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生于清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公元1678年12月13日），他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清制：早夭不序齿）。因为他即位后的年号是雍正，所以，后来人们习惯用这个年号来称呼他。如果按照齿序，雍正前面有三位兄长即皇长子胤禔、皇太子胤礽和诚亲王胤祉，雍正本人并不占有优势；如果按照生母的家庭背景，雍正的外祖父威武也才是一个护军参领（正三品），还算不得显达，雍正的生母乌雅氏在诞育雍正之后也才进位德嫔。至于说道深得乃父康熙的喜爱程度，雍正也不在前列。清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皇长子、皇三子都受封为郡王，年长的雍正仅封贝勒；大臣建议把皇子们都封为王爵，康熙不以为然，他在陈述了一番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后，便指出雍正不封的另一个理由：“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这段话透露出康熙对雍正的缺点的关注。后来，康熙还说起雍正存在着“喜怒不定”的缺点，康熙虽为皇帝，可在生活细节上面素来留心，他对皇子们的喜怒哀乐、性情品格了如指掌，他指出雍正的“为人轻率”、“喜怒不定”颇有见地，这些缺点在雍正后来的行事中也多有流露。从以上康熙的谈话我们还可以知道至少截至清康熙三十七年，老皇帝对雍正还没有表示出特殊的喜爱，也没有把他放在特殊的位置上去。尽管此前康熙带着雍正或出巡、或出征、或祭祀、或视察，但这些活动其他皇子也都有份，而且有的皇子诸如皇十三子胤祥等得到的机会远要比雍正多一些。雍正真正进入乃父视野的是在第一次废黜太子前后。
康熙说雍正“为人轻率”，这也只是雍正的一个方面。雍正此人性情复杂、劲气内敛、喜怒无常、城府极深。如以清代而言，雍正和他的曾祖父皇太极的年轻时期极为相似。雍正对储位的热衷程度相当之高，但是，他深知乃父严肃地讲过“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的话，所以，他改头换面，借用“参佛悟道”的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无心世事的“富贵闲人”，当然，雍正喜欢谈论佛道、重视释迦也是事实，可在他当皇子时期，他主要是把这些作为一个政治面具。雍正曾经自行辑录了一些和佛教有关的文字，汇编成集即《悦心集》，内中收录的《布袋和尚呵呵笑》，词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戴着平天冠，衣着滚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着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全无意于皇位、无意于权力甚至无意于人世间所谓俗务的头等参禅者的身影。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康熙诸皇子在太子出缺的情况下纷纷参与争夺，雍正何能例外？他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参禅悟道”的“闲人”既有正面回避乃父的谕旨即不准营求太子之位的考虑，也有借此麻痹对手们的作用。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后秦帝国的建立者姚弋仲曾告诉他的儿子们，他要送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诸子闻听或者盘马弯弓，或者跃跃欲试，或者喜形于色，只有姚兴安坐一边，神色自若。姚弋仲大为满意，他所说的“重要礼物”也就是皇位，他看到儿子姚兴能在关键时刻沉住气就认定他一定能够继承大业（事后证明姚弋仲的眼光并不错，后秦帝国在姚兴的统治下果然称霸黄河两岸）。同样的例子还有王羲之，当年东晋太尉郗氏招取女婿，他选择的是门第高贵的王家子弟，他让仆从去告诉都在读书的王家子弟这一消息。因为是太尉招亲，所以王家子弟中不少人都兴奋不已，甚至手舞足蹈，只有坐在东床的王羲之依旧故我。后来仆从把情况汇报给太尉，郗太尉就说那个坐在东床、吃着麻饼异常坦然的小伙子就是我的女婿，脍炙人口的成语“东床快婿”也是由此而来。据此看来，所谓的“不争”也就是“争”，而且这种“不争”比之赤裸裸的“争斗”更有力度、更为成熟。
雍正一面用“释老”之术掩盖自己对储位的热衷，一面又加紧展现他的八面玲珑、绵里藏针的政治本领。在已经形成的争夺储位的几大党派集团中，以胤禩集团最为强大，雍正就十分注意结好胤禩、胤禟兄弟。雍正的府邸毗邻胤禩的住处，两个人来往很方便。雍正在建造康熙赏赐给的园子即京郊别墅时也注意保持与胤禩、胤禟的联络，而这时胤祉、胤祺这些人则已经同胤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一废太子时，胤礽因为言语触怒康熙，康熙命令以后胤礽的话不必上奏。后来，胤礽鸣冤说他没有加害父皇的意思，请看管他的胤禔、雍正代为陈奏，胤禔以康熙前面有话不准胤礽上奏为由拒绝帮忙，胤禟就找到雍正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应该替废太子上奏。”雍正同意胤禟的见解，就对胤禔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禔这才被迫向康熙陈奏胤礽的陈述，康熙事后赞赏他们做得对。康熙还表扬雍正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这段话来自于《清圣祖实录》卷235，考虑到这部《实录》在编撰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最高当局的暗示和压力，其中很多内容都已经并非原貌，康熙说雍正“洵是伟人”应该是来自后者自己搞出来的溢美成分。康熙说雍正“性量过人”，还体现在后来册封雍正为王爵上面，雍正受封的雍亲王的“雍”字本身就有这层含义，康熙给诸子的封爵的称呼都不是率性而为，而是有过认真考虑并且针对诸子各自的风格、性情拟定的，比如皇十子胤礻我的爵位是敦郡王，“敦”就有厚道的意思，康熙本人就夸奖过胤礻我“忠厚老实”；再比如皇七子胤祐的爵位“淳郡王”，“淳”就有厚朴的意思，胤祐其人的性格大抵如此。康熙评价雍正“性量过人”的时间，按照《清圣祖实录》记载是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间，而雍正受封和硕雍亲王是在清康熙四十八年，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当然，这也不排除雍正的矫情任算给老皇帝造成的虚假印象。
就雍正替胤礽上奏这件事来看，他是在胤禟的提示下完成的，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很泛泛的话，雍正何必听取胤禟的意见？胤禟的管家秦道然后来在雍正清算胤禟时被捕，做过一个口供，口供中提及一废太子期间，雍正曾和胤禟说过，他要救护皇太子。秦道然被捕前后，胤禩、胤禟集团已经行将覆灭，所以，秦应该不敢胡说。从秦道然的口供我们知道，雍正在一废太子前后与胤禩、胤禟的关系比较亲近，远不像即位后的雍正所说的那样，更不像一些文艺作品描绘的雍正与胤禩、胤禟素来势同水火。雍正自己在即位的第二年时也承认：“朕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胤禩）也。”《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一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更加表明雍正在一废太子时期同胤禩、胤禟的关系的真相。雍正结好胤禩、胤禟的目的很明确，因为胤禩的声望在他之上，而且手伸得很长。一废太子之后，胤禩又主管内务府，雍正没有必要开罪于他们，同时也可以利用结好他们的机会探知胤禩集团的内幕，这是雍正比较胤禩、胤祉乃至胤禵等人心思缜密的地方。
有的清史研究者可能受到雍正表态要求救护废太子以及他替废太子陈奏的决定的影响，认为雍正原属于太子一派。这是不正确的看法，雍正自己就说过：“前犹有人疑朕与二阿哥（废太子胤礽）不睦……二阿哥得罪之先，朕但尽臣弟之道，凡事敬谨”，也就是，说他对于废太子的礼仪、关系只限于普通皇子与太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关于这一点，胤礽临死前也承认：“臣当日与皇上（雍正）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第39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也说明雍正同废太子胤礽的关系流于平常。而且，雍正也没有必要站在太子一边，他的目标是扳倒太子取而代之。之所以会出现雍正似乎党同太子的印象，这就与雍正在夺储斗争中的两面手法有关，雍正本人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始终玩弄两面手法，其手腕随着政治经验的递增而越加娴熟、高明，他既有同情太子的记录，也有伙同胤禩的轨迹，还有“诚孝”乃父康熙的评语，这也正是后代史学者认为雍正“八面玲珑”的原因。通过与各方面的不断联系、沟通，雍正得以窥测几个主要政治小集团的底蕴，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也随之抓住了这几个小集团的弱点，这为他后来逐渐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皇子中，雍正真正算得上知己的只有皇十三子胤祥。爱新觉罗·胤祥，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一，他的生母是敏妃章佳氏，她深得康熙的宠爱，在她死后，皇三子胤祉因为敏妃丧葬期间违规剃头竟然受到康熙的严厉处罚以至于丢了册封不久的多罗诚郡王的爵位。胤祥幼年丧母，所以，他一直由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氏抚养，这种代为抚养的关系导致本非同母兄弟的感情反而胜于同母兄弟的在康熙朝并不罕见，比如胤禔与胤禩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一例。胤祥天资聪颖、能力过人，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乃父康熙的无比重视，他不但书读得好，诗文写得妙，而且精于水利、骑射，特别是后者，素来被满洲贵族看做是“家风”。有一次狩猎，胤祥竟然手刃猛虎，让在场的皇族们赞不绝口。康熙因为胤祥的这一突出优点，在安排出巡的安全保卫工作时就多次委以胤祥重任，他和皇长子胤禔多次负责警卫。《八旗通志初集》中记载康熙之于胤祥“圣祖（康熙）钟爱甚笃，省方巡幸，恒命扈从，恩宠优渥”。康熙六次南巡，胤祥以序齿较晚的背景竟然跟随四次之多，远远超过一些年长的皇子。特别是清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随行的皇子只有皇太子胤礽和皇十三子胤祥。所以，《初集》中才使用“恒命扈从”这句定评。
胤祥始终积极追随雍正，在储位之争中始终维护雍正的利益而深深卷入政治的漩涡。清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胤祥遭到圈禁，同时遭到圈禁的还有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可见，这次圈禁胤祥显然处罚很重，胤祥到底因何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落到了九地之下呢？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参与了讦告皇太子“帐殿夜警”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另一主角、皇长子胤禔随后被查出有利用江湖术士诅咒皇太子的隐情，所以，康熙也就怀疑胤祥提供的材料以及胤祥所处的真实立场。因为康熙对胤祥素来看重，故而一旦得知胤祥也积极参与谋废太子的活动，必然失望过度以至于怒不可遏地做出激烈的处理决定；第二个是胤祥可能替雍正背黑锅。胤禩的儿子弘旺撰写的《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中记载：“（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上（康熙）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先君，即该书作者弘旺的父亲）、皇太子开释。”根据这份记载，我们知道，雍正本人也在第一次废太子时遭到乃父的圈禁，而且从弘旺记载的几位皇子开释的名字的顺序看，这应该是按照开释时间先后排列的，即皇三子胤祉第一个开释，紧接着雍正开释，以下依此类推。对于皇三子胤祉的圈禁，康熙专门做过解释，他说：“因有所质问，并非欲拘执之也。”《清圣祖实录》卷234，四十七年九月庚辰条。而对于雍正的遭到圈禁，康熙却没有具体有过什么特殊的表示。这无疑说明了雍正在谋夺储位的斗争中露出了马脚，让乃父识破，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胤祥出面顶替乃兄认罪。胤祥的这次圈禁从而导致失去了乃父的欢心。清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第二次大封皇子，连序齿在胤祥之后的皇十四子胤禵、被康熙两记耳光打得两颊红肿的皇九子胤禟都受封贝子，胤祥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第31页由薛瑞录撰写的《允祥》词条中说胤祥“四十八年三月被封为贝子，十月晋封固山贝子”，这与《清史稿》有所不同，《清史稿》的卷八《圣祖本纪·之三》中没有记载胤祥的贝子封爵，《清史稿·诸王·允祥传》中也没有记载胤祥在康熙朝有过任何爵位。乾隆时期的文人肖奭撰写的《永宪录》卷1第57页中记载：“胤祥……以旧东宫事波及，亦削贝子。后再复。”按照肖的记载，胤祥似乎在被圈禁之前已经是贝子爵位了，而清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大封皇子时只截止到皇八子胤禩而已，并没有胤祥的名字。另据《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条记载，雍正承认胤祥在康熙朝没有得到封爵，说他“家计空乏”。以雍正与胤祥之间的深厚感情、政治渊源来看，雍正的结论比较可靠。也就是说，胤祥没有在康熙末年的第二次大封皇子中得到爵位。这是康熙对他的失望的全部反映。第三个原因是雍正陈述的，雍正说胤祥的被圈禁是因为他对皇太子胤礽比较好，受到皇长子胤禔的诬陷以致被康熙“误会”的。《历史档案》1997年第一期，安双成著《宗扎布案满文译稿》。雍正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们都知道胤禔后来遭到彻底的打击，名声、爵位同时丢尽，算得上一个给批臭了的人，如果他诬告胤祥，那么在他被批臭以后，胤祥至少应该获得部分昭雪，没有可能一直到康熙死前无丝毫起色，康熙更不会在释放他之后仍旧说他“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但是，雍正这段话里面也透露出一个实质性的内容，那就是“帐殿夜警”事件在一废太子之后遭到康熙的反复讯问，特别是张明德受雇诅咒太子一事被揭露后，老皇帝怀疑皇长子捣鬼，而在皇父的严厉逼问下，皇长子胤禔可能将胤祥的一些事情告发出来，就此导致胤祥身陷囹圄。从这点上说胤祥是受到皇长子的牵连也算勉强有理。
胤祥开释的时间明显迟于乃兄雍正，根据《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丁卯的记录，胤祥在当年即清康熙四十八年已经得到释放。次年六月（清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康熙指责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人……必将生事，不可不防。”可见这时康熙对胤祥依然余恨未消。清康熙六十年祭天、祭祀太庙的活动，连胤禩都榜上有名，唯独胤祥不在其中。胤祥虽然失宠于乃父，可因此见重于乃兄，雍正即位后，胤祥也迎来了他政治上春天，一跃而为雍正朝的第二号人物。
雍正八面玲珑地介入储位之争，可终难掩藏太久。一废太子不久，雍正也被康熙圈禁，幸亏胤祥的帮助才得以化险为夷。随后在“推举太子”的活动中，雍正更加小心谨慎，对乃父亦步亦趋、唯命是从，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命运有所转机。“吃一堑、长一智”，雍正通过一废太子前后的不利境遇，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应该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逐渐看透雍正的面目，逐渐与他疏远直至最后分道扬镳、反目成仇。雍正整合自己的势力，倾听属下的建言，他的门人戴铎首先在清康熙五十二年提出全面的夺权纲领，这份纲领的意义很大，它是第一份系统地提出皇四子集团从上至下争夺储位的目的、任务和手段的总结性发言。戴铎首先建议雍正要有“包容”的姿态，以康熙马首是瞻；其次，继续保持发扬已有的八面玲珑的作风，做出友爱兄弟手足的举动；第三，注意收用、挖掘本集团的能人和加紧联络内阁、督抚的生力军。雍正看后，虽然假意批评说：“与我分中无用。”可也承认戴铎的纲领是“金石”之言。而且，事后雍正的种种举动和戴铎的总纲不谋而合。
这份纲领的要害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争夺储位的关键问题是要抓住康熙的主脉搏，迎合康熙的一切意图，尽快取得康熙的最大信任。后代史家不论是褒奖雍正的还是贬低他的，都承认一点，那就是雍正具有务实的政治作风。雍正的务实的政治作风于争夺储位中表现为争取康熙的信赖。胤禩集团、胤祉集团包括废太子集团以往的最大失误都在于试图通过制造舆论来影响康熙，利用拉拢王公大臣来施压于康熙，这种间接的做法既不可能立刻奏效，也容易激起康熙的反感，更主要的是这种策略忽视了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仅注意到了康熙“宽容”的一面，没有注意到康熙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另一面。雍正吸取清康熙四十七年遭到圈禁的教训，以营求康熙的欢心为最大的目标。清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之前，康熙对雍正较少正面评价，欣赏、褒奖的话也说得不多，但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对雍正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而且夸赞的话也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派给他的差使多了起来：清康熙五十一年，雍正奉旨参加对废太子党羽原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讯；清康熙五十四年，西北军务紧急，康熙召见胤祉、雍正征询意见；清康熙五十六年，明朝陵寝被盗，雍正奉旨查办；清康熙五十七年，雍正代表康熙为皇太后的陵寝安葬宣读祭文；清康熙六十年受康熙指派去沈阳祭祀祖陵。同年，雍正还担负起祭天的重任；清康熙六十一年，奉旨勘查通仓、京仓（粮库）。这些差使当然并不都是派给雍正一人承担的，但在康熙统治的最后10年间，雍正所领的差遣确实很多，这对他从政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康熙对他的信任。雍正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康熙晚年心力交瘁于储位之争，经常伏请康熙到他所在的园子里面游玩巡幸，据统计，康熙晚年去雍正所住的园子游玩的次数多达11次。在园子游玩的时候，雍正的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围绕在康熙的膝前，让康熙切身感受到天伦之乐，兴奋之余的康熙还专门给雍正写了“五福堂”的匾额。雍正的这些行为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康熙将大位传给他，可也取得了康熙的好感。
