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控制重复建设的关键在银行
（1991年10月29日）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如何把经济工作真正转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要想做到真正转轨，不是那么容易。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令人忧虑的。企业的负担很沉重，超正常库存七八百亿元，一年付给银行七八十亿元的利息，再加上三角债两三千亿元，也是要付利息的。企业负担沉重，亏损面这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转不到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
现在看起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多年积累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不只是十年积累而是几十年积累的问题，是宏观调控方面的问题。现在结构调整虽有成绩，但效果不是很显著。基础设施还很落后，电力建设搞上来了，而石油、煤炭还差得远，越来越落后了；铁道、公路这些交通基础设施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还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如果把交通建设搞得更快一点，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就是说，现在一方面是钱还不够，但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的钱用在重复建设上，主要是加工工业摊子铺得太大。我最近去了十几个省，看到的还是在大搞加工工业，而且方兴未艾，其原因就是加工工业赚钱。如果价格不调整，汽车、摩托车不降价，利润这么高，沿海城市搞，内地也要搞，怎么也控制不了。如果再不控制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加工工业，还是一个省搞一个，这样搞下去，宏观经济管不住，微观经济无论如何搞不好、搞不活，效益没办法提高，欠银行的钱也永远还不清。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改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另一方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国务院生产办准备在12月份召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要在总结过去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克服过去的弊端，发扬过去搞技术改造统一规划的优点，还要有所创新，以便在三年或稍多一点时间里，真正把目前加工工业过大的摊子调整过来。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光靠技术改造能够解决的。现在那些重复建设形成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一些主要产品都是富余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不把一些企业关停并转掉，光靠技术改造也是不行的。现在实行关停并转，无非就是两个问题：一是过去的债务怎么办？二是人员怎么办？要想一点政策鼓励关停并转。最近，一些老同志也讲“不死掉一块，活不了一批”，意思就是要实行关停并转。
技术改造非常重要，现在确实要支持一些技术先进的、有发展前途的、产品有销路的企业搞技术改造，使它们的产品形成大批量，这样一来，其他的小厂就不会再上了。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以前载重汽车生产厂家不知有多少家，但“一汽”、“二汽”形成批量生产以后，成本降下来，载重量为4吨、5吨的汽车就没有人搞了。搞小批量生产无论如何是无利可图的，竞争不过大厂，再搞地方保护主义也不行。现在很多省又都在搞载重量为0.5吨至2吨的轻型车，这样搞不得了，将来这个摊子没法收拾。目前全国光搞“五十铃”柴油轻型车的厂家就有九个，都搞整车组装，这样搞下去，投资不知要浪费多少，到最后大家都活不下去。
怎么加强统一规划？我觉得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就在银行，别的办法说一千道一万，效果都不是那么大。当然，也不是说光靠银行一家。比如财政贴息，支持一些该支持的企业；实行一点差别利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调控手段。还有一些别的宏观调控手段，但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在银行。所以，这次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一方面很注意跟各个行业管理部门商量，把行业规划做好，但是行业规划能不能实施，关键是在银行；另一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国务院生产办与银行特别是工商银行的合作，因为技术改造的贷款主要来自工商银行。今天我来也就是为这个目的。要想一个办法，制止目前这种盲目的、重复的加工工业建设，有些产品就是要开名单，停止审批。
另外，要拿出一些重点项目来，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集中力量，支持它们形成批量生产。在几个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技术领域，集中给予支持。一定要在一年到三年以内把那些该支持的、成批量的大项目都保住，把那些盲目生产的项目压住。整个技改工作都要根据这么个精神去搞，真正形成技术先进、大批量、成本很低、效益很好的项目，全国几个重点行业都分别搞一两个项目就够了，要形成规模经济，分布到各个省份都有它的拳头产品，改变都搞“小而全”、“大而全”，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局面。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听取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为学与为人
（1992年4月1日）
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
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
（这是朱镕基同志为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60周年撰写的贺文。）
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状况
（1992年7月16日）
全国经济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铁路运输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交通和基础工业，应该说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得很好。最近几年，电力搞得比较快，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尽管现在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部分地区还是缺电，但总的来讲，在基础设施方面，电是解决得最好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一年增加1000万千瓦，这个建设速度相当了不起。煤矿现在看来还是一个大问题，不要看煤炭暂时有点积压，一年增加100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意味着一年必须增加3000万吨煤，但我们并没有相应地建设煤矿，煤炭生产能力的接续还是个问题。我现在很担心，到明年煤炭供应肯定要紧张。统配煤只有5亿吨，其他都是地方煤矿，主要是小煤矿，不少是乱挖乱采，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力。最近，我到山西和河北秦皇岛，希望晋煤外运能多拉一点。经过协调，今年能够多拉1000万吨晋煤出来，并不挤别的物资。但秦皇岛港方面说，无论如何达不到日接3000车。我们给它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在每天接卸3100多车。按这个速度，今年多拉1000万吨煤出来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南方各港口不愿多接煤。我告诉有关省市，要煤不是上馆子吃面条，随要随到。你现在不存煤，明年你的经济发展速度上去了，再要煤，运都运不出来，你找我就晚了。石油也越来越紧张，搞不好我国可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东部地区的石油产量要稳住相当困难，西部地区的油怎么运出来？所有的基础设施中，港口落后，海运也落后，船使用多年，该更新的没有更新。比较起来，还是铁路最落后。虽然我们很重视，但这么多年没有很好地解决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建设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解决，有更深层次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问题，领导也承担了责任，这一点要把它讲清楚。但是，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国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要赶快把铁路运输搞上去。铁路运输搞上去了，全国的经济就好上台阶了；铁路运输搞不上去，上台阶就受影响，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现在铁路运输到处都紧，目前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年铁路货运量计划完成15.2亿吨，比去年增长4％，而现在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在10％以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18％，这个4％怎么能解决问题？煤炭运输，今年上半年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9％，其中统配煤运输还减少了，怎么能满足需求呢？今后三年，预计你们的货运量平均增长速度是2.8％，而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我们采取种种措施，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在今后几年不是缓和，而是会更加紧张；铁路负荷不是减轻，而是会加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没有紧迫感、没有危机感不行。什么叫危机感呢？大家都在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大干快上，结果却都被铁路运输给卡住了，你们这个压力是不好受的。有危机感，就要有责任感。铁路运输现在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我把这个问题喊得早一点，也可能会解决得好一点。因此，我希望铁路战线的全体同志都能增强这种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
全国经济要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一个是近期的措施，另一个是远期的措施，我结合下去调查的体会说一说。从近期来讲，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光你们着急不行，全体铁路职工都要着急，一直到分局长、工班长、小组长，全体职工大家一起着急才行。我一直讲，铁路职工是一支半军事化的队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队伍的素质是好的。但是，我们这种集中的管理方式在经营管理上也有落后的一面，吃“大锅饭”比较严重。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优点，加强职工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和思想政治工作，从严要求；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上要进行改革，要放一点权。你们一个企业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要让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给他们包干。如果什么钱都到上面来领，那是无底洞。国务院最近已经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很快就要公开发表了。这个《条例》在很多方面有突破，能制定这样的条例是很不容易的。它增加了企业的自主权，也增加了企业本身的责任，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动它进入市场，使它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的能力；同时，又具有自我约束的机制。在投资风险、个人收入分配等方面，有一种约束的机制。在这些方面，我认为《条例》有所突破。我希望你们对《条例》认真地进行宣传、贯彻。只要认真贯彻《条例》，就一定会见到成效，一定能够把企业、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决当前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加紧进行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先搞“短、平、快”措施，能马上见效。根据铁路运输需要，扩建车站、延长股道等等都是“短、平、快”，把设施配套起来，运力就能增加。最快的措施是增加机车车辆，我和国家计委商量，今年增加4亿元的购车费。我们商量，如果铁路资金还不够，就要多少给多少，把铁路所有的车辆厂开动起来。如果车辆厂生产的机车还不够，可以进口。你要钱给钱，要外汇给外汇，只要你实际需要。不把钱用在关键的地方，国民经济能搞上去吗？现在就是铁路卡经济的脖子，不把钱用在铁道上，用到哪里去？还能去搞加工工业吗？目前，加工工业上得很猛，将来是要吃亏的。铁路多修一条，绝对吃不了亏，即使超前也吃不了亏，基础设施建设本来就应该超前的，多花点钱是应该的。把铁路搞上去需要花钱，国家会支持的。总之，技术改造见效快，要抓紧搞。
第三，通过合理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要把大家动员起来，把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铁路的维修、施工都要“点”，一要就要很长时间，有的甚至几个小时列车不能通过，影响运输。能不能减少些要“点”的次数，缩短些要“点”的时间，上班就拼命干，减少对运输的干扰和影响？我想，在这方面铁路部门还有很大的潜力。
第四，需要科学的调度管理。调度要长短结合、远近结合，这里面很有学问。我在山西考察时就讲，希望铁路多拉煤，但是绝对不允许以“黑”压“白”，运煤炭挤别的。我一再强调，多拉煤把别的挤掉了不算本事，这不行。我在河南召开大型企业厂长座谈会时，洛阳轴承厂的厂长在会上说：我一个月要41个车皮，只给34个，差7个。我们的轴承都是出口的，人家每个月都等着我的货。由于车皮不足，不能按时交货，把美国市场丢掉了。一车煤炭是几千元，一车轴承价值是150万元，差距很大，运哪个合算？这个例子使我又体会到，不能用煤炭压其他物资。当然，煤炭的社会效益很大，也不能只看它本身的价值。所以，要合理调度，要了解用户的情况。这方面要由各地的经委来帮助决定轻重缓急，发挥国民经济的最佳效益，把不利影响减到最小程度。铁路运输满足不了需要，就只能挑能够发挥最好效益的来满足。这不是简单地通过今天发几车煤、明天发几车轴承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很好地研究和分析，更讲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长远来讲怎么办？铁道部的“八五”计划是按“3、5、6”来安排的，就是修建复线3600公里、电气化铁路5600公里、新线6100公里。按这个安排，“八五”时期前两年因资金不足，没有达到五年的平均建设速度，后三年要补上来，这是最低纲领，必须完成。我提个希望，“八五”计划争取提前一年完成，行不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有的项目都提前一年完成，请大家讨论。我想，如果不提前一年，恐怕今后的日子比较难过，“九五”期间的日子更难过。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力争提前，提前一年不行，提前半年也好，每个项目都要加快各个环节的工作。我认为京九线是当前矛盾的焦点，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采取分段投资包干的办法。当地的省委书记、省长要共同努力，力争京九线提前一年半全线通车。只要全体动员起来，搞这么一条南北大通道，不是不能提前通车的。提前一年半不行，提前一年也是好的，“时间就是金钱”嘛。要注意的是工作不能议而不决，现在好多事情往往是在那里扯皮。芜湖长江大桥就为公路桥是否与铁路桥修在一起扯皮，扯了那么久啦。铁道部的意见，公路桥、铁路桥一起修，投资省；交通部说，为了便于维修，铁路桥、公路桥要单独修。安徽省赞同铁道部的意见。我说，这个事情实在没有必要扯皮，就得要决断。我别的经验没有，修桥我有经验。我在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有人说黄浦江不能修大桥，要修隧道。南浦大桥是江泽民同志决定修的，杨浦大桥我们决定还是要修。南浦大桥建成后，成为上海一大景观。修杨浦大桥时，有人提出多种多样的造型方案。我们决定按南浦大桥翻版，采取同样的设计，使用同一个施工队伍的原班人马，流水作业，建设速度大大加快，明年下半年就可以通车了。现在，上海体会到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当时“百花齐放”，总在讨论修这种桥还是那种桥，那到现在根本没有南浦、杨浦两座桥。就是说，该定的事得赶快定。我赞成京九线搞个领导小组，要有决断能力，能够把沿线各个省市协调起来，采取断然的手段，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京九线创造一个铁路修建的高速度。然后，其他各条铁路线都提前半年到一年完工，我看是可能的。
