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申福在北京密云县古北口镇北甸子村创办了乐活村农庄，以生产散养蛋鸡为主。据多年的经验，他认为市场上没有真正的有机鸡蛋，“达不到那个标准；标准够了，价格会高得吓人”。
有机食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除了“安全健康”的关键词外，价格更高也是明显的特征。联合国贸发会和世贸组织设立的技术合作机构——国际贸易中心针对中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愿意多付20％－50％的价钱购买有机食品。
有机食品价格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成本高。
高价何来
在创业前，王申福曾在多家农牧企业从事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农牧专家。他在乐活村的养鸡场地达1000余亩，由山林灌丛和河滩林地组成，划分为四个养殖区，每年总有两个养殖区处于轮休状态，以便让土壤自净。
如果严格按照有机养殖标准，王申福挣不到钱，他坦陈，首先乐活村的环境无法严格按照有机标准饲养蛋鸡，其次，“现在我一斤蛋才卖25元，消费者已经觉得很贵”。
根据王申福的测算，一只有机蛋鸡一生要吃80斤有机玉米，假设有机玉米的成本是3元/斤，就是240元。有机蛋鸡要自由放养，产蛋量仅为规模化养殖的三分之一。在乐活村，一只鸡的总产蛋量平均为12斤，如果全部喂食有机玉米，摊到每斤鸡蛋的成本就是20元，这还不包括其他辅食、人工费用、轮休土地的成本和疾病等风险。
慢，是有机农业的一大特质。禁用化肥，果蔬成熟慢；禁用化学农药，杂草、害虫和病害除得慢；禁喂常规饲料，禽畜生长慢。慢，也导致有机农业产量没有保证。
在常规农业中，农民只需按照田地的面积，控制好化学农药和化肥的投放量，收成就能有所保证。但有机种植不同，农民必须学习管理整个生态系统，用生物技术来控制害虫，用动物粪便给土地供肥，还有间作和轮种等种植方式，目的都是促进作物的生长。
有机生产还有不少额外支出。多利农庄创始人、总裁张同贵算了一笔账：多利农庄有机种植基地近5000亩，在基地建设上投入了4亿多元。租赁种植基地每亩每年要支付1000元－2000元的土地流转费；拿到土地后，要投入土壤改良的经费和固定资产等，土壤改良3年期间，几乎没有回报；人工除草和有机施肥需要投入较多劳力，通常是种植无公害蔬菜的4倍－5倍。
在欧洲、美国、日本，普通蔬菜的平均价格为每公斤4美元－5美元，有机蔬菜的价格为每公斤6美元－7美元，高出30％－50％。在中国，有机蔬菜与普通蔬菜的价格差距更为悬殊，普遍在3倍－5倍。张同贵认为，国内的有机蔬菜价格和国际价格接近，与普通蔬菜的价格悬殊主要是后者价格偏低导致，“农民种普通蔬菜赚不到钱”。
中国的有机生产者对产量很看重。为达到与使用化肥同等的效果，有机肥的投入量至少是化肥的5倍，这和国际上主导的定期休耕、恢复地力的逻辑根本上反拧；规模生产也意味着更多的工业化“烙印”，这与充满田园气息的有机生产方式相悖。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就在《杂食者的困境》一书中论断，商业化的有机违反了有机运动的最初理念，有机产业越成功，有机农业也就越向它原先所抵抗的工业系统靠拢。
另外，蔬菜、水果的运输损耗很大，有机生产者还会淘汰那些品相不好的蔬果，这些成本都会被转移到商品价格中。
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认为，有机产品应该着重提高商品率，收益自然随之上升，产品价格也就有下降空间,“只有加工产品占到80％，才能体现有机的价值，才能形成良性市场”。事实上，国内有机产品大部分是初级产品。在全国现有的1万余张有机认证证书中，加工类证书仅1000多张。这意味着九成产品都是按照初级产品去卖，体现不出价值。
有机不易
近年来，一些此前并无农业经验的资本进入有机农业领域，杜相革认为，跨界进入的资本，总体是失败的。
中国有机食品协会提供的材料显示：大部分新进入企业只浅层次地认为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而对于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定位、产品营销等并不了解。
汇源集团一度被看好。早在八年前，汇源集团在北京市密云县东邵渠镇一块背靠大山的土地上，开始孵化一桩新“生意”，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租赁1.5万亩土地，租期为50年，兴建主打有机概念的汇源生态园。创立之初，汇源生态园被规划为理想的循环经济样板，即前端种植、养殖；中间猪、羊、牛排泄物变成有机肥，加工果汁后剩下的果渣制成沼气，供园区和周围村民使用。再辅以有机食品加工、物流。但至今，汇源生态园仅部分实现有机蔬果的种植。园区内规划中的数排加工车间仅完成了厂房的搭建，尚未正式启用。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投入大、风险高，又很难短期实现盈利，因此汇源也顾虑重重。直到2008年，汇源集团高层坚持既然已经投资，并对外宣称要做有机农业，有必要坚持。2014年4月5日，汇源生态园的一位负责人透露，汇源在有机农业板块已投入资金10多亿元，尚未实现盈利，始终由果汁项目补贴有机农业的亏损。
