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帖说明：
访问我博客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有时也循着好友的头像一一浏览大家的博客。今早晨我点开了一位老师的博客，看到纪念“一二九”的内容，看到文中关于史实的一点瑕疵。我顺便留言指出了这个瑕疵。后来这位老师回复说：“我只想对我的学生进行正面教育，教他们爱国！爱人民！爱自己！爱亲人！”我非常理解并敬佩这位老师的真诚，因为我从她的博客中读到了一种教育的纯真与责任。但我不得不说，这句话有逻辑问题。“正面教育”当然没错，也是应该的，但“正面教育”所依据的知识必须是真实的。教育学生真善美，前提是真；离开了真，就谈不上善，也谈不上美！也就是说我们教给学生的知识本身应该是真实的，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对学生进行各种爱的教育。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知识几十年来在书上都是那样失实，这本身不怪我们，但我们应该关注最新的学术发现。
请让我再较真一次。关于“一二九”运动，这里贴出一篇文章。作者冯兰瑞是一位1938年入党的“老延安”，至今健在。其丈夫李昌，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运动中曾担任过总指挥。后来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前几年才去世。
这篇文章是两年前就公开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期。
请这位老师理解我，原谅我。我不是存心与你抬杠。只是有感而发，引出一个教育话题。我想再次重复一遍：作为教师，首先要教给孩子以真知识，才谈得上善和美的品德。
李昌、冯兰瑞夫妇
冯兰瑞，经济学家，1920年9月出生，贵阳人。早年求学于贵阳达德学校，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赴延安，先后在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后考入中央军委编译局主办的外语学校英文队学习。1954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师资部专修政治经济学专业。历任上海《青年报》社氐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教学生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马列教研室主任、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黑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周报》社长。著有《劳动报酬和劳动就业》、《按劳分配、工资、就业》、《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就业问题研究》（与姜渭渔合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重构》（与齐翔延、孙炳耀合著）。
李昌(1914年12月——2010年9月3日）男，土家族，湖南永顺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共产党员。参加“一二九”运动，为著名的学生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北京市青委书记，华东局青委书记，上海团市委书记，青年团中央书记、兼任国家扫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被毛主席亲自任命，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党委书记。
1964年冬，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
1975年7月起任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成员、副院长、党组书记、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
1982年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担任中纪委书记。
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85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0年9月3日11时23分，李昌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在李昌病重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等到医院探望；哈工大校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兆国也多次前往医院探望；哈工大校友、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在率团出访期间获悉老校长病危，委派专人到医院看望。 李昌遗体送别仪式于2010年9月10日上午在八宝山公墓大礼堂举行。胡锦涛、江泽民和其余八个政治局常委献了花圈，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国家领导人也献了花圈。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
冯兰瑞
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周明兄长我四岁，是位老革命，也是做青年工作出身。1936年底、1937年初，我参加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简称“自强”）、自强救国会（简称“自救”）时，他已是“自救”的负责人。如今从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多年，以九二高龄而如此关心青年运动的历史，总希望有一部记述“一二·九”全过程的书，不遗余力地多方促进，古道热肠，执着追求，令我感佩。遗憾的是，我老伴李昌因病住院，而高锦明同志也有病，作口述历史亦已困难。看来这个艰巨的修史任务，只有寄希望于他人了。
周明兄来信涉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民先队第一任总队长是谁（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编读窗”栏），再一个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有无共产党的领导。
关于民先总队长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周明说，“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白枫……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给周明兄写了封信，附去一份有关材料。事实是，周明说的是1936年的情况。当时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北平总队，第一任总队长的确是敖白枫（高锦明）同志，1936年5月，他调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之后，李昌才接任总队长。[1]1937年2月，民先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2]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李昌为全国民先总队长。此信及附件，刊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古今谈”专栏。
“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这个问题历来就有歧议：一说，“一二·九”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另一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2007年冬季重提这个问题，是由于周明给《炎黄春秋》的信说：“我向敖白枫（即高锦明）做了询问。他告诉我，‘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党领导的，当时北平有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是王健（即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文）。临时工委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军运……一个是学运……学运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林枫建立北平市委以后才统一了。”
此说除了将王学明误为王学文外，主要问题还在于比较笼统、含混。即把历时三年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混淆在一起了，因而也没有破解“一二·九”运动究竟是不是在中共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的这一数十年来的悬案。数十年来主流意见和官方史籍从不同角度强调“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但有的说法纯系猜测或想象，读之令人不禁莞尔。例如：一位老同志、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入党……在白色恐怖下，不知所措。“党出来领导我们了。然而，亲爱的党，你在哪里？”（见《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07—109页。）再如：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高文华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中写到“一二·九”运动时说：“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徐冰、许德珩等同志。”这个说法把几个重要人物都搞错了。赵升阳即李葆华，是1936年5月才到北平任市委书记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是京东巡视员。陈伯达“一二·九”前在天津，并没有领导运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一二·九当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大公报》才知道发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十二月九日当天的群众游行示威是……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努力活动下，广大爱国学生自发举行的。”蒋南翔当年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他领导清华大学学生会，响应了北平学联做出的举行“一二·九”运动的决定。说的是“响应”学联的决定，不是“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至于说李昌直接出面领导了运动，更是离奇。李昌当时为此专门给《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写信，声明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出面领导运动”。他写道：“这里说的爱国运动是指‘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和南下宣传团等抗日活动，我应说明，当时我仅仅是一个积极分子，连党员都不是”，“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运动’。”