同志们，在近期，我们的铁路运输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肯定的，十年以内也满足不了需要。但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只要你们千方百计尽了努力，工作有一个大的改善，我想全国人民会谅解你们、支持你们的。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为了提高运输能力，不管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不管是技术改造还是基本建设，不管是劳动组织还是加强管理，你们碰到任何困难以及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找主管部门解决。该找国家计委的找国家计委，该找国务院经贸办的找国务院经贸办，该找劳动部的找劳动部；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你们来找我；我解决不了，可以找总理。总之，我愿意尽我微薄的力量，和同志们共同把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搞上去。关于建设资金问题，昨天，我和叶青同志也商量了，可以想各种办法：第一，从政策上讲，对于铁路建设资金不足部分，由国务院考虑提高铁路运价或提高建设基金水平，积极地推进价格改革；第二，因为国家的拨款有限，铁路部门可以多用一点贷款，扩大一点贷款使用的范围，和建设基金、拨款结合起来使用；第三，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鼓励地方修建铁路，并实行“新路新价”。“新路新价”这条原则，国务院已经定了。京九线是新线，当然可以实行新价。但是，怎么实行？你们要研究具体办法，要有可操作性，要有利于运输、有利于建设。
听说明年铁路运营要亏损，李鹏同志非常关心，让我跟李森茂同志讲，可不能让建设资金被工资等人头费吃掉了。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找一找出路，发展多种经营。因为有各种涨价的因素，提高了运输成本，铁路确有发生亏损的危险。但是，我考察煤矿得出一个体会，现在普遍人浮于事，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状况哪个行业都有。铁路系统是个半军事化的组织，我看也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你们可以把一部分人拉出来搞多种经营，增加财源。我希望铁道部门狠抓一下这件事情，每个铁路局、铁路分局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来抓多种经营，结合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把多余的人拉出来搞多种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我在煤矿考察时反复强调发展多种经营，不要盲目发展加工工业，那是重复建设，将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第三产业，搞商业，搞服务业，这些东西是不怕多的。拉出来搞多种经营的职工待遇不变、身份不变，还是全民职工。我想，对这项工作，铁道部要抓一抓。你们一共有342万人，才十几万人搞多种经营，这个事业发展潜力很大。我相信，铁路部门在这方面会开辟一条途径。但是，有一条要切记，搞第三产业，不能以车谋私、以票谋私，不能经营车皮、车票。铁道部党组制定的严禁以车、以票谋私的决定是正确的，要坚决执行。如果利用行业的有利条件，去倒卖车皮、车票，就会损坏铁路的声誉，就会败坏党风、路风，甚至毁掉我们的一批干部。对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铁路运输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是伴随着运输而产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特别是在运输紧张时，更要强调安全。这几年，铁路部门在运输安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到了成效。但是，这项工作稍有松懈，就会出问题。一出事故，就可能造成车毁人亡，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始终如一地把运输安全工作抓紧抓好。要加强管理，改善设施，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铁路运输的畅通。
假冒伪劣商品影响国家的形象
（1993年8月25日）
对假冒伪劣商品要从严把关，你们这儿是最后一关，这儿把不住，就流向了国外，问题就严重了，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形象。最近，我看到许多材料，是俄罗斯有关方面反映我们的假冒伪劣商品太多，严重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声誉。
假冒伪劣商品危害极大，一定要卡住假冒伪劣的商品，不让它们过关。靠假冒伪劣商品，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是繁荣不起来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如何解决假冒伪劣商品流向国外的问题？我想无非就两条。
一是海关要从严把关，严格检查制度。现在你们可能人力不足，检查全部商品有困难，但可以实行抽查，对一批商品抽查几处。一旦发现问题，要从严处理，成倍或几倍地罚款，把出口假冒伪劣商品的人罚得倾家荡产。
二是通过各种渠道，让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发挥“隐线”的作用，鼓励群众揭发假冒伪劣的行为。对于群众揭发并能查到实据的线索，要重奖揭发检举的群众，要逐步地形成全社会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的社会风气和环境。
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斗争中，还要充分发挥公、检、法、司的作用，搞综合治理。
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
（1994年6月4日）
椿霖〔1〕 同志并告侯捷同志：
城市拆迁应该有计划、有步骤，量力而行。现在有些城市不顾后果，大量卖地，大量拆迁，置拆迁居民于不顾，这样搞下去要影响社会稳定。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发个通知，提请地方注意。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要国家来背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请酌。
6.4（1994年6月3日，建设部部长侯捷向朱镕基同志报送《关于请求解决城市拆迁安置住房建设专项贷款资金的紧急报告》，反映各地旧城改造规模大幅度增长，拆迁过渡周转用房严重不足，希望中国人民银行安排5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沈阳、哈尔滨、上海等10个问题比较突出城市的拆迁安置住房建设。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椿霖，即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朱镕基
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
（1994年11月2日）
三峡工程是个伟大的、跨世纪的、全世界第一的工程，很多问题都要一丝不苟，设计、施工、规划各方面要密切配合，要有严格的质量监督。监理制是很好的，我在上海搞南浦大桥，就实行监理制。不实行监理制，你讲一万遍“质量第一”还是不行，到最后已经晚了，再花多少钱也挽回不了损失。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当然也很辛苦，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我完全相信，三峡工程的效益会很好，甚至于在同类工程中可能经济效益是全世界第一的。但是，绝对不要认为三峡工程风险不大，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这风险不在你那个地方〔1〕 ，也不在你们湖北、四川那个地方，风险在国家。
我不是说风险很大以至于工程搞不下去，不是这样。我们要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资金很大，国民经济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风险不是说我们国家承受不了三峡电站，绝对不是。而是说我们搞了三峡工程不可能代替一切，你上，别人还照样要上。这个总规模是否承受得了？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物价能不能承受得了？企业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是个大问题。我讲的意思是拜托你们预先把投资打够，把钱算够。如果钱不算够，最后结果大大超了预算，你说我怎么弄呀？我这样讲不是无的放矢，二滩水电站原来报预算48亿元，现在250亿元还下不来呀。如果按这个小数字来做计划，财政不破产才怪，银行也得破产。风险相当大，现在好多因素搞不清楚。我拜托你们在目前可以预见的范围里把资金算够，这样才是真心实意地想让三峡工程上马，而且把它建好。如果不实事求是，算出来的投资听起来很小，就赶快上马，到时候投资大了我们承受不了。算工程总的资金需要量时，有两个因素要打进去，一个因素是考虑通货膨胀，第二是要打足利息，这样才能计算回报期。这个方法国际上是通用的。不把资金算准算足，不好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民交代。
第二个风险是移民，这个风险可是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已经有教训了，如新安江水电站的移民，40年过去了，问题还没解决。三峡工程100万人以上的大移民，而且64％是城市人口，这个钱不知道是怎么花法，公用设施、城市建设等等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农民安置，每户三万块钱绝对够了；城市工厂的搬迁，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所以，对移民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否则三峡工程建成了，也蓄不了水。三峡工程包干400亿元来解决移民安置问题，对包干我是完全赞成的。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讨论三峡移民问题时，我就提出一定要包给地方，包给省长，而且要包死。
我不赞成一切问题都跑到北京去定。所谓“包干”，也只能像现在这样包，至于钱到底够不够只有天晓得。为什么？因为事先没有规划，也没有迁移一个城市的经验。现在看起来，农民的搬迁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尽可能就地后靠。现在到实地看了以后，我觉得对这一点估计过高，因为无地可退，无后可靠，勉强怎么行呢？把山挖得一塌糊涂，植被也破坏了，这是不行的。
因此要考虑第二个层次，在省里面安置，往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地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安排，或者到一个需要劳动力的城镇去安排，这个不靠省长根本不行。
第三个层次，如果本省实在安排不了，还得考虑在省外安置。中国还有的是地方可去，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农村的搬迁人数还比较少，城市的搬迁人数就多了，所以要考虑不要随便提搬迁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提安置比较好。搬迁并没有错，可以照讲，实际上我们应该着重地说安置。搬迁的观念要改变一下，因为从搬迁工程里面又要国家拿50亿元的贷款。这个贷款不是说不能贷，要看效益，不能当做安置性质使用，那样银行背不起。
如果说这个工厂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产原来产品或生产新产品确有效益，还得起贷款的，就借；还不起的，绝对不借。安置的钱要从移民费用里出，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然，这个投资又扩张到贷款里面去了，将来说不清楚要多少钱。
最后一个风险是泥沙。建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究竟有多大？现在看，这个长江已经不是长江了，比黄河还要黄，成了“黄江”。一年有多少泥沙往下泄，说法不一，有的人说是9亿吨，还有的人说是6亿吨。泥沙问题究竟对大坝有什么影响？对河流的生态环境有什么影响？我只是提醒你们，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要很好地研究。说到底，上游植被的状况要是不改变的话，对大坝是没有好处的，任何技术方法恐怕也难解决。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游的植被至少50年内难以彻底改善。
我们已经搞了40多年，植被究竟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长江的泥沙含量就是明证。我们现在就要重视这个工作，最后还要等树都长起来，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如果不抓紧更不行。所以，我觉得泥沙总还是个问题，要继续研究。
（99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四川、湖北省考察三峡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听取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工作汇报时讲话的主要部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2009年9月，它更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信访工作是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
（1995年10月30日）
重视和关心信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视信访工作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我自己也深深体会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
首先，信访工作是我们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我们现在也下去考察工作，去调查研究。同志们，你们说我们下去看到的都是真实情况吗？应该说能看到一些，但不是那么多。并不是说谁要隐瞒什么东西，或者欺骗我们。好多事情一级到一级，就像过筛子一样，一个筛子比一个筛子细，过滤到你这里也就不多了。很多时候看到的不是那么真实的情况，特别是我们下去考察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有很多情况不了解，或者不能完全了解。而信访工作就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是真正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人家写信的时候，往往是匿名信，讲的就是他心里想要讲的话。当然，这些话也许不一定都那么符合事实；但只要有5％符合事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了解情况的渠道啊！其次，我认为信访工作是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及时反馈。政策出台以后引起什么反响？你往往只听到一级一级的干部表示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而他们是不是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了？不一定。这些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感受最深，一觉得不对头，马上就会通过信访来反映了。因此，从信访工作里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政策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全面还是不全面，这是及时的反馈。第三，信访工作是我们党，特别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联系群众的一个天然的渠道、天然的桥梁或者说天然的纽带。要紧密联系群众，我们应该多交朋友，多听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我们处在这个地位，往往又不那么容易交到基层的真心朋友。通过人民来信，你就可以真正地交到朋友了，这样也就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在上海市工作期间，有一次带了一些区委书记、区长到黄浦区的八仙桥菜市场去参观，那个菜市场办得非常好。群众一听我们去了，一会儿就把菜市场包围了。很多人都拿着一封信，要求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有一个老太太，瞧见我过来了，就往我这里跑。警卫人员把她拦住了，她说今天非找朱市长不行，不找朱市长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就朝她走过去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讲。她说家里厨房旁边的下水道堵塞已经一个礼拜没清理了，粪水快要冒出盖板了，怎么做饭啊！我说，你放心回去，下午就会有人去清理。如果没人去，你再打电话找我。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我们的基层干部确实应该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那位老太太一定是找过干部多少次，没有人管这些事，最后认为只有找市长才能解决问题。