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08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毛泽东都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延安《解放日报》是在整风运动中办出无产阶级报纸的特色的,这是它自身进行整风的结果。
陆定一曾谈了中国共产党办报的简历。他说,我党建立初期,首先是办杂志。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但它还不是党报。1923年出版的《响导》周刊是党的刊物了,它的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党报的作用。“五卅”运动中,瞿秋白同志办过《热血日报》,出版的时间不长。我们党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也是中央工农民主政权的机关报。长征期间,行军作战,铅印报纸出不成了,曾出版过油印小报叫《红星报》。1937年党中央从保安迁移到延安后,《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同时也是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38年在武汉创办、后来迁移到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一份大型日报,前后办了八年多。它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对于宣传我党的政策,宣传反法西斯战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鼓舞和教育国统区的群众坚持抗日,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在我党新闻史上占了重要的一页。1941年党的正确路线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认识,党的建设成为党的工作中一个重要内容;整风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有相对的和平环境,这些因素使我们有必要、有可能在延安办一份大型日报。于是党中央决定,把《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的《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的通知,指出:今后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传。《解放日报》的社论都由中央领导同志及负责干部执笔。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题了报头,撰写了《发刊词》。《新中华报》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转到《解放日报》,其中有:张映吾、王揖、丁济伦、陈泉璧、张潮等。马列学院、解放周刊、鲁迅艺术学院及其他单位适合做报纸工作的知识分子,也陆续调了一批到报社,其中有:吴冷西、黄操良、丁玲等。赵毅敏也参加了筹备工作。杨放之不久也到了报社。报社地址在延安清凉山,新华社也同时从杨家岭迁到了这里。博古同时担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社长。报社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日常管理机构叫管理委员会,由博古负责,成员有杨松、赵毅敏、向仲华、曹若茗、祝志澄等。下分三个部分:新华社由向仲华负责,《解放日报》编辑部由杨松负责,经理部由祝志澄负责。杨松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在创办《解放日报》的过程中,博古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当时要搞到印报机器很不容易,祝志澄、蔡善卿几位从上海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印刷工人,费尽心机,才从国民党统治区弄来一部对开机器,就这样,在清凉山上办起了印刷厂。
陆定一到《解放日报》之前,又来了余光生,担任副总编辑。杨松是苏联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余光生是留学美国学铁路的,在美国入了党。陈坦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1942年4月调到《解放日报》担任党总支书记。
博古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中,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没有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办出无产阶级报纸、党中央报纸的特点。《解放日报》创刊后将近一年里,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来创刊时办报的方针、任务是明确的,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曾经指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强调要宣传党的政策,要全党办报,要反映群众的呼声。《解放日报》创办初期,虽然也接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但是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残余影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都比较明显地表现在报纸上,因此,未能充分有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未能有效地在党和群众之间发挥应有的桥梁纽带作用。
