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计然之策》
《计然之策》讲的全部是发家致富的商业之道。它有三方面商业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这个原则，在商业经营中被称为“待乏”，第二个原则，叫做“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价格涨到一定程度时，要把货物像粪土一样抛售出去，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要把货物像珍宝一样买进来；第三个原则，叫做“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就是不能太贪心，不能囤积居奇，要在理想价位果断脱手。
《陶朱公经商十八诀》：
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 懒惰则百事废
价格要定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
用度要节约切勿奢华奢华则财钱竭
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
物资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减
出入要谨慎切勿潦草潦草则错误多
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优劣要细分切勿混肴混肴则耗用大
货物要修正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
期限要约定切勿马虎马虎则失信用
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失良机
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
检时要尽责切勿忘托忘托则受害大
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
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
主心要安静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多
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劣品
说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陶朱公经商十二则》：
一是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负；
二是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往众者；
三是能安业。厌故喜新，商贾大病；
四是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五是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不成；
六是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行自多；
七是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有赖；
八是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
九是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
十是能知机。售宁随时，可称名哲；
十一是能倡率。躬行必律，亲感必生；
十二是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
《陶朱公经商理财致富十二戒》：
勿鄙陋勿虚华勿优柔
勿强辩勿懒惰勿固执
勿轻出勿贪赊勿争趣
勿薄蓄勿眛时勿痴货
善于抓住商业贸易的经营时机，是范蠡经营思想的核心。譬如说，夏天人们不买皮货，只有到了冬天，皮货才畅销。但是做生意的人，不能等到冬天才开始进货，而应该在夏天就要备足货源，方能保证在冬天售出时赚钱。他还认为，物价之贵贱，主要在于供求的变化，供不应求，物价就会暴涨。所以，政府如果要稳定谷价，就要在谷贱时收购，谷贵时平价卖出，才能使社会稳定，不会“通货膨胀”。这一经济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历代都对此奉为“治国之道”。
商圣计然子
计然子名研，又称计倪、计砚，時人尊为计然子，春秋时莘人（今莘县人），知名谋士，学识渊博，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范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而灭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用“计然之策”三致钜富。故言富称陶朱者，计然子之力也。《汉书》谓“计然之策十，国用其策而得意，家用其策而致富。”越国灭吴之后，范蠡离隐，文种伏剑，《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自是之后，计倪佯狂。”《史记·货殖传》有记载。“计然之策”的经济理论元早于西方经济学，后人尊计然为商业之祖，故称商圣。
〈计然子传〉
计然者，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博学无所不通。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着。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尝南游越，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范蠡知其贤，卑身事之，请受道，藏于石室，乃刑白鹬而盟焉。〔《太平御览》〕
〈内经〉
昔者，越王句践既得反国，欲阴图吴，乃召计倪而问焉，曰：“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为也！时返不知所在，谋不成而息，恐为天下咎。以敌攻敌，未知胜负！大邦既已备，小邑既已保，五谷既已收；野无积庾，廪粮则不属，无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劳军纡吾粮道！吾闻先生明於时交，察於道理，恐动而无功，故问其道。”
计倪对曰：“是固不可。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战则耳目不聪明，耳不能听，视不能见，什部不能使；退之不能解，进之不能行。饥馑不可以动，神气去而万里。伏弩而乳，郅头而皇皇，强弩不彀，发不能当。旁军见弱，走之如犬逐羊。靡从部分，伏地而死，前顿後僵。与人同时而战，独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将。王兴师以年数，一旦而亡，失邦无明，筋骨为野。”
越王曰：“善。请问其方。吾闻先生明於治岁，万物尽长，欲闻其治术，可以为教常，子明以教我，寡人弗敢忘。”
计倪对曰：“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强、或怯。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王其审之，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储，以备四方。师出无时，未知所当，应变而动，随物常羊。卒然有师，彼日以弱，我日以强，得世之和，擅世之阳，王无忽忘，慎无如会稽之饥，不可再更，王其审之。尝言息货，王不听臣，故退而不言，处於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闻君自耕，夫人自织，此竭於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时断则循，知断则备，知此二者，形於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已。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并有五方，以为纲纪。是以易地而辅，万物之常。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於何有哉！”
越王曰：“请问其要！”
计倪对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为之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群臣无空恭之礼、淫佚之行，务有於道术。不习源流，又不任贤使能，谏者则诛，则邦贫兵弱刑繁，则群臣多空恭之礼、淫佚之行矣。夫谀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贫兵弱致乱，虽有圣臣，亦不谏也，务在谀主而已矣。今夫万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术，以任贤子，徼成其事而已，则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贤子，贤子有谏者憎之，如此者，不习於道术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虽有败，不自过也。夫父子之为亲也，非得不谏，谏而不听，家贫致乱，虽有圣子，亦不治也，务在於谀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调，虽欲富也，必贫而日衰。”
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长也。”
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人主无私，赏者有功。”
越王曰：“善。论事若是其审也。物有妖祥乎？”
计倪对曰：“有。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鞅。人生不如卧之顷也，欲变天地之常，数发无道，故贫而命不长。是故，圣人并苞而阴行之，以感愚夫。众人容容，尽欲富贵，莫知其乡。”
越王曰：“善。请问其方。”
计倪对曰：“从寅至未，阳也。太阴在阳，岁德在阴，岁美在是。圣人动而应之，制其收发。常以太阴在阴而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夫有时而散，是故圣人反其刑，顺其衡，收聚而不散。”
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
计倪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农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
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尝与孤议於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
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
越王曰：“善。”
计倪乃传其教而图之，曰：“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用此不患无功。”
越王曰：“善。从今以来，传之後世，以为教。”乃着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
甲货之户曰粢，为上物，贾七十。乙货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穬，比蔬食，故无贾。辛货之户曰菓，比蔬食，无贾。壬癸无货。〔〈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
〈阴谋〉
越王句践十年二月，越王深念远思侵辱於吴，蒙天祉福，得越国。群臣教诲，各画一策，辞合意同，句践敬从，其国已富。
反越五年，未闻敢死之友。或谓诸大夫爱其身、惜其躯者，乃登渐台，望观其臣有忧与否。相国范蠡、大夫种、句如之属俨然列坐，虽怀忧患，不形颜色。
越王即鸣钟惊檄而召群臣，与之盟，曰：“寡人获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惭晋、楚。幸蒙诸大夫之策，得返国修政，富民养士。而五年未闻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对者。越王仰天叹曰：“孤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孤亲被奴虏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辅，须贤任仁，然後讨吴。重负诸臣，大夫何易见而难使也？”
於是计倪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举手而趋，蹈席而前进曰：“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见而难使，君王之不能使也。”
越王曰：“何谓？”
计倪曰：“夫官位、财弊、金赏者，君之所轻也；操锋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财之所轻，而责士之所重，何其殆哉！”
於是越王默然不悦，面有愧色，即辞群臣，进计倪而问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
计倪对曰：“夫君人尊其仁义者，治之门也。士民者，君之根也。开门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谨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愿王明选左右，得贤而已。昔太公，九声而足，磻溪之饿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鲁之亡囚，有贪分之毁，齐桓得之而霸。故《传》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愿王审於左右，何患群臣之不使也？”
越王曰：“吾使贤任能，各殊其事。孤虚心高望，冀闻报复之谋。今咸匿声隐形，不闻其语，厥咎安在？”
计倪曰：“选贤实士，各有一等。远使以难，以效其诚；内告以匿，以知其信；与之论事，以观其智；饮之以酒，以视其乱；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别其态。五色以设，士尽其实，人竭其智。知其智，尽实，则君臣何忧？”
越王曰：“吾以谋士效实、人尽其智，而士有未尽进辞有益寡人也。”
计倪曰：“范蠡明而知内，文种远以见外，愿王请大夫种与深议，则霸王之术在矣。”
越王乃请大夫种而问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穷厄之地。今欲奉不羁之计，以雪吾之宿雠，何行而功乎？”大夫种曰：“臣闻：'高飞之鸟，死於美食；深川之鱼，死於芳饵。’今欲伐吴，必前求其所好，参其所愿，然後能得其实。”
越王曰：“人之所好，虽其愿，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种曰：“夫欲报怨复雠、破吴灭敌者，有九术。君王察焉？”
越王曰：“寡人被辱怀忧，内惭朝臣，外愧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虚。虽有九术，安能知之？”
大夫种曰：“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脱屣。愿大王览之。”种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术，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而况於吴乎？”
越王曰：“善。”〔〈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富国〉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吴，乃请计倪，问曰：“吾欲伐吴，恐不能破，早欲兴师，惟问於子。”
计倪对曰：“夫兴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府库，励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气，原於阴阳，明於孤虚，审於存亡，乃可量敌。”
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
计倪曰：“天地之气，物有死生。原阴阳者，物贵贱也。明孤虚者，知会际也。审存亡者，别真伪也。”
越王曰：“何谓死生、真伪乎？”
计倪曰：“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时有生而不敷种，是一死也。夏长无苗，二死也。秋成无聚，三死也。冬藏无畜，四死也。虽有尧、舜之德，无如之何。夫天时有生，劝者老，作者少，反气应数，不知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二生也。前时设备，物至则收，国无逋税，民无失穗，三生也。仓已封涂，除陈入新，君乐臣欢，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阴阳者，太阴所居之岁，留息三年，贵贱见矣。夫孤虚者，谓天门地户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
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长也？”
计倪对曰：“有美之士不拘长少。”
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观天文，集察纬宿，历象四时，以下者上，虚设八仓，从阴收着，望阳出粜，筴其极计，三年五倍，越国炽富。句贱叹曰：“吾之霸矣。善！计倪之谋也。”〔〈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杂录〉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刑，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稽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也。是故，无道之君，及无道之民，皆不能积其盛有余之时，以待其衰不足也。东方多黍，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各有高下。高而阳者多豆，下而阴者多五谷。
天者，阳也，规也。地者，阴也，矩也。
度如环无有端，周回如循环，未始有极。
日行天，日一度，终而复始，如环之无端。
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日主昼居。昼而为明处，照而有光。
日者，太阳之精。
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间一与日合，取日之度，以为月节。
月者，水之精也；水者，内景。月主夜居。夜为明，夜者纪也，纪者内也。纪度而成数。
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纪度而成数也；寸者，制万物阴阳之短长也。
风为天气，雨为地气。风顺时而行，雨应风而下，命曰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通，万物成矣。
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掩目别黑白，虽时时一中，犹不知天道也。论阴阳有时误中耳。
范子问：“何用九宫？”计然曰：“阴阳之道，非独一物也。”
圣人之变，如水随形。形平则平，形险则险。
古者，庶人老耆而後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绮绣罗纨，素绨冰锦也。绣细文而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
人受命於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谓如水胞之状。四月而胎，谓如水中[鱼假][虫麻]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谓血气变为肉，肉为脂，脂为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范子曰：“请问九田，随世盛衰，有水旱贵贱。愿闻其情。”计然曰：“诸田各有名，其自一官起始以终九官，所以设诸田、差高下。始进退也。假令一值钱百金，一值钱九百，此略可知从亩一至百亩，直是大之极也。」
千里马必有距虚。
范蠡乘偏舟於江湖。
天者，变化、行精器者也。令者，谓暴风雨霹雳也。
争者，事之末。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范子曰：“尧、舜、禹、汤，皆有预见之明，虽有凶年而民不穷。”王曰：“善”。
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国宝。
立夏，九十一日；立秋，凉风行，万物始实，白露降，毕极寒成也。
（据《范子計然》辑本）
商圣计然子语录
【计然曰】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
【范蠡按语】财为养命之源，人岂可无有，而不会营运，则蚕食易尽，必须生放经商，庶可获利，为资身策。
【臆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世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财富但也要会用人，才能使其国家强大，人民富足，上层建筑得以稳固。
【计然曰】财溺于人所共爱，义取者希。利起于众所争，贪嗜者伙。
【范蠡按语】财者，通行蠻貃（少数民族），虽婴孩亦所知。爰是以人多竞强取，至有丧身失德，忘耻受辱，甘当无悔。其知义安分，不嗜妄贪者，世之罕有。
【臆解】什么是财？溺于人所共爱。什么是利？起于众所争。这就是商道的环境，是一切思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经商者必须适应这个环境。这几乎没有道理可讲，只反映了一个供求关系的道理。人共争共爱而形成相对的资源稀缺。义取者希，指的什么？就是取财有道。在一个追逐利益的场所，谋取利益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依赖道义谋财的人，世所罕有，在以稀为贵的地方，这样的人显得格外可贵。在商场中，如何长久生存则是必须花心思的事情，这样的人必须是智者才能充当。
【计然曰】人皆人，贪廉无辨。心非心，真伪难知。
【范蠡按语】人不处财，心不久交，徒以面情相觌（相见）语言相奉，而不识其忠诚奸诈，嗜利苟且，必须试之以财帛，处之于患难，然后其心则详知矣。
【臆解】商场如战场，人是根本。人心真伪难测，如何防止虚诈，如何识人、用人尽在其中。商场如战场，识人用人，皆有学问：将心比心，少点伪装和贪婪，厚道为上！
陶朱商经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
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尽是抛出。
《陶朱公经商十八法》
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
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
价格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
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
货物要整理，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
出纳要谨慎，切勿大意，大意则错漏多。
临事要尽责，切勿放任，放任则受害大。
用度要节俭，切勿奢侈，奢侈则钱财竭。
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机会失。
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
优劣要分清，切勿混淆，混淆则耗用大。
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货物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低。
钱账要清楚，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
主心要镇定，切勿妄作，妄作则误事多。