与汇源集团的谨慎推进相比，万达集团2011年1月对外宣称在北京延庆，打造世界一流的有机农业园区，占地面积5600亩。按照规划，园区建成后将形成年生产有机蔬菜1280吨的能力，可满足2700人用餐需求。其公关总监李海峰告诉《财经》记者，延庆的有机农业园目前定位是为集团员工提供健康、绿色的食品，没有对外销售。
除了建基地，一些企业也采用“公司+农户”或“公司+合作社”的商业模式，通过与农民或合作社合作，统一种植、养殖要求，统一收购，但这种模式很难保证农户私下没有小动作。
即使是早期进入有机行业的公司，也会遇到商业模式和营销理念的沟坎。2005年在上海成立的多利农庄，在有机业界的声望如日中天。2011年9月，多利农庄的第二轮融资获得德同资本等四家创投公司的联合投资，合计1.8亿元。手里有钱后，当时主要在上海发展的多利农庄，与北京市大兴区的留民营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欲以此为基地，切入北京市场。
留民营村是国内最早一批自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基地。村集体下辖的企业——北京青圃园菜蔬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有机蔬菜的种植与销售，也是与多利农庄合作的对接者。然而，双方合作刚满一年，就不欢而散。现在，张同贵告诉《财经》记者：“我被‘生态农业第一村’的名头忽悠了。”
北京青圃园菜蔬有限公司经理孔庆华则认为，多利农庄的管理混乱，在上海的那一套模式到了北方行不通，造成较大亏损。比如，市场推广不计成本，在北京凤凰城等十多个高端小区免费送菜试吃；产出的有机菜销售不掉，就一筐筐地拿到村里的鱼塘喂鱼。
留民营基地的租金一年300万元，加上设施建设等投入，该基地的失利让多利农庄损失了几百万元。对有机农业初期的艰难，张同贵有深刻了解。多利农庄成立的前四年里，一直处于亏损状况，直到2009年才开始实现盈利。由于有机农业的投入成本大、回报周期长，获得有机认证需要经过三年的土壤改良，相当于头三年必然是亏本的。
对亏损早有心理准备，张同贵说这不是他放弃留民营的原因，“留民营基地在生产中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当地水质也不好，村里飘散着臭烘烘的沼气味道，不适合做有机农业生产，多利进入后被搞得很狼狈”。一位有机食品公司的总经理也透露，由于长期施用鸡粪肥，留民营土壤情况并不理想，“（我们）曾想去合作，就是因土壤问题而作罢”。
多利农庄在留民营基地的失败，根本原因还在于商业模式固有矛盾的尖锐化。多利农庄采用自营模式，就是公司从地方政府租地，把农民变成农民工，这需要很高的成本投入，若协调不好利益关系，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有机农业生产比较复杂，无法进行标准化管理。
“合作告吹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影响了我们的声誉，目前其他企业不敢轻易接手。”孔庆华介绍。
现在，多利农庄在北京销售的蔬菜，全部由上海、成都等基地空运。张同贵表示，空运增加了一些物流成本，但不至于亏本卖菜，而把有机蔬菜配送至每位消费者家中是最大的物流成本。
在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正谷公司）董事长张向东看来，中国的有机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大规模投资有机农业为时尚早。
市场的根基
礼品一度是有机食品销售的重要渠道。一份份价格高昂、包装精美的有机食品大受欢迎，与多利农庄并称国内有机“双雄”的正谷公司，借助向企业客户推广礼品卡，销售高速增长：2007年创业伊始，销售额仅80万元，到2012年，正谷公司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亿元。
今年以来，由于礼品市场的萎缩，有机食品产业的发展回归依靠个人消费的渠道。
个人消费市场的瓶颈，仍在于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机制。建立起信任机制，有机确实能带来比非有机食品更高的利润。2013年，美国有机食品零售市场约达350亿美元，有机食品成为美国超市营业额的成长主因。强调贩卖天然和有机食品的美国全食超市公司，1992年在纽约上市，现在旗下373家分店遍布美国、加拿大和英国，2013年度营收已达129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10％。全食超市的强劲竞争对手——总部在亚利桑那州的豆尖农夫超市，2013年8月也在纽约挂牌上市，集资3.4亿美元，主打平价有机产品，其在全美有167家店，该公司预估未来平均年营业额将增长15％。
研究公司TechSci2012年的调查报告预估，美国有机食品市场销售在2013年－2018年间还会增长14％。另一项调查显示，81％的美国人有偶尔购买有机食品的习惯。
中国有机产业曾几乎全部出口，但现在越南、缅甸，以及非洲的很多国家都进入市场，“中国有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杜相革说。2011年，全球有机食品的销售额达630亿美元，中国的有机食品出口额仅为4亿美元。竞争国的土壤腐殖情况好，利于植物生长，用药和用肥量会减少，而且地价较低。