从这样一件小事本身，就能反映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去年我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是指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不是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也不是给其他领导同志的，是由中办、国办信访局报送我处理的。今年也差不多，每个月大概会收到800封到1000封人民来信。我非常感谢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们，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认真。重要的信，他们都是把原信全文送给我看；比较重要的信，他们摘要报送给我；他们还把每月收到的全部来信的处理情况向我作一次汇报。在每个月写给我的人民来信总结报告上，我都批示哪些信要送谁，哪些信要转哪个部门，该怎么处理。今后，我还是希望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们，你们不要怕我的工作太忙，要尽量地多送一些人民来信给我看。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许多信往往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是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责任，我批下去，有关部门总是比较重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但是关系到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的廉政、法制，也确实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就是说，我们听不听群众的意见、帮不帮他们办事、为不为他们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要把信访工作做好，第一，需要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重视。一把手要重视信访工作。第二，也要依靠全体信访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依靠你们高度的责任感。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默默无闻地辛苦工作，为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作出了贡献。信访工作是很麻烦的工作，要依靠你们的责任感，才能把事情做好。一般地讲，人民来信里面，只是提出个人要求的并不是特别多，多数还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坏人坏事的举报。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在领导重视和同志们的高度责任感与辛勤劳动下，我们互相结合，共同努力，就会把信访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
（1998年12月3日）
采取财政发债的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交通部应将查出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关于切实抓好公路建设质量的报告》反映，交通部组织专家对一些重点交通项目进行了检查，总体上说工程质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禄劝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1999年2月5日）
信访工作很重要，信访工作很繁重。信访局的同志们很辛苦，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春节前，我和王忠禹、王刚（1）等同志来看望大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表示感谢！
信访工作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有各种渠道，各种民主的、法制的渠道，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正常的渠道不能够充分利用，需要有信访工作这样一个重要的渠道。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渠道，很可能听不到任何真正的声音，只有歌功颂德，没有批评监督。首先，信访工作能帮助检验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不是符合实际。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信访渠道，让人民群众提出各种建议，有时候在会议上不好提，可以通过信访来提，这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再次，信访工作是对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检验和监督，特别是对违法违纪干部的一种揭露。我过去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没有直接联系信访工作，但也很重视牵涉到我分管的工作中的群众来信。我接触人民来信比较多是到上海当市长以后。从那时起，我就非常重视信访工作，直接批出去的人民来信数量很大。当时，收到的信件虽然没有现在多，但是我批出去的信件比现在要多得多。那时一年只收到四万件，现在有几十万件，当然，我不可能看那么多。尽管我看的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对我也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来信不一定都是符合实际的，但写信的方法和反映的情况，也足以引起我的深思。我今天来信访局，是希望各级信访干部能真正地认识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它确实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联系人民群众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一定不能忽视这一渠道，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要认真地对待。说老实话，我也确实从这些信件里面，获得了一些新的工作思路。现在人民来信中，有将近60％是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牵涉到农民利益的问题，如土地承包中的乱占地、乱收费，农民负担沉重不堪，干部违法乱纪等；有30％是反映城市中的问题，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涉及下岗职工的生活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还有10％主要是反映干部问题。当然，城市、农村中的问题也牵涉到干部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目前我们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有这么大分量的来信反映农民的负担、土地承包、乱收费等牵涉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农业这个基础就会动摇。想当年我们是靠农村包围城市起家的，农村工作，不是光喊口号、下发文件就行，要把中央的农村政策贯彻落实到底。
第二，城市的问题，主要是下岗职工问题。不是我们叫他们下岗，而是过去的政策出了点问题，搞重复建设没有资本金，借银行贷款乱上项目，一些国有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根本没有市场，无法继续生产，只得给职工“放假”。1997年年底，下岗职工达到1000万人。那个时候，中央就提出政策：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干什么呢？就是把他们安置起来。到去年年底，90％以上的下岗职工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拿到了基本生活费，尽管比过去的工资要少得多，但他们能生活下去。还有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问题。去年上半年，离退休人员闹事比下岗职工要激烈得多，这些人心态更不平衡，“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要我靠儿女，儿女都下岗”。他们一肚子气啊！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非保不行的。中央财政今年拿了122亿元补贴给地方，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
第三，干部队伍的腐化相当严重。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他好
当县长。这类案件不是一起，起码有五起之多。我们只听说过跑官、买官、要官的事情，没有听说过有杀人升官的事。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
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确实是要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联系人民群众。光看报纸、报告，那是根本无法工作的。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还有一件事情，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现在，你要下去视察工作，都事先安排好了。固定的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汇报的人都挑好了，都是对答如流。这些你能相信吗？所以，你听不到真实的意见，怎么为政呢？政策怎么出来啊？
同志们一定要意识到，你们的岗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你们工作的成绩，不仅仅表现在进了多少万件群众来信，出了多少万件群众来信，而在于这些来信将在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很明显，我们很多的政策是根据群众这些意见，做了更好的修订。通过人民来信，我们对干部增加了了解，也处分了很多人。我最关心的是财政和银行系统的干部。凡是国家信访局转来的反映干部问题的信，我没有不处理的。而且处理以后，我还得督察结果。来信诬告的不是很多，夸大事实的有。要充分认识到信访工作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
确实也有很多官僚主义者、所谓的“领导人”，报纸也不看，文件也不看，电视只看娱乐节目。让他们重视人民来信，那不是对牛弹琴吗？他们会去看人民来信吗？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我相信，只要党中央、国务院倡导这件事情，并且持之以恒，风气是会改变的。希望大家充分认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另外，我们也要做一点宣传，引导群众不要只从一个信访渠道来反映问题，我们还有各种民主的、法制的正常渠道。只是那些被包庇、掩盖了的问题，如不通过信访渠道往往难以解决的问题，才应通过信访渠道，不能什么都走信访渠道。去年，国家信访局收到群众来信46万件，比前年增长17％，这个事情越来越大，办案的成本太高了。当然，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问题，不要什么事情都告到国务院来。实际上，许多事情反映到上一级就可以了。比如说乡村干部的问题，就可以送到县或地市；县的问题，你觉得地市不可靠，就送到省里。那里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再送到中央来。我们批下去的东西，最终还得通过主管部门、省里来办。我们不可能每一件案子都派一个工作组下去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们还是要提倡来信署名。要严格规定，对打击报复的，不但要让他丢官，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要提倡民主的作风，打击报复是不允许的。写匿名信有一个问题，诬告的出来了，夸大事实的增加了，但现在匿名信反映的情况恐怕大部分还是确有其事。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逐步建立民主法制的秩序，严厉地处置打击报复，还是要鼓励人民群众写署名信。这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实事求是，我们查的时候效果要好得多，成本也少得多。为什么从长远来说一定要这样？就是要养成民主风气。有问题不能揭发，那还得了！目前，对匿名信我们还得同样重视，这是个过渡时期。另外，还要加强宣传，让上访的、写信的人员遵纪守法。我现在每天乘车上班，不断地发生险情，有时上访的人一下子就蹿到车前边，拦车上访。我一再地告诉司机，一定要注意车不能开得太快，别伤了他们。最近有一件事，震动了中南海，有50多名上访人员冲进中南海，冲到怀仁堂那个地方了。这是不行的，是违法的。他们的激愤情绪可以理解，但做法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一个正常的法律秩序。
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时的谈话
（1998年6月26日）
朱镕基：你的工作节奏真快，昨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你在美国，今天你就到北京了，而且闪电式地访问了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
鲁宾：是的，我与他们会谈的时间虽短，但很有成效。我不是外交官，不用讲什么套话，我们讨论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朱镕基：你虽然不是外交官，但你的话比外交官的还值钱。
鲁宾：所以有时说话要小心，特别是评论市场的时候。
朱镕基：欢迎你到中国访问。最近，美国出面干预日元汇率，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你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今天的日元汇率又跌到142.35日元兑1美元了。
鲁宾：你说得很对，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在单日内就拿出20亿美元，这是很大一笔钱，但是解决日元贬值的根本办法是日本要采取行动。
朱镕基：从东京会议传来的消息看，日本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看起来，日元恐怕会维持一种既垮不了也好不了的状况，东南亚国家对此很担心。
鲁宾：我想，你可以在明天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同他讨论这个问题。我与总统谈过多次，总统认为，改善日元状况，最终取决于日本。
朱镕基：我很担心目前的日元状况。有人估计，到今年年底，日元汇率也许会跌到180日元兑1美元，不知有没有这个可能？
鲁宾：这个问题现在很难预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元汇率最终可能会跌到160至180日元兑1美元，这对亚洲来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我们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说服亚洲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
朱镕基：有一种说法，日元兑美元今年180，明年230。这种说法也许有些过头，但多数人认为今年日元恐怕会跌破150线。日元继续贬值对东南亚的确是个坏消息，会进一步加剧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但不管怎样，中国不会违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如果我们也跟着贬，那对亚洲国家将是很大的灾难。
鲁宾：对整个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朱镕基：无论贬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别人损害太大，最后也会损害我们自己。至于能顶多久，我就不说了，说了别人也不信。
鲁宾：中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信誉最高的国家之一。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处理其他问题方面，中国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因此美中两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解决当前的危机。
朱镕基：我刚才说了，人民币不会贬值，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不过20％，尽管今年5月份外贸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我们可以通过国内市场来弥补国外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也面临着一些困难。过去搞了很多重复建设，市场供大于求，国有企业生产不足，工人失业。提高国内需求，如果向工业领域投入资金，不会产生任何效益，因此只能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期比较长，完全靠银行贷款不行，还要靠财政投入。