我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和“一二·九”运动有没有党的领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明确加以区别。“一二·九”运动的广义，系指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华北危亡在即，北平学生首先在12月9日爆发了请愿游行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历时近三年的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运动。如果认真考察“一二·九”运动过程的几个发展阶段，要说清楚一二·九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关系，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问题似也不难。
据我见到的资料，“一二·九”运动，如果从1935年12月9日的请愿游行算起，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停止发展为止，历时三年整。这三年总的形势是，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愈高涨、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队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一二·九”运动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发动和发生阶段；二、成长壮大阶段；三、持续发展阶段。
1938年11月，党中央做出了民先队停止发展的决定。此后，出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块牌子还保存，频频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上。例如《中国青年》杂志多次刊登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署名的文件：1939年5月4日发表《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12月9日发表《“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宣言》。还有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决议》、《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工作的决议》等文件，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名发表。更重要的一次是1940年5月4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与其他几个青年团体联名发表《上蒋委员长书》。
如果将1938年11月后的这段民先队名存实亡，仅仅作为中共党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时期不算，只从1935年“一二·九”发动请愿游行到1938年11月停止发展为止这三年来考察，整个运动则可以分为上述三个互相衔接又有所交叉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发动和发生阶段。
第一，“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1. 国内外形势使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放任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个历史事件是抹不掉的。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也不能够为国民党开脱）。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日本和蒋介石政府密谋“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均已从华北撤走，预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主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这是当年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大军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军事围剿，在白区对进步力量实行文化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
加上共产党在白区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批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分子被捕、被杀害或逃亡，损失惨重，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中共北平党的组织不仅很不稳定，而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2．党的力量削弱，组织变动频繁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时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
那几年，北平市委迭遭破环，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少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座谈会上，一般都说“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发动的。如：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多数人的文章、发言就是这样说的，但都语焉不详。“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的一次聚会上，陈其五同志说：“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党在领导。”但究竟是怎样领导怎样发动的？当时党的市委是什么情况？书记是谁？则说不清楚。
当时北平党的组织、书记变动情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不久书记许子云等被捕，组织被破坏。六七月间，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重建市工委，任命原市团委书记王学明为书记，杨子英、冷楚先后负责组织，彭涛负责宣传。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北平市工委发生路线分歧，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市工委，成立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委书记，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第三种说法是，1935年11月下旬，李常青奉命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党的工作”（也有说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兼任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
我查到的当事人详细讲述“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过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谈话。姚依林和郭明秋文章是第一种说法，谷景生文章是第二种说法。按谷景生有关文章和谈话，谷主要是通过与郭明秋单线联系来组织和指挥“一二·九”游行的，但郭的文章没有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本文以下按第一种说法展开。
“一二·九”运动，是一次学生群众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当时的临委书记王学明等，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不可能去组织领导学生请愿；在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时，谷景生是“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不是临委书记；李常青是省委派来调查北平临委分裂问题的，不可能自己当了书记。
事实是，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任团委书记。不久，市工委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许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临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先后为杨子英、冷楚，彭涛负责宣传。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临委成立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亦即北平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自身难保、无法作为的情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请愿游行的学生运动。