就在极力讨好老皇帝的同时，雍正也不放弃联络弟兄之间的感情，竭力营造一种“友爱昆仲”的氛围。胤禩因为在一废太子前后看穿了雍正的些许把戏，所以，逐渐疏离了与雍正的关系。可雍正表面上并不介意，反倒在清康熙五十三年“死鹰事件”发生前后，胤禩遭到康熙的谴责时单独上疏给胤禩说好话。清康熙五十五年，胤禩大病，雍正急急赶去看望胤禩，大概这次的戏演得有些过头，以至于被老皇帝误会为“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允禩（胤禩）”。尽管受到老皇帝的责备，可雍正的目的显然达到了，他并不需要胤禩等人的理解，他结好胤禩也不是为了他们转而支持自己，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安抚胤禩集团，让胤禩集团产生错觉，不至于在大的行动之前制造不必要的麻烦，事后证明，雍正的这一手相当高明，胤禩集团被他稳稳地瞒住了。
2.雍亲王麾下的“四大金刚”
戴铎的夺位总纲领中颇费篇幅地强调了扩充羽翼的重要作用。其实这一点，雍正从来就没有手软过，他在“藩邸”时代投入的最大精力就是做人的工作，特别是做挖掘、收用能人的工作。雍正自己说过：“用人为第一要务，其余皆为枝叶耳。”雍正在罗致人才方面很有自己的特色，他不但要求这些人具有超常的本领、敏锐的目光，还必须具备赤胆忠心。当年，他的曾祖父皇太极谋夺储位靠的是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萨哈廉、豪格这“五虎将”，如今雍正参与储位之争也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四大金刚”，即胤祥、年羹尧、隆科多、戴铎。胤祥在遭到圈禁以后，身体一直不好，而且因为受到康熙的多次贬斥，不可能全方位地露面为雍正出谋划策，所以，康熙末年雍正夺位的主要担子都落在年羹尧、隆科多和戴铎的身上。
年羹尧，字亮工，籍隶镶黄旗汉军。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曾任湖北巡抚，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曾任工部侍郎，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的女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年羹尧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他进入仕途的时间是清康熙三十九年，不到10年的工夫他已经升任四川巡抚，康熙晚年对西北用兵，年羹尧一跃而为四川总督、川陕总督，协助皇十四子胤禵办理西北防务，成为著名的封疆大吏。年羹尧因为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和雍正有着一种先天的渊源，特别是他的妹妹成为雍正的侧福晋，这就给雍正、年羹尧的政治结盟增添了一层亲情。年羹尧的妹妹很得宠，过府以后连续给雍正生了两个儿子（雍正即位后又为雍正生有一子，年氏所生三子均早夭），年羹尧虽和雍正是郎舅至亲，可年最初对雍正的态度有些模糊。皇三子胤祉属下的门人孟光祖到年羹尧的领地“打秋风”，年羹尧还送给孟光祖不少礼品，胤祉也是康熙非常喜欢的皇子之一，朝鲜人说胤祉具有“抚军监国”的重任，他的门人到年羹尧处，说明年羹尧所处的地位即四川巡抚比较关键，而年羹尧回送孟光祖礼品也表明年羹尧对胤祉的巴结、尊重。雍正很敏感，他对年羹尧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做法十分痛恨，在通信时对他颇有责难，骂他是“恶少”，还对年羹尧六七个月不上请安的书信感到恼火，一度对年羹尧大加威胁。年羹尧之所以不像普通奴仆那样效忠雍正，一则是雍正当时并不是“简在帝心”的法定接班人；二则年羹尧的功名富贵不是来自于雍正，而是来自于康熙。年羹尧曾给康熙谢恩：“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康熙也给年羹尧回复勉励道：“始终固守，做一好官”。康熙晚年曾经感叹部院大臣中难以找到一名合格的清官，如今看到督抚年羹尧能够“甘心淡泊，以绝徇庇”，自然大喜过望，老皇帝对年羹尧的才具、风格都很欣赏，不断地奖掖他，像后来用他做四川总督兼理巡抚事直到坐上川陕总督的位置，这都说明年羹尧和康熙之间的君臣关系比较融洽，康熙用年羹尧给皇十四子胤禵办理后方事务本身就大有深意，只是老皇帝没有想到年羹尧另外与皇四子雍正暗渡陈仓。年羹尧虽然对雍正的态度貌似不那么“赤胆忠心”，可也始终维护雍正的利益、尊崇雍正的主子地位。例如雍正一直想结交翰林院学士蔡珽，但蔡始终不愿相见，还是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引领蔡珽与雍正见了面，蔡珽见到雍正以后还向雍正推荐了左副都御史李绂。蔡珽、李绂后来都成为雍正整治政敌的两个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在给雍正写信时说：“今日之不负皇上（指康熙），即异日之不负王爷（指雍正）也”。后代史学家认为年羹尧这里所提到的“异日”就是暗指后来年羹尧帮助雍正夺位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牵强的，因为当时年羹尧不可能预知后来事态的发展，何况即便是二人讨论如何谋位，以雍正的缜密怎么可能通过书信流露这层意思呢？年羹尧的这番话实质就是表达他对雍正的敬服、解释一些有关他们二人之间关系的误解，年羹尧拿他要报答康熙的知遇之恩来表示他对雍正的感情的不凡。特别是清康熙五十八年以后，雍正与年羹尧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这点从年羹尧的妹妹年氏的受宠记录中就能看到：年氏在清康熙五十九年五月生下儿子福宜（不久死去），紧接着又在次年即清康熙六十年十月生下儿子福惠。从福宜降生到福惠出世前后相隔不过17个月，可见年氏的得宠程度。而在封建时代皇族姻亲在很多时候都是作为一种联络感情、交通利益的政治手段出现的，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雍正特别宠异年氏当和年羹尧在雍正谋夺储位集团中的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隆科多，一等公爵佟国维的儿子，他和康熙既是表兄弟又是郎舅。他自幼就被康熙抚养，很得康熙的信任。他先是充任一等侍卫，后来任銮仪卫使和副都统等职。清康熙五十年，隆科多受到重用，接替废太子一党的托合齐担任步军统领，此后一直到康熙病故，隆科多再也没有离开这个位置。清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隆科多任理藩院尚书，老皇帝让他仍旧兼领步军统领。隆科多为人能力不俗，且外交、军事上都很有一套，后来他在同沙俄谈判边界时能够坚定民族、国家立场、寸土不让就是明证。清康熙五十八年，皇十四子胤禵在外地给老皇帝写信中专门提及他敬佩乃父的眼光，原来康熙曾经告诉胤禵说隆科多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可以做得了将军，胤禵与隆科多接触之后发觉皇父的眼光确实厉害，这个密奏虽然有些话是吹捧康熙的“知人之明”，可也夹带出隆科多的军事才能，胤禵甚至认为隆科多的指挥本领尚在他之上。隆科多本是皇长子胤禔一党，后来因为家庭的关系（乃父佟国维拥护皇八子胤禩），他也一度与胤禩关系不错。从隆科多早年的活动记录看，他和雍正之间的关系非常平淡。但是，隆科多之于康熙实在太为重要了，康熙在给隆科多的批答文件上用比较亲昵的口吻告诉隆科多他最近的身体状况，康熙写道：“因想让你知道，故将朕题的诗写在扇面上”，而隆科多给老皇帝的上疏里的语气也完全是家人的口径：“奴才区区无知小儿，靠主子养育成人”、“奴才一卑微小儿，周岁上下就被主子恩养”、“不胜想念主子”。他在接受步军统领任命时，有感于前几任的步军统领下场都不妙，有畏难情绪，康熙就鼓励他，还给他指明了方向。这些动态自然不会被积极谋求储位的雍正轻易放过，他很快就把拉拢隆科多看做是头号任务。雍正虽然和隆科多原本没有过深的交情，可也不缺乏沟通的桥梁。雍正幼年曾被孝懿皇后抚养，这位孝懿皇后就是佟国维的女儿、隆科多的亲姐妹（因隆科多生年不详，所以，无从判断此女是隆科多姐姐抑或妹妹），孝懿皇后佟佳氏膝下无子，她对雍正很好，雍正即位以后多次提及这位皇后的养育之恩，后来隆科多获罪，却并没有影响到雍正对孝懿皇后的追思，而且这种追思到了乾隆、嘉庆时代还见诸上谕，孝懿皇后身后的谥号也在雍、乾、嘉三朝累累增加，说明雍正把孝懿皇后佟佳氏对他的抚育也告诉了他的后代。因着这层特殊的纽带，雍正亲切地称隆科多为“舅舅”，隆科多也在雍正的不懈努力下成为四皇子集团中的骨干力量。
戴铎，生卒年不详。他和年羹尧一样都是“藩邸旧人”，他的兄长戴锦后来通过雍正的关系做到了河南省的开归道道员，雍正能为一个门人的亲属跑官说明他和戴铎的关系非同一般。而戴铎对雍正也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他在清康熙五十二年就为雍正提供了一整套谋夺储位的纲领性文件，这在雍正的亲信中还是不多见的。戴铎此人大致和金朝海陵王完颜亮的谋主萧裕颇为相似，那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清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在任职福建时就给雍正写信说他要谋取台湾道道员这个缺分，目的是“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戴铎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一旦争储不利，雍正可以退保台湾岛形成割据之势。这与金朝的萧裕准备发动各地的猛安谋克（金朝的一种军事单位）帮助完颜亮用武力推翻金熙宗的统治几乎如出一辙。戴铎为了替雍正争储开道，挖墙脚居然挖到了大学士李光地那里。清康熙五十七年，李光地和戴铎之间有过一次秘密对话，李光地认为“目下诸王，八王（胤禩）最贤”，戴铎不以为然地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雍正）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兼济，大有作为。”而且，戴铎还因此劝说李光地：“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五十七年折）》。以李光地的身份能够找到戴铎谈论有关储位的事情，可知李光地是十分了解戴铎在雍正身边的作用的，而戴铎本人也丝毫不隐讳地说“我四王爷”，亮出自己的背景。李光地死于清康熙五十七年五月，雍正即位后追赠李光地太子太傅的头衔，清雍正十年，李光地入祀京师贤良祠。李光地一直对胤禩颇有好感，他能在身后得到雍正的如此褒奖，想来应该与他同戴铎之间谈话后的某些表现有关吧？戴铎还肩负替雍正传递消息、联络感情的任务，他到福建上任，雍正就要他代为转交一些物品给闽浙总督满保以示拉拢，戴铎安全地完成了任务。戴铎曾给雍正写过一封信，告诉雍正说他在外地遇见一位神奇的道士，还说这位道士谈吐不俗。雍正就让他仔细说来，戴铎说他请道士为雍正占卜，得到一个“万”字，还专门密奏了占卜的经历。雍正看后大为欣赏，他素来迷信佛、道，如今听说占卜所得“万”字，更进一步认为“天命攸归”。而戴铎未经请示就能把占卜所需的有关雍正的私人材料向外透露，也说明他在雍正集团里面的真实地位。戴铎一度因为官职较低、生活不惯向雍正发牢骚，雍正劝慰他说：“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明显地做出了封官许愿。当然，有时候雍正也不忘敲打一下戴铎，让他收敛一些傲慢的积习。清康熙五十七年，雍正写信给戴铎责骂他：“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要两坛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这一拉一打，把戴铎牢牢地捆在了自己争夺储位的战车上。
纵观雍正集团的“四大金刚”胤祥、年羹尧、隆科多、戴铎，他们都有深具胆识、敢于任事的共性，他们也都是才能出众、见解不俗的干才。特别是胤祥，与清初的颖亲王萨哈廉极为相似，都是爱新觉罗皇族中的翘楚。年羹尧、隆科多亦文亦武，深受康熙的重视，这些人都能被雍正罗织到集团内部充当骨干，从中可以看出雍正的政治手腕、眼光的超群所在。
反观胤禩集团则相形见绌。胤禩大概过于相信舆论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康熙君临天下的威望。该集团的首要骨干即胤禩的哼哈二将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其能力较之胤祥、隆科多相去甚远。胤禟的管家秦道然后来交代说，康熙在世时从不派给胤禟差使，他跟随康熙出巡的次数最少，还经常因为陈述失当惹怒康熙，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清康熙五十六年，老皇帝被胤禟的发言气得半夜爬起来睁眼坐到天亮。一废太子时，胤禟被康熙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双颊红肿；清康熙四十八年大封皇子时，胤禟仅得贝子的虚衔，而他的弟弟胤禵虽也封为贝子却得到了原属于皇长子胤禔的包衣佐领，实惠捞得最多，相形之下只有胤禟两手空空。无能无势的胤禟喜欢经常炮制一些带有“天命”色彩的故事，例如他总说他的母亲诞育他的时候是因为梦中吃了菩萨给的饼子，他还公开造谣说，康熙准备把皇位传给他、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三人中的一个，而且他的可能性还要大一些。这些昏话传到康熙的耳朵里不但坏了他自己的名声，也坏了胤禩、胤禵的形象。胤禟的特点是为人仗义、交游广泛。胤禩在一废太子前后处境困难时，胤禟就拉上胤禵携带毒药，说假如胤禩遭遇不测，他们也将同归于尽。这种用生死威逼老皇帝的做法确实骇人听闻，康熙骂他们搞的是水泊梁山的“江湖义气”也是由此而来。康熙的诸皇子中，胤禟算得上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佼佼者，他在外地开了许多买卖，进项很多，天津有他的木器行，关东也有他采参（人参）据点，他利用这些钱财替胤禩集团扩张势力、收买人心，甚至一度挖人挖到了雍正的门下，四川巡抚年羹尧就曾经被胤禟的亲信、外国传教士穆景远所拉拢。胤禟还是康熙皇子中唯一懂得外国文字的（通俄罗斯文字），后来这个本事让胤禟用在暗中传递消息上面，被即位的雍正指责为“以西洋字做暗码，密通书信”。皇十子胤礻我的生母是遏必隆的女儿，胤礻我在皇子中外家资本最为雄厚。可康熙虽然喜欢胤礻我的“忠厚老实”，但也承认他“并不能力”。胤禟、胤礻我虽然各有长处、不乏忠诚，可在政治争夺的关键时刻却缺乏足够的远见、手腕，他们夹辅胤禩既不能给胤禩提供很好的参考意见，也不能帮助胤禩大量发现人才。因为人才的缺乏在最后关头的角逐上，胤禩集团彻底败北。
3.胤禵悄然崛起
就在雍正积极讨好乃父、营求储位的同时，康熙末期的清朝政坛上正在悄然崛起一颗闪亮的政治新星，这个人就是雍正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禵。胤禵，又名胤祯。关于胤禵的名字问题清史研究界历来有争议，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认为胤禵本名胤禵，更名胤祯，复称胤禵（指雍正上台后又给他改回胤禵）。而海外学者杨启樵教授则认为胤禵原名胤祯、改名胤禵。胤禵的崭露头角是在一废太子之际，清康熙四十七年，老皇帝斥责皇八子胤禩“妄蓄大志”，胤禟怂恿胤禵为之辩解，胤禵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康熙大怒，欲拔出佩刀砍杀胤禵，幸亏皇五子胤祺拦住，康熙余怒不消，让人责打了胤禵二十大板。挨了板子的胤禵却没有因此失宠，倒是在次年大封皇子时得到了很多的赏赐，包括封授贝子、受领皇长子胤禔原有的部分财产等。从此以后，康熙对胤禵的关注逐日上升，胤禵自己也有所感觉。
例如他尽可能地放下皇子的架子，像他接见大学士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时，就直接称呼陈为“先生”，陈当然会把胤禵的这种罕见的亲和态度反映到李光地那里，而李光地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胤禵就是要给李光地造成一种“礼贤下士”的印象，进而影响整个汉族官员群体。
胤禵的这种努力没有白费，“十四爷（指胤禵）虚贤下士”的名声很快传播开来，连雍正的亲信戴铎也听说了，他认为胤禵这么做一定是别有用心。当年皇八子胤禩也曾经走过这么一条路线，希图博取令名影响康熙的政治计划，可是却遭到康熙的无情打击。如今社会上对胤禵的这种印象不可能不传到康熙的耳朵里，可是老皇帝却意外地没有任何表示，相反则进一步地奖掖胤禵。
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从清康熙五十三年就开始有计划地侵扰哈密等地，清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拉布坦进攻西藏的拉藏汗，清自皇太极时期就已经确立蒙古、两藏（西藏、青海）为国家的两翼，如今策妄阿拉布坦大规模地侵犯清朝的边疆重地无异于对清的基本国策进行挑战，而且策妄阿拉布坦的兵威已经严重影响到清廷对西北地区的统治。清康熙五十七年，清军额伦特等部在藏北全军覆没，这就更加促使康熙决定派出大将予以征伐，这个大将的人选最后就落在了胤禵的头上。雍正上台后说胤禵“允禵（胤禵）平日素为皇考圣祖所轻贱”，还说“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实借此驱远之意也”。雍正的这番话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康熙素来知人善任、目光敏锐，对于胤禵的军事指挥才能，康熙公开说过：“大将军王（胤禵）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对于远征的军事负责人——大将军这个位置，皇子中眼热的大有人在，废太子胤礽就曾经利用“矾书”密请出任大将军，就是雍正自己也有过谋求大将军位置的企图。但是，康熙却把这么重要的职务直接交给了序齿靠后的皇十四子胤禵。
在这里，康熙既没有计较胤禵当初党同皇八子胤禩的往事，也没有把胤禵一度顶撞他的事情放在心上，而是以极大的信任委任胤禵西北专征的大权，授以抚远大将军印信，对外称“大将军王”，把胤禵的爵位由贝子超擢为多罗郡王。
凡此种种，无不透露出一条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胤禵已经成为一颗比较夺目的政治新星出现在康熙晚年的政治舞台上，而且他的出现将给诸皇子以极大的压力。
抚远大将军之职在清朝平定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时曾经授予大学士图海，图海率领部众一举消灭西北的王辅臣叛乱，给清朝的核心安全提供了最大的保障。此后，康熙朝皇兄裕亲王福全又在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之际担任抚远大将军。如今，胤禵第三次接过这枚大将军的印信。从图海、福全再到胤禵，这三次抚远大将军印信的授予，背景无一不是临危受命，所以，康熙无比重视胤禵的出征。大军出发前，康熙亲自到堂子行告祭大礼，老皇帝亲登太和殿授予胤禵大将军印信，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以及在京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都要到德胜门送行。胤禵本人使用正黄旗旗纛，照王爵旗纛式样。因此，胤禵被称做“大将军王”，跟随胤禵出征的还有世袭罔替的亲贵平郡王讷尔苏（代善的后裔）、裕亲王保泰子广善、简亲王雅尔江阿子永谦等，可以说胤禵出征的仪式、规格、军容都是清初以来所仅见。而严格地说，自皇太极建立清朝以来，以现任皇子身份出掌大将军印信的，有清一代只有胤禵一人而已。这位“大将军王”在清代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康熙还不放心，专门在给青海的王公们的旨意中特殊强调：“（胤禵）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康熙赋予胤禵“如朕亲临”的特权，这点就是皇太极时期的多尔衮率军入塞，顺治朝多铎、阿济格、豪格征南也不具备如此的权威。胤禵号令下的清军总数据王钟翰等研究者考证应在十五万左右，这个数字与多尔衮入关时统领的清军总数不相上下，于此益见胤禵的显赫地位。
