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源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下层武士们联合起来，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日本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拢。明治维新，是改革派对保守派发起的冲锋，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决。改革派的突围，成功了！
本专题原标题：明治维新 改革派突围
《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封面
张鸣：幸运的明治维新
文史参考：185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十三年，美国人跑到日本，提出了与日本通商的要求。同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何以日本能顺利转型？
张鸣：对于“开国”的心态不同，是最为关键的一点。直到今天，中国人一提起鸦片战争还是满腹悲情。
反观日本，黑船事件到明治维新，日本被西方列强拿舰炮逼着“开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虚心学习，加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很快就凭借自身实力壮大，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后来甚至把自己也变成了侵略者。
今天，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修建了佩里公园。当年佩里率领的黑船登陆的地点，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可见日本人有感佩里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将他视为日本的恩人。
文史参考：明治维新也不是一步到位，直到1889年日本才有了宪法，日本的民主之路也曾被军国主义打断，这些和明治维新的“立国不正”是否有关系？
张鸣：确实，日本的开放和民主转型也有过反复的摇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并不是没有走向民主的可能，可最终日本军方走上历史前台，把日本拖进了军国主义的深渊。但是，从一百多年的历史看，日本近代转型之路比我们还是要顺利些。在帝国主义盛行的“丛林时代”，日本人是“刀俎”，中国人是“鱼肉”，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比我们幸运。当时的世界规则就是“丛林法则”，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度”，在对外侵略这条路上，日本人走得太远了，不但去欺负弱小国家，还与自己的“老师”英、美翻脸，这就得不偿失了。
文史参考：在十九世纪中叶，日本近代国家的建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以天皇为中心，一个是以幕府为中心，为什么天皇最终获胜？两种选择有没有优劣之分？
张鸣：这个关键还是要看幕府与天皇之间的力量对比，双方谁更明智、更能赢得最广大的支持。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幕府也很开明，天皇反而是一个小孩子，当然他周围的那些倒幕派，像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都是很开明的、很有能力的人。其实，双方是都想开放，都想变革，这里边也有运气的成分。
从今天的眼光看，当然是天皇为中心，重新进行国家权力重组，比以将军为中心要好得多。抬出天皇当幌子，比维护幕府统治更具有合法性。德川家主要代表的是关东的势力，关西的很多大名都不买他的账，甚至一直想反对德川家，而天皇却是整个日本的精神代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抬出天皇作为日本政治文化的核心纽带，显然比幕府合适。
但是，天皇制也有其弊端。由于天皇具有神性，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不归路的过程中，天皇更容易被利用，影响力大，破坏力也大。幕府的神圣性弱，或许日本在之后的转型道路上博弈的回合会更多，最终走向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会更大。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黑船”来航，东嬴崛起
1853年7月8日，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率领4艘战舰，出现在扼守江户湾要冲的浦贺近海，船上的大炮瞄准了岸上的炮台，随之而来的是佩里率300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登陆。这些军舰是奉美国总统菲尔莫尔之命前往远东，与日本、琉球等国商谈开国问题的舰队。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所以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
值得深思的是，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日本人不仅没有把他当作侵略者，还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不仅在横须贺市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还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
日本发行的纪念“黑船”来航的邮票
下田公园内的“开国纪念碑”
日本最初的美国领事馆“玉泉寺”
在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耐人寻味的是，入侵者的佩里将军——那位用坚船利炮敲开日本国门的美国人，被日本人塑造成为英雄，而日本人自己被塑造成了滑稽可笑的角色。日本人认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后来的强大，同佩里的造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佩里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福国强兵的恩人。
黑船来航后41年，1894年，日本人伊东佑亨指挥的联合舰队歼灭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
黑船来航后52年，1905年，日本人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联合舰队歼灭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黑船来航后88年，1941年，日本人山本五十六指挥的联合舰队在太平洋上，和美军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壮阔、最惨烈的海空鏖战。
经过孜孜不倦地学和问，日本民族改弦更张，开始了明治维新，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二、三百年才走完的道路。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写道：“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不会熄灭。”
洋人给将军出了道难题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 作者：纪彭 日期：2012年07月26日
天皇不同意通商，美国人又惹不起。开国，还是开战？以日本现在的军备实力而言，实在无法与美国对抗，因此不妨与对方打太极拳，尽量拖延时间。这项破天荒的“民主”创举，使原本沉默的天皇及其朝臣、大名以及其家臣（藩士），纷纷跃上了政治舞台。日本社会一向比较保守，自然容不得幕府“卖国”，在民众心目中，愤怒如同炽热的熔岩，在富士山下暗涌。
1853年，对于日本来说是划时代的一年。这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四艘军舰来到日本，这四艘巨大的西洋军舰被日本人称作“黑船”，佩里的造访也被日本人冠名为“黑船事件”。
佩里的舰队不远万里来到日本，并不是简单的友好访问。美国人向幕府将军提出了一个难题--开国，还是开战？实行了二百多年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十分为难。
将难题推给天皇
