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良弼之死震动朝野，使得在南北议和期间拥护清室的宗社党诸大佬闻风丧胆，惊呼革命党已经潜入京师，乃不再过问清室存亡，纷纷作鸟兽散，潜往天津、大连、青岛等租界自保。宗社党随之瓦解。
至此，主战派销声匿迹。1月29日隆裕太后再开御前会议时，到者屈指可数，连庆亲王奕?也告病不来，清廷统治集团已成树倒猢狲散之势。
良弼身死半个多月后的2月12日，清帝下逊位诏书，表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入关260多年的清朝至此遂亡。
宗室翘楚，延揽士官生以抗北洋
良弼（1877―1912），爱新觉罗氏，字赉（音赖）臣，隶镶黄旗，是清末亲贵中胆识过人、才情卓著的军事人才。他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后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和耆英一起代表清政府同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的伊里布，是他祖父。其父在四川做官，他于1877年出生于成都。少年丧父的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且刻苦好学。
良弼后至湖北，由该省官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留学期间，结识了张绍曾、吴禄贞等许多汉族士官生。吴禄贞等倡言革命，身为满人的他便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和苦口婆心的劝说。
1903年，良弼毕业回国即投奔清室效力，由于“根正苗红”而渐获重用。先在练兵处任职，该处为清廷采纳袁世凯建议而设，领导全国新军编练事宜，是清廷当时整顿军事的要图之一，清廷希望藉此举将军权集于中央，加强宗室对全国军队的控制。故命庆亲王奕?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襄办。
奕?虽有总理练兵大臣之名，却并无其实，铁良的资望与才具均不足以同袁世凯抗衡，练兵处实际由袁世凯一手主持。
练兵处的设立使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在小站练兵之后再上层楼，成为继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之后的又一个新兴的武装集团。
袁世凯的野心是通过编练的新式陆军为后盾，使自己成为左右朝局的实权人物。这一点当然逃不过满族亲贵良弼和铁良等人的眼睛，在他们看来，军权在握的汉人袁世凯是清室的最大威胁。
1904年良弼任练兵处军学司监督，专管军事教育和训练。1905年，被提升为练兵处军学司副使，后历充第八标统带官、军学司副使及长校阅参议、太湖秋操北军审判长、考试陆军游学毕业提调官等职。
像职位一样不断上升的还有他对袁世凯的戒心。他对袁世凯培植亲信势力、拥兵自重的做法极为不满。他对那些八旗膏粱纨绔亲贵，以及专事吃喝玩乐的贝勒们，更是深恶痛绝。
满人亲贵多顽劣不堪、甚少可用之才的现实，使良弼清醒地认识到，欲加强清室军权，对抗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唯有利用在其时渐次由日本归国的汉人士官生。良弼也常在亲贵中游说，要以士官生做班底，以抗衡袁世凯的北洋势力。
1906年6月，良弼推荐留日同学张绍曾担任新设贵胄军事学堂学监。他明知吴禄贞的革命思想，还是对他说二人如同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
吴禄贞在练兵处任职时，曾巡视蒙古、陕甘等地边防形势，在驻军中鼓吹革命，遭到陕甘总督升允的构陷，幸有良弼在京城进行营救活动，才免于一死。由于良弼在载涛面前大力保荐，吴禄贞得以在1911年出任新军第六镇统制。
铁良、良弼是皇族集权的捍卫者，他们大力起用士官生为新军中的将领，不仅希望可以藉此对抗袁世凯，还希冀以此消弭士官生的革命思潮，以收一举两得之效。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称良弼“尤留意人才，自将帅以至军士莫不延纳，思有所建树”。良弼一视同仁、不分满汉延揽人才的做法可谓用心良苦。