工作要细心，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劣品。
说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陶朱公《商训》
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负。
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往者众。
能安业。厌故喜新，商贾大病。
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
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行自多。
能用人。因才四用，任事有赖。
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
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
能知机。售贮随时，可称名哲。
能倡率。躬行必律，亲感自生。
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
陶朱致富《十二戒》
勿鄙陋，勿虚华，勿优柔，
勿强辨，勿懒惰，勿固执，
勿轻出，勿贪赊，勿争趣，
勿薄育，勿昧时，勿痴赁。
陶朱五字商训：天，地，人，神，鬼。
商圣陶朱公经商“三谋三略”
一、《三谋》：
《人谋》
用人要正，忠奸定兴废。 大事要慎，妄托受大害。 待人忌躁，暴躁交易少。
处事宜静，浮躁误事多。 言行宜和，和气能生财。做事宜勤，懒惰百事废。
《事谋》
用度宜俭，奢华财源败。 做工宜精，粗糙出劣品。 货期要准，马虎失信用。
交易要速，拖延失良机。 进货要严，滥入货价减。 出纳要谨，潦草差错多。
《物谋》
优劣要清，混淆耗损大。 存物要整，散漫难查点。价格要明，含糊多争执。
赊欠要审，滥出亏血本。 帐目要清，糊涂弊端生。 查帐要勤，懈怠滞本金。
二、《三略》：
《货略》、《价略》、《市略》
积著之理，务完物，审贵贱，无息币。
范蠡说的“三略”是聚财的原理，他归纳为三点：务完物，审贵贱，无息币。意思是说，货物的品质要完美，要注意价格变化规律，莫要使货币停止流动。
务完物是《货略》的核心，他说：“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
审贵贱是《价略》的核心，价格问题颇为复杂。范蠡主要强调：“论其有余不足则贵贱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范蠡说的价格原理，就是货物供求关系的有余与不足；他指出了价格变化中物极必反的规律，“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乃是范蠡经营商业的名言。
《市略》讲资本金营运策略。范蠡的“无息币”就是说货物、资金都要不停地循环，运转。他说，如此“则币欲其行如流水。”币即钱，钱即泉，川流不息，乃至大汇。
计然——與子成悅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雪恨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也一直以为是范蠡帮越王忍辱负重终得雪耻报恨，其实这复仇计划的设计者是计然。计然，一个大家陌生的名字，他是范蠡的老师。其生平事迹已不可考证，大名也少见于史籍，只知他是晋国公子的后裔，南游越地，范蠡拜他为师，根据唐代司马贞的考证，《吴越春秋》中的计倪，就是计然，计然字研，倪当为研字之误，古谚语中有“研桑心计”就是因计然而得。范蠡和文种只是计然计划的执行者。《史记.货殖列传》说，越王困于会稽山，“乃用范蠡、计然”说的就是这事。计然关于富国强兵的建议，也是国家的理财纲要，现代人也可用之。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作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越王听之，修之十年，国富，厚贿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雪了会稽之耻后，范蠡谓然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这话虽说可能是范蠡的谦辞，仍可见计然的才华。范用之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后至巨万。只是后来他不想为齐相，散尽家财，走了，居于陶（今山东），自谓陶朱公。
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因一部《计然曰》而发家致富，但他最后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领悟范蠡的明智，懂了做生意，却不懂中国的政治，与他官商的本身性质有关，“商人荣枯，系于国运”嘛。
勾践是乱世枭雄，范蠡是国之精英，胡雪岩是一代巨富，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验证了计然之策的有效性，用之于国则国富，用之于家则家实，实在了不起。但想凭借一部《计然曰》而横行天下，那可不行，定下计策，如何执行是关键，也就是说执行者的能力是关键。
二计然之策，治家之宝
1， “ 知斗则修备，耐用则知物。”能掌握这两点，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计然认为，国与国之间免不了要发生战争，聪明的人要对一切有所准备，经常储备待用物品，就可以知道这些物品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掌握和利用天时之变化，充分了解物质资源的收获状况。范蠡认为天道总是在循环的，农业收成也如此，丰歉也在循环，不可能有久旱久丰之事。谷物的收获量之多寡，决定了其价格的贵贱，“极而变化”，丰收歉收三年一个循环。所以应该根据万物行情之变化，抓住贸易致富的机会。
2。“旱则资舟，水则资车。”高明的商人眼中所见绝不仅仅是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眼光要瞄准未来，要有预见性，所谓“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计然认为水灾盛行时，接下来必然旱而需要车，因而要做车生意，因为，此时车的价格必然上张。反之。天旱时则要做船的生意。同样的道理，夏天要预贩皮毛商品；冬天要预贩葛麻商品。根据现实状况，预测市场的需要，这样才能有利可图。
3，价格之到，“农末俱利”。计然认为在贩卖东西进行商品交换时要注意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两者要兼顾。以谷为例，每担低于20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土地就会荒芜；每担高于80钱则又会损害商人的利益，市场商品就会减少。所以粮价当定在30到80钱之间，做到买卖公平，农，商俱利。
4，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积累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获利，因此要积质量好的货物，伪劣产品不易出手。只有收进好是东西，才能不积压商品；只有不把货币停息在手中，才能繁殖出小货币。物价上涨时，要把货物像粪土一样抛出去；当物价低贱时，则像珠宝一样尽量收进来。无论商品或货币，都要使“其行如流水”，这样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
计然认为要做到这几点，必须有“时断”与“智断”能力。“时断”指要掌握天时变化之规律，“智断”则要求在选择贸易对象时，必须具备丰富的商品知识。《越绝书》里谈到计然这两点时说：“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知此者形于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矣”
三计然之策
稿件来源：焦作日报 作者：
计然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计然并不是真实姓名，而是取善于计算运筹的意思。据说他是老子的弟子，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尤长计算。《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曾拜计然为师。他教给范蠡“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范蠡只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灭吴之后，范蠡携西施离越赴齐，改名为陶朱公，后世将陶朱公视为商人祖师。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价格涨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反之亦然，是典型的辩证思维。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有余”就是“供过于求”，“不足”就是“供不应求”。供过于求则价格必落；反之，则价格必涨，这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物价规律。
贱买贵卖，加速周转
在东西价格低廉时买进，在价格高昂时卖出，并且想办法使资金像急流的水一样快速周转。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即当货物极贵之时，要能当机立断，把货物看成粪土一样尽可能地抛出；反之，当货物极贱的时候，要把货物看成珠玉一样尽可能地购进。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把握适当时机，以低廉的价格买入暂时不需要的东西。在出现旱灾时，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入别人不需要的船只，等到高价再卖给需要船只的人。
小 羽
四《计然曰》范蠡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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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l.cn/894594/
书名: 计然曰
作者: （春秋）计然著
出版社: 中国长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3-01-01
出版地:北京
ISBN: 7801751086
简介: 计然是春秋吴越争霸时期的重要谋士，范蠡是他的学生。《史记》说，他与范蠡、文种一起，策划了中国最为著名的复仇计划——勾践卧薪尝胆、复仇雪恨古事。本书是他的关于经商的语录集。分为3篇27章，每章分原文、注释、胡雪岩事典、现代应用案例四部分
计然是一个人，计然是他说的话。计然是范蠡的老师，他与范蠡、文种一起设计了中国最为著名的复仇计划──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雪恨的故事。 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
上篇
卷一 明路
卷二 擅謀
卷三 知人
卷四 結勢
卷五 精算
卷六 揚善
卷七 捕機
卷八 造場
卷九 自城
中篇
卷十 篤義
卷十一 和世
卷十二 守規
卷十三 沉氣
卷十四 仕怨
卷十五 適援
卷十六 藏鋒
卷十七 眼銳
卷十八 防患
下篇
卷十九 知市
卷二十 巧損
卷二十一 利誘
非非人 的 《计然曰》范蠡按语
非非人整理
计然曰《史记·货殖列传》记：
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一、明路
计然曰：“人生於世，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
【译文】人生在世，没有财产就无法得到生存和发展。财产的运作遵循固有的规律，它本身不会自动增值，不经商就无法获得利润。
范蠡按语：“财为养命之源，人岂可无有，而不会营运，则蚕食易尽，必须生放经商，庶可获利，为资身策也。”
【译文】财产是滋养生命的源泉，是生存之本，人们岂能没有财产？但是如果不掌握经营之道，那么这些财产就会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被消耗掉，很容易坐吃山空。因此，必须运用财产来从事商业活动，这样才能获得利润，使财产像生命一样得以生长，这是每个人安身立业的策略。
二、擅谋
计然曰：“财溺于人共爱，义取者希。利起于众所争，贪嗜者伙。”
【译文】钱财沉浸在世人的共同喜爱之中，能在道义的立场上获取钱财的人，世上少见。利润正是在众人的你争我夺中获得，那些贪心、嗜财如命的人，比比皆是。
范蠡按语：“财者通行蠻貊，虽婴孩亦所知。爱是以人多竞求强取，致有丧身失德，忘耻受辱，甘当无侮。其知义安分，不事妄贪者，世之罕有。”
【注释】蠻：通蛮，我国古代居住在南部的少数民族。貊，音mò我国古代居住在北部的少数民族。
【译文】钱财可以通行于任何地方，甚至那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的南方和北方，这一点就连婴儿、小孩也明白。正是因为对钱财的狂热喜爱，所以人们纷纷竞相追逐钱财、强取豪夺，以致有的人丢弃了自身准则，道德沦丧，忘记羞耻，甚至受到别人的侮辱，还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由此可知，能够深明道义、安分守己、满足现状，并且不作非分之想、没有贪心杂念的人，世上罕有。
三、知人
计然曰：“人皆人，贪廉无辨。心非心，真伪难知。”
【译文】人与人在表面上看来都一样，无法从表面去辨别一个人是贪心的还是清廉的。心与心则大不相同，但也难以判断它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
范蠡按语：“人不处财，心不久交，徒以面情相觌，语言相奉，而不识其忠诚奸诈，嗜利苟且，必须试之以财帛，处之于患难，然后其人其心则详知矣。”
【注释】觌：音dí。见，相见。
【译文】如果人们之间不发生财产交往和利益关系，没有长久的真心相处，而仅仅以脸上的表情相见，以浅层的语言交谈往来，那么是无法认清此人是忠厚诚实还是奸邪诡诈，无法认清他是不是贪图利益，只顾眼前，敷衍了事。必须用钱财锦帛来试探，或者在患难之时与这人相处，然后我们就可以详细地知道这人这心是什么样的了。
四、结势
计然曰：“交接非人，虽万金无足论有。”
【译文】交往、接触和托付的人，如果你选择不当，那么即使拥有万金，也不能称之为有钱。
范蠡按语：“朋友者，夥计者，不独通财，而身家百尔所系，与其高者吾亦高，与其低者吾亦低，如形处鉴，美恶因之，交结苟非良人，导我于不善，虽万金易败，安得云乎有哉。”
【注释】夥：通伙。鉴：镜子。
【译文】交往朋友、雇佣伙计，你和他们之间，不仅是流通钱财，而且还关系到你自身的家庭、财产等各个方面。与高明优雅的人交往，那么我也高明优雅，与低微卑劣的人交往，那么我也低微卑劣，这就好像照镜子一样，美丽还是丑恶都取决于照镜子的人。交往、结识的如果不是善良、诚实的好人，那么我就会被引导到不好的状况，即使钱财再多也容易被损耗掉，怎么还能说自己拥有钱财呢？
五、精算
计然曰：“不俭不怜，徒负披星步峻。且俭且怜，风雨无虑。”
【译文】对钱财不节省不爱惜，就白白承受了披星戴月、拔山涉水的辛苦。能让财产增值，又能守住它的人，即使经历了顶风冒雨、在大海大洋中航行的辛苦也值得。
【注释】峻：山高大而徒。
范蠡按语：“为客商，不辞晓夜，登山渡水，所需微利，皆由惊恐辛苦而来。若不俭省爱恤，则动渠劳碌何益哉。”
【译文】作为奔波各地的商人，早起晚归，跋山涉水，所获得的那一点微小的利润，都来自于所承受的惊恐和辛苦。如果不节省、爱惜钱财，那么一切劳作都没有任何益处了。
六、扬善
计然曰：“慈能致福。”
【译文】对他人慈爱、和善可令自己获得幸福。
范蠡按语：“若谓慈善之人希锡福，此亦臆说。盖慈善存心端正，动履庄严，所作所为，不由岐险，是以多获平坦福也。”
【注释】锡：xi，在这里作“赐与”解。
【译文】有人说那些待人慈善的人是希望自己能得到上天赐与的幸福，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有慈善之行的人，他的动机是端正的，他的举止是庄严的，所作所为不会误入歧途，所以，这样的人也就大多会获得一种平坦之福了。
七、捕机
计然曰：“夸他钜钞，暗挟此人。羡某至诚，意讥本客。客来无货。非取帐必是等人。买主私谈，不扣银定然夹帐。”
【译文】谈生意，夸耀其他人有许多钱财，是为了暗中向对方施加压力。以羡慕的口气说其他人诚实守信，则是有意识讥讽对方。客商来到却没有携带任何货物，那么不是来索取帐款，就是在等候别人。买主与中间人私下里商议、交谈，必定有秘密交易，或者要吃回扣，或者要在帐款上做文章。
范蠡按语：“对此客而夸别客本大货多，使此客不能自安，于中有暗挟之意也。封我谈他人忠厚，必有刺我刻薄之意。若客来空手无货，非向主家取帐，必是等候亲友。主家与买主私地密言，恐其旧有所欠，扣我货银抵补，不然货价腾长，背后定议，满匿我价钱也。”
【译文】对当前的客商夸耀其他客商本钱大、货物多，是为了让这个客商不能安稳、沉着，以便暗中要挟。对我大谈别人的忠诚、厚道，一定有讽刺我刻薄的含义。如果客商来时，没有携带任何货物，那么不是向主人家索取帐款，就是为了到此来等候亲朋好友。若中间人与买主私下秘密商议，必须小心，他们之间可能有旧帐未清，会把我的货款扣下作为抵押、补偿；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货价突涨，他们在背后秘密商议，对我隐瞒这些价格！
八、造场
计然曰：“施为小巧弗边幅，返更中坚。门面彰扬广招摇，须疑内空。多因行大放胆，十有九危。”
【译文】做事细心、灵巧，不在边际上下功夫，反而证明他内部充实。表面上铺张虚华、彰名张扬、招摇过人，则一定要小心，他内部很可能是空架子。有许多客商，因为对方行事张扬，仿佛很有实力，于是冒险行事，这样做十个中有九个危险。
范蠡按语：“作事规模鄙小，不务彰大门面，其中毕竟充实。摆大架子，弄虚头，其内多主不实。客因见牙侩行事彰大，财货放胆托付，不为疑虑，一值倾坏，所负不啻万金，安可以大行而怠意哉？”
【译文】做事情喜欢摆个大架子，追求虚华、玩弄张扬，其在本质上多是名不符实。客商往往见到中间人行事张扬、摆架子，便把货物十分大胆地托付于他，不作任何怀疑和考虑，一旦事情出了变故，亏损的不仅仅是大量钱财。如此看来，怎么可以因为中间人的虚华而大意呢？
九、自诚
计然曰：“好歹莫满牙侩，交易要自酌量。”
【译文】货物的优点和缺点切不可对中间商隐瞒，做生意一定要自己斟酌、思量孰轻孰重。
范蠡按语：“货之精粗好歹，实告经纪，使好裁专夺卖。若昧之不言，希为侥幸出脱，恐自误也。买卖交易，要自立主意，不可听旁人拦阻。齐行煞价，惧我成交，意图脱彼货也，故宜自做酌量。”
【译文】货物的精细和粗糙之处、优点和缺点，必须据实告诉经纪人，使他们可以依据实际情况来定价出售。如果将这些都隐瞒，不告诉他人，希望凭侥幸把货物出售，恐怕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进行买卖、决定交易，一定要自己思考、拿主意，不可听信别人的阻拦。尤其是在同一行业里，有人一齐将价钱降低，阻拦我成交货物，再借机把手中货物卖出。所以做生意一定要自己斟酌、思量，不可听信人言。
十、笃义
计然曰：“齿下不明，久后徒然溷濑。当场既允，转身何必趦趄。”
【注释】溷：音hun，意指污秽，本文通混。趦趄：通趑趄，音（ziju），行路困难，本文比喻犹豫徘徊。
【译文】签署买卖协议，如果交易条款写得不明确，那么过段时间后，对方不履行协议，你也没有办法。当场就答应或做出了承诺，过后再犹豫也毫无用处。
范蠡按语：“交易之时，即要讲明价钱银水，若含糊图成，齿下不清，至会帐必然溷赖争竞。买卖允与不允，决于当时，既已成交，转身鬼相嗟怨，此皆非君子交谊也。”
【译文】做生意，在达成交易之时，一定要把价钱、折扣等问题讲清楚。如果一味追求达成交易，任由各项条款含糊不清，等到付款、清帐时，一定会发生混乱，有人就会赖帐，以至于发生不必要的争执。买卖是否成交，交易是否进行，须在当时当地作出决定。协议达成以后，再犹豫徘徊，或私下叹息、埋怨，这不是君子交朋友、做买卖的方法。
十一、和世
计然曰：“和能处世，俭能治家。”
【译文】待人和睦，是一个人的处世之道；生活俭朴，能使人家业兴旺、发达繁荣。
范蠡按语：“心性和则气血理，气血和则病不生，骨肉和则无戕。处人和则无争，家和则道昌，国和则治强，四海和则万邦宁也。”
【译文】一个人心性平和，那么维持他生命的动力和血液就能按其故有的规律运行。气血通畅，就能百病不侵，骨肉相合，则身体无恙。一个人若能待人和睦，那么就不会与人争端；一家人若能和睦相处，那么家业必然兴旺；一国人民若能和睦共处，那么整个国家就繁荣昌盛；世界各国若能和平共处，那么四海之内就会呈现出一片祥和、安宁的景象。
十二、守规
计然曰：“爱身须守法，保有在安常。”
【译文】一个人若是爱惜自身，那么就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一个人若想保有自己的财产，那么关键在于保持一颗安稳、宁静的平常心。
范蠡按语：“要求辱不加身，凡事依理守法，欲保不失所有，切戒妄想贪求。”
【译文】希望屈辱不降临到自己身上，那么处理任何事情时都应当遵循法律和道德规范。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使其不遭受损失，那么就应该摒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财富的贪欲及不当奢求。
十三、沉气
计然曰：“便宜莫买。浪荡莫收。”
【译文】便宜的货物一定不要买，浪荡之人拿来的东西不可收下。
范蠡按语：“物件真正者，要买须先付定银，然后求取。似为难得之物，若价廉迁就，物非低假，恐来历不明，衣非殡衣即盗赃也。为牙者当止客买，免贻后患。旅中家仆，百凡所托，苟非其人，盗货而赖主家者有之，伺本主出门盗财物者有之，不可不慎。凡人故无根无保者，切不可收，亦勿怂成。若客魆地自取，亦须谨防，毋以心腹相待。”
【注释】怂：鼓动、撺掇别人去做某事。魆：形容黑。
【译文】来路正当、品质好的货物，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先付以部分定金，然后才能请求取走。看起来似乎是难得的东西，如果因为价钱很便宜就迁就着买下来，那么这货物不是假冒伪劣，就恐怕是来路不正。衣服如果不是死人所穿的殡衣，就一定是盗窃得来赃物。作为中间人一定要阻止客商购买这些货物，以免留下后患。主人出外旅行，家中大小事务都托付给了仆人，如果这仆人不是好人，将盗窃来的钱财统称是主人家的，或者借着主人出门的时机，盗窃财物来出卖的也有，所以收购货物时，不能不小心。如果卖主没有根据也没有保人，那么千万不可以收下，也不可以鼓动、怂勇交易达成。如果客商行为诡异，好像总要躲在黑暗之处，那么一定要小心提防，不可以对这种人推心置腹。
十四、仕怨
计然曰：“以心度心者少，以德报德者稀。劣御报德，犹如挟山超海之难。好意救焚，恐堕指鹿为马之术。”
【译文】以自己的内心来体察别人的内心的人，少之又少；用可以积下恩德的好事来报答别人恩情的人，比较少见。想以卑劣的行径来报答恩情，犹如想挟着大山跨过大海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好心好意在别人危难时来帮助他，最后却恐怕落入了别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圈套。
范蠡按语：“客之投主，宾有益尔，其至诚至德，无间然焉。但主家不能体心，侵渔客体，甚有负其美意云。既坏之经纪，虽怀报客之恩，然行止有亏，不能服人，徒有心而力不及耳。客见主家落薄，债集讼缧，务垂慈悯而救援之。但主不体心，惟图目前之急，而返恣好诡，侮弄诓掣，所谓恩多反成怨矣。”
【注释】缧：古代捆绑犯人用的黑色大绳子，引申为囚禁。
【译文】有客商来到此处，实际上带来了很大益处，而且客商诚实守信、品德高尚，如果主人不加猜疑，就可以得到很大好处。但如果主人不能体察客商的内心，结果侵犯了客商的本意，这就极其伤害并辜负了客商的好意。名声已经毁坏的经纪人、中间人等，虽然在内心里想报答客商的恩行，但是其行为举止已经有了亏欠，无法让别人信服，有报恩之心却无行动之力。客商见到主人家没落，日益困难，债务已经积累到被上告至官府，甚至有可能下大牢的地步、本来饲怀着仁慈、怜悯的心情，想救护、援助主人家。但主人家却不能体会客商的内心，只顾眼前利益，解决燃眉之急，反而恣意妄为，玩弄诡计，欺侮、牵制、阻挠客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恩德施得太多了，反而结成了仇怨。
十五、适援
计然曰：“阴消之辈不堪扶，暴溺之流还可援。”
【译文】阴沉、消极的人是不值得去扶住的；偶尔失足的人，如同突然落水的人，是可以援助的。
范蠡按语：“无算计无志之人，承祖父之基，蚕食殆尽者，决不可扶。若平昔有能有干，偶遭横祸，丧本倾家者，期后还当复发。”
五商圣计然子
计然子名研，又称计倪、计砚，時人尊为计然子，春秋时莘人（今莘县人），知名谋士，学识渊博，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范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而灭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用“计然之策”三致钜富。故言富称陶朱者，计然子之力也。《汉书》谓“计然之策十，国用其策而得意，家用其策而致富。”越国灭吴之后，范蠡离隐，文种伏剑，《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自是之后，计倪佯狂。”《史记·货殖传》有记载。“计然之策”的经济理论元早于西方经济学，后人尊计然为商业之祖，故称商圣。