当时《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被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限制得很死,即:一版国际,二版国内,三版边区,四版本地(延安)或副刊,而不是根据新闻的重要性及党和群众需要来安排。一版国际新闻占压倒优势,国际新闻主要是外国通讯社的电稿,除采用塔斯社的外,经常用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的消息,有时十几条消息罗列一起,零零碎碎,读者看不出事件的全貌。外国通讯社的新闻自然反映各国的立场,报纸采用它们的新闻基本上有闻必录,开始是不加改写,后来有的改个电头,删节一下,内容变化不大。毛泽东曾经批评说:“这是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国内新闻、边区新闻即使很重要,也不能上一版。宣传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力,过分强调团结,忽视斗争。对蒋介石的活动,版面上不恰当地给予过高的规格;有时甚至蒋委员长是怎么怎么讲的,共产党也是怎么怎么讲的,说来说去两个主张都一样。对于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群众生活,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伟大的整风运动宣传很不得力,既无广度,更无深度。甚至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党校首次做整顿三风报告这样的重大事件,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消息。党报不能反映党中央的声音,没有和党的工作呼吸相通,息息相关,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
陆一定在延安
博古还坚持《解放日报》必须每天发一篇社论,他说过,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以及我国的《大公报》,都是每天发一篇社论。
《真理报》是党报的模范,我们应当向它学习。不管有没有大事、该不该写社论,照例每天要发一篇。少数负责人为每天写社论而绞尽脑汁。社论以国际为主,有的社论内容空洞,泛泛议论,毫无新意。关于我党我军及解放区工作的社论很少,因此不能发挥报纸应有的指导性、战斗性和激励、鼓舞群众的作用。
报纸文风也不正,有的新闻不真实。当时的编辑、记者在采写新闻时,不是首先尊重事实,而是单纯追求生动,随意添枝加叶,无中生有。一条最严重的不真实的新闻是《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实际上全县连一部纱车都没有。新闻报道有一套固定格式,八股腔很重,空泛议论,贫乏无味,有的甚至文字不通,语句陈腐。杨松对这个办报方针很不满意,但博古是社长,又是政治局委员,杨松也奈何不得,事事只得服从,因此心情很不舒畅,加上劳累过度,结果得了肺病。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报纸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报纸办得与当前形势不合拍。当时党的工作主要是抗日战争、整顿三风和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对这几个方面,报纸都不能突出进行宣传。毛泽东曾多次提出意见,并且批评说: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国民党的报纸。但是报纸一点没有改变面貌。博古这个办报方针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是他的教条主义、迷信苏联的反映。
随着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揭发出来许多“三风”问题,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清算了王明路线,中央批示《解放日报》必须进行改革。此后,《解放日报》准备进行改革,当时叫做改版,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1942年4月1日,报纸实行改版,发表了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其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这篇《致读者》的社论,可以说是《解放日报》的改版纲领,也是今后的办报方针——全党办报。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是有一些新的气象,教条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有所改变。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在版面上占有了重要位置。
但是改版后《解放日报》某些重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博古主张的每天发一篇社论的作法仍没有改变,有关新闻的真实性,如何组织通讯网,怎样联系群众,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陆定一是在8月15日《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四个多月后,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式调来报社工作的,接替杨松担任总编辑。这一方面是因为杨松病倒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掌握宣传大权的是博古、何凯丰等,博古主持《解放日报》,又兼管新华社;何凯丰是中宣部部长,他们在推行王明路线中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而整风运动又是要清算王明路线的,宣传工具掌握在他们手里,利用报纸推动整风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党中央、毛泽东派陆定一主持《解放日报》的日常工作。博古仍然是社长,这是中央实行争取和团结他们的方针。
对于办《解放日报》这样一张党中央的机关报,大型的日报,陆定一也缺乏经验。到《解放日报》就任之前,陆定一到中央医院探望杨松。杨松的病已经很重了,知道陆定一要到《解放日报》工作,很高兴,谈了不少办报中的经验教训。他深有感慨地说:“办报这碗饭不好吃,一天一篇社论,真吃不消。我们是在边区的山沟里办报,不是在大城市。哪有那么多社论可写?”陆定一同意杨松的看法,也很同情他的处境。据说杨松写了二十八九篇社论,身体就垮了。这次的探望,使陆定一知道许多关于报社的情形,也进一步了解了博古的办报思想,这对于即将到《解放日报》负责编辑部工作是有帮助的。不久,杨松就去世了。
8月18日陆定一到《解放日报》上任。报社同志开了一个欢迎会,由博古主持。他在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陆定一同志代替杨松同志工作,任总编辑”。《解放日报》编辑部人员不多,有几个是比较得力的,如杨仿之、张映吾、吴冷西、艾思奇、王揖、曹若茗等等。也有几个出色的外勤记者,如李锐、穆青、张沛等。这批年轻人劲头都很大,工作很努力。
《解放日报》社在清凉山朝南的山坡上。办报的工作是比较紧张的,天天要看稿件和大样,有时要写文章、写社论。陆定一住在报社内,那个小小的窟洞,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博古也住在报社内。陆定一和博古在莫斯科、在中央苏区都有路线分歧,现在又在一起共事,彼此都注意团结,注意搞好关系。但在办报问题上,他们仍然有分歧,有时争论得很厉害。
