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在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的正相关理论与替代理论都有其合理因素，又有其不足；公平与效率关系既无纯粹的替代关系，也无纯粹的正相关关系，而是两种关系之间的相互交融关系。而以何种关系为主是随着经济运行而易位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应是多重结构的交融关系。有效而合理的经济运行路径应该是：依次循着正相关关系为主或替代关系为主的交融关系的正确轨迹前进发展的。偏离这条轨迹，越出交融关系的度，定会走向极端，必然顾此失彼，甚至两者皆失。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灵活遵循和运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原则、效率提高中的公平原则和合理区间的确定原则。关键词公平效率正相关论替代论交融关系最佳接洽点合理区间
我国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不断拓展和深入的现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2008年以来全球的金融风暴产生的经济滑坡所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以致我国今年的“两会”，屡屡将经济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严峻地推到实践与理论的前沿，这势必要在理论上作出准确回答，并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中加以验证。
一、已有的理论及评价传统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有效优化配置。
纵观西方经济学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理论，主要有两种倾向性观点。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即市场依据经济效率向生产者提供报酬。欲使效率增长，必须使报酬有差异；欲使收入均等化，便不会使社会保持高效率。另一种倾向性观点则相反，认为公平与效率没有明显的交替关系，而是正相关关系。替代论认定，市场作用越大，个人收入差距越大，越能刺激人的进取精神，效率就越高；市场作用越小，效率则越低。就市场作用和扩大收入差距作为一个因素对效率提高这一点而论，有其客观而合理的因素，但替代论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绝对对立起来，看不到收入的不均等一方面能刺激效率，另一方面会起到降低效率的作用，甚至引起社会骚动震荡而急剧降低效率。从理论上看，替代论认为公平与效率两个政策目标是互相抵触的，不相容的，一方的提高是以另一方的绝对丧失为代价的，即欲提高效率就要牺牲公平，为收入均等化就要牺牲效率。这样，替代论就夸大了替代效应，夸大了两者对立方面，忽视了统一或可统一的方面，看不到替代效应中还有着正相关效应的一面。从方法论上看，是在绝对不相容中处理两者的关系。正由于此，西方社会（排除社会制度性质）在实践中难以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交替途径和同时实现效率提高和收入均等的接洽点，不是顾此失彼，就是顾彼失此，甚至两者皆失。正相关论认为收入均等化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其理由不无可取之处，揭示了平等分配对效率提高的合理性一面，但它将公平与效率绝对统一起来，未见收入的均等化既对效率有正相关效应，又对效率有负效应，甚至有助于懒汉式的社会心理的滋长，超出国家福利支出负荷而导致效率下降，最终使公平与效率都难以实现。因此，从理论上看，正相关论与替代论相反，忽视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而片面认为收入均等程度提高对效率仅有促进的一面，却未见其对效率促退的一面。正由于理论上的片面性，致使实践中必然出现偏差，以致最终倒向替代论。西方经济学中的替代论和正相关论的缺陷在实践中不乏例证。二战前的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奉行效率先行的政策，都曾带来经济的增长，但贫富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甚至激起社会急剧震荡，反而影响了效率的提高。二战后，西欧一些福利国家加强国家干预，施行社会福利、平等分配，实行个人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20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但由于对社会平等偏好的加强，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增长的机能性障碍，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上述可见，替代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效应，正相关关系中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会引起社会不安定，丧失效率提高所必需的社会保证；过分强调公平会使效率太低，丧失平等分配的社会物质来源。因此，效率与公平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目标。若极端强调某一方，非但牺牲对方还会造成自身的危机，使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我国理论界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已有三种倾向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客观上存在着某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目前我国应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替代论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相关性关系，确认公平与效率不存在“最佳接洽点”，只存在一个合理区间。此观点有可取之处，但仅将替代理论与正相关理论简单而机械相加，跳不出形而上学窠臼。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将扩大收入差距本身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因，更不可能在缺乏效率的条件下实现真正的公平，提出了“以公平促进效率，以效率实现公平”。但是在理论上并未作出正面的论证，也未说明如何“促效率”与“实现公平”。
尽管国内理论界几乎无人认为可以只要效率而不要公平或只要公平而不要效率，但若用替代论或正相关论这两种看似相悖的理论分别指导实践并使之贯彻下去，不免会走向极端。从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看，公平分配有赖于效率的提高，生产上不去，也就无能力解决公平分配问题；从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看，效率提高有赖于公平问题的较好解决，分配的不公平直接制约效率的提高。所以，公平与效率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复杂的矛盾统一体。
就出发点而论，我国理论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不论孰先孰后都应当兼顾。可是，欲兼顾尚存在诸多难点。理论上的难点是应当解决的，实践中的难点更为棘手且无法回避。首先，从现有的理论看，要同时体现公平和实现效率增长确难两全。社会公平这一概念究竟怎样定义？它是经济上的还是伦理上的，甚或两者兼而有之？社会公平的内容和标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甚或兼而有之？两者能否统一？此外，经济上与伦理上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怎样，如何协调？其次，由于理论上的短缺，实践中缺乏有效的指导，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从收入分配与效率的关系看，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反对贫富悬殊在政策上如何把握才能带来经济的高效率？先富后富、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同经济效率的关系在时间空间上的矛盾怎样把握，如何解决？扩大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否有提高或损害效率的因素？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高低是否是效率的动力？它与短期、中长期效率的关系怎样？如何保证？即使是以最小的不公平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也还是存在着理论上或实践上的矛盾，不能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