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明确点出良弼这些做法的目的是“利用汉人以防汉人，以为高官厚禄仅足以驾驭英才，入彀者多，即足以制反侧而延帝祚。革命党中多知名士，苟縻以好爵，联以感情，亦不难潜移默化”。
良弼“汲引党人，实具深心”，但是士官生中的革命党人自有打算。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排袁以取得军权，故良弼之策，收效甚微，反而为革命党人进入北洋六镇并传播革命思想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是良弼等人始料未及的。
众所周知，新军尤其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作用至大，武昌起义后，“各省风从，以新军将领多党人或与党人通款曲者，故一呼众应，共和迅建”。
笼络党人之策，本想固清朝邦基，反而给清廷内部撒下了毁灭的种子，促成了清廷的迅速灭亡。因此徐一士感叹革命之成，“微良弼之力，弗能如是之易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铁良、良弼等满族亲贵同袁世凯的矛盾在步步升级。
1906年秋，清廷议论改革官制时，在削减督抚权限问题上，铁良与袁世凯争论激烈，良弼主张杀掉袁世凯，但怕慈禧太后不允许，又怕北洋系军官起来造反，未敢遽（音聚）然下手。
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统辖各省新军。练兵处撤销，良弼所在的军学司并入陆军部。接着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交出了四个镇的兵权给铁良。1907年7月，丁未政潮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最后的军权。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双双驾崩，摄政王载沣终于迫不及待地向袁世凯出手了。1909年1月初，袁世凯被载沣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亲贵纷纷出台大掌军权，良弼一贯的集中军权于清室的主张得到了载涛的欣赏。1909年7月，军谘处从陆军部分出，清廷先委毓朗管理，后又派载涛管理，载涛依靠良弼出谋划策。1910年2月，良弼随载涛赴欧美考察军政事务，成为载涛的心腹臂膀。
身为禁卫军训练大臣的载涛并不懂军事，故禁卫军日常操练和管理实际上由良弼负责。“禁军一切章制计划悉出其手，而全国重要军职之进退，亦多待其一言而决”。
没有袁世凯的这段时间，对良弼而言，称得上是如鱼得水，惬意非常。
生性刚强、不吃贿赂且富军事思想的良弼无疑是清末皇族中的翘楚，得到了摄政王载沣和满洲贵族的信任和拥戴，在亲贵中显得鹤立鸡群。
鼓吹君宪，组织宗社党以卫清室
良弼在骨子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竭力鼓吹君主立宪。1911年3月，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命党人温生才炸死，良弼忧心忡忡地说：“长此不变，祸在眉睫。”提出要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党人，开国会，尽快实行君主立宪等，以消弭革命风潮。
是年10月10日，部分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消息传到北京，满族亲贵束手无策，“王公贵人皆气馁，莫知所为”。良弼“独与三数才杰朝夕规划，外联群帅，内安当国，思以立宪弭革命，救大局。上下皆恃以为重”。
良弼的主张是一手武装镇压革命，一手搞君主立宪以笼络民心。他为军谘府制定了武装镇压的计划，并请命往前线督军，欲奋战而死，幻想以此支撑危局。在写给友人廉泉的信中，他称自己仍坚持君主立宪宗旨，“非到天荒地老，必立持不易”。
当起义各省屠杀满人的谣言传到北京后，有满族亲贵宣称把北京内外之汉人尽数捕杀，以报复泄愤。良弼知道后，急忙向军谘府大臣载涛陈述此计之谬，他说：“这种种族偏狭之见，恰好激动全国民愤，不特各地满人无活路，而且自速亡国之惨。请即转奏，把这种狂妄的蛮动取消了，本人等着听候消息，如果是决而必行，那么我便率同本协军队独立了，不愿与这班救亡无办法，临事只会捣乱的庸碌竖子们同遭奇祸。”