〈计然子传〉
计然者，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博学无所不通。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着。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尝南游越，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范蠡知其贤，卑身事之，请受道，藏于石室，乃刑白鹬而盟焉。〔《太平御览》〕
〈内经〉
昔者，越王句践既得反国，欲阴图吴，乃召计倪而问焉，曰：“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为也！时返不知所在，谋不成而息，恐为天下咎。以敌攻敌，未知胜负！大邦既已备，小邑既已保，五谷既已收；野无积庾，廪粮则不属，无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劳军纡吾粮道！吾闻先生明於时交，察於道理，恐动而无功，故问其道。”
计倪对曰：“是固不可。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战则耳目不聪明，耳不能听，视不能见，什部不能使；退之不能解，进之不能行。饥馑不可以动，神气去而万里。伏弩而乳，郅头而皇皇，强弩不彀，发不能当。旁军见弱，走之如犬逐羊。靡从部分，伏地而死，前顿後僵。与人同时而战，独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将。王兴师以年数，一旦而亡，失邦无明，筋骨为野。”
越王曰：“善。请问其方。吾闻先生明於治岁，万物尽长，欲闻其治术，可以为教常，子明以教我，寡人弗敢忘。”
计倪对曰：“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强、或怯。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王其审之，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储，以备四方。师出无时，未知所当，应变而动，随物常羊。卒然有师，彼日以弱，我日以强，得世之和，擅世之阳，王无忽忘，慎无如会稽之饥，不可再更，王其审之。尝言息货，王不听臣，故退而不言，处於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闻君自耕，夫人自织，此竭於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时断则循，知断则备，知此二者，形於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已。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并有五方，以为纲纪。是以易地而辅，万物之常。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於何有哉！”
越王曰：“请问其要！”
计倪对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为之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群臣无空恭之礼、淫佚之行，务有於道术。不习源流，又不任贤使能，谏者则诛，则邦贫兵弱刑繁，则群臣多空恭之礼、淫佚之行矣。夫谀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贫兵弱致乱，虽有圣臣，亦不谏也，务在谀主而已矣。今夫万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术，以任贤子，徼成其事而已，则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贤子，贤子有谏者憎之，如此者，不习於道术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虽有败，不自过也。夫父子之为亲也，非得不谏，谏而不听，家贫致乱，虽有圣子，亦不治也，务在於谀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调，虽欲富也，必贫而日衰。”
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长也。”
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人主无私，赏者有功。”
越王曰：“善。论事若是其审也。物有妖祥乎？”
计倪对曰：“有。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鞅。人生不如卧之顷也，欲变天地之常，数发无道，故贫而命不长。是故，圣人并苞而阴行之，以感愚夫。众人容容，尽欲富贵，莫知其乡。”
越王曰：“善。请问其方。”
计倪对曰：“从寅至未，阳也。太阴在阳，岁德在阴，岁美在是。圣人动而应之，制其收发。常以太阴在阴而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夫有时而散，是故圣人反其刑，顺其衡，收聚而不散。”
越王曰：“善。今岁比熟，尚有贫乞者，何也？”
计倪对曰：“是故不等，犹同母之人，异父之子，动作不农术，贫富故不等。如此者，积负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务日给，非有道术，又无上赐，贫乞故长久。”
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尝与孤议於会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独与孤比，请遂受教焉。”
计倪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
越王曰：“善。”
计倪乃传其教而图之，曰：“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用此不患无功。”
越王曰：“善。从今以来，传之後世，以为教。”乃着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
甲货之户曰粢，为上物，贾七十。乙货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穬，比蔬食，故无贾。辛货之户曰菓，比蔬食，无贾。壬癸无货。〔〈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
〈阴谋〉
越王句践十年二月，越王深念远思侵辱於吴，蒙天祉福，得越国。群臣教诲，各画一策，辞合意同，句践敬从，其国已富。
反越五年，未闻敢死之友。或谓诸大夫爱其身、惜其躯者，乃登渐台，望观其臣有忧与否。相国范蠡、大夫种、句如之属俨然列坐，虽怀忧患，不形颜色。
越王即鸣钟惊檄而召群臣，与之盟，曰：“寡人获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惭晋、楚。幸蒙诸大夫之策，得返国修政，富民养士。而五年未闻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对者。越王仰天叹曰：“孤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孤亲被奴虏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辅，须贤任仁，然後讨吴。重负诸臣，大夫何易见而难使也？”
於是计倪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举手而趋，蹈席而前进曰：“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见而难使，君王之不能使也。”
越王曰：“何谓？”
计倪曰：“夫官位、财弊、金赏者，君之所轻也；操锋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财之所轻，而责士之所重，何其殆哉！”
於是越王默然不悦，面有愧色，即辞群臣，进计倪而问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
计倪对曰：“夫君人尊其仁义者，治之门也。士民者，君之根也。开门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谨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愿王明选左右，得贤而已。昔太公，九声而足，磻溪之饿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鲁之亡囚，有贪分之毁，齐桓得之而霸。故《传》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愿王审於左右，何患群臣之不使也？”
越王曰：“吾使贤任能，各殊其事。孤虚心高望，冀闻报复之谋。今咸匿声隐形，不闻其语，厥咎安在？”
计倪曰：“选贤实士，各有一等。远使以难，以效其诚；内告以匿，以知其信；与之论事，以观其智；饮之以酒，以视其乱；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别其态。五色以设，士尽其实，人竭其智。知其智，尽实，则君臣何忧？”
越王曰：“吾以谋士效实、人尽其智，而士有未尽进辞有益寡人也。”
计倪曰：“范蠡明而知内，文种远以见外，愿王请大夫种与深议，则霸王之术在矣。”
越王乃请大夫种而问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穷厄之地。今欲奉不羁之计，以雪吾之宿雠，何行而功乎？”大夫种曰：“臣闻：'高飞之鸟，死於美食；深川之鱼，死於芳饵。’今欲伐吴，必前求其所好，参其所愿，然後能得其实。”
越王曰：“人之所好，虽其愿，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种曰：“夫欲报怨复雠、破吴灭敌者，有九术。君王察焉？”
越王曰：“寡人被辱怀忧，内惭朝臣，外愧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虚。虽有九术，安能知之？”
大夫种曰：“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脱屣。愿大王览之。”种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术，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而况於吴乎？”
越王曰：“善。”〔〈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富国〉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吴，乃请计倪，问曰：“吾欲伐吴，恐不能破，早欲兴师，惟问於子。”
计倪对曰：“夫兴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府库，励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气，原於阴阳，明於孤虚，审於存亡，乃可量敌。”
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
计倪曰：“天地之气，物有死生。原阴阳者，物贵贱也。明孤虚者，知会际也。审存亡者，别真伪也。”
越王曰：“何谓死生、真伪乎？”
计倪曰：“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时有生而不敷种，是一死也。夏长无苗，二死也。秋成无聚，三死也。冬藏无畜，四死也。虽有尧、舜之德，无如之何。夫天时有生，劝者老，作者少，反气应数，不知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二生也。前时设备，物至则收，国无逋税，民无失穗，三生也。仓已封涂，除陈入新，君乐臣欢，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阴阳者，太阴所居之岁，留息三年，贵贱见矣。夫孤虚者，谓天门地户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
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长也？”
计倪对曰：“有美之士不拘长少。”
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观天文，集察纬宿，历象四时，以下者上，虚设八仓，从阴收着，望阳出粜，筴其极计，三年五倍，越国炽富。句贱叹曰：“吾之霸矣。善！计倪之谋也。”〔〈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杂录〉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刑，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稽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也。是故，无道之君，及无道之民，皆不能积其盛有余之时，以待其衰不足也。东方多黍，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各有高下。高而阳者多豆，下而阴者多五谷。
天者，阳也，规也。地者，阴也，矩也。
度如环无有端，周回如循环，未始有极。
日行天，日一度，终而复始，如环之无端。
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日主昼居。昼而为明处，照而有光。
日者，太阳之精。
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间一与日合，取日之度，以为月节。
月者，水之精也；水者，内景。月主夜居。夜为明，夜者纪也，纪者内也。纪度而成数。
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纪度而成数也；寸者，制万物阴阳之短长也。
风为天气，雨为地气。风顺时而行，雨应风而下，命曰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通，万物成矣。
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掩目别黑白，虽时时一中，犹不知天道也。论阴阳有时误中耳。
范子问：“何用九宫？”计然曰：“阴阳之道，非独一物也。”
圣人之变，如水随形。形平则平，形险则险。
古者，庶人老耆而後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绮绣罗纨，素绨冰锦也。绣细文而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
人受命於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谓如水胞之状。四月而胎，谓如水中[鱼假][虫麻]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谓血气变为肉，肉为脂，脂为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范子曰：“请问九田，随世盛衰，有水旱贵贱。愿闻其情。”计然曰：“诸田各有名，其自一官起始以终九官，所以设诸田、差高下。始进退也。假令一值钱百金，一值钱九百，此略可知从亩一至百亩，直是大之极也。」
千里马必有距虚。
范蠡乘偏舟於江湖。
天者，变化、行精器者也。令者，谓暴风雨霹雳也。
争者，事之末。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范子曰：“尧、舜、禹、汤，皆有预见之明，虽有凶年而民不穷。”王曰：“善”。
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国宝。
立夏，九十一日；立秋，凉风行，万物始实，白露降，毕极寒成也。
（据《范子計然》辑本）
六商圣计然子之策－－以商富国
计然，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越国经济学家。然又作倪，或作研。他曾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计然曾辅佐越王勾践争霸图强。《史记》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那么，“计然之策”到底是什么呢？
所谓“计然之策”，就是计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的治国方略。主要是指农业丰歉循环论、储备论、平籴论、“息货”论(商品流通理论)、价格论、货币周转论、国家调节论、自然贫富论及“积著之理”等。其“积著之理”，是古代最早出现的商业经营管理原则。总之，“计然之策”用一名话概括就是“以商富国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富国强兵论－一治国方略。要知道军事就在于从事战备，做好后勤战略防备工作，时刻准备好待用之物。如果能知晓国库物资的多少，相互对照各种物资的供需状况，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了如指掌了。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富国强兵、称雄于天下，只有首先将经济基础打好，国家物质富足了，才可能有条件训练军队，使自己的国家兵力强盛，而人民的富足，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二是货物增值论－一经商良策。要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才算得上知道货物。季节与需求的关系能够明确了，那么，所在天下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够看清楚了。年岁在“金”时农业就会丰收，在“水”时就会歉收，在“木”时就会发生饥荒，在“火”时就会干旱。干旱时就要先预备船只，水涝时就得先准备好车辆，这才是掌握货物价格涨跌的关键。
三、富国强兵论与略货物增值论相辅相成。前者是战略层面，是方向，目的；后者是战术层面，是行动，手段。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计然曰：“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计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按照五行的说法，岁星处于金位，是丰年；处于水位，是荒年；处于木位，有饥荒；处于火位，是旱年。旱年则预造船只，水年则预造车辆，这是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经营法则。
《越绝书·计倪内经》载：“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太阴即木星，在天空的相对位置每12年为一周期。运行至酉宫(方位)称岁在金，是“穰”，即大丰年；又6年运行至卯宫为岁在木是“康”，即小丰年；运行至子宫是为岁在水为：毁”，即大荒年，隔6年至午宫是岁在火，又是旱年。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是6年丰收，6年干旱，12年有一次大饥荒。计然认为，掌握这种年岁丰歉的循环知识，就可预测五谷及其它商品价格变动的趋势，可以利用它使国家财政丰裕和个人致富。计然认为，出售的谷子如果每斗价格为20钱，农人就要吃亏；如果每斗卖到90钱，商人就要吃亏。要是商人吃亏了，钱财就不会流到社会；如果农人吃亏了，田地就会荒芜。因此，谷价最高不得超过80钱，最低不得少于30钱，这样农人、商人才会双双有利。这就是史传的“平籴论”(或平粜论)，即主张由国家来平粜粮食，使粮价维持在30至80钱之间，以便做互“农末俱利”，随着物价的弹性而起伏，关卡的税收和市场的供给都不缺乏，这乃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
在这里，计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阐述市场运行的规律，而且又从商业运作的角度谈论了应当如何去具体操作。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具有实战意义的。
除此之外，计然还认为，要在商业领域里保持长盛不败，关键要善于“用智”。他曾经这样说：“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具行如流水。”这段话说明了囤积发财的关键在于务求把货物卖光和决不贷款，它意思是说，经营商业的基本法则是，货物必须完好，不积压商品，在商品的销售过程中，容易腐烂的货物和食品不要长期贮存，不要囤积货物企图抬价。考察某种商品是有余还是不足，就可以预知它的贵贱。价格上扬到了极限就会下跌，下跌到极限又会上扬。因此，价格上扬时就要像对待粪土一样及时出售，当价格下跌时就要如同珍爱珠玉一样及时收购。应该使资金货物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通。
很显然，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商业经营原则。计然的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业运作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它对后世商人搞好经营工作具有极好的指导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经典箴言。
计然之策本是计然教越王勾践以商富国，勾践用之十年竟国富而霸，不但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吴国，报仇雪耻，之后又进军中原，成为春秋时期的五大霸主之一。范蠡在助勾践灭吴后就功成身退，他用计然之策富家，他到了陶这个地方，叫朱公，后人尊为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为货殖者作传，先写陶朱公，再写子贡。太史公写道：“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由此，范蠡在十九年之中三次赚取千金，年老后子孙继业，“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七商圣计然子语录
【计然曰】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
【范蠡按语】财为养命之源，人岂可无有，而不会营运，则蚕食易尽，必须生放经商，庶可获利，为资身策。
【臆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世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财富但也要会用人，才能使其国家强大，人民富足，上层建筑得以稳固。
【计然曰】财溺于人所共爱，义取者希。利起于众所争，贪嗜者伙。
【范蠡按语】财者，通行蠻貃（少数民族），虽婴孩亦所知。爰是以人多竞强取，至有丧身失德，忘耻受辱，甘当无悔。其知义安分，不嗜妄贪者，世之罕有。
【臆解】什么是财？溺于人所共爱。什么是利？起于众所争。这就是商道的环境，是一切思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经商者必须适应这个环境。这几乎没有道理可讲，只反映了一个供求关系的道理。人共争共爱而形成相对的资源稀缺。义取者希，指的什么？就是取财有道。在一个追逐利益的场所，谋取利益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依赖道义谋财的人，世所罕有，在以稀为贵的地方，这样的人显得格外可贵。在商场中，如何长久生存则是必须花心思的事情，这样的人必须是智者才能充当。
【计然曰】人皆人，贪廉无辨。心非心，真伪难知。
【范蠡按语】人不处财，心不久交，徒以面情相觌（相见）语言相奉，而不识其忠诚奸诈，嗜利苟且，必须试之以财帛，处之于患难，然后其心则详知矣。
【臆解】商场如战场，人是根本。人心真伪难测，如何防止虚诈，如何识人、用人尽在其中。商场如战场，识人用人，皆有学问：将心比心，少点伪装和贪婪，厚道为上！
张文江：《史记·货殖列传》讲记
《史记》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皇帝级别的人，世家是诸侯级别的人，列传是大臣级别的人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人，表是世系，书是典章制度。也可以把本纪、世家、列传（所谓帝王的家谱）看作人，表看作时，书看作空。《史记》描述时、空和人的关系，是一部整体性的通史。
