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园丁之歌》风波 园丁之歌电影

电影《园丁之歌》风波

李兴濂(发表于<文史精华>2015.笫6期)

事件的缘起

1972年初,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长沙市碧湘街完全小学校联合党支部决定参加当时长沙市南区的业余文艺汇演,当时在碧湘街完全小学任语文教师的梅嘉陵,由于他爱好文艺创作,决定让他负责编写一个有特色的文艺节目。于是从小热爱花鼓戏的梅嘉陵决定编一出花鼓戏。凑巧的是,当时碧湘街完全小学有个叫刘伊里的代课教师,原来就是省花鼓剧团的专业演员。

经过十多天的采访,梅嘉陵写出了一部题为《新教师在成长》的五场花鼓戏初稿,先后五易其稿,大小修改30余次最后由多幕剧改为独幕剧,剧名也更改为《新教师》,即后来湘剧与电影《园丁之歌》的剧情。所不同的是,剧中人物的名字有改变,某些唱词也作了相应改动。

《新教师》剧本写成之后,经过紧张的排练。1972年4月28日,花鼓戏独幕剧《新教师》参加长沙市南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文艺汇演,从179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创作奖与演出奖。

不久,湖南省筹备专业团体调演,长沙市从业余文艺汇演的优秀节目中挑选出《新教师》。9月5日,花鼓戏《新教师》由长沙市湘剧团柳仲甫执笔改编,参加了省里的会演。柳振甫改为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改编后的湘剧,无论是主题、剧情还是人物安排,都没有大的补充与新的突破,只是在他提供的改编稿上作了一些艺术加工。

1973年2月,在全省各分片演出的节目中,《园丁之歌》被评为全省优秀节目,可谓红极一时。《园丁之歌》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青年教师俞英,采用循循善诱、耐心引导的方法,让一个考试交白卷、平常只爱玩的学生,转变为爱学习、守纪律、懂礼貌,而且使另一个青年教师方觉也认识和改正了自己对待学生的错误态度和方法,树立了正确的教育思想的故事。《园丁之歌》中的青年女教师俞英,由湖南省湘剧团名演员左大玢扮演。《园丁之歌》放映后受到群众的好评。

当时,华国锋已调国务院工作,但还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知道出生湖南的毛泽东很喜欢看湖南地方戏,听说湖南文艺节目会演中发现一批好节目,就指示湖南省文化组,选几出最好的戏拍成电影,送给毛泽东看看。省文化组领导王庆章、周季平等,考虑到省电影制片厂刚恢复不久,没有彩色胶片,请华国锋解决这一困难。华国锋回北京后,给当时国务院分管文化工作的吴德讲了此事,不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来了实力派导演沙丹率摄制组来到长沙,仅花了三个多月时间便将湘剧《园丁之歌》改编成电影。谁也没有想到这部湘剧电影,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教育界正被“读书无用论”和“白卷先生”及反潮流严重干扰之中,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对电影《园丁之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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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疯狂扼杀《园丁之歌》

1973年7月28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在湖南新摄制的舞台戏剧片《园丁之歌》,送给国务院文化组,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钓鱼台17号楼放映厅审看。当时,中央的宣传、文教部门,都在“四人帮”的把持之下。江青本来对事先没有经过她同意就拍了这些片子有意见,心里不大高兴。江青扭过头,望望在座的人,,用轻松的口气对大家说:“文化组报来三个戏,要我审查。今晚我有时间,就看看吧。你们说先看哪一部?《园丁之歌》怎么样?”后来大家才知道,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之前已经预先看过了,已经有了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这次审查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好边看边批判。

影片刚开始是一片桃林,桃花正在盛开,花团锦簇,层层叠叠,展示桃李满天下的大好形势——这是编辑设计的意境。

张春桥放了第一炮:“还是修正主义的一套,桃李满天下!一点先进的东西都没有。”张春桥的话,如一盆冷水,把大家的心浇得冰凉冰凉的。负责组织拍摄的狄福才这时不由得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浑身绷得紧紧。当江青看到《园丁之歌》片名一出现,就批评说:“这个片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党的领导,怎能是教师、知识分子呢?这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主人公“俞英”上场亮相才走了几步,江青就不舒服似的扭了扭身子,鼻子里哼了一声:“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像少奶奶。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哪像现代戏?一点也不出新!”当“俞英”唱到“没有文化怎么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时,江青用手掌重重地击了一下沙发扶手,将问题上了纲:“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简直是在向我们党进行攻击。我们革命队伍中有多少高级将领、多少高级干部都没有文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同样可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个戏是不是想反攻倒算?嗯?”其实,《园丁之歌》之所以引起江青那么大的仇视,无非是因为其主题体现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思想,并且把为党为人民辛勤培育青少年的人民教师称为“园丁”,进行了歌颂。这实际上是对江青一伙利用“十年动乱”毁灭文化、毁灭教育、诬蔑人民教师的有力批判和反击。这自然引起江青一伙的強烈反对。

