)。第三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部门，为17个(占15％)。第四是机械制造部门，为15个(占14％)。这四个部门被视察单位合计93个，占总数110的85％。在农业中，种植业一直很受重视，对养殖业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从2001年起，对轻工业部门的视察次数显著增多。
（六）朝鲜经济外交齐头并进
为给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实行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开展自主外交两条主线同时并举的方针。朝鲜明确表示“在国际事务和北南关系方面，朝鲜将坚持自主原则，继续积极主动地开拓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局面” 。朝鲜的指导思想在于：朝鲜要彻底摆脱经济困境的努力，仅限于国内是远远不够的。朝鲜必在自力更生、积极挖掘国内一切潜力的同时，在对外战略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积极借助外部力量，使国内经济建设早日走上正轨。其方针是以改善朝韩关系为突破口，促压美、日加快改善对朝关系步伐，积极推进与欧盟各国关系正常化进程。２０００年以来朝鲜的外交方向全方位地指向了日本、俄罗斯、西方国家、韩国、中国、东盟国家和美国等国家。其中最主要的双边关系也在朝美和朝韩之间交替变化。这表明，朝鲜已经改变过去单打一的行为方式，“采取了点面结合、主次兼顾，一揽子解决冷战遗留下来的所有国际问题的做法” 。朝鲜多方位外交的进展，不仅在政治上突破了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包围与封锁，缓解了外部的生存压力，更重要的是为尽早恢复国内经济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美国已部分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日本对朝政策亦出现松动，对朝援助亦有所增加；随着与欧盟建交国家的增多，朝鲜有更多的机会扩大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并得到相应的经济援助；朝韩关系的缓和，为朝鲜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促进了双方有史以来的大规模经济合作。经过多方努力，目前朝鲜的内外生存环境日渐好转。
国际社会上“尴尬”的朝鲜
2009年07月27日 19:41凤凰网历史综合
国际上，朝鲜一次次做出令世界震惊的举动，让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屡屡成为舆论的热点。朝鲜已经成为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不顾国际上的反对，一心发展核武器、试射导弹，甚至发出战争威胁。朝鲜国内，个人崇拜盛行，经济贫困，人们都活在封闭的“理想”中。朝鲜，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是他们甘愿孤独，还是这个世界不愿意容纳？
对于朝鲜希望挟核自重的作法，安理会表决给予了回答。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态度由1718号决议的“谴责”到如今的“最强烈谴责”。制裁决议的加强，使朝鲜是一个问题国家的形象更充分的展示于世界。
某种程度上，制裁朝鲜是困难的，因为这个国家什么也没有，但他们有100万的军事人员，他们有“满山遍野”的各类军火，他们还有更多依靠匮乏物质过活的民众。朝鲜在金日成家族的控制下与世隔绝，一般的贸易制裁很难发生任何影响、动摇该国的效用，这和禁止向从不穿鞋的人销售鞋一样没什么意义。
06年一份显得宽松的制裁使他们回到六方会谈框架，但09年的二次核试证明他们在地上谈判打发时间，地下仍在不间断的发展其核计划，最终导致5月25日地震的发生。
在1874号决议中，除了重申1718号决议的基本原则，加强、扩大了有关制裁条款内容，比如：将军火制裁扩大至除小型及轻型武器以外的所有，即使是小型及轻型武器，也需要提前5日向有关委员会备案。决议还为监督执行的有效实施提出了要求，并授权设立专家小组向安理会报告决议实施的情况和建议，这些举措应当看作是认真实施1718号、1874号决议努力的一部分。
引人注目的是，决议引入了类似PSI（防扩散安全倡议）条款，将对可疑物资拦截、检查、扣留的权利赋予所有成员国，我们知道在韩国加入PSI后朝鲜采取的强硬立场：退出停战协议，使朝鲜半岛局势回到战争状态。按照朝鲜人的这一逻辑，朝鲜人将会认为这是全世界对其的战争挑衅，他们的敌人理论上已经非韩国一家，而是执行1874号决议的联合国192-1个成员国。我相信对朝鲜领导人来说，挑起战争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不但有失败的命运还有法律的制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仅可以审判日本战犯，也可以重起审判朝鲜战犯，现今世界已经不是1950年6月25日所属的时代，挑起战争可以依然逍遥。