幸好，几年来我们实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现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今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增长了10％，二季度增长了15％，预计三季度会增长20％。这些投资会带动生产资料的生产，促进工业企业开工。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二季度可能只有6.8％，估计三季度会达到8％，四季度达到9％到10％。这样，全年即使达不到8％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不会差很多。现在，8％已经成了一个心理数字，哪怕达到7.9％，香港同胞也不会满意。
鲁宾：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但我认为外国人关注的并不是某个百分比，而是这个统计数字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合乎国际标准。现在中国的信誉很好，即使发展速度只有5％到6％，也不会对你们有多大影响。关键是看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路线。
朱镕基：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超过8％。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增长率能达到7％甚至6％多一点就不简单了。但我们也认识到，8％是个心理数字，它对东方人的影响比对西方人的影响要大得多。如果今年的增长率达到7.9％，第二天香港的舆论就会说：人民币马上就要贬值。你刚才说你不了解中国，我认为这种谦虚是很宝贵的。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确实达不到8％，也不勉强。其实，要达到8％很容易，比方说，我们完全可以放松银根，大量投资，不管它是不是重复建设，但我们不会干这种傻事。至于你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统计数字准确不准确，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年的数字绝对不会比去年更不准确。
我们的改革正在按计划进行，也许还会加快；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度明显加快了。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学到很多东西，不加快改革，就不能稳定金融。最近我们关闭了几家银行，我们认为，不
管有什么背景，出了问题，该关的就要坚决关掉。
最近日本出现的问题，给我们增加了一点信心。过去总有人以为中国的银行系统是世界上最坏的，现在让我们稍微有点安慰的是，也许我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坏的，至少是倒数第二，而倒数第一的是日本。
鲁宾：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国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并着手去解决。而日本却显得信心不足，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这是两国之间的差别。
总理先生，我知道中国有四大银行，国际上有人估计，这些银行的坏账率达到25％到30％，当然这不是你们官方的数字。但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我想中国可能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技能。对此，你们有些什么打算呢？
朱镕基：你讲的25％有一定的准确性，但这25％不是坏账，可以说是不良贷款。不良贷款不等于不能收回的贷款。当然，25％的不良贷款比例也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完全不能收回的坏账、呆账的百分比不是很大。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这些不良贷款大多是在1992年、1993年房地产过热时造成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在以后几年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新的不良贷款很少形成，老的不良贷款逐年下降，我们的目标是，每年下降两个百分点或者更多。现在，我们的银行正朝着审慎经营、严格控制不良贷款的方向运营。你在国内经常会受到你们国会的质询，我也一样，经常要受到我们国内的批评。有人说我是“惜贷”，吝啬贷款。一些经济学家对我说：“现在应该放松银根，多发票子，把经济刺激上去，但是你们银行就是不愿意贷款。”
鲁宾：你们中国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很有意思。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换个位子，你向美国国会负责，我向中国人民负责，怎么样？
朱镕基：我可干不了你的活儿。
鲁宾：我能不能再提个问题：面对东南亚和日本出现的危机，我们美国还应该做些什么才更好呢？
朱镕基：我觉得现在对日本能够产生影响的只有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如果美国坚持向日本施加影响，日本还是有实力稳住日元的。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犹豫，日元就会继续下跌，这对东南亚国家不利，对香港的打击也很大，反过来，也会影响美国。现在已经有人怀疑，目前美国的经济太好，股票价格太高，大家都在等着它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愿意看到整个世界经济受到影响。从中国来说，我们只能做到人民币不贬值，但我们没有影响日本的能力。
鲁宾：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日元贬值的情况，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去说服日本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势。我们可以继续向日本施加压力，但如果日本政府不行动，那还是没有用。你说得很对，美国的经济也一样容易受到打击，我们也想避免。此外，我们也非常关心香港的问题，请问你们怎么看待香港的汇率？
朱镕基：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现在是骑虎难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坚持。港币还会受到国际上的冲击，但我想香港能顶得住，中央政府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香港。
鲁宾：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问题上，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今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达到600亿美元。你知道，在美国，贸易问题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我们认为，美国的新建议符合双方的利益，希望中方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朱镕基：你们不要相信500亿、600亿美元这些数字，你们应该按照克林顿总统说的，把这些搞数字的人全部解雇。如果我们有500亿美元顺差的话，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就是3000亿美元，世界第一了。
鲁宾：你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朱镕基：这纯粹是个计算方法问题。
鲁宾：即便是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
朱镕基：我们的出口产品中，54％是加工贸易出口，就是说，从美国、日本等国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就是增加了点就业。如果我们真的有500亿美元顺差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就没有这么多困难了，我这个总理也就好当了。
鲁宾：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可以就计算方法进行讨论，但你也应该同意我的意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多年来一直有，而且在不断增加。
朱镕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次克林顿总统访华，我们就签了30亿美元的合同买你们的设备，比你们帮助日本的20亿美元还要多。这次本来还想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承诺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同意中国明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在电信、金融等领域提出一个进一步开放的时间表，但是没有得到美方的欣赏，你们反而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感到很遗憾。当然，这个问题还在谈。
鲁宾：可能现在会有一些新的进展。
朱镕基：如果能谈成的话，是美国对我们的帮助，同时也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帮助解决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鲁宾：但愿能成功。
朱镕基：听说你还要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
鲁宾：是的，我还要访问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主要目的是表达我们对这些搞改革的国家的支持。我认为即使日本能够采取措施，加上韩国、泰国这些国家共同努力，真正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朱镕基：日本本来可以做得很多，但他们没有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拿出40亿美元来帮助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我告诉日本人说，我们借钱给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帮助他们还你们的债。
鲁宾：谢谢你的会见。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时的谈话。）
朱镕基答CNN敏感问题：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
（1999年4月13日）
伍德拉夫：朱总理，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你访问美国之前，你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但脾气不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就世贸组织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你现在是不是想发脾气？
朱镕基：我在美国不但没有发脾气，而且还始终保持着笑脸。我不认为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会谈是不成功的。克林顿总统和我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美国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现在处于最后阶段，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达成协议。
伍德拉夫：你是否怀疑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达成协议？
朱镕基：根据我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说可能还要两到三个月才能达成协议。当然，我希望最好能在两周内完成。
伍德拉夫：在过去几天里，你说克林顿总统缺乏勇气，认为他屈服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是不是你认为总统比你想象的在政治上更软弱？
朱镕基：我想，这不是一个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机会的判断问题，反映了他对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估价。我认为他还是应该下决心，在考虑国会意见和国内舆论后作出决断。我认为他会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次访美——我已去了包括纽约在内的5个城市，明天还要去波士顿——我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各界的许多人士，其中有国会议员、工商界人士和新闻界的朋友。我发现我接触的人对中国都很友好，我想这预示着中美关系要继续不断发展。我觉得，我们见到的人都会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今天下午两点，克林顿总统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感觉，他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想，我们不用很久就会达成协议。
伍德拉夫：在这个问题上，克林顿总统谈到同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你是否认为两国保持接触是重要的？
朱镕基：你说的“接触”，我们称之为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我认为，同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是贵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一贯政策。自从尼克松总统第一个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以后，这个政策在美国就受到了两党一致的支持。尼克松是共和党人。在民主党人的卡特总统任期内，我们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后来，同为共和党人的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现在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和我们的江主席已宣布，两国要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这一政策一直受到两党共同的支持。我感到，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从中方来说，如果我们回头看，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先生和现在的江泽民主席，三代领导人都支持这一政策。
所以，我认为你们所说的“接触”是正确的途径；所谓的“遏制”，甚至某些人所称的“软遏制”，是错误的途径。
伍德拉夫：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同时，大家也都知道，美中在具体问题上会有分歧。这些具体问题之一当然是人权。克林顿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已谈到这一点。就在最近，你们的政府逮捕了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想成立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总理先生，你认为当经济上更强大以后，中国能否容忍更多的不同政见？
朱镕基：就人权来说，常常是中美双方在有共同的概念的同时，在如何实施上有分歧，因为归根结底，各国的情况不同；而且我认为，中国正在不断地改善人权状况。但同时，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我们必须继续在这个方面改进。所以，我们愿意听取外国朋友的意见。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有着2000年传统观念的负担，这影响着我们人民的思想。而且，我们人民的教育水平是不能同美国相比的。
近来，中国全国人大修改了我们的宪法，增加了一项修正案，要依法治国。这表明中国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但这不是容易办成的事情。我们缺少大量合格的人才。目前，我们非常缺乏法官和律师。你们美国有这么多律师，我们却很少。
伍德拉夫：我们派一些人给你们。
朱镕基：我们正在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但这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培养出来。所以，当你们表示对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关切时，要知道，在希望改善人权状况方面，我们比你们要着急得多。经济改革肯定要带来政治改革，你应该看到我们已经在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了，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宪法修正案，它正指导我们依法治国。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这说明，这些权利是被考虑过的。当然，一个大前提是，不能做任何损害公共财物和公共利益的事情。我们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承认，我们在人权领域有不足；但同时我们也要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历史上最好的人权。
伍德拉夫：在美国，很多人承认这一点；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承认这一点。有个问题是关于你自己的经历。你曾两次被下放，我知道你在养猪场干了很多年，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你的经历是否告诉你，中国不怕不同政见？