胤禵出征前顾虑到皇帝老迈，所以，他要求皇九子胤禟他们“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从胤禵郑重地交代胤禟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胤禵在第一次出征担任“大将军王”时，还没有成为康熙指定的接班人，至少胤禵及其支持者们没有得到这类的明确的信息。康熙经过10年的观察，断定胤禵足以担任军事重任，胤禵在西北军务上的所作所为验证了康熙的先见之明。清康熙五十九年十月，清军入藏，顺利平息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发动的叛乱，安全迎取达赖六世至拉萨举行坐床仪式。胤禵的这一功劳被康熙大为奖赏，辅国公阿布兰根据康熙的意思如实的反映了胤禵的赫赫战功，后来这块碑文被新登基的雍正指责为“并不颂扬皇考（康熙），惟称大将军胤禵功德”而遭到毁弃。胤禵在西北军务紧急之际还没有忘记时常问候乃父康熙，父子二人传书频频，感情日增。清康熙五十八年中秋前夕，百忙之中的胤禵没有忘记远在京城的老皇帝，他亲自点验、过目，将包装完美的奶制品运送到北京向康熙表达孝敬，康熙见到胤禵送来的东西非常高兴，他回复胤禵说：“你送到的东西都很洁净，也很完好，以前朕就听说过撒尔鲁克的奶制品很有名，没有尝过，现在尝过了，很好。”比较当年废太子胤礽因为给老皇帝运送物品不慎以致包装毁坏引发的康熙对胤礽的指斥来看，胤禵显然聪明得多。另据清史研究者杨珍的考证（参见她的著作《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康熙就在胤禵西征期间，精心照看胤禵的眷属，还亲自操办了胤禵的次子弘明的婚事。更主要的是，康熙还把自己身上的腰带寄给胤禵，起到“睹物思人”的作用。这种做法康熙以前对废太子胤礽也采用过，例如让胤礽把穿过的衣服寄给他。康熙给胤禵的信中充满了亲情、信任：“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满文朱谕》康熙五十九年。胤禵写给康熙的信中有一句类似赌咒的话“若从此悖逆，表里不一，上苍必将降下苦难”，细心的康熙发现以后马上给改成“在交付事上勤谨为之，上苍必定施与福份”。康熙此人比较迷信，有很多禁忌，例如他要求皇子们不准在给大臣延请医生救治的折子上署名，织造孙文成有一次因为误把请安的奏折同奏报普陀寺的长老病故的折子放在一起，就被康熙痛骂一顿，老皇帝为此还把折子撕得粉碎，不留痕迹。曹雪芹的亲戚苏州织造李煦也曾把请安折子和提督病故的奏报混在一处进而遭到康熙的责难。皇子中如果有谁触犯了康熙的这层禁忌必将遭到他的责骂。然而，胤禵的书信里面出现这类字眼时，老皇帝非但没有说什么，还亲自加以修改，改成了比较吉祥的词句。杨珍著：《允禵储君地位研究》。联系到皇八子胤禩得了伤寒病，康熙因为本身的禁忌竟然暗中唆使皇子们提议让胤禩回府治疗以避免老皇帝在回銮途中路过胤禩的园子时“沾染晦气”的往事，可见康熙对于胤禵的偏爱。而父子间的政治见解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达到高度的一致。康熙的这次举兵讨伐策妄阿拉布坦在朝野中没有得到很多的赞同，不少人存在畏难情绪，特别是在讨论进藏的问题上更是反对声声，唯有远在西北的胤禵大胆地支持乃父的正确主张，在制止国家分裂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康熙、胤禵坚定打击叛乱分子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胤禵这么做也不是一点私心都没有，他刚到西北就让临洮人张恺算命，张恺说胤禵有“九五之尊”的命，到了39岁就贵不可言了。胤禵大喜，格外赏了张恺一笔银子。就在力主进藏的奏折上，胤禵直接就说进藏这件事“此乃关系臣一生之事”，他把进军西藏看做是他个人建功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它看做是他能否登上储君位置的一个重要台阶。不过，从胤禵所请的语气里面我们也可以管窥到康熙委派胤禵平定西北的深意所在的一个侧面。
胤禵取得大捷之后回京述职，康熙摆出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他回来。“上（康熙）命诚亲王、雍亲王领内大臣郊迎。”康熙还亲自作诗纪念胤禵的回京：“万里辛勤瞬息过，欢声载道似春雷。”这次回京后，康熙、胤禵父子反复磋商有关西北军务，最后康熙决定接受策妄阿拉布坦的议和。清康熙六十一年四月，胤禵返回西北前线主持议和事宜。胤禵重返前线不但是康熙的主张，也深得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的称赞，胤禟一度因为胤禵回京述职误会康熙是要把胤禵留在京城，因而大发牢骚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胤禵）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文献丛编》第一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供词》。策妄阿拉布坦派出的使者于清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到达北京，议和进展顺利，清军提前撤兵已经箭在弦上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变生不测，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突然病故，死于畅春园，享年69岁。
康熙这次得病非常突然，虽然他晚年身体多病，可自清康熙五十八年以后经过调养，有所好转。就在他病故的半个月前，也就是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还在如常行猎，十一月七日身体出现不适，初十对前来问候的人们说：“朕体稍愈”，十二日亦即死前一天，还是“朕体稍愈”的内容，十三日就不行了，这里面疑云密布，因为老皇帝素来身体康健，此次患病也不过是一场感冒，而且死前已经告诉大家是“朕体稍愈”，何以一天不到的光景就撒手西去？而胤禩的儿子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上记载，康熙迟至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日还在南苑巡幸，“十一月初十，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康熙发病即“不豫”到他病死前后只有3天。如果仅仅是感冒或者重感冒，怎么可能在“朕体稍愈”之后忽然死亡呢？虽然对于生老病死，康熙并不十分在乎，所谓“死生常理，朕所不讳”，可康熙也专门说出这样一段发自内心的感触：“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这说明康熙对于能不能寿终正寝还是有所顾虑的，这段话的时间背景是清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离二废太子也已经有好几年了，可康熙对于皇子争位造成的隐痛还是心有余悸，他自己在清康熙四十七年十月说过“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他对于皇子们不管老皇帝的死活，只顾权力争斗还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惟其如此，他才忧心忡忡地说：“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民间一直流传康熙死于一碗人参汤，这当然固不足信，但像改削、删誊的《清圣祖实录》里说的康熙死得完全坦然则也未必属实。直到今天，康熙的死亡真相仍旧在探求之列。按照《大义觉迷录》的记载，康熙临终召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礽、皇十二子胤裪、皇十三子胤祥、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受遗命，以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这是官方的口径，可就在这个“口径”里面，我们没有看到雍正的身影，据雍正自己说，他是从隆科多的口中得知遗命的内容的。当时雍正正在代表康熙祭天，祭天之前要在斋戒所斋戒，十一月十三日，康熙感觉不好，就让人召雍正回来，雍正到康熙身边时，康熙还能说话，按照雍正日后自己的说法，康熙在与雍正见面的最后10个小时里面，不仅没有当面告诉雍正即位的遗命，反而大谈“症候日增之故”，而就在康熙死后，倒是由一个外臣隆科多向雍正宣读遗命。由隆科多宣读遗命倒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康熙末年皇子争位，如果由皇子宣读遗命，难保在场聆听的皇子不做手脚。只不过，作为继承皇位的接班人竟然在10个小时内没有从老皇帝那里听到一丁点有关自己即将出掌最高权力的信息，这倒是十分罕见。4.雍正获取皇位探秘有关雍正即位的真相始终扑朔迷离、难判真伪。力主给雍正翻案的认为他即位合法，而反方则认为他即立确系谋夺，两方面各执一词、各有偏颇。现在我们就内中的一些疑点做一下分析，借此对他的即位真相做进一步的探讨。
1、雍正即位的直接合法依据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个直接的合法依据就是康熙遗诏。目前我们看到的康熙遗诏是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布的，而且宣读时只宣读了满文版，而没有宣读汉文版。这份遗诏书写潦草、涂抹之处甚多，就连力主雍正合法即位的冯尔康也认为“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不能作为他指定胤禛嗣位的可靠证据。”冯尔康著：《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第62页。也就是说，雍正即位迄今为止没有直接的合法证据让大家信服他的“得位之正”。
朝鲜人所作的《李朝实录·景宗实录》卷10记载了康熙病重时召见大学士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段话里面错漏更多，康熙临死之际召见的皇子、大臣的名单中根本就没有马齐，雍正自己就说过：“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可见并没有马齐。至于康熙说胤禛的“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康熙晚年饱尝预立太子的苦头，因此他才决定不再谈及册立太子一事，并且把谋求太子的人称做“国贼”。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已经有了密建储贰的初步设想，他怎么能够在他临终之际将这种被他所深深诟病的漏洞继续传给储君呢？而且，搞的还是隔代指定。储君的接班人按照常理来说，储君本人最有发言权，康熙如果真的像朝鲜人所说的那样，无异于平添祸乱，以康熙的政治水准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再者，马齐后来从未对外透露过这段往事，试想这段事对雍正父子最为有利，哪怕有一点影子也很快会被雍正在批驳他的政敌时加以利用，可是，我们迄今为止并没有看到类似的记载。所以，这个来自于外藩朝鲜的记录实属不确。
乾隆时的文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是了解康、雍之际易代史的重要参考读物，在这本书里面萧某说：“以所带念珠授给雍亲王”，说的是康熙临终时把念珠交给雍正，朝鲜人也说老皇帝死前把念珠交给雍正，还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这个说法也很荒谬，要知道，康熙此前还把腰带赠予胤禵，按照萧某的逻辑，岂不是等于早就明确了胤禵的储君地位了吗？而朝鲜的《李朝实录》的说法便更加不堪，例如它说康熙对雍正讲，这是顺治皇帝临终赠朕之物，康熙称呼乃父怎么能叫“顺治皇帝”？而是应该称呼“皇考”或者“世祖章皇帝”才符合习惯。而最为滑稽的是，这个编造的离奇在于老皇帝召见雍正，继而大谈自己的病情，又忽赠念珠，就是不告诉眼前的儿子储君到底是谁，既不明言遗命内容，还说什么“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这不成了故意捉弄当事人吗？况且康熙临终赠给雍正念珠一事，雍正自己都没有提起过，想来应该是“海外东坡”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雍正即位的直接合法依据、间接合法依据都不可靠，也都不成立，唯一成立的就是雍正的确在康熙死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2、到底几个人在康熙临终现场？
雍正亲自参与修订的《大义觉迷录》中说，在康熙临终现场聆听遗命的有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皇十二子胤裪、皇十三子胤祥、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一共是八个人。然而，《大义觉迷录》颁布的时间是雍正七年，这时候，八个人当中的胤禩、胤禟、隆科多都已经不在人世，胤祉噤若寒蝉、动辄得咎，胤礻我圈禁高墙、形同走肉，胤裪失宠在前、不敢多言。胤祥则是心腹亲信、政治盟友，胤祐安分守己、小心谨慎。所以，《大义觉迷录》的颁行自然在皇族内不再会有人多嘴多舌。而在清雍正七年之前，雍正从未认真交代过康熙的临终现场到底有几人参与聆训。然而，也就是这个《大义觉迷录》在乾隆即位不久就禁止颁行，列为禁书。况且，《大义觉迷录》中所说的“八人在场”说，也得不到有力的回应，作为雍正的继承人乾隆本人就回避这一说法，乾隆说：“圣祖大渐，授位皇考（指雍正），其时系内大臣隆科多宣传顾命”，乾隆说“隆科多宣传顾命”这点与雍正所说的“皇考宾天之后，（隆科多）方宣旨于朕”相吻合，但却没有提及“八人在场”一说，何故？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卷4记载“上升遐，……隆科多受遗诏”，也没有提及“八人在场”一说，按照常理，弘旺是胤禩的儿子，当年胤禩被圈禁的事情，他都记录在案，何以不提乃父曾经守候在康熙临终现场一事呢？忌讳？显然不是，因为御制的《大义觉迷录》都公开记载，他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弘旺不提，就说明所谓的“八人在场”一说显系有人故意编造，用意在于似乎雍正得位乃是众目睽睽之下的“阳光行为”。
至于《永宪录》中则根本不记此说。
有的清史研究者认为雍正如果说的是假话，即“八人在场”说是子虚乌有的话，在场的皇子、特别是敌对雍正的后裔不会不记，实际上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已经用曲笔点明了这一点，岂可不察？既然“八人在场”说不成立，那么也就是乾隆等人所说的隆科多一人承旨。清朝自顺治入关以来，像册立储君或者安排后事这类国家的头等大事，从来没有大臣一个人独立承旨的历史。清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在口述他自己的政治总结时，还特意安排了为数不少的皇子、大臣们一起聆听。雍正编造“八人在场”说的目的也就在于如果只说隆科多一人承旨似乎与祖制、惯例不符，容易引起质疑。由此可见，即便是隆科多一人承旨仍旧存在很大的质疑空间，康熙末年皇子争位到了白热化的境地，此后虽然二废太子、苛责胤禩，然而依旧没有化解其主要矛盾，储位之争犹自暗流涌动。康熙对此当然洞若观火，他将如此大的政治安排只交给隆科多一人料理，一旦隆科多心存不轨或者发生意外，谁能保证老皇帝的遗命贯彻始终？康熙到底出于何等目的把传旨这样大的事情只交给隆科多一人办理，其背景已经难以详考。
康熙临终现场的当事人究竟有几位，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就两种说法，再加上弘旺的旁证，足以说明此事内藏的绝大黑幕正是雍正所谓合法即位的漏洞所在。
3、生母乌雅氏对雍正即位的真实态度：
在封建王朝的宫廷内部，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从来就是辩证的统一，这说明母子在皇权背景下的特殊依存关系。康熙晚年，阿哥们为了储位不惜反目成仇、不惜倾轧诬陷。而雍正如果真的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在如此恶劣、危险的环境下最后由乃父亲自指定为合法接班人的话，那么首先备感欣慰和高兴的无疑是他的生母德妃乌雅氏。可是，老太太并不高兴，不但不高兴，而且还因为种种难言之隐居然导致了暴死的结局，这种完全不合情理、不符常识的下场是发人深思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乌雅氏的反常表现。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乌雅氏公开表示：“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后来，雍正请生母按照清朝祖制接受太后的尊号，老太太不答应；请接受百官朝贺，老太太还不答应；最后还请老太太搬到宁寿宫（历朝太后所居的住处），老太太仍旧不答应。清雍正元年三月，老太后的第一个万寿节，在雍正的固请下，老太太才勉强同意办理，但不同意大家向她“行礼”庆贺。五月二十三日，老太后突然病故，从发病到死亡前后不过十几个小时。作为雍正的生母，看到自己的儿子非常幸运地成为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以来最为正宗的接班人，非但不高兴，反而一再表示出情绪化，这是为什么？乌雅氏说：“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这句话不见于《实录》，却见于《雍正朝起居注》第一册（该书第29－30页）。这里的“予子”指的是雍正，老太后说雍正的即位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这是一种故意客套、谦辞的说法吗？从她后来的那些很让新皇帝兼儿子的雍正下不来台的做法看，老太后的这句话不是虚晃一枪的客套话，而是真话，真的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这里所说的“实非梦想所期”的关键意思在于，并不是老太后事前不知道由谁来承接大统，而是实在没有想到竟然是皇四子继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康熙后期不再册立太子，储君的人选只有老皇帝自己最清楚，他没有半公开透露过，但不等于说完全保密。康熙朝还没有把密建储贰定为制度，而从雍正朝开始则把这一措施逐渐完善化、制度化。然而，即便是这样，“密建”的密也不是绝对的密，而是相对的密，皇帝身边极少数人仍旧可以得知储贰到底是谁。这点我们只要看看道光帝的继承就可以知道了。清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猝死热河，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没有找到立储的锦匣，热河方面更是乱作一团，这时候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提出应该扶立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后来的道光帝），军机大臣犹豫不决，因为祖制规定的密立储贰的锦匣没有看到，嘉庆生前的密旨没有拿到，自然不敢轻易答应，于是，大家决定请在京的嘉庆的皇后出面讲话。