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模式”①的话题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之中逆势而上的靓丽表现，更使得相关讨论不断升温。笔者注意到，以往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本文则拟尝试从文化层面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底蕴”问题予以进一步的论说，以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模式”的认识。
一、中国模式的生机活力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国模式”的一个直观而又显明的特点，就是它在诸多现代化模式中表现出了颇为强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所谓“中国模式”是与其他的现代化模式比较而言的。由于人类的现代化源起于西方并首先在西方得到实现，因而西方现代化模式长期被看作非西方国家学习、师法的样板。在滥觞于英国、成熟于美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②之外，虽亦曾先后出现过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以新加坡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以及墨西哥等为代表的拉美模式，并在短期内体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又都因种种内因外缘而最终无法避免难以为继的结局。正因为此，苏东剧变后，以福山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人士得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已证明，只有滥觞于英国、成熟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即使是曾对20世纪的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苏联模式”也只不过是“乌托邦”。
颇有意味的是，“中国模式”恰恰几乎就是在“历史终结”论的喧嚣中开启了自身的历程。尽管西方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模式”的态度堪称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如果站在内在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立场，很难不对“中国模式”充满疑虑与困惑。的确，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方面（文化自不待言），“中国模式”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在政治上，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中国则一直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经济上，不同于“西方模式”以私有制为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并主要依靠市场来进行调控，中国则不仅一直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且政府在宏观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市场的作用是从属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在社会方面，如果说“西方模式”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模式”中政府对社会显然处于明显的强势主导地位。正因为此，在一些西方人士为“中国特色”的不凡成绩喝彩的同时，西方也一直有着另一种声音，就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或正在走向崩溃。的确，既然只有“西方模式”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中国模式”在一些基本特征上不同于“西方模式”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它归根结底就应该是没有前途的，即使取得成绩也只能是短暂的。除非改弦易辙、另走他途。在“中国模式”的主导下，中国只能是走向溃败。
吊诡的是，在“中国模式”的主导下，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具有了更为强盛的综合国力。正如有论者已指出的，如果说1997年前后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的表现突显了中国在亚洲的作用，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海啸以来中国的作为更是前所未有地增强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与此相应，“中国模式”不仅没有出现改弦易辙、在基本特征上向西方靠拢的迹象，而且越来越具有了显明的“中国特色”，并被视为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模式”具有挑战性的新的发展道路[1]。由此，在基本特征方面有悖于甚至对反于“西方模式”因而本该走向毁灭而却偏偏表现出超乎寻常之生机活力的“中国模式”，成了某些西方人士百思不得其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考察应当有助于更清楚地探寻这一谜底。韦伯认定只有新教伦理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固然是偏见，但他对社会变迁之精神动力的关注则包含了卓见。现代化是一项由多方面构成的、颇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缺乏与特定的理念、制度以至器物相适应的特定的精神动力的驱动，特定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不可思议的。特定的精神动力也是陶铸特定现代化模式之精神特质的重要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既孕育和发展于民族文化中又成为了民族文化之核心和灵魂的“民族精神”②构成了特定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由此，更为深入地把握中华民族精神，应当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模式”的精神特质。
对中华民族精神，张岱年先生曾做过高度概括的理论说明，他指出：“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顺此而进，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上内核”包括了三个向度，这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与时偕行。前两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后一个向度则是说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又是与时偕行、随时而中的。由此，中华民族精神的形上内核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立体的结构。其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构成了横列的“一体之二元”。两者不仅具体地体现了刚强劲健、勇猛精进之“能”与淳厚博大、兼容并包之“德”，而且在其形上意蕴中在普遍性、一般性的高度包含了刚柔相济、德能一体的要求。与此同时，无论是自强不息还是厚德载物以及两者所构成的“二元一体”的具体精神义涵与表现形态，又不是静止的、凝固的，而是与时偕行、随时而“中”的。正是这样一个包容了阴阳与德能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圆满俱足”同时又是立体而动态的架构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上内核”[3]。