3．临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周小舟（党员），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广，清华大学学生会代表，1935年夏入党）、黄敬（即俞启威，北大学生代表，党的关系尚未恢复）、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团员）、彭涛（临委委员）等几个同学发起了救灾活动。8月份，由他们推动和参与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长。并在北平市社会局立案，为公开合法的团体。
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不久，郭桂英担任了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
1935年10月，赈灾工作胜利结束。由于学生代表携带募集的捐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冀、鲁等灾区慰问，将救济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时，作为赈济会的负责人彭涛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扩大赈济会工作的成果，进一步组织起爱国学生，发展抗日救亡力量？
为此，彭涛同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们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将赈灾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主张作为自己的建议提到市临委会上讨论。临委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开不下去，只好休会。中共北平市临委因此分裂为两派，王学明代表的多数派反对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彭涛等为少数派。《姚依林百夕谈》[3]中写道：“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指彭涛等——冯注）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指王学明——冯注）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引自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1页）王学明认为彭涛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的职务。从这里也可看出，“一二·九”请愿的口号，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组织所不能接受的口号。
以后，争论双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况。省委听了临委两派的汇报，派李常青来北平调查，和两边的人都谈话，却只是了解情况，没有表明态度。
第二，“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 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黄敬1932年在青岛入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复组织关系。18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1933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3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共产党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参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1页）
姚依林在1982年8月12日同范瑾（黄敬的夫人）、兰铁白等谈话中也说过：由于临委大多数人反对举行公开示威游行，一开会就发生争论，“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北平学联“是在北平临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4]11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举行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书长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代表）和总交际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上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参见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几位重要的直接当事人的回忆表明，北平学联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意见，也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而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有一两个党员参与了领导，如彭涛、姚依林。学联成立后全力开展学生运动。11月下旬，他们讨论，酝酿举行一次请愿活动。何以这次请愿的日期要选在12月9日？是因为这一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后来，这个伪组织因发生学生运动而推迟了成立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当时支部书记蒋南翔写道：“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何凤元（可能是临委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北平只有这两所大学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于是清华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吴承明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但由于右派学生竭力阻挠，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于是再接再厉，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未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中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177页）
2.“一二·九”运动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也是有准备的。“一二·九”运动的准备过程显示，思想准备比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组织准备，后者主要是指学生们自发的抗日救亡组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从未间断，是一浪高过一浪。
黄华在1980年8月23日“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谈运动的思想准备过程和组织准备过程。他说：“思想准备方面，事前有红军北上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号召统一战线，……学生中有一些活动和酝酿……”关于组织准备，“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了……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华大学不只学生，包括教员都有抗日要求。”黄华只说了学生组织，没有提到党的组织领导。袁宝华在会上接着发言：“赞成黄华刚才讲的，开头思想准备还是比较足的……至于组织准备，党当时的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在延安看到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个党员了。当时，所谓组织准备之一，就是各学校都酝酿成立学生会。……虽然当时组织准备薄弱一些，思想准备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少数人登高一呼大家就响应了，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那种形势。”
3.“一二·九”运动与《八一宣言》
黄华始终强调的是《八一宣言》的作用。2004年我为此事请教过黄华。他说，要说党对“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宣言》的影响。历史资料表明，“一二·九”请愿游行，提出了团结抗战的口号；从路线问题上考虑，多少是接受了《八一宣言》的影响。
1935年8月，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报告，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林育英、吴玉章等人，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报纸，以后改名《救国时报》，吴玉章主编）上发表。由于这个告全体同胞书是1935年8月1日开始草拟的，所以副标题用了《八一宣言》，以后就索性通称为《八一宣言》了。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还摘要刊登在《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版报刊上。
