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厥到土耳其

2007年1月5日，新疆公安民警在新疆阿克陶县库斯拉甫山区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恐怖分子展开激战，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缴获自制手雷22发，半成品手雷1500发。激战中，我公安民警牺牲一人，负伤一人。

2007年10月17日，土耳其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授权政府派军队进入伊拉克北部，清剿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伊边境局势骤然紧张。11月30日，土耳其政府又宣布授权军队越境采取军事行动。

这两件事的发生地相距万里，仿佛没什么联系。但是，我经常说，要从根本上认识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必须熟悉当地的历史，熟悉当地社会的演进过程。我们只要深挖这两件事，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古老的民族——突厥。

相信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们不会对“突厥”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突厥和维吾尔族有什么关系？和土耳其又有什么关系？“东突厥斯坦”是怎么回事？中国和遥远的土耳其，除了现在正常的外交关系外，是否存在某些历史的渊源？如何看待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本文旨在介绍从古代民族突厥到今天的维吾尔、土耳其的历程，为这个民族描绘出一条完整的从游牧部落走向现代化的轨迹，同时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解答上述问题。

由于古代游牧部落没有书面记录历史的习惯，所以隋朝以前的突厥历史争议较大，我不保证本文对突厥演进的描述完全符合事实。“突厥”这个词语进入中国史书是在隋朝以后，自那以后的突厥历史还是有较多资料可以参考的。另外，由于对古代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的翻译没有统一的规范，所以不同资料对同个人名字的翻译可能并不一致，本文使用我看到的资料采用的人名。

突厥立国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根据我看到的材料，“突厥”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名字，而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但突厥汗国建立后，位于中国中原的政府习惯把突厥汗国的人统称为“突厥人”。

在公元前6世纪，在黑海至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一带（今俄罗斯南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生活着一个叫做“塞人”的游牧民族。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崛起，面对亚历山大大军的逼近，塞人被迫东迁到漠北（蒙古高原、戈壁以北地区）。这一地区就处于中国中原的正北方，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大本营，以及对中原发动袭击的基地，当时居统治地位的是匈奴，另外还有其他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一般以家族为单位群居，一些大的家族形成民族内不同的分支。塞人的一支阿史那部（即一群姓“阿史那”的塞人）与当地的铁勒人（又称敕勒、丁零）的一支混居、交融，阿史那部接受了铁勒人的狼图腾与黑色崇拜。

公元1世纪后期，匈奴被东汉王朝击溃，在漠北的统治结束，阿史那部逐渐南下，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曾先后活动在夏国、北凉境内（夏：十六国之一，赫连勃勃所建，407～431年；北凉：十六国之一，沮渠蒙逊所建，397～439年）。439年，北魏孝文帝统一北方，阿史那部被迫西迁到阿尔泰山南麓（今新疆北部），沦为那里的蒙古柔然部（即一群姓“柔然”的蒙古人）的奴隶，为他们锻铁，被称为“锻奴”。

在5世纪前后，其他铁勒部落有的臣服于其他民族，有的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比如铁勒副伏罗部建立的高车国。

从5世纪后期起，被柔然奴役的部落开始逃亡和反抗。546年，阿史那部的首领阿史那土门灭掉了高车国和其它铁勒部落，并与柔然断绝关系。551年，西魏王朝与土门通婚，第二年双方夹击柔然，柔然大败。土门统一了铁勒各部，并占有了原柔然控制的地区，于552年建立突厥汗国，成为漠北新的统治者。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室密攻占西域，自立为可汗。第二年，土门死，儿子木杆即位，他灭掉了柔然，在漠北建立了东突厥汗国。室密则在准噶尔、额尔齐斯河流域、伊犁河流域建立西突厥汗国。560年，木杆击败契丹，将东突厥的势力扩张到了辽河西岸。

阿史那部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铁勒人（确切地说是铁勒人与原始塞人混合后的新种族）的帝国，这时离塞人迁到漠北已将近1000年。在这1000年里，铁勒人始终生存在其他大帝国的夹缝中，随着其他政权的消长而东奔西走，终于在552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把它命名为“突厥”。所以说，突厥事实上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统治着许多民族的国家，“突厥人”只是后人对生活在突厥汗国境内所有民族的通称。铁勒之于突厥，相当于汉族之于中国。