正像民族精神在历史上成为中华民族不竭生命力的重要源头，在当代中国，民族精神也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形塑“中国模式”之基本精神特质的重要精神动力。概要而言，“中国模式”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中国模式”体现出了“德能并重”的特点。“中国模式”体现出来的巨大发展势能是令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究竟能不能养活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曾被打上了重重问号。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不仅成功解决了十三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以偌大的经济体量，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英、法、德、日等传统世界工业强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发展奇迹。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并没有简单重复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大国宰制小国、强者欺凌弱者的道路，而是一直强调不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压迫、掠夺他国的基础上，并要使自己的发展给他国也带来发展的机遇。立足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不仅在实践中与非洲各国建立了平等、友好的合作关系，有力地促进了非洲的发展[4]，而且在总体的发展道路上提出了“和平发展”的主张，力图摒弃通过武力与战争来为自身发展开道的西方模式，而谋求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这种德能并重而非仅仅注重自我“权能”之扩张的特点，显然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与中华民族精神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内在一致。
第二，“中国模式”体现出了强烈的实践精神。“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指向。它没有仅仅停留在抽象地讨论姓“社”姓“资”、“中国究竟应当走怎样的道路”等理论问题的层面，而是十分注重实践及其效果，不仅敢于实践而且善于实践，强调不搞空头争论，而是在实践中学习、摸索、试错，并不断予以改进。这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搞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既通俗易懂而又涵义深刻的话语中就可清楚见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模式”正是通过不停息的实践而事实上推进了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清楚说明的理论问题的解决。由于“德”在人的生命结构中关联于“意志”，因而本身就与“践行”有着内在联系，再加之中华先民注重将“德”落脚于“行”而非“知”，因而中华民族精神对德能一体的倡导内在地就包含了注重实践的指向，其“随时而中”的“时中”精神也只有落脚于实践才能得到最为充分的实现。因此，应当有理由认为，“中国模式”强烈的实践精神是扎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
第三，“中国模式”是建立在改革创新基础之上的，而“与时偕行”就内在地蕴含了不断革故鼎新的要求。由于两者的一致性比较显明，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对此做出展开叙述。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归根结底正是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与时偕行为形上内核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国模式”不断克服艰难险阻、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二、“中国模式”的兼收并蓄与中国文化注重综合的思维方式
约翰•威廉森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对不少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国家把它当成了谋求发展的灵丹妙药而只知一味因袭。“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特色恰恰是不照搬照抄外来的经验，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既以开放的心态直面外来经验，又能以我为主地加以择拣和消化，体现了一种兼收并蓄、融合会通的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中国模式”能够切合于中国的实际，从而具有强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p373应当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良好地贯彻了邓小平的这一要求。在微观的运作层面，“中国模式”对此前的诸多发展模式保持了学习、吸收的开放态度。它不仅吸纳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而且借鉴了苏联模式、瑞典模式、日本模式、东亚四小龙模式乃至拉美模式的经验教训。不仅如此，在基本的制度性建构方面，“中国模式”打破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传统区隔，达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连接，成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大创举。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华优秀儿女所具有的壁立千仞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兼收并蓄的气度与融会博通的睿智，成就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
进而言之，“中国模式”事实上是同时吸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三大基本的文化资源。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三星会聚”之地。“中国模式”并没有简单地采取非此即彼、互相排拒的态度，而是以开放的心胸，同时从三大文化资源中吸收对自己有益的养分，并加以融合会通，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新的“大综合”。因此，兼收并蓄、融合会通的思维取向构成了“中国模式”具有得天独厚之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
“中国模式”的这一致思取向与中国文化注重综合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正如不少时贤已指出的，注重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李宗桂指出：“研究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人，大多承认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从整体出发（或以整体为参照）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他还指出，“这种直观思维，基本上是一种偏重于对现象进行整体综合的思维”[6]p300。张岱年把“整体思维”和“直觉思维”认作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并明确指出：“与‘整体思维’与‘直觉’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方法，亦曰分析思维。”[7]p12蒙培元指出：“如果说，传统思维方式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8]p19季羡林则在东西对比中强调了这一点：“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征是综合；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征是分析。从总体上看，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9]