佩里舰队到访之际，幕府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正卧病在床。也不知是否受到黑船事件的惊吓，德川将军的病情突然加重。7月27日，也就是佩里离开日本后的第十天，德川家庆撒手人寰。
将军病逝，政权暂时由幕府首席老中（宰相）阿部正弘代理。“开国还是开战”这种决定日本命运的大事，阿部正弘这样一个家臣岂能做得了主？将军名义上是天皇的大臣，虽然实际掌握政权，但按理说已经属于僭越。阿部正弘只是一个幕府老中，在紧要关头又要僭越将军的权力，决定国家命运。阿部一人无力承担这天大的责任，于是他采取了分散责任的方式来化解危机。
在德川家庆去世前七天，也就是7月20日，阿部正弘就派使节上奏京都朝廷，告知佩里舰队来航的消息。8月16日，阿部又将美国总统国书的日语译文上呈给朝廷。昔日被幕府软禁在京都，“只许专心于学问不可插手政治”的天皇，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8月5日，阿部正弘又把美国总统国书的译文分发给各大名，要他们不必有任何顾忌，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数天后，阿部咨询的对象又从大名扩张到幕府官僚、各藩藩士甚至普通民众。
从征集上来的意见看，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对于西洋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的开放程度，其实与隔海相望的大清帝国不相上下。小部分人主张断然拒绝美国的要求，并且不惜与美国开战。多数意见则认为，以日本现在的军备实力而言，实在无法与美国对抗，因此不妨与对方打太极拳，尽量拖延时间。
阿部万万想不到，这项破天荒的“民主”创举，使原本沉默的天皇及其朝臣、大名以及其家臣（藩士），纷纷跃上了政治舞台，埋下了幕府死亡的导火索。
又拿天皇当挡箭牌
1854年，佩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3月31日，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1856年，美国公使哈里斯又找上门来要求通商。开国已经使幕府十分为难，通商更叫人难以接受。因为，一旦通商，就会有大量的外国商人来到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比开国更甚。这一回，幕府再次把美国人的条件公布出来，叫大名们讨论。多数大名的意见是：“既然已经开国，通商就不可避免。”但是，大名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附加条件--天皇必须同意。
幕府和美国人经过漫长的谈判，终于在1858 年2月25日，达成条约的最终内容，只剩下签约仪式了。
这时，日方谈判代表岩濑忠震告诉哈里斯：“我们必须先获得京都天皇的允许，才能签字。”哈里斯惊讶地说：“天皇？将军不是日本的皇帝吗？为什么还要天皇的允许？天皇比将军还大？”岩濑忠震说：“这是日本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只能说，将军是实质上的皇帝，天皇是精神上的皇帝，很难说谁大谁小。”
哈里斯还是没搞懂：“将军无法做主签约吗？”
岩濑忠震说：“平常的政务当然可以做主，可此事重大，如不先获得天皇许可，将来恐怕会生麻烦。”
“天皇不允许呢？”哈里斯问。
“江户幕府二百多年来，天皇对将军一向言听计从，我们不会让他拒绝的。”
“照你这么说，天皇既然不可能拒绝，那请求天皇答应，就只是一个仪式而已。”
“对，这只是一个仪式。”岩濑忠震说，“不过，却是个重要的仪式，不能马虎。”
哈里斯终于明白了：“我大致了解了。那么，你们要花多久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仪式"呢？”
最终双方约定，4月18日签约。
穷困潦倒的天皇
1858年3月，首席老中掘田正睦带着丰厚的礼物抵达京都。掘田和岩濑一样，认为要取得天皇的许可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毕竟二百多年来，天皇一直是幕府的掌上傀儡，德川家康还“教训”过天皇得专心于学问，不要过问政事。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掘田此次面见天皇，还特地准备了数额庞大的礼物。
幕府时代，朝廷的经济来源完全被幕府所控制。幕府为了不让朝廷有多余的资金（防止招兵买马），把朝廷的预算压得很紧。因此，当时的日本皇室，实在穷酸得很不像样。
当时在位的孝明天皇是日本第121代天皇，这位天皇喜欢喝点儿酒，可是由于太穷，他只能偶尔喝，而且喝的时候是三成的酒加上七成的水兑着喝。
朝廷有个传统习惯，每年的正月初一，天皇召集各公卿一块儿用餐，而且料理中一定有一道主菜是雉鸡肉。可是有一年，天皇实在穷得拿不出钱买雉鸡，只好将豆腐烤过之后，抹上一些味噌，“打扮”成雉鸡肉的模样，蒙混过关。一位大名听到这事后，觉得天皇太可怜了，便送给天皇一些盐腌的鲤鱼。天皇吃了一口鲤鱼，惊叹道：“天下怎么有这么美味的食物？”吃完后，天皇还指着吃剩的鱼骨头，交代臣下说：“这鱼骨头不要丢，我明天要拿这个跟开水泡饭吃。”
天皇既然穷到这个地步，公卿们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公卿都得找点儿副业，以贴补家用。有人教和歌、书道，也有人在空白的扇子上画画，然后拿去卖。连内大臣三条实万都在家里的庭院种梨树，每年将梨子卖给果商。最可笑的是明治维新大功臣之一的岩仓具视，居然把家里的一部分房间租给外人开赌场。
由于上自天皇，下至公卿，朝廷里的每个人都很穷，因此掘田正睦对自己的贿赂计划信心十足。
天皇比谁都排外
出乎掘田正睦的预料，天皇陛下并没有见钱眼开，甚至完全不为所动。原来，被将军教导要多读书的孝明天皇，自小长在深宫，做不了别的事情，只好天天在皇宫里研读孔孟之道，不知不觉接受了儒家的世界观。天皇满脑子排外思想，认为西方人都是夷狄，与猫狗禽兽没什么区别，日本是神国，怎能让这些夷狄上岸居住和贸易呢？这样岂不把圣洁无瑕的神国给弄脏了？
因此，掘田正睦请求天皇同意开国通商，得到的答复却是：“回去与各大名仔细商议后，再来上奏。”天皇虽然没有明白表示拒绝，可是已经暗示了拒绝的意思，这是日本人的美学，通常不会明明白白地拒绝，而是拐弯抹角地婉拒。
对掘田正睦而言，眼下的状况真是进退维谷。他已经答应哈里斯4月18日签约，没想到在京都“活动”了许久，与哈里斯约定的期限早过了，却仍旧得不到天皇的首肯--这可怎么向美国人交代啊？
幕府在情急之下，不得不硬着头皮抉择。1858年4月，幕府的强硬派代表井伊直弼就任老中，立即决定在《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上签字。在井伊直弼看来，朝廷之所以会拒绝幕府的请求，主要的祸因在于京都的志士与朝廷的部分公卿沆瀣一气，煽动天皇与幕府对立。
如井伊所言，佩里舰队来航之后，京都就逐渐汇集了来自各藩的志士，各路英雄好汉见此情势，井伊直弼决定在京都发动整肃行动，把所有的反幕志士与公卿扫荡一空，以恢复幕府的威望--这就是著名的“安政大狱”，那些反对幕府的公卿被强迫隐居，而“凑热闹”的反幕志士则被无情地逮捕、处死。
“安政大狱”使幕府和天皇的矛盾一下子公开化了。自“黑船事件”之后，天皇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不断上升。幕府方面，自从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去世之后，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都是体弱多病的无能之辈。由于没有一位强有力的将军，幕府不得不经常性地向天皇和大名们咨询政事，显得处处被动。同时，由于西洋人将幕府视作日本的中央政府，幕府也就不可避免地充当了“卖国”的角色。日本社会一向比较保守，自然容不得幕府“卖国”，在民众心目中，愤怒如同炽热的熔岩，在富士山下暗涌。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愤青挥刀闹革命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 作者：纪彭 日期：2012年07月26日
井伊直弼发动“安政大狱”的目的是要借这种恐怖手段来镇压反幕势力，以重振幕府权威。可是，“樱田门外之变”却证明，恐怖只会带来新的恐怖，镇压只会招来更激烈的反抗。
暗杀！再也不能忍受幕府了
1860年3月24日，已经是初春的季节了，这天江户却很不寻常地下起大雪。早上九点，井伊直弼像往常一样坐上轿子，由六十名武士护卫，从彦根藩邸出发，前往江户城。
一行人来到樱田门外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左右冲来十余名横眉怒目、杀气腾腾的浪人，见人就砍。几十名士卫死的死，逃的逃。数名突袭者来到轿旁，以武士刀猛刺轿内。接着，一名浪人掀开轿帘，把已经身负重伤的井伊直弼一把拖出轿外，刀光起处，井伊直弼的首级顿时滚落雪地。
武士刀指向幕府大佬
反对幕府统治的维新志士们，个个都是带刀的武士和浪人，他们不满井伊直弼同洋人签订条约，更痛恨他发动“安政大狱”整肃异己。志士们说干就干，脑子一热就挥起了武士刀，让这位威风八面的幕府大佬身首异处。