《八一宣言》发表后，传到国内。大约在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学的黄华（王汝梅）、清华的姚依林（姚克广）等懂外语的同学先后看到了，遂传到北平学联。北平学联正在酝酿组织发动12月9日的学生请愿。《八一宣言》的精神与学联请愿的要求契合，为北平学联所接受。他们就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来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蒋南翔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中共《八一宣言》已传到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根据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见《蒋南翔文集》下卷第1155页）“一二·九”运动所遵循的路线，是团结抗日统一战线。这就表明，彭涛这一派在北平临委会上同王学明的多数派在口号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两条不同路线之争在学生运动中的反映。不过，他们当时不明白、没有意识到这是路线问题罢了。
这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尽管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但当时党中央在政治上还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河北省委也还在坚持反蒋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当时，不仅中共北平市临委、河北省委没有见到《八一宣言》，连中共中央也还不知道《八一宣言》。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即张浩）回国潜至陕北，向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接受了国际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包括利用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中不同派别的冲突和矛盾、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当然，还需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非始于“八一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北平一些国民党员致电国民党中央就提出“请息内争，共抗外敌”；11月4日北平大学教授们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见，共赴国难”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长期以来的社会共同呼声。
4．“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党中央是事后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中央怎么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一再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页）193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在陕北会见黄华时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黄华著：《亲历与见闻》第25页）毛泽东两次说的具体时间不完全一致，一次说的是“一二·九”的第二天听到，一次说的是“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和党中央并不知道。
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柯庆施，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章等，是在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作用。
5.从南下宣传到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5年12月16日这天，是宋哲元的“冀察事务委员会”再次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这次示威遭到了反动军警更加残酷的镇压。12月9日那天他们用水龙、枪托（柄）对付学生，而这次除了水龙外，还用了大刀，不少学生受伤、被捕。
1935年12月20日，报刊头条新闻报道，北平国民党明令解散平津学联。平津学联转为地下组织，继续活动。这时，各校积极分子已发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为了进一步阻止学生活动、分散学生的力量，宣布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当局还进一步提出所谓“晋京聆训”，以分化爱国学生，同学们都愤然加以抵制，先是提出继续罢课，揭露当局的镇压；继而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仿效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宣传抗日救亡。“北平南下，天津北上”。总指挥有董毓华、宋黎、江明。姚依林回忆说，南下宣传是黄敬首先提出的。他们准备了十来天，把2000多名同学组成了四个团，于1936年1月初分头出发。姚说：学联组织平津各校“知识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去，收获很大。这次不仅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学们亲自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见《姚依林百夕谈》第34页）。南下宣传团在所到之处做了一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先后回到北平。同学们在艰苦南下宣传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要坚持斗争，必须建立一定的战斗组织。为此，第三团和第一、二团都经过全体团员大会通过，先后成立“中华青年救亡先锋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已将闹分裂不起作用的北平临委撤销，建立了北平市委，林枫任北平市委书记。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黄敬等开会讨论建立民先队的问题。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南下宣传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第三团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原“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宣告正式成立。
6．几个党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
“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姚锦记录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谈话比较可信：“‘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2页）他又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6页）
在“一二·九”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有诸多自发因素，如“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共青团员转党），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4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之后，又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遂逐步将学生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什么中共将学生运动纳入组织领导之下是逐步的呢？从总体上看，自林枫到北平、党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决定民先队停止发展为止，这个阶段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还要看到，群众运动发展变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中共党的组织一建立，一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立即就能改变它的自发性质；不可能党一声令下，就把群众运动纳入到党领导的轨道上来。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群众，同共产党在全国执掌政权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其情形是很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党可以凭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资源和政治威望，运用掌握的巨大行政力量和手段，一夜之间迅速动员国民。在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共产党正处于高危状态。“三·三一”抬棺游行还带有自发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会是悼念死于监狱的学生郭清烈士的追悼会，是在党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的，而后来发展为“抬棺”游行，却是学生自发的行动，中共党组织是不赞成的。在国民党军警包围、镇压的情况下，学生群众被激怒，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控制不了的。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这是学潮，不是什么个人、什么组织能够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后的“四五”等等青年学生运动也都是这样的。