良弼说这些话时涕泪交下，载涛为之动容。
当清廷迫于形势、欲起用袁世凯时，良弼曾坚决反对。他还暗自联络各旗军都统上疏谏阻，条陈袁世凯不可用的理由，但没能阻挡住袁世凯的复出，只有无奈地感叹“亡清必袁”。
在袁世凯以内阁全体辞职要挟清廷接受退位条件时，良弼即主张批准袁世凯内阁辞职，组织皇族战时内阁，自为全权大臣，总揽满汉文武内外事宜，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内阁总理，铁良为大将军，统率“讨伐军”南下镇压起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袁世凯与临时政府的和谈也在进行中。在1月12日清廷王公亲贵的秘密集会上，奕?承袁世凯之意提出清帝退位的建议时，良弼与铁良、载涛等坚决反对。
18日御前会议，奕?说除了在优待条件下自行退位，别无办法。隆裕太后失声痛哭。会后，良弼纠合30余名皇族亲贵，齐赴庆亲王府包围奕?，表示强烈反对清帝退位。
良弼看到袁世凯挟议和以自重，想用清室的退位来换取他的大总统宝座，而当权者又无所作为，便联合一群王公贵族，组织宗社党，并被推为首领。
他后来在遗言中说：“上年我奏请释党人，开国会，皆不我听；今秋变起，请以禁军赴前敌，又不我用，而委之荫昌；内廷纷争，外环四起，我宗社之亡将无日矣！我见政府不可为，始组织宗社党。”
据日人宗方小太郎在《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中所述，宗社党“乃清帝退位以前，以清朝之皇族宗室及旗人为核心，以及食清朝之禄之义士为挽救宗社而组织之政治团体”。宗社党的主要成员有军谘使良弼、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洵、镇国公载泽、原陆军部尚书铁良等少数清室王公亲贵，另有蒙古王公那彦图和陕甘总督长庚、署陕西巡抚升允等蒙族重臣。
宗社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正在加紧进行逼宫活动的袁世凯。
19日，宗社党甫一成立即用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北京旗汉军民函启》，称袁世凯“蔑视纲常，损辱国体”，“其居心更不可问”。
时人廖少游在《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中记载道：20日，“传闻宗社党运动成熟，京中将有暴动，袁内阁已处于危地”。；23日，“宗社党上书袁内阁，其词旨极为严厉，略谓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袁内阁览之，恍若芒刺在背，意不自安”。
良弼曾说：“袁世凯胁迫朝廷，从中垄断，这种其坏无比的东西，我们便叫他滚蛋，怕他真敢篡逆不成？”又向隆裕太后说：“太后把国事尽托付袁总理，还要我们旗人做什么？袁世凯负国不忠，图谋私利，要他何益？还不如罢斥回籍。”宗社党还计划当袁世凯再以内阁总理辞职相要挟时，便乘机断然解散内阁，再由毓朗、载涛等出来组阁，由铁良统帅清军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良弼也自请随军南下作战。如果战败，则迁都热河，退保东北。良弼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了冯国璋，冯国璋立即向袁世凯告密。
袁世凯由此更加确定了良弼和宗社党是其逼宫道路上的最大阻力。良弼身为宗社党的领袖和灵魂人物，袁世凯必欲除之而后快，遂指使其党羽在北京街市散布说帖，有“先刺良弼，后炸铁良，二良不死，满虏不亡”等语。
袁世凯亲自除掉良弼，并非难事，但袁、良之争，举朝皆知，袁若为此举，则为下策中的下策，非但攸关个人名誉，还会激怒宗社党，恐变生不测。于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将良弼等宗社党人对他逼宫和接受共和所产生的阻力，经相关渠道透露给了革命党人，希冀借刀杀人。
对革命党人而言，有军事知识且思想顽固的良弼无疑是共和之路上的拦路虎。同盟会京津支部军事部部长彭家珍决计刺杀良弼，他曾愤然对其同志说：“良弼，枭雄也，此獠不除，终为革命大患，吾不除之，人其谓我何！”
被袁世凯和革命党人盯上的良弼，已经在劫难逃。