博古亲自执笔的那篇《致读者》的社论,提出对《解放日报》的改革,有许多他是实行的,有的问题则没有提出,仍照老一套办。比如一天要发一篇社论,他仍然坚持。有一天他要陆定一写社论,并且讲了一则《大公报》的故事。他说,《大公报》的社论都这样写出来的:张季鸾、胡政之躺在鸦片烟灯旁边,王芸生就来请示:明天社论写什么?张秀鸾他们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说,王芸生就回去照写,写完拿给他们两个改,第二天就发表了。《大公报》的社论是今天不管明天的事,今天是报纸上的社论,明天可以拿去擦屁股。虽然博古也知道这种社论一钱不值,但是他还是要学《真理报》、《大公报》,天天有社论,认为没有社论就不是报纸。陆定一是反对这种办报方针的,觉得这种腐朽的方法,绝不是无产阶级报纸应当仿效的。陆定一对博古说:党报发表社论为的是阐明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的声音,有需要才写。说话要有分量,天天发社论,人家就不重视你的社论了。博古不同意陆定一的意见,两个人争了起来,陆定一发了脾气,说:鸦片烟灯旁边的社论我不写,我不做杨松,你要我做杨松,我就向中央告你。博古见陆定一语气强硬态度坚决,不再说话了。后来报社编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陆定一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编委会支持了陆定一,并做出决定,今后有必要就写社论,没有必要就不写。实行一段以后,博古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更重要的原因是陆定一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不久,《解放日报》成立了社论委员会,成员是谢觉哉、叶剑英、凯丰、任弼时、胡乔木、康生、贾拓夫、彭真和陆定一。重要问题需要写社论时,都经社论委员会讨论,并送毛泽东审阅修改。社论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
报纸各版的编排,也按照改版时定下来的方针继续改进。四五个月后,报纸面貌有了改变。陆定一和博古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和西北局的会议,陆定一参加会议的次数比博古还多些。他每次开会回来,对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批示都尽快向编委会传达,并组织学习和讨论,作出相应的决定予以贯彻。报社名义上是中宣部领导,实际上是毛泽东直接管,毛泽东还亲自来报社看望同志们,检查工作。周恩来在延安时也很关心《解放日报》,曾两次到报社来做报告。毛泽东经常为报纸写社论,亲自修改送审重要社论。陈坦在1981年回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时说:“定一同志对于中央和主席的批示,都是坚决贯彻执行的。可以说与中央、主席是息息相通的。这年9月初,毛泽东说《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
改版后的报纸实行群众办报,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改版前没有通讯员队伍,所以稿子来源很少。改版后便组织起通讯员队伍。西北局专门做了决定,批示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均应担任《解放日报》的通讯员,为报纸组织文章。改版前杨松生病,余光生代理总编辑工作,他成天忙于社论,有些同志喊他“毛驴子”。整顿后建立了新的工作秩序,余光生不那么忙了,他负责联系西北局,参加重要会议,而且也有时间学习了。
《解放日报》本身的整风在陆定一到报社工作之前已经开始了,陆定一到报社后,参加了整风领导小组中心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有博古、余光生、陈坦、曾若茗、艾思奇、吴文焘等。由陆定一担任组长。开始时学习文件,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几个报告及其他文件共份。胡乔木编的《两条路线》后来扩充篇幅,改名为六大以来》,参加整风的同志都要阅读,并进行讨论。以弄清路线是非,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对于某些同志的错误思想也提出批评,但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并允许争论,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博古是王明路线的第二号人物,六届四中全会开过后不久,工明即到苏联去了,博古成了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的错误路线,他是负主要责任的。就这样,报社仍让他参加领导小组。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提得很明确,那本《六大以来》把王明等人推行错误路线时的讲话、文件收集在一起,又经过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因此,报社在整风中没有什么大的争论。博古对他过去所犯的错误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作了诚恳的检讨。他的这种态度同志们是欢迎的。有一次,毛泽东问陆定一:“你看博古这个人怎么样?”陆定一说:“他有错误,但不是坏人。”整风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博古,后来他改正错误,成了好同志。
对于新闻理论和实践问题,报社内部是有争论的。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创立完整的、系统的新闻理论;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固然有正确的成分,谬误的东西也是很多的。报社的同志大都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新闻观点或多或少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办报中有许多糊涂观念。因此整风中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当时争论的问题主要有这几个:
