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 周振新
本文摘自：第41 卷第1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1 月
摘要: 关于希波战争双方胜败的原因古今中外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导致希腊战胜波斯的最重要因素, 即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对波斯君主专制的优势,使希腊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士气、策略和将领影响冷兵器战争最甚, 希波战争双方在这三方面表现殊异,造成这些差别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的不同。
关键词: 希波战争; 民主政治;君主专制
希波战争( 公元前492 年至公元前449 年)是世界上古史中的一次著名战争。这次战争中, 地广人众的波斯在准备了7 年后倾其国力向地狭力弱的希腊主动出击,结果反被希腊打败。如此结局引起了人们对这场战争胜败原因的探讨。古希腊的爱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认为, 希腊的获胜是神力的结果,是“神的驱使总在发生作用, 它使命运控制了时局”[ 1] ( p80) ,是神嫉妒人的骄横狂妄和放纵而帮助希腊人打败了波斯人。此种观点基本代表了古希腊人的一种普遍心态。近代国外学者中,有的人从文化形态论出发, 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这场战争胜败的原因,认为代表年轻新型文明的希腊打败代表年老、腐朽近东文明的波斯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有的人认为, 希波战争中,希腊军队的人数实际上比波斯军队的人数还多, 因此希腊获胜当属正常[ 2] (p 248- 261) 。从国内来看,一般认为波斯进军希腊是侵略战争, 希腊是自卫反击的正义战争, 正义战争必胜[ 3] ( p25)。最近又有人提出希波战争中希腊将领的谋略思想是导致希腊胜利的主要原因[ 4] , 这种看法看到了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 影响战争胜败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就希波战争中希腊和波斯体现出的实际情况而言,政治制度的差异对战争进程的影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正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影响了希
波战争的结果。希波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碰撞, 希腊对波斯的胜利实质是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胜利。
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 对战争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作用,但它本质上是上升到国家意志上的管理人的方法, 需要人作为载体来体现其价值和功能。在战争过程中,政治制度的优劣最能在作为战争主体的人本身及由人衍生的策略中得到体现和折射; 作为战争主体的人是指作战双方的战士和将领,其中与普通将士联系最密切的是他们在战争时的状态,即士气。所以本文拟就希波战争时双方的士气、策略和将领三个方面来阐明相异的政治制度对希腊和波斯各自截然不同的影响。
一
士气是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 在使用冷兵器的上古时代尤其如此,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强调的正是士气的作用。马拉松战役中, 雅典军队对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波斯军队毫不畏惧,指挥官一声令下“雅典人立刻行动起来, 飞也似的向波斯人攻去”[5] ( p499) , 歼敌6400 多人而己方仅牺牲192 人,极大打击了波斯人大肆入侵希腊的嚣张气焰, 增强了保卫祖国的信心。在温泉关一战中, 斯巴达国王列欧尼达斯率领以300斯巴达重装兵为核心的7200 希腊人( 撤退后仅1400 人) 顽强狙击数十万波斯大军。战争伊始,他们便发誓与国124土共存亡。薛西斯曾迷惑于战前斯巴达人把武器放在一边, 却悠闲地坐在草地上梳头。戴玛拉脱斯告诉他:每当斯巴达人将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 他们总习惯于整理头发。此举令薛西斯倍感惊讶。正是这种“捐躯赴难,誓死忽如归”的精神激励着斯巴达人在温泉关狠狠打击波斯人, 枪断了, 他们便用刀来搏杀, 没有了刀, 就用拳打、用牙咬敌人,直至一个一个英勇战死。一旁观战的薛西斯见此情景,又惊又急, “曾三次从王座上跳起来”[ 5] ( p550 ) 。