《史记》这本书，可以有三种读法。一种是文学的读法，就是看看其中的人物故事，项羽打过些什么仗，以及鸿门宴之类。文学的读法主要读本纪、世家、列传（尤其是列传），注意的是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另外一种是史学的读法，这不单单要了解本纪、世家、列传，还需要了解十表和八书。史学的读法在人物之外，还要注意人物的社会关系，以及典章制度等。还有一种是哲学的读法。文学的读法理解怎么说，史学的读法理解说什么，哲学的读法理解为什么这么说，或者到底想说什么，这就牵涉《史记》本身的象数结构，需要理解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十表八书之间的关系。《史记》是一本有志之书，司马迁本来就是易学传人，他开创了纪传体来表述他的思想，以后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承袭的了。现在一般人读史记》用的是文学的读法，也有一部分人用的是史学的读法，用哲学的读法的人很少。
《货殖列传》在全书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它在卷一百二十九，是倒数第二篇。列传主要按照人物的年代来排列，同时也兼顾重要性。从“伯夷叔齐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开始，一点点下来到韩信、张苍这些人，再后来是少数民族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再后来是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的合传，比如“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最后最后，排进去个《货殖列传》，然后用一篇大文章作总结，就是“太史公自序”。一般全书的序都在完成以后写的，古代的序也都是放在最后面，那么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一。《货殖列传》在全书就是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一的位置，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部不朽名著的末班车。倒数位置不一定是最不好的，居末位而不淘汰，也许正说明了它有存在的理由。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里面，倒数第二是鼓上蚤时迁。鼓上蚤时迁的地位很低，但是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实际上少不了。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提出了三点关键性的批评：“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的这个批评影响很大，实际上是从他父亲班彪那儿抄来的，原话出于《后汉书·班彪传》，只是在语句上作了一些调整：“其论术学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这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批评的是《史记》全书的思想倾向，尤是《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因为《史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来自黄老和儒家的结合。而《汉书》班彪、班固父子的思想，则纯粹来自儒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批评的是“游侠列传”，也就是现在的武侠小说之祖。对于安定的治世来说，游侠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乱世也维护了一部分社会的正义。“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反的就是《货殖列传》，他指责司马迁把经济的地位放得过于高了。在我看来，班固的批评是由于他的境界不够，也就是在这些方面《汉书》比不上《史记》。在《汉书》卷九十一也有《货殖传》，其中大部分内容沿袭了《史记》，而和《史记》不同的内容主要就是今要讲的导言，可以代表司马迁的思想境界。这个导言重要的不得了，现在看来还非常新，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大作用。这一次讲《货殖列传》，就是想把这篇文章的观念彻底地检查一遍，主要讲其中的经济思想，而经济思想脱离不了哲学。至于哪些地方出产什么，哪里又有了一个发财的人，则可以省略一些。
“货殖”这个词从哪里来？最早来自孔子。在《论语·先进》中，孔子评价自己的两个学生，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子贡：“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过去一般人都认为，这句话是表彰颜回，讥讽子贡的（比如《汉书·货殖传》）。我觉得这些解释受了后来儒家观点的影响。在我看来，孔子对这两个学生都是喜欢的，当然对颜回的喜欢还要更多一点。先看颜回，颜回“其庶乎”，他这个人大概差不多了吧。“屡空”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空匮，一个是虚中。空匮是从物质方面讲，颜回比较穷，家里没什么东西，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缺油少酱的。虚中是从精神方面讲，指的是心性修养，经常能把自己的心思空掉。我觉得前一种解释虽然有可能是原义，但是后一种解释还是不能放弃。而且深一步讲，前后还可以贯通，因为对于物质的相对匮乏能安之若素，非有很高的精神修养不可。如果比较《系辞下》第五章“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庶几”完全可以相应于精神修养。我觉得“屡空”是一个很好的修持境界，就是经常清理自己的思想，在一生的某几个时间，能够有几次归零。要知道普通人的一生，一次归零都不一定有，一天到晚都是自己的成见。“屡空”是一个在问题中的实践概念，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往往想象一个空的境界，然后把它提得非常高，于是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跟人也就没有了关系。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他不接受关于人生的宿命性结论。中国人历来就是安贫乐道，他不接受这个命运，就是从事买进卖出的活动。亿（亿）通“臆”，就是猜想，那是做生意最要紧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生意眼”。我在这里暂时不用这个词的贬义，生意眼不是需要你抠什么东西，而是需要你有这个判断力，因为人总是不可能达到信息的完全具备。当然一个人占有信息越多越好，但是在信息还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那么发挥作用的就是你的判断力了。同样的信息，如果由不同的人来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亿（亿）不可能全准，但是他中的概率要比别人高。子贡判断下来胜多负少，于是财富就积累起来了。
孔子当然是欣赏颜回的，但是并不等于他不欣赏子贡，所以一个是屡空，一个是屡中。“赐不受命”一般人认为是批评，在我看来是一种爱护。因为一般人相信命运，而对于子贡这样的人来说，他相信的是这个不相信命运的命。检查儒家对命运的观念，一般认为孔门都是相信命运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这句话其实不一定错，相信了也可以安心，但是它是通过子夏之口传出来的。在我看来，要研究《论语》或者孔子，一定要了解学生和老师的区别。而学生讲的往往是大义，老师讲的往往是微言，《汉书·艺文志》所谓“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大义在原则上是近乎对的，至少在一个时间段内，比如说在古代社会是近乎对的。然而大义虽然近乎对，但是把原则说死了，而微言除了原则以外，更有着弦外之音。孔子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到的话，那么即使地位低贱我也干，我不一定是不要钱的人。但是下边的这句话，却隐隐约约地有一个命在。如果我去追求富贵，未必能如我所愿，那么我还是做自己内心喜欢事情为好，而所谓求道或者研究学问，这是不受命运限制的。他最后有一个肯定，把经济问题放在了第二位，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但是他没有说经济问题不重要，也没有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来压制别人。在我想来，孔子是欣赏子贡这样一个聪明人的，他对命运的看法和子夏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是有一点点区别，而这一点点区别决不可忽略。
再回过头来看，在孔子的这段话中，有着两条路线。颜回这个人，一门心思朝内走，他对人的心性有一个极大的好奇，非常想看看自己内心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以及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条路线就是所谓内圣，而内圣到达极深处，往往可以跟佛道相通。所以后来佛道中人要沟通孔门，也经常会把颜回拉出来。也就是在颜回这条线上，以后就有人讲，庄子是颜回学派的传人（见钟泰《庄子发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页）。子贡这个人，一门心思往外走，想要把自己的天才发挥出来，这一条路线就是所谓外王。所以如果有人搞一个命的说法来限制他，他不愿意听，他也能够得到成功。
子贡本人能欣赏颜回，孔子往往也喜欢跟他讨论。孔子知道，如果跟子路谈颜回，子路不一定认可。凭什么具体事情都是我干的，而你们却是最高境界。但是和子贡谈，子贡马上就说，颜回比我好，老师讲得真对，孔子听了也心花怒放。比如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这是发自内心的敬佩，语气非常谦虚。子贡以外的其他学生，比如曾子等人也是认可颜回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子贡能欣赏颜回，而欣赏子贡的人不一定能欣赏颜回。因为颜回的“屡空”是看不见的，你看不出他做出了什么事情，他完全是心性的变化。你只有自己在精神上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才能知道他这里两样了，那里两样了，里面的东西千变万化，其妙无穷，而这些变化一般人是看不见的。一般人看得见的是子贡通过货殖发了大财，于是大家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他究竟是怎样发财的呢，如果我们来依样画葫芦，是不是也可以增加一些财产性收入呢？这就留下了货殖这条经济性的路线。
《货殖列传》的“货殖”是什么意思？你买来物品不是为了给自己使用，而是预期别人要使用，然后再转手卖给他，这就是货殖。什么是货？货的大致意思是处于变动中的财物，可以有音训和形训两种解释。从字音上解，货者活也，就是一个变来变去的东西。从字形上解，货从贝化，贝是古代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贝的变化，也就是买进卖出的活动。什么是殖？殖者，生也，就是所谓将本求利。货殖就是把货买进卖出，然后多了一块出来就是殖，也就是利润或者利息。有人把殖解为立，那么也可以把它作为企业的形象。企业这个词来自日文，顾名思义，企就是站立，这个公司要站立起来往前走，也是一个活的东西。殖可以解作生，这个生为什么重要，就是我们普通人讲的“做生意”。“做生意”中的“生意”，原来是一个有诗意的词，我最早读到还是在小时候，那是《唐诗三百首》中的第一首，张九龄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这个有诗意的词看上去和经济活动无关，其实倒可以作为货殖的一个关键，因为一定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才值得你去从事或者投入。过去有一本《黄石公素书》，作者旧题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其中《安礼篇》有两句话，“富在迎来，贫在弃时”，可以作为“生意”的最好解释。“富在迎来”，富在迎这个正在来的东西，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创新。“贫在弃时”，贫在你根本不理解时代，要去拉住一个正在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出售辫子绳结的百年老店，但是清代灭亡了，人们都已经剪辫子了，这个店再好也没有前途了。迎来是欢迎要来的新生事物，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朝阳产业。弃时是把落后的东西抱住不放，是一个趋于衰亡阶段的夕阳产业。
下边是开篇第一段话。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司马迁一开始引用了一段老子的话，然后直接提出了批评。金克木认为，“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也是老子的话，至少是司马迁解说老子的话。他的理由是，正文先是“老子曰”，然后是“太史公曰”，其间的标识很分明，可见这句话仍然是老子的，这就成了老子在反对小国寡民思想（《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见《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1991，14-15页）。这个看法我不完全同意，古人引文没有像现在那样严格，引着引着，把自己的意见插了上去，也相当自然。“必用此为务”以下，应该是司马迁的观点。
在今本《老子》中，这段话出现第八十章，文字大致差不多，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出入。比如说，“狗”作“犬”，“俗”作“居”，“业”作“俗”，“至”上有“民”字。此外，还增加了原文没有的一句话“至治之极”。大致意思就是在最好的治世，大家彼此都各管各，互相之间也不交流来往。我当年做学生的时候，读到老子的这段话很不理解，就去问潘先生，说老子为什么这么讲，明显好像不大对的样子。潘先生说，老子讲的是另外一回事，不是你现在心里想的东西。当时我大概是没有力量问下去了，所以不知道在潘先生心目中，老子讲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暂时先搁置一边，现在想下来，从古一直延续到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确实可能有一个副作用。对这个副作用有所考虑，决不是开历史倒车。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有批评。他说“必用此为务”，如果一定要照着它来实行，“輓近世涂民耳目”，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还要靠这套思想来蒙蔽老百姓，“则几无行矣”，差不多是行不通了。“輓近世”的“輓”通于“晚”（司马贞《索隐》），“輓”也就是近。也有人解释成“挽回”的“挽”，意谓挽回近世的风俗（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7页），那么“涂民耳目”就不通。所谓的“涂民耳目”，也就是愚民政策，给老百姓进行精神催眠。司马迁承认，老子的思想在上古物质不太发达的时候可能是对的，如果在近代再来推行这套理论，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这是《货殖列传》的开场白，用一句话叫破，立了一个论。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司马迁力量大，起首一句，用的是逆笔。这句话非常重要，神农以前，我不知道，也可以反过来讲，神农以后，我全明白了。《史记》参照的是《易经》的古史系列，也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三代，然后春秋战国，然后汉代。那么要搞明白的是，对于货殖来说，第一，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第二，神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第三，神农以后发生了什么。
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呢？根据《易经·系辞下》第二章，就是伏羲或者庖牺的制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稍微读过一点古书的人，对这段文字基本上耳熟能详。这是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对整体知识的分类，总共分成了六大类。“仰则观象于天”，天文学。“俯则观法于地”，地理学。“观鸟兽之文”，动物学。“与地之宜”，一般认为是植物学，现在想来，还应该包括矿物学。“近取诸身”，医学，生理学。“远取诸物”，物理学。目的是什么，“以通神明之德”，了解、认识你自己。“以类万物之情”，对万物有一个掌握。而对六大类的知识贯通在王，王就是所谓天地人的贯通，这是人的第一次真正的惊异和好奇，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哲学行动。伏羲在《系辞下》中写成庖牺，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庖是什么，熟食。在伏羲的时候，人已经完全掌握了用火。从生食到熟食是一大进步，庖牺的庖暗含了他以前的燧人氏。牺从牛从羊，也就是从渔猎社会转变成畜牧社会。这个牺同时也是牺牲的牺，也就是原始宗教的祭祀。庖牺这两个字，既表示了当时的物质生活，也表示了当时精神生活。而庖牺变成伏羲，是声音的变化。因为庖是重唇音，伏是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如重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要研究人类文化最深入的内容，必然要探索到庖牺时代，“始作八卦”可以理解为简单的符号。
神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两件大事，于是人的生活变化了。《系辞下》第二章：“庖牺氏没，神农氏作。 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第一件大事，由畜牧社会转变成了农业社会，制作了耕田的工具，然后有了一个大发展。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把农业社会推广到所有地区，就是神农氏的以教天下。第二件大事，跟《货殖列传》有关系，就是最早的市场产生了。《史记》说“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绝非虚言，因为在神农以前还没有出现货殖。而神农的时候，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市场交换也同时产生了。“日中为市”，有一个时间，再有一个地点。“致天下之民”，有各式各样的人。“聚天下之货”，有各种各样的货。“交易而退”，完成了交易，“各得其所”，达成了最佳的配置。你是打猎的，我是种田的，但是你也要吃粮食，我也要吃肉，互相拿出来交换，于是市场就出现了。
市场是什么？如果用经济学上的定义，所谓市场就是交易的总和。但是我们一般人提到市场，首先会直观地想到集市贸易之类的场所。这样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应该就是城市的起源。经常到一个地方去，固定在那里交换，渐渐地会留下一些建筑、留下一些人，这样一点点扩大起来，城市就产生了。当然城市和农村是相对的概念，没有城市也就没有农村，而有了城市农村也出现了。现在所谓的大城市，源头就在这里，就是一点点交易，然后交易交易，一点点发达起来的。当然，随着城市的产生，国家也渐渐产生了，其实都跟经济上的交易有关系。分析中文里城市这个词，城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概念，市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因为单单是经济活动，说不定会有外部力量来抢劫，为了抗拒外来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城。对于内部维持交易秩序，于是就需要政治。对于外部维持交易秩序，于是就需要军事。用城墙把一块地方圈起来，防止外部的入侵，这就是城邦、国家的起源。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
神农的时候市场产生了，以后一下子跳到了虞夏。虞就是舜，夏就是禹，也就是三代的第一代。什么是“诗书以来”，就是有具体的文献记载以来。实际上，在文献逐步产生的历史阶段，也是物质逐步丰富的历史阶段。由此可以推论，没有书读的时候，物质也相对贫乏，而有书读了，物质也就多了。六经的时间序列，《易》始伏羲，《书》始尧舜，《诗》始文王（也包括《商颂》），《春秋》始鲁隐公。“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司马迁用这一句开端，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给《老子》想象的“至治之极”留下了余地。而“诗书所述虞夏以来”，就是所谓的“輓近世”。
还可以有一个补充推论。伏羲的时候已经有简单的符号，所谓“始作八卦”。而在神农的时候要完成交易，也应该有简单的计数。然后一下子跳到虞夏以来的成熟的文献，其间还应该有一个产生文字的阶段。一般认为，汉字产生于黄帝臣仓颉的造字。那么在黄帝的时候产生文字，然后从简单的记事发展到成熟的文献，又有一个大的时间阶段。上边讲“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我的推论是市场交易还产生在文字之前，交易的历史就是有这么早，所以说单凭文字消灭不了交易。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
耳目喜欢的是声色，口喜欢吃荤的，刍就是吃草的牲畜，比方说牛羊，豢是吃粮食的牲畜，比方说猪狗。欲极、欲穷，正是无止境的追求。“身安逸乐”，人的本性总是好逸恶劳的。以上就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而最有意思的是意，“心夸矜埶能之荣使”。眼耳鼻舌身以外还有一个心，这个地方深之极。这句话如果用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来讲，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写了一本书，《有闲阶级论》（1899，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5）。他把人们的追求财富，看成了一种表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心理现象。他说：“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69页）。而消费的重要目的，就是给他人留下印象，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其邻居妒忌。我这么有钱，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没有人看见，就感到不舒服。我们可以扪心想一想，在自己的虚荣心里边，难道就没有显示的成分吗？这种炫耀性消费，对颜回这样的哲人大概起不了作用。对哲人来讲，在生活必需品以外，很少有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我行不行自己知道，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抗拒不了。平时也不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是邻居买了车以后天天很得意地在门前开，那怎么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大多数人不可能摆脱的攀比心理，其实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