“樱田门外之变”震惊了整个日本，同时也对幕府的权威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堂堂幕府的宰相，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江户被人乱刀砍死，这在江户时代二百五十年来闻所未闻。井伊直弼发动“安政大狱”的目的是要借这种恐怖手段来镇压反幕势力，以重振幕府权威。可是，“樱田门外之变”却证明，恐怖只会带来新的恐怖，镇压只会招来更激烈的反抗。
井伊直弼被暗杀之后，幕政由久世广周和安藤信睦两位温和派政治家主导，他们决定放弃井伊直弼的镇压手段，采取妥协策略--公武合体，就是让天皇与将军结成亲家。1860年，将军德川家茂年仅十四岁，未婚。孝明天皇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恰好也是十四岁未婚。幕府便提出公主下嫁的要求，可主张“尊王攘夷”的维新志士们照样不买账，他们还不知从哪里听说，将军觉得孝明天皇意见太多，是个麻烦人物，因而决定废掉孝明天皇，另立比较听话的天皇。据说幕府已经为此命令学者研究历史上有无废掉天皇的先例，消息来源还指出，主持这项“废帝”计划的是老中安藤信睦。
在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引下，维新志士的利刃又挥向了安藤。1862年2月13日，这天是元宵节，大臣按例都得进城觐见将军。早上八点，安藤信睦坐上轿子，在五十名武士的护卫下，从藩邸出发，前往江户城。一行人抵达江户城坂下门外时，路上出现一名男子，拿着一份诉状走向安藤信睦的轿子。轿旁的卫士正想上前阻拦，那名男子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朝着轿子射击。枪声一响，道路两旁突然冲出五名持刀武士，挥刀便砍。
惊人相似的细节，这简直是“樱田门外之变”的翻版。不过有了上次的经验，幕府已经加强了戒备。这次遇袭，安藤信睦只挨了一刀，六名刺客却横尸当场。由于事件发生在江户城坂下门外，后来被称为“坂下门外之变”。安藤信睦虽然幸免于难，可是却被迫辞去了老中职位--将军觉得，让安藤信睦下台才能够缓解维新志士们的怒气。
经历了“樱田门外之变”和“坂下门外之变”，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试想，随便一群武士都可以因为对政府不满，而对主政者动刀动枪，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幕府的处境每况愈下，而“公武合体”这条新路子，也不见得好走多少。
残酷的暗杀行动“天诛”
两次血腥事件，证明了暗杀手段的有效性。如果暗杀手段用在幕府的大佬身上，可以迫使幕府改高压独裁为公武合体，那么，同样的手段用在亲幕派的公卿身上，是否也会产生令“尊攘派”志士满意的结果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朝廷的公卿比幕府的高官要胆小得多。怀着“尊王攘夷”之心的维新志士们，又把武士刀指向了公卿，以达到他们“勤王倒幕”的目的。他们把暗杀称为“天诛”，即“替天行道”之意。
第一位死于“天诛”行动的是岛田左近。岛田左近是幕府在京都最得力的爪牙，从“安政大狱”，到皇妹下嫁将军，岛田左近无处不在，为幕府立下汗马功劳。维新志士们对岛田左近恨之入骨，别的不说，光是因为岛田左近的通风报信而遭幕府逮捕的志士就不计其数。
所以，当三名杀气腾腾的武士闯进岛田家中时，他心知不妙，拔腿就跑。逃跑当然没那么容易，岛田被擒住后，大叫：“你们弄错人了，我不是岛田左近！”
“岛田左近？我们哪敢杀他？”武士们说。
岛田左近一听，赶紧说：“我就是岛田左近，刚才是骗你们的。”
三名武士互相看了一眼，大笑道：“我们要杀的正是岛田左近，刚才也是骗你的。”话毕，萨摩藩武士田中新兵卫的武士刀挥落，把岛田左近的头砍了下来。
三天之后，岛田左近的人头出现在离京都繁华区不远的一条河的岸边。这颗头被插在竹竿上，还悬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此人岛田左近，恶事做绝，为天地难容之大奸贼，因而诛戮之，并袅首示众也。”
为首行凶的田中新兵卫，一跃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不仅到处有人请他吃饭喝酒，连零花钱都有人提供。田中新兵卫的“成功”，激励了其他武士，使得他们对“天诛”跃跃欲试。
就这样，京都开始流行“天诛”，第二位“天诛”的牺牲者是一位名叫文吉的捕快。“安政大狱”时，文吉与岛田左近联手，逮捕了很多志士，因而获得过幕府颁授的巨额奖金。文吉在岛田死后不久，也遭遇“天诛”而死，他被杀的方式相当骇人--行凶者先把他的衣裤剥光，再用削尖的竹子刺穿其阴茎，最后再用绳索把他勒死。
这样的刺杀方式所造成的恐怖效果可想而知。京都每一位有亲幕背景的人，上至公卿，下至捕快，无不寝食难安。幕府接获京都接二连三发生暗杀事件的消息后，大为震惊，赶紧命令京都的四名幕吏撤回江户，因为这四名幕吏在“安政大狱”时逮捕了不少志士，如果继续留在京都，迟早会遭毒手。不料四人在前往江户的途中，还是被尾随而至的“天诛”杀手干掉。京都奉行所一名有镇压志士“前科”的幕吏，听闻四名同事中途遇难的消息后，知道自己也难逃一劫，干脆引刀自杀。
1862年下半年到1863年，“天诛”层出不穷。在强大的恐怖压力下，朝廷中的亲幕派与公武合体派公卿人人自危，促成公主下嫁的岩仓具视也被迫辞职，朝廷里支持幕府的声音逐渐消失了。
“禁门之变”炮轰天皇
1863年2月3日，身为“将军后见职”（助理将军）的德川庆喜，从江户出发前往京都。他的任务是先到京都布置好有利于幕府的环境，再迎接将军上京。可是此时的京都，正燃烧着1862年下半年以来的“天诛”野火，而且愈烧愈旺。3月17日，公卿千种有文的家臣贺川肇的首级，连同一封恐吓信放置在了德川庆喜下榻的东本愿寺门口。
面对“天诛”的恐吓，幕府方面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于1863年组成的杀手集团“新撰组”，就是幕府专门用来对付维新志士的特别行动组织。新撰组局长为近藤勇，副长为土方岁三。新撰组成立后，整天带着刀在京都的大街小巷搜寻维新志士的踪影。
1864年7月初，一个名叫古高俊太郎的志士被新撰组捕获。新撰组在古高的家中搜出了一些秘密文件，得知维新志士们正在筹备的两个计划：一个是放火烧皇宫，并趁着混乱之际，把天皇“送”到长州藩；另一个计划是暗杀中川宫朝彦亲王与松平容保。
听说古高被抓的消息后，身在京都的一批维新志士赶紧于京都的一家旅馆“池田屋”聚会，商量对策。这次聚会共有二十多名志士参加，包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不料，池田屋聚会之事又被新撰组探知。7月8日晚，新撰组闯入池田屋，维新志士死的死，被捕的被捕，只有木户孝允等两三名志士得以逃脱，这就是“池田屋事件”。
7月19日，长州藩获知“池田屋事件”后，长州藩的维新志士率领藩兵前往京都，试图夺回天皇与京都的控制权。8月19日，长州军与幕府联军（包括幕府军、萨摩藩军、会津藩军等）在京都市内展开激战，战况相当惨烈，长州藩的大炮还对着皇宫猛轰。其中一枚炮弹落在皇太子佑宫的房间前面，把佑宫震得当场昏倒，史称“禁门之变”。这位被震昏的皇太子佑宫，就是后来的明治天皇，当时只有十二岁。最后长州藩寡不敌众，被迫撤退。
“禁门之变”是以长州藩为首的维新志士所做的最大胆、最猛烈的进攻，这次疯狂的行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洗牌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 作者：熊崧策 日期：2012年07月26日
因主张开国贸易，胜海舟被尊攘志士戴上了“卖国”的帽子。胜海舟：“你们主张攘夷，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如何杀洋人，如何把他们统统赶出日本。这样的想法太肤浅了。想想看，你们的剑术再高超，能够抵挡人家的坚船利炮吗？光凭血气之勇成不了什么大事。真正要攘夷的话，首先必须充实国力，添购军舰，培养能够操纵军舰的人才，这样才是救国之道。你们反幕府，老实说，我也觉得幕府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将来日本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振兴。所以，别再浪费精力做无益的事了。”
幕府失去权力，日本走进新时代
幕府统治末期的日本，天皇徒有其名，将军逐渐控制不了局势，强藩各有心思。原有的政治建构已经不适用于动荡的社会，政治洗牌在所难免。
在幕府统治的最后三年中，各方势力的合纵连横，以及为新国家政局而苦思冥想的规划，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智慧。几年前，他们还是些只知道挥动长刀、打打杀杀的武士，而当时势催人，他们已经不再坚守“攘夷”的教条，开始把日本引向一条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之路。
征讨长州：一场政治博弈
“禁门之变”给了幕府一个重塑威信的好机会。长州藩炮打皇宫的举动，不仅砸毁了自己的“勤王”招牌，而且还背上“朝敌”的罪名。幕府抓到了长州藩的这个大辫子，当然要大大地鸣鼓而攻之，非打击长州藩的气势不可。
屋漏偏逢连夜雨，幕府派出的征长军还没来犯，长州藩便遭到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的猛烈攻击。经过四天激战，长州藩惨败，沿岸的炮台几乎全毁。长州藩不得已，只好与四国列强讲和。