与1718号决议相比，1874号决议更严厉、更有可行性的特征并没有掩盖这一决议仍然是一份符合中、俄要求的低标准的制裁决议而并非一份全面制裁决议，在朝鲜人与外界贸易需求低下的情况下，严厉的金融制裁，割断其资金链是使其真正与世隔绝的步骤，但决议对“直接用于人民需要的人道主义或发展用途、或促进无核化”的金融往来实行例外，这个例外使一些国家在与朝鲜的交往中有更多的回旋解释余地，也可以把这理解为是给朝鲜的机会，因为朝鲜未来的作为将直接导致有关国家对这个机会从宽过严的不同解释。
从朝鲜方面的作为来看，他们认为六方会谈归六方会谈、核试归核试，他们希望通过核试从世界榨取更多，而国际社会的看法是你想要更多就需要在行为上符合国际的基本规则，朝鲜政权的先天缺陷使其对世界充满恐惧和怀疑，他们不相信安全的最终实现依赖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国际规则的有效性，他们以为在大国缝隙间玩核玩具可以获得生存空间，可是他们忘了，缝隙总归是缝隙，不可能使用核玩具炸出另一片广阔天地，何况这个缝隙存在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
可以相信，面对1874号决议，朝鲜媒体仍然会继续使用激烈、亢奋的语言进行反击，他们曾经在年初宣布将在3年后打开“强盛”国家的大门，可是他们如果一意孤行，继续无视国际规则、无视核安全体系权威的作法，3年后当他们打开大门时，也许会发现大门外筑起的是坚实的沙袋，他们仍然需要交出手中的玩具换取沙袋的搬离。
朝鲜落后的原因及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直接危害
2009年07月27日 14:01凤凰网历史综合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瓦解而新的前苏东地区国家纷纷拒绝与朝鲜的经贸联系的情况下，朝鲜的对外贸易剧减，随之伴随来的是严重的能源问题和重工业产品无销路问题、轻工业产品紧缺问题。
由于朝鲜在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化学化，而在80年代，朝鲜形成了依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石油的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到了苏东解体后，石油紧缺，大部分农业机械严重闲置，而朝鲜原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肥和磷肥严重匮乏（朝鲜化工只生产氮肥等），导致农业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问题。
自然灾害和西方的封锁的作用探讨
1995到1997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严重的是1995年的洪水和1997年的旱灾和海啸灾害。
自然灾害对朝鲜有多大的危害呢？
我们来看看日本记者名田隆司提供的一组数据：
“1995年洪水灾害：总受害额达150亿美元，难民达520万人，……粮食损失191万吨，……1997年高温灾害、旱灾和海啸灾害：……22个郡140个里，难民280万人，水稻减产70万吨，玉米减产150万吨，……”
朝鲜不是唯一的受害国，当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异常的厄尔尼诺现象，许多沿海国家都蒙受了灾害。灾情极其严重，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不但造成了一时的严重困难，而且海啸带来的田地盐碱化和洪水带来的地力减弱对于朝鲜这个山地高原占国土面积80％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当时朝鲜政府向国际社会呼吁援助就是证明。
严重的旱灾和能源的短缺都导致了能源的恶化。
我们朝鲜派从来就没有逃避过问题，在国内我们比谁都更清楚朝鲜的困难。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朝鲜的能源状况恶化到了什么程度：
全国工厂的开工率仅有30％；1995年最大城市平壤被迫实行分区停电，城市夜晚往往一片漆黑；90年代中期所有的城市电车都停开，火车的误点不是按分钟、小时计算，而是按天计算，有时列车晚点达半个月！在建设工地上，人们往往像原始社会那样举着火把劳动；……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朝鲜原来不是很不错吗？为什么不去外国买粮食买能源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金融问题。
朝鲜包括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进行对外贸易都不是用美元的，尤其是经互会市场国家，它们都用各自货币或者卢布。苏东剧变后，美元的发行者――美国，对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态度（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在70年代末就拉开序幕了，实际上到80年代末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不可能维持经济制裁），即禁止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禁止西方国家与之自由贸易。
