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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朋友聚餐，有同龄者说：“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李鸿章是卖国贼，而现在很多人说他是好人甚至是英雄，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我反问他自己怎么看，朋友说：“我当然认为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我告诉他，我需要用一篇文章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评价历史并无客观标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这种论调当然是唯心史观，其实质在于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唯物论者肯定不会赞成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做个类比。趴在地上仰视姚明，姚明就成了立地顶天的巨人；如果是在高空俯视姚明，那么我们看到的姚明就会是一个小不点（像我这般近视的可能连小不点都看不到）。但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姚明身高 2米26，和地球人相比较是罕见的高人的事实不会改变。再比如，不同的人可能对黄山的欣赏会有不同的侧重，有人喜欢云海波涛，有人喜欢苍松挺拔，有人喜欢怪石狰狞，有人喜欢在光明顶观红日喷薄而出，有人喜欢于莲花峰看夕阳西下晚霞漫天，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黄山的风景的确优美。不管你喜不喜欢，姚明很高和黄山风景优美都是客观现实，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看历史和看姚明、看黄山的道理一样，也是有其客观标准的。
（客观标准是什么？怎样确立评价历史的客观标准？这需要进行专门的理论探讨，非一定篇幅不能说清楚，本文暂不阐述。）
既然评价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标准，那为什么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同一个历史人物（比如李鸿章）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呢？我以为原因有三：
一、 史料制约
史料不等于历史，很多人把自己看到的史料当成了历史，这是对历史的谬解。历史是客观存在，而史料却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史料的确是历史的佐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中华文明史到底有多长的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议，其主要原因就是受史料的制约。通常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有人从黄帝纪元算起，中华文明史大约是4700年，也有人依据另外的史料认为是4100年，有人按照新近发掘的文物推算有6000年，也许将来某一天发掘到埋在地底下的现在还不为我们所知的史料能够得出8000年的结论。不同的史料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并不奇怪。关汉卿生于何年死于何月，曹雪芹是哪里人，拿破仑到底是被毒杀还是死于疾病，此类问题一直争议不休，以致成为历史之谜，都是因为史料所限。
各朝各代的史料有正史、有野史，记录的人不同、立场不同、时代不同，我们看到的史实可能大相径庭。由于掌握的史料有限，所以我们常常会误读历史，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偏差也就在所难免。
二、 政治需要
如果是因为史料制约而曲解了历史，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多所谓历史是根据某种政治需要由后人精心涂抹过的。
比如，南京大屠杀，这是铁的事实，但很多日本人却从来不承认，这是日本政治的需要。再比如，秦桧出卖大宋，陷害忠良，自宋以降就没有争议，“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就是明证。可今天居然有人为秦桧翻案，甚至让跪了800年的奸相堂而皇之地站了起来，这也是因为有某种需要。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朱仲丽（王稼祥夫人）曾因历史纪实文学《江青秘传》和《女皇梦》而声名大噪，一跃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很多人对江青的了解（包括现在网上很多人用来批判江青的“事实”）都来自于这两本书。虽然是文学，但因为是“历史纪实”，加之作者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使很多人对书中所述“史实”深信不疑。但暮年的朱仲丽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终于良心发现说出了真话：“江青此人我在《江青密传》和《女皇梦》这两本书里已经详细地写到了，但是里面的细节，我是有夸大的，不夸大不行，出版不了，这有当时的背景在里面。”“那些东西（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叙述）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我也把它当作了演义”“为了使我的书现在能够出版，我不得不这样写，我也知道我现在这样写是政治的需要，同时我对那几个人物很反感，我是带着对他们的仇恨和我对稼祥同志的不公而写的。”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因为政治需要，历史就可以任意涂抹，随意篡改，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但事实就是这样，不容你不相信。
三、立场限制
由于每个人所处的阶级不同、立场不同，自然就会对历史有不一样的解读。毛主席说过：“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农民起义在历史进程中到底是起推动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不同立场的人肯定有不同的回答。受压迫阶级一定是讴歌农民起义农民运动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肯定农民起义农民运动的，因为没有农民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剥削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是一定要反对和丑化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的，这既是阶级本性使然，也是他们政治和利益的需要。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是如此，汉奸一定会美化秦桧、汪精卫、李鸿章，以便为自己做汉奸开脱；而爱国者则一定会鄙弃李鸿章之流。评价李鸿章不存在史料问题，李鸿章写过的诗文、上书朝廷的奏章、签署的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都还在那里，不需要发掘，用不着考证。而对其评价之截然相反则完全是评价者的立场决定的。
可见，除了上述第一种情况，对历史的误读，则都是根据时代、政治和某些人（包括解读者自己）的特殊需要有意为之（至于那些不懂历史没有思想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人对历史的所谓看法不在我讲的上述范围内）。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话说得深刻而睿智。为什么日本要一再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华史实？为什么台湾民进党要割裂历史否认中华文化的传承？联系到近年来为秦桧、汪精卫、李鸿章们平反昭雪的言论甚嚣尘上的现象，就可以看出，这些事件的出炉绝不会是偶然的。关注历史、关注国家命运的人不可不深思而慎虑之。
2012.10.17
摘自 顽石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