负责拍摄的狄福才,放映一结束,他就站起来对江青说:“这部戏是湖南省文艺调演的优秀剧目,观众反映普遍都比较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你住口!是不是想教训我?什么喜闻乐见?亏你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样板戏,连香花毒草都分不清。我问你,是谁叫你拍的?这是毒草,你知道不知道?这不是艺术,这是政治!”江青指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在上演的同时发表批评文章”。

1974年6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举行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的通知,安排湖南参加第一批调演。省文化局立即认真研究安排,并向省委写了有关参加调演的请示报告。10日,省委常委会研究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时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兰明为湖南代表团的团长。果然,上演不久,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指出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妄图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坏戏。杀气腾腾地给《园丁之歌》扣上了三顶大帽子,什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还有什么“否定党的领导”,“贩卖‘智育第一”,“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等等莫须有的罪名。紧接着中央和各省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污蔑这部影片是“掩盖和抹杀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江青还对戏中“没有文化怎么把革命重担来承担”一句话无限上纲,说什么“这简直是对我们党进行攻击”,等等。这时,省里感到不批是不行了,决定湖南日报社派人去北京,摸一下人民日报社批判《园丁之歌》的口径、规模和安排等情况,回来组织人写一篇文章。7月2日,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来电话,“请你省在写作批判《园丁之歌》文章的作者中,选一或二名,于7月15日来我们办公室报到”。这些情况,实际上是在给湖南施加压力,督促湖南加紧批判《园丁之歌》。

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向京、津、沪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四省、市,组织工农兵和各阶层革命群众开展对《园丁之歌》的革命大批判。”

8月12日,全国第一批省、市文艺调演开幕。在调演期间,调演办公室组织了各省市代表团观看和批判《园丁之歌》的活动。湖南省湘剧团《园丁之歌》的主要演员左大玢,随团刚下火车,就被通知去北京展览馆在5000人的大会上做检讨。做检讨前,批斗的人特意叮嘱左大玢:“做检讨时要说普通话,不能说湖南话,不然大家听不懂。”左大玢却不低头:“我不会说普通话。毛主席也说湖南话。他讲家乡话,我也讲家乡话。”待到做检讨时,左大玢用长沙话将检讨书快速地念完,然后赶紧钻进有关领导事先安排在台后的大汽车里离开了批斗现场。

毛泽东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长沙,住在中共湖南省委的九所宾馆6号楼。他这次是来长沙休养的,住了114天,直到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长沙回北京。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除了处理一些国家大事之外,还常游泳、通过电视观看湖南地方戏等。已调国务院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特地从北京调来一部电视转播车,直接向九所宾馆6号楼播放节目。

11月的一天,毛泽东从湖南省委提供的节目单中,圈定要看湘剧《园丁之歌》。由于这出戏当时正在处于受批判的旋涡中,给湖南省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省委把它列入节目单,是想请毛泽东审看一下,听听他的指示。

毛泽东在看《园丁之歌》的时候,聚精会神,目不转睛,表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看到精彩之处,还不禁鼓起掌来。旁边陪同的人悄悄地对毛主席说:“毛主席,这是大毒草,全国都在批判。”毛主席愠怒地说:“什么大毒草,毒在哪里?我看很好!”说着他又站起身,再次鼓掌,在场的人也跟着鼓起掌来。在他旁边看戏的服务员曾彩谋见到这个情况,连忙告诉他这是正在受批判的片子。毛泽东问身边工作人员:“受批判?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批判?你们讲讲看。”工作人员回答说:“听说教育界争论很大,我们是外行,看不懂。”毛泽东肯定地说:“我看这是一出好戏。”毛泽东关于《园丁之歌》的评价很快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在中直机关、在文化部、在北京、在全国不胫而走,广泛传播开来。一时间,人们一见面就压低声音互相问道:听说了没有,文化部正在组织批判《园丁之歌》,而毛主席在看这个影片时却鼓了掌。人们用传播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的评价的特殊方式,表示对“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愤慨。

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听到毛泽东称赞《园丁之歌》是出好戏的消息后,兴奋不已,连忙转告其他省委常委。毛泽东的话不多,但对因此陷入困境的省委领导们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经过开会研究,省委准备找适当时机为《园丁之歌》平反。

8月24日,省委宣传部召开部务会,研究给《园丁之歌》恢复名誉问题。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应积极地、慎重地逐步争取给《园》剧恢复名誉,宣传部先研究个意见向省委口头汇报一次,需要写材料时再写。省委听了宣传部的汇报后决定,由省文化局向发批《园》通知的国务院文化组写个给《园》剧平反的请示报告。