在此我援引美国诺蒂拉斯研究所一研究员对这一情况的符合事实的叙述：
“如果国际金融机构被北朝鲜通融资金的话，北朝鲜就可以同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贸易。这样的话，北朝鲜就基本上可以解决能源问题和生产设备的更新问题。要想从国际金融机构得到贷款，也必须消除美国的经济制裁。阻挠欧洲国家对北朝鲜进行投资，也是美国经济制裁的一个环节。欧洲国家也不得不为不抵触美国的经济制裁而费神。例如，美国要动用自国的国内法处罚同伊朗和古巴进行贸易或对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公司。北朝鲜把毗邻朝中、朝俄国境地带的罗先三角洲辟为国际贸易经济特区，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制裁，世界各国并不积极投资。”
非常明显了，要封锁朝鲜国门的不是金正日将军，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掌握了世界基轴货币和金融命脉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阻绝了朝鲜的融资通道，控制了朝鲜的美元贸易，直接造成了朝鲜的对外困难。可以说，在这里，西方经济制裁虽不是根本作用，但起了个直接作用。
那么朝鲜能否从其余社会主义国家如迅速发展的中国、越南获取物资呢？
我们再来看日本记者名田隆司提供的材料：
“一向友好地进行贸易的中国、越南和古巴等国家也要求用'美元’结帐……从1990年11月以后，同各国进行贸易时不得不用美元结帐。”
实际上，这一历史事实也是必然的，因为苏东剧变后，原社会主义市场的金融货币体系贬值、瓦解，剩下社会主义国家更加依赖美元是必然的。
从以上综合分析来看，朝鲜无法从国外通过购买方式来获取物资，朝鲜的工业品又出不去，想进的进不来，这就是西方制裁给朝鲜带来的结果。
朝鲜军费开支比例全世界最高 军事绑架了经济
2009年07月27日 15:22凤凰网历史综合
据国土报报道，以色列2008年度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8.2%，高于美国(2.8%)和英国(2.3%)等西方国家。中国仅为1.7%，而朝鲜军费开支比例最高，达到23%。
朝鲜从2000年以来已把强国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然而，由于半岛目前的不战不和的态势，特别是美国布什政府对朝调整所带来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朝鲜又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用于经济建设。就是说朝鲜北南双方军事对峙状态一日不消除，朝鲜的军费便一日不能削减。
在今后一个时间内，沉重的军费负担仍将继续拖累朝鲜国民经济的发展，朝鲜只能继续采取“建设与军事并举”的方针。朝鲜自60年代起就一直保持对与军事工业直接相关的重工业的高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而军工生产却发展迅速，消耗了巨大的国民财富，不仅直接排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
目前，朝鲜人口总数为2300多万，朝鲜拥有现役正规军105.5万，准军事部队18.9万，预备役470万。 其兵力占世界第五位。自70年代起着手研究发展核、生化武器、中远程导弹等威慑性战略武器。1994年朝鲜武器的出口规模占世界第11位，达4300万美元，武器进口规模占世界第42位，达1300万美元 。
据外电报道，近年来朝鲜每年的军费支出约占其GNP的20—25％左右，1994年其军费支出为56．6亿美元，占GNP的26．7％ 。这种巨额的军费不能不严重阻碍并延缓朝鲜现代化的正常进程。正如中国朝鲜问题专家朴健一所说：“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朝鲜感觉不到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那么朝鲜无法专心搞经济建设，时刻警惕外来威胁，因而出现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难以更加稳定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朝鲜能够感觉到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化，它就有可能加快思想意识的变革，在扩大各级地方政府自主权、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做得更好。”
朝鲜世袭制束缚金正日的政治改革
2009年07月27日 15:35凤凰网历史综合
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各国正在为朝鲜未能如期（4月14日）关闭核设施而加紧谈判之际，国际社会同时关注朝鲜目前面临的粮食危机；与此同时，朝鲜方面4月15日举行大型庆典活动以纪念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九十五岁冥寿，现任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高调露面，提拔55名军部将领。分析指出，金正日政权在解决饥荒以及维护政权两方面的矛盾激化，但他难以找到合适的改革方式。