希波战争之前, 整个希腊犹如一盘散沙, 各城邦割据一方互相攻伐。战争爆发后,大敌当前, 许多希腊城邦认识到了局势的严峻和联合抗敌的必要,因此在雅典和斯巴达的倡议下, 31 个城邦于公元前481年组成了希腊联盟共抗波斯。由于各城邦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城邦利益的差异, 因此在统一协调行动上往往分歧颇大,造成波斯兵临城下而内部仍吵吵嚷嚷的局面。但我们也不难发现, 尽管希腊各邦在战前吵吵闹闹, 可只要希腊战士真正地投入战场,他们便迸发出极高的战斗热情。爱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一剧中对萨拉米湾战斗时出现的这种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军号的响声把每一个战士化作烈焰腾飞, 指挥官一声令下, 成排的船桨开始扑
击, 拍打深沉的咸水, 白色的浪花四处溅滴。舰队风驰电掣⋯⋯一艘希腊战舰发起冲锋,把一条腓尼基船弯翅的尾部捣得稀烂。其它船舟也投入战斗, 对着各自的目标紧逼。”直把波斯人打得“人人惊慌失措, 夺路逃命,像成群的金枪鱼, 似捕获的鱼群, 被敌人狠砸、捣毁”[ 1] ( p98- 99) , 几乎全军覆没。薛西斯见大势已去,丝毫也不敢停留, 急急匆匆溜回了波斯。
战争是双方的事情,见彼知此。纵观希波战争,波斯士兵常在希腊战士誓死保国的勇力面前吓破了胆, 不敢上前, 因此薛西斯的官长们只得拿着鞭子走在队伍的后面,抽打军队使之前进, 导致大量的军队自相践踏和落海而死[ 5] ( p544) 。
波斯的士气由此可见一斑。同一场战争, 主动出击的波斯士气低靡而希腊却慷慨激昂,这是为什么呢? 作为指挥军事行动的将领, 不能不负有直接的责任,毕竟高超的指挥技巧是临战时士气雄起的直接动力。希腊和波斯的将领在这方面表现得颇不相同。温泉关战前,列欧尼达斯曾派其信使动员希腊城邦参战, 为了让他们树立信心, 克服对波斯的畏惧心理,他要求信使先告诉他们雅典人和埃吉那人已把海警戒了起来, 使他们先定了心; 接着又鼓励他们: 波斯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波斯国王是一个人而不是神, 而一个人一生中总要参杂着一些不幸的事情; 越是大人物,遇到的不幸也越大, 薛西斯虽进攻希腊,但最终会失败。听了这些话, 罗克里斯人和波奇斯人便欣然来抗敌了。与此相反, 波斯人则自怨自艾,消沉悲观。在一次底比斯人邀请的波斯高级将领晚宴上,有个叫铁尔桑德洛斯的将领告诉宴会主人: 在坐的50 位波斯显贵和他们拥有的30万波斯军队在与希腊交战后能幸存下来的将寥寥无几, 天命该绝波斯人, 人是无能为力的; 在坐的诸君尽管没谈此事,但他们都是心照不宣,说着竟泣然泪下。更糟糕的是, 普拉提亚战役前,他把这事又传给了其他的人,给士气本来不高的整个大军的心头更罩上了一层浓郁的阴影。
将领们的战时动员虽能使将士一时雄性遄飞而奋勇杀敌, 但作用有限, 难以久长,唯有根源于对人深刻的理性认识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才能使精神之气历久不衰, 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希波战争中,希腊和波斯的士气为什么表现出那么大的差别, 爱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揭示了希腊人慷慨激昂的原因: “冲啊, 希腊的儿子们!解放你们的祖国, 解放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妻子, 解救神明的宫殿, 属于你们的父亲, 解放祖宗的墓碑! 你们为全民战斗不息”[1] (p98) 。如果说爱斯库罗斯的解释触及的只是希腊士气高昂原因的表层, 希罗多德则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他告诉人们: “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 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的时候, 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 他们就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表明, 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 就好像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 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竭心尽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5] ( p378)。希罗多德这段精辟的论述不仅适用于雅典,也适用于很多希腊城邦,只是在雅典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已。希罗多德的论述虽揭示了个人解放对人自身的意义,但没有揭示出它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
