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自成甲申之变
崇祯甲申年（1644年）三月十五日（4月21日）李自成大顺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
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夜半，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
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最后崇祯前往煤山自缢，史称“甲申之变”。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皇帝“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入北京之初，兵不满二万[1]，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2]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3]。但从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4]，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5]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6]，“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7]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8]。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留守北京者为刘亮与李侔[9]。
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辽东屠杀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1]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朝鲜 《朝鲜王朝实录》
满清掠夺虐杀汉族奴隶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2]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
扬州十日
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同年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嘉定三屠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发生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
昆山大屠杀
昆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
“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3]
江阴惨杀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江阴城守纪》
常熟大屠杀 [编辑]
“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湘潭大屠杀
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湘潭，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屠城，“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康熙三年《湘潭县志》[4]
南昌大屠杀
1648年，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起兵抗清，七月初十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
“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 ?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5]
潮州大屠杀
“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广州大屠杀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广州，‘死难10万至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南雄大屠杀
16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乾隆十八年《南雄县志》）[6]
“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大同屠杀
“清人所至，无不狼藉，尸则无完肤，人则无完发，烧杀抢掠，乃贼人之便饭矣。”
注解
^ 李天根，《爝火录》卷一：“贼破京城，兵不满二万，而孩子居其半，京师自守不固，非贼之能攻也。合料贼众并唐通，白广恩、陈永福之兵不过五六万耳”
^ 刘尚友：《定思小纪》，6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 《流寇志》，卷10，161页
^ 《甲申核真略》
^ 《甲申纪事》
^ 《明季北略》卷20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4~335页。
^ 《甲申传信录》
^ 赵士锦《甲申纪事》说，“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伪相牛及贺（有威）、郭（之纬）两伪将留守京师”《甲申传信录》说，“制将军李过及贺锦二将留守京都，禁约军丁。”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惟留一姓李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共为守备。”在《平寇志》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谈迁《国榷》记“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