皇后下达懿旨，支持禧恩的说法，提出拥立皇次子绵宁为继承人。嘉庆帝皇后的懿旨中就说“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嘉庆皇后说的“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这绝对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来自于嘉庆生前所言，而嘉庆皇后说：“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也不是她亲身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来自于嘉庆帝的灌输。作为中宫皇后，她对于皇次子绵宁将成为嘉庆的接班人的事情应该清楚，否则她绝对不敢断然决定由皇次子承继大统。事后，嘉庆的锦匣找到，里面果然内定皇次子绵宁即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道光在选择皇储时的一些表现，李岳瑞所著的《悔逸斋笔乘》中记载静妃后来自述：“但恨汝父（道光）当年欲立汝（指奕）时，吾矫情力辞，铸此一错，使汝从此低首他人下耳。”这说明道光帝在考虑皇储人选时通知的重要人士中也包括该皇子的生母。自雍正制定密建储贰制度到道光即位，期间已经经历了三代，可以说制度本身已经比较完善了，否则禧恩提出拥立皇次子，军机大臣为何犹豫不决？然而，即便是这样，密建储贰的具体人选作为中宫皇后仍旧可以窥知一二。再以创建密建储贰制度的鼻祖雍正本人来说，清雍正十年，雍正对心腹重臣张廷玉、鄂尔泰亲口交代过有关储君人选的内容，张廷玉自己编撰修订的《张廷玉年谱》中予以透露：“圣谕曰‘汝二人外（指张廷玉、鄂尔泰），再无一人知之’，”而且，雍正也在密折里面和鄂尔泰探讨过有关储君的问题，可见，密建储贰从建立那天起就不是绝对保密的，就不是绝对只有皇帝一个人知道的。从嘉庆皇后下懿旨指定道光即位以及雍正密语张廷玉等人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还没有完全树立密建储贰思想的康熙末年，如果康熙内定雍正日后接班的话，他不可能一点都不透露给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氏。特别是在力主给雍正翻案者看来，康熙末年储贰基本上圈定在皇四子雍正与皇十四子胤禵二人身上，而此二人都是德妃乌雅氏的亲生儿子。作为生母的乌雅氏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退一步说，就算是老皇帝为了保密，为了让皇四子、皇十四子的共同生母不至于有所偏废进而不透露一点消息给乌雅氏，那么，雍正即位之后，乌雅氏的那些不留情面的峻拒又当何解呢？有的人或许要说，老太后所以不高兴主要在于看到雍正与胤禵的兄弟失和。这样问题又来了，既然雍正是奉旨即位也就是合法接班，胤禵不服雍正就是违反大原则，就是公然对抗康熙的遗旨，老太后居于深宫几十年，难道不懂得这个规矩？她还能为幼子胤禵的不明事理而迁怒于雍正吗？她放着合法合理的皇太后不做，为了小儿子对抗大儿子去跟大儿子怄气直至突然病死，这符合人之常情吗？这符合常理吗？这符合德妃乌雅氏的一贯作风吗？
康熙封乌雅氏为德妃，德，顾名思义就是有德、以德服人，说明乌雅氏在德行方面有让康熙比较满意的地方，她曾经先后诞育三个儿子，清康熙二十七年，她还为康熙生了皇十四子胤禵，这一年她已经30岁了，按照当时的年龄标准，这个年龄早就不算年轻了，这也说明她的得宠程度。康熙能够最后把接班人确定在德妃名下的两个儿子身上，其本身就说明德妃在他心目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像胤禩不得立的一个原因不就是康熙所说的生母出身“微贱”吗？而康熙当初册立皇次子胤礽不也有早逝的皇后赫舍里氏的影响因素吗？正因为德妃“有德”，所以，康熙才格外青睐她的儿子们。换言之，以德妃的如此贤德，是不可能在雍正属于合法接班的前提下还与儿子因为胤禵的不服而生气，更不会在一些有关祖制家法的大礼节上给雍正新君以难堪。
而这位有德的德妃做了皇太后以后却行事古怪、脾气大变，不在“德”的一面继续保持本色，这又是为什么？《清世宗实录》记载，太后乌雅氏在清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未刻（午后一点到三点）发病，二十三日丑刻死亡（凌晨一点到三点）。乌雅氏的身体“素称康健”，半天的时间就病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实录》上不说，《清史稿》上面也不记，倒是胤禟的太监何玉柱（一作何国柱）说：“太后要见允禵，皇上（雍正）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胤禩的太监也这么说，也说老太太是撞死的。因为胤禟、胤禩是雍正的政敌，后人以为这些可能出于诽谤。可是，他们恰恰忘了，胤禩、胤禟是雍正的政敌并且遭到严厉的清洗，他们手下的亲信太监自然也难逃法网。在这种必死的情况下，他们还有编造谎言的必要吗？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据说胤禩、胤禟府中的太监被发往外地时亲口对当地人说过：“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例如他们说过的“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指雍正）”，就和乾隆等人后来所说的相吻合，说明他们口中传递出来的消息不见得都是假的，都是诽谤。我们再回到乌雅氏之死的话题上来，清雍正元年三月底，雍正亲奉康熙的灵柩前往景陵安葬，皇太后乌雅氏随行，四月初，雍正回京前夕让胤禵留在景陵守陵，这样一来，胤禵就等于被变相地禁锢起来了。随后便发生了太后暴死事件，如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考虑，雍正如果是合法接班，如果胤禵就像雍正自己说的那样“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那么雍正何以如此加意防备，何以冒着不孝的罪名、不顾太后的颜面也不准胤禵返京？而太后如果是在雍正合法接班的前提下即便是心疼幼子，也要给足新皇帝的面子，因为曲在胤禵，怎么就在返京不到两个月后忽然发病身死？
老太后乌雅氏举动反常的唯一前提就是雍正得位的不正，一个在已经了解到十四子胤禵接位的生母看到另外一个儿子矫诏即位，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不当立的儿子又进一步迫害当立的儿子，这就让生母更加愤懑。母子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老太后的暴死。
4、胤礼为何严重失态？
胤礼是康熙第十七子，按照《大义觉迷录》的记载，康熙临终时，胤礼等年轻的皇子还在寝宫外等候。等到隆科多见到胤礼时告知胤礼，老皇帝已经遗命皇四子胤禛继承大统，哪知道胤礼不听则已，一听反而大为惊恐不安，“果亲王（指胤礼）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宫内迎驾侍候。”这段话是后来隆科多向雍正汇报的当时情景，应该比较真实。也就因为胤礼的态度失常，导致雍正误以为他是胤禩一党，即位不久就打发胤礼去守护景陵（康熙的陵寝），处罚很重。后来怡亲王胤祥对雍正评价胤礼是“居心端方、深明大义”，这才打消了雍正的疑惑，很快就把胤礼放了回来，并且加以重用：胤祥病逝，胤礼和庄亲王胤禄一起成为雍正的左膀右臂；雍正临终，胤礼又是顾命大臣之一；乾隆初年，胤礼兼任总理事务王大臣，乾隆三年病故，因为无子，皇帝指定把雍正的幼子弘瞻过继给他承袭果亲王的爵位。从胤礼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显赫经历看，如果胤礼真的党同胤禩的话，胤祥何敢保荐？遍索史料，很难找到第一手资料证明胤礼曾经在康熙一朝深深卷入胤禩一党，目前唯一的一句有关胤礼可能同胤禩有关联的话还是雍正间接所说：“果亲王（胤礼）在皇考时，朕不知其居心，闻其亦被阿其那（胤禩）等引诱入党”。这里雍正用的是“闻”意即听说，可见也不是第一手资料。而雍正所以有“闻其亦被阿其那（胤禩）等引诱入党”则是与隆科多的汇报胤礼失态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胤礼的惊惶失措让雍正感到胤礼可能和胤禩一党，但是，如果胤礼真的陷在胤禩集团里面，雍正后来是不会那么重用他的，更不会有“居心虚公”等异常的褒奖。胤祥死后，胤礼一度有取代胤祥地位的趋势，雍正的著名宠臣李卫得到胤礼的赏赐，他同雍正说起来，雍正非但不猜忌胤礼，反而高度评价胤礼与李卫的交往是“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并表示“深信而无疑者也”。试问，胤禩一党即便是倒戈一击者（包括大学士马齐在内），谁能享受胤礼这般高规格的政治待遇、这样推心置腹的信任？由此益见，胤礼在康熙朝是一个没有什么具体政治立场、政治派别的闲散皇子，惟其如此，胤祥才大胆地提出拉拢胤礼借以扩大团结皇子的一面，并且淡化雍正诛戮胤禩集团留给社会的“骨肉相残”的政治形象，雍正当然清楚胤祥的良苦用心，所以，胤礼很快得到启用并且一直受宠，成为雍正树立的兄弟友爱的样板之一。
康熙曾说过他百年之后留给大家的储君是“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这里的“可托”，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可以托付给基业的意思，一层是众兄弟可以依托的长者。康熙要求他的储君既有政治风范，也有长者风范；既有理政治国的才能，也有调和家族的本事。他不希望看到在他身后出现骨肉相残的局面，也不希望他的继承人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强人，更不希望储君是魏文帝曹丕、隋炀帝杨广的翻版。其实，康熙的这一想法并不孤立，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提及“八王共治”的理念时，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不要让新罕王出身“强梁”，也就是不准新罕王具备凌虐兄弟的素质和基础，尽管努尔哈赤自己囚弟杀子，可并不等于他希望这样的伦常悲剧在他死后继续上演。同理，康熙也是一样，而且，康熙做的要比努尔哈赤强出很多，他虽然废黜太子胤礽，可没有像唐玄宗李隆基那样赐死自己的儿子，相反对废太子的一家仍然表示出足够的亲情。他虽然囚禁皇长子胤禔、大骂皇八子胤禩，可都没有在生活上难为他们，特别是对胤禩，教训从严、处理从宽，后来还恢复了他的爵位，还让他参加祭天等重要活动，没有将其始终排斥在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康熙口中的坚固可托之人是要以他的宽厚、宽容为范本的，这也就是老皇帝所说的“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可是，雍正呢？康熙对雍正在性情上的评价始终缺乏足够的赞誉，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曾表扬雍正为废太子说话，说雍正“性量过人”，包括后来册封他为雍亲王都有这层意思在内，可这毕竟是清康熙四十七年、四十八年的印象，在后面有没有改变呢？同样，皇十四子胤禵在一废太子时还受到乃父的责罚，挨了二十板子，可后来康熙竟然委其以重任，胤禩、胤禟原本与雍正关系不错，可到了康熙末年竟然分道扬镳，可见印象是会随着时间、随着新的接触发生改变的。后代人说雍正“性高傲而猜忌”，雍正刚刚即位，胤禟就对身边人说“我辈生不如死”，胤禟对雍正有这么激烈的印象不会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长期观察形成的。按照胤禟的脾气秉性，他一旦知道雍正是这么残刻的人，怎么会不告诉其他兄弟呢？况且，雍正不仅是给胤禟一人如此印象，像胤礼这样远离是非的皇子在听到他即位的消息后都“有类疯狂”，想来在康熙生前也应有所耳闻。以胤禟这样的资质、胤礼这样的年纪都能了解到雍正的如此性情，“知子莫若父”的康熙、特别是作为细心的政治家的康熙应该不会没有察觉。有的研究者认为雍正蒙蔽了乃父的视线，这是小看了康熙的眼光，如果说在一废太子前后，康熙也许被雍正蒙蔽一时，那么经过十几年的继续观察，他还不能发觉儿子的弱点，这无异于是把后10年的康熙说成政治白痴。从康熙在四十七年九月圈禁雍正这件事上，我们就能看出来老皇帝对于儿子们的重大是非举动都是了如指掌的，只不过这种察觉已经被善于删改史料的雍正一笔抹杀掉了。即便是这样，从雍正即位后的一系列行为上仍旧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
和雍正年纪相仿或者比较年长的，大致有这样一些皇子：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皇十二子胤裪、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这九位皇子中除皇十三子胤祥是雍正的嫡系亲信、皇七子胤祐素有残障外，其他七个皇子都先后被雍正整治，其中皇三子胤祉、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均死于幽禁，皇十子胤礻我、皇十四子胤禵直到雍正死后才得以释放，皇十二子胤裪迭遭打击，处在苟延残喘之中。就连素无野心、小心谨慎的皇五子胤祺也在清雍正二年因为帮助发遣犯人区区70两白银的小事遭到罚俸3年的严厉处罚（后来雍正表示可以宽免），雍正五年，胤祺再度遭到惩罚，被革去世子（可以继承王爵的儿子）。连胤祺这样本分的兄弟，雍正都不准备放过，这哪里还有一点康熙遗愿中的影子？雍正口口声声说他师法乃父，可是乃父在对待骨肉上的亲情，他是很少学得到，似乎也不准备学。有的清史研究者说雍正“在家中并不孤立，没有必要，也没有全部打击亲兄弟”，《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第476页。这实际上是对雍正打击一批、拉拢一批、分化一批的政治剪裁。我们前面列举的九位皇子，年龄最小的皇十四子胤禵在清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时也有20岁了（胤禵生于清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成人了。他们对于雍正在一废太子前后的种种阳奉阴违的表现不可能不了解，也不可能不知道，例如胤禩、胤祉对雍正的为人品行了解的更多一些。所以，这些人都在知情者范围内，都是雍正的“严打”对象，甚至可以杀人灭口。而从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皇十七子胤礼等人算起，这班小兄弟最大的也是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也就是说在一废太子前后还处于青少年阶段，涉世不深、懵懵懂懂，最有可塑性，他们既不可能参与储位之争，也不可能深知雍正的为人真相，所以，胤祥很早就提出要对他们放手使用，雍正当然心领神会。我们注意到康熙十五子以后除胤禄、胤礼在雍正朝比较显赫外，另外还有两个人得到晋封王爵的特殊礼遇，一个是皇二十一子胤禧、一个是皇二十四子（康熙幼子）胤袐。胤禧受封慎郡王，胤袐受封讠咸亲王，而胤禧生于清康熙五十年，胤袐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他们在康熙死的时候也还是孩子，所以，这几个人的受封绝不是偶然的。雍正没有打击其全部兄弟并不是他手下留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统筹安排，借此说明雍正在“家中并不是孤立”的，有对雍正屠戮兄弟变相粉饰之嫌。
胤礼生于清康熙三十六年，康熙死时，胤礼已经25岁，他应该对乃兄雍正的为人有所了解，至少是听说了一些有关他的为人方面的事情，否则隆科多一旦说出是雍正即立，胤礼“神色乖张、有类疯狂”怎么解释？应该说胤礼对雍正即位的反应具有普遍意义，在一些并没有参与储位之争的皇子中，胤礼的态度很说明问题。说明雍正在兄弟间缺乏可亲可敬的形象，换言之，在团结大家庭、最大限度上容忍兄弟们等方面，也就是“服众”方面，雍正不是康熙的合适的储君人选。
5、雍正即位后的种种可疑举措：
康熙甫一死亡，雍正就紧闭京城九门长达6天，诸王没有令旨不得进入大内，这种类似戒严的管制甚至让朝鲜人以为“秘不发丧”，雍正的这一做法是有清一代所仅有。纵观中国历史，类似的情况还有隋炀帝杨广的登基差不多就是如是办理，杨广是在乃父杨坚死后的第八天在灵柩前面即位的，秘不发丧时间长达8天，而且也是动用了禁卫军的力量。有的清史研究者认为，雍正的这一做法很可理解，主要是为了防范皇子们可能出现的变乱。我们前面提到过，康熙在清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说他将来给大家选定的储君是“坚固可托之人”，如果雍正真的是康熙所要册立的储君的话，也就是“坚固可托之人”，也就是“深孚众望”之人，那么他的即位不说在情理之中也在大家的视野之内，何以皇十六子胤礼“有类疯狂”在前，京师九门戒严在后呢？而且，紧闭京城九门长达6天，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概念，而且对诸王防备最严。我们都知道在康熙末年反对太子最力、力量较大的集团就是胤禩集团，可是，这个集团的最大弱点就是没有军队方面的支持，也就是并不掌握直接的武力。康熙生前对胤禩说过狠话：“朕恐日后必有形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胤禩）恩，为之兴兵搆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然而，康熙对胤禩集团的骨干分子的处理却是格外宽容，例如胤禩集团中的阿灵阿，康熙后来仍旧重用，阿灵阿的儿子阿尔松阿还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另一骨干揆叙，康熙很早就评价揆叙“人品极好”，揆叙死后，康熙感叹翰林院再也找不到像揆叙这样称职的掌院学士了，赐揆叙，谥号“文端”，康熙朝另一名臣熊赐履也是赠谥文端，可见揆叙在康熙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而胤禩集团的哼哈二将胤禟、胤礻我在康熙朝也没有受到很大的责罚，其中胤礻我始终得到康熙的喜爱，受封爵位也比较高。由是观之，康熙当时的狠话更多是气话，如果真的有人敢于动用武力威胁到他的皇位，怎么可能逍遥法外呢？康熙既然能够在康熙五十六年就明确告诉大家对于储君，他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还是“坚固可托之人”，那么在5年的时间里，康熙能不做准备工作为储君的即位铺平道路吗？难道还需要像雍正那样发丧前后大动干戈、大肆戒严吗？雍正所为并非神经过敏，而是事出有因。