希腊大小城邦数百个, 虽然它们的制度千差万别, 但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色彩,主权在民是基本原则, 在某些城邦还产生了民主政治, 而在民主政治下, 公民个体是一个自在的人,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p232) 。它带给公民的是人的自由和独立, 人的尊严和价值, 为了保持人身的自由, 维持人的尊严,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人认识这个道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25而是经过从政治上层化到政治世俗化的长期斗争才艰难获得。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再到德尔裴神庙上铭刻的“理解你自己”不只是作为哲学命题而提出,更是希腊人在城邦社会生活中逐渐加深的对人理性认识越来越深刻的结果。尽管此时的希腊人对人性的理解仍带有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勇武色彩,但这种勇武色彩经过民主制度的锤炼, 已内化成当时希腊人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他们从“人”的观念出发, 衍生出孩子、妻子、坟茔、神殿,最后到祖国的情怀, 认识到祖国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是我们家园的主人这一观念, 如“雅典人的国家观念认为, 国家是一个个人的联合”[6] ( p165) 。这样, 希腊人的精神也就由理解自己迈向了热爱祖国这一更高层次的境界。而现在波斯人竟想剥夺他们的自由,使他们由主人变成奴隶;践踏他们的国士, 使他们由独立的家园成为附庸之地被横加蹂躏,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拥有自由独立传统的希腊人怎不义愤填膺奋勇杀敌呢?不仅如此, 他们为国献身还要像英雄般死去。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卡利克拉铁斯肋部中箭被带出战场后为什么说为希腊而死他不感到遗憾,而未能在战场上成就功业却使他倍感痛苦。这就是希腊军队和薛西斯的军队对仗疆场时希腊人奋勇争先、拼命杀敌的根本原因。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 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 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以国家为私有财产, 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维持其统治。君主专制的特点在阿黑门尼德王朝表现得尤为明显。波斯民族虽继承了近东文明,但由于它本身是一个比两河流域和埃及落后得多的民族,君主专制的确立过程和它对人的奴役、压迫更加野蛮和残忍。大流士曾告诉他的臣民:“凡竭力侍奉我者, 必蒙我喜悦, 我必十分高兴,十分喜悦。”[7] ( p52) 接着又告诫他们: “奴才啊,好好认清我是什么人, 我的技艺多么高超, 我的权力多么高贵!⋯⋯奴才啊, 愿国王的惩罚勿施于你。”[ 7] ( p52) 在“朕即国家”的波斯帝国里, 为人臣者所认识的只有国王而无国家,因为君主专制制度需要和培养的正是奴才, 而奴才只有主人的青睐却无自由和人的尊严。为了自由他们可能奋起反抗, 但要为主人拼命,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希波战争中, 波斯士兵作战根本就没有主动性, 完全听任将领的指挥; 而将领由于畏惧王权, 害怕承担战败的责任,只按统帅命令行事。士兵、将领没有作战的积极性、主动性, 士气要高昂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国王的亲自督战使士气有所提高,但将士的盲动却容易打乱战争部署, 反给敌人可乘之机。萨拉米湾海战波斯的大败与薛西斯的御驾亲征不无关系。普拉提亚战役中,统帅玛尔多纽斯一死, 波斯军便开始大溃逃。因为玛尔多纽斯是为薛西斯卖命, 其他将士又为玛尔多纽斯卖命, 现在既然玛尔多纽斯已死,就没有继续战斗的必要, 溃逃便在情理之中。
二