朱镕基：我不认为我个人经历的细节值得在这里讨论，我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个枝节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个人经历。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为我们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不可想象，我们这些毕生为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斗争的人会去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我们只能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伍德拉夫：你曾说过不想访问美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出现有关中国偷窃美国最先进的核弹头设计及中子弹秘密的报道。但是，贵国的国家安全部长直接受你领导，如果确有此事，你难道不知道，或未听说过吗？
朱镕基：正如我以前所说，我的确不愿意现在来美国访问。是现在不来，并非永远不来。我只是感到这次访问如果晚些时候进行，可能会更好些，原因是我担心目前的气氛不太好，很多问题上存在反华情绪，而且这种情绪相当普遍。这与具体的间谍案无关。我认为，间谍案是美国国内的一个问题。
我在华盛顿已经说过，我从未听说过此事。我不相信中国会通过间谍手段获取美国的军事机密。来美国之前，我就这件事问过江泽民主席。他亲口告诉我，他不知此事。江主席和我又去询问军方有关领导人，他们也说不知道此事；我也问过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长，他的回答也是“不知道”。如果你们要调查，我们愿意协助。
伍德拉夫：如果此事确实发生过，美国今后坚持在对华涉及安全性的高技术转让方面采取一些核查措施，这样做对吗？
朱镕基：我认为，目前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已经过于严格了，很多算不上所谓“高技术”的产品，也不许向中国出口。你知道，我们需要计算机用于天气预报，但是连这类计算机美国也不出口给我们。我感到，这是中美间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伍德拉夫：友好国家之间进行间谍活动是合适的吗？
朱镕基：对我来说，你提的像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间谍案。
伍德拉夫：我想知道你的看法，你认为这是适当的吗？
朱镕基：我不知道有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伍德拉夫：我想问你几个敏感领域的问题。一个是有关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美国已同日本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种猜测说，如果部署这一系统，台湾有可能应邀加入。如果这样，贵国将会做些什么？
朱镕基：我们认为，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违背了有关导弹的国际协定，不利于军备控制。搞不搞TMD是你们的事情，但如果你们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TMD，中国的立场将是坚决反对，因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伍德拉夫：你能说说中国将做些什么吗？
朱镕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将反对，希望美国人能够考虑我们的意见。
伍德拉夫：美中之间的另一个问题是非法捐款问题。你或是其他人是否问过中国军队情报部门首脑姬将军，他是否给了钟约翰一些钱，转给美国民主党？
朱镕基：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认为捐款有效而搞竞选捐款，我们肯定不会愚蠢到只捐区区30万美元。我不认识你所提到的姬将军，我从未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否做过此事，或者他做此事的意图。但我的确答应过克林顿总统，我们愿同美国一道调查此事。我还要补充一句，此事我也问过江主席，他说他也不知道此事。
伍德拉夫：关于科索沃问题。贵国政府反对北约空袭的立场非常清楚。贵国政府支持米洛舍维奇政府吗？
朱镕基：我们的立场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在国际法准则基础上。我们反对的，是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和主权进行干涉，而民族争端属于内部事务。我们完全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也不是把自己同某个个人联系在一起，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更不是出于私利。
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军事干预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也包括3个被抓起来的美国人。我们对此深感关切。
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地区发生战火非常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停止这种干预，重新开始政治谈判，因为只有政治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这对全世界人民有利，对美国人民、南斯拉夫人民和科索沃人民都有利。
伍德拉夫：你刚才说，不管出现什么种族暴行都应该政治解决。我想问清楚，你是否说，不管发生什么种族暴行，不管死了多少人，它仍然是一国的内部事务，别人不得卷入吗？
朱镕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屠杀，不管是谁干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许多种族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冲突中发生的相互残杀特别残酷。但是，解决的办法是，有关国家的政府把不同的种族叫到一起，坐下来，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础上谈判。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只会增加伤亡，解决不了问题。
伍德拉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
朱镕基：我们不想看到更多的人失去生命。
伍德拉夫：提个关于贵国的问题。你希望中国发展成什么样子？你认为40年、50年、60年之后，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会有些民主吗？你看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会如何发展？
朱镕基：我认为，再过四五十年甚至60年以后，中国将会发展起来。但即便在那时，中国也不会超过美国，更不可能对美国构成什么威胁。中国只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很可能是美国的大市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继续下去，但我们仍将保持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体制将继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我们避免经济危机。当然，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你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
伍德拉夫：永远是社会主义？
朱镕基：永远是，但我说的社会主义带有中国特色。
伍德拉夫：不久就是北京民主示威10周年了。你在离京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希望它们再发生。”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朱镕基：你说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吧。在中国，我们对此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改变这个结论。但是我确信，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伍德拉夫：你认为不会再发生的事情指的是民主示威呢，还是政府处理的手段？
朱镕基：因为我们相信，中国现在有了足够的民主，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伍德拉夫：中国对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吗？
朱镕基：我为民主奋斗了一辈子，因此，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民主，我们也要法制，所以，在要求民主时不能违法。民主与法制应该同时发展。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是因为他们要民主，不要法制。当然，我现在还不能说他们要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或者他们要的是什么形式的民主。
伍德拉夫：最后，朱总理，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将带给世界人民什么样的信息？或者是帮助人们了解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国的哪些地方？你愿意让美国人民、欧洲人民、非洲人民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中国什么？
朱镕基：我认为在美国当前出现的反华情绪中，调门最高的、最不了解中国的，经常是那些从未去过中国的人。所以我想，推动和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中美间进行更多的来往和访问，让人民之间更好地交流。这次访美期间，我有机会会见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民包括美国普通老百姓，我发现，他们都对中国表达了友好的感情。在一些问题上，包括国会议员提出的人权和西藏问题，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也表示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中美两国关系就一定会得到改善。
伍德拉夫：朱总理，我们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非常感谢你，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朱镕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借此机会通过CNN讲几句话：这次访问中，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给予我们热情款待，也给我们机会，使此次访问成为一次非常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访问。我们访问了你们6个大城市，与各界许多人士会面。通过此次访问，我们深深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强烈的友好感情。因此，我借此机会向克林顿总统、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也感谢你。
伍德拉夫：我还没有问你此次访问中你最喜欢哪个城市，以免在它们之间引起竞争。
朱镕基：我喜欢所有的城市。
伍德拉夫：你说话很像一位外交家。谢谢。
朱镕基：谢谢。
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
（2000年11月7日）
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本届政府提出的这个任务，现在看来，完成得还很不够，同志们还要继续努力。所谓“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政府的角色要到位，不要错位。现在许多政府机关，忘了政府机关是干什么的。过去我们讲过，政府要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你是政府机关，就别办企业。现在政府虽然不直接办企业了，但有的政府机关对企业仍然非常“关怀”，关怀得“无微不至”。这就容易丧失政府机关公平、公正的执法地位。政府的职能应该主要是创造一个法治的环境，让企业去公平竞争。
实际上，政府该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地方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当然，省政府不会有这种事情，但在县乡一级还不在少数。有一种拖欠是季节性的，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到过春节或是到年底就补发了。有的根本发不出来，长期拖欠。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不是没有这个钱，要么是把钱挪用去办企业，钱投进去回不来，要么盖了楼堂馆所，要么用于吃喝招待。我们一再讲，要“先吃饭后建设”。先吃饭的意思就是保证给公务员按时发工资，如果不能够保证给每一个公务员按时足额发工资，这支队伍是不能够巩固的，政府就是失职的。我想请同志们调查一下这个问题，你们那里究竟有多少个县、乡镇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如何确保？我们考虑明年还要涨工资，但是涨工资的前提是不能拖欠工资。
政府机关要角色到位，不要错位，特别是不能直接去管收费，这很容易诱发政府的腐败和贪污。我们政府机关应该处在一个公正的、客观的地位，去实施监督。如果一个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时有自身利益的话，就有可能利用职权为本部门、本单位谋利益，从而丧失了公正、公平的地位。
另外，执法机关的执法往往不得力。法院判决的案子，相当一部分不能执行。如果案子中的“苦主”是老百姓，本应得到赔偿，可总是执行不了，人家就可能连饭都没得吃，甚至流离失所。我觉得，如果政府机关不能够公正执法，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经济就发展不上去。
现在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各种投资洽谈会、贸易洽谈会。这不是政府的任务，而是政府工作错位的一种表现。发展经济，包括西部大开发，不能刮风，不能搞形式主义。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非常明确。首先，就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建公路、铁路、机场、水利设施等等，这些项目同开“洽谈会”关系不大。如果搞加工工业项目，运距那么远，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只会背上包袱。其次，就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当前应利用粮食库存相对富余的机遇，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工作。生态环境改善了，自然会有人去投资。现在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把精力花在开会、洽谈上无济于事。
第二，政府机关的工作方式要改进。具体地讲，就是精简会议，精简文件。现在我们的会议、文件还是太多。似乎不发文件，事情就办不成；其实，发了文件，很多仍然不能落实，等于没发。还不如多抓点实事，多下去了解一点民间疾苦。
国务院有两个刊物办得不错。一个叫《昨日要情》，把国务院所有领导同志前一天的批语全部登出来，起到了沟通情况、指导工作的作用。目前只发给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那些批语，有的对，有的不一定很对，供同志们参考。另外，《昨日要情》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把国务院每天的办文情况和一些地方、部门报送的重要信息刊登出来。每天看这么一份，对国务院的工作就大体清楚了。第二个叫《值班快报》，刊登的是各地区发生的一些较大的事件。比如，哪里把铁路堵了、把公路断了，哪里发生围堵政府的事件了，等等，我们都能很快知道。
我们在办文方式上也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实行部门负责制。国务院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部门牵头。主管部门报到国务院的文件，请求批准、批转或转发，必须在报来之前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把所有的意见协商一致。如果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在哪一点上某某部门还不同意，理由是什么，你要写出来。过去，有些部门报来的文件，根本没有跟有关部门商量过，让我们一件一件地去协调，当时国务院十位秘书长（一正九副）还忙不过来。现在只有五个秘书长（一正四副），我们不直接协调，只有在主管部门协调不下来的情况下，把他们协调的结果报国务院后，再由有关秘书长协调，最后由国务院仲裁。这几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确实大有改进。最近，我们研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我要求把1991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文件、会议记录和我所有的讲话，都整理出来。结果，国务院办公厅一天就拿出来了，效率还是很高的。本届政府提出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其中廉政是最主要的，不廉政什么都谈不上。要做到高效，必须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还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和一套科学、规范的做法。