尽管长州势力衰微，可幕府征讨长州却没能重新树立威信，反而再度失分。当时，幕府的号召力已经一落千丈，各藩觉得这场战争“事不关己”，大都尽量敷衍。征讨长州的总督德川庆胜和他的副手——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均不愿拼死作战。在权衡这两种情况之后，幕府觉得与其和长州藩硬碰硬，掀起一场大战，落得两败俱伤，倒不如采取“不战而胜”的策略。
西乡隆盛在发动攻击之前，通过种种关系向长州藩的决策层告知征长军的想法——只要长州藩能以具体行动表示出低头认罪的诚意，征长军便马上停止攻击计划。西乡隆盛的战略果然奏效，1864年12月9日，长州藩向幕府表达恭顺之意，命令“禁门之变”时率兵北上的三名家老切腹自杀，并且处死了四名参谋。之后，长州藩还派人把三名家老的首级送到征长总督大本营。西乡隆盛于是下令各藩暂缓攻击。
德川庆胜与西乡隆盛商议后，对长州藩提出了三个撤军条件：谢罪、拆毁防御堡垒山口城、把逃亡到长州的五位尊王攘夷派公卿交出。1865年1月8日，西乡隆盛带着两名手下，前往长州藩诸队的大本营下关，与长州藩首领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等人会面，说服他们同意以上三项要求。
西乡隆盛的勇气与诚意感动了对方。1月14日，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下令撤兵。就这样，“第一次征长战争”根本没有开打，便已落幕。原本想狠狠教训长州藩的幕府，觉得这样的结局太过便宜了长州藩，但也无可奈何。长州藩原本对萨摩藩怀有极深的敌意，可是这回在西乡隆盛的纵横折冲下，长州藩免去一场浩劫，因而不但对西乡隆盛个人产生了好感，也大大降低了对萨摩藩的敌意。
坂本龙马与萨长结盟
“第一次征长战争”之后，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开始促成萨摩藩与长州藩这一对冤家握手言欢。当时，长州藩急于购买西方枪弹，可是又受限于幕府的严密监视而找不到门路。于是，坂本龙马便取得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同意，以萨摩藩的名义向外国军火商购买武器，再由他的商船运到长州藩。另外，长州藩也答应通过坂本的商船把米粮卖给萨摩藩。
坂本龙马是幕府末期名臣胜海舟的弟子，胜海舟二十二岁开始学习兰学（当时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的统称）。佩里舰队来航时，胜海舟上书老中阿部正弘，主张开国贸易，受到阿部正弘的赏识，被幕府派遣到长崎的海军传习所，接受荷兰人的训练，学得西方船舰的航海技术。1860年，胜海舟赴美换约，是日本人中最早见识西洋的官员。1862年，他升任军舰奉行（相当于海军总司令），是幕府官僚中极少数具有西方经验的开明人物。
因主张开国贸易，胜海舟被尊攘志士戴上了“卖国”的帽子，坂本龙马曾与另一名志士千叶重太郎一起去拜访胜海舟，名为拜访，实为刺杀。主客坐定后，胜海舟开门见山，说：“两位大概是来杀我的吧！”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吓了一跳。胜海舟不等对方答话，继续说：“不过，在杀我之前，请先听听我对时局的一些看法。”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此时杀气尽失，只是点点头。胜海舟继续说：“你们主张攘夷，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如何杀洋人，如何把他们统统赶出日本。这样的想法太肤浅了。想想看，你们的剑术再高超，能够抵挡人家的坚船利炮吗？光凭血气之勇成不了什么大事。真正要攘夷的话，首先必须充实国力，添购军舰，培养能够操纵军舰的人才，这样才是救国之道。你们反幕府，老实说，我也觉得幕府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将来日本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振兴。所以，别再浪费精力做无益的事了。”
从这天开始，坂本龙马成为胜海舟的入门弟子，跟着胜海舟学习航海技术。坂本龙马在胜海舟的保护下进了神户海军操练所，并成了该所的领导人。后来，胜海舟因“禁门之变”受到牵连，海军操练所也被迫关闭。坂本龙马和操练所的学生在长崎成立龟山商社，专门从事萨长两藩的交通运输和进口军火的业务。
坂本龙马促成萨摩藩与长州藩的经济合作关系后，接着又着手促进双方达成政治合作。在坂本龙马奔走折冲下，1866年3月7日，萨摩藩的代表与长州藩的代表在京都的萨摩藩藩邸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密会。会谈双方是萨摩藩的代表西乡隆盛与长州藩的代表木户孝允，居中作见证人的是坂本龙马。结果，双方达成了六项协定，这六项协定建立起萨摩藩与长州藩之间的攻守同盟。
1866年3月7日的这场密会，以及密会中所达成的六项协定，史称“萨长同盟”。“萨长同盟”充分显示了幕末志士的成长。过去他们只有血气之勇，脑中想的只是“攘夷”，经过几番挫折后，他们懂得坐下来冷静地规划，将未来所有可能的结局都列入考虑范畴。
图为：坂本龙马
当将军失去了他的军力
“第一次征长战争”无疾而终，幕府自然不肯善罢甘休。1866年7月，在幕府主导下，开始了“第二次征长战争”，这一次萨摩藩拒绝出兵。当时，幕府军队士气低落，装备废弛，就连新撰组的队长近藤勇也承认：“虽然大军接踵而至，可是毫无士气可言，每个兵士都在采购礼品，期盼早日撤军返乡。在这种情况下开战的话，我方一点儿胜算也没有。因此，如果长州藩愿意在形式上低头认罪，幕府最好不要再追究。”连以豪勇见称的近藤勇都如此不看好幕府的征长军，这场仗的结果可想而知。果然，几场仗打下来，长州藩屡战屡胜。
就在幕府军节节败退的时候，1866年8月29日，坐镇在大阪的将军德川家茂因脚气病发作而去世，时年二十岁。
第十四任将军德川家茂去世后，德川庆喜成为幕府内部一致认可的最佳继任人选。此时，庆喜反而有点犹豫。如果八年前由德川庆喜担任第十四任将军，或许还能有一番作为，可是八年过去，局势已经变得非常险恶，谁出来担任将军，谁就得收拾这个烂摊子。
德川庆喜以退为进，他先摆出一副拒绝的姿态，如此一来，幕府内部甚至朝廷必然会以顾全大局为由苦苦相求，届时，他便可以开出接受将军一职的条件，如此，他一旦上任，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果然，一切如德川庆喜所预料。德川庆喜顺利继承德川宗家后，立即以将军德川家茂去世为由，请朝廷下旨宣布停战。
1867年1月10日，天皇任命德川庆喜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不负众望，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很多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革，让人耳目一新。倒幕派看到这个情形，无不忧心忡忡。长州藩的志士领袖木户孝允赞叹道：“德川庆喜的胆略实在不容小看，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1867年1月30日，也就是德川庆喜担任将军后的第二十天，孝明天皇去世，后继者是年仅十五岁的明治天皇。根据御医的诊断，孝明天皇是死于疤疮，然而当时的朝廷内外却流传着天皇是死于毒杀的谣言，而且还有人指名道姓，认为是岩仓具视下的手。无论如何，历史的拐点到来了。当时孝明天皇年仅三十五岁，如果不死，他大概还可以执掌政权三十年，这位极度排外的天皇如果继续在位，不知要给日本的改革之路带来多少麻烦。
“第二次征长战争”证明幕府已经完全失去统治日本的能力。这不仅是因为堂堂的幕府军被西南边陲的大名所打败，更因为幕府号令不动各藩攻击长州藩。换言之，此时的幕府空有中央政府之名，却无中央政府之实。因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架构已经到了必须重新改编的时候。否则日本就不是个统一的国家，而将变成群雄割据的分裂国家。届时不但内战连连，还很可能被西方列强蚕食鲸吞。
新日本的两种可能
新的中央政府要如何诞生呢？旧的中央政府（幕府）要如何把政权移交给新的中央政府呢？针对这些重大问题，当时有两种主要的意见，一种是“大政奉还论”（和平移交政权），另一种是“讨幕论”（武力移交政权）。
坂本龙马是幕末志士当中，第一个提出建国构想的人。1867年7月，他与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一起搭船前往京都，希望说服藩主山内丰信向幕府提出“大政奉还”的建议。在船上，坂本龙马把他的“大政奉还论”整理成八条，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
一、幕府将政权交还给朝廷，改由朝廷下政令。
二、设立上下两个议会，以讨论、议决政事。
三、延聘优秀的公卿、诸侯以及任何有才能的人为政府顾问，赐予官爵，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僚。
四、外交问题应广征众议，并修订不平等条约。
五、折中日本旧有的法律，制定宪法。
六、扩建海军。
七、成立直属天皇的御亲兵，以防卫京都。
八、金、银与各种商品的比价应与外国维持均衡。