一些国内企业也开始到海外包地。2012年，联想集团在原农业投资事业部的基础上正式组建成立佳沃集团，在智利和澳大利亚建设了水果生产基地。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对外称，在青岛基地种蓝莓，一公顷产1吨；而在智利，一公顷产13吨蓝莓。国内的土地腐殖质占0.2％，联想控股在智利的农场，土地腐殖质达3％－15％。
出口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后续企业很难再打进去。好在国内有机市场逐渐发育。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宋杰凝分析，国内有机农产品市场每年将以30％－40％的速度增长。
但一个不好的苗头必须遏制。在国内，由于“有机”两字带来的高附加价值，一些企业夸大有机产品功效甚至虚假宣传，让业内人士深感不安。比如，多个品牌的有机牛奶，都在广告中宣称其全程零污染、零添加，张向东认为，“这是在误导消费。”虚假宣传让中国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预期过高，甚至期望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中没有一滴农残，“这是不现实的”。江西金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张羽说。
实习生谢莹孜对此文亦有贡献
有机食品真相
2013年中国有机食品销售额已然超过50亿美元，市场的潜力吸引了甚至没有农业经验的资本逐利而来，与此同时，严苛的有机认证新标准出台，成本之飙升使小而美的有机农场难以承受，冒险转向无证经营，进一步削弱了细若游丝的诚信体系。有机食品受到追捧，主要是因为它击中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忧虑之心，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愿意为此付出高价。
然而，有机食品的真相是：科学试验并未证实有机食品更“安全、健康和营养”的说法，所谓“零污染”更多是营销的噱头，而且，脆弱的生态环境包括空气、土壤和水质的持续恶化，使有机农产品无法独善其身。
64岁的姜亚文，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乘坐公交车，到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下称农夫市集）采购果蔬肉蛋。农夫市集是北京市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和消费者面对面交易的平台之一。2013年，姜亚文在农夫市集一共消费2.7万多元，月均约2300元，这差不多占到她月收入的60％。
“我退休金不多，压缩其他方面的消费，挤出来用在买菜上。”她说，钱花得值，现在一家两口都愿意在家吃饭，吃着放心。
像姜亚文一样，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产阶层中有机食品的拥趸呈明显增长趋势。中国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轨的标志之一，就是食品安全显现为焦点问题。这一问题早期爆发于1998年—2001年间，这三年中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投诉达到空前的50万件，主诉点都是农药残留。2000年，国家质检总局对23个大中城市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47.5％的样品农药残留超过国家标准。
此后爆出的“毒奶粉”“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使食品安全之忧持续升温。2011年，联合国贸发会和世贸组织共同设立的技术合作机构——国际贸易中心针对中国消费者调查显示：中国有机消费者60％是白领阶层、有幼童的家庭，以及出现健康问题的家庭；其中98％的消费者是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购买有机食品。
当下的超市里，很多蔬菜、水果、粮食都标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产品标签，这三者都有高于普通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其中，无公害农产品处于最底层，中间层是绿色产品，最高境界就是有机产品。宣称“拒绝化学品”的有机食品，可谓一击而中消费者不安的心。“不使用化肥、农药、添加剂”就等于“安全、健康”，是许多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主要甚至全部认识。
随着公众对有机农业的好感度大增，市场渐渐兴起。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已认证有机食品企业731家，年销售额达到134.8亿元。国内最大的有机蔬菜种植和销售企业之一多利农庄，2013年的销售额达1亿多元。这两个数据说明：这是一个潜力大但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市场。安信证券预测，2015年中国有机农产品消费将达到248亿－594亿元的市场规模。