第三，要搞好政府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我们政府机关办事的手段，要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完善，实现信息化。政府机关的信息化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年7月份，由德国牵头，14个西方国家的元首聚会柏林，专门研究面向21世纪的现代政府管理问题。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把有关文件调来看了一下，其中许多观点很值得重视、思考。在这次会议上，就整个政府机关面对信息化的时代，怎样利用电子手段进行政府管治的一些主要原则进行了讨论。我想，如果我们所有的政府机关都能够实现信息化，然后通过互联网络联结，形成政府的信息网，将会大大改进我们的工作。
给袁宝华同志的信
（2000年10月30日）
宝华 同志：
承告袁公诗集拟收录拙作和诗，自当从命。唯望弗加突出，以免喧宾夺主。何况诗意不多，唯有真情，知我者公，得附骥尾，足矣。
此问
大安
朱镕基
十月卅日
附：
八十述怀
袁宝华
盛世风光满眼新，耄耋之年几度春；
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
征途险阻鼓剩勇，正气张弛系念深；
岁月不居廉颇老，宜将清白贻子孙。
敬和八十述怀
朱镕基
奉天初识韩荆州，亦师亦友五十秋；
廉颇跨鞍情未老，赤臣谋国志不休；
企改运筹功绩著，公正廉明口碑留；
我学袁公高格调，无愧于心复何求。
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2001年3月15日）
新华社记者：您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近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财政赤字？如果再连续几年增发国债的话，财政风险会不会逐渐加大？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朱镕基答：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一个是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199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到1998年出口变成了零增长，以至于负增长。有的中小金融机构发生了一些危机或者说挤兑，国有企业约有一千万职工下岗，因为需求不足，大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都供过于求。当时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对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方说，有人建议人民币应该贬值，以促进出口；也有另外一种建议，把国有资产卖了就可以渡过这个危机。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决策，这个决策执行三年以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为什么是正确的呢？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人、财、物都不缺乏。财，指的是银行里居民的储蓄存款很多。但由于工业加工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没有多少有效益的项目可以把银行的存款贷出去，而银行还得照付利息。如果国有银行的这些资金不能动用起来，对国家财政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采取由国家财政向银行发行国债的形式，把银行的资金动用起来。另一方面，有些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只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够把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利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三年发了3600亿元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把整个国民经济都带动起来了。现在看，成绩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这些资金都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三年，我们修建了17万公里的公路，1万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扩建和电气化铁路1万公里；长江几千里的大堤也都达到了防洪的标准，再遇到1998年那样大的洪水我们也不害怕了。各个城市也都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的生态和环境保护都得到了改善，这个效益是很明显的。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工业生产，国有企业增加了税收和利润，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我们从去年，也就是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三年，看到了这个效果。去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3880亿元，比1999年增收1960亿元，跨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因此我们能够还债。
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虽然是增加了，还增加得比较多，但是所有扩大的赤字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有能力使国债能够得到双倍的收益。我认为增发国债没有任何风险。
去年，我跟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鲁宾先生在新疆见面，我问他对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什么意见。他问我现在国债的余额，我说1.2万亿元，这包括了过去历年借的国债，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他干脆地告诉我说这没有任何危险，离大家公认的警戒线20%还差得很远。当然，我并不是因为他说了这个话就放心了。我是从去年的实践，就是财政收入一年增加1960亿元，感到手里有钱，真金白银都回来了，所以才放心。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今年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用于现有国债项目的建设和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新建项目。我估计明年可能还需要再发1500亿元的国债。经过这两年以后，现有的国债项目都完成了，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初具规模，国有企业进入良性循环，财政收入增加，社会资金渠道增多，我相信今后不需要再发这么多国债了。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种担心，现在老百姓一听说要发国债，半夜就起来到银行排队，国债一个上午就卖光了。我担心将来不发国债的话，老百姓会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现在银行储蓄的利率一年期只有2.25%，而国债三年期年利率是2.89%，五年期年利率是3.14%。但是，发行国债后，银行的存款并没有减少，在征收利息所得税以后，存款依然还在增加。这表明人民对我国的经济是有信心的。
德国金融时报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谈到可能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几星期前，德国国防部长沙尔平先生访问北京，在同江泽民主席谈话以后，他见了德国的记者，说他同江泽民主席谈到了党的作用问题。昨天我听到中国的高级官员说，中国现在正在研究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我想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否已经临近？如果是的话，将从哪些部门开始改起？是从党还是从宪法制度开始改起？
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说不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制。我们党内的各项制度要进行改革，包括干部组织人事制度要改革。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的政权机关也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你说的谁先改谁后改的问题。
日本NHK记者：我想就日本教科书问题提一个问题，日本已经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些修改，您如何看待日本教科书的修改？另外，教科书问题会不会影响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互访？
答：中日之间的关系已经在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共同确定了一种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去年我访问日本的时候，按照江泽民主席所提出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和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我也向各界人士做了一些增信释疑的工作。我认为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很好的。
教科书问题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同整个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如果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历史事实被歪曲，那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伤害了全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些教科书是要由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来审定的，所以日本政府对修改教科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够以观点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推卸这个责任。我听说已经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根据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映，这种修改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并不是谁要去干涉日本的内政，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能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问题，也是关系日本人民的利益的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来往，包括高层的来往。我再次重申，我邀请森喜朗首相今年访问中国。
中央电视台记者：本届政府任期间，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您这一次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里提出，要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请问您对于目前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哪些进展比较满意，哪些方面还不太满意？哪些方面准备着力推进？
答：我认为本届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成功的。从1998年以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通过机构改革，使包括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干部，从33000人减少到16000多人，也就是说减了一半，没有发生任何的动荡。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机构也按照同样的比例进行了精简。今年我们又确定，对于市县的机构按照20%的比例进行精简，辞退编外人员。这些政府机构的改革，对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当然，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有些干部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工作，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还不是很清楚，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把这个叫做角色错位。我们还在进行改革，去年已经把10个国家局，相当于过去的10个部撤销了9个，改革了1个。这就是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还加强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部门，比方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这些部门我们要加强、要升格，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是副部级单位，现在要变成正部级单位。当然，职能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我们将继续努力。
俄罗斯劳动报记者：今年在上海要举行“上海五国”元首会晤。请问中俄经济合作的前途如何，对中国的西部开发会起什么作用？
答：我想“上海五国”元首第六次会晤将继续过去的成果，包括推动经济合作的成果。通过首脑之间的交流，这个成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首脑会议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将采取措施促进我们之间的合作。
CNN记者：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我们看到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有不少代表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请问他们的这种反应是不是对于政府打击腐败的能力缺乏信心？
答：我对于今天的表决结果内心既感到沉重，也感到高兴，因为比去年的情况还是好一些，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这两个报告。我们一定会更加警醒，进一步改善我们的政法工作、反腐败工作。我认为，这个投票结果并不表示人民群众对我们丧失信心，人民群众是信任我们的。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不久前您提到将聘请香港的金融专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请问是否已经物色到人选？除了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其他的部门会否也有相同的计划？这种安排是否会引起内地其他一些官员的不满，您对来自海外的人才有何要求和期望？
答：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决定要从海外我们的留学生中，从香港、澳门、台湾，吸收和利用人才，来加强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引进这些人才的重点，是那些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部门，比如说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
香港证监会的副主席史美伦女士来担任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还会继续实行这个政策。当然，我现在并没有确定的人选，我希望听取各界，也包括你对我提出的意见，这样便于我们进行充分的考虑和比较。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NMD和TMD，我们知道中国强烈和坚决反对美国发展NMD和将台湾纳入TMD，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的话，中国会怎么办？