“大政奉还”之后，德川庆喜依旧能够在新政府中掌握最高权力，那么表面上德川庆喜把政权交还给天皇，实际上却仍然握有政权。就好比招牌虽换新了，老板却仍是旧人一样。幕府原本是处在“空有中央政府之名，却无中央政府之实”的艰困状态，“大政奉还”之后，很可能反过来，变成“虽无中央政府之名，却有中央政府之实”。事实上，德川庆喜的智囊也已草拟了一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德川庆喜以及往后的德川宗家继承人将担任全国的最高行政首长，兼立法机关的首长，甚至若情况允许，还可以掌握全国军队的统率权。权力之大，与皇帝没什么两样。至于天皇，只能“认可”立法机关议决的法案，连否决权都没有。名为天皇，其实只是一枚橡皮印章罢了。
因此，当德川庆喜收到山内丰信的“大政奉还建议书”之后，便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并于11月9日上奏朝廷，请朝廷允准“大政奉还”。
“大政奉还”之后，朝廷兴奋了几天就发觉，不知如何“使用”政权。不得已，朝廷只好一方面“拜托”德川庆喜暂时继续执掌政权，一方面下旨命令全日本各藩诸侯急速前来京都共商大计。然而，到12月为止，奉旨上京的只有萨摩、越前、尾张等少数几个藩的藩主而已，其他绝大多数的藩都按兵不动。他们有的是因为摸不清楚状况，宁愿静观其变；有的则是认为“大政奉还”必定是萨摩藩与长州藩的阴谋，因而不愿轻易上京，以免得罪了幕府。
局势的发展，都在德川庆喜的算计之中——朝廷收回了政权，却不知如何行使。再这么拖下去，朝廷只有进一步向德川庆喜低头了。
倒幕派的萨摩藩与长州藩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以武力推翻幕府。倒幕派计划首先派遣军队控制京都，再以天皇的名义正式讨伐德川庆喜。
西乡隆盛的挑衅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后，西乡隆盛眼看找不到举兵讨伐幕府的借口，便立即派手下前往江户，把江户的地痞流氓、浪士等集合起来，以豪门富家为主要对象，大肆勒索、抢劫，破坏治安，为的是激怒幕府，诱使幕府出兵讨伐自己。
1868年1月17日，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夫人家中突然发生火灾。市井谣传，这是萨摩藩武士放的火。当天晚上，萨摩浪士更进一步挑衅幕府，对负责江户治安的庄内藩营区发炮。幕府忍无可忍，便于1月19日以一千多名庄内藩兵为主力，包围萨摩藩邸，要求交出发炮的犯人。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萨摩藩邸内一百五十名藩士与浪士，有四十九人战死，三十人逃离，其余被捕。萨摩藩邸也付之一炬。
经过这场战斗之后，幕府与萨摩藩事实上已处于正面敌对的状态。消息传到大阪城后，原本就对“萨贼”恨之入骨的幕府军要求前往京都讨伐“萨贼”。德川庆喜眼看群情激奋，只好答应主战派的要求。
本来，山内丰信等人与德川庆喜沟通非常顺利。按照山内的计划，德川庆喜只需赴京都表明愿意辞官，便可获得朝廷的好感。至于纳地，全国各藩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纳地，作为新政府的经费，德川庆喜也愿意在这种方式下纳地。在新政府中，德川庆喜也会拥有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山内丰信的这个计划本来已接近成功，甚至连岩仓具视也动摇立场，主张与德川庆喜妥协。没想到西乡隆盛的挑衅策略奏效，逼迫德川庆喜出兵，使得和平路线功亏一篑。
1868年1月25日，德川庆喜派人赴京都，向朝廷呈递“讨萨表”。次日早上，一万五千名幕府士兵从大阪出发，北上京都。27日下午五点左右，双方在鸟羽、伏见两地开战。结果，幕府军继“第二次征长战争”之后，再度尝到溃败的滋味。这时各藩终于看清形势，纷纷倒戈。幕府军一再遭受友军的临阵倒戈，士气涣散到极点，在万分无奈与颓丧的气氛下，撤回到大阪。
德川庆喜自从1月27日开战以来，便不断地接到从前线传回来的败讯，现在看到撤回大阪城的士兵一个个垂头丧气，满脸倦容，知道大阪城守不住了，便打定主意先回江户再说。1月31日，新政府下令继续讨伐德川庆喜。新政府军兵分三路，直捣江户。沿途各藩纷纷归顺新政府，使得新政府军在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阻力的情况下，迅速逼近江户。德川庆喜见大势已去，接受了胜海舟的意见，放弃抵抗，退归藩邸。
此时，明治天皇正在京都皇宫的紫哀殿，率领百官，向天地诸神宣誓建设新国家的五项基本方针——这便是有名的“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自官武以迄庶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
四、打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10月，天皇改元明治，从此日本进入了明治时代。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明治政府的留洋路：巡游西方，学习立国施政理念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 作者：熊崧策 日期：2012年07月26日
零距离观察终于让使团认识到，“欧美”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有些国家发展比其他国家快，“从巴黎出发，越往东方，文明越简陋。”木户孝允刚一到美国，就被“西洋”所震撼，他致信国内，承认自己此前对西方的先进性认识不足，说日本“现在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强权即公理”的铁血政策，让大久保利通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使团想要修改条约却处处碰壁，从此他就成了俾斯麦的忠实信徒。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生，居中者为洋教师
击败德川幕府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德川庆喜献城投降后，倒幕派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他们恢复了七至八世纪时的太政官制度。理所当然，来自萨摩和长州的倒幕志士和朝廷中的激进派公卿垄断了新机构内的所有职位。这个新型政府只控制着原来幕府的领地，四分之三的日本国土还控制在二百多个大名手中。夺取地方政权，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是明治政府的首要任务。
大棒加胡萝卜实现中央集权
1868年12月，播州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上书天皇，“请将其政权领地悉数奉还朝廷”。这一举动拉开了“版籍奉还”的序幕。酒井忠邦如此识相，倒不是因为他对天皇有多忠心，而是被打怕了。
鸟羽、伏见之战结束后，幕府的死党、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并不甘心，厉兵秣马准备和政府军决一死战。位于本州岛东北的三十一个藩组成同盟支持会津藩，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宣称要恢复德川家的统治。同盟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成员各怀鬼胎，有些藩和政府军稍一交锋就临阵倒戈。
1868年11月，会津藩若松城被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组成的政府军围困，松平容保开城投降，其他同盟各藩也相继放下武器。松平容保被免去死罪，软禁在江户。长州藩将会津藩的战死者判为“贼党”不允许下葬，尸体长时间放置遭到风吹日晒，或被鸟兽啄食，惨不忍睹。最后一个投降的庄内藩被减封，并被处以三十万两的献金惩罚。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和庄内藩藩主酒井忠笃是同族兄弟，惊恐之下成了“版籍奉还”的突破口。
此前，木户孝允就积极倡导和平实现“版籍奉还”，他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鼓吹宣传了一年，没有一个藩响应。姬路藩的举动让伊藤博文“闻之不胜欣跃”。明治政府决定先拿自己最亲近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开刀，要求这几个藩做出表率。1869年3月，西南四强藩上《奉还版籍奏文》，6月，在北海道最终解决了幕府的残余势力后，平叛大军高奏凯歌，班师回京，天皇诏告天下，同意“奉还版籍”。各大名在军事威慑之下，无不从命。从此，各藩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从诸侯变成了国家公务员，传统的自主权被剥夺。
1871年，明治政府以萨、长、土三藩的藩兵为中心，组建了直属中央政府的第一支部队“御亲兵”，约一万余人，交给在戊辰战争中威震四方的西乡隆盛指挥。当年夏天，天皇把藩知事们召集到东京，命令废藩，成立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和三百零二县。藩知事们的家禄和贵族地位得以保存，此后在东京居住。一面是丰厚俸禄和贵族头衔，一面是虎视眈眈的西乡隆盛，新政府就这样兵不血刃，把权力集中于中央。