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只有18岁。1936年2月份被捕，在狱中受刑致死。消息传出，各校学生群情激动，悲愤交集，斗争情绪很高涨，酝酿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北平学联与各校会商，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大会，同时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行为。
追悼大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气氛肃穆悲壮的追悼会上，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礼堂中央，白布上挂着郭清的遗像，周围布置着花圈挽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极为悲愤，一些女生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宣传品。开会前，军警、特务闻讯赶来将北大三院团团包围，校方更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勒令立即散会。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同学们反抗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抬棺游行。学联负责人劝阻无效。几个民先队员抬起棺材，不顾军警的刺刀、机枪，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学的后墙小门冲了出去，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队伍被冲散，许多同学受伤，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伤，黄秋耘后脑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学被捕，包括17名女生，还有一名新闻记者。这次行动后来被党内有的领导人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
在1980年代一次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座谈会上，当事人韩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众自发的行动，如此上纲上线，是不妥当的。追悼会前学联党团也曾研究防止过激行动。可是，群众一旦被激怒，是劝阻不住的。
至于“一二·九”运动第三阶段，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就不多说了。
第三，关于“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共党领导下发生的争论历史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
两种意见——主张不是的，被称作“自发论”；主张是的，被称作“自觉论”。这两种意见，最早出现在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以后，“自发论”受到批判，就无人敢再提了。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回溯到1939年。
1. 两种意见的提出
据我所知，两种意见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大会请他首先讲话。李昌讲话的题目是《“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说：“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着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是斗争极其尖锐——游行示威和巷战的混合交杂——的运动，同时又有极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勃然而起的，同时又是持久的；是学生运动，同时又是学生与各界特别是工农结合的运动。很明显的，这些特点对于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教训，需要我们客观的加以检讨。”（李昌：《“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讲话前先发表于《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一二·九”运动“自发论”的观点是李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
李昌讲话之后，大会请毛泽东讲话。毛说：“‘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毛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很高，批评了那种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观点，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他讲话的第三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他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接着说，“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页）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笼而统之地说出了“一二·九”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肯定了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
1940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五周年，延安照例举行纪念大会。作为当时公认的“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李昌又一次应邀讲话。这时，他似已意识到自己去年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简单了些，不够全面。因此，在这次大会上讲话时，就说得较上年全面了。他说：“‘一二·九’的发动，本来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导，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作领导核心，因此继‘一二·九’游行之后所开展的全国青年运动，就具体反映着中共的青年运动政策，反映着青年团的行动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础上所产生的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西北为中心直接由团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鼎足而三的继承中国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传统的三大青年团体。……由此可见，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学生运动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将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帮助的加强，而达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样，李昌说的还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导”，党员团员做“领导核心”，“继‘一二·九’游行之后”的运动才“反映着”党的政策；而不是笼统、简单地说“党的领导”。
持“自发论”观点的不仅有李昌，还有蒋南翔、黄华、姚依林，还有陈伯达。袁宝华也有类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第一次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蒋南翔也曾写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蒋南翔文集》下，第1198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向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华同志请教。黄华说，“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要说同党的关系，是有影响，《八一宣言》的影响。当《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燕大、清华有几个进步学生首先看到，然后才传给学联的。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2.对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讲话的两种解读
当时的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理解，毛泽东讲话肯定了“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冯在1940年10月25日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的长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党的领导的错误。文章针对李昌主张青年工作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实行民主，要抛弃模仿党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缺乏民主化与青年化的作风等意见，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李昌并未改变“一二·九”是“自发”的认识。
1941年春，中央青委机关开始“检讨”，总结工作。对当时所谓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
