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杜永明主编的《流民史》统计：在元代，流民人数高达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加之水、旱、蝗、瘟疫等灾害连续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等原黄河、两淮流域地区，民不聊生，“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到至正十年(1350)全国各地发生农民起义百余次。
元朝末年除战乱连年外，水、旱、蝗、疫灾害也接连不断，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地区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早在宋室南渡，北方农民就大量随宋室南逃。到了元代，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被掠为“驱口”，又有大量农户论为权豪的部曲，蒙古贵族在城市近郊和军营驻所，强占大片民田作牧场，也迫使大量自耕农户流离失所，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农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因而往往被迫流亡。元至元二十年(1283)，崔或奏报，自北方中原地区流移江南的农民已有十五万户，以后这种人口南流的趋势一直不曾停止。
北方中原地区的人口南流，兵乱水旱蝗疫的连年盛行，致使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时已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例如唐宋以来的南北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
龙风三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如颍州，从元末韩林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
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洪武三年，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四年二月，大同卫指挥耿忠报告：“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勃罗贴木儿、扩廓贴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
到洪武十五年，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还说：“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下至，久致荒芜”。二十一年河北诸处，还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名城开封，以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明初之时由于“户口旧有者仅三分之一”，更是把许多州、府降格。洪武十年(1377)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洪武十七年又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
经过元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元代的大地主阶级，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也教训了新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明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面对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累年租税不入”的荒凉情形。
朱元璋也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为了巩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这就掀开了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序幕。
明初洪武年间的大量移民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但是明王朝内部又发生了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战乱，又加剧了北方地区的荒凉局面。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于其孙朱允文为建文帝，建文帝继位后，采纳了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推行“削藩”政策，致使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的名义从北京率军南下进取南京，号称“靖难”之师，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南军拉锯作战。
这次内战，前后持续了四年，这就是中原地区民间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红虫吃人”。民间传说燕王扫碑，是要扫祭南京的祖先碑，扫祭南京的“功德碑”。据记载，燕军在战争中，十分野蛮，抢掠屠杀甚为严重，“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战乱，自动帮助南军抗击燕军，这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燕军胜利后，朱棣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残酷报复，河北、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志、家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在冀豫交界处，燕兵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把这一带的人杀的只剩下狐、刘两家。
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当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三千里，几为丘墟焉。”
现在德州近郊长庄乡境内有十二连营(城)是南北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之一。康熙年间德州学者田雯有古风《十二连城歌》记录了当年战争的惨烈：“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籍!”。
战争造成了华北地区人烟减少，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朱棣进入南京后，大肆杀戳，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被杀害、灭族，株连处死者达数万人，称之为“瓜蔓抄”，方孝孺甚至被灭“十族”。这样，“靖难之役”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无人烟的局面，所以继洪武移民后，又有永乐移民。