把持了全国的兵马和租税大权，明治政府集政、军、财三权于一身，接下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如何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实现国防安全？如何发展经济让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如何防止集权者变成专制者？
一句话，明治政府要怎样做，才能证明自己比德川幕府好？
日本行政部门全体出动
对于这个问题，明治新贵们当时并无清晰的想法。用大久保利通的话来说，他们“过去仅仅考虑了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权，这个事业现在已经完成，以后该怎么办就感到很困惑了”。
早在1869 年，明治政府雇佣的荷兰传教士威尔贝克就建议，应当派遣官吏切身体验一下西方文明。1872 年正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之时，明治政府打算派遣使节团赴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同时考察西方的文明制度。
1871年12月，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的约五十名使节团成员，率领五十名留学生，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考察。使节团成员中，以来自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居多，被视为是“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使团的正副大使也各有分工，岩仓具视考察各国帝室制度，木户孝允重点考察各国宪政，大久保利通重点考察各国产业发展状况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给使团送行时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使团第一站是美国。1892年1月15日，使团抵达旧金山，他们当中只有伊藤博文出过国，会讲英语。1月23日，在旧金山市长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伊藤用英语发表了演说，向全世界展现了明治政府的新形象，他指着日本国旗说：“红色圆形将不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封盖我帝国的蜂蜡，将来，人们会清楚地懂得其真正的含义，它象征着值得尊敬的初生太阳。日本必将与世界各文明国度为伍，犹如不断向上升起的一轮红日。”
不过，当使团到达华盛顿后，“红日”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遭到拒绝，使团便将重点转向了对西方文明与制度的考察上。
经济以英为师，政治以德为师
岩仓使节团初定下的期限为六个月，后来延伸到一年零十个月，前后考察了十二个主要西方国家。零距离观察终于让使团认识到，“欧美”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有些国家发展比其他国家快，“从巴黎出发，越往东方，文明越简陋。”
木户孝允刚一到美国，就被“西洋”所震撼，他致信国内，承认自己此前对西方的先进性认识不足，说日本“现在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大久保利通在英国被漫天黑烟的工业化盛况所震慑，流露出一种深刻的挫折感，甚至认为自己很难适应这个时代。不过最终他还是重拾信心，发现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英国强盛的原因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日本的经济应该以英国为师。大久保还迷上了雪茄，尽管迈着笨拙的步子跳交谊舞让他不情愿，可也让他明白，搞外交是要带着夫人的。
最让使节团感到此行不虚的，是刚刚打赢普法战争的德国。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使节团认为德国“有酷似我日本之处”，研究德国的政治比研究英法更为有益。1873年3月15日，大久保利通出席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招待会，大久保利通向俾斯麦请教小国如何富强，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
“强权即公理”的铁血政策，让大久保利通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使团想要修改条约却处处碰壁，从此他就成了俾斯麦的忠实信徒。重点研究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认为，日本人知识水平低，制定宪法要靠君主英断，“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他决心以德国为蓝本，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
这次考察耗资一百多万日元，占日本1872年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二以上。使团出发前，和留守的西乡隆盛等人签订了一个“约定书”，规定“国内重大改革要等使节团回国后进行”。1873年5月8月，使团成员陆续回国，他们发现，留守派违约了。对于建国的道路，留守派和洋行派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维新三杰”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总设计师和战友摊牌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 作者：熊崧策 日期：2012年07月26日
“维新三杰”分裂，改革不是请客吃饭
西乡隆盛在1870年1月辞去中央政府官职回到鹿儿岛，为了废藩置县，大久保利通又把他请出来坐镇军队。在使团出国前，治理国家的重任被托付给西乡。谁能想到，出国与不出国，最终成为“维新三杰”决裂的导火索。1873年的明治政府，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西乡隆盛
征兵令引发的分裂危机
危机的引发，来自山县有朋的征兵令。按照幕府时代武士阶层的等级，山县的家庭属于“中间”，其父是一个战时只能打旗、拿武器的小角色。“中间”阶层很难有升迁的机会，山县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枪术教师。
在长州藩“尊王攘夷”运动中，山县组织了“奇兵队”，这是一支由出身社会各阶层的志愿者组成的民兵部队，这支部队在幕府讨伐长州藩的战争和戊辰内战中功勋卓著，山县产生了在全面征兵的基础上建立近代军队的观念。1869年到1870年，山县赴欧洲考察，欧洲人告诉他，征兵能带动政权背后人民的积极性。1872年，在山县的主持下，明治政府发布了“征兵令”，取消武士垄断的军事特权，全国人民不分贵贱，都有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军队以便发起对外战争，在这一点上，山县有朋和西乡隆盛一贯的“强兵”理念也吻合。
由于征兵制以广大农民为对象，所以此前一贯认为军役与己无关的农民，以为一旦被征召入伍就会被派往海外作战，因而奋起反对。被征兵者临行时，常有亲属数十人哭哭啼啼送行。最可笑的是，政府在发布命令时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血税”，意为士兵应该为保护国家准备牺牲。但是许多农户却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导致谣言四起，传说有人拿着巨大的玻璃瓶子在乡村游荡，从那些应该当兵的人身上抽血。反对征兵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此前，明治政府已经颁布“废刀令”，等于是剥夺了武士的身份象征，现在又出来个全民皆兵，等于是“铁饭碗”也没有了。既然农民害怕被征，武士们就上书，宣称“胜任士兵者唯士族耳”。此外，对于参与打倒幕府的戊辰战争的广大士族来说，“攘夷”是明治维新的本来目的，而谁都知道欧美的强大，这样又有一种“补偿论”浮出水面--侵略东方以“补偿”日本遭受西方侵略的损失。因此，在西乡隆盛等人看来，如不马上征韩征台，以充当“东洋盟主”，倒幕战争的意义又在哪里？
西乡的治国理念是“强兵”先行，以“强兵”来带动“富国”，再加上要为士族找回存在感，他决定挑起对韩国的战争。西乡的这种激进策略，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理念产生了极大矛盾。
木户孝允
富国、强兵、立宪三选一
