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梅贻琦认为：“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有大师方能成格局，成气象，成浩然之大学精神。
但更为重要的是：大学须去行政化，获得独立性。大学不能独立办学，独立设置课程，处处受权力钳制，一切皆如官僚机构般运转，即使有大师，大师也会变成小师，最终被改造成官僚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丧失活气与尊严，也就谈不上大学气象与大学精神。作为愚民之术的马哲马经毛邓三之类在哪个大学都是必修的，若说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又来了什么“七不讲”之类的言论控制。在这种禁锢下，即使是蔡元培、陈寅恪再世，又能怎样？即使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金箍子套上头，纵有天大本事，又能怎样？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自由，按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免于镇制。大学只有免于权力的镇制与干涉，自身获得“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独立性才能谈得上自由。所谓“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没有独立，谈何思想自由？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没有党委，也没有什么党委书记，一切教授自己说了算，教授治校，教授就是天。梅贻琦时代的清华也是如此。梅校长认为，校长的工作不过是给教授们搬搬椅子，倒倒茶水而已。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指示，一概顶回；送钱来，钱收下。
袁大总统曾到北大视察，蔡元培不准他到处瞎转。认为你一小政客，平时只会玩弄权术，打打杀杀，于教育，于学术，完全外行，你来视察什么呢？你能视察什么？后来袁世凯在蔡元培的冷遇下灰溜溜地离开。这是典型的外行指挥内行，是权力的作威。权力想在每一个角落宣示它的存在，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无孔不入的镇制。但蔡元培拒绝了不可一世的权力，捍卫了大学不媚权的傲然独立性，捍卫了自由与学术，这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它大到让手拿权杖者自惭形秽，它的傲慢让权力在精神面前感到卑下、猥琐。
以权力去蔑视思想，蔑视艺术，蔑视精神，甚至用权力来打压，焚书坑儒，无不是流氓行径。秦皇，即使统一了六国，被张艺谋吹捧为“英雄”，但其焚书坑儒、严刑峻法的罪恶行径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刘邦，一介草莽。初做皇帝，上朝时因为听不懂大臣们的高谈阔论，于是当众在人家帽子里撒尿，想用权力来侮辱知识，岂不知完全是自取其辱。在知识面前，只有谦逊才是最有尊严、最高尚的品格。
毛泽东曾与梁漱溟论辩。毛辩不过人家，大发脾气。梁向毛要雅量，毛直言：“没有！”权力的霸道不会让思想矮下去，只会让自己矮下去。而思想在权力面前保持尊严不会让自己矮下去，只会让自己高上去。美国总统里根在任期间曾想让他中途辍学的大学颁发毕业证书，结果遭到校方断然拒绝，理由是：里根在校期间并不是个好学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极权制度，里根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他的大学在伟大总统面前却表现得比他更伟大。细想，没有伟大的大学，何来伟大的总统？
1996年11月5日,英国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259票对214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而前者的理由是:“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在滚滚的商业大潮中，牛津以其伟岸的精神之躯坚守着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所动，这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余杰盛赞：“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继而指出：“牛津的执拗背后,是对现代教育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着制造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结果,教育趋向功利义务,教育所产生的‘智识分子’逐渐沦为技术团体唯命是从的工具。教育家艾禾指出:‘教育不复是启迪人类智慧,揭开人心茅塞的伟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余杰：《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大学，最重要的是独立的大学精神。大学有精神方才有个性，有气质，有尊严，有气象。众多大学才能有百花斗艳，万艳争奇之势，才能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气，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声音。如此，才能五彩缤纷，百家争鸣。像目前这样，中国高校虽多，其实不过是千校一律，万校同悲（悲在没有独立性）。怪不得有人说，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即教育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