李昌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说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就历经三年的“一二·九”运动总体而言，并不是说运动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毛说的北方局、上海等党组织直接领导，是指“一二·九”第二阶段后的情况。于是，青委内部发生了争论。李昌这些意见（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会上讲话）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运动在发动和爆发阶段的历史特点：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富有知识青年特点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发而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又在《共产党人》发表《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将青委“检讨”的结果归纳为十二个问题。文中严厉批判青年工作缺乏党性，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如：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先锋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在批评青年团体、青年运动中忽视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一严重问题时，举的例子就是“一二·九”运动。冯文彬写道：“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认了在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青委检讨结束后，给中央送了检讨的报告，还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调去华北工作的决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1942年春，李昌辞别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携刚出生的女儿离开延安去华北。他们路经晋绥边区时，被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留下，任命为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
第四，结论和应该怎样对待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党的领导？
评判一场运动、一个组织的发生发展有没有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考察清楚以下两点：
一点是，党的组织系统是否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并控制其发展？
另一点是，在这个运动中，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得以贯彻，基本政治口号是否和该党吻合，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方针政策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则不应强求。）
据此两点来考察“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第一点，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
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
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
如前所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纲领、路线。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当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和控制北平学生和平请愿的运动。受《八一宣言》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不可能与党中央当时的路线一致。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5]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这就是结论。
最后，我们要检讨一下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权者讳。真实地记录历史，是每一个修史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美化帝王成了惯例。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就把一切成绩和好事都归于党的领导，甚至都归于最高领导人英明，这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陋习，还历史本来面目。
注释：
[1] 1936年5月，李昌被调去北平民先总队部接任敖白枫的总队长职务。李昌认为，自己这个总队长没有经过大家选举，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他主张民先队从总队到各级领导都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他的主张获得通过，决定民主选举，改善各级领导，选出能力强、态度积极的人担任各级队长，提高民先队的政治素质。在各区队、大队、小队都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了负责人之后，8月份，北平民先总队召开了代表大会，总结半年的工作，民主选举新的总队领导。李昌当选为北平民先总队队长，是为第二任。大会还选出了总队部领导集体：杨雨民、杨克冰（女）、孙传文等，组成了北平民先总队部。
[2]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之初，组织机构为四级：总队、区队、分队，小队。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北平总队部。总队部以下按地区设区队部。区以下以学校为单位成立大队或分队。当时北平全市有5个区队，城里4个区队，即东、西、南、北区队，城外1个区队：西郊区队（清华、燕京）。
1936年暑期，总队接受李昌建议：动员同学利用假期回乡机会发展队员，组织民先队。10月统计，国内有民先队组织或队员的市县除平、津两地外，还有西安、济南、唐山、长辛店、开封、烟台、武昌、汉口、苏州、南京、成都、保定、青岛、广州、香港、上海、太原、宣化、杭州、洛阳等，法国里昂、巴黎和日本东京等6个外国城市也有了民先组织。国内外有民先组织的县、市已达30个。
各地民先队建立起来后，大多接受北平民先总队部的指导，实际上北平民先总队已成为全国民先队工作的中心。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民先队提出希望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机构，领导全国民先的工作。
1936年12月，中共北方局决定把北平民先总队改造成为全国性的组织。于1937年2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选举了全国民先总队长。
[3]《姚依林百夕谈》，为姚依林与其堂妹姚锦于1984年4月至1988年3月谈话的记录，由姚锦编著。谈话是间隙、持续进行的，多次谈话概括称为《百夕谈》。谈话结束时，姚依林不同意当时发表或出版，说：“……我死了，你就可以拿去发表出版。”姚锦按照他的嘱咐，于姚依林逝世的第二年，才交《传记文学》在1995年下半年分几期全文发表。1998年姚依林逝世4年之后，才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4]《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8月12日范瑾、兰铁白、邵红叶、吴方、黎先耀等5位同志根据胡耀邦的指示拜访姚依林时的访谈记录，由兰铁白整理，刊于《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4期第92—101页。访问开始，范瑾说：“耀邦同志要郑伯克同志传达指示：写纪念黄敬同志的文章。……要写全面，从‘一二·九’运动到一机部都可以写。……现在想请您谈谈‘一二·九’运动，以及对黄敬同志的评价。”黄敬于1958年2月10日去世。胡耀邦要写纪念黄敬的文章，请黄敬的夫人范瑾同志来写，为此范瑾等几个人访问了姚依林。黄敬、姚依林是“一二·九”运动的发起人、当事人，姚依林谈黄敬、谈“一二·九”运动，是难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5]本文所说的学生（或群众）自发的运动的“自发”与哲学概念上的“自觉”对立面的“自发”是不同范畴，不能混淆。因而也不能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就叫做“自觉”，就达到认识和必然的统一，就是科学的、正确的；反之就叫做“自发”，就是盲目的、不科学的。
参考文献：
《姚依林百夕谈》 姚锦编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
《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 1982年8月12日范瑾、兰铁白、邵红叶、吴方、黎先耀访谈记录，《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4期
《蒋南翔文集》下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谷景生：《“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
《缅怀“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彭涛同志》 作者：谷景生 高惠如 郭明秋 姚依林 孙敬文《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
郭明秋：《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
谷景生：《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人民日报》1995年12月9日
张如贤：《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载《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
谷景生：《历史深处听惊雷》
林炎志：《做工人阶级的青年先进部队》——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
马钟：平津《〈十校宣言〉与“一二·九”》《纵横》2007年第9期（总第213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