末世孤臣，一身终为清朝殉葬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曾被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在刺杀良弼前，他是同盟会京津支部军事部部长。
彭家珍为了刺杀良弼，事先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他弄到了一张良弼的照片和良弼好友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一张名片。然后又派人去奉天，假借崇恭的名义打电报给良弼，说是要来北京共商大计。
26日夜，即腊八晚上，彭家珍以崇恭之名乘车先至军谘府及良弼旧宅，均未遇见良弼，再到西城红罗厂良弼宅前，出示崇恭名片求见。但因此日北洋将领联名通电清廷请求“共和”，良弼为此正在肃亲王善耆府中商议对策，并不在家。
彭家珍等候至深夜11时左右，仍不见良弼归来，失望之余，乘车离去。刚走出不远，即迎头遇见良弼归来，彭家珍遂高叫一声“赉臣”，但马车去势甚猛，良弼未应。彭家珍急忙掉转马车跟进，到大门外后，良弼下车，彭亦下车，口内喊：“崇恭拜会良大人。”良弼见彭家珍面生，且神色有异，心中便产生警觉，喝问道：“深夜至此，胡匆迫乃尔！”彭家珍也不回答，迅速从怀中掏出炸弹掷向良弼，轰然一声，阶石尽裂，逃避不及的良弼当场被炸断左腿，晕倒在地。因距离太近，弹片触石反击彭家珍头部，彭家珍当场牺牲。
良弼晕厥两个时辰后醒来，对刺客彭家珍却没有恨意，有的是对烈士的惺惺相惜。他对母亲说：“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又对幕僚说：“我死不足惜，惟清廷宗社从此灭亡为可恸耳……我死，清廷亦随之亡也。”
良弼知道刺杀他之事绝不简单，长叹曰：“今日之害我者，即来日之夺国者。”他自知命在旦夕，于是口授遗折，称自己“举凡陆军章制、教育规划，靡不悉心赞划”。请清廷“尊重信条，实行宪政，以挽将倾之国势，而收已涣之人心”。29日夜，良弼在痛苦中死去，时年36岁。
坊间传言，良弼的最后身死与袁世凯有关。当良弼被炸之时，家人请日本医生抢救，良弼左腿被锯掉，手术情形良好，生命可保。韩锋在遗稿中说，良弼被炸后，到良宅慰问的新任民政部部长、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推荐了一位中医，替良弼解除火毒，良弼服药后，伤处巨痛，辗转呼号而死。“外人传说袁世凯忌良弼枭雄，故买嘱医生，以对攻之药死之”。
真实情形究竟如何，恐怕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良弼之死，客观上非常有利于袁世凯的逼宫活动。梁士诒讲述其时隆裕太后的恐惧情形道：“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赵秉钧先大哭，誓言保驾。我亦不禁泫然。”
良弼死后，拥护清室的宗社党解体，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吴玉章甚至说：“袁世凯的逼宫竟因彭家珍刺杀良弼而获成功。”
良弼在言行中显出了落落不群的气度，又颇有知兵之名，“有学有术”的端方称赞他“才猷敏练，学术精深”，“其宅心忠亮，足备武学顾问之选”，时人将其与吴禄贞、蓝天蔚并称“士官三杰”。
但是良弼置身其间的清朝却早已是千疮百孔，显出风雨飘摇的衰颓气象，康乾盛世已成遥远梦忆。庆亲王奕?父子站在袁世凯一边，对良弼行事多所掣肘。连铁良后来都对良弼多有微词，曾对人说良弼华而不实。如此看来，良弼在清室亲贵中的真实处境其实也不容乐观。
金梁《光宣小记》对良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权贵皆畏葸无远志，君以一身撑拄其间”。然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良弼死后，“亲贵丧胆，逊位议定。呜呼，君其瞑哉！”
清朝的丧钟早已敲响，而良弼却装作充耳不闻。他想促成朝廷尽早采用君主立宪政体，转旋补救，以对抗共和革命。他的事业和人生最终因彭家珍的炸弹而仓促地画上了句号，成了清王朝退场之前的无谓牺牲。
最终，良弼留给世人评说的，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徒劳和带着一抹血色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