山西省位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的峡谷之间，北面是内蒙，西邻陕西，东是河北，南与河南接壤。“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由于“山川形便”地势的原因，“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从而出现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葛剑雄《家山何止大槐树》)山西境内，大的战乱很少波及，自然灾害方面黄河在山西河床低，灌概用水不方便，但不能遭成水灾。
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纵贯省内中部，流经太原、临汾盆地，至河津入黄河，流域面积三万九千四百七十一平方公里，是主要的农业地带，但地势两边高，河床低，也不能造成大的水灾。所以历代山西没有大的水灾，更没有象邻省那样因大的战乱及大的水灾而有逃荒之人。
自唐宋以降，河南、河北、山东就有灾民逃荒者纷纷逃往山西，灾年过后，部分灾民又返回原籍，但大部分却落户山西，这个反复迁徙的趋势直到建国初年一直没有停止。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乱、水旱蝗疫连年不断，而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不但没有水灾蝗灾，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早在宋朝时《宋史?社记》记载：“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弃，即因土地匮乏而实行火葬。”说明山西地狭人众。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山西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邻省的难民纷纷流入山西，使山西人口暴增。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人，河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人，山西人口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四人，是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山西人口稠密，平阳府居首位，而洪洞县是平阳府人口大县。洪洞县地处晋南南北东西交通要道，而城北官道有贾村驿，明政府便把移民局设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在这儿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川资。广济寺大门前的汉植大槐树，就成了各地移民荟萃，开拔外迁的集散之地。
浅论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
明初山西居民外迁是历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河南是山西外迁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本文试图以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实录》所记录的河南户口数为参照，探讨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四年山西移民河南的规模。
一
在官方记录中，《明史》和《明实录》最早出现移民记载的是在洪武六年，这一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洪武十四年之前移民河南的资料多见于各种家乘、碑刻中，现就所存史料洪武初年的移民作一概述。
洪武元年。据濮阳县志记载，濮阳县曾有四次洪洞迁民，分别是洪武元年、洪武二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三年。1937年《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是对该县所存家族族谱的摘录，摘录内容除迁移时间外，还包括各姓氏家谱的编篡、续修时间。卷四《氏族别录》是对未见家谱的当地民众进行的采访，二者可相互参照。其中卷三《氏族志》记载：“西仲宫郭氏，始祖郭大庆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传今十九世。”卷四《氏族别录》记载：“西八丈狄氏，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周王村周氏、周口周氏、周庆周氏，“上三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后吴村杨氏，晋人，洪武元年来迁”。沙岗桥刘氏、大李湾刘氏、粪堆刘刘氏、后河刘氏，“上四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梅家口翟氏，“明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今传十九世”。唐河县《惠氏族谱》称“大明洪武元年，有始祖伯通公，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奉旨迁徙河南省南阳府东唐河县”。洛阳《王氏祠堂碑》记：“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上述家谱涉及地区有彰德府(濮阳县)、卫辉府(封丘县)、开封府(巩县、祥符县)、汝宁府(西平县)、南阳府(唐河县)、河南府(洛阳县)，由北至南，范围很广。
洪武二年。1933年篡修的《温县志稿》记载：“洪武二年，徙山西之民于温县。今考各碑碣墓铭之类，其原籍由山西洪洞迁来者十居七八。”
洪武三年。据1932年《孟县志》卷四所记：“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且断言迁入时间为洪武三年，根据是“证以故老之传述，考诸各姓之谱牒，则确凿可据。且当日户部所给迁徙之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另据民国年间篡修的《永城崔、谢、张、陈四姓族谱》记载：“明朝洪武三年春，始祖金明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河南永城县古城村。”民权《段氏族谱》载：“洪武三年，奉令出山西洪洞老鹳窝卢家村，昆弟叔侄，远近十几人，迁移冀、鲁、豫三省交疆之地，有真公、颖公、尊公、隆公等，奉命分手。”
洪武四年。康熙五十五年博爱《李氏家谱》载：“大明洪武四年，始祖讳清江妣王氏，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凤凰村，聚之洪洞大槐树荫，应诏徙跋河邑千载寺。”汲县《申氏族谱》记载，其始祖于洪武四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延津县。河南偃师县游殿村《滑氏家谱序》载：“吾滑氏聚族邙上。自明初洪武三年，由山西迁移而来，至今四百余年。”
洪武七年。新郑县大司村《始迁祖墓碑记》载：巩县王氏，洪武七年自山西洪洞断桥河迁来。《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载：“王村王氏，其先为河汾人，始祖王东君精堪舆，明洪武七年被僚友徐相邀游大梁，见河朔乃福地，遂携家迁于封丘之北五里日王村。”卷四《氏族别录》其中有谓：“东仲宫赵氏，洪武七年有昆仲二人，自晋同来封，分居东、西仲宫，是为二村赵氏之始迁祖。”
洪武八年。《浚县志》记载：“在洪武三年不足五千人，降州为县，八年，首次由洪洞一带移民。”
洪武十三年。洛宁县《李翁李公墓志铭》：“追溯古籍，洪洞县其桑梓焉。前明太祖十有三年，勤诏迁豫，爰相风郡卜居此镇。”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及以前是否有迁豫诏旨，目前尚未可知。