8月29日,省文化局向国务院文化组报送了《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说“《园丁之歌》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戏”,要求继续上演、放映、出版、发行。国务院文化组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副组长刘庆棠(江青的亲信)一看就火了,说“这是明目张胆的翻案,气势汹汹,最后通牒”,不允许平反。

对于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四人帮”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但又不敢违抗,只好散布说这是“政治谣言”、“要严厉追查”云云,借此为自己和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撑腰打气。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江青背着中央,于3月2日擅自召集12省、自治区负责人开会,作长篇讲话,大放厥词。她没有忘记中共湖南省委在《园丁之歌》问题上向毛泽东“告御状”的一箭之仇,点着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的名,恶狠狠地说:“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去了。你们要主席看《园丁之歌》,强加于主席。”江青又翻腾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她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抛出来以后,《湖南日报》拒绝转载一事,对张平化说:“你欠我两笔账,一笔是《海瑞罢官》,一笔是《园丁之歌》。”接着,江青又指着与会的湖南省委分管文艺工作的省委书记李振军说:“《园丁之歌》是你炮制的,是毒草,你们知道吗?”李振军不吃江青这一套,直言不讳地说:“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江青说:“你们强加于主席。”李振军理直气壮地说:“主席是伟大领袖,说我们强加于主席,就贬低了主席。”江青气愤地说:“你还强词夺理,要继续组织批判。”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情况,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一次,毛泽东留下周恩来,请他看一部湘剧高腔的戏剧电影,还挺神秘地对他说:“是部毒草片子哟,不过你可以看看。”周恩来一看是《园丁之歌》,他早就听说了江青正在批判这部影片,却一直没看过。周恩来坚持将电影看完后,不禁自言自语:“这有什么问题?是一部歌颂革命教育路线的影片嘛。”毛泽东好像找到了知音,直嚷嚷:“本来就没有问题嘛,可人家非说是毒草,有么子办法呀!”毛泽东说的“人家”显然是指江青。

 

  为《园丁之歌》彻底平反

1975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湖南,动员湖南大力发展黄金生产。座谈会上,王震在对发展黄金生产问题作了些指示之后,话锋一转,讲到“四人帮”批判湘剧《园丁之歌》的问题上来。王震说:“写批判文章的人给这个戏扣的‘帽子’,实际上是攻击省委的。那些批判文章,把戏里的两个教员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不听听群众的意见?群众都鼓掌了,毛主席看时也拍了巴掌,这些情况报社内参已向国务院领导反映了,我们讲要尊重省委领导意见。现在那么多子女,不能好好读书,真是误人子弟。批师道尊严,当老师就不要一点尊严了吗?搞得社会不安、秩序不好,应该吸收教训,听取群众意见。少年犯罪的那么多,不搞一点正当的东西教育他们怎么行?写批判文章的初澜是什么人?”有人回答说是国务院文化组的笔名。王震说:“我不管他是文化部什么部的,我有话就说。一批判这个戏,伤了多少人,教员们都不敢管了。以后要有民主作风,多听听群众呼声。我是有点火气。”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湖南省和全国一样,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迅速展开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揭批“四人帮”扼杀湘剧《园丁之歌》的罪行。12月8日,湖南省委召开省会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大会,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写的文章。刊发时《人民日报》将标题改为《扼杀<园丁之歌>也是为了篡党夺权》,配发了编者按,指出:“‘四人帮’反党集团还利用他们的喉舌‘初澜’评论班子,在1974年8月4日本报抛出的一篇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毒草文章,把《园丁之歌》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戏以后,仍负隅顽抗,封锁消息,继续玩弄诡计。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同志,阴谋篡党夺权的狰狞面目。”

1977年,《红旗》第三期刊登的教育部大批判组写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指出:“应该使我们的干部和教师都像《园丁之歌》里的女教师俞英那样,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培养好我们的革命后代,争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好‘园丁’。”

在这前后,《湖南日报》也刊登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湘剧团党支部、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大批判组、长沙湘剧团《园丁之歌》创作组、《园丁之歌》原作者等许多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学校、教师、学生、广大干部群众的大量揭批“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文章。

1979年3月13日至17日,在湖南省直宣传系统落实政策会议期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和省剧协召开的平反昭雪大会上,正式宣布给受了错误批判的《园丁之歌》等剧目和受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

受到毛泽东好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遭到“四人帮”仇视的湘剧《园丁之歌》,重新获得了解放,被拍成彩色影片,在全国城乡上映。对于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剧中女教师教育学生时唱的“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更是成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一句话。

(618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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