退一步说，就算是雍正戒严九门是为了防止有人兴兵作乱，那么，在雍正即位多年以后，也就是雍正一朝都取消了康熙朝的惯例“木兰秋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清雍正四年十月，雍正解释说：“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之处。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离边塞，此朕不及皇考者也。”清雍正四年十月，雍正的头号政敌胤禩、胤禟都已经先后病死，而且此后9年间雍正也没有举行木兰秋狝，难道还是因为“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吗？雍正不但没有搞木兰秋狝，而且连北京城都没有远离过（除了去一次东陵外）。这在清朝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例子。其实，自顺治清洗多尔衮余党之后，有清一代皇族内部敢动用武力直接威逼现任皇帝让位的例子为零。雍正鉴于康熙朝储位之争的白热化有所防备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一防就是13年，这就过分了，过分的原因就要在他即位的背景上找答案。历史上“得位不正”的两位著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明成祖朱棣都是格外的警惕，甚至连太子也不放过。宋太宗的皇太子在外面受到群众的欢呼，宋太宗就不高兴，认为太子的声望有些盖过了他，要不是宰相寇准劝阻，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举措；明成祖的皇太子朱高炽（后来的明仁宗）始终受到明成祖的压制，连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我们都知道宋朝得天下来自于陈桥兵变，赵匡胤在禁军将领的拥戴下“黄袍加身”，所以，赵光义一上台就大搞“杯酒释兵权”，有宋一代都把防范武将作为“祖宗家法”，狄青、岳飞等名将一再遭受陷害的本质原因还是“陈桥兵变”留给宋代统治者的巨大阴影。由此及彼，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一点，那就是雍正避免远离京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是恐惧有人在他离京之后可能发动政变，比如他整治年羹尧的时候，就提出一个流行于当时的谣言即“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这不是雍正的借口，而是雍正确实怀疑这些手握兵权的“奴才”有朝一日造起反来，而这种深刻的怀疑正是来自于他自己当年有过这样同等的举动。可以说，正是因为自己“得位不正”，所以，就怀疑几乎所有接近他们的人都有效法他们当初的可能性。这种政治上的“受迫害妄想狂”的症状同样也在雍正身上不定期地发作着。而发作的本身就是来自于当初在皇位问题上有着难以言表的污点的最大回应。值得一提的是，康熙说过他选定的接班人应该是众兄弟仰望的楷模，即“必令尔等倾心悦服”，这个“尔等”当然包括胤禩、胤禟在内，可是，雍正却说胤禩、胤禟时刻准备跟他“造反”，这岂不是与康熙的说法前后抵触吗？前后抵触的唯一症结就在于已经出现的这位康熙的接班人并不是“必令尔等倾心悦服”之人，也就是并非康熙意中的储君。
此外，雍正即位后，他的“四大金刚”之一、时任四川布政使的戴铎立即向巡抚蔡珽表示，如果抚远大将军郡王胤禵闹事，四川可以负责出兵出钱支持新皇。《文献丛编》第四辑，《戴铎口供二》。如果雍正合法即立，胤禵何敢闹事？凭什么闹事？胤禵要是一个如此混账的皇子，康熙晚年为什么放心让他领兵在外？而且一再委以重任，难道康熙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吗？再者，就算是胤禵准备兴兵闹事，他远在西北，如何调度兵马？如何发兵到京城？如果雍正合法即位，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最高当局，在封建时代，人们最重法统，以下犯上、以臣犯君那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胤禵究竟有多少胜算敢这么做？
清朝不比其他王朝，它是一个封建集权化已经烂熟的时代，皇帝的权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康熙初年，吴三桂那么大的势力仍然被朝廷剿灭，如今胤禵的实力难道在吴三桂之上？主子雍正京师戒严在先，奴才戴铎效忠表态于后，这一前一后的政治神经的高度过敏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不说明雍正的皇位来得有些蹊跷吗？
雍正上台后编撰的《清圣祖实录》实则是一次有计划的史料篡改、删誊的政治行动，虽说后代皇帝给前朝皇帝编撰实录已经成为政治必修课，可利用编撰实录的机会大肆诋毁对手、无以复加地褒扬自己也是《清圣祖实录》的特色之一。许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一文中做过有关统计，他说：“（按照年平均卷数计算）《圣祖实录》较《世祖实录》少百分之六十，较《世宗实录》少一倍半，较《高宗实录》居然少四倍之多。”许曾重统计各朝实录的总卷数如下：《清世祖实录》为144卷、《清世宗实录》为159卷、《清高宗实录》为1500卷、《清仁宗实录》为374卷、《清宣宗实录》为476卷、《清文宗实录》为356卷、《清穆宗实录》为374卷、《清德宗实录》为597卷。
而在有清一代身兼守成、开创，奠定统治基础的清圣祖康熙帝的实录即《清圣祖实录》的总卷数只有300卷，不要说和《清高宗实录》相去甚远，就是连末代皇帝光绪的《清德宗实录》都赶不上，这岂非咄咄怪事？作为监修《清圣祖实录》的总裁张廷玉更是受到雍正不同凡响的屡次擢升与嘉奖，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上谕指出：“张廷玉……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朕万年之后，著配享太庙。”事实上，张廷玉享受“配享太庙”的政治待遇的上谕在清雍正八年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表白。雍正还多次以“股肱”比喻张廷玉，甚至说张廷玉是他的“第一宣力”。海外学者杨启樵认为张廷玉不过是《清圣祖实录》的三位监修总裁之一，《圣祖实录》的修撰总裁是朱轼，张廷玉不敢公然瞒过这些人进行篡改或者删誊云云。杨启樵所著《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第90页。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雍正说张廷玉“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何谓“独多”？既然那么多的总裁，何以雍正单把张廷玉挑出来享受“配享太庙”的待遇？“配享太庙”是清代臣属身后的最高政治待遇，不要说张廷玉一个汉臣，就是满洲近支亲贵、皇族宗室、军功贵族能够享受到这一规格的礼遇的也是屈指可数，而有清一代，汉臣享受配享资格的只有张廷玉一人而已。就张廷玉的功劳，在文治方面未必比得了前朝的李光地、熊赐履，在匡定大局方面也不见得比得上后面的曾国藩、左宗棠，可是，他得到了这些人都没有得到的最高礼遇，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雍正的那句话“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而所谓的“独多”，无非就是在编撰过程中完全以现任皇帝的意思为依托，不惜大规模地删誊史料、剪除异己者留在历史上的真相。后代修改前朝的实录有所删减、有所损益这都是正常的事，可大规模地删改乃至将其总卷数压缩到区区300卷，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个合法接班的皇帝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一个并无特殊功勋的汉臣竟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因为纂修《实录》获取配享太庙的资格，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后来乾隆上台，对张廷玉获得配享的资格就不以为然，多次对其进行折辱，这说明雍正给予张廷玉的超规格待遇就是他的儿子都看不过眼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张廷玉的所作所为只有雍正最为理解，君臣的默契都在“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这上面了。
康熙生前对历朝出现的所谓的“祥瑞”现象最为鄙薄，经常有嗤之以鼻的评价。他亲口说过：“(朕)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风、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不但如此，他还对唐太宗等人的炼丹、追求长生等行为做过系统的批评。这主要是和康熙本人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有关，也与康熙的继承背景没有疑点有关。但是，作为康熙的接班人的雍正，虽说口头上多次说要师法乃父，可对乃父负面评价的“祥瑞”却情有独钟。雍正一朝，“祥瑞”此起彼伏，他的亲信大臣诸如鄂尔泰、田文镜等人个个都是献“祥瑞”的行家里手，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个皇帝也是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大搞“祥瑞政治”，一个是隋炀帝杨广，一个则是武则天，特别是后者，最喜欢“祥瑞”，也最为痴迷。而这两位皇帝无一例外都是“得位不正”的典范。他们越是“得位不正”，就越是想通过创造一些人为的“奇迹”来说明他们即位的合理性、合法性。而中国历史上大搞“炼丹”活动，最终导致死亡的著名的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恐怕首推唐太宗，力主为雍正“正名”的学者诸如冯尔康、杨启樵辈都认为雍正最后也是死于“丹毒”，应该说这不是巧合，因为唐太宗等人的炼丹弊端，不仅史有名言，而且康熙也早有论述，雍正不可能不知道，而既然知道却又不断地追求此道，内中缘由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唐太宗当年获取皇位的经历，如此对照之下，雍正的即立难道真的像他自己表述的那样“合情合理合法”吗？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雍正朝的“祥瑞”出现最多的就是“卿云”（庆云），传说上古虞舜传位给大禹，大家就一起歌唱“卿云烂兮”，而古书上说：“天子孝，则卿云现”，如果一个真的即位合法合情合理的接班人，用得着如此卖力地利用“卿云”的内在含义多次暗示来让人相信他的“得国之正”吗？
雍正在即位以后为了诓骗局外人，为了证明自己即立的“合法”，经常给自己进行无限制的“粉饰”，谁知道这种粉饰的结果矫枉过正、反露马脚。例如雍正自己说：“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这基本是胡说，我们前面已经详细提及雍正在争夺储位过程中组建的小集团，在夺储的斗争中，雍正不但高度重视、而且亲自披挂上阵，年羹尧不过是接待了皇三子胤祉的门人，雍正就用揭发来进行威胁，我们也都知道，雍正利用笃信释老来进行必要的伪装，他之热衷储位之争不仅在史料上有着明确的记载，而且就在当时他的兄弟们中间也不是什么新闻。雍正如此矫饰本意是为了告诉大家，他的地位不是由竞争而来，而是康熙的“钦定”，可是，说什么“心实苦之”，其谁能信？雍正曾经准备在养心殿供奉康熙的画像，此举无非是表明他的“诚孝”，然而，养心殿素无供奉前朝皇帝的先例，而且历朝历代也没有在皇帝的第一办公区内悬挂前朝皇帝画像的例证，皇八子胤禩当时就表示质疑，他说：“从来帝王有供奉御容之礼否？今供奉圣祖仁皇帝御容，则太祖、太宗、世祖如何供奉？”一句话噎得雍正下不来台。雍正本来是借此来表明他对乃父的尊崇，暗示他的“诚孝”乃是一以贯之的，殊不知，这种过分的举动只能让人加深怀疑。康熙晚年最为苦恼的就是皇子争位，按照儒家传统的关于孝的理念即孝为顺者的意思，雍正理应放弃参与储位之争来对乃父进行全方位的宽慰，可是，雍正并没有这么做。后来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的生母乌雅氏却奉养不终、死因至今疑团重重，这里哪儿还能看到一点“孝顺”的痕迹？自古孝悌并称，孔孟都主张“孝悌为本”，所谓“悌”也就是友爱兄长，然而，雍正对待他的三兄诚亲王胤祉的残忍却是斑斑可考，至于他残酷镇压他的弟弟们的手段更是史不忍言。这样一个不能对父母孝顺、对兄弟不能友爱的皇帝有一天突发奇想地要求悬挂乃父的画像在养心殿内，其真实的出发点不正是人们一直以来怀疑的、他可能做过什么对不起乃父的地方，借以用这种形式进行掩盖吗？
其实，雍正在对待乃父这一问题上始终很苦恼，这种苦恼甚至牵扯到了他的“万年吉地”即陵寝的修建上。顺治、康熙两朝皇帝的陵寝都在遵化，清雍正五年，作为雍正的头号亲信、怡亲王胤祥亲自考察看中了一块山地可以作为雍正的“万年吉地”，动工以后发现土质不好，这才改在易州选择陵寝所在地。一直以来就有一种说法，说雍正一反在遵化建陵的祖制改在易州说明他内心自觉有愧于乃父康熙。力主给雍正“正名”的学者认为这是无据的揣度，他们还列举了雍正在《上谕内阁》中的讲话，即否定在遵化建陵的意见：“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那么，后来乾隆在遵化建陵时何以就没有遇到这类问题呢？至于说道乾隆建陵选在遵化，或许有人要抬出清嘉庆元年乾隆有关昭穆制度的上谕即父葬东陵、子葬西陵，那么，道光帝就没有尊奉这一遗命，道光的陵寝出现渗水，所以改葬西陵易州，这说明所谓的遗命还要看实际情况而定。雍正身后，乾隆、咸丰、同治三位皇帝的陵寝都选在清东陵即遵化，特别是慈禧太后花了6年多的时间来修建完善她的陵寝，更说明遵化并非没有“吉壤”，雍正稍做考察就断定遵化不适合建陵，而且，清朝正是从雍正开始，父子东西别葬，这一皇室丧葬制度上的重大改变，绝非所谓的“穴中砂石”能够全部予以解释得了的，雍正的如此变异，其行为殊为可疑。联系到清孝庄太后死后不愿合葬的历史典故，我们认为，雍正之所以选在易州建陵，与他内心深处有愧于乃父有着直接的关系。雍正此人素来迷信，亲信大臣的八字他都要要来算上一算，有一次年羹尧来京觐见，雍正不同意，还告诉年羹尧说：“有看八字人说年熙不宜你来。”年羹尧还被雍正告知要收藏好自己的八字，免得给仇人看到不利于自身。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诞不经，可在雍正一朝却是经常给当做十分要紧的大事来办的。对于“八字”尚且如此迷信，那么对于自己的“万年吉地”的选址、修建不是更需要“高度迷信”吗？其实，就以乾隆分建陵寝于遵化，有别于乃父的西陵易州而言，尽管有乾隆的上谕那些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在那里，仍旧掩饰不了乾隆的内在深意。乾隆如无乃父雍正，最多做个亲王、郡王，哪里有君临天下的可能？可是，众所周知，乾隆却对乃祖康熙有着不同一般的感情，多次回顾他们祖孙之间的交往，清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协作《纪恩堂记》时居然还唏嘘不已：“至今，每一念及，即欲坠泪。”
乾隆这么说，固然有他借此表示他的皇位早已“天命攸归”，在他祖父时代就已经有所明确的含义，可也不乏亲情。只不过，他如此强调实在令人备感困惑，乾隆生于清康熙五十年，康熙老皇帝死的时候他才11岁，而且，他与康熙也没有做到朝夕共处，远比不得他与雍正之间相处的时日，哪来这么多的感情需要宣泄？这里面应该是一种以前人压后人的味道，用对祖父的尊崇抵消对乃父的不满。儒家传统讲究“三年无改父志”，乾隆一上台就大搞翻案，雍正的亲信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在乾隆朝处境都很不妙，雍正御制的《大义觉迷录》甚至给儿子乾隆列为禁书收缴。而在雍正年间，皇帝也向亲信诸如鄂尔泰者透露过乾隆并非密建储贰的唯一合适人选。可见，雍正、乾隆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是“煌煌上谕”和编改、删削的“实录”所描述的那样天性和谐，倒是不断有着冲突的暗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改建陵寝在遵化，傍依他的祖父康熙就有着可以理解的一面了。而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再来看雍正首创父子别葬的制度的目的、企图和背景不更加昭然若揭了吗？
雍正即位的合法性的质疑以及疑点所在，近三百年来从无停息，而且疑点随着资料的不断翻检还有出新的趋势。试想，如果他真的是合法、合理、合情地即立，那么这些所谓的流言怎么会传播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广呢？迄今为止，就是那些力主给雍正即位“正名”的清史研究者也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有力地回驳这些质疑，他们的“翻案”工作明显“任重而道远”。
既然雍正的即立存在着重大的疑点，存在着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一面，那么康熙最后确定的皇储到底是谁呢？民间始终有着一个传说，那就是康熙传位诏“传位十四子”的内容被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把“十”改成了“于”。关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近年以来为一批力主雍正即立合法的翻案派学者所攻讦，他们举出来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云“于”是简体字，而非当时通行的“於”；二云清朝习惯称呼“皇某子”，所以，康熙传位诏应该是“传位皇十四子”，如此再改“十”为“于”也就不通了；三云，汉文易改，满文难改。理由很多，似乎也很充分。可是，这些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也是令人哑然失笑的。试问，这个民间传说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皇四子雍正夺了他十四弟胤禵的皇位。
至于修改“十”为“于”或者其他的什么手法那不过是手段而已，手段不通，不等于目的不通。就像民间传说的隋炀帝杨广弑父，有说是用金针扎死的，有说是杨广亲信出手弄死的，可这一传说的核心，即杨广杀害生父隋文帝杨坚却是实有其事，不容否认。抛开雍正夺取皇十四子胤禵的皇位这一核心要点不谈，却大讲什么把“十”改成“于”的不成立，这才是真的不通。5.胤禵新皇储地位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
康熙是否有意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禵呢？其背景如何？我们不妨一一列举出来，以供读者自行辨认。
（1）“大将军王”头衔的政治分量。
胤禵是有清一代以现任皇子身份担任远征大将军责任的唯一一例，他的“大将军王”的头衔覆盖着康熙末年政治立储的基本含义所在，所以，必须予以特殊交代才是。
《清史稿》说：“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所以，用亲贵宗室典掌兵权、相沿不替遂成为清代的一大特色。但是，用现任皇子出任大将军出掌兵权、独当一面的在康熙前没有，在康熙后也没有。康熙朝之前的顺治朝，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曾任靖远大将军去负责镇压四川的张献忠所部，其时，豪格已经不再是皇子，而是皇兄。康熙朝以福全、常宁佩戴大将军印信征讨噶尔丹，福全、常宁都是现任皇帝的兄弟，而非现任皇子。
抚远大将军这一头衔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乱时曾经授予大学士图海，征讨噶尔丹时曾经授予裕亲王福全，然而，这两次哪一次也比不了皇十四子胤禵出任大将军时的威风八面。有关胤禵出兵的场面，我们前者已经记述过，康熙在给外藩的上谕中一再强调“大将军王（胤禵）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还注意提及胤禵的权威所及“（胤禵）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表明胤禵是具有“如朕亲临”的地位的。雍正后来指责胤禵：“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之闻也。”胤禵第一次返京述职，宗室、辅国公阿布兰竟然当众下跪出迎。云贵总督高其倬居然把胤禵的名字和皇帝并写，遭致处罚。上述的这几点异常不是偶然的，雍正说胤禵“逾制”，指责他如此行事、从未之闻也，关键是胤禵在担任“大将军王”时，康熙还在世，还主持政务，胤禵这么做没有遭到康熙的任何指责和任何处罚，显然这是康熙允许的，那么康熙允许他拥有这么大的权限难道仅仅是为了西征吗？宗室阿布兰给胤禵立碑纪念也是康熙首肯的，后来雍正命人毁掉碑文，理由是碑文不称颂乃父康熙。这座纪念碑是康熙允许建立的，阿布兰有几个脑袋敢在碑文上不称颂皇帝而专门称颂大将军王胤禵？阿布兰单独出列给胤禵下跪迎接，这是在公开场合下发生的事情，康熙能不知道？而且这种跪迎据雍正讲“从来宗室公（公爵，阿布兰是辅国公），于诸王、阿哥并无此例也”。康熙知道了这种所谓的“逾制”，为什么没有加以申斥？视而不见还是有意放纵？高其倬是一个老于官场的大官僚，他最能投皇帝所好，后来他在雍正朝一度受宠到为皇帝堪舆墓地的地步，此人历任有年，竟然能在誊写奏折这种大事上把胤禵和皇帝并写，难道是他一时糊涂吗？如果说一时糊涂造成字体不整或者错别字较多甚至颠三倒四（如年羹尧把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可能存在，但要说在抬头并写上面出现这么大的讹误，就高其倬其人来说应不可能。