在2014年5月、7月，上海和北京分别举办了以有机食品为名的国际博览会。有机食品主要消费者都集中在特大城市。北上广深四地消费了中国有机蔬菜的30％，西安、南宁、武汉等二线城市也受到吸引，陆续拷贝了专卖有机食品的市集模式。此外，一些并无农业经验的资本，如万达集团、大型综合企业联想控股、饮料业巨头汇源等，也先后进入有机农业。
有机食品并非中国人的特殊偏好，在世界范围内，“organic”都是一个时髦的词。不同的是，欧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钟爱，主要不是源于食用安全，而是生态环保与营养口感。事实上，安全，根本无法成为有机食品的主诉点，甚至会成为它不可承受之重。
零污染噱头
有机农业和养殖业都无法完全回避环境的影响，因为空气、土壤和水是移动的，“零污染”不存在
位于北京南六环外的大兴区长子营镇留民营村，被誉为“中国生态农业第一村”，有20多年开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的历史。全村500余亩有机种植面积，是国内最早一批自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基地。
2014年4月初，《财经》记者在该村实地调查发现，在村中走一圈，腐臭味不时钻入鼻中。
有机农业对自然环境要求非常之高，按现有国家标准，有机生产基地的土壤质量和空气质量都必须符合二级标准。并且，在有机和常规地块之间要设置缓冲带。
适合有机生产的土壤不容易找到。以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数据估算，19.4％的耕地污染超标。因此现实中，经营有机农场往往要先改良土壤。
多利农庄总裁张同贵告诉《财经》记者，申请一个种植类的有机认证，要经过三年土壤改良，这样也只能将农药、化肥的残余量降解七八成，“不可能百分百全部降解”。
还有空气质量这一关。困扰市民的雾霾天同样困扰着有机农业。雾霾的空气质量远比有机农业国家标准要求的空气质量低劣。当污染颗粒落在植物叶片上，会直接影响植物生长，不少颗粒物还是酸雨的肇因，最终影响土壤和水质。
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2013年全年空气质量状况显示：北京PM2.5全年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89.5微克，相比每立方米35微克的二级空气浓度限值，超标约1.5倍。全年365天中，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的天数累计189天，超过一半。
土壤和水，是有机农业环境监督的重点，对空气的监测力度则远远滞后，颗粒物甚至不在监测范围之内。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认为，如果雾霾成为一种持续的影响和状态，有机产品的空气标准可能就要修订。
即使有机农场环境达标，也不能保证“零污染”。在有机养殖过程中，允许使用限定的投入物来增加营养和防治疾病；环境中残留的化学物质也不可能完全清除。
2014年1月，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发布了一项近两年的检测结果：45.8％的有机果蔬含有农药残留，1.8％残留超标。检测人员认为，农药残留可能是从邻近的非有机农场漂移，或者通过土壤和地下水转移过来的，也可能是在储运过程中与非有机产品的接触中获得。
除了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有机养殖还有其他条件。常天乐，是北京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她说，有机养殖要密度合理，以散养为主，不喂含有抗生素和激素的饲料。
散养，是有机饲养最大的卖点，然而其污染风险也不小。美国加州一个散养鸡场，坐落在一家木材加工厂附近，四处觅食的鸡群，被检测出体内的多氯联苯残留是圈养鸡的100倍。多氯联苯影响人体内分泌系统，严重者会破坏生殖和免疫系统，诱发癌症和神经性疾病等。早在1989年，世界各国已停止多氯联苯的生产，但之前已使用和排放的数量庞大，在土壤中和植物、昆虫体内长期存在。
在山坡上、田野间自由活动的散养鸡还喜欢随处排泄，在鸡场土壤中，氮含量往往超标，长期接触这种超标泥土，鸡又会多发寄生虫和肠道疾病。
这说明，有机农业和养殖业都无法完全回避环境的影响，因为空气、土壤和水都是可以移动的，“零污染”不存在。消费者追求百分百的零残留，就是一个死结。但消费者的认识终究是来自有机企业的宣传，很多时候，有机食品被描绘得太好。
有机肥和天然农药风险
拒绝化学农药的有机食品，施用的是天然农药，这些天然农药自身也带有毒性
北京农夫市集筛选农户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认同有机理念，农户要承诺在耕种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和化肥，施用有机肥。所谓“有机肥”，大多就源自于饲养动物的粪便。
飘荡在北京大兴留民营村的臭气，来自村里养殖的20万只鸡和100余头牛的粪便，村中有机种植施肥主要依赖这些粪便。鸡笼、牛舍的粪便被收集后，经过几个月堆积、发酵的腐熟过程，才能用到田里，因为粪便中可能含有致命性病菌和寄生虫虫卵，如果腐熟不充分，就会产生污染。那些使用发酵不足12个月的粪肥的有机农场，与使用熟肥的农场相比，大肠杆菌的污染可高达19倍。