答：你这个问题我一句话很难回答，是不是允许我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政府换了新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从华盛顿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们非常认真地研读和仔细地解析，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们也得到了使我们满意的澄清。有些问题我们感到是误会，需要沟通，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钱其琛副总理即将访问美国，这就是我们在高层次的沟通。我也收到了鲍威尔国务卿的来信。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总统重视中美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构筑21世纪，而且他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
我们被明确告知，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履行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关于我们两国存在的分歧，布什总统也表示，将会通过平等、互相尊重、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他也相信，台湾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当然，我们也有分歧，比方说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但是，他们也认为，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者。至于伙伴关系与竞争对手，并不是矛盾的。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我很高兴听到鲍威尔先生讲，中美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贸易方面还是伙伴。而且他也认为，在其它领域中美也应该进行合作。因此，我看这个分歧不算太大。我记得1998年，我在伦敦参加亚欧会议，与正在伦敦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之一。我赞成布什总统说的，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构筑21世纪。我也相信，中美两国近16亿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利于全世界60亿人民之间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
我们很高兴布什总统接受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将要参加今年10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访问北京，我相信这是我们相互沟通的一个大好机会。
关于NMD，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反对。因为它违反了反导条约，同时它只会导致国际的军备竞赛。我们多次明确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也知道，布什总统表示会和中国进行协商。
法国世界报记者：最近对中国股市的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就像一个赌场，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有崩溃的风险。我想问中国政府对于股市的发展奉行什么样的政策？A股市场和B股市场合并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上海和深圳两个股市的合并有没有计划？另外，我们注意到，中国一些上市公司经营不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被摘牌，上市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被摘牌这种情况是否会在中国股市发生？对于这些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中国是否会采取严厉的措施？
答：关于中国股市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不是说明中国有言论自由吗？因此，我对中国股市的状况不会做任何评论。我们的既定方针就是要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规范、监管、自律。最近，中国证监会对B股的改革，是我们对股市整顿和改革的一个新尝试，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目前居民手中近800亿美元的外汇，为他们开辟一条新的投资渠道。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投资B股，促进B股的发展。至于A股和B股会不会合并，证监会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排除它们合并的可能，但是这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于上市公司的整顿，是股票市场加强监管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证监会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摘牌肯定是他们考虑的一个措施。
人民日报记者：现在社会上对收入分配问题意见比较强烈，您在“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也提出，要规范社会分配秩序，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请问您怎样看待当前收入差距的问题？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有力措施调节收入分配？
答：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据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也就是说，接近于国际认为的警戒线的水平。但是我认为，由于下面的一些原因，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第一，因为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由于目前粮食供给的相对过剩，粮价下跌，农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下降更多一些。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已经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我们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城市居民中，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成，下岗和失业的职工还比较多。因此，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完善和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进再就业的工作来解决。第三，某些行业或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由于垄断的优势，收入过高。我们将对这些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进行体制改革，改变他们的垄断地位。当然，我们还会通过税收的手段来缩小收入的差距。比方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收入最高的应该交45%的税，这些方面我们执行得还不很好，今后要更好地改进，要依法征收。总之，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三句话：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英国SKY News电视台记者：请问您是否真的认为，江西的一所小学校是由于一个孤僻的、脑子有问题的人背了两袋子鞭炮炸毁的？你是否担心，由于您这样一个说法，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答：我对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发生的爆炸事件心情感到很沉重，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于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江泽民主席对于这种爆炸事件多次作出批示的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感到心情沉重，我应该进行检讨。爆炸事件发生以后，江西省省长立即从北京赶回江西处理善后，公安部也派出专家调查组对爆炸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正式的调查结果，就像我前几天向报界宣布的那样。在我讲话以后，我知道海内外的新闻界，包括香港一些媒体，认为这一次爆炸是由于学校生产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亲自要求公安部长贾春旺再派遣一个6个人的专家调查组，到江西去进行微服私访。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比方说这个学校在1999年曾经用勤工俭学的名义，让学生做爆竹插引信的工作，但是在去年萍乡爆炸案发生以后，他们停止了这种活动。另外，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找到生产和装配这种花炮的证据。
今天，我不需要在这里跟对这件事情有怀疑的中外记者进行辩论。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对于中央和江泽民主席的指示执行不力。但是我也相信，不管怎么样，历史是不能隐瞒的，我们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能够水落石出。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来否定原来的结论。
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一定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重申和完善已经制定的法规，就是说，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定会把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于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我们一定会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现在两岸关系还是僵持状态，我不知道总理有没有想过采取一些不一样的具体的方式，来化解两岸的僵持。比如说在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下推动两岸“三通”，或者是像去年下半年钱副总理说的那样，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就是用更有弹性的方式来解释一个中国。
答：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所有领导人的讲话都是明确的、一致的，也就是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和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来办事。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有人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有什么可以谈的呢？如果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关于“三通”的问题，我们从1979年以来就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促进“三通”的实现。我们的原则从来都很明确，那就是“一国两制”，直接“三通”、双向交流、互惠互利。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那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怎么谈呢？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中国人民完成“十五”计划的那一年，您认为您会在哪儿？还是在总理的位置上，或者是在学校，或者退休在家？您认为到多大年龄时，您就不再适合担任公职？
答：我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媒体特别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朱镕基已经老了，也就是说不中用了。也有香港报纸说，可能这次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他最后一次的报告了。我想他们说得也对，我比你们在座的人都老得多。我目前只能说，我的任期是到2003年，现在来谈论今后的人事问题还为时过早。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由我来做，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我来做。因此，明年的记者招待会还是由我来回答问题，今天提问题没有提够的，欢迎你们明年再来。至于说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干什么，那么我可以说，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了，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法国欧洲时报记者：去年秋天中国的基金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后来经过严格的整顿，加强了监管。请问今后五年中，证券市场的监管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是上市公司还是交易秩序？
答：从今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的任务，或者说中国证监会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监管，通过法制规范的办法，来实行公正、公平、公开。当然，它的监管重点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是今年要取得突出的或者说比较显著的成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想问一个有关中国农业的问题。税费改革被称为继中国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第三次农村革命，毫无疑问，它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也有人担心这种改革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乡镇面临财政困难，农村教育经费短缺，请问国家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答：农村税费改革是一次很大的革命，我们绝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恐怕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现在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也就是农业税率从5%提高到8.4%；与此同时，把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各种乱收费一律减掉。这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收支缺口。中央财政准备拿出200亿到300亿元补贴给农村，给有困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些收费主要是用在农村的教育上。因此，如果不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补贴这些钱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下决心，一方面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一方面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这是坚定不移的。我们首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再在全国推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但是，这个改革如果得到成功，我们的农业基础就稳固了，农村就稳定了，国民经济发展就有了更好的基础。
路透社记者：您的报告中谈到了江泽民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国”的思想，请问对于普通人来讲，“三个代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德治国”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答：我想，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德治国”的理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来阐明这个思想，我想不是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开一次研讨会。
澳门日报记者：澳门回归一年多来，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开局很好。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变化，以及中国和中国台北相继加入WTO以后，澳门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会发生什么变化？澳门的发展前景会怎么样？这是澳门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能不能请总理谈一点看法和意见？