“心夸矜埶能之荣使”。埶可以看成艺（艺），也可以看成势（势），艺术的艺本意指种田，引申为技艺。技艺比较好的，一般会得到比较好的评价，也会得到比较多的财富。好的评价和财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势。现在流行的所谓造势，就是预先通过形成宣传效应，来影响大众的心理。“夸矜埶能之荣使”，就是我的技艺或者势能比你好，你看我有多么行。“荣使”这个词，很多断句都是断在“荣”字下，我觉得还是“荣使”好。“荣”就是光荣，出于虚荣心，“使”就是颐指气使，出于支配欲。“使”就是可以指挥一些人，于是把“荣”显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权势。如果把“荣使”的“使”断于下句，那么下文“使俗”又不通了，于是有人再改成“便俗”之类，但还是疙疙瘩瘩。我觉得“荣使”好，只要一解释就全通了。“荣使”对于人有极大的心理影响，身后有跟班前呼后拥，不但是光荣，而且也是炫耀。
俗之渐民久矣。
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它像一个有机体一样一点一点积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形成的，不是你用一个观念就能一下子改变的。“俗之渐”在希腊就是nomos，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的。这样的社会有自然的修复作用，在根基上极深极深，甚至可以关涉于整个的生态。而生态学（ecology）跟经济学（economics）在词源上有联系，eco也就是家的意思。想吃好的，想穿好的，而且心理上还有一个作用，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点一点地自己发展过来的。
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你想提出一个好的理论，无论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你把一个非常巧妙的理论来跟他讲，不管有多么吸引人，社会中大部分成员终究不会听信这一套。你一定要向他推广，他也可能服从，但是里边的内容给你偷换掉了。《礼书》记子夏讲，听了老师讲话很振奋，真想做一个好人，但出去看到了花花世界，还是感到了吸引（“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
故善者因之。
对于最高级的管理者或者是政府来说，老百姓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用不着代他想。“善者因之”，这是道家的思想。老百姓想发些财或者是积些钱，那么他想的就是你想的，你不用另外想一个东西。这非常接近哈耶克，社会发展没有目标，而且不要目标，他的目的就是你的目的。
其次利道之。
对于好事就多分配一点利益，对于不好的事就从利益上掐住一点，这样会产生激励作用，可以引导社会健康地发展。这句话和上面合起来，就是“因势利道（导）”。但是“利道”已经有为了，因为有利就有不利。道家想象的第一等人，根本不要你去动它。所谓无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完完全全地顺着你，一点都不违抗你。而最后就会发现，你所达到的目的，就是他要的目的。
其次教诲之。
比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比如说合法经营，比如说，注意投资风险，等等。比利导之再下一等。
其次整齐之。
再下一等就是整顿市场秩序。
最下者与之争。
这是最下一等了。如果政府也参与做生意，谁做得过你。所以现在政企要脱离，裁判员不能兼做运动员。
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来分析，“善者因之”是道家的上乘，“其次利道之”是道家的下乘，“其次教诲之”是儒家的上乘，“其次整齐之”是儒家的下乘。这四种应对都是对的，就是适应的层次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最下一种应该排斥掉，因为会出大问题。看不惯别人赚大钱，我也来赚，于是把社会弄坏了。我们现在大概是想办法断绝掉最下一种，直接做的就是第四个层次，而试图努力想做的是第三个层次。最上边的两个层次太理想了，我觉得不大容易做到。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特别重视土地的出产，这就是《系辞下》所谓的“与地之宜”，包括植物和矿物。战国、秦、汉称华山或崤山以西为山西，就是所谓的“关中”，也用来指太行山以西。这里的山西，可能指的是后者。“饶”是丰富的意思。材，就是木材。竹，没有问题。穀，和谷子的“谷”（谷）的音形相近，但穀的左下是禾，谷（谷）的左下多一横。穀也就是楮树，树皮可以造纸。《水浒传》二十四回武大郎绰号“三寸丁谷树皮”，三寸丁用来形容矮，穀树皮皱巴巴的，用来形容丑。纑是山中的野麻，可以用来织布。旄是牦牛的尾巴，可以用作旌旗的装饰。古代左持钺右持旄，用来象征兵权，整肃军威。玉石，有一个本子没有“石”， 大概觉得石不会是宝贝。我以为原文也可能有石，石应该是含玉的矿。玉石就是可以开采的玉和玉矿，有一句成语叫“玉石俱焚”。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
和山西相对，战国、秦、汉称华山或崤山以东为山东，就是所谓的“关东”，也用来指太行山以东。这里的山东，也可能指的是后者。多鱼、盐，是因为靠近海。中国 古代产丝，欧洲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即产丝之国），根据的是丝的译音。声色就是乐队女子，当时把歌舞的舞女也当成物品，算作某地的特产。电 中常见那些在君王面前跳舞的人，就像没有灵魂的一队机械性东西。
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
楠指楠木，是一种贵重的木材。梓也是一种贵重木材。姜，生姜。桂是一种香料。金、银、铜、铁、锡是五金，金是五金之首，锡是五金之尾。连，裴駰《集解》说 “铅之未炼者”，大概类似于铅矿石。丹沙是炼汞的原料，下文有“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道家通过铅和汞来炼丹，有后来属于化学的外丹，还有属于生物化学 的内丹。犀是犀牛，犀牛角很贵重，现在已禁止交易。玳瑁，一种类似于乌龟的动物。珠玑，珠是圆的，玑是方的。形容某人的文章好，有所谓“字字珠玑”。齿， 象牙。革，皮革，老虎皮、牛皮之类。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碣石在今河北乐亭县。也有人认为碣石就是今河北昌黎县西北的碣石山（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137页），此地靠近北戴河、秦 皇岛、山海关一带，曹操《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应该就是此处。龙门、碣石的北面是草原和牧场，所以多马、牛、羊。旃就是羊毛织成的毡，《长征组歌》所谓“草毯泥毡扎营盘”，形容当时的艰苦环境。裘是皮大衣。筋是做弓箭用的弦，角是号角，在军事上有作用。
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
在方圆千里的大山中东一块西一块，像棋子一样，分布着铜矿点和铁矿点。
此其大较也。
这就是物产的大略。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这些物产都是中国人民喜欢的，吃的穿的都是它，生老病死也脱离不了。所以中国人蛮务实的，没有什么空虚的观念，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奉生送死”，就是生死死，生老病死，靠着它们来维持生命，也靠着它们来埋葬死人。世代代地自然演化，自从有了人就是这样地过，很缓慢、很缓慢地发展。现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里边的事情还是一样，只是多少有些浪漫化了。歌中唱道：“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这里有老中青三代人，老人将来要“送死”，孩子将来要“奉生”，正当年的是小伙儿和姑娘，也就是一男和一女。 小伙儿和姑娘也会成为老人，而孩子也会成为小伙儿和姑娘，就是这样代代相传，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果是正常的情形，每一代都有孩子、年轻人和老人，应该把孩子抚养成人，老人要照顾，然后要送死。孔子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祖宗崇拜直接从这里来，用着另外有一个神。
中国这个词的古今演化，以后还可以详细考察。在这里上下文中蛮明确，就是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这一块地方不太小也不太大，当时在那里生活的人就是中国人民。人和民不同，人表示的是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而民表示的是上层贵族和底层老百姓的区别。国王和老百姓都是人，但老百姓是民，国王不是民，贵族也不是民。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孟子讲“民为贵”（《尽心下》），就是这些最卑贱的人最重要。在英语就是dumb millions，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们的要求很具体，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赚点钱，然后生孩子，然后造子，然后老的送走了，然后小的再出生，就是这样重重复复地过。这就是民的象，带有一点点愚昧的意思，但是不要看不起这些人，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他们。
如果再放一个词在旁边比较，民的意义就显豁了。 民可以通“氓”，区别在于土著曰民，外来曰氓（古书上读méng比较多）。氓就是亡民（nonnaive），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外来人，住久了以后同化了， 于是成了民。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祖先就是氓，流亡到了萨摩斯。《孟子·滕文公上》：“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这个人认为此地很有吸引 力，主动前来申请居住。一个地区如果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对此一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外来人会带来新的思想，而且做事也比较积极。当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一个地区外来人口比例过高，对当地治安会有所影响。民一般要老实本分一点，因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流亡过来的人是氓，一旦发生了事变可以选择离开。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的演变中氓会带上一点贬义，出现了流氓之类的词汇。《诗经·卫风》上有一篇《氓》，男主角大概也是一个外来人。“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个外来人，死乞白赖的样子，到女孩子家门口做生意，心里想的是来当毛脚女婿。“抱布贸丝”的布，一般的解释是钱，我想也可能是实物，用布来交换丝，以物易物。这个女孩子一眼就看破他了，他来做生意是假，目的是来和她套近乎。这就是所谓清醒的糊涂，在男女恋爱中经常发生。女孩子一方面非常敏感，一下子看穿了他的用意。但是另一方面她对这个人还是没有看清楚，以后的事情是一场悲剧，这个外来人把她抛弃了。
“谣俗”就是风俗，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跟希腊的nomos真是一模一样。nomos可以解释长久以来的民俗，又可以解释法律，又可以解释歌谣，跟“谣俗”真 是天衣无缝地对得起来，怎么会这么贴切。老百姓就是这样一代代过来，谣俗就是风土人情，大家挂在口上的、哼着玩的民间小调，比方说黄土高坡、西北风之类的风谣，关系到那里土地的出产，关系到那里人的生活性情，关系到那里人的自然想法。所以我们唱的那些古代的、甚至现代的歌曲，反映了老百姓内心深处的想法， 这就是所谓的《诗经》，从这里可以窥测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命运。而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音乐，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像老百姓一直在过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 节，这些原来也就是谣俗，把它们确定为法定假日，就是从不成文的法变为成文的法。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待” 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普通词汇，其实也有哲学意义，就是庄子讨论的有待和无待。人生就是有待的，有局限的，就是被物质困住的。待可以少一点点，像苏格拉底就认为，哲人对生活的要求比一般人低，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没有非要不可的东西（《斐多》64d-e）。但是生活必需品不能没有啊，所以还是一个有局限的人，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无待。在生意场上有一句话叫喝西北风，如果喝西北风也能生活，就成了庄子《逍遥游》中的理想人物：“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神人近乎于无待，或者待非常少。当然，吸风饮露还是有待，西北风还是不得不喝。
“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农是平地的劳动，虞是对山林川泽的开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脱离不了这些物产。《红楼梦》五十三回中有一个乌庄头，过年的时候运来一大堆物品，有一张大单子，那可真是奢华：“……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野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熊掌二十对，鹿舌五十条，柴炭三万斤，……”结果还被主人落下一句话，“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由古及今多少年发展下来，天然的物产被大量消耗了，有一些资源近乎枯竭了。 “工而成之”，这是手工业，好比萨摩斯的雕刻匠。“商而通之”，商做大、小买卖，起流通作用。
《管子·小匡篇》提出过一个分类，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亦见《国语·齐语》，《谷梁传》成元年）。农和工是两大生产领域，商在两边进行物质交流，把农产品卖到工人那儿，把工业品卖到农民那儿。此外还有一个士，也就是读书人，在其中进行信息交流。《史记》四民中没有提到士，好像觉得读书人无用，对物质生产起不了什么作用。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读书人还是少不了的，原来士就是在这里。政教指政治和教育，那是政府的作用，古今真是可以贯通。“发征期会”，组织一场行动。“发征”指发令征收或征求， “期会”是约好在某个地点碰个头，开个会。《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期会”就是大家约好在 那边碰头，然后组织一场会战，或者发动一场围剿。“宁有”就是难道有，难道是出于政治和教育吗，是有人发布了命令吗，是有人组织了集会吗，原来都不是。 农、虞、工、商拿出来的东西，不是有人按照计划来组织的。读书人一般比较喜欢安排，这种特性如果发展到极致，就是哈耶克所谓的建构理性。任何事情都要自己来包办，就是士的副作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每个人都担负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决不偷懒。“任其能”是智力，“竭其力”是体力，“以得所欲”，发挥自己的才能来满足欲望。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物产的价格是自然波动的，如果过于便宜了就有一个力量往上走，过于昂贵了就有一个力量往下走。征有好多种解释，我觉得用虞氏易“震为征”来解释最好，征就是变动的征兆，有一个反向的趋势。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各劝其业”，每个人都努力地做他的那一行，劝是鼓励，也可以认为是自我激励。天津有个劝业场，应当取名于此。“乐其事”，这件事做得很快乐。所以在求职时最好要把自己的擅长和兴趣组合进去，不要跟自己的天性完全违反，接近一点才能做得好。“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好像水往下走，日夜都不会停。“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用不着做思想工作，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哪儿有钱赚，人就往哪儿走，用不着去组织或动员，完全出于自然。
前面已说过“户说以眇论”不行，老子的理论也好，孔子的理论也好，或者“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也好，都阻止不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 2版，第181页。）这个自发产生应该因势利导，要遏制它怎么遏制得了呢，何况人类生活本来就是靠它来维持。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道难道不是符合于此吗，人心不是自然的验证吗。为什么要违反它，违反不了。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周书》不是指《尚书》，而是指《逸周书》，也是古代传下来的诰誓号令。今本《逸周书》没有这一段，大概是亡佚了。农、工、商、虞四者，是民的衣食之原。农、 工、虞从事生产，商从事流通，三宝指农、工、虞之所出，也就是粮食、器物、财匮。“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单列一句，可能其前有脱文。民生日用的衣食之原，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经济命脉。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经济命脉大的很丰厚，经济命脉小的很贫薄。原通源，开源而节流。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一个是经济学。经济学原义就是家的财产管理。古希腊色诺芬最早用经济这个词，他有一本《经济论》（刘小枫翻译成《齐家》）。另外有一本 《雅典的收入》，那就是从家到国了（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为什么单单经济不够呢，经济学不但脱离不了政治经济学，因为富家和富国有联系。而且《经济论》被看成《苏格拉底回忆录》的续篇，那么也是哲学的一部分。古典作品探讨的是人类思想、人类文化、 以及人类的生命存在，所以跟现代的经济人假设不一样。在哲学的范围里经济学不能独立，经济学独立了，完全靠一个定义推导会出问题。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人群中自然存在的贫富现象，不是来自外来的力量，而是出于“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当然应该有一个调节，而且 绝不允许用不合法手段来致富，也就是下文所谓的“奸富最下”。但是如果想做到完全平均，肯定不可能。假设你把所有的财产平等地分给每个人，第一秒以后就会产生开始差距，一年以后，十年以后，贫富又出来了。贫富差别有其天然性（斯宾塞谓出于自然淘汰），就是所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至于贫富差别太大了， 而且为富不仁，当然要加以限制。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
太公望，齐国的开国之王，就是姜尚、姜太公。姜尚封于齐国，这块地方并不好，靠海边，又是盐碱地。于是他鼓励妇女从事手工业，女功“极技巧”，手艺非常精致。沿海地区把鱼和盐运到其他地区卖出去，经济就发展了。“人物归之”，人和物都来了。“繦至”，好像被绳子拉着，接连不断地来，有一股吸引力。“辐凑”，车轮当中有个轴心，辐就是外轮和轴心的联系，辐凑就是人或物的聚集。用现在的话来讲，“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就是形成了经济中心。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冠带衣履天下”，到处可以看到穿齐国衣服的人，可见齐国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山东一带的人整理整理袖子都来了。海包括黄海和渤海， 岱是泰山。为什么要敛袂，因为希望自己以新的面貌出现，好像就此能启动好运，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为什么要往朝，因为对经济发达地区有一种崇拜，有一种向往。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在太公望以后，齐国的好景没有持续，一点点又衰落下来了。太公是西周初年的人，到了东周春秋的初年，齐桓公的大臣管子再进行了整顿，齐国又重新兴起了。管子就是管仲（?--公元前645），他整顿经济的方法就是“设轻重九府”。管子认为从古以来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就是“轻重”，《管子·揆度篇》：“燧人以 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管子·轻重戊篇》齐桓公问：“轻重安施？”管子回答说：“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用我们现在话来 讲，轻重就是所谓调控。根据张守节《正义》，“九府”就是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也就是用九个金融部门来进行调控。
《管晏列传》对管仲的治国措施有详细记述，可以作为参照。“管仲既任政相齐”，管仲因为鲍叔牙的推荐做了齐的相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他用了一套方法来富国强兵，也就是“通货币，易有无”。关键在于“与俗同好恶”，也就是《易经》所谓的“吉凶与民同患”（《系辞上》第八章）。老百姓觉得好，他也觉得好，老百姓觉得坏，他也觉得坏。“故其称曰”，他的说法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前两句下面还有分析，末句指领导者服行有礼度，六亲各得其所，于是就团结稳定了。“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从“仓廪”至“灭亡”来自《管子·牧民篇》，四维就是礼义廉耻。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下令好像流水一样，老百姓想什么，他就想什么，这就是前文所谓的“善者因之”。“故论卑而易行”，他的理论很容易实行，不谈非常高远的理想。“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老百姓喜欢的就实行，老百姓不喜欢的就废止。“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这个很了不起，下面还会举例。“贵轻重”，用经济的手段调控。“慎权衡”，用政治的手段赏罚。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齐桓公有一次对他的女人发火了，发火是因为“荡舟”，也就是在玩水的时候，她因为开玩笑，把他的船翻得太厉害了。于是齐桓公 把她赶回了娘家，蔡人也蛮绝的，既然你不要了，就把她又嫁出去了。这就触怒了齐桓公，于是派兵去攻打蔡。蔡后面的老板是楚，于是齐、楚发生了一场冲突，后来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历史上有名的叫“召陵之盟”。管仲“因而伐楚”，为了私人的事情而打仗上不了台面，他就搬出一个理由，“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见 《左传》僖四年），变成尊王攘夷的大义了。楚国为什么只顾自己发展而不进贡呢，你可是周天子的臣子啊。当时齐国称霸于中原，认可周天子的中央政权，相当于认可齐国，这样就把一件琐碎的私事，变成了重要的天下大义。当然他的要求也是很低的，“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这是象征性的进贡，不是割地赔款，或者解散军队，否则楚国一定会拼到底。贡一下包茅，你可以自己发展，但是必须承认周天子的中央政权。这样大家都满意了，于是达成了妥协。这是齐桓公称霸中重要的一仗，军队本来是去伐蔡的，这就是“因祸而为福”。