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能在肥堆里轻松地活60天，甚至更长时间。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指出，有机肥如果无害化处理不彻底，粪便中的有害生物包括寄生虫卵和致病微生物等可能进入人们的食物链。
2014年5月30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款由美国NavitasNaturals制造，可能受沙门氏菌污染的有机奇异籽粉。欧洲和美国近年频繁暴发的大肠杆菌疫情和沙门氏菌疫情，多是通过人畜粪便传播给食品，食品再传播给人的。有机农业是其最主要的通道。2011年，德国一家有机农场生产的有机豆芽菜，引发一场波及16个国家的大肠杆菌流行，3000多人因此患带血腹泻，850多人患溶血性尿毒综合征，须终生肾透析，53人死亡。
其实，有机食品即使携带有致病性大肠杆菌，只要经过烹饪充分加热，就可以杀死病菌以安全食用。不幸的是，崇尚有机食品的人大多喜欢生食，认为这样更自然、更有营养。
留民营村的鸡都是集约化圈养。在高密度的养殖环境中，为了预防禽畜生病，使用抗生素在所难免，抗生素大部分会随着粪便排泄出来，之后作为肥料又施到有机农田中，由此，抗生素就可能在土壤中积累，被农作物吸收。欧盟规定，这样的粪便根本不能作为有机肥的原料。但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还没有相应的规定。
张同贵称，“中国市场上的有机肥大部分来自于规模化养殖的牛羊等牲畜，含有大量重金属和抗生素”，因此多利农庄只能使用自己生产的有机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化肥相比，鸡粪、牛粪等有机肥的肥效较低，因此要达到同等效果，有机肥的投入量通常是化肥的5倍甚至更高，中国北方有所谓“亩产万斤菜，亩施万斤肥”的说法。
拒绝化学农药的有机食品，施用的是天然农药，这些天然农药自身也带有毒性。安石榴、鱼藤、葛薯、红花除虫菊等，是有机农业中常用的植物类农药。然而科学研究证明，这些天然的杀虫剂不尽安全。比如，鱼藤酮具有肝毒性，还可能诱发帕金森病；除虫菊酯有的具有神经毒性，其毒性有时比人工合成的拟除虫菊酯还高得多。
为了防御天敌，水果蔬菜体内还会产生天然的杀虫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教授布鲁斯·埃姆斯（BruceAmes）研究发现，被测试的64种植物体内产生的天然杀虫剂中，35种是致癌物质。且由于不受化学农药和除草剂保护，经过几代生长后，植物会产生更高浓度的天然致癌物质。
实际上，含有少量残余化学农药的食品不会对人体健康带来伤害。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内分泌学教授珍妮特·西尔弗斯坦（Janet H.Silverstein）称，至今没有确切研究指出普通作物相比有机作物，其农药残留对人体的影响更大。她是美国儿科学会一项有关有机饮食健康益处研究的合作者。
2013年和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农业部副部长牛盾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有关农药、化肥的问题，关键在于没有科学合理地应用，完全不用并不一定就好。如果常规农业生产能够实现农药和化肥的精确投放，那么产出的农产品就是安全的，不会因为化学品的残留而对人体产生危害。
更营养假说
支持者认为，有机食品与常规食品的营养成分并无显著差别；反对者则认为已有研究未能涵盖有机食品的特殊指标，需要继续深入
至今，科学界尚未拥有足够确凿的科学证据，支持有机食品更有营养的观点。至少，国内外已有的多项研究表明，有机、散养和圈养鸡所产的蛋之间，营养价值并无区别。
“这几年，我的病人总是问我有机食品到底有没有好处，应不应该买，这搞得我很困惑。”斯坦福大学健康政策学院德纳·布拉瓦塔（DenaBravata）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为了找到明确的答案，她和十几名研究人员搜索了1966年—2011年间发表的6000多篇比较有机和常规食品的论文，并挑选出相关度最高的240篇进行分析。
这个研究团队于2012年得出结论：跟常规蔬果相比，有机蔬果的维生素类、蛋白质、膳食纤维等主要营养物质并无差别。有机食品中磷和酚类物质的含量确实普遍高于常规食品，但论文的主要作者史密斯·斯潘格勒认为，由于很少有人会缺乏磷和酚类物质，这项发现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此前英国一个大型研究的结果也让有机食品企业感到失望。2009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的这篇论文称，单从营养角度看，有机食品同常规食品差不多。这项研究由英国食品标准局资助，英国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检索了从1958年到2008年的数万篇相关文献，对其中有价值的100多篇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发现，在氨基酸、脂肪酸、糖、维生素、矿物元素等13种营养成分中，有10种有机食品和常规食品中的含量没有明显差异；两者只是在3种维生素的含量上略有不同，且是因为肥料使用方式不同、收获时间不同、成熟度不同所致。
