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洪文，出身于农民家庭，本人成分是工人。他1951年4月参军，不久作为志愿军赴朝，1956年复员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1960年至1963年到崇明岛参加围垦开发，1964年调回国棉十七厂当保卫干事。1966年文革中靠造成反起家，1967年1月成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10月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因参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经高院终审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这个国营工厂里的保卫干事，在文革中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继而四年之后从一步登天又一头裁地沦为”阶下囚”的呢？对这样一位颇为传奇的关东知名人物，本文根据采访和整理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来向你细述根由——
身世十分草根
1935年王洪文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他的父亲叫王国胜，因为耳朵有点聋，村里人都叫他“王聋子”。母亲王杨氏，为人宽厚善良，是个典型的东北农村女人。别看老实巴交的王国胜没有文化，却给他媳妇生下的四个儿子个个都给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而且组合起来竟是“文武双全”。其中，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王洪武在西新乡开源村当农民，2002年去世；三弟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机修厂工作，现已退休在那儿定居；四弟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去世；妹妹叫王桂兰，现住在吉林市是家庭妇女。
在乡亲们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王洪文的老宅。当年的泥草房已经变成了四间红砖瓦房的新居。说起这房子的翻盖，王洪文的家人颇生感慨。由于王家世代为农，日子过得一直挺紧巴，泥草房是他们几代人的居所，王洪文的童年、少年就是在泥草房中度过的。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王家还一直在泥草房里过着清苦平淡的生活。
1974年是王洪文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第二年，乡里便张罗着要帮他老家盖房子。对此，做事一向小心谨慎的王母，坚决不同意乡里帮着盖，怕传出去对在京城当大官的大儿子有不好的影响，可是乡里却非要帮着盖不可。无奈，最终只好顺应人家。乡上面最初决定要帮王家老宅盖四间砖瓦房，但是王母坚决不同意，她说一是浪费钱财，二是村里人都住泥草房，俺家住砖瓦房这心里也过不去。最后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建起了红砖和泥坯混合的“砖挂面”房：即房子的门脸是砖的，后墙和左右大山墙是泥坯的。
时隔两年四人帮垮台，王洪文被抓，乡里当即就来人拿着铁镐、尖钩不仅把王家这4间房子给扒倒了，还把扒下来的砖瓦木料也全给拉走了。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王洪武平时为人挺好，房子被扒了后，没了住的地方，村民们见状主动又帮王家盖起了3间泥草房。王家就在这3间泥草房里住了近30年，一直没有能力再盖新房。王洪文的母亲和四弟王洪全，先后在这个房子里过逝。直到2005年，为了给孙子娶媳妇，王洪武和老伴及他的大儿子才东借西凑地盖起了这四间红砖瓦房。而且，至今这盖房子的外债也没还完。
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后来给当地富户扛活做苦力，他从没有怨言。因为他是家中长子，他认为自己出力为家里赚钱，填补家用是应该的。村里的老人彭守贵说，他自小和王洪文一起玩着长大，直到王洪文17岁参军到朝鲜去才分开。他没感觉王洪文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感觉他有什么大的理想和志向，只是想将来不再为别人出苦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王洪文小时候给村里人留下的印象是除了能吃苦，就是比较聪明懂事，会说话。由于他能说会道，所以深得乡邻们的喜爱。当时村里般大般的孩子都愿意和他在一起玩，老人也喜欢这个嘴甜的孩子。由于王洪文能吃苦会说话，“8.15”日本投降光后，他还在村里当了一段时间的儿童团长。
1953年抗美援助朝战争结束，王洪文随部队回国后仍在部队服役，前后当了七年兵并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王洪文复员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厂保卫科当干事。
从党的九大开始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已经“出人头地”了。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他，但老天却偏偏给了他这个机会。那是1967年7月“七二○”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依靠工人阶级，所以当即就将上海“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的“红色履历”说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听罢对王洪文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到北京观礼。一天深夜，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点名单独接见了他。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事后，毛泽东一再对周恩来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可以重用。结果国庆观礼结束后，王洪文就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当众表扬了王洪文，说上海的工人阶级比北京强。在10月31日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在会上又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小型会议。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王洪文在4月14日的全会上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走上主席台发言，于是在第二天的国内外媒体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时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认定王洪文应该是接班人的第一人选，为进一步考察他，便决定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他身边工作。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并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飞机来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也没想到，他日后会越过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就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8341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最终也没听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和警告，仍死心塌地跟着江、张、姚的屁股跑。毛泽东见此，内心十分失望和生气，于是令他离开北京，致使王洪文从政坛上一度消失。
今非昔比，王洪文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他成了真正的闲人。据说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三三制”的安排，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王洪文对这“不得从政”的“三三制”尽管内心牢骚满腹，但他表面只能服从。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要回上海搞“调查研究”，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此时，毛泽东对王洪文已完全失去信任。1975年8月，他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一“窝”就是三、四个月，甚至连国庆节也没让其回北京。
1975年国庆节，《人民日报》刊发出许久没在报刊上露面的王洪文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他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右两边坐着时任上海市委负责人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身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文字说明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在这张报纸上，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王洪文的照片被安排在并不十分醒目的副版各地民众欢庆国庆的一组照片之中。而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可是印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从1975年8月开始，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搞的“调查研究”呢？据时为在上海市委招待处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等人回忆如下：“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据时为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为这位开国领袖主持了隆重而肃穆的有上百万工农兵群众参加的追悼大会。然而，他怕是做梦也没曾想到一个月后他的命运将发生戏剧性的巨变，他要从这傲视苍生的高高云端上一头裁入“阶下囚”的万丈深渊。
在“四人帮”中是傀儡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全国沉浸在狂喜中。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对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的王洪文遂即被捕。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当庭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就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秦城监狱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便突发脑溢血在长春去世，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还不错。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格外亲。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后，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崔根娣回王洪文东北老家住的时间最长的是1995年的夏天，她前后在吉林市、百家屯和开源村共住了3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尽管她是上海人，也吃不惯东北的口味，但仍是很随和地做到王洪武家吃啥她就跟着吃啥，从不挑嫌饭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
如今，王洪文的骨灰由妻子取回，至今仍在上海的家中放着与他的家人日夜相伴。崔根娣和丈夫一样都是上海国棉17厂的工人。她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她同王洪文结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大的是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崔根娣说，儿女们对她都很孝顺，他们全家人都靠自己打拼过着平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