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敷政优优，百禄是遒。”是《诗经·商颂·长发》里的诗句。据传这是殷高宗在祭天时的致语，表达的是一个统治者对自己施政的期许和期盼。由于古时的治者，多以求一种与民同在的心念，同时又因与民多一层地位不同的悬殊，从而也就对民庶起了份替“天”来行道的爱护——“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周书·多方》），于是，也就有了这诗句的追求。
“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说的是，行政施教，取求和美；各种福好，便会拢聚的思意。
在施政布教的舞台，自古至今，出演的向来多是文武儒法两类戏。“文”政重人德教化，“武”政重法刑律禁。在其为施的实践里，它们便因着对象、环境的不同而各显长短利弊。但若从对民的护养，对人的导引，对社会的建设来说，儒法之施也还是有着相应的优劣等次。尤其是在国定权安的景里，上上下下的人德之为就更显关要、优好。因为，这时社会的建设，再没什么能够比对人的建设来得重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育教功化便成了治国里最为关切的大事。当今世界，凡能走在前列的国家和地区，莫不都看好人素质的培养。在这个素质的培养里，文化的滋育便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与“文”化世的滋育，其人德礼敬，崇和导美的内容便自成了育心致好的要义。人们行此，与着时日，也就会筑成人的根基。人们与带这样的根基入世，律法所重的制管也便相应弱失了严禁的意义，其为也便达了滋人育世的目的。所以那些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和地区，也多是如此地以文德为用心，为基础；然后才以律刑为手段，为形式来理治国家，管理社会（荀子），从而求得百禄拢聚的福祉。
在布政理国的情状里，上下之形，民吏伏依，其势实如风草，风轻草舒，风狂草偃（《论语·颜渊》）。故文德之为不仅需于位者在给民黎和社会拟行规为时要顺情适性，而且在行政施治时还更要大度情怀，为模为范，导世慎行，作成榜样。因为，德品的效果是要比刑罚的影响来得深远（刘基）。此外在这一番的作为里，于位者还要去弃着诸多的享受与特权，以及让其耀炫的八面威势；而所获的则只是一番可能无偿的辛劳和努力，以及“先天下”而具的负重与忧累。故它只是“唯有德者能”（《左传·昭公二十年》）以行之的政形；不过这也才是“天”之子，民之“主”的作为。如此了，才能造成史上所赞的“心系民黎”的“优优”政治；造成“百禄”是遒的拢聚事实。
“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实乃于上者之求为。因为它不仅是于上者在鼎定邦安后应该的体现，就是在卫国保家的抗拒里，特殊在政权厮搏的争斗中，以及不幸的天灾下，于内也是一种应具的必须。因为只有于上者行出施化了这番关爱与和美，才能够得其上下的同心，吏民的同情（《贞观政要》）；得其“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诗·颂·长发》）的世相；得其“越陌度阡”“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的事实。如此，才可成一盛业，现一盛景。
德政之为，是一种对生命的爱护，是一种对民庶的滋养，更是一种对使命的自觉和主动；因为它总以“百姓之心为心”（《贞观政要》）。具一种用“政”养人的情味。而律法之行呢，则只重在订立了各款禁为的条项之后，就只去被动的严与守行，偷懒地握法于坐，待有罪违出后，才去依律或裁律来与绳之。行的是以“制”来为的管理，有种把人当作符号来与对座的色彩。其间又还因有不与诉告，不与承理的情事，从而给那有力有为，能与吓恐弱者的恶人留下着各种不受处惩，不担谴责的随心。律法的为施，虽也有着护保生命的用意，但它却总不具一种主动去激发生命来与求善求好的心情。而且，人们在其所厘定的律法款条里，也往往是不能制惩得大奸大恶的人。因为那大奸大恶者在社会上多是些智识非常，位势特殊，既刁且狠的竖民，律法条文对其也只能是慨叹着他们逍遥在处惩之外的空里。至于行弊售谋者（如那些晓知内情和精耍律法的人）对条律的玩弄，就更难让人在“法律面前得与平等”了。
在律法的治为里，由于施治者不必负载着为模为好的榜样责任；所以，哪怕他就是触了律典，给人的也只是一种罪有应得的活该，而不是什么和他主张的背弃；故不用去为民庶，为他人，为社会与付什么榜样与灵魂的成本。它不像德政的为施，施者倘若行悖其言，那给人的就是一种偶像的倒塌，心魂的不在。所以德之政者和人结的便是一种仰望的情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论语·为政》）而律法之为者呢，所结的则只是一种和条文的关系；施治者的在与去，并不起什么育人导世的功能。其治不过是种有“教”无“化”的行施。
德治于世，对人，对社会，向来多是有着求好的作用与力量，但在人类治国理政的史里，却往往难见治者为施。这是因为，在以德的行治里，它总是要求着治者握守德性，既不能偷懒，又还要自觉、主动的去为模为范；唯有这样才能达其对民黎百姓“导”而与“化”的目的，成着护爱、滋养的行施。同时又还要去弃着各种特权和可享的炫威耀势，这样也才能求得“未闻身治而国乱者”（《贞观政要》）的事实。这些努力与慎谨，追求与不纵的施为，则往往是常人的最难事。至于我们今天所见的那些走在前列的国家和地区，表面好像都是以律法来与治，其实，内中关要则是那代代续承的文德与久来治世的和美已入了上下之人心，化成了共有的人情。因此荀子才在《强国》里说：“国之命在礼。”这“礼”就是人文性善德的外现。人若失了这应有的文性善德，失了这“优优”的政情，那你就是有再酷严的律法，人也还会有如蛾扑火，趋而不悔的行事。所以孔子才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贪腐的难绝，也就是这无“优”无“德”的反映。
“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是一个旧式治者的期许和期盼，也是世成盛时才有的“颂”语。在今天现代的文明里，我们怎样才能拢聚起各种福好呢？1998年初，数十位诺贝尔获奖者聚首巴黎发表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儿重新寻找智慧。”西方人文滋就的时代精英，在今天能从东方的儒学里感受到生存的力量和方向，那定是儒学于承上启下里显了那人德的要义，许了“优优”的政施，定能有福禄拢聚的世景。
我们只有顺适人性情德的“优优”行施，才会出有崇和敬美的福好世界。这不管是国，是组织，是团队，还是家庭，都需这“优优”来护其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