特权士人倒卖粮食
美国之音报道，朝鲜最近再次发生粮食危机，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向朝鲜伸出援手。然而专家认为，朝鲜解决粮荒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行改革、开放市场，像中国、日本和韩国一样加强出口、获取外汇、增加粮食进口。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朝鲜由于其政权的合法性极其脆弱，任何开放政策都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导致其推行改革政策比其他集权国家难度更大。
华盛顿智囊团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诺兰德曾经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师，也是西方世界对朝鲜饥荒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之一。
诺兰德说，他与哈格德合著的《朝鲜的饥荒--市场、援助和改革》一书记载的最令人不安的事情就是1995、96、97年国际粮食援助进入朝鲜时，平壤政府却开始减少其粮食进口。甚至直到经济开始复苏的1999年、整体进口都在增长时，粮食进口量却仍然没有增加。
诺兰德：“所以朝鲜政府基本上是利用国际援助来抵消进口粮食，而不是把援助当作一种补充。如果政府把援助当作补充，把粮食进口维持在1993年的水平，人口的正常粮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即使没有援助，如果粮食分配均匀，人口的基本需求也能够得到满足。遗憾的是朝鲜政府没有这样做。”
一些逃离朝鲜的异议人士批评国际援助实际上支持了平壤的独裁政府。对于这一点，诺兰德说，他们提供的证据显示援助确实被挪用了，不过除了转移到军队或党的高层手中，也转移到了市场 。诺兰德辩解道，被转移的国际援助其实在哺育朝鲜的粮食市场。
他说：“我们的论点可能有点怪，就是认为粮食援助项目其实是一种润滑剂，支持了市场的发展。有人出售他们的财产，有农民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来卖，重要的是有来自朝鲜体制内的重要人物，他们获得了粮食援助，希望把它卖掉。这一过程从粮食买卖开始，很快普及到了其他产品。”
诺兰德认为，从长远来看，解决朝鲜粮食危机的根本途径并不是在朝鲜生产更多的粮食，而是振兴工业经济，赚取外汇，进口粮食，就像它的邻国韩国、日本和中国所做的一样。
世袭制影响改革
但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文贯中说，如果要走这条路，朝鲜就必须允许相对自由的进出口，外资可以自由地去投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一定要开放。但是，开放将打破朝鲜现有的封闭状态，打破当权者对民众的思想控制，人民将可以接触外部世界，看到外部世界的真相并不像朝鲜领导人所说的那样。
文贯中说：“金正日和他的父亲金日成总是描绘外部世界如何险恶、如何凶残，大家都要来欺负他们朝鲜，幸亏这位伟大领袖和他的儿子，坚强地保卫了这个民族。然而他们的这种说法跟实际情况完全不能吻合起来，在人们了解了真相之后，他们的政权就摇摇欲坠了。”
他还说，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金正日多次去中国取经但是始终未能放弃意识形态统治而推行改革路线，以及他为什么在过去十几年处理饥荒的过程中，在对待民间自发兴起的粮食市场，对待国际援助和国际监督方面始终来回摇摆。
文贯中表示：“朝鲜的政权实在太脆弱，因为其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他是金日成的儿子上，他们必须把金日成所做的一切都描绘成正确英明，然后他这位儿子的正统性才得以建立。”
他还将朝鲜与亚洲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和越南相比。文贯中指出，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人将过去所犯错误的责任一部分归于毛泽东，一部分归于四人帮，然后再换一批人，像邓小平，就可以出来领导改革；而越南一开始就没有把权力集中在一人手里，所以推行改革路线比较容易，“但是金正日没法这样做。因为他只要一松动，党（劳动党）内挑战他权力的人马上就会提出让他下台这样的问题来。”
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朝鲜无疑是个“异数”。那里的老百姓在饥荒中甚至沦落到吃草充饥，在资讯上更几乎与世界完全隔绝。同样，在世人的眼里，朝鲜也是一个神秘的国家。而这个神秘的国家恰是我们的邻居，从历史到现实，都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这个国家对周围的邻居屡屡挥舞武力大棒的时候，它对未来的选择无疑也将影响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