“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山戎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燕在那边也可能不大听中央的。他在攻打山戎的时候，就跟燕国修好，鼓励他们“修召公之政”，回到中原的大家族中来。什么叫“召公之政”，西周初年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一个人管一个方面。周公封于鲁，召公封于燕，所以《诗经》里有《周南》、《召南》，把他们的德化施行出去。
“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曹沫就是《左传》庄十年曹刿论战中的曹刿，有一次打仗他们战败了，鲁国就只好割多少城给齐。曹沫在于柯之会上用恐怖主义方法，挟持桓公把地还给鲁。被明晃晃的刀指着，齐桓公没有办法，就只好同意了。但他回来以后又想反悔，因为“要盟可以不听”（语见 《孔子世家》），在威胁下被迫答应的承诺，事后可以不认账。管仲劝桓公，既然已经答应了，还是把侵占来的城还给鲁吧。诸侯觉得桓公这个人很讲道理，都拥护他。“因而信之”，本来一件不太好的事，经过轻重权衡，给他转成为好事了。所以总结成一句话：“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当然最后根本还是在于实力，强大的人讲和平别人就归心，不强大的人讲和平没有人理睬。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开了九次类似于联合国会议或者东南亚国家首脑会议，齐桓公是召集人，别人都看着他的面子来了。于是对周天子的区域重新整顿了一下，形成了一个松散联盟。当时周的力量已经没法整顿了，形成这样的联盟至少有一个好处，如果外族入侵的话，可以有一个对抗的能力，这就是管仲对中华民族立下的大功。所以孔子大体上是表彰他的，《论语·宪问》孔子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言：“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 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史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综合《论语·宪问》而来。下边一句话来自《论语·八佾》，原文是批评。
而管氏亦有三归。
“三归”有好几种说法，我选取一种最简单的，那就是管仲筑了一个台，把财物、女子藏在其中。然而这是国王的待遇，不是大臣应该有的排场。孔子批评他：“管仲之器小哉。”又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对管仲大节上是肯定的，小节上有非议。如果孔子到头来仅仅是抓住这个小节不放的话，我觉得他就有点迂了。管氏有三归，齐桓公没觉得不好，管仲自己也没觉得不好，老百姓也没觉得不好，那就由他去好了，你又何必多事呢。其实孔子也有他的道理，后来问题就出来了。国君有三归，管氏也有三归，就把大臣的地位和国君持平了。权臣的地位一点点提高，酝酿了从春秋到战国的变化。齐国从太公起就喜欢用能人，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末大于本，枝强于干，国君的权力就一点点降下来了。齐国后来发生“田氏代齐”，并非偶然。
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论语·季氏》有一句话，“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什么叫陪臣，就是隔了一层的臣。比方说周天子和齐桓公，周天子是君，齐桓公是臣，管仲是齐桓公的助手，没有资格在周天子面前称臣，所以就叫陪臣，起辅助的作用。不仅如此，在诸侯国还有下一层的陪臣，国君是君，管仲是臣，管仲的助手或者家人，就是国君的陪臣。什么叫“陪臣执国命”，后来就是这些家人掌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这其实跟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孔子看出来礼不对了，以后就是春秋变成战国。如果只是一 味地富国强兵，其实会有问题的，陪臣也会一点点出来。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齐国的富强一直到了威、宣时代。威、宣就是齐威王、齐宣王，那时候兴起了一个稷下学派。经济条件好了，专门供养了一些读书人搞研究。当然这些研究不单单是空发议论，而是怎样富国强兵，怎样看天下形势，诸如此类。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晏列传》中也有这段引文，这里已经是第二次引用了，出自《管子·牧民篇》。这段话好的地方，在于强调任何文化都需要有一个经济基础。不好的地方，在于非常容易以为，一旦经济基础好了，文化就自然好了。要知礼节、知荣辱，不能扔掉仓廪实、衣食足的基础。但是仓廪实、衣食足，是不是可以等同于知礼节、知荣辱， 不一定，其间要有一个“而”字。前面第一件事做好了，有了足够的能力，再做第二件事，不是当然就是这样，不是自然而然的。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礼是从物质的地方来而不是从空的地方来。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君子富能把他的德推行出来，所以说由富而贵，贵从中从一，也就是好行其德。小人富也能发挥他的力量。《论语·学而》中子贡提出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出于别人，而是出于子贡，想来也和经济条件有关。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还是消极的，孔子的回答化消极为积极。师生谈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奥》），就这样一点点深入。所以孔子感叹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赐是子贡的名，贡是他的字，赐由上而下，贡是由下而上，也就是带有政治性的经济活动。司马迁的“君子富，好行其德”，从 “富而好礼”而来。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这里如果从正面讲，就是《系辞下》第一章“何以聚人曰财”。如果从负面讲，就是你的经济条件好了，就会有人把一些标签往你身上贴。《游侠列传》对此有尖锐的讽刺：“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富人得到经济的支持，更加显出神气活现的样子。失势了就没有客人来，即使有客人来，但是来了干什么呀，难道喝西北风吗？最后还是大家不开心。这就是俗谚所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司马迁对人情世故有很深的体察。
夷狄益甚。
中国地区还是有着文化包装的，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在夷狄地区，有钱马上就有人来，没钱马上就走人，就是这样直接，没有缓冲的余地。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这就是经济影响到法律。有了足够财力的话，犯了罪也可以减轻或免除。司马迁触怒了皇帝以后，没有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援，这句话中应该包含着他的感慨。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这是石破天惊的名言，也是成语“熙熙攘攘”的出处。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这样的人也担心经济条件不够好，何况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编户之民”，就是编入户籍的小民百姓。西汉初年有一段时间，国家 的经济状况相当困难，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平准书》开篇所谓：“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正是当时情况的写照，也是司马迁这一判断的历史依据。不久前，我看中央台音乐频道的电视节目《寻找贝多芬》，连维也纳政府也破产过两回。
第一段讲的是导言，第二段讲的是国，第三段由国一点点过渡到家。经济学的本义是治家，也就是家庭财产管理。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
这是《史记》的文章好。上一次讲管仲，春秋的初期，五霸的开始。然后一下子来到春秋的末期，五霸的结束。而且由春秋一点点过到战国，从治国一点点过渡到治家。五霸之间的关系如何，可以参考《易学史丛论》的《综论五霸》。这里具体是吴越争霸，“吴王金戈越王剑”，就是这一地区的兵气。
会稽就是绍兴，是中国现代文学祖师鲁迅的家乡。从古代来讲，传说大禹死在这里，至今还有一个大禹陵。会稽的意思就是会计，但是比现在会计一词的意义要大，包含政治因素在内。《史记·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裴 《集解》引及《越绝书》卷八《记地传》：“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爵有德，赠爵位，相应于立德。封有功，封功臣，相应于立功。大会计重新安排天下，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在内的总体布置，因此留下了会稽的地名。
乃用范蠡、计然。
今天主要讲三个人，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子贡，一个是白圭。讲范蠡，首先就带出了一个计然。一般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范蠡，然而知道计然的很少。如果问计然是谁，我敢说十个人中有九个答不上来。其实计然的重要性绝对不在范蠡之下，知道范蠡要知道计然，就好像我们知道沃伦·巴菲特之外，还要知道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计然是发明原理的人，范蠡是计然思想的实践者。在中国发明原理的人没有实践的人著名，隐含了一个问题。计然讲的一段东西，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或者商业学的最古老原理，深得不得了。
计然是什么人呢？裴駰《集解》说：“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又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这里有几关系。第一，计然是三晋人，他的先人是晋国逃亡的公子。现在大体已核实，在春秋末期的三晋地区，编成了今本《周易》的卦爻辞，而计然的思想应该从《周易》来。第二，他的名是研。《吴越春秋》谓之“计倪”。现在的上海话中还保存有古音，研这个字可以读成倪，上海话把“研究”读成“nījiū”。《范子计然》这本书在唐代还有（《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作《范子问计然》），真的假的不知道，以后亡佚了。关于此书的内容，可以参考《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范子计然》三卷，但是《史记》保留下来的这段文字，已经涵盖了计然思想的要点。第三，他的字是文子。道家典籍的流传中，有《文》这本书，在唐玄宗天宝元年被封为《通玄真经》，为《道德》、《南华》、《冲虚》、《通玄》四部真经之一。此书作者有人猜测是否和文种有关，当然不是。因为计然字文子，也有人附会到计然身上（如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这层关系也可以切断。但是过去一直认为《文子》不是先秦的著作，现在研究下来是真的，因为出土文物已证明它是先秦的书（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有《文子》残简）。此书的总体思想跟《老子》一致，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卷五道德》“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这些内容是《老子》没有的。
下面这段文字是最靠得住的计然思想，真是非常好。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这两句话我想了好长时间。为什么“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呢？用词用得这么重。通常的解释也能对，但是达不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程度，必须发掘出它的深意。开篇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讲的还是治国，所以相应“万货之情”。
什么是“知斗则修备”，的解释是，知道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关系，尤其是军事竞争关系，那么应对这个竞争，然涉及一个国家物质财富的总和。“备”就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性的物资储备，样样东西都要有的，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对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不能存在幻想。不是不要讲和平，但是你讲和平，别人不讲怎么办。所以要保卫和平，还是不能不涉及军备。“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个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也就是当时条件下的“修备”。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期间，有一个军事专家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外行看战略，内行看后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人都知道盟军的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其实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马歇尔，他就是负责协调后勤的人。马歇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贡献，绝不在艾森豪威尔之下。
“时用则知物”这句话还要深，就是一样物品有它的稀缺性，到正好需要派用场的时候，这样物品的本性才会彻底体现，才会知道它可贵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和平的时候黄金贵重粮食不值钱，战争的时候如果有黄金买不到粮食，那就是粮食贵重黄金不值钱了。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一样物品成了特别需要的稀缺东西，它的价格会大幅度提高，这个东西的内在使用性才能真正体现。
这两句话是总纲。如果结合起来看，前面一句话是客观的，体现的是普遍性，后面一句话是主观的，体现的是特殊性。如果用经济学理论来解说，前面一句话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后面一句话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论。这两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而在这里形成了相互补充。因为物品有一个价值，所以会相应给它一个价格（《墨子·经说上》：“价宜，贵贱也”）。怎么才能说明这个物品的价值呢，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在别人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墨子·经说下》：“宜不宜，在欲不欲”）。“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把这些价格变来变去的物品的真实情况看懂了。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这里用的是岁星纪年法，结合了五行学说。岁星就是木星，绕日一周实际须11.86年。岁星在某一个方位差不多是三年，金为西方，水为北方，木为东方，火为南方，十二年算一个周期。岁在金的三年丰收，岁在水的三年歉收，岁在木的三年饥荒，岁在火的三年旱灾。五行中没有提到土，土居中央而没有方位，大概可以算是平年。这十二年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坐标，可以在这个坐标里研究其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如果套用这个固定模式，以为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进入误区了。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
大旱的时候卖出车辆买进船，大水的时候卖出船买进车辆，在大旱之年再抛售车辆。这就是中国古代投资学的最根本的原理，也就是相反理论。相反理论当然也有问题，也不能机械地套用，但是投资最根本的原理就是相反理论，对此要有一个深入骨髓的认识。这八个字也是投资学的定律，贱买贵卖。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
在十二年里边再细分，其中六年会好一点，六年会差一点。牛熊交替，不会永远好，也不会永远坏。总体来说十二年，到一个周期末会有大的不好，因为农业靠天吃饭，不可能完全风调雨顺。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指每隔六年一穰，每隔六年一旱（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78-179页）。本段是对前面岁在金、岁在水、岁在木、岁在火的另一种计算，两种计算可以互相印证。用多种模式探讨同一种现象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互相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认识。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
粜是卖出谷物。一石米卖出来，如果只卖到二十农业就会亏损，而卖到九十商业就会亏损。这里的二十不一定是具体钱的数字，而是可以看成一个比例。二十对发展农业不利，但是九十商业也承受不了。叶圣陶有一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描写的是谷贱伤农，农民在这时候可能拿不到二十了。
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
如果商人没有利润的话，那么商人就没有积极性。如果农民没有利润的话，那么农民也没有动力去开荒种粮食。
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最贵也不要超过八十，最便宜也不低于三十，那么大家都有利润，交易就能维持下去。“农末俱利”，今所谓双赢。“平粜齐物”，合理的价格会促进物资流动。“关市不乏”，国家的税收也不会少。在三十和八十之间还是有高低的，但总体已经平衡了，经济正常活动，国家也安全运转。
税收和农末之间的关系，大体也要维持一个平衡。税收得太高，生产者没有积极性，税也就收不到了。当然税也不能收得太少，这里也有一个度。其实经济学已经把这个度研究出来了，就是所谓“拉法曲线”（laffet’s curve ）。如果收百分之十的话，比方说一年一千万，多一点收百分之十五，那么就是一千五百万，收二十就是两千万。那么收百分之二十五好了，会不会到两千五百万呢，不一定，也许只能收到一千五百万，反而降低了，因为大家都不做了。如果再升高，比方说收百分之三十好了，那么收到的反而降到只有一千万了。因此不是收得越高得到的税收越多，这里有一个曲线。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积著之理就是经商致富的道理。积著也写作积聚、著积，也就是买进货物为了卖出给别人。因为商是消费的中间环节，囤积的这些货物，买了不是给自己用的。“务完物，无息币”，物品的质量一定要好，金钱的流动一定不能断。这就是最要紧的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所谓的物资流，一个就是所谓的现金流，两者互相平衡，流动的方向相反。而所谓货殖，就是在物资和现金之间变来变去。
以物相贸易。
贸这个词我觉得很好，《说文解字》：“易财也。从贝，卯声。”卯作为声符也可以有意义。卯时是早晨五点到七点，一般都在这个时间准备上班或上学，所以过去也把上班叫作点卯、应卯。卯就是早，贸易就是要抢时间，就是要起得早，就是要努力。做小生意的人一早就得起来，睡到太阳晒屁股肯定不行。
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
容易腐败的货物要赶快处理掉，不要一味要求高价而停留在手上。食也可以写成蚀，物品坏掉了就蚀本了。所以买菜时遇到收摊生意，总归可以便宜点，因为推回去不合算。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论有排比的意思，所谓《论语》，就是排比孔子的话。论其有余和不足，排比市场上一样东西多了还是少了，就会知道这样东西到底贵还是贱。而排比次序，也就是研究。所以我跟大家开玩笑，研究生如果不会写论文，也不要太害怕，把材料排比排比，论文就出来了。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排比材料而出来一个活的结论，就成了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1972，217页）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贵到极点了以后会往下落，贱到极点了以后会往上升。所谓积著之理，就是在价格波动中取利。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一旦这个物品贵了，一点都不要吝惜，像垃圾一样把它抛出去。在大家都认为不值钱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宝贝，一点点小心收集起来。还是刚才的道理，贵卖贱买。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都是好的物品，也就是前面讲的山东出什么，山西出什么，不是好的物品也不能取。其实这句话中也暗含了一句投机格言：“卖出要快，买进要慢慢来。”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所谓货币的五大功能，主要是流通的功能。英语中currency就是货币，也有流通的意思，这真是密合。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发多了，要收一点起来。
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