而我们在论及有关废太子一节中曾经提到过，康熙为了增强太子的地位，曾经表态和默许让太子的服色与众不同，甚至到了和皇帝平起平坐的地步。而太子还受到老皇帝宠信时，这些做法明明是“逾制”,却没有受到老皇帝的非难，至于借此打击胤礽那已经是他失宠的先兆了。由此可见，胤禵拥有“大将军王”这一头衔的政治分量是很重的，若非如此，则无法解释阿布兰、高其倬等人的错漏，则无法解释雍正对他的指责。自雍正以后，清朝的皇帝再也没有将“大将军王”这一称号赋予任何现任皇子，这种不言自明的苦衷也十分说明“大将军王”的不同寻常之处。
（2）康熙派遣胤禵西征的真实政治目的：
西征的确是安抚西北的关键所在，问题是用不用以现任皇子担任大将军出征在外，康熙派遣胤禵西征的真实政治目的何在？
清代是武力夺取天下，所以，在宗室内军功成为一条重要的评判标准，这条标准在清初甚至可以与血胤相提并论。例如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出于拥戴皇子的目的推举豪格为新皇帝，而多铎、阿济格等人则力推多尔衮，多尔衮能够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主要就是多尔衮的军事建树，多尔衮在皇太极时期获取元代传国玉玺、领兵入塞、松锦苦战等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的主角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康熙年间，国家承平日久，军功不再作为主要条件出现在皇储的考察范围之内，然而即便是这样，军功的潜在能效仍旧不容忽视。例如皇长子胤禔之所以敢于有觊觎储位的心思，就在于他除开年长之外，还有一点其他皇子并不具备，那就是他曾经作为伯父福全的副手出征塞外，有着实际的军事经验，虽说那一次锻炼最后流于失败，可毕竟积累了资历。太子胤礽被废以后，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利用“矾书”要求出任大将军，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东山再起？而依据的又是什么？就是大将军这一头衔。有了大将军的头衔并在这一头衔下再完成军事上的任务即有了军功，那也等于有了起复太子的新希望。就包括雍正自己也在这次讨论中被看做有争求大将军的企图。由此益见，军功对于皇储的册立的重要推动作用。
但是，康熙既没有把大将军印给了废太子，也没有示意雍正出掌征伐，而是选择了胤禵。康熙派遣胤禵西征绝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的需要，而是通过胤禵在西北完成他既定的目标，建立一定的军功，借此作为提升胤禵地位或者说明确胤禵为皇储的有力依托。有关胤禵的西征，雍正的事后评论诸如“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以允禵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等等，都不是历史真相，属于政治上的诬蔑。雍正说胤禵“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康熙却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雍正说：“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胤禵出征时康熙明确表态：“命皇子为大将军王，又遣朕子孙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明明是数万，何以到了雍正嘴里就变成了数千？王钟翰先生考证胤禵驻军西北时大军号称三十万众，实际上也有十几万之多（清代用兵，官方素忌正面描述人数，可也能考证出大概）。再者说，胤禵如果像雍正说的那样庸劣不堪、秉性愚悍，康熙怎么会把这么多的军队一次性地交给他统带？而且两度派他坐镇前方，这岂不是把国家命运当做儿戏？据《满文朱批奏折（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十三日胤祯奏）》中记载，康熙曾经对胤禵说：“你大得土司、回子们之心。”清军在胤禵的带领下入藏，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严肃军纪，很得藏民的拥护。胤禵离开时，达赖喇嘛还哭送，这说明胤禵在西征过程中能够忠实地执行康熙的军政方针、大获人心，所谓“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完全是捏造的。事实是，胤禵威也服众、德也感人，没有辜负康熙的重托。在第二次出征前夕就已经接到策妄阿拉布坦的谈和消息，胤禵的葳功（即成功）已经指日可待，康熙的愿望也将得以实现。
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人之于胤禵的作用，即康熙的表弟、国舅佟国纲的次子法海。法海因为是佟国纲和侍女所生，在家中地位不高，但却因此激发了法海勤学上进的劲头，24岁的法海在清康熙三十二年中进士，随后就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康熙的秘书班子，属于清贵显要之地，法海能够入选南书房的本身就说明他的文章才学非同一般。康熙对他也很重视，多次出巡都要带上法海。法海为人贤正、刚直，徐元梦对方苞评价法海说：“同官及勋戚中，志在君国，而气足以举之、学足以济之者，首推法公（法海）。”也就是说，法海不仅忠君爱国，而且志气不俗、学问优长。后来，康熙安排法海做了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的老师，历史上评价法海作为皇子的师傅是“直词正色，蒙圣祖嘉与，谓独不能欺。”也说明了法海刚直不阿的一面。法海一度转任到地方工作，任广东巡抚。他在广东为民请命、不畏艰难，治理盐政，富民一方。《国朝先正事略》上说他：“粤人久而思之。”但是，法海这样的为人行事必然被一些人所忌惮，所以，很快他就离开了封疆，给派到了胤禵西征大营中办事。当时，法海是顶着“军前效力”的帽子去的西征大营，然而，他是不是别负使命呢？后来雍正在指责胤禵和法海时透露了一点真实情况：“法海至西宁，遂与允禵私相交结。允禵为大将军时，种种贪纵不法之事，法海并不劝阻。”法海按照雍正的定义是“法海乃军前效力废员”，也就是革去职务的闲散人等，那么，如果胤禵真的有所谓的“贪纵不法之事”，法海以“效力废员”的身份有何资格进行劝阻？而法海既然是“效力废员”，又与大将军王胤禵“私相交结”何以不见诸康熙的责难？雍正曾经说法海“滥得科名”、“本属无能之人”云云，其实都是故意的诬蔑。法海如果真的是冒牌学者，怎么会进得南书房？怎么会轻易地做了皇子的师傅，而且一任10年？他如果无能，为何屡任封疆，先后在广东、浙江做过巡抚，而且当地人对他很有好感。雍正之所以如此指斥法海，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法海去西征大营肩负着辅佐胤禵的使命，而法海能够以“军前效力废员”得以在西征大营密参机务，显然是来自于康熙的首肯。法海其人，素来蔑视权贵，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中记载，法海对康熙身边宠信的宦官“视之蔑如，辞色间无几微假借”，康熙身边的两位重要太监粱九功、魏珠都曾经是气焰熏天的人物，连皇九子胤禟都巴结他们，可法海对他们却不屑一顾，这说明法海鲜明的人物性格。也正是他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情使得他不见容于朝廷，康熙了解法海，所以，他把法海派到西征大营辅佐胤禵，替胤禵排忧解难。“（法海）在西陲，……及见王公、大帅，动以大义相责，皆人所不敢言云。”《国朝先正事略》上册，第48页。一个“军前效力废员”，敢对王公大帅们加以责难，这本身就说明问题，而“皆人所不敢言云”则正表明了康熙派遣法海前去西征大营的苦心孤诣。西征大营中不乏亲贵，下五旗的王公贵族遍地皆是，胤禵虽然贵为皇子，可也毕竟年轻，对于同辈、甚至长辈的宗室贵族不好直接拉下脸呵斥他们，而这时法海则完全可以站出来把胤禵不便说的话说出来，因为法海的身份毕竟不同，不仅亲、长（康熙的表弟，在贵族中是长辈），而且贤、正，加之他不畏权贵的品格，更让这些王公大臣们为之惧怕。从法海在西征大营扮演的角色益能证实康熙派遣胤禵坐镇西北的真实目的旨在树立他作为皇储的权威并培养他的能力。
（3）康熙册立胤禵为皇储的侧面：
胤禵第一次出征前曾经和胤禟打过招呼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如果老皇帝有所欠好，胤禵要胤禟早点给他消息。这是发生在清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的事情，说明到这时候，胤禵、胤禟这些人还并不知道老皇帝具体立储的计划和人选。否则，胤禵还需要从胤禟处了解康熙的近况吗？可是，到了胤禵第二次离京之前，再也看不到胤禵的有关这类嘱托了。按照常理，胤禵第二次离京是清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这时比较五十七年时又衰老了4岁，疾病不是比五十七年时更容易侵袭他的身体吗？胤禵不是更需要比五十七年尤为迫切地通过胤禟等人了解乃父的健康近况吗？然而，却没有类似的嘱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胤禵回京以后，康熙已经对胤禵本人做过政治交代，但是，这一交代进行得很隐秘，包括胤禵的政治盟友胤禟、胤禩都还不知道。至于说康熙再度把胤禵派回西北前线，实际上是为了完成收尾工作，因为议和一旦开始，西北就将归于暂时的平静，西征就有一个完整的结束，胤禵届时便可以彻底奏凯回朝。雍正后来说：“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矣。”雍正的这段话也被一些力主雍正即立合法的学者引用，认为康熙第一次派遣胤禵出征还可以理解，第二次再度派他出征就不好理解了。然而，事实没有像雍正说的那样，就在胤禵回京述职不久，胤禟还因为担心老皇帝再也不派胤禵出征，就此发牢骚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文献丛编》第一辑《允禟允禩案·秦道然供词》。胤禟是胤禵的铁杆支持者，他多次向人夸耀胤禵的优点，给胤禵做宣传，说胤禵“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等，胤禟都不认为老皇帝将胤禵再度派到西北前线是“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雍正又何从发表这一论调呢？倒是雍正的这句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变相地提醒了我们，让我们关注到雍正在胤禵成为储君乃至康熙突然病故等一系列问题上所做的手脚。
胤禟是皇子中最为希望胤禵继承大统的，这点他自己也不掩饰，他说过：“十四爷若得立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说话。”这是他的管家秦道然后来供认出来的。胤禟这么一个听到胤禵封为大将军王就欣喜若狂的人、时刻盼望胤禵“早正储位”的盟友，居然因为担心老皇帝再也不派胤禵出征而大发牢骚、指责乃父，这里面难道没有深意吗？我们就先来认真地品读一下胤禟的这句牢骚话。胤禟的话里面最为关键的一句是“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胤禵）”。胤禟这句话虽是牢骚，却是实话。试想，胤禵当时并不是储君，却享有大将军王的高规格的政治待遇，而且这个待遇明显在外人看来有“逾制”的情况，手握重兵、屯驻前线且立有前期的军功，他所具有的威望可想而知。这时候，如果康熙确定的皇储是另外一个人即××，那么，康熙这么抬举胤禵做什么？这不是明显给他确定的××制造政治上的障碍吗？有这么一个尾大不掉的手握军权的军功赫赫的皇子，且还不断让他再立新功，这对于新皇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且，胤禟的话说得很到位，“成功以后，难于安顿他”，胤禵葳功以后，必然晋封，在清康熙五十七年时，胤禵已经是王爵（郡王），再晋封自然是亲王，而且这位亲王年富力强（35岁）、军功显赫且深得老皇帝的宠信，有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身边，新皇储该怎么想？该怎么做？康熙又如何协调平衡新皇储与大将军王胤禵之间的关系？胤禵在外总归是临时的，终究要有回来的一天，回来以后怎么办？这也就是胤禟所说的“难于安顿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最明显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李世民为创建唐朝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唐高祖李渊觉得任何官爵都不足以炫耀李世民的功勋，就专门设立了“天策上将”一职授给李世民。而李渊对李世民的酬劳无疑增加了太子李建成的负担，兄弟最终不能相容，就在李渊在世的时候便上演了“玄武门之变”这种骨肉相残的悲剧。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康熙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遍览古今政治得失的政治家，他晚年迟迟不说出储君的具体人选，只是笼统地说“坚固可托之人”，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新皇储又一次过早地成为大家的众矢之的。也就是说，老皇帝为了维护新皇储的利益煞费苦心、绞尽脑汁，那么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不妨想想看，如果新皇储不是胤禵而是××的话，康熙所做的努力与他要达到的目的岂不是南辕北辙？苦心地栽培胤禵等于说康熙自己凭空又制造出来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制造新的政治混乱，这是康熙力求避免的，何以这时候康熙自己倒去亲手制造呢？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的政治家康熙，能在临终前出此下策、遗祸后代吗？于理不通，于利不符。
杨启樵曾经有过一个假设，说康熙安排胤禵去西北是为了异日辅佐雍正，这显然不通。且不说胤禵和乃兄的关系泛泛，就以康熙如果真的准备要胤禵日后辅佐乃兄而论，为何雍正不知道此事，或者绝口不提？而胤禵对乃兄即位更谈不上兴奋，而是怀着一肚子的怨恨公开反感乃兄，历朝历代有这样的皇帝和他的辅佐者吗？
而我们同时又必须注意到另一个现象，那就是胤禵、胤禩、胤禟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一废太子时，康熙曾经多次斥责胤禩，而且还要进一步为难他，那时候挺身而出救护胤禩甚至抱着要与胤禩一起服毒自尽的就是胤禵，康熙自己也说过，他们之间有着“水泊梁山”的江湖义气。二废太子以后，康熙仍旧不断打击胤禩，对于胤禩党人也有所追究。可是，作为替胤禩出头并且挨打的胤禵却别有一番安排，胤禵在清康熙四十八年二次大封皇子时得到的实惠很多，五十七年又受封大将军，胤禵的得宠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胤禩一党的复活？康熙生前几次三番地猜忌胤禩及其集团，否定胤禩的太子资格，而他重用胤禵无疑是给该集团张目，也就是说在胤禩集团中，既有一个深孚众望的“八贤王”，又有一个军功在身的“大将军王”，外加两个长袖善舞、专司吹捧的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新皇储将面临什么样的境地？胤禩集团在两废太子期间尚无军事背景，而今胤禵顶着大将军王的头衔厕身其中，他们对新皇储的威胁不言而喻。康熙在胤禵第一次西征期间，即清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十三日给胤禵的奏折的批示中说：“你大得土司、回子们之心，日后受益处，比汉人强。”领兵在外的皇子大得少数民族土司等当权派的欢心，这本来就对新皇储不是什么有利的现象，可是康熙非但不降低胤禵的作用，反而对胤禵说这些土司将来还会让胤禵为之受益，就算是这种受益是关于西征而言的，但也足以说明康熙对于胤禵在外建功立业的首肯。紧接着，康熙再度派遣胤禵建立新功，老皇帝不思给新皇储增加威信，倒是给并非皇储的十四皇子不断创造成功的机会，这才是应了雍正那句话“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矣”。如此费解的行为是一个“名曰守成、实同开创”的康熙所为吗？当然不是。
要解释得通康熙晚年宠任胤禵的唯一理由就是康熙已经决定册立他为新皇储，惟其作为皇储，所以，不存在胤禟的忧虑即“成功以后，难于安顿他”的事实。胤禵一旦取得西北战事的阶段性胜利，在皇子中立刻脱颖而出，胤祉、雍正二人虽然曾经受到康熙的委托办理过一些差使，可都属于事务性的工作，体现不出什么真才实学，更不会因此就能够在兄弟们当中树立不可顶替的威望。康熙所册立的新皇储的基本条件是“坚固可托之人，必令尔等倾心悦服”，审理个把案件、办理几次祭天、勘查一下粮仓就能成为“必令尔等倾心悦服”之人？那么还用得着康熙费这么大的心思吗？再说，雍正参与的审理托合齐等人的案子，老皇帝已经先行定了调子，只不过在程序上继续花费点手段而已；祭天虽然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可毕竟只是照本宣科、照章办事，不会有什么新花样。清康熙五十六年，鄂伦岱就代表皇帝祭祀太庙行礼，虽然祭祀太庙和祭天不能同日而语，但其重要程度也还是很高的，而派遣与老皇帝关系一度很为紧张的鄂伦岱充当祭祀太庙的代表，这至少说明这种祭祀活动其实更多的都是表面文章，体现不出什么具体能力或者寄予厚望这类特殊标志；勘查粮仓不是小事，但也不能和提督西北军务相提并论。如果办理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就能够称为“坚固可托之人，必令尔等倾心悦服”，那么这里面的“尔等”是不是也智商太低了点？而军事斗争则不同，西北的军务则不同，我们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康熙末期的西北战事直接关系到清王朝的边疆的生死存亡，康熙年迈，不能像早年征讨噶尔丹那样御驾亲征，此前派去的将领们要么无能、要么胆怯，真正能够做到体会康熙的全部战略意图的只有胤禵，而且胤禵亲临前线长达4年之久，战事经常瞬息万变，那时候通讯条件不够发达，胤禵也不可能及时得到康熙的指示，况且康熙远在北京，对于第一线的情况也不见得了解得十分详尽，这时候全要依靠第一线的负责人机敏的头脑、果断的措施，在复杂多变的军事斗争中，胤禵得到了历练的同时也验证了康熙最初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后来不是出现康熙的猝死，以胤禵的军功和才能一旦摆在桌面上，谁也没有资格可以与之比拟，康熙在五十六年所说的“坚固可托之人”也就自然落在了实处。