据此，英国食品标准局对有机食品采取中立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上述两项研究发表后，掀起了两轮关于有机食品的价值争论，支持者认为可以盖棺定论：有机食品与常规食品的营养成分并无显著差别；反对者则认为已有研究未能涵盖有机食品的特殊指标，需要继续深入。
杜相革领导的团队也在开展相关研究，目前尚未发表论文。他表示，有机生产方式可提高作物的营养品质，这很难用常规数据衡量。
基于科学的争论在继续。然而，大多数有机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形成“天然的东西就是好的”成见。事实上，有机农业的初衷在于：减少化肥、农药对环境的污染，以补偿生态环境。
直到上世纪20年代，化学品才广泛进入种植业，此前人类农业的生产方式大部分都是有机的。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推动了美国的有机产业。嬉皮士们崇尚自然，拒绝消费以非天然方法生产的食物。1978年参与创立美国现在最大的有机超市——全食——的麦基（JohnMackey）就是一个嬉皮士，他早年是素食者，然后戒吃任何动物产品（包括乳制品和鸡蛋），最后放弃了任何加工食品（包括植物油和糖）。德国人施泰纳（RudolfSteiner）则倡导农民在动物、土地和作物中取得平衡，并在农场中示范如何实践这样的哲学。
不同于欧美消费者积极组成联盟、监督有机种植，推动反农药使用运动，保护生态环境，随着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杜绝使用化学品的有机食品，被中国的消费者误解为“最安全、健康的食品”。
而消费者的恐慌心理，为原本被认为是次文化的有机食品带来了商机，有机食品企业有意无意加以巧妙利用——在宣传中夸大化学农药和化肥的危害，渲染有机食品的零污染和纯天然，把环境保护、食品质量和食品信息的可追溯性推到前台，使消费者相信有机蔬果更安全。然而将有机食品描绘得更营养更安全会误导消费者，最终伤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一家有机农庄的经营者孙德玮说，“整个（有机）行业缺乏告诉消费者真相的勇气。化学农业和有机农业是平等的，只不过针对不同的目标。”
2014年6月1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宣布，已开发出一款食品添加剂公众查询软件，将于近期上线。消费者输入某种食品名称，软件会立即告知哪些食品添加剂对这种食品是安全的，安全的量值是多少，而哪些是违法超标的添加剂，也会一目了然，之所以推出这款软件，正是由于近年来非法添加等导致一些食品安全事故，加上一些企业、机构的“无添加”“有机”食品的虚假宣传和误导。
有机农业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中只有5％－10％的份额，很难达到更高比例。有机产品的监管也很不容易。据统计，仅2012年至2013年间，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就截获不合格进口有机产品共300多批，主要涉及果汁、果酱、水果干、饼干、巧克力、豆奶、意大利面等近40个品种。
4月21日，国务院明确2014年质量工作重点之一，是完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的监管机制。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东也表示，那种认为靠有机农业来挽救食品安全危机的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应该回归本义，才能真正持续健康的发展。
实习生谢莹孜对此文亦有贡献
小农场“有机之道”
国内有机认证新标准严苛，导致成本飙升，更多有机农场走向灰色地带，采取无证经营模式，这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面临更大的考验自2014年4月1日，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业内的共识是，经过本轮修订，中国的有机产品监管制度堪称最为严格。为规范市场，那些实力较弱的小农场将被挡在有机食品门外。
而有机农业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真正的有机农业公司规模都不会太大，有机农业并非资本通吃。
“大规模的地块不适合进行有机生产。”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说，有机农业的生产单元需要适度的规模，从管理成本、经营效益和尽量符合有机规范角度看，种植蔬菜500亩就是一个坎儿，大田作物是5000亩，茶园则不应超过1000亩。
原因在于，当有机种植的面积过大时，发生病虫害的风险也会放大，一旦病虫害蔓延起来，根本无法按有机种植的操作方法来对付和控制虫害；而且，也难以做到完全按照有机种植规范来管理。
欧洲的有机农场都不大。美国虽有一些大型有机农场，但采取的是粗放化种植管理，不讲究精耕细作，一个地块种植一年，休耕三年，给土壤足够的修复期。这种模式在耕地紧张的中国根本无法实行。