把这一套东西修了十年，修就是经营，也就是刚才的二十、八十这些治国之道，可以上通管仲所谓的“轻重”之术。修了十年，国家富强起来了。用经济手段来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士兵在打仗时非常勇敢。
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遂报强吴”，报复了强大的吴国。“观兵中国”，中国就是刚才讲的中原一带地区，吴越当时还在这个大舞台的边缘。“观兵”是在中原地区检阅军队，耀武扬威。“称号'五霸’”，完成了强国梦。这套理论是计然提出的，具体执行的人是范蠡、文种。当然这套理论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创，应该有其渊源。而计然本人没有应用这套理论，可能是因为他年龄大了，只能够做老师了。也可能是他不求闻达，在精神上有着更高的追求。真正第一流的高手也可以是不做的，自己看明白就行了。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范蠡已经看明白了，在胜利以后，不能再跟越王共事下去了。于是下决心走，文种不愿意走，那么就让他留下来。“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我用了一部分在治国上，就已经达到了目的，想来用在治家上也一样啊。这句话在《汉书·货殖传》中写成“计然之策十，越用其五而得意”，一般认为是抄错了。抄错了也可能，因为在古文里边七和十字形很相似，一横当中断掉是七，看上去很像扁扁的十。据王叔岷的《史记证》，《史记》中七、十互误有六十几处之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八，1982，第5页）。但是即使是抄错，也可能有一点道理。因为《史记》是通史，司马迁看到战乱比较多，所以感到大部分用在国上，少部分用在家上。《汉书》是断代史，班固看到和平比较多，那么国和家就是一半对一半。
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这真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潇洒，在外国人中是没有的。上一次讲毕达哥拉斯也乘了一艘小船离开萨莫斯，sailed away，但不是扁舟啊。这条扁舟打动了古今多少人，像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明朝散发弄扁舟”。为什么要散发，就是不要被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套牢呀，一旦套牢发就散不下来了。什么是“扁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特舟（《集解》），一种是轻舟（《索隐》）。特舟是单独的小船，轻舟是负担少，速度快。中国古代文化强调简单直截，不需要的东西越少越好，达磨所谓的“一苇渡江”，原来指的也是小船（用《诗经·河广》的典故），但在以后逐渐演变成了神话。
扁舟有文学色彩，而江湖也有文学色彩。《国语·越语下》写越王勾践灭吴回来，到了五湖，范蠡就不跟他回去了，“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的“五湖”是一个地理或山水概念，《史记》的江湖是个社会或文化概念。司马迁的改动有其思想性，其语来自《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江湖既泛指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也暗含和朝廷的庙堂文化的对立。也就是这样的江湖概念，启发了后来的武侠小说。对于武侠小说的写作来讲，武功怎么打其实都是细枝末节，而要紧在于后面驱动的思想。有人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金庸不假思索地回答，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见《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金庸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江湖”描述的是社会的广阔、复杂、多层次，如果用西方的观念来比拟，最接近的是哈耶克所谓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古龙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人心就是江湖。
变名易姓。
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掉，就是担心越王还来找他，担心当年的战友和部下还来找他。你带过部队，这些人跟你熟，有什么事情跟你来商量，你不能说我不在位就可以不谈。所以不得不“名可名非常名”，没有办法。
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鸱夷子皮是一个人的名号。鸱夷是一种酒囊，一般是用皮做的。这个放酒的口袋能大能小，用的话可以装很多酒，不用的话可以卷起来，《论语·卫灵公》所谓“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范蠡估计即使离开了，还会有人认出他来，于是换了一个名字再换一个名字，换了一个地方再换一个地方，好比演出了一场情景戏剧。
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
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于是在这里开始做生意。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这是他体会了计然的理论，总结出来最要紧的一句话。做生意的第一义就是要与时代争胜，而不是跟具体的人竞争。“乃乘扁舟”是骨子里透出来的潇洒，“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骨子里透出来的第一义，做生意根本竞争的就是时间，跟人去竞争已经是第二义了。第一义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完完全全就是怎样认识你的时代，怎样认识你自己。世界首富的象都跟时代有关系，保罗·格蒂是石油，比尔·盖茨是电脑，就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物质或者最先进的科技。“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最要紧的是跟时代竞争，跟别人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甚至可以根本对人没有要求。一旦你得到了这个关键，自然而然会有人来配合你，也用不着所有的地方都预先计划好。这句话来自道家思想，《老子》七十九章“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孙子·势篇》：“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史记》“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应当从这里化出来。对于这句话，古代也有人把它标点成“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这种理解我以为还不够透彻，正解应该是“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所谓的大富，就是与时代竞争。小富当然也要努力，抢时间争取早一点。
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把生意做得好的人，要选择好干部，而且也要研究时间。一般认为“择人”应该写成“释人”（《史记会注考证》），也就是上文的不要求人。这样“择人”可以看成是笔误，但是我觉得写成“择人”也很好。刚才讲“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第一义，完全是天上的象，经常想一想，对你会有极大的启发。然而具体做起来，你不一定能达到第一义，那么就要选择好干部队伍，培训好营销人员。第一流的人什么可以都不要，随随便便地拉几个人就行了，自然而然会有东西来凑他，因为他已经抢到了时代的先机。但是你做不到就得做第二义，而且即使是第二义的择人，你还是不能忘记，自始至终要重视时。所以如果做到第一义，当然也会重视第二义。而做到了第二义，还要回过头来重视第一义。只是到了第二义的兢兢业业，第一义的潇洒基本上是没有了。而第三义以下大概只能是微利或者保本了，想赚钱大概是谈不上了。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十九年其实也是道家的象，这个数字虚虚实实，不一定是真的。《庄子·养生主》写庖丁解牛，“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我觉得对范蠡这样第一流的人来说，懂了这个东西后，几乎遍地都是钱，他只要捡起来就是了。对他来说钱也并不是特别重要，得到了以后就散给“贫交疏昆弟”，就是贫困的朋友和比较远的亲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有些相似于现在的希望工程，资助贫寒的读书人，把钱花在这方面最值得。
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呼应上文“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年衰老后他自己不管了，让子孙来接手。范蠡是一个道家人物，所以在聚财以后，跟着还有散财的思想。子孙的境界达不到，所以不知道散财，只是成为了一方的大富。
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这就是范蠡的象，第一等的大商人。最要紧的有两句话，一句是“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另一句话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口诀来念，反反复复体会，太精彩了。对于从古到今做生意的人来说，这是第一义，不会有比他更好的理论了。当然如果还能补充第二义，那就更好了。
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
第一个范蠡是道家人物，第二个子贡是儒家人物。他学了孔子的一部分思想，退回卫国而做了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端沐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废著（《仲尼弟子列传》作“废居”）就是上文的积聚，可以看作是货殖的两方面。积聚是善于买，废著是善于卖。一个是先买进再卖出，一个是先卖出再买进，人的天才不一样，善于买和善于卖不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讲，废著的废就是出仓，著就是守仓，两件事是阴阳两端。
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孔子的学生中他最有钱，过得最滋润。
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
原宪是孔子弟子中最穷的一个人，这里引出他来作为陪衬，令人深思。原宪对糟糠之类没有感到不能吃，一个人隐居在穷巷里不引人注目，然而他还有一个坚守的东西。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
好比现在开最好的轿车，有最豪华的排场。
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子贡可以看成后来战国纵横家之祖。但是纵横家是没有原则的，子贡还是有原则的。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孔子扬名天下，子贡的努力推动也有作用。“得埶而益彰”，呼应前文“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一个人本来有才能，如果再有财富，更加把他显出来了。
《史记会注考证》引崔述批评司马迁，他说孔子伟大，怎么让司马迁一说，好像成了子贡把他推出来似的（《洙泗考信余录》卷一：“谓子贡以富故能显之，岂圣人之道亦必藉有财而后能行于世乎”）。我觉得当然不是有了子贡孔子才伟大，孔子本身就是伟大的。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包容子贡，而且能包容原宪，不但能包容原宪，而且能包容子贡。对于孔子来说，这两边是无碍的。不是有了一个有钱的学生就能把老师炒起来，否则让比尔·盖茨去炒一个人好了。或许也可能炒得起来一时，但十年、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以至一百年以后他还能站得住，绝不是靠炒就能炒出来的，他自己一定有特殊的地方。
子贡本人是明白的。《论语·子张》有人问子贡，在我看来，你比你老师好，“子贡贤于仲尼”。你有这么大的才能，经济条件这么好，各国诸侯又摆得平，难道没有超过你的老师吗。子贡说，那是因为我的墙太低，所以你一看就看见了。孔子的墙太高，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无法看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里边有两段是学生赞老师，一段出于颜渊之口（《子罕》），一段出于子贡之口，赞得好极了。我们现在做学生的人，被称为列于门墙，就是从这段话里来的。因为有了子贡，才看到原来他的老师这么厉害，也就是孔子的伟大感应了子贡。
白圭，周人也。
范蠡是一个道家人物，子贡是一个儒家人物。白圭跟道家和儒家没有关系，是后来生意人的真正祖师。如果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在范蠡和子贡那里，是“道亦有盗”。因为货殖也是人生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部分，在儒、道思想中有经济活动的地位。在白圭那里正好反过来，是“盗亦有道”。他运用了儒道的一部分思想，组织进了他做生意的理论，可见所谓“盗”也不是贸贸然能做的。但是他的思想已经多少有些变味了，跟前面的大哲人形象不一样了。
古希腊哲人中也有类似于做生意的人，就是哲学家的祖师泰勒斯。有一年他预见到了橄榄丰收，就租下了所有的榨油坊，从而积累了一笔财富（第奥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7页）。他也不一定要赚钱，他是想表明，自己也是懂得做生意的，只不过是不想把精力用在这方面罢了。
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
“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一个是发展农业，一个是发展商业。一个致力的是基本面，一个研究的是技术面。李克就是李悝，《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把农业发展了起来，国家也变富强了。
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你们不要的时候我买进，你们要的时候我卖出，渗透着《货殖列传》的根本思想就是相反理论，当然相反理论还有几个限制，也不是知道了这个理论就能发大财。
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
丰收的时候收购谷子，把丝漆卖出去。等蚕茧出的时候就收购帛絮，把粮食卖出去。
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
还是在五行生克的坐标系中研究变化，只是进一步细致化了。不但看三年总的变化，而且看三年中每一年的变化。明岁衰恶或明岁美的岁，应该包括两年，那么已经说了三年的情况。一开始是太阴在卯，然后至午，至酉，至子，兜了一个圈子再至卯，这样完成了一个周期。这里给出了一个坐标系，如果具体运用起来，其中的相关因素都要重新考虑过。
积著率岁倍。
他做生意的利润一年可以翻一倍。这个收益率高得不得了，远远超过了巴菲特。巴菲特年收益百分之二十五，已经不得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概是牛市多赚点，留一些给熊市再赔点进去，因为不可能永远赚。
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欲长钱，取下谷”，就是薄利多销，周转快，做大数量，所谓跑量。如果想让钱多起来，那么把下谷大量收进来，而且越便宜越好，只要卖出的价格比买入的价格高一点就行。“长石斗，取上种”，买来要放上一段时间，不是很快卖出去的，一定要可以做良种的谷子，收获才可能多。前者就是所谓的短期投机，后者就是所谓的长期投资。一个买的是垃圾股，自己也不会要，先买进，明天只要价钱高一点马上卖出，一年周转十遍甚至更多。一个买的是优质股，你要耐心收集筹码，而且要放上一段时间，等着它慢慢成长起来。无论投机还是投资，根本目的都是赚钱。两种方法运用起来有矛盾，一般人很难同时驾驭。但是白圭交替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达到了“积著率岁倍”。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
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不奢华。你要做生意，先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不可以太享福。你看他伙食差一点也不要紧，虽然也想享受一下，但看看跟经济利益冲突了，那就再熬一熬。衣服穿得破旧点也不要紧，你去看电影中那些经营山西钱庄的人，都像土老一样，对欲望有所节制，成本才可能降低。所以第一代做生意的人都是很朴素的，这样才能开创起家业来。但是他们的子孙往往就浮华了，于是又一点点衰落下去。
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跟部下同甘共苦，否则你高高在上，摆出老板架子，别人不会有动力为你奔走。当然是身先士卒，同患难，共富贵。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一看到机会来了，反应快得不得了，好像形成了动物的本能。一个狮子要追一个猎物有多难，猎物也会拼命地跑，你要比它快，否则就得饿死。猛兽挚鸟，天上飞地下跑。短线追时间，非常快，有爆发力。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于是白圭作了总结，这里“治生产”是做生意的意思，也有人说“产”是衍文（《考证》引《汉书》无“产”字）。“伊尹、吕尚之谋”，大政治家的谋略。“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孙吴军事，商鞅刑法，都达到极高的水平。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智不足与权变”，只有达到权变才是智慧，不是执著死的原则，临时要能够变化。“勇不足以决断”，扭扭捏捏的人，下不了决断。“仁不能以取予”，这句话钱钟书有解释：“以取故予，将欲取之，则姑予之；《后汉书·桓谭传》所谓：'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非慈爱施与之意。”（《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385页）因为我要从你这儿多拿点，于是先给你一点，予是取的手段。我觉得如果把取予两边平衡起来，可能更符合白圭的思想。所谓仁就是人际交往，仁从二人，就是一个互动关系。“仁不能以取予”，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在人际互动关系中，不能每一笔交易都考虑得失，拿了就拿了，给了就给了，非常爽快。当然他还是有其经济目的，但这个目的没有那么直接。“强不能有所守”，坚强在于有所坚持，有一个地方你要苦熬的。“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可见他的门槛也不低。没有这些素质的人，即使你要跟着我来学，我也不收你。
这些是他入门的基础，这些基础已经变化了。“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还有智、勇、仁、强，这些都是很高的治国方略或美德。这些方略和美德本身都是大学问，可是到了白圭这儿，他作了一个实用性的解释，目的于是变成了手段，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白圭把天上的东西应用到地下来了，只是还多少包含着天上的影子。等而下之的人连这些影子都没有了，那就是完全的唯利是图了。
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是一切从商的人的祖师。
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试指有所行得通，《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因为到处碰壁，反而把本事积累大了。白圭的才能有所体现，有所发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它本身也是一套学问或者技艺。
《史记·货殖列传》禀承的投资理论是相反理论。这是最古老的投资理论，也是最古老的投机理论。传中此类语句不一而足：“物贱之征，贵之征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相反理论是古典投资理论的精髓，现在看也差不多是对的。在市场牛、熊循环的转换中，在事后也往往能够看见，也有一些秉承相反理论成功的人。
相反理论上去简单易行，实际上并不容易。这里有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相反理论发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中，但是无法判断这个时间周期有多长。《货殖列传》在“计然”处描述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就是三年一个阶段。第二个周期，“六岁穰，六岁旱”六年一个阶段。第三个周期，“十二岁一大饥”，十二年一个阶段。此外在“白圭”还描述了第四个周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就是把三年的阶段细化到一年。传中出现的四个周期，可以组合成一个周期，总的来说没超过十二年。十二是一个特殊的神秘数字，在英语中，一打（dozen）就是十二。构词法从one到twelve有其一致处，然后从十三开始新的序列。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货殖列传》看来，没有超过十二年的周期。因为传中的人物是投资家和哲人不一样。投资家的周期不能太长，凯恩斯有名的一句话，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投资家就是要在这一生成功，而哲人不一定要在这一生成功。像尼采宣称有的人到了死后出生，他说的大概是自己吧。有的哲人在一生很晚的时候才成功，比如说叔本华，但是毕生还看得见，而最大的哲人毕生是看不见的。孔子生前没有取得什么看得见的成功，一直到死后才一点点两样了，真正起比较大的作用是在几百年以后，当然那也是进一步被误解的时候。哲人研究的学问，比如说岁差，七十多年过一度，几乎一生都看不到一度化。但投资家或者投机家，一般不超过十二年，最多二十四年，不会太长，太长就不看了。
看一个循环周期十二年，如果你要看明白，大概至要看两遍，这就需要二十四年。因为你在第一次看到时，会以为是纯粹偶然的现象，寻找不出其中的规律。但第二次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中，你会看出来不一样中有同的东西。要了解这样的两个周期，就是二十四年。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一般也要到第二个周期一半过了以后，才能大体看明白。那十二年就必须再加上六年，至少就是十八年。这样说来，要对十二年的周期大致有一个把握，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岁在金，穰”这套投资理论，计然本人应该是看明白的，就算他绝顶聪明，要对于周期相对有一个把握，一般二十年过去了。而二十年过去了以后，一个人的好时光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计然这个人只能做老师，不能自己来“三致千金”了。信奉这套理论的实行者，那就是范蠡。我判断下来，在吴越争霸的时候，范蠡一定还是个青年，在越王那儿前后有二多年（－494？-473？），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么驾一叶扁舟出走的时候，也不过是四十多岁的壮年。这样以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才大致能摆平了。