清康熙六十年十一月，胤禵回京，受到隆重的欢迎。老皇帝与之面谈，做了必要的政治交代，外间并不明了康熙和胤禵之间的谈话，所以，胤禟才误以为老皇帝不再派遣胤禵，发了牢骚。就在胤禵到京后的第二个月，即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康熙做出决定，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和，结束西征。四月，胤禵返回前线主持议和事宜，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节到京。一切事情都在按照康熙既定的轨道行进，可是，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突然病故，导致胤禵的储位彻底落空。这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雍正所说的“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这句话，事态便会由此而明朗多了。雍正所说“皇考春秋已高”是事实，可是这句话暗示的含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因为“皇考春秋已高”，随时都有意外出现，所以，“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这句也才成立。然而，我们都知道雍正在他的意志下完成的《清圣祖实录》和御制的《大义觉迷录》中都告诉大家说，他是一个“诚孝”之人。清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清算胤禩的上谕中说：“当时允禩，……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康熙四十七年冬圣祖仁皇帝圣体违和，令朕（雍正）同允祉、允禩检点医药……天佑圣躬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禩允：皇父圣体大安矣。允禩云，目前圣体虽愈，将来之事奈何？朕闻之不胜惊怪。”老皇帝身体不好，派雍正、胤祉、胤禩看护，病势缓和以后，雍正很高兴的表态，胤禩则为老皇帝日后的身体状况担忧，所谓“目前圣体虽愈，将来之事奈何？”而雍正之所以惊怪无非是告诉众人，胤禩有诅咒老皇帝的意思在内，因为胤禩说“将来之事奈何”。换言之，老皇帝有病、身体不好、年纪大了，作为儿子、臣下的只有精心调护的份儿，却没有预见将来的资格，否则就会招致“朕闻之不胜惊怪”，就会被上升到“不孝”的高度。可是，雍正这么一个诚孝的接班人却在清雍正七年的御制《大义觉迷录》里面暗示“皇考春秋已高”，行将不久于人世，这比起“目前圣体虽愈，将来之事奈何”岂不是不分伯仲？而且，最为滑稽的是，“皇考春秋已高”和“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康熙年迈是事实，可还没有到行将就木的境地，他死前半个月即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还在南苑打猎，而且，就算是他已经到了垂危之际，按照清朝的规矩，一纸诏书不就可以把皇储召回来吗？明末明熹宗临终将皇位传给弟弟信王朱由检（崇祯帝），当时大太监魏忠贤已经大权在握，亲信党羽布列朝野，可魏忠贤得知皇帝的遗命仍旧不敢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动，只能乖乖地拥立朱由检即位。清朝的皇权统治较之明朝还要高压，后来雍正上台，也就是一纸诏书就把胤禵从西北召了回来，所以，康熙年迈和继承人远在千里有何必然的联系？其实，雍正所要表达的意思在于——老皇帝年纪大了，如果万一发生不测，皇储又在边远千里之外的地方，以老皇帝几十年的执政经验会这么轻率地把皇储放在那么远的地方吗？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还有些余地，但在雍正当时所处的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就大有玄机了。为什么呢？因为雍正的潜台词即“万一发生不测”，那么这个不测的发动者到底可能是谁？按照雍正上台后清洗政敌的力度看，他最忌胤禩，其次胤禵，再次胤祉，而当时胤禵还在西北，不可能在北京发动“不测”，那么也就是胤禩、胤祉，而我们知道胤祉就是一个文人贵族，本身就缺乏冒险犯难的勇气，更别说轻易地发动“不测”了。这样一来，发动“不测”的重任就落在了胤禩的肩上。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胤禩是胤禵的政治盟友，他们对于胤禵能够成为大将军王可以用欢呼雀跃来形容，胤禟还说胤禵将来做了皇太子，还要听他几句话。他们如果知道新皇储就是胤禵的话，他们发动“不测”的动机在哪里？况且，当时控制京城九门卫戍的正是国舅隆科多，隆科多一任10年的步军统领，在北京城内党羽亲信很多，有人想要不按照老皇帝的意志发动“不测”的话，如果想翻越隆科多这座“大山”显然不可能。而只有在联结隆科多的情况下才有发动“不测”的前提，也只有在联结隆科多、再加上新皇储远在西北、老皇帝猝死这三种情况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最终完成发动“不测”的全部工程。上述三个要点缺一不可，可是，这三个要素即老皇帝猝死、隆科多配合、新皇储在外怎么会同时发生？如果是巧合，翻遍二十四史也不会有第二例。如果不是巧合，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精心策划的秘密政变。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隆科多早就是雍正笼络的对象，是雍正争夺储位的一颗秘密棋子，位列夺储班子的“四大金刚”之一。胤禵本身就在西北，发动“不测”的三个要素，雍正具备了两个，也就是说发动“不测”的唯一可行者就是雍正本人，那么就只剩下老皇帝的猝死了，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于是，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就在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者到京以后的一个月之后，西北战事即将宣告完结之际（西北撤兵开始办理的时间后来定在清雍正元年二月，比康熙死亡时间只差了三个月，这说明撤兵西北应该是康熙决定后很快就要付诸实施的事）唯一能够证明新皇储资格的老皇帝突然驾崩，得病的原因竟然是“偶感风寒”而且已经在“本日已透汗”、“朕体稍愈”的情况下突然死亡，何来如此巧合？当然，康熙年纪大了，得病猝死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个最能落实胤禵新皇储地位的老皇帝猝死在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中旬，另一个最能保护胤禵乃至胤禩等免遭过分侵凌的老太后也在半年后猝死，老皇帝、老太后的猝死对谁最为有利，对谁最为不利，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所以，《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强辩的这句话非但没有答疑解惑，反而不经意间露出了马脚。类似的现象在这本书中随处可见，这也就是乾隆甫一即位在还没有改元的情况下，慌忙不迭地将雍正的御用宣讲团主要成员曾静、张熙逮捕进京（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驾崩，十月，乾隆就下达逮捕曾静等人的命令），十二月用最为残酷的刑罚凌迟处死曾静、张熙，随后即在全国范围内收缴《大义觉迷录》的主要原因所在。
顺便指出，作为康熙当初最为忌惮的皇八子胤禩，从清康熙五十七年预定胤禵为新皇储后的处境也开始有所好转，清康熙六十年，胤禩还出现在祭天的名单上，而皇十三子胤祥则依旧被排斥在外。而胤禩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的揆叙死于清康熙五十六年，获得老皇帝赠予的上等谥号——文端。另外几位骨干马齐、阿尔松阿、鄂伦岱也都还在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等关键的岗位上，其中马齐还在清康熙五十五年复居武英殿大学士，处于内阁首辅。鄂伦岱在清康熙五十六年二月，还曾代表康熙祭祀太庙行礼。康熙六十一年，领侍卫内大臣共有6人，分别是鄂伦岱、阿尔松阿、满都护、马尔赛、富尔丹、巴浑德。这里面胤禩集团就占了一半（鄂伦岱、阿尔松阿、满都护），另外，宗人府作为皇族宗室的最高管理机构，也是布满了胤禩的支持者，例如宗令简亲王雅尔江阿、左宗正贝子鲁宾、左宗人辅国公阿布兰等。如果老皇帝选择的不是胤禵而是雍正的话，至少应该对胤禩集团的几位骨干实行调离政策，不会听之任之。例如胤礽早已废黜，影响力日趋微弱，可康熙还是在康熙六十一年指定废太子搬迁到京郊昌平附近的郑家庄居住，以避免对新皇储不必要的干扰。对于胤礽这样一个闲废10年的人，因为考虑到对新皇储的地位可能造成的影响，尚且被康熙如此重视地予以迁徙，那么，胤禩集团党羽众多、骨干犹存，康熙为什么非但没有进一步剪除、清洗，反而有所加以重用呢？
（4）胤禵的另外优势：
第一个就是年龄优势。胤禵生于康熙二十七年，年轻雍正10岁，康熙六十一年时，胤禵不过34岁，虚龄35岁，而雍正已经45岁。况且没有人预知康熙就会死于康熙六十一年，如果康熙活到康熙六十五年前后，那么雍正已经有50岁了，如此年纪之大的接班人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少有的。其实，雍正即位时的年龄在清朝十二个皇帝中也是最大的。在那个年代，40岁已经开始步入衰老的前夕，《明史》上记载过这么一段往事，明成化十一年，明宪宗朱见深在照镜子的时候对身边的太监感叹说：“老之将至却尚无子。”意思是说他快要老了，还没有子嗣。朱见深在明成化十一年时还不过29岁，虚龄30岁就已经自我感叹老之将至，可见40岁这个年龄段对于皇家的继承人来说确实属于偏大，当年胤礽不就发牢骚说：“岂有白发太子？”康熙对他的嫡母即孝惠太后说过：“且太后之孙皆以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这番对话是发生在康熙五十六年，康熙所说的“太后之孙”显然指的是年长的皇三子胤祉、皇四子雍正。杨珍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333页。年纪大了，自然精力也就有限，处理繁杂的政务很难说做得到位。即以康熙为例，康熙三十六年（时年康熙44岁）以后，再也没有亲自出征沙场。康熙祭天时自己讲“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这里的“远不及”不仅指的是能力，还包括身体，康熙一生远征塞外、巡幸东南，内政外交、军国要务，繁忙了一生还得享69岁，说明他的身体康健。而相比康熙，他的儿子们唯一可以勉强接近的就是胤禵。雍正病逝时是58岁，胤禵病逝时是67岁。
而我们都知道，胤禵在雍正一朝始终处于禁锢状态，生活上、精神上都不可能和其他正常的皇子相比，在这种幽禁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寿龄纪录，说明胤禵的身体素质不错、心理素质也不错，况且带领大军西征，如果身体不好，怎么可以出任统帅、并且一任4年？在康熙的24个儿子中，最为长寿的首推皇十二子胤裪，终年78岁；其次是皇二十三子胤祁，终年72岁；再其次就是胤禵，终年67岁。可是，我们已经提到过，胤禵有长达十余年的幽禁生活，其中有八九年类似囚徒，而胤裪、胤祁则始终养尊处优，至于雍正，贵为皇帝，其受到的照顾、护理当然是全方位的，在这样不对等的强烈比照下，胤禵还能优于雍正长寿。所以说，胤禵作为康熙的新皇储，在年龄上是有一个雍正无法企及的优势的。
第二个优势是胤禵在康熙时代的子嗣情况，胤禵一生有子四人，算不得多，这和他在壮年时期就遭到幽禁有关。但是在康熙末期，胤禵的子嗣情况要比雍正强得多。雍正有子十人，成活下来的四人即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在康熙六十一年（因为谁也不可能预知老皇帝驾崩在该年，但以该年为一个时间界限作为比较则可），雍正的几个儿子年龄如下：弘时18岁，弘历11岁，弘昼11岁、福惠（与年氏所生，后夭亡）1岁。这时候雍正已经45岁了，如果他即位，能不能继续还有子嗣都很难说，事实上雍正即位后严格意义上讲他只生了一个儿子，即雍正十一年降生的弘瞻（雍正元年生福沛，当日即死，况且元年诞育该子，孕期应在康熙六十一年，因此不能算作雍正即位之后所生），最为主要的是儿子们的年龄，雍正最年长的儿子弘时在康熙六十一年时已经18岁了，看起来是成人，可他并不为康熙所喜欢。康熙五十九年，老皇帝封赠几位皇孙为世子，其中封皇三子胤祉之子弘晟、皇五子胤祺之子弘昇为亲王世子，也就是他们有日后承袭王爵的资格。而作为皇四子雍正的长子弘时（其实是第三子，按照早夭不序齿的规矩，弘时为长子）当年已经虚龄17岁，也到了应该册封的年纪却不被康熙所关注。而且，雍正当时是雍亲王，地位不在乃兄胤祉、乃弟胤祺之下，弘时却没有像他的堂兄弟那样受封为世子，这个原因比较复杂，雍正后来指责弘时“骄纵不法”，可是对于弘时如何“骄纵不法”却没有明确的说法。康熙在家族里面素以“宽仁”著称，即便是对废太子的子女也表现出祖父应有的慈爱的一面，弘时如果真的有“骄纵不法”的现象，在康熙晚年不可能没有体现，而康熙作为祖父，假如看到或者听到自己的孙子有类似的行为，也会予以申斥，至少会要求其改正。更为主要的是，即便是弘时“骄纵不法”，康熙是不是一定用不予册封世子这种方式进行惩戒呢？弘时没有受封世子，直接的损失是在雍正身上，是不是在弘时不予受封世子这件事上也一样体现了康熙对于后来的雍正具有某种不满或者对其伪装有所察觉呢？弘时以下是弘历、弘昼，他们年纪当时还很小，而胤禵的两个儿子即弘春、弘明都已经长大成人，就在胤禵西征期间，康熙还专门给胤禵的次子弘明张罗婚事。弘时既然不为康熙所喜，也就很难成为雍正的继承人（雍正五年，雍正赐死弘时），剩下来的就只有弘历、弘昼两个儿童，这和弘春、弘明在年龄上的成熟相比当然要有所逊色。至于史料上记载的康熙如何喜爱弘历一类的政治传说，我们后面还要专门述及，此处不赘。
第三个优势是胤禵的性格和作风。胤禵的性格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诚”，“诚”历来被康熙看得很重，康熙说：“存心行事，贵在诚实。开诚示人，人自服之。”康熙还认为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该对人推心置腹，不能“阴刻”（阴险刻薄）。他说他自己：“朕之喜怒，无不即令人知者，惟以诚实为尚耳。”康熙说他册立的储君“坚固可托之人，必令尔等倾心悦服”，这里首先就是储君必须具备“诚”这个层面的意思。而胤禵的性格在“诚实”、“诚恳”上和乃父非常接近。一废太子期间，康熙自己说过，“众意属谁，朕即从之”，可是，当他看到胤禩的势力有所蔓延时又幡然变计，亲自把胤禩排斥在外不说，还准备对胤禩加以责罚，作为旁观者的胤禵对乃父出尔反尔的行为表示不满，站出来替胤禩说话，还为此挨打，康熙说他搞的是江湖义气，可也从侧面反映出胤禵其人自有一股“初生牛犊”的精神，看到不合理的现象就要反映，不管对方是谁，哪怕是皇父也不怕。应该说这种性格虽有莽撞的一面，可也有坦诚的另一面，本质上是好的，而且也符合康熙对于“诚”的表述，只要加以好的引导，就会更上一层楼。在西征前后，胤禵这一泼辣、坦诚的作风再度受到乃父的欣赏，他不畏艰险、积极赞同康熙的进军西藏的决策。而在进藏的时间上，父子还有一定的分歧，胤禵远在前线，他以第一线负责人的身份向康熙坦诚地陈述他个人的意见，并没有因为康熙是皇父的地位而盲从，康熙也没有以势压人，对儿子存在的遗漏加以详细、耐心的补充。康熙晚年，百弊丛生，康熙自己因为年迈已经无从抓起，所以，他希望他的继承人有着一股不畏难、敢任事的精神，把祖宗开基创业时代的那种一往无前的优秀品格继承下来，而胤禵在西征中的种种表现以及他日常的流露很让康熙满意。相反，雍正留给康熙在性情上的判断一则为“轻率”，二则为“喜怒不定”。虽说后来雍正有所改变，可他一生的为人行事怎么也不能用“诚”来作为定论吧？相反，雍正身上所具有的康熙始终排斥的“阴刻”这类负面的性格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作为父亲的康熙不可能对儿子这些缺点毫无了解，即便是雍正善于矫饰，也不见得一点马脚不露。例如当年的隋炀帝杨广，为了夺储，他多方掩饰，一度很成功地骗过了乃父母，可是，在隋文帝临终前后还是不自觉地露了馅。以康熙的精明，雍正能把性格上的弱点掩盖得一丝不露显然说不通。
至于说道作风，胤禵和雍正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有一股难得的勇气，在强大的困难面前不是缩手缩脚，而是奋勇向前。但是，康熙生前交办给雍正的那些差使上很难体现雍正这一宝贵的作风特点，倒是胤禵在西征过程中得以大显身手，更让乃父放心地确立其为新皇储。6.隆科多与“畅春园政变”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没有明确、直接的证据证实雍正即位属于非法、胤禵被册立为新皇储属于既定，但一些蛛丝马迹的旁证、一些不合情理、不合法理的疑点则给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大位更替的内幕撕开了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我们得以窥探到部分当年历史的真相。康熙决定把皇储的位置交给胤禵的公开公布的时间应该是在胤禵议和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然而，康熙猝死，隆科多违背康熙的遗命转而拥戴雍正即位。雍正即位不久，胤禟就对身边人说：“事机已失，追悔莫及。”设想如果雍正即位是合法承接，胤禟口中的所谓“事机已失”还有何意义？这里的事机已失主要指的就是包括胤禵在内都非常相信老皇帝的既定安排，根本没有把突发事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设计在内，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想到老皇帝有猝死这一幕。但是，雍正以及雍正最大的助手隆科多想到了，不但想到了，他们应变的措施也做得很好。
所有有关康熙遗命的环节的终结点都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隆科多。不论是胤禩、胤禟集团，还是雍正乃至乾隆都承认承旨的大臣唯有隆科多一人而已。这里我们就要通过隆科多在康熙病逝前后的种种表现以及他晚年口吐真言揭露出雍正即位的部分真相，来还原一下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演的在畅春园以及北京城的一场悄悄的政变的历史原貌。
隆科多原本与皇长子胤禔关系不错，这可能和他们都有着军事经历有关，也与皇长子一度很得康熙的宠爱有关。但是，两人的关系维持时间不长，很快隆科多又找到新的靠山即皇八子胤禩。有关隆科多与胤禩之间的关系，目前比较有力一点的证据就是康熙在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对隆科多的指责：“鄂伦岱、隆科多、顺安颜，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尔等又欲立八阿哥为皇太子，将置朕躬及皇太子、诸阿哥于何地耶？”康熙的这番指责没有单独把隆科多开列，而是指斥他和他的堂兄鄂伦岱等人一起拥戴皇八子胤禩，其实，隆科多对于胤禩无所谓好感，也无所谓恶感，他之所以拥戴皇八子胤禩，一则是因为他们佟氏家族包括乃父佟国维都积极为胤禩奔走有关，二则胤禩在众多的皇子中当时确也出类拔萃，何况康熙还有一句话即“众意属谁，朕即从之”放在那里，所以，隆科多支持胤禩也就很自然了。果然，当康熙一旦就此不满隆科多以后，隆科多立即改弦更张，以更为恭顺的态度服侍康熙，从而获得了康熙的再度信任。