洪武十四年，1935年《获嘉县志》卷八《氏族》内记载：“郭氏，永兴屯始祖失名，称郭老大，明洪武十四年，由山西风台滩里村迁来，后有迁王井、新城等村者，有谱有宗祠。赵氏，永兴屯始祖赵本，明洪武十四年，由山西凤台县水磨头村迁来，后有迁往王井、冯堤者，有谱有宗祠。”
洪武十四年以后的家谱此处不再列出，通过对家乘、碑刻、地方史志所载移民详细时间的排列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四年，每年都有移民进入河南，官方未见记载的移民年份在民间有详细的记述。对上述资料进行考证，很多移民的具体时间是可信的。从范围来看，移民遍布全省各个地区，从北部的彰德府、东部的归德府、西部的河南府、南部的南阳府都有记载。具体到一个县来说，迁入的人口也是惊人的，民国年间的《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中32姓108族共有45份族谱，其中载明由明初洪武由山西迁至封丘的计有18份族谱，占全部族谱的40％。在这18份族谱中记载有洪武初年、明初的有6份，记载明朝迁来的1份，明洪武间的4份，有具体年份的3份，分别是洪武元年、七年、二十七年，一份未记载迁入时间，鉴于朱元璋一直未改年号，那么洪武初年我们可以认为是洪武十四年以前的时间，那么这18份家谱中有8份是洪武十四年以前迁来的，占44％，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从家谱碑刻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洪武年间的移民主要来源是山西，洪武十四年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山西人口迁移河南的事实。
二
从散见于各种史册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官府一直在鼓励民间的迁移，而且有组织地进行迁民安置，这种由官府从事的移民(或流民安置)从洪武元年就已经开始了。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这说明朱元璋从当政之初就意识到了人口增加对于河南的重要性。《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六五《南阳府部》引《邓州志》：“明洪武二年命金吾卫镇抚孔显至邓，招抚流民，置邓州。”孔显至邓县的任务十分明确，即“招抚流民”。洪武三年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奏说：“莫若计复兴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之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洪武三年河南设立司农司，“计民授田，设官以预之”。
洪武三年以后由官府出面组织的移民安置活动在谱牒中也有相关的的记载，洪武三年由官府办理的移民手续至清末仍有保存，《盂县志》卷四所载“当日户部所给迁徙之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即为明证。新郑县大司村《始迁祖墓碑记》载巩县王氏于洪武七年自山西洪洞断桥河迁来时。“钦命侯监理察院大学士率迁民三千七百四十丁，牌二十有四，至巩之背阴，分业务农”。则似乎在说明这样一个情况：由官员率3740位男丁移民到巩县。
在有关官员的履历记载中也可以查到洪武初年山西移民河南的佐证资料。万历三十年《获嘉县志》卷五《官师志-宦绩》记载了洪武初年任获嘉县令的熊邦基安置移民的情况：“(熊)洪武三年任获嘉令。时中原新定，城社未立，户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邦基招集迁民，宣上德意，商度地势，筑城建社，与之更始。”招集迁民，并且筑城建社，说明当时迁民已经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和家谱、官员履历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至迟洪武三年官府在河南各地设立了专门办理移民的机构，而且是以户部名义颁发移民证件。各府县官员以户口增长做为施政的重点，而户口增长要靠“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从而使“诱户口有增”，洪武初年政府设置相应的机构，也可能就是为了招诱流民，准确地说是允许和鼓励民间自发的移民活动，尽管这还不是政府有组织的由山西移民河南的举动，但移民的各项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三
经过洪武初年的移民，大大改变了河南人口少的状况，时至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河南布政司辖区有户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五，人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八十七口，这是推行黄册制度后的第一次统计数字，根据梁方仲所记载的面积，可推算出当时河南省每平方公里平均为12.68人(山西为27.52人)。这个数字尽管仍然相对于山西为少，但是这个数字已经是经过十多年的由山西向河南迁民的结果了。1891087口人是移民的成果，而不是河南户口稀少的根据。曹树基先生对卫辉府的土著与洪武时期移民比例进行了推算，认为土著与移民比例分别占人口总数的46％和54％，依此推断，那么洪武十四年土著人口数为869900人，移民人口数1021187人，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有疑问的，洪武十四年土著人口数比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81万还要多出近6万人，因此此数据仅供参考，至少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依元代81万人口减半计算，则洪武十四年前移民人口则达近150万人。《明史》和《明实录》记载了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向河南五次大规模移民，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河南省在册人口达到1912542人。这个数字与洪武十四年相比，10年间也仅仅增加了21455人。因此，洪武十四年以前的移民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通过对正史、谱牒及各种资料的比较，综合各史家考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族谱中关于山西始迁祖迁往河南的具体时间总体来说应为可信，明朝山西居民向河南的迁移从洪武元年就开始了，而且这个迁移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四年间一直没有中断，远远超过洪武二十一年以后的迁民规模。洪武二十一年以后，移民有一个由自发性的迁移到官府有组织的移民的转变过程，由官府组织的，几百户都可见到记载，自发迁移，人口虽多但不见史籍。这个结论可以将民间的记载和官方记载有机的联系起来。具体到洪武初年的移民规模，综合上述考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初河南人口起码应少于元朝稳定时期的80余万人，洪武十四年河南户数31万户，人口189万人，这个数字是元朝稳定时期的人口数的两倍，是山西人口迁移河南的结果。从洪武元年开始到洪武十四年，河南境内一直存在着大量而频繁的移民活动，估计移民规模在100万人至150万人之间。当然这样一种移民状况是不能够满足河南对人口的需求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政府组织的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