答：澳门地域较小，经济规模不大。但是它高度开放，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联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相信在中国加入WTO，台湾地区随后也加入WTO以后，澳门更能够发挥它的优势来加强这种联系，更好地发挥它的纽带作用，使它自身的经济也发展得更快、更好。
中国日报记者：今天是3·15维权日，近年来制造假币，还有棉花、粮食掺假事件时有发生，人民对此反映强烈。请问国务院在打击、遏制这些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和竞争能力方面，将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
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的欺诈行为、假冒伪劣、坑蒙诈骗层出不穷，大家可以从《焦点访谈》和其它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这些情况。我看了以后义愤填膺，晚上睡不着觉。现在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查处，保护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因此，我们除了要加强市场监管的立法工作以外，还要加强执法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将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还要加强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出版署等等。这些单位都应该发挥他们的市场监管作用。我们今年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会，来加强这项工作，包括整顿文化市场。当然，不是搞运动，但是开头总得有点声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持久执法的工作。
亚太金融新闻社记者：早些时候您谈到农村税费改革时指出，改革以后会有资金的短缺，因此，需要对农村的教育进行改革，但是钱少了，怎么样才能进行农村教育的改革，从而确保在农村地区的所有孩子都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得到应有的教育？
答：我们一定要实现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目标。钱不够，就加钱，而且应该把这个钱用得更加有效。就是说，还应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可能会对你这个问题回答得更加具体。
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
（2001年6月5日）
我今天非常激动，在美国白宫南草坪讲话也没这么激动，对外国人我一点不害怕，但是面对同学们我很紧张，也许是因为“后生可畏”吧！
校长、校党委书记要求我跟同学们讲几句话。我希望我的讲话对同学们有些好处，毕竟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是不是真的有好处，请你们评论。我讲得对的，你们觉得有道理的，可以研究、可以讨论；觉得我讲得不对的，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的时候，刘达 同志让我来当这个院长。我那时担任国家经委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当时我也不知深浅，实际上我没有学过经济管理，但对经济管理很感兴趣，就答应来当了。我越当就越感到自己不足、不够格，同时，自己工作也很忙，对于经济管理学院确实没有做很多事情，感到很惭愧。我几次提出来，说我不能当了，但是他们老是说服我：“还是很起作用的”。最近，我又向王大中同志、贺美英同志谈这件事，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当院长了。他们考虑后终于同意我辞去经管学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他们要求我担任荣誉院长，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当。好多外国的大学要送我一个博士头衔，或者让我去领什么奖，我从来都拒绝。我要得到博士学位，一定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念出来，没有念出来也不要他们送来。所以，这个荣誉院长我不能当。后来他们说，你是不是可以当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呀？这个我倒可以答应。因为荣誉主席的自由度很大，一点不会影响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和操作。
说句老实话，同学们，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我是“荣誉的”，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的心始终留在清华大学，留在经管学院。我今天来辞去这个院长，请同学们见证，我没有离开清华，我的心还在清华。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的每一点成就，我都会引以自豪；你们存在的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关心；你们如果有一点缺点，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因为我是清华人。
我在十年前清华校庆时写了四句话：“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清华给我太多了，我为清华做得太少了。我衷心地希望清华越办越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每一个同学不愧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学生，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立定志向，要把清华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把经管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来服务于祖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
下面讲讲我对同学们的希望。
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想应该讲些什么内容。我在九年前为祝贺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60周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学与为人》 ，是当时同学们让我写的。这篇文章写的是章名涛先生。我在清华念书时，他是电机系主任，他在1950年的一次集会上，讲为学与为人这个问题。我就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章名涛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他说，为学与为人，为人比为学重要。为学再好，为人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始终记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清华并不是一个只注意为学的地方，它确实是在教育我们怎么做人。
我回忆自己在清华的成长，清华教我育我并不只是为学，还在于教育我怎么做人。清华有非常好的传统，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革命的传统。我记得从湖南来清华的时候，碰到许多很新的东西。当时，我最崇拜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我虽然学的是电机，但是我最喜欢听朱自清先生的讲话。我现在还很生动地记得他在同方部一个集会上的讲话，他会写文章，不善于言辞，但他讲话很诚恳、很感动人，我敬佩他的为人。我也敬佩吴晗先生、张奚若先生。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前我们最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学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形势，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痛快之至。当时，我就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北京解放以后，我在清华当班会主席、当学生会主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习的，看了很多书，打下了基本理论的基础。所以说，清华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专门为学的地方，也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地方。
为学，我坦率地说，我学得并不是很好，当然社会工作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本性也不是很喜欢工学。我英文比较好，我喜欢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曾经一度想改外文系，没改成。当时，我净看文学方面的书。到图书馆去，本来应该看电机工程的书，但我老想去看曹禺的剧本。我是到清华之后看到他的剧本，才知道曹禺本名万家宝，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清华给人们一种传统，使你总是要向上。对学习很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他们。有一次，我跟张凤祥同学（他后来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说，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第一名，为什么到清华来以后就觉得我学习起来比那些学得好的同学要困难？他的一句话，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到清华来的我们班上这些人，在中学的时候有哪个不是第一名啊。可见清华竞争是很激烈的，确实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像我们电机系这一个班就出了三个院士。我不是学得好的，但是我也没有布什总统的那种幽默。小布什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吗？他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他说：“我对那些学习好的同学表示祝贺，学习不好的同学也不要着急，学习不好也可以当总统。切尼副总统也是耶鲁毕业的，但他只念了一半，因此他只能当副总统。”我今天绝不是跑到这里来说我学习并不好，但我也能当总理，我没有这个幽默感。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
大家都想一想清华的精神是什么。你可以做很多解释，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德先生、赛先生、革命的传统等，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有一个解释，也就是我的体会：追求完美。在清华这个环境里，使你感到人才济济。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这是历史的使命，在这里学习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更不要说剽窃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这种行为；做事要扎扎实实，真正地为人民。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
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我总是不断地要求自己，不辜负清华老师、清华大学和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我总是要做到无愧于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也用这一点来要求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是1954年出生的，儿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就很难受，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讲，他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这块破油毡子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当时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许是因为有点父亲的架子放不下来，我说：“那好，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要把这块油毡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着他，把这块油毡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虽然没有到清华来读书，但是继承了清华的精神。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曾经在国外读书，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上海市市长、副总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的市长、副总理。他们都是靠自己洗盘子、在学校劳动来求学，现在都学成回来了。
我今天讲的也是一些感悟，讲得不是很系统。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清华不但要为学，而且要学做人，学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你们一定要树立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第一流的大学，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根本的就是靠科学和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础。你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将来在你们中间，不知道要出多少个院士，希望大家努力。
对于清华经管学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跟世界上最好的经管学院比，不管是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商学院，都能够跟它们比。要比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师资，不惜重金到外面去聘请，哪怕只是讲学也要请来。过去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讲过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一个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大楼才叫大学，是因为有大师，有国学大师、有科学大师、有管理大师，这才叫大学，才叫一流大学。我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
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全部改用英语教学。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我没有到外国去学习过，但是我很得益于当时清华的教学课本，大多是英文的。只有一本《普通物理》，萨本栋先生写的《普通物理》，是一本中文书，其他全是英文书。教授有些是半英半中，教热力学的庄前鼎先生是无锡人，他说：“我讲无锡话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因此我讲英文了，对不起。”所以，英语教学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师资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的话可以去学，给你一年两年的培训期，到外国去实习一下，不是太难的。所以我开的这两次顾问委员会会议，因为有外国人参加，我们就坚持一律用英语。搞经济管理不能用英语跟外国人讲话，就很难融入世界经济浪潮里。是不是大学其他系都要这样？那不一定，因为好多学工程的能看懂英文就行，不一定非要能说英语，但学经济管理的要做到这一点。
在我告别清华经管学院时——还没有完全告别，还留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谨对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座的后生都能够超过我。
（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应邀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刘达，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王大中，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贺美英，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