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是如何死的? 岳飞是怎样死的
第一节 十年之力 废于一旦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又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须皇帝亲授,前线每一项
第一节 十年之力 废于一旦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又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须皇帝亲授,前线每一项军事行动都须禀命而行,把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剥夺干净。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 凡皇帝发下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宋里。臣僚发给朝廷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宋里。①事实上,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这是由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岳飞自鄂州或前方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②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③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 “轻骑一来相见”。④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⑤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惯例,惟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对将帅们具 有更大的约束力;而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他个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⑥
到七月上旬,秦桧对各战场动态有一个基本了解。宋、金两军在东部和西部战场处于拉锯或胶着状态,进展不大。中部战场的张俊已经撤军,惟独岳家军却长驱猛进,攻势凌厉。显然,对金战局的成败,系于岳家军之进退。秦桧看准时机,也透彻地了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师的建议,理由是岳飞“孤军不可留”。⑦他还唆使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上奏说:
“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⑧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下怀。于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后,即与郾城之战大致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
岳飞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战前夕,上奏报告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的胜利,并说:
“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⑨
此奏一去十余日,并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待熬过郾城和颍昌两次苦战后,却盼到一道班师诏,时值十八日,即张宪进行临颍之战的当天。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行将到手的胜果,他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府的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他说:
隔了两三日,大军前锋已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 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改变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去“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发诏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之时,就急忙作出丧心病狂的决定。⑾
岳飞遭受了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分量要沉重得多。这个敢于藐视刀光、斜睨剑影的大丈夫,不禁悲愤地啜泣起来,他面东朝“行在”临安府的方向再拜,说:
“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一条真理,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原来将士们 与家属相约,不破金军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 有何面目见人。岳飞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行伍不整,“旗靡辙乱”,真是心如刀割,半天不说一句话,最后,他长叹一声:
“岂非天乎!”⑿
岳飞夜宿荒村野寺,与部将们相对而坐,久久沉默不语,他突然发问:
“天下事竟如何?”
众人都不愿再说什么,惟独张宪回答:
“在相公处置耳!”⒀
然而他的劝勉未能使岳飞产生回师的勇气。岳飞的退师,使京西的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拦阻在岳飞的马前,边哭边诉,说:
“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含泪取诏书出示众人,说:
“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大军撤至蔡州时,又有成百上千的人拥到衙门内外,其中有百姓,有僧道,也有书生。一名进士率众人向岳飞叩头,说:
“某等沦陷腥膻,将逾一纪(十二年)。伏闻宣相整军北 来,志在恢复,某等歧望车马之音,以日为岁。今先声所至,故疆渐复,丑虏兽奔,民方室家胥庆,以谓幸脱左衽。忽闻宣相班师,诚所未谕,宣相纵不以中原赤子为心,其亦忍弃垂成之功耶?”在颍昌大战中,岳雲“功先诸将”,但岳飞按照惯例,不予上报。宋廷查明后,承认“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将岳雲升迁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其升官制词说,“成功行封,犹有遗者”,“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将,厥功为多”。岳飞仍然上奏力辞,说“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赏典过优,义不遑处”。⑾
宋高宗针对岳飞辞职的回诏说:
“未有息戈之期, 而有告老之请。虽卿所志,固尝在于 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于王室?所请宜不允。”⑿
尽管猜忌已甚,只因“未有息戈之期”,宋高宗还不敢顺水推 舟地削夺岳飞的兵柄。
岳飞无可奈何地返回鄂州。战事看来尚须进行,结果无非是今日收复一地,明日又放弃一地,养敌残民,无补国事。捐躯者血沃中原,肉肥广野,作出了惨重的牺牲,自己的祖国却南北分裂如故。岳飞每念及此,真是心如刀割。
第三节 北方抗金义军的失败
宋朝的正规军撤退了,而北方的爱国军民却依然在敌后苦斗。
李宝军在开德府一带被金将徐文所败,①被迫向南方转移。抗金义军在广济军夺取金人的纲船队,虏获很多银、绢、钱、粮,乘船沿运河南下。到达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李宝依曹洋的建议,袭击一支前往增戍的金军,杀敌无数,捉住七十余人当活口。这支义军途经金朝前沿要塞淮阳军时,有贾姓知军率数十骑追来,问为何人,李宝说:
“我曹州泼李三也,欲归朝廷耳!”