“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这十二年的过程也不是死的，具体的变化还需要另外判断，不应该是机械的一套。其中“岁在木，饥”可能有错误，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论。第一，根据“岁在金”云云，只有三年收成好，九年都有灾害，这和“六岁穰，六岁旱”不合。第二，《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于金穰、水毁、火旱均相合，但是作“三岁处木则康”。康是小丰收，也可以相当于“穰”。第三，白圭说“太阴在卯，穰”，卯为东方木，也相应于处木则康。但是即使将“木饥”改成“木康”，从“明岁衰恶”来看，这三年也不是年年都是好的，所以“木饥”也未必错。而且从十二年整体来看，确实有相当部分的年成是不好的。这里的思想应该来自《易经》，所谓“忧患学《易》”。所以在判断客观的情况时，需要对坏方面考虑得多一点。事实上也是这样，尤其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坏的情况肯定要比好的情况多。这也符合我们现在讲的一句话，“熊长牛短”。人生好的时间很少，社会上好的时间也很少，你在坏的地方都能够立足，做一件事情才可能获得成功。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个“极”无法判断。前面讲周期有多少长，是时间无法判断，这里讲什么地方是极，是空间无法判断。往往在一个升势中，升了还要升，在一个跌势中，跌了还要跌。如果你主观认为到极了，贸然进出，会亏损得很厉害。其实理解这个理论，单单极是不够的，用《易经》思想来补充，就是“六七八九”四个数，也就是所谓“体七体八，用九用六”。七是阳变阳，八是阴变阴，这是趋势的维持。而九是阳变阴，六是阴变阳，这就是所谓极。七八阳变阳或者阴变阴，其实也已经是变了，但是不容易看出来。所以用《易经》的四象解，比用两极解，内容要丰富。当然判断还是可能出错，最后的判断，需要高度的智慧，还需要高度的经验。讲到底还是需要一个生意眼，《论语·先进》所谓“亿（亿）则屡中”。其实“亿”也可以看作数量词，对于大的数量来说，子贡也只是“屡中”，没有也不可能是百发百中。
所谓极就是阴变阳和阳变阴，在转变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指标。在事后看来非常清楚，但在当时看不出来。在下判断的时候，同时用几套方法互相验证，还要知道自己可能会出错，所谓自知其无知，大概才不会自以为是，发生大的亏损。这个古老的投资理论，现在也同样适用，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曲折。在整个周期中有很多相对的地方，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包含无数的变化。但是《史记》没有复杂到这样的程度，司马迁就抓住了两个极点，对还是对的，可能会比较简单化。
前一次还提到了古典作品的意义和经济人假设。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讲了半天，不就是讲了一个经济人假设吗，那么还需要读古典作品干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不用读古典作品。强调我们古人也提出过经济人假设，除了自我满足一下虚矫心理，没有实际的作用。为什么需要读古典作品，我的解释是，读古典作品目的是研究古今的联系，探索的是人心和人生，是一个爱智慧的活动，这和经济人假设的目的在于应用不同。为什么我对经济人假设既承认又有保留呢？我有一个观点，对于每个人来说，最珍贵而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人心和人生，而理财的精髓在于认识自己的精力分配。人心和人生，大家天天都脱离不了，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珍贵，珍贵的是外边的东西。其实这里边内涵的丰富，根本不是外边的东西所能比拟的。那么是不是把外边的东西都扔掉，只照顾里边的东西，那又不对了，又好像变成一个空的理论了。里边和外边的东西有所结合，而且结合有一个度，这才是明心见性或者认识你自己。我想应该把经济人假设看成人类思想成就的一部分，也是探索整体人性的一部分。人实际上真正想得到的还是幸福，经济活动不过是途径和手段。那么经济是不是到达幸福唯一的路，到达幸福还有没有其他的路，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经济人假设的提出者亚当·斯密是一位伦理学教授，研究经济学如果达到极致，必须关注伦理学的领域。对于人生的整体来说，经济、政治、哲学，彼此之间是不能割断的。《独立宣言》宣示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济人只是相应了基础部分的生命权，还有政治人相应自由权，还有道德人或者伦理人相应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道德人或者伦理人还不够，甚至还可能有哲学人或者宗教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古典作品比较深厚，它涉及人性的多方面内容，经济人假设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认为人性除了这个部分没有其他，对人生会造成伤害的。当然经济人假设还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人的一些利他行为也可以纳入自利的范围来看。虽然这也未尝不可，但是跟原来经济人假设的物质性自利行为，已经两样了。
再回到《货殖列传》。讲到了第三次，我觉得基本上精华已尽，最好的东西讲完了。前面都是上古传下来的经验，而后来就是汉代的事实。以下的内容虽然不太重要，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思想。一刀切完以后，再捡回来讲一点。
猗顿用盬盐起。
猗顿是陶朱公范蠡的弟子。当时有两种盐，一种是内陆的盐，一种是海盐。盬盐是内陆盐池里的盐，现在青海、甘肃一带还出产此类的盐。
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一个是做盐成功了，一个做铁成功了，于是富甲王侯。盐铁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命脉，在汉武帝以前主要由民营，汉武帝时改由官营。后来桓宽写了一本《盐铁论》，记录了汉昭帝时的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站在地方一边，主张不要扰民，反对垄断。桑弘羊站在中央一边，无论如何坚持国家专营。官营比起民营来，一般效率会低一些，但是国家发展需要财力支持，这样做可以增加中央的收入。这在后来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隋唐演义》中程咬金是贩私盐出身，因为盐的成本非常便宜，国家卖很高的价钱，于是走私就可以发大财。贩私盐要用武力保护的，国家不允许，当然有暴利。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乌氏是县名，倮是人名。这个人把马啊牛啊养得多了以后，全部卖掉。然后搜求了一些珍贵的丝织品和其他宝物，寻找到了一个机会，送给了少数民族的首领。“间”就是候着机会，悄悄地，没人知道地，在他可以接受的时候。“遗”读wèi，赠送。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
他得到了十倍的回报。给他的马啊牛啊不是一头一头的，是满山满谷的。好比真有钱的人不数钱，马牛多的人也不数马牛，满山满谷地送给你。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秦始皇把他和封君并列，允许他和其他的臣子去觐见。封君指领受封邑的贵族，乌氏倮因为富裕，可以跟有地位的人并列。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还有一个巴寡妇，她的祖先得到了一个丹穴。专营这个矿点好几代，家里的钱多得没法数。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寡妇应该是很穷困的人，因为没有丈夫的经济支持。但是她能守住祖上传下来的产业，用金钱来保护自己，用不着求爷爷告奶奶，也没人敢冒犯她。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因为巴寡妇有钱，秦皇帝以待客之礼对她，为她筑了一个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一个是乡下管牛羊的人，还有一个是穷乡僻壤的寡妇，但是他们受到皇帝的尊重，靠的是有钱。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和前面的范蠡、子贡不能比，相差了好几个档次。“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楚”，子贡在当时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来到一般国家和国君“分庭抗礼”，也没有觉得低一等。但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再了不起，也只能居于臣列之中。这就是一统天下以后的变化，春秋时代的气概没有了。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由秦到汉，重新统一了。关是关隘，梁是桥梁，开关梁，互通有无。山泽是虞的领地，过去禁止进入。现在政策宽松了，允许普通人自由开采。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过去打仗的时候，道路不通，现在又通了。大家做生意，所有的东西都买得到。你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
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汉初因为中央的控制力还不够强，恐怕六国的豪杰诸侯强族在地方上成为不稳定因素，于是迁徙到京师看管起来。其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把齐国的田氏一族搬到京师来，造成了从汉代开始《易经》的流传。先秦时代《易经》的流传，大都是朦朦胧胧的传说，不完全靠得住，也没有确切的证明。而齐国这个懂《易经》的田何到了京师以后，后边的流传清清楚楚。由谁传给谁，以及这些人的大致生卒年，都可以考得清楚。其中有一支传于太史公，也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谓“受《易》于杨何”，杨何传于司马谈，司马谈传于司马迁。所以说，《史记》有着明明白白的易学传承。在中国古代要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跟《易经》没有一点接触，是不可能的。司马迁也懂一点易学，否则《史记》这本书写不出来。
正文的连续讲解到此为止。以后就是有选择地跳着讲了。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
这是《史记》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贤人在朝廷里殚精竭虑，讨论军国大事，这是朝。还有一部分人隐居于山林，把自己的名声炒高，这是野。两件事的统一在哪儿，都有其经济目的。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做官的时间长了，各项收入积累起来还怕少吗？如果做贪官就做不长，算下来还是不合算。但是一般人尝到甜头以后会上瘾，于是就控制不住了。“廉贾归富”，好比薄利多销，虽然贪得少一点，但是一旦有了品牌效应，那么就会更富有。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企图得到更多的财富，是人的天生本能。
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前面举了好多例子，这里是一句总结，有千钧之力。在商场上竞争，如果他输给了你，那肯定是智慧和能力用完了，索就是尽。如果他还有一点点多余的力量，绝对不可能退让半步。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因为运输成本太高。把粮食千里迢迢运到京城去，自己在路上就要吃掉一大半。
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在这个地方停留一年，要种粮食，停留十年要种树木，百岁要“来之以德”。对于德他有自己的解释，人物是人再加上物，不是空的一个道德。人，包括人所附着的经济条件，也就是前面的“富贵之门而仁义存焉”。贤人的“贤”字从贝，有经济条件的意思。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如果你没有做官而可以和做官的人平等，叫“素封”。张守节《正义》：“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素封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相对于素王是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素封就是做臣子，因为经济抬不过政治。而素王是思想，而政治其实脱离不了思想。所以说哲人有危险性，跟王有竞争，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所谓封指的是吃租税，比方说千户侯，千户的租税就归于他。每一户出二百，那么千户侯的收入就是二十万。朝觐就是朝见天子，春曰朝，秋曰觐。聘是诸侯之间互相的礼节，享是祭祀和宴请。“朝觐聘享出其中”，千户侯的开销都是从这里来。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
一般老百姓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收入。“率亦岁万息二千”，一般来说，一万每一年有二千的利息。古代的利息比较好算，一般就是百分之二十。下边还会讲，如果利息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这场生意就不做了。如果资产达到一百万，也有二十万的利息。“而更徭租赋出其中”，上边要来收赋税之类，这些开销可以用来买断社会义务。比方说要服兵役，如果不出人，可以出钱代替。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都可以达到目的。一个人有广泛的享受选择，几乎可以不受限制。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千户侯也只不过是这点出产，你有财富也可以有这点出产。既有丰富的物资供给，又有处士的名声，他不想做官了。这就是《史记》为“素封”所描画的美好前景，也就是所谓地主阶级的生活环境。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下，而且也许有空想的成分吧。政治和经济真有可能各安其位，彼此之间没有冲突吗？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家中贫困，双亲老了，妻和子尚待抚养，过年祭祀时没有钱上供品和饮酒，吃饭穿衣也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不感到羞愧，那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没有钱的人卖力气，稍微有些钱的人斗智力，更有钱的人抢时间。“既饶争时”，呼应前文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
这是一个大体的框架。现在列出了两条治生的道路，一条不待危身也就是经济的道路，一条危身取给也就是政治的道路。危身指这条道路上存在的风险，给就是经济收入。曾经有一段时间官员没有退下来的路，不仅仅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还有经济基础的问题。当年华盛顿不愿意继续做总统，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品德高尚，也因为有一群读书人盯着他，不允许出现独裁。此外还因为他在经济上有着退路，从政有多么累，而回去有老婆孩子和庄园。如果退下来已经没有了田地，那么就是一个无拳无勇的糟老头，所以怎么肯放弃权位呢？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农业，末富是商业。中国古代历来提倡崇本息末，就是崇尚农业，抑制商业。本富是生产领域，末富是流通领域，奸富是欺骗领域，比如说卖假货。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没有岩处奇士的行为，喜欢空谈仁义道德，不感到难为情吗。“长贫贱”不是长时间的贫贱，而是以贫贱为长，觉得贫贱是优点。但是司马迁这里留下了一个余地，有岩处奇士之行就可以。比如说，伯夷、叔齐就可以，这是流传千古的人。又比如说，颜回、原宪也可以，原宪对学问的理解足以和子贡抗衡（参考《韩诗外传》卷一之十），更不用说颜回了。“户说以眇论”，眇论其实还是有作用的，但那是对少数人，“户说”当然行不通。没有伯夷、叔齐的品行，你要模仿或伪装，那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司马迁讲的都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丝悲愤情绪没有消除。《史记》的文章跌宕起伏，但是其中的弦外之音，如果推广的话，还是会有一点问题。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编户之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你和我彼此不用话多，大家亮亮财力就好了，谁财力大谁占上风。你比我大十倍，我就觉得比你低了。百倍，我看到你就害怕了。千倍，你就可以差遣我了。万倍，你对我的侮辱也可以接受。如果还是在小人的阶段，那肯定不会错，就是这个道理。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贫困怎样比较快地达到富裕，“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刺绣文”做针织品，不如卖笑“倚市门”。“倚市门”，也就是上文的“今夫赵女郑姬，目挑心招”之类。做这些行业，当然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贫者只能靠此来谋生。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有一种解释，是做一场生意，贪贾取三分之一的利，廉贾取五分之一的利。还有一种解释，贪贾能取得十分之三的利，廉贾能取得十分之五的利。贪贾对利润的要求太高，容易错过机会，而廉贾因为薄利多销，反而赚得更多。
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如果其他杂业的利润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这场生意我就不做了，因为成本核算下来赚不了。当时利息的水平是百分之二十，那么从事其他杂业的利润应该大于百分之二十。
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对于社会阶层的风气转移来说，往往是上层的生活习惯向下层传递。贫人也想模仿富人致富，但是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于是只能互相比较谁做生意的时间长。家里要是看不见这个人，长期在外跑单帮，说明他有出息。“数过邑不入门”，就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一句诗：“商人重利轻别离。”
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没有政治的支持，也没有触犯法律，这些都是合法致富。“尽椎埋”可能是写错了，一般认为应该是“尽推理”。“推理”不是指形式逻辑的推理，而是看情势而动，测算、思考、判断。“去就”就是买进卖出。“与时俯仰”，随着时间波动而低买高卖。“获其赢利”，由“货”而 “殖”，取得利润。“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通过商业而快速致富，然后从流通领域投资于生产领域，做规矩生意，把钱洗白。“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前者不管不顾一刀切，看准机会，先做了再说。后者很细心地一点点清理，不能马虎大意。这一经济观点，似乎取象于汉代的政治。《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从投机得来的钱，如果一天到晚再去投机，时间长了必然会输。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风气，赚了钱就往往买地，现在还有一个房地产问题。“变化有概”，货殖活动没有死道理，但有活道理，虽然有变化，还是有大致的规律。“故足术也”，可以作为技艺来效仿。
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农（畜）、工、虞、商（贾），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四民。“为权利”，权和利是两个字，权是政治利益，利是经济利益。现代的“权利”一词和古代同形，但意义不同，古代是两个意思，现代是一个意思。同时还应该分清两个意义近似的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前者是用于征服他人，后者是用于维护自己，此消彼长。各种各样发财的人，有其档次和级别，大的可以在一个地区称富，小的只能在一个乡里称富了。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一切物品的最终价值都来自劳动，而致富的人剑走偏锋，另外走一条独特的路。
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田农看上去不起眼，但也能做到富甲一方。掘业是拙业，不是掘矿的意思。盗墓虽然是一件坏事，可是由于挖得到财宝，也有人靠它发了财。赌博是不良产业，也有人靠它致了富。做生意跑单帮，算不上男子汉的建功立业，但是也有人获得成功。贩脂大概是卖油，算不上光彩的行业，但是有人赚到了千金。卖汤水豆浆之类，不过是小生意，可是有人也许经营了连锁店，成了千万富翁。磨刀打剑，这是平常的技艺，有人从事它过上了好日子。胃脯可能是牛肉干、猪肉脯之类，很不起眼，有人开上了当时的豪华轿车。兽医并不需要很高的医术，但是有人因此获取了富贵的生活。
此皆诚壹之所致。
那些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做一件事需要非常专心致志，才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谓“出状元”就是打破均衡，在本行业做到领先。《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人发财，非常吸引人，我想提出的质疑是“而今安在哉”。天下的财富在根本上就是聚散不定的，每一代都有人往上走，但同时也有人往下走，这些都是变化的象。不可能有一个行业保持长期领先，也不可能有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富裕，读书人还应该看到更高的程度。
由是观之。
总结陈辞。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你说从事哪一个行业就能致富，没有一个确定的行业。货者，活也，本来是变来变去的。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能人就来这个场合显身手，而不肖者在这里遭遇崩盘。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你的家里如果有这么多的财富，那么和这个地方有权有势的人可以相通。你的财富真的达到了一个数量级，那就差不多和一个国王一样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最后再一次强调素封，这是本传的一个关键词汇。素封就是用经济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素王就是用哲学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这三个系统之间是互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