尽管混沌的整体性是古代世界人们思维的共同特征，但在中西文化的奠基期，其致思方式即已表现出明显偏向。正如有学者已指出的，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整体观主要是把个体实体看作一个整体，以探讨确定时空形式中的有限实体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质。这种实体观“正是着眼于物质与能量的分别研究和基质（元素）——属性（结构、形式）的分析方法的近代科学传统的思想渊源。”[10]中国先秦文化则着力于探讨由个体的有机联系而构成的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及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所呈现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它以对总体系统之整体性的注重成为中国文化之重合思维倾向的滥觞。经过其后长时间的发展，这一思维传统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这一致思倾向有两个基本要点：其一，天地万物被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在中国哲学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既各自构成一个整体，又是紧密相联的，其中莫不涵容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在引导它们，这种内在的生命力量就是“道”或“天道”。正是在“道”或“天道”的主导下，世间万事万物都以依赖宇宙大机体的一分子的姿态存在。“道”或“天道”构成了万事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其二，立足于这样的宇宙观，中国哲学发展出了注重整体统合的致思倾向。由于中国哲学把宇宙万物看作是具有共同内在生命本质的有机整体，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它所注重的就是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角度，在整体上把握事物。它要求人们在运思过程中把各个具体事物纳入普遍联系的整体系统中加以思考和定位，通过将差异互见的具体对象纳入一个更高的层级或更大的系统中使之得到“并行不悖”的定位而实现更高程度的综合。《周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家所谓“彼是相因”之道，就体现了这一思维取向①。
中国文化在古代所表现出的宽和与融通的气度是颇为鲜明的。它对于印度佛学的融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之所以能够如此，注重综合的思维传统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主流依然抱持了中国传统之重合的思维方式。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到主张既尊奉“自产之教主”即孔子又“被以欧、美之物质，择乎欧、美之政治”的康有为[11]p800，再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等中国三大现代思潮，可以说都运用了中国哲学能合的智慧，尝试着对多种异质的文化予以融合会通，从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中，把注重综合的思维取向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张岱年提出的“综合创新”论[12]，殷海光对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以孔仁孟义、基督博爱、佛家慈悲为辅翼的道德体系的提倡[13]pp568—576，牟宗三关于“未来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大综合时期”[14]的论断，典型代表了三大思潮重合的共同倾向。
可以认为，“中国模式”兼收并蓄、融合会通的致思取向的确体现出了中国文化注重综合的思想底蕴，从而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当代中国文化重合的大合唱。在今天，西方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化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乃至危机。人类社会发展史已证明，西方文化不可能独力承担引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重任。只有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多元智慧进行“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才有可能解决地球村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与危机，以为人类谋求光明的前景。而要达此目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得到充分显发的注重综合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正是“中国模式”在思维方式层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三、中国模式的合作追求与中国文化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
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把谋求互相间的和睦相处放在了首位，而与“西方模式”体现出了相当的不同。有的学者把这种不同归结为一者追求“合作”，而一者追求“制衡”[15]。
中国文化的一个颇为显明的理论特质是对普遍和谐的追求。正如成中英教授指出的，追求和谐化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16]pp173—201。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他不仅明确标举了对日后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旗帜，而且以自己的躬行践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力图在人与天地宇宙、个人与他人、个人之身心、人世间与幽冥界之间追求普遍和谐的生命存在形态[17]孔子之部。《中庸》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是将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普遍和谐看作天地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另一处，《中庸》将此意表达得更为明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原始儒家揭明的追求普遍和谐的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扩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概括言之，中国文化认为，在矛盾着的事物中，其同一性更为根本，对立和差异乃是包含在统一和谐中的。相较而言，西方文化虽也肯定和谐的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冲突”[18]p20的特点。
立足于对普遍和谐的追求，中国文化不仅希图通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建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和谐社会”，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也秉持“天下情怀”，主张在以自己的德慧之行“表正万邦”（《尚书•仲虺之诰》）的基础上，不仅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而且能够“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卫弱禁暴”（《荀子•王制》）、“以大事小”（《孟子•梁惠王下》），以臻至“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万国咸宁”（《易传•乾•彖》）、天下太平的理想境地[19]。这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主张通过合作而非冲突而和睦共处。