最严监管
从外观看，无法分辨一棵白菜是否为有机蔬菜，也没有任何科学仪器能加以区分。这就需要由独立于交易双方之外的机构对有机产品进行认定。目前，全球绝大多数的有机认证都是第三方认证。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有机产品基本都外销。初期是欧盟、美国的认证机构派检查员来中国进行检查，并颁发国外有机证书。199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牵头建立了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并批准一些机构开展有机产品认证活动。2004年，有机产品认证管理职责移交给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当年，全国经批准可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的机构共有36家，代行认证权力。认证机构主要来自部委下属机构、挂靠大学或科研单位名下的公司和民营企业。
随着有机理念升温，在2008年－2010年期间，国内有机食品市场高速增长，产业亦乱象丛生。
2009年在北京开始经营有机农庄的孙德玮称，当时获得有机认证的企业中，大多数都不符合有机技术体系的要求。相当多的认证机构在审批上过于宽松，甚至只要花几万元，就可以买到有机认证，“这个行业从根儿上在溃烂。”孙德玮说。
蔬菜、水果成了重灾区，用普通食品冒充有机食品销售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农企在获得有机认证后，将普通蔬菜进行加工包装，贴上有机产品标志售卖，其成本远低于从源头开始种植的有机蔬菜。
国内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信任度大为下降。形势所逼，监管机构自2011年起，陆续修订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等一系列新规。一批造假的有机企业被淘汰出局，有机产品认证机构也减少到目前的23家。
杜相革称，2012年部分新规实施后，“有机认证证书数量一度从1万多张掉到7500多张”。
“一品一码”，是新规的一项重要改进：有机食品在销售时不但需要有机标志，还要有与其唯一对应的有机编码，可以追溯产品的生产、流通过程。而且有机标志要按量核发。
比如，认证8000斤有机黄瓜，最小商品包装是1斤装的，就发8000个有机标志。“这让企业手里没有多余的标志，可以堵住鱼目混珠的漏洞。”有机食品推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永江称。
行业的逐渐规范，吸引了新的企业和投资进入，有机认证证书的数量再次上涨，目前恢复到整顿前。
原计划在2012年配套推出新版《管理办法》，但拖延至2014年4月1日才正式实施。杜相革分析主要原因是其中关于停止使用有机转换标识的条款，在业界引起很大争议。
所谓转换条款，即从开始有机管理到获得有机认证之前，企业所生产的食品称为有机转换食品，可以在商品包装上贴有机转换标识。
国外没有有机转换标识，因为这容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本来想买有机食品却选了处于转换期的食品。然而，彻底取消有机转换标识，会打击国内产业发展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管理办法》讨论不休，最终，处于转化期的产品只能按普通产品销售。
这轮有机产品认证制度的升级，也抬高了有机认证费。以前是基于一个生产基地整体进行认证，按面积收取认证费。
现在的程序不再是追溯到一块地上，而是要追溯到每一个品种。比如，一块地种植西红柿，要认证一次，下次再种植其他作物，还要再认证一次。这样下来，多利农庄创始人、总裁张同贵测算，多利农庄每年的有机认证成本大约占销售成本的2％。
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普遍的看法是，国内的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已经成为全球最严格的，一些地方甚至过于苛刻。一位出口型有机农业公司的经理说:“国内制定标准的人缺乏从事有机生产的经验，新标准过于严格，不切实际，不接地气。”
比如，在允许使用的投入品方面，中国比欧洲、美国、日本都要少。以前的有机产品标准规定，有机产品中的农药残留不得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限值的5％；现在的规定是干脆不得检出。
一位接近联想控股的人士称，联想控股对农业定位是保证安全、放心的农业产品战略。现有情况下，真正做到有机标准，难度很大，所以联想并未突出有机的概念。
即使在如此严苛的标准下，中国的有机认证仍未达成国际互认。
目前，只有欧盟和美国之间签署了有机农产品互认协议，欧盟或美国认证的大部分有机产品在对方市场上销售时，可以不再经过当地认证机构的进一步检查和认证，但是，这不包括根据欧盟标准或者美国标准认证的其他地区的农产品。
由于国家之间没有等效性协议，因此，生产者和出口者的有机产品还必须付出高昂的重复认证费，以获得他国认证。
小农庄的突围
小农庄的烦恼是，被关在有机认证门外，又缺乏渠道和品牌。