战争的进行, 离不开策略; 策略的实现, 依靠人的指挥,因此希腊军队人事安排的改变, 反映出军事策略的调整。萨拉米湾战后不久, 铁米斯托克利下台了, 代之而起的是阿里斯提德。表面上看,此举颇令人惊奇, 因为铁米斯托克利建立了如此之大的功勋: 他选定并坚持在萨拉米湾这个狭窄的水域作战,并一手策划了西金诺斯事件促使希腊取得了海军战略决战的胜利, 正如西摩尼德斯在评价萨拉米湾海战时所说:“赢得那个美妙而著名的胜仗。过去历史上, 无论希腊人还是蛮族人,从来没有能够凭着在军舰上指挥作战人们的英勇和热忱建立如此辉煌的业绩。他们凭借的是铁米斯托克利。”[ 8] ( p251- 252)他还促使雅典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为希腊最终获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服雅典人在波斯大军到来之前撤离阿提卡保存了实力;主动放弃海军统率权以团结更多希腊城邦抗战; 使希腊各邦摒弃仇怨共同对敌。然而不管这些, 希腊人在薛西斯的大部队撤回小亚后,他们就像对待海岸上已破旧不堪的三层桨战船一样弃他不用了。铁米斯托克利不由得叹息着说雅典人并不真正尊敬他,爱戴他,对待他就像对待一棵梧桐树一样, 在暴风雨来临时跑到它的枝下避雨, 但在好天气时就来拔它、扯它[ 8] ( p254)。这似乎表明民主的雅典过河拆桥,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城邦。其实不然,正是这一点表明了城邦民主制的优越性所在。因为民主的最初含义是指人民的统治, 即它是为全体公民谋利益;个人被民众选出来推向历史政治舞台乃是因为他合乎城邦利益的需要, 能最大限度地为整个城邦带来价值, 并使城邦的每一个公民受益,当其价值被他人超过时, 他必然下台。公元前490 年, 当雅典人欢欣于马拉松战役的胜利时,铁米斯托克利以其远见卓识认识到这只是大规模战争的起点而不是结束;他还认识到发展海军具有战略意义, 便着手建立了大规模的雅典舰队;及至雅典等城邦在铁撒利亚守卫铁姆配山谷失利和温泉关失陷后, 海军的战略意义更提上了历史的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雅典人铁米斯托克利被选为雅典军队的统帅, 因为在当126时的雅典人中, 正是铁米托克利对海军建设和指挥最有思想,人们信赖于他对海军的指挥。即使是被他放逐的政敌阿里斯提德也毫无怨言地积极支持他, 而“他这样做是为了整体的安全”[8] ( p320) 。
波斯海军在萨拉米湾失利后, 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薛西斯仅留下玛尔多纽斯率领的30 万陆军与希腊再战, 其他军队全部回到了波斯。这样战争的重心便从海洋转回陆地, 而在雅典将军中,铁米斯托克利并不是最优秀的陆战将军, 当时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 最善于陆战的将军是阿里斯提德。在马拉松战役中,他率领的部族不但是战斗得最英勇的部族之一, 而且他以雅典大局为重, 主动放弃了自己轮值的统帅权, 把它让给了米太亚德,好让雅典军队有统一指挥, 为其他将军做出了榜样。阿里斯提德还总是寻求正义与合理的完美结合, 因此他能最广泛地团结希腊联盟共同抗敌,并对他及雅典心悦诚服, 而不像铁米斯托克利总是利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达到战争目的。正因为如此, 雅典人用阿里斯提德替换了铁米斯托克利,让他在普拉提亚战役中指挥雅典军队。由此可见, 雅典人在不同的战场上选用不同的将领, 是为了使将领最适合战争形势的需要;为了使每一个城邦公民受到最大程度上的安全保护; 也为了使每一个将领最优秀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从根本上来说是公民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城邦利益的结果,是为了寻求城邦中个体与总体的均衡与和谐的统一。
波斯在攻下温泉关后, 中希腊门户大开。波斯要继续征服希腊,还剩希腊海军和正在科林斯地峡修筑壁垒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两大障碍。为了有效征服希腊, 阿尔铁米西亚对薛西斯提出了暂缓海战的策略,他认为不应立即进攻希腊海军, 而最好把海军靠岸或驶向伯罗奔尼撒, 因为此时希腊军队正缺粮食, 不能坚持太久;而且伯罗奔尼撒的城邦自身受到波斯海军威胁时, 必然无意于在萨拉米湾为雅典进行海战。阿尔铁米西亚的策略颇有见地,他洞察了希腊联邦的内部矛盾, 决定以退为进使希腊联盟各邦由于相互利害的冲突而分裂,再各个击破。这样既瓦解了希腊海军又能攻下伯罗奔尼撒,可谓一箭双雕。薛西斯并没有采纳这个与众不同的非凡见解, 而是决定立刻进行海战,“原来在他看来, 埃乌波亚一役是因为他本人不在场, 所以他的士兵才故意不努力作战, 而现在他却打算亲自前来督战了”[ 5] (p587) 。薛西斯之所以认为他亲自督战这么有力量, 不仅在于他对自己拥有的权力的自负,更在于对希腊民主政治的无知和轻视。他认为:“倘若他们( 指希腊人) 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话,那他们就会由于害怕这个人而表现出超乎本性的勇敢。并且在鞭笞的威逼下可以在战场上以寡敌众, 可是当他们放任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们便做不到了。”[ 5] ( p50 4) 权力的集中使薛西斯能从容自如地独断决策,唯我独尊的地位又使他产生强烈的自我主义观和主仆意识。其结果是导致了海战的失败, 水陆并进的计划因此破产,并最终造成了战争的失败。专制之表现莫甚如此。