二、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的理论证明
社会公平是一个复杂的范畴，有着丰富的多重内涵。笔者认为：第一，公平包括其内容和评价标准两层涵义。这两层涵义都有主客观之分。客观内容是绝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接近；内容的主观识别是绝大部分人事实上认为自己不是处于被歧视、被压迫地位的社会成员。客观标准是起点平等与结果平等即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主观标准是社会心理伦理的认知程度。第二，公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区域，人们对公平会有不同的评价和内容的识别。公平的内容和评价标准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既对立又统一推动公平范畴的历史演变。第三，公平内容和评价标准两者的主观性密切相关，两者的客观性也密切关联。正由于内容的主客观与评价标准主客观诸方面交织在一起，且往往不一致，使社会公平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如果客观上收入分配是均等的，但伦理标准可认为是无意义的，并非社会发展的目标函数，等等。当然，公平的评价标准还涉及到阶级、社会制度性质。资本主义社会有阶级之争，故公平与效率必有孰先孰后之争；社会主义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故公平必须是前设概念，政策目标必然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尽力满足评价标准和内容的要求。效率的内涵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其一指以有效的资源配置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二指单位资源利用程度。效率有微观（个人）效率、中观（企业）效率和宏观（社会）总效率之分。这里指的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社会）总效率。效率对生产力发展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社会制度性质及其政治承受能力，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有历史状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社会心理、家庭结构及其变化、寿命长短、出生率高低等等。这里，我们撇开上述一些因素，从较纯粹的角度仅就公平与效率两者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上述对公平、效率各自的诠释为出发点，笔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多重结构的交融关系。
毋庸讳言，经济发展史实显现了公平与效率客观上存在着替代效应和正相关效应。更深入些考量，两者之间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交融关系，即替代关系中有正相关效应，正相关关系中也有替代效应。具体地说，经济运行中，丧失一部分公平换取效率的替代关系中，有着丧失一部分公平带来效率的损失和未丧失掉的公平换取效率提高的正相关效应。同样，在提高公平程度促进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中，也包含着公平程度提高带来效率损失的替代效应。很明显，公平与效率之间没有纯粹的替代关系，也无纯粹的正相关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以何种关系为主是随着经济运行而易位的。有效而合理的经济运行路径是：依次循着正相关关系为主或替代关系为主的交融关系的正确轨迹前进发展。偏离了这条轨迹，越出了交融关系的度，就会走向极端，必然顾此失彼，甚至两者皆失（见图一）。(向右上方的曲线段为正关关系曲线段;向右下方的曲线段为替代关系曲线段;后弯曲线示为公平与效率皆失)公平
有关这方面的例证，无论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一部分中已有论证）还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显示了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除了旧中国严重的不平等，凸现了社会伦理心理认知的公平，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高。由于各种原因，起点不平等和结果均等都带来了效率的提高，经济发展在交融关系的正确轨迹上运行。但由于我国长期施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公平，将结果均等推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既丧失了效率又使公平分配的财富得不到涌流，经济运行脱离了交融关系的正确轨迹，进入后弯曲线段，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我国进行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说，就是要将偏离正确轨迹的经济运行、进入后弯曲线的旧体制，改造成为能使经济运行复归至正确轨迹上游移发展的新体制。这方面我国曾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我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我国目前还“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原因是诸多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还未能在正确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指导下运用擅长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各种政策、方针、措施等。所以，首先应当正确认识到替代效应与正相关效应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交融关系。换个角度看，公平与效率是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又互为因果的多重结构的交融关系；然而从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目标而言，效率只是基础与手段，大同世界的公平才是最终目的和结果，届时，公平与效率在统一的基础上趋向于完美。从上述分析和例证中不难发现，尚有两个问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其一，经济运行中政策目标的选择是以正相关关系为主还是以替代关系为主；其二，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的最佳接洽点或经济运行正确轨迹的合理区间如何确定。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政策目标以何者为主是可以确定的，即要在两者的权衡中视何者能带来更大、更高的经济效率，就以此为主，以彼为辅。当然，理论上也可以确立最佳接洽点和合理区间，即当正相关为主的效应将要但还没有走向极端时，适时地转向替代为主的效应；反之亦然。两者转向的拐点可称为“最佳接洽点”，而最佳接洽点之间正确轨迹的游移幅度，就是“合理区间”。正相关为主的效应与替代为主的效应既对立又统一，必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有机结合要依据社会现实的众多因素、具体情况，来制定实施两者结合的具体方针和政策。
三、正确协调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理论思考与实践