原步军统领托合齐死后，隆科多出掌京师九门防务，而且一任10年，显示了康熙对他的不俗的信任。康熙对隆科多这么信任，可是，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死后，却没有把佟国维的一等公传袭给他，这点一直很让一些清史研究者费解，有的甚至认为正是因为康熙的这点才使得隆科多最后背叛了康熙。实际上，康熙所以不把一等公的爵位准许隆科多承袭，还是有着其深刻背景的。首先，他对国舅佟国维晚年违背他的意志积极地拥戴胤禩这点十分愤恨，迟迟不提袭爵的事可能也是对佟国维家族的一点惩戒。这种方式在康熙不满的皇族、亲贵、勋戚中并不罕见，例如康熙的亲弟弟恭亲王常宁生前为康熙所不满，常宁死后，按照宗室袭爵的规定，他的儿子应该降袭郡王，可是，康熙却把常宁的儿子降为多罗贝勒，这明显是泄愤。其次，康熙不让佟国维家族袭爵也可能是一种政治考验，隆科多是佟国维的第三子，康熙对隆科多的兄弟们可能比较讨厌，他曾对隆科多说过：“（你的）兄弟子侄及家人之言，断不可取。”在当时，他之看重、重用隆科多也有分化佟氏家族亲胤禩势力的考虑。隆科多之父佟国维死于清康熙五十八年二月，这离康熙病故也就3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隆科多并没有因为父亲的一等公承袭问题遇阻而表示任何的不满，反而更加尽忠职守，这让康熙非常满意。清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隆科多任理藩院尚书，仍兼步军统领，隆科多的晋升说明康熙对他的考验基本合格，认为隆科多任劳任怨、厚朴诚实，所以，在他临终之际才将顾命传诏的重任交给隆科多来完成。第三点，也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康熙不把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交给隆科多承袭另有深意所在。这里的深意指的是康熙准备把这个“施恩”的机会留给新皇储胤禵来完成或者在宣布新皇储人选前后完成。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乏其人，例如唐太宗病逝前曾经故意贬黜大将李（徐茂功），他对太子说：“李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李也是老奸巨猾之辈，他得到贬黜他的命令以后连家都不回，马上上任去了。唐太宗因为太子对李没有恩德，就故意贬低李的职务，将来再让太子来恢复，给太子施恩的机会、收买大臣的人心，这是古代帝王经常喜欢玩弄的南面之术，康熙也不能例外。他知道隆科多在未来朝廷中的地位以及他对新皇储的作用，所以，他决定把“施恩”的机会留给新皇储胤禵来完成也是很有可能的。清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抚远大将军、郡王胤禵在给老皇帝的奏折中专门提及隆科多，他提及隆科多的出发点是颂扬乃父的独到目光。原来，康熙曾经对胤禵说过，隆科多颇有带兵的才能，可以做一个统带一方的大将。就在胤禵出征的圣旨下达后，胤禵和隆科多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胤禵方才体会到乃父判断的力度所在。康熙让胤禵与隆科多有所交往，并且在奏折中并不忌讳儿子大谈对这位外臣的交往，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隆科多所以没有很快地承袭佟国维的爵位，与康熙计划这件事由胤禵来完成有很大的关联，而有意培植胤禵同隆科多之间的来往、关系则是康熙为了保证新皇储登基顺利的一个必备手段，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康熙准备册立胤禵为新皇储的一个侧面。只不过，康熙、胤禵父子的设想最后落空，让雍正很快得手。雍正甫一上台，把原本应该由胤禵施恩的机会据为己有，很快兑现了隆科多家族的企求，就此进一步拉拢隆科多为其后来巩固地位做出应有的贡献。至于康熙在宣布新皇储人选以后，让隆科多承袭一等公的爵位也还是有让他保卫新皇储的用心。总之，都是围绕着新皇储的权威所做的努力。
可是，康熙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貌似忠诚的隆科多却早就是雍正夺储班子的重要成员了，所以，康熙猝死前满以为隆科多可以按照他的遗命宣召皇十四子回京即立，却不料隆科多大搞李代桃僵，让雍正坐上了皇位。有关康熙的猝死，我们这里再说几句，王钟翰、许曾重等清史研究者都认为康熙并非“善终”，其中王钟翰转引意大利人马国贤的目击证词说：“证之意大利人马国贤亲临其境目击其事之记载，（康熙）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也必突遭大变，可断言也。”王钟翰著：《清史杂考》，第153-154页。康熙由重感冒而死确有让人怀疑的地方，不管怎样，他是猝死这点迄今为止没有人怀疑。康熙的遗命在隆科多那里转化为雍正即位的口头传达，关于这点，有的清史研究者认为，康熙召胤禵回京应该由内阁纂写诏书，交由兵部管理的驿站寄给胤禵。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可这种观点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事实。康熙既然是猝死，死者在感觉很不好的情况下急命隆科多传消息给内阁或者胤禵，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例如咸丰死后慈禧、奕发动的“辛酉政变”，就是没有按照既定的“祖制”，绕过军机处直接由内阁发难罢免顾命大臣的。当时，军机处为大政所出之所，作为清朝的祖制家法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前面我们已经专门提及一点，那就是后来撰写的《大义觉迷录》中所谓的“八人承旨”一说不成立，只可能是隆科多一人承旨比较可信，所以，隆科多个人完全有机会、有可能、也有条件地毁灭老皇帝生前留下来的任何遗命，转而拥戴雍正即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隆科多后来自己透露的一句近似泄露天机的话可资佐证。
清雍正五年，王公大臣根据雍正的授意整治隆科多，指责隆科多的众多罪状中有一条非常令人感到奇怪，即指责隆科多曾经说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近之时”，诸王大臣们就此给隆科多议定的罪名是“自拟诸葛亮”。隆科多所说的“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近之时”是隆科多上奏的时候讲的，按照杨启樵等人的理解，隆科多自比诸葛亮，就等于把新皇帝看做是刘阿斗（刘禅），这也就是形同所谓的“大不敬”。那么，事情到底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我们不妨来看看。
清代的皇帝熟读“三国”，也对“三国”里面的人物情有独钟，例如他们推崇关羽到了前代所没有的境地。而对诸葛亮这么一位亦神亦圣的政治家，皇帝们也一律给予高度的尊崇。就康熙而言，他对诸葛亮评价很高，他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而已。”后面的乾隆也对诸葛亮大加赞赏，鼓励大臣师法诸葛亮。清代大臣自比诸葛亮，准备仿效他的“鞠躬尽瘁”者大有人在，雍正朝的著名督抚模范鄂尔泰自己就写过一首诗：“炊烟卓食散经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来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武乡祠即诸葛亮的祠堂，诸葛亮封武乡侯）这首诗收录在《随园诗话》的第一卷里面，该书作者袁枚自己就评价鄂尔泰这首诗是“居然以武侯（诸葛亮）自命”，可是，在雍正、乾隆文网密布的年代里，这首诗的作者竟没有获罪反而青云直上，而编著这首诗、评价这首诗的学者也安然在世，何以隆科多自拟诸葛亮就“罪恶滔天”，鄂尔泰自命武侯便出将入相？何以有如此霄壤之别？根据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拾遗》中记载，清朝的清世祖顺治就自比刘备，而将蒙古比做“二弟”关羽，《拾遗》中引《阕名笔记》还说康熙也曾自比刘备，既然顺治、康熙两代皇帝都自比刘备，那么作为臣子的自比诸葛亮怎么就罪大恶极了呢？而且，祖父、父亲既然是“刘备”，儿子、孙子做了“阿斗”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所以，我们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隆科多自拟诸葛亮，而在于隆科多比喻的那句话即“白帝城受命之日”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这里我们有必要一起回顾一下三国时代白帝城托孤的全景。《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病笃，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可见，托孤现场主角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点和康熙将其遗命交付隆科多极为相似。而我们都知道，三国时代蜀汉的托孤的“孤”也就是嗣君刘禅本人并不在现场，刘禅当时远在成都（成都之于白帝城犹如北京之于西北前线，雍正当时虽然也不在托孤现场，可南郊距离北京并不很远，至少比不得西北之于北京的距离，按照雍正自己的说法，当他得知康熙病势沉重以后很快就赶了回来，时间也不过是花了几个小时而已）。隆科多所说的“白帝城受命之日”的核心就在这里面，也就是说隆科多的这句话已经暗示出本应得立的储君就是远在西北的胤禵，而非近在咫尺的雍正。
有的清史研究者认为隆科多的“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近之时”的这句话后面的半句“即死期将近之时”指的是诸葛亮后来针对刘备所说的“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发出的坚定的承诺“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其实不然，谁都知道，康熙对刘备托孤之际发出的这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言论颇为不满，康熙评价说：“昭烈于亮平日以鱼水自喻，亮之忠贞岂不深知，受遗时何至作此猜疑语，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康熙的这个观点来自于他对《通鉴纲目》的批语即《御制通鉴辑览》中，这是康熙晚年的作品，作为随侍康熙左右的隆科多应该知道，因为清朝的王公大臣、八旗贵族们熟读“三国”、“喜爱三国”已经成瘾、成癖，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中就有类似的记载。乾隆初年，宫内侍卫被派到外地担任荆州将军，有人前来祝贺，此公则说：“昔日关公尚且守不住荆州，现在派我前去，无非是把我放在火上。”这里颇有演绎的成分，可也从侧面说明了清朝官员对“三国”的熟悉程度。对于三国当中一般人物的评价可能会有众多分歧，然而对主要人物例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都要按照皇帝的口径进行评价，否则很容易遭到非难。隆科多既然知道康熙眼中之于刘备托孤那段负面评价，他又怎么会违背老主子的意思，继续将诸葛亮的“继之以死”安排在“白帝城受命之日”的后面呢？所以，隆科多所说的“即死期将近之时”绝非是来自于诸葛亮的原话，而是借用诸葛亮的原话道出自己所行的非常之事应该遭遇到的下场。其实，“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近之时”这句话，就是隆科多留给世人了解雍正即位的一个微妙的窗口。
杨启樵认为隆科多“有几个脑袋，敢于奏文中泄露篡位风声要挟”。杨启樵著：《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第85页。可是，为什么雍正要单独把隆科多的这句话挑出来算做隆科多的“大不敬罪”呢？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自拟诸葛亮根本就算不得罪名，自比诸葛亮的大有人在，何以单独拿隆科多的这句话开刀？何以把隆科多的这句来自于“三国”的比拟上升到“大不敬”如此吓人的高度？当日隆科多辅佐雍正即位，销毁康熙真正的遗命即拥戴皇十四子胤禵这件事只有隆科多、雍正二人知之最详，相比较雍正来说，康熙临终前后的种种情况，隆科多显然比雍正还要有发言权，因为雍正不在现场，其他人也不在现场，隆科多就是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诸葛亮”，甚至说比诸葛亮还要“亮”，因为诸葛亮还有个李严为副，隆科多却是只有一人。因为拥戴的大功，雍正对隆科多感激不尽，即位之后说隆科多是“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有人认为雍正经常夸奖下面的官员是“功臣”，所以，说隆科多是“朕之功臣”算不得过誉，可是，请看好了雍正这段话的句式，按照雍正的说法，是说隆科多一身兼圣祖的忠臣、当今皇帝的功臣、国家的良臣，所以，隆科多才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试问，隆科多之后雍正朝谁人还担当过“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的特殊奖誉？如果雍正合法即位，隆科多就算是有保护皇帝顺利登基的大功，可也算不得“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吧？可是，在这样的迷魂汤下，隆科多倒也没有完全糊涂，他转移了一部分财产到亲属家里。如果按照杨启樵的逻辑，隆科多这么做不也是干了“有几个脑袋”的玩命事吗？而且，隆科多转移财产、请辞步军统领都在雍正即位不到三个整年的时候开始运作的，当时，隆科多还没有完全失宠的迹象，为什么隆科多如此冒险地转移财产呢？如果不是他自己参与了“非常之事”的核心机密，他的恐惧来自何处？隆科多虽然对雍正没有像年羹尧那么多的幻想，可还不认为雍正能够对自己那么薄情，没想到，雍正整治年羹尧的下一个打击对象就是隆科多，作为扶持雍正即立的第一号功臣，隆科多对于雍正的残刻愤懑不已，这才有了这段“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近之时”的奏对。
发出这样的词句，隆科多内中颇费周折，他故意选择了诸葛亮的这段往事，具有很深的烟幕，因为在清朝，臣子效法诸葛亮并不算错，况且还有老皇帝康熙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说起来也算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隆科多改动了“托孤”二字而代之以“受命”，让这段话看起来不至于很刺眼。那么，隆科多这么做难道没有考虑到风险吗？这也就是杨启樵等人质疑的“有几个脑袋”的问题。清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下达赐死年羹尧的上谕，以年羹尧之于雍正的亲戚关系、旧属关系、君臣关系尚且落得如此下场，隆科多何敢希望自己比年羹尧更侥幸？要知道，在即位这件大事上，隆科多的“股份”远要比年羹尧参与得多。这时候的隆科多就算是“有几个脑袋”恐怕也保不了多久了。雍正看到隆科多的这句话，大感激愤，认为隆科多是在威胁他，而且这句话大概已经传了出去，避而不谈更益增加外间的猜疑，所以，雍正将计就计，索性把隆科多的这句话定性为“自比诸葛亮”的罪名，隐喻隆科多将其比做阿斗，以此作为“大不敬”，只是雍正情急之中没有详加考虑的是将隆科多定罪为“自拟诸葛亮是讥讽皇帝为阿斗”，可是大家难免就要想一想隆比做科多为何将皇帝比做阿斗？
再者，杨启樵说“隆科多有几个脑袋，敢于奏文中泄露篡位风声要挟”。事实上雍正对于隆科多的“泄密”大有意见，他在山西学政励宗万的奏折上批示道：“即隆科多、年羹尧辈，皆以不能慎密，自致灭亡。”杨启樵著：《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第59页。可见，隆科多的“灭亡”是来自于“不能缜密”，也就是不能为皇帝保全当初拥戴的真相进而招致杀身之祸。可是，雍正对于隆科多毕竟网开一面，只是幽禁到死，没有像对年羹尧那样决绝。这也主要是因为隆科多的“奇勋”实在太大，这种第一号的功臣勋旧杀了难免要给后世留下讥议。有人或许要说，以雍正的手段，难道还怕后代的非议吗？怕或许不怕，可也有他自我的考虑，历朝杀害功臣的皇帝包括刘邦、杨坚、朱元璋最后都有“手下留情”的一面，例如刘邦终不杀萧何、杨坚终不杀高熲、朱元璋终不杀汤和，雍正也应该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思考，况且幽禁的滋味也是“生不如死”，在隆科多免死这一特殊待遇上，我们犹能看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近之时”这句话的历史穿透力。隆科多当年准备一吐幽怨或者唤醒皇帝的良知的目的或许没有达到，但却收到了后人借此得以走近真相的意外效果。
那么，为什么隆科多敢于违背康熙生前的旨意转而拥戴皇四子雍正继承大位呢？隆科多在康熙末年已经官至一品，他有必要冒此风险吗？答案却是肯定的。
这里有必要把隆科多及其家族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隆科多姓佟佳氏，他们佟氏一门尽管出身汉人，却在清朝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佟家素有“佟半朝”之称。什么是“佟半朝”？清朝有十三个皇帝（包括追尊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开始一直到乾隆，佟家始终拥有尊贵显赫的地位，因为他们家的这种显赫的地位跨越了清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六个时代，占据清朝十三个皇帝一半的篇幅，故称“佟半朝”，佟家出了两个皇后、一个贵妃、五个一等公，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是康熙的舅舅兼岳父，他作为这么一个显赫的望族的嫡系子孙，自然有责任延续家门的“荣光”，隆科多虽然得到康熙晚年的很大信任，一任10年出掌步军统领并兼理藩院尚书，但这和真正的宰执（宰相、执政）还有一段距离，父亲佟国维死后一等公爵的承袭问题也没有顺利解决，最为关键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隆科多可以得到康熙老皇帝的信任，但这种荣宠能不能保证在新皇登基后仍旧拥有呢？不得而知。
从当时的情况看，一旦胤禵即位，佟家最有可能得宠的首推隆科多的堂兄弟法海，此外皇九子胤禟也说过：“十四爷若得立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说话。”可见，胤禩、胤禟兄弟在胤禵登基后也会受到优宠，至于隆科多呢？我们不妨想见一下，隆科多就算是按照老皇帝预定的那样推立胤禵即位，也算是有了一件大功，可这并不是奇勋，原因很简单，胤禵的皇位来自于康熙，而非来自于隆科多，胤禵以皇储的身份登基，是顺理成章的事，隆科多负责京城警卫保护皇储登基，最多是“犬马之劳”，哪里算得上“奇勋”呢？换言之，隆科多要想更上一层楼、取得位至人臣的地位以及保证家族的荣耀在他手中发扬光大，那就只有在拥戴皇储上具有第一发言权，也就是改变康熙的遗命转而拥戴雍正即位。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乏其人，例如隋朝的著名宰相杨素在隋开皇十二年时就已经官至尚书右仆射（右相），可他为了进一步攀升，坚决支持晋王杨广篡夺皇太子杨勇的地位，杨广得手后大封杨素。由是观之，隆科多拥戴雍正即位不仅有雍正长期所做的游说工作起了作用，更为主要的是隆科多从雍正即位这一政变中捞到了最大的好处。惟其如此，隆科多才在雍正即立后大获宠任、煊赫当朝，也惟其如此，在雍正清洗的屠刀指向隆科多时，隆科多才会发出“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近之时”的幽怨。即如隋炀帝杨广夺位的两大亲信杨素、张衡，在他们失宠之际都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出类似“我岂欲更活耶”、“我为人做何物事，而望久活耶”的绝望的呼号，以此类比，益证隆科多的这番自白确实大有来头。
清朝历史上有两位皇十四子与大位擦肩而过。第一个是清初的睿亲王多尔衮，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是抚远大将军、恂郡王胤禵。而前者虽然最终无缘于皇位，毕竟摄政代天长达7年之久，后者则没有这么幸运，他在得到皇父驾崩的消息的同时，也迎来了乃兄对他的严厉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