希波战争中,希腊使用了间谍刺探情报、使诈、变换战阵、选拔有利地形作战等多种方法对抗波斯, 波斯则常常一味强攻,使自身的优势很难发挥出来。这种情况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西方有句谚语: “T wo heads are better thanone”,这句谚语的根源可追溯到希腊的雅典民主制时期, 因为民主制使每个人都拥有自由的头脑,社会生活赋予他们完全的公开性又使他们畅所欲言, 于是公众的智慧经验便累积起来, 经借鉴吸收被人们继承和发展,军事策略也就渐趋多样化。在专制的波斯帝国里, 王者之言即为金科玉律, 其权威凛然不可侵犯, 为人臣者仅能依君主之意行事, 长此以往,人们的思想渐趋僵固。这可从亚历山大东侵击灭波斯的战事中得到后证, 其时距希波战争才一百多年,马其顿军队在武器装备作战阵形、攻击方略等方面比希波战争时的希腊都大有改进, 而波斯则几乎是原地踏步, 结果两军交战,波斯连遭败绩而失国。尽管此时的马其顿不是民主政治, 但由于它吸收了较多希腊文化而受到民主政治社会传统的影响,其实这也是马其顿能征服波斯的原因之一。波斯则因农耕社会的加强, 日趋封闭和保守, 社会逐渐停滞腐朽。
三
政治制度的差异对希腊和波斯的将领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将领产生的方式及直接影响看。波斯国王永远是最高统帅, 将领对国王直接负责,由于专制制度赋予国王的特权是与生俱来的, 因此国王的个人才能便在军事行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波战争中,薛西斯在温泉关遇到希腊狙击不能攻克时便“手足无措”;甚至在只有少量老弱公民守卫的雅典卫城一时不克, 他又是不知所措[ 5] (p550) , 其个人军事素质由此可见一斑。人的发展总要受到社会的制约,薛西斯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127制度是紧密相联的。他那骄横自大、刚愎自用、武断决策及贪生怕死的临战表现在经遴选而出的雅典将领面前显得格外突出。这些决不是他个人性格的必然内涵,更主要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特质在他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已内化成他气质的一部分。波斯是通过任人唯亲的原则选取将领的,因此波斯的将领都出身于王族或贵族, 如海军统帅阿凯美涅斯是国王薛西斯的亲兄弟, 陆军统帅玛尔多纽斯是薛西斯的表兄弟,其他将领也都出身名门望族, 这使将领的整体素质不高。总之, 可供选用将领的社会基础是如此狭窄, 庞大军队需要的将领又那么多,滥竽充数便在所难免。
从将领决策的过程看。希波战争之前, 国王薛西斯曾召开过出征希腊的动员会议,尽管许多将领不同意出征, 又不得不表示赞成, 因为他们不敢忤逆薛西斯的意志; 唯其叔父阿尔塔巴佐斯表示反对,他敢这样做乃是“仗着这个身份才敢发言的”[ 5] ( p469) 。普拉提亚战役未正式交锋前, 阿尔塔巴佐斯提出暂缓陆战,通过笼络希腊各邦上层人物使希腊投降的“软战”策略,但玛尔多纽斯坚持硬仗,“没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受国王之托担任全军统帅的正是他, 而不是阿尔塔巴佐斯”[5] ( p602)。由此可见, 薛西斯是否在场并不重要, 关键是波斯的专制制度本身自塞言路, 扼杀了自己的生机。
再看希腊。希腊联盟是一个平等成员的组合体, 每个城邦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城邦的首领都能自由地发表言论, 从而影响并决定统帅的决策。铁米斯托克利策划西金诺斯事件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人们在谈到希波战争时, 常指出波斯的统一指挥对希腊的分散是一个极大优势,这话不无道理,但不尽然。因为统一指挥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如果将领的统一指挥合乎战争的规律, 捕捉住了战机,就很容易发挥统一指挥的优势,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反之, 如果手握重兵的将领刚愎自用又志大才疏, 统一指挥反会把军队带到危险的边缘,在背向胜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希波战争中, 波斯人所做的, 往往是后者。
战争是很复杂的事物, 其胜负之数不是某一个因素能够决定,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希波战争本身而言, 大量的史实表明, 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战争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即民主政治对专制制度的优势使希腊打败了波斯,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希波战争中希腊对波斯的胜利实质是民主政治对专制制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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