他引弓一发,贾知军应声中箭坠马。李宝率部兵到达楚州后,将七十多名俘虏交付韩世忠。韩世忠殷勤款留,李宝截发大哭,表示一定要还归岳家军。韩世忠只好写信征询岳飞的意见。岳飞回复说:
“是皆为国家报虏,何分彼此。”
于是、李宝就在韩世忠军中正式任职。②
在京东,袭庆府奉符县(金改为泰安州,今山东泰安市)“卒徒”张贵领导的抗金义军,被金将王伯龙所镇压。③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④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⑤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 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⑥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难,在绍兴十一年或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杀回鄂州。⑦
十八日,岳家军尚未赶到战场,淮西的宋、金两军已在无为 军巢县(今安徽巢湖市)西北的柘皋镇,⑩举行了大规模的会战。 此战的特点是两军的主将张俊和完颜兀术(宗弼)都未亲临战场。 张俊在名义上是主将,其实与杨沂中、刘锜各自成军,“不相节制”,只是各军进退由他一人决定。⑾王德隶属张俊后,任都统制, 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⑿张俊素来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⒀完颜兀术(宗弼)此次出兵,其副手是元帅左监军、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和五太子、邢王完颜阿鲁补(汉名宗敏),⒁而柘皋的金军由完颜阿鲁补(宗敏)、韩常等指挥,完颜突合速亦未参战,参战兵力估计应只有几万人。⒂
宋方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上下,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打败了金军。这也是一次激烈的鏖兵。
柘皋战胜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自己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①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的咨目,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客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宋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②
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③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 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④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⑥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⑦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⑧ 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⑩ 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⑾岳飞在绍兴十年已承受了第二次政治打击,但他却万万未曾料到,自罢宣抚使之日始,惨重的大难行将临头。
第十六章 冤狱碧血 第一节 直道危行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经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①而决意讲和。绍兴十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曾正式写信给秦桧说:
“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②
他提出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而关键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书信与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按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③十五年前,宋高宗杀害上书言事的陈东和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④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他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的成功,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杀害岳飞。在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⑤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⑥
秦桧和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岳飞看到绍兴十年秦桧奏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
“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
两人的仇隙更深。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五月上旬,三大帅任枢密使和副使不足半个月,宋廷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淮南东路。在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措置战守”,“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当今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
事实上,他们的任务一是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肢解原韩家军,将其大本营由淮东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镇江府。这正是宋廷准备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骤。张俊的头衔是“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岳飞的头衔是“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加两个“同”字,作为副职。宋廷规定,他们对前沿军务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在枢密使张俊和枢密副使岳飞到前沿后,留在“行在”临安府的另一枢密使韩世忠,便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①
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⑦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
“且备反侧!”
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
第二节 罢官赋闲
岳飞不能制止张俊的胡作非为,于七月初回“行在”临安府后,①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帅,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韩世忠的问题大致解决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他在不允诏中说,“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举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词意如此剀切,宋高宗似乎是全心全意希望岳飞施展才能,“御敌”抗金,尽管岳飞不识抬举,而皇恩仍是曲加优容。②其实,这不过是一纸侮弄忠肝义胆的臣僚的文字游戏。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行朝,有虚位而无实职。③
当得知金朝已再次明确表示了愿媾和的意向,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暗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④
宋高宗下不允岳飞辞职诏后,对岳飞的弹劾奏章也接踵而至。这是在秦桧的唆使下,由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和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三名台、谏官出面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像岳飞那样兢兢业业献身抗金事业的人,确实并无什么把柄,可资以纠弹。即使在此类肆意诬蔑的奏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岳飞“蚤称敢毅,亟蒙奖拔”,“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称之”。作为攻讦口实者,主要是以下数事。第一,“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言语含混,其实是指岳飞建议立皇储和反对与金媾和。此两事仅一笔带过,尚不作为攻讦的重点。第二,“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每对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适”,“不思报称”,“亦忧国爱君者所不忍为也”。第三,淮西之役,“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略至龙舒(舒州别名)而不进”,“以玩合肥之寇”。第四,“衔命出使,则妄执偏见,欲弃山阳(楚州别名)而守江”,“以楚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⑤后两条则完全是摭拾张俊之唾余,含血喷人。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散布流言飞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
“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他说:
“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秦桧连忙帮腔说:
“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⑥
按照惯例,台、谏官上章弹劾之日,即是宰执引咎辞官之时。更何况是岳飞,他既明白朝廷的用心,更以素餐尸禄为耻,他上奏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⑦岳飞通过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的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就能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
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了少保的阶官,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在罢官制词中,宋高宗说岳飞的“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但他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他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⑧表面上看,罢官制与岳飞的辞职奏是互相呼应的。其实,宋高宗根本不想“保功臣之终”,而是在“贰色猜情”一句中,埋伏了杀机。岳雲也保留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的遥郡官阶,改任提举醴泉观,与父亲一同退闲。⑨岳飞的幕僚沈作喆为他作谢表说:
“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
岳飞对“谤书”表明了理所当然的蔑视,但对宋高宗“保功臣之终”的盟誓,却仍以臣子之礼,而表示感戴之情。秦桧读此谢表,更是怀恨在心。⑩
宋廷对岳飞的幕僚非常忌恨。岳飞任枢密副使后,尚有于鹏、党尚友、孔戊、孙革、张节夫等十一人与他过从甚密。岳飞出使楚州时,他们都被岳飞奏辟,充任枢密行府的属官。岳飞不去镇江府后,他们仍始终不渝地追随岳飞,“各请宫祠,平居无事,聚于门下”。宋廷发表他们为地方官,“趣令之任”,强行遣散,以防他们再与岳飞直接往来,为之出谋划策。⑾高颖本是北宋进士,“陷伪十年,固穷守节”,⑿他迟至绍兴十年九月,方出任岳飞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高颖主动请求,愿“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⒀岳飞被解除兵柄后,高颖曾任司农少卿,旋即以“实无他能”为由而“放罢”。无差遣实职的高颖回到鄂州。宋廷害怕他与王贵、张宪等有交往,在岳飞罢官的前一日,又发表高颖添差福建路安抚大使司参议官,“添差”意味着并无实职,“限三日之任”,并且命令湖、广总领林大声“优与津发”。⒁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已毫无威胁,对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动也无力干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并未至此罢休,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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