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深厚的和谐思想资源，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实践需要，“中国模式”体现出了鲜明的追求和谐、注重合作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国内，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自不待言。在一定意义上，奈斯比特所谓“纵向民主”也堪称是建立在追求和谐、注重合作的价值取向基础之上的。在最近出版《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奈斯比特在对比中将西方的民主模式称为“横向民主”，其特点是水平的，是不同政党间平等的相互竞争；中国的民主模式则是“纵向民主”，其特点是垂直的，它由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领导层和一个同样庞大的民众基础组成，通过领导层与人民间的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交流来实现意见的统一并保持着动态的一致性和连贯性[20]p20。这一论断突破了西方学界长期存在的将西方民主模式视为唯一有效的实现民主的方式并简单地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等同于“专制政体”的陈见，从一个侧面对民主、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做出了颇有特色亦颇具深度的阐释。可以进一步申论的是，当代中国的“纵向民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和谐追求间亦有着某种程度的正向联系。由于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是通过合作以求和谐，这就内在地规约了其政治运作方式不会走向西方式的通过几个平列的政治性的“敌体”间的相互斗争、牵制，而达到维护自身权益之平衡的“分立”状态，而是更易于在突显整体权益之一致性的基础上走向“一体化”的存在形态，其中各政治主体也就不是必然走向“敌体”间的对立与制衡。
同样，在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方面，“中国模式”也体现出了追求和谐、注重合作的基本价值取向。这集中地表现在这一模式所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想目标与和平发展的具体道路上。自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阶段，国际秩序的建立与调整都是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归根结底透过战争和武力来进行的，大国崛起也无一例外地均是通过打败此前的强国来实现的。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却鲜明地打出了和谐与和平的旗帜，强调中国不仅不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压迫、掠夺他国的基础上，而且要使自己的发展给他国也带来发展的机遇。为此，中国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通过各国的携手努力，“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以切实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1]。
不难看出，“中国模式”的相关诉求不仅具有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现实指向，而且在深层次上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形成了挑战。正如有论者已指出的，尽管人类已在“文明”时代生活了几千年，人类在物质文明方面已前进到了航天时代，但时至今日，早在洞穴时代就已出现的“丛林规则”却依然是支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准则，不仅恃强凌弱、弱肉强食依然可以在国际关系之中畅行无阻，而且“暴力”依然是处理国际关系中最后的“准则”，“落后就要挨打”，谁的“拳头”硬，道理就在谁那边。由此，大国、强国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掠夺小国、弱国，而且还可以种种借口使用武力侵略甚至占领小国、弱国，小国、弱国则只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无奈地任凭大国、强国摆布以至宰割。建立在丛林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不仅加剧了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冲突与战争，而且还迫使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为了生存而走上了以破坏环境与生态为代价的不良发展道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与对立。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模式”所倡导的恰恰正是对反于丛林规则的“忠恕规则”或“互助规则”，是立足于平等待人、“推己及人”之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的是国与国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与和谐，大国不仅不能罔顾他人、为所欲为，而且应当以身示范、表正万邦，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卫弱禁暴，不是暴力而是和平，不是由差异而冲突，而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其中的基本价值取向显然与目前实际通行的国际准则保持了相当的张力，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仁者情怀”。可以断言的是，如果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模式”真的能够把这种“仁者情怀”不断地由理想变为现实，它就一定能够在真正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人类提供更为合时、合宜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价值准则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它就真的有可能达致“中国改变世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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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①在时下的讨论中，人们对“中国模式”给出了多种不尽相同的界定。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模式”实际指称的是具有自身特色的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②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模式”或曰“资本主义模式”是在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对比的意义上得到相互说明的。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西方模式”就是整齐划一的。事实上，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总体上均具有同属于“西方模式”的一般性特征，但相互间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具体差异。正因为此，学界不仅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区分，而且有“英美模式”与“日德模式”的区分。
②尽管在宽泛意义上可以把民族精神看作“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因而可以说其中是良莠杂糅的。但当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把“民族精神”看作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参见秋石：《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求是》2006年第24期）时，就只能是将“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中积极的、先进的和精粹的部分看作是“民族精神”了。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精神”的。
①需要指出的是，指明中国文化之重合的致思倾向，是与西方文化重分的思想传统比较而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分析，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综合。分析与综合是人类思维整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所谓“中国文化重合而西方文化重分”，只是指明中西文化思维投向的侧重点不同，而不是认为中西文化分别单纯地发展了一种致思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