“征韩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木户孝允，然而他从海外归国后认识到当时日本缺乏一部根本大法，所以他认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是“立宪”。木户认为西乡的想法“荒唐无稽”，将整个国家都牵扯到一场整体性战争危机中去，新政府的正统权威就会丧失殆尽。此时的木户孝允，成了“征韩论”的坚决反对者。
作为西乡的发小，大久保利通对“征韩论”其实是理解的，只不过当时日本的财政无法支持一边打仗一边发展经济，所以大久保抛出了“内治优先论”，主张“殖产兴业”，由政府主导发展工商业，先“富国”再“强兵”，反对立即征韩。
木户和大久保之间也有矛盾。大久保认为立宪如同虚设巧饰，中看不中用；木户对大久保没有民意基础的“殖产兴业”颇有微词。另外，在岩仓使团出国这一年多时间，留守派在兵制、税制、司法方面都推行了一些改革，出国的这拨人丧失了在政府中的话语权。大久保提出“内治优先论”，也有借此和留守派抗争，乘机夺回权柄的考虑。
大久保和西乡、木户三人各唱各的戏，“富国”、“强兵”、“立宪”这三种堂堂正正的立国理念，在1873年竟然闹得势如水火，明治政府“三选一”的时刻就此到来。10月15日，在政府高层内部的会议上，征韩派人数占优，取得了胜利。关键时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称病，岩仓具视代理太政大臣，他在10月23日单独上奏，天皇否定了征韩的计划。10月24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参议愤而辞职。板垣、后藤代表土佐藩；江藤、副岛代表肥前藩，萨、长、土、肥四藩联合政权就此分裂。
一半政府成员撂挑子，反而给大久保建立集权体制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对政府结构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一个以内务省为中心，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他自荐就任内务卿。他的亲信大隈重信出任大藏卿，伊藤博文出任工部卿，三人组成了“殖产兴业”的三驾马车。木户则因政见不合，在1874年辞职。
大久保利通
三杰凋落，日本近代化起步
第一个出来挑战大久保“开明专制”的是江藤新平，此前他曾主持司法工作，改革日本司法卓有建树。1874年2月，江藤新平在佐贺集结了三千名士族发动叛乱。六天后，大久保任军事和审判的全权代表，亲赴九州，镇压叛乱。在政府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下，3月1日叛军投降。4月13日，江藤新平被枭首。
这个处理结果，为大久保赢得了“冷血”的名声。许多人想不通，连幕府的将军都能留得一条活命，为什么一个曾经的战友要处死呢？这就是号称“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的铁血手段--胆敢作乱，格杀勿论。
木户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派”，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成了民间“自下而上的民权派”领袖。木户辞职后和板垣越走越近，大久保担心对手太多，邀请木户重回政府。1875年2月，在大阪会议上，大久保同意承认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 重开地方官会议。并于4月14日由天皇颁布“渐次确立国家立宪政体”的诏书。立宪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大久保也稳住了“民主派”和“民权派”。
木户和大久保之间的矛盾除了政见，还与萨长之间的藩阀之争纠缠在一起。木户曾说要用法律的办法“除山芋”，直指盛产山芋的萨摩。实际上，大久保自己虽是萨摩人，但是他对派阀与出身没有什么成见。他的左右手伊藤博文是长州人，大隈重信出自肥前。大久保自己常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搞政治不行，打仗行。”
大久保“殖产兴业”遇到最大的问题必然是钱。当时的明治政府不愿意对外举债，岩仓具视说：“我宁愿把九州和四国卖掉，也不愿意向外国借款。”大久保把目光投向了武士阶层。此前，武士们的俸禄由各藩发放，废藩置县后，俸禄的出资人由藩主变成明治政府，这笔钱的总数吓了大久保一跳，占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尽管木户认为抛弃武士阶层不道德，岩仓具视也害怕会激起武士们的反抗，大久保还是断然于1876年进行了“秩禄处分”。简单说就是强制把俸禄的现金支付改为发放公债证书，三十年还清。为此，政府共发行了一亿七千万日元的公债证书，而航运、农业、纺织、外贸和金融等产业也在大久保的规划下有了极大的发展。
先被没收劳动工具，然后是“铁饭碗”被砸，最后被“买断工龄”，还是用债券--各地士族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熊本爆发了“敬神党之乱”，在其影响下，福冈县爆发了“秋月党之乱”，山口县爆发了“获之乱”。
不过这些叛乱都被大久保逐个镇压下去。1877年初，西乡隆盛在萨摩士族的拥立下出任叛军领袖，政府军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才平定叛乱，西乡隆盛身死。同年5月26日，木户孝允病逝。
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乘马车到太政官去办公，在车内还在阅读文件。8点左右，马车遭到为西乡报仇的岛田一郎等六名士族的袭击。大久保虽然身受白刃，还厉声呵斥，沉着地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过了一会儿才倒地断气，时年四十九岁。有人评价说：“专横、跋扈的结果，未引起一点同情。”然而，大久保毕竟为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他被称为“明治维新总设计师”也许并不为过。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伊藤博文主导的立宪之路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 作者：熊崧策 日期：2012年07月26日
伊藤博文是“脱亚入欧”的坚定支持者，他在1883年访德期间曾改信基督教，并写信劝井上馨也“改宗”，后来考虑到各种因素，他又对此秘而不宣。回望1862年，伊藤曾锯断英国使馆四周的木栅栏，向使馆投掷燃烧弹，是一个主张“攘夷”的愤青，二十余年转变之彻底让人咋舌。1887年4月20日，伊藤博文官邸举行了让世人哗然的“假面舞会”，伊藤自己扮成威尼斯贵族，而陆军大臣大山岩则重挽发髻，腰挎双刀，玩起了武士怀旧风。
伊藤博文
1889年2月11日，这是纪念传说中的第一位天皇于公元前666年建立国家的日子。明治天皇在深宫中举行神道教仪式，告知其祖先，新的“国家基本法”即将诞生。之后，他换上西装，步入宫中正殿，沿着红地毯踏上放着御座的高台。殿中肃立着贵族、大臣、武官和使节，勋章和佩刀闪烁着荣耀的星光。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郑重地朝着天皇走去，把写有新宪法的卷轴呈给天皇。天皇没有看，转手交给了首相黑田清隆。首相“怀着深深的敬意接受下来”，现场奏起新近谱写还没有正式被认可的国歌《君之代》。天皇点点头，离开了大殿。
对于“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和庄严的时刻。
通货膨胀打击殖产兴业
大久保死后，伊藤出任内务卿，不过他并不是大久保的唯一传人，还有一个大藏卿大隈重信。
主管财政的大藏省，此时有些焦头烂额。为打赢西南战争筹措经费， 政府不得已发行了四千二百万日元不兑换纸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百分之七十的财政支出。这种应急性的货币政策，虽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理所当然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幕府时代的实物地租此时已经变成货币地税，按改革当时地价的百分之三征收。当严重通货膨胀发生时， 米价的变动最为激烈。1881年时，米价上涨为三年前的两倍，意味着政府的地税收入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此前，大久保的“殖产兴业”政策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他在考察欧洲之后曾说：“溯本求源，未尝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政府出钱办了许多企业，希望作为模范刺激私人企业的发展。此外，政府还有“官督民办”企业，以三菱轮船公司为典型。
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土佐藩，“奉还版籍”时代，土佐藩藩主为了分散和隐匿藩产，把许多藩产出租给岩崎，岩崎变藩产为私产，挖到了第一桶金。三菱的标志就是岩崎家族的族徽“三段菱”和土佐藩主山内家族的族徽“三柏菱”的结合。