如何有机结合公平与效率的交融关系去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是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于此，试从三方面总体上做出原则的说明。
第一，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原则。在改革中应该以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上必须实行起点公平，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动力作用，促使效率的提高。起点公平就是劳动者都享有主人翁地位和平等的劳动权利，致富、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参与民主管理经济的平等，等等。起点公平也适用于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由于诸多原因，起点公平只能是相对的。起点公平立足于竞争机制，在竞争和效率提高过程中，由于个人、各企业、各行业和地区各方面的差异，必然使个人、企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开，也就是适当降低社会伦理心理认知的公平换取效率提高时，起点公平也能提高效率。这条原则是替代为主的效应中辅之以正相关效应的体现。然而，此原则是以社会伦理心理的承受能力为界限的，即在竞争中市场会增加社会上某些人、某些行业和区域的收入而不减少其他个人、行业和区域的收入，不引起社会上大部分人的逆反心理为界限。据此原则可制定相应的动力激励政策，完善动力机制。
第二，效率变动中的公平原则。在相对的起点公平基础上进入市场竞争会引起收入分配的适当差距，能起到强烈的示范效应。所谓适当差距，即社会伦理心理承受得了的。当然，这是就正当收入而言，对非劳动收入要加以一定的限制和管束，对非法牟取暴利的必须予以法律制裁。在经济高效率发展中，当收入分配趋向于过分悬殊时，应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行业和地区之间，如某行业或地区收入水平过高会造成发展过快，压抑其他行业或地区的积极性，形成国民经济的“瓶颈”，造成国民经济的恶性循环。所谓过分悬殊，即社会伦理心理承受不了。收入过分悬殊的标准既要用贫富剪刀差的方法，又应当且主要用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分析方法，即运用洛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悬殊超出社会伦理心理的承受能力，小则引起社会骚动，大则激起社会剧震，反过来大大损害效率。为了避免陷于困境，必须运用比较周全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健全统一的稳定协调机制，其任务除了进一步强化起点平等外，还应该在经济运行中实行合理而相对的终点平等，即指超劳动分配以外的转移支付，主要是社会福利性分配。终点平等立足于社会宏观稳定机制的发挥。实施终点平等的来源主要是通过税收等经济杠杆实现的。实行相对的终点平等，既体现社会主义公平并激发绝大部分劳动者创造经济效率，又不可避免地引起部分人效率的丧失。这条原则就应当在正相关效应中尽可能减少负效应。此原则是以社会总效率将要但还没有下降为界限。据此，可制定相应的宏观稳定政策，完善社会稳定机制。
第三，合理区间的确定原则。前两条原则应当统一于公平与效率交融关系的合理区间之内。第一、第二两条原则是同等重要的，不过在经济运行各过程或各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简单地运用某一原则而废弃另一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要使这两条原则统一起来，必须要有合理区间的确定原则。前面在论述收入分配悬殊与否的标准时提到要以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衡量方法为主，未说明怎样衡量，标准是什么，这里一并说明。由于前两条原则中的起点平等与终点平等都同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因而，在此试以洛伦斯曲线与图一综合起来说明、论证合理区间的确定原则（见图二）。( a为效率绝对丧失临界线；b为效率绝对丧失警界线；c为社会震荡警戒线；d为社会震荡临界线； a与b之间、c与d之间为非合理区间； b与c之间为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oya之间，oycd之间为无理区间；后弯曲线示为公平与效率皆失)经济发展必须在b与c之间的正常轨迹上运行，前两条原则必须统一于b与c之内，收入分配均等程度只有在b 与c 之间才是合理的，这就是合理区间的确定原则。经济运行于非合理（或过渡）区间时，损害虽然不大，但应该及时采取措施，使之复归于合理区间内，否则会步入无理区间，使公平与效率都严重受损。所以，此原则要求制定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灵活而协调的政策，使前两条原则之间、动力机制与稳定机制、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计划与市场等成对统一起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实践历程，充分证明了我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正是循着本文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路径和轨迹上运行的。
我党十四大以来，针对原来分配领域平均主义严重影响效率提高的情况下，为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的发展，相继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时我国经济发展是在以替代效应为主的合理区间内运行的。随着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面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我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是我国经济运行在正确轨迹的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段上（参见图二）。根据改革深入发展形势的变化和新的社会矛盾的凸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针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化了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了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强调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可以看出，这是我国的经济运行在正确轨迹的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段上（参见图二）。
综上所述，公平与效率关系应当是替代效应与正相关效应交融的关系，与此相适应理应分别确立三项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制定经济政策和社会其他政策时，分别采用促进效率提高的激励政策、体现公平的稳定政策以及使两者统一且灵活协调政策。同时，政策的施行，必须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正确轨迹上，准确而有效地前进发展。至于如何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符合交融关系和三项原则的诸多具体政策，是技术性很强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并动态考察后定夺。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中还需作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文件及其精神
(含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及其全会)
2.《新编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杨君昌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年6月第1版
3.《西方经济学教程》（修订版）梁小民编著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