第一,关于新闻的本源问题。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东西,也即事实本身。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和编辑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事实。有的同志受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关于“性质说”的影响,对新闻的本源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是时宜性与一般性的本身”,把新闻的本源说得玄之又玄,使人不易理解。比如“政治性”同包含着政治性的事实来说,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这种认识对新闻工作害处很大,它将为造谣、曲解、吹牛皮开方便之门。再说“文艺性”,党和政府公告的新闻,有什么“文艺性”呢?强调“文艺性”,往往要把事情夸张成为神话,把新闻变成虚构的东西。陆定一认为这种“性质说”是唯心论的,就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歪曲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对新闻工作起了消极作用。有人受这种“性质说”的迷惑,写新闻时不去研究如何反映客观事实,而去追求这个性那个性,就很容易产生脱离实际、向壁虚构、无病呻吟、夸夸其谈的弊病。陆定一认为:我们提倡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尊重事实与政治上的革命性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即使他装得很“革命”,也是很错误的,最终必定有害于革命事业。
第二个问题是写新闻如何做到真实。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也讲到怎样使新闻成为事实的真实报道的问题,他们认为每条新闻必须具有五个要素,即所谓
“五个W”
(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事情,why——为什么)。
新闻中必须有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陆定一认为这种主张是对的。当时报社有的记者写消息报道,往往没有写明事实发生的具体时间,甚至连大概的日期也没有说明,地点也是笼里笼统的,写到人物,则往往有名无姓,有姓无名,或者有头衔无姓名。写到事情,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者有头尾而无过程。编辑在处理这些稿件时,非常伤脑筋。读者阅读这样的新闻,不知事件的来龙去脉,莫名其妙。当时陆定一提出新闻五要素是写消息报道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起码的要求。但是单单做到这些还很不够,具备了五要素的新闻,不一定都是真实的。《解放日报》曾经刊登过一些几乎完全是虚构的新闻报道,例如,1942年秋后征粮时,登了一条消息,说延安乌阳区首先完成征粮入仓任务。实际上,乌阳区是延安征粮中最落后的一个区,记者写那条消息时,入仓工作还没有开始呢。这是新闻不真实的典型例子,但它却五要素俱全。在整风中报社领导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作为党报的编采人员,工作中一定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才能把报纸办成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他们把这一点作为办报方针。
在整风中报社领导要求编辑、记者要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陆定一等领导同志要求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记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当旧社会的报阀。还提出报社既要有专业的记者队伍,更要有非专业的记者队伍,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办好报纸。
此外,《解放日报》还发展了一批通讯员,这是从苏联学来的经验。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切实做了这项工作,当时在陕甘宁边区通讯员已发展到多人。这支队伍对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3月,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编委会决定对报社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检查一年来特别是自去年8月以来报纸主要方面有哪些进步。编辑部以及其他部门的同志都认真对待,陆定一和余光生做了诚恳的检查。
1943年8月《解放日报》改版一周年,编委会对改版做了总结。陆定一写了一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在9月1日《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对整风中提出的有关新闻学的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如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文章指出:“唯物主义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再如新闻如何能真实的反映问题,文章说:“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因为“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记者,积极地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自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自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另一方面,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们,要做学生又做先生。做学生,就是说,要恭敬勤劳,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真相,尊重他们用书面或口头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以他们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做先生,就是在技术上帮助他们,使他们用口头或书面报告的事实,写成了完全的新闻,经过这种结合,报纸就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了。”这样就能得到真实的新闻。这篇文章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是有一席地位的。关于新闻定义众说纷纭中,陆定一提出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无疑是比较科学的,因此一些大学新闻专业的课本至今仍采用了这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