纵观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些游牧民族扩张领土的速度非常快，同时丢失领土的速度也非常快。很多游牧民族的帝国都是迅速崛起，又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匈奴、突厥、鲜卑、蒙古莫不如此。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民族还相对原始，缺乏维持一个政权的基本能力。他们的国家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国内的叛乱、归顺非常频繁，他们还是更习惯以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后面的叙述中，大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另一些民族，能够迅速向先进民族学习，或者自身创造知识的能力非常强，则可以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和先进的行政体系，从而更加现代化，比如埃及人、汉族、罗马人、阿拉伯人就属于这种。蒙古人不会向汉族学习，结果自己的帝国不足100年就瓦解了；满人向汉族学习，结果维持了268年的统治。那么，为什么不同民族会存在这种差异呢？难道真的是不同民族的智商存在差别？呵呵，这个超出本文讨论范围了。

还是回到突厥汗国吧。前面已经提到，突厥汗国的统治者是铁勒阿史那部，境内生活着众多其他民族，但主要还是其他的铁勒部落。这些铁勒部落在突厥汗国建立后，有的立即放弃了原来的部落名，而采用突厥称号，他们被称为“黑突厥”，或异姓突厥，或九姓乌古斯；有的不肯放弃原部落名，或者一直没有真正归顺突厥，比如回纥（维吾尔族的祖先）、黠戞斯（吉尔吉斯族的祖先）。

这就可以解答突厥和维吾尔族的关系和“东突厥斯坦”问题了：维吾尔族的祖先是铁勒回纥部，他们在阿史那部建立突厥汗国后归突厥统治，所以可以认为是“突厥人”，只是经常反叛突厥而已。换句话说，维吾尔族的祖先是生活在突厥汗国境内、经常反叛突厥的铁勒部落。现在少数维吾尔族人，自称为突厥人的后代，希望在新疆建立独立的突厥国家，他们把自己设计中的国家称为“东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原是个地理概念，欧洲地理学家把突厥人的发源地、也即塞人的发源地——黑海至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一带——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称为“东突厥斯坦”，“斯坦”即“……的地方”的意思。

西突厥与东突厥史

下面我们再来看东、西突厥的历史。这里主要想展现一下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是如何迅速崛起、又迅速崩溃的，以及各个部落是如何不断叛乱、又不断归顺的。

先看西突厥。西突厥是土门的弟弟室密在553年建立的。568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结盟，共同打击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西突厥和拜占庭先后对波斯宣战。经过征战，西突厥消除了自己南部的威胁，而且还在589年征服了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

在南部边境稳定后，西突厥开始向东方拓展。601年，西突厥发兵进攻隋朝的首都长安，第二年又进攻隋朝扶持的东突厥突利可汗。隋文帝没有选择与突厥正面冲突，而是策动回纥反叛，隋军和回纥军夹击西突厥，西突厥大败，达头可汗逃亡青海，西突厥瓦解。

达头败逃后，他的孙子射匮在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收集西突厥的残余势力。经过他和他弟弟叶护可汗的努力，也由于隋朝末年中原大乱，无暇顾及突厥事务，西突厥在618年重新控制了北到里海—阿尔泰山、南到阿富汗—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区域。

新建立的唐朝同样尽量避免与突厥正面冲突，而是采用了“以突制突”的策略。630年，唐太宗策动葛逻禄部反叛，叛军杀害了叶护可汗，西突厥分裂为唐朝扶持的葛逻禄部和咄陆部。642年，唐军击败咄陆部，其可汗逃往阿富汗，唐朝相当于取得了对整个西突厥的宗主权。

651年，葛逻禄部背叛唐朝，宣布与阿富汗的咄陆部统一，承认咄陆部的贺鲁可汗，恢复西突厥。贺鲁遂起兵反唐，唐朝与回纥结盟共同打击西突厥。

657年，唐军先后在准噶尔、楚河（锡尔河的一条支流，是中原王朝进攻突厥的北方极限）流域打败贺鲁，贺鲁仿射匮逃往塔什干，希望积聚力量东山再起。然而，这一次，贺鲁被塔什干当地人俘虏，再次复国的愿望落空了。

657年，唐任命弥射为咄陆部可汗，两年后又任命步真为葛逻禄部可汗，西突厥成为唐朝事实上的殖民地。

再看东突