后来，岩崎和大隈重信搭上了伙。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岩崎找到大隈，表示台湾航路上的船只，三菱全部可以承担下来。正好此时大久保的美籍顾问李仙得也说，把船只交给私人比较好。大久保解散了业绩不佳的官办企业“邮政蒸汽船会社”，将其无偿合并给三菱，还下拨官船十三艘来增强三菱的实力。为了补偿三菱公司因为同外国公司打价格战所蒙受的损失，政府每年补助二十五万日元。从1875年到1881年，政府给三菱公司的资助达八百二十五万余元，平均每年一百一十八万元，相当于明治政府全年税收的百分之二点四。在这样的扶植政策下，三菱先后在日本沿海航运中击败了美、英等国公司，独占日本至上海的航线。
而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殖产兴业的资金涸渴，等于宣告政策失败。大隈重信提出五千万元外债计划，结果被伊藤博文和松方正义以“一旦无力偿还将危及国家独立”而否定。
伊藤博文大权独揽
就在政府因财政危机走投无路时，自由民权派又向政府提出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许多政治团体已经开始坐下来起草自己的宪法。为此，各参议也分别拿出了自己的宪政意见。此前，大久保和木户的宪政规划都是要“渐进”，至于“渐进”的过程要多久，没人能给出具体的时间表。而大隈重信在1881年3月向天皇提交了自己的“宪政意见书”，认为1882年就可以选议员，1883年初就可以开设议院。更为激进的是，大隈的设想接近于英式政党内阁制，把主要的政治权利授予民选议会，并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组成内阁。而此前明治群臣一直心仪的是普鲁士宪法，内阁由君主任命，议会只拥有不完全的权力。
大隈的“急进立宪论”遭到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隈和自由民权派互相呼应。1881年10月，大隈被罢免，同时天皇发布了预定于1890年开设国会的诏书。伊藤博文负责起草宪法，大权独握，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有人评价，是大隈和民权派的激进，倒逼出了立宪的日期。
继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采取了一套紧缩政策，他大幅削减行政开支，向民间廉价出售国有企业，让政府从投资办厂这种代价高昂的事业中抽身。政府对于出售的官办企业，不仅在财产估价时远远低于当初的投资，而且在出售时的标价又远低于财产估价。兵库造船所的政府投资为八十一万多日元，财产估价仅为三十二万日元，出售价格则只有十八万多日元。
明治政府扶持民营经济，不在乎国有资产流失，这被称为日本近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购买这些国有企业的大多是和政府关系亲密的商人，这些企业也成了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兴起的奠基石。
鹿鸣馆
鹿鸣馆
鹿鸣馆外交引出人种改良论
除了“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明治政府还有一条基本国策是“文明开化”。从维新政府建立起，欧化风潮就开始浸染着日本的社会生活习俗。这一切在1879年井上馨出任外务卿后开始加速，他在和欧美列强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中困难重重，因此提出了把日本变成“欧化新帝国”，才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平起平坐的想法。
1883年7月，在井上馨的指导下，英国建筑师康德尔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附近建造的二层洋楼竣工，起名为“鹿鸣馆”，取自《诗经·鹿鸣》，以示迎宾之意，作为上流社会和西方人士的社交场所，推行著名的“鹿鸣馆外交”。井上馨经常在这里举行舞会，邀请高官和他们的夫人及女儿参加，为了便于横滨的外国官员出席，日方还在舞会召开当晚八点半，开通横滨到东京的专列，客人到达终点站新桥后，再用人力车直接拉到鹿鸣馆。
伴随着西洋舞会、游园会的举办，上流社会改穿洋装、学跳舞、喝洋酒等风俗流行起来。名媛们主修的技艺是“第一跳舞，第二唱歌，第三乐器演奏，第四使用流行语言风趣地对话，第五读书，特别要读流行小说”。在当时，身着洋装出现在鹿鸣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伊藤博文是“脱亚入欧”的坚定支持者，他在1883年访德期间曾改信基督教，并写信劝井上馨也“改宗”，后来考虑到各种因素，他又对此秘而不宣。回望1862年，伊藤曾锯断英国使馆四周的木栅栏，向使馆投掷燃烧弹，是一个主张“攘夷”的愤青，二十余年转变之彻底让人咋舌。1887年4月20日，伊藤博文官邸举行了让世人哗然的“假面舞会”，伊藤自己扮成威尼斯贵族，而陆军大臣大山岩则重挽发髻，腰挎双刀，玩起了武士怀旧风。
随着鹿鸣馆引领的欧化潮流，各种带有极端模仿意味的改良论也纷纷出炉。最夸张的是“人种改良”，这出自思想家福泽谕吉门下的《时事新报》记者高桥义雄，高桥认为日本人的体力和智力是无法和西洋人相比的，因此，要和优良的西洋人结婚，改良日本国民的身心。
然而从1880年到1887年，井上馨和列强进行了为期八年的马拉松式谈判，拟定的新条约却遭到朝野一致反对，运动式的“全盘西化”也引来了激烈的批评。1887年9月，井上馨被迫辞职，“鹿鸣馆外交”也随之终结。
元老操纵天皇行使国家权力
在井上馨大搞歌舞升平的时候，伊藤博文又出国了。明治政府于1882年派遣伊藤赴欧考察宪法，他面临最棘手的课题是，如何定位天皇的政治地位和创建自由民权运动所要求的国会。伊藤博文在欧洲更切实地认识到： 英国国王虽有王位，但统而不治，日本如照此行事，皇室仍会丧失统治权，这与日本国体不符。所以，他到英国只是走了一下过场，主要是向德国法学家格奈斯特和施泰因请教。1883年8月，伊藤回国，第二年就开始了对体制的改革和宪法的起草工作。
1884年7月，伊藤打造的“华族令”颁布，将华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受封的有旧公卿、藩主和维新功臣。华族除了拥有许多特权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为开设国会时建立贵族院做组织准备，对民选的众议院进行限制。1885年，太政官制度被废除，成立由天皇任命的内阁，伊藤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他坚决堵死了由民选议院多数党组阁的可能。
宪法的最后起草工作始于1885年，最初地点在东京的伊藤宅邸，后来转移到他在东京南面一个近海小岛上的别墅，这里隐蔽且能欣赏富士山的美景。伊藤曾说：“君权三分民权七分为立宪，我民权三分君权七分亦为立宪。”在这种“神政的家长式立宪主义”思路的指导下，1888年，宪法草案被公之于众。随后，伊藤设置枢密院，并自任议长，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审议。1889年，伊藤起草的宪法以“钦定”的形式正式发布，并于1890年11月29日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的当天开始生效。
这部宪法把专制和立宪糅合在一起，一方面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一方面又规定统治权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正如宪法颁布仪式所象征的，法律的制定和天皇没关系，法律的执行也和天皇没关系。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指出：“宪法自然是以天皇及其权威为中心，因为推翻德川幕府的理由就是要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实际上大家并不是想让天皇统治，而只是要他使大臣们的决定生效而已。”内阁的任命虽然形式上要经由天皇首肯，但实际上全部经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九元老”的直接推荐或间接征求元老同意才产生。元老及元老会议实际上是超宪法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官员和机关。然而，宪法中规定军部大权不受政府、议会限制和监督。刚开始，元老们还能对军部势力进行弹压，明治末期以后，军部势力恶性膨胀，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凌驾于政府和议会之上，日本逐渐走上一条无穷尽的战争之路。
尽管明治宪法被认为是“最低标准”的宪法，但日本毕竟成了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完成了迈入世界强国行列的重要一步。宪法帮助日本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不管它今后给日本和全世界带来了多大的灾难，但在1889年的那个早晨，伊藤博文心中的豪情犹如一轮初升的红日。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