孙德玮经营的小农庄，位于北京顺义区的龙湾屯镇大北坞村，50亩地按有机体系耕作，每年出产约20种蔬菜。如果进行有机认证，新规实施前的费用是四五万元，现在每年的费用飙升至近15万元。这使很多小农庄干脆不去申请认证。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也认可“非认证有机农业”的存在，要求农户能够尽量按照有机标准生产，并公开生产方式，和消费者公平及时地交流。但所有产品都应遵守法律，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标注。
这样的运作模式，在国内其实一直有雏形：很多菜农都有两块地，一块地里的蔬菜卖给市场，另一块地自家吃间或送亲戚朋友。前一块地为了产量和卖相，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而另一块地的种植未必能达到国家的有机标准，但产出相对有保证。
从“另一块地”的种植模式出发，小农庄想出了一条出路——让农民按照自己吃的“标准”种植、养殖，再向消费者提供这些农产品，并获得合理的回报。
由此，两条途径应运而生：一是把菜拉到城市里，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下称农夫市集）就是这样的平台；二是把城市里的人拉到乡村来，让消费者就地了解、体验有机种植的不易。
这两种方式，都是种植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
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北京市西郊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开展“社区支持农业”实验的农庄。所谓“社区支持农业”，是由一群消费者共同支持农庄运作的生产模式。这种有机小农发展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日本，随后开枝散叶于欧美。
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消费者要提前支付一年或半年的菜金，然后每周获得两次蔬菜配送；消费者也可以选择租种菜地。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助理钟芳告诉《财经》记者，农园雇佣当地村民，采用传统的自然农法进行生产，并且承诺不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产品。
消费者分担了农业生产者的风险，获得了自觉安心的果蔬。目前，以租种方式一共包出去400多块地，每块约半分田，而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产出并没有申请有机产品认证，主要是靠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来增进信任感。
常天乐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和朋友们以志愿者身份创立了农夫市集，把北京周边的一些农户汇聚到市集的平台上，介绍给城市里的消费者，让双方面对面交易。虽然名为“有机”农夫市集，但来赶集的农户几乎都没有得到有机认证。
常天乐说，农夫市集会谨慎地挑选可以参与的商户，甚至到了“挺官僚的”地步，“有时经过半年的接触、了解，我们才会考虑去他的农场考察，还要看农户的人品怎样”。
农户进入市集后，也要遵守相应的制度。每年年初，市集会让农户提交一年的生产计划；每周开集前，农户还要申报所销售的产品情况，开集时，会有志愿者拿着单子到摊位核对。
农夫市集目前的收入来源有三个：一是，从2013年5月起，参与农夫市集的农户们开始按照经营规模付费，不会超过其在市集销售额的5％；二是，设立了一个固定的售卖点，代售农户的农产品；三是，市集有多个提供场地的合作者，市集利用其既有的影响力，给场地提供方带来客流，从而收取一定的费用。
农夫市集参与的农户有40余家，常天乐也辞掉工作，专心运营市集。她想把市集做成一个社会企业，不同于纯公益组织，市集要能够自我造血，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些有机食品从业者的奋斗与相对成熟的美国市场相差甚远，2013年美国有机食品零售销售额已达350亿美元，其83％的有机产品是经由大型销售渠道，直接销售只占10.6％。
而且，尽管坚持有机生产理念，这些农庄的不规范之处还是不少。比如，在农夫市集的推介材料中，一位有机农户介绍自己浇灌蔬菜用的是“自家人的大粪”。
按照《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规定，有机食品生产不应在叶菜类、块茎类以及根块类植物上施用人的粪尿；在其他植物上需要使用时，应进行充分腐熟和无害化处理，并不得与植物食用部分接触。
孙德玮对小农庄的无证经营模式也表示质疑，没有获得有机认证标识，却打着“有机”招牌，“这是对民间信任的滥用”。有机农场走向灰色地带，无疑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面临更大的考验。
现在，与常规农业一样，有机农产品也纠结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只有解决了信任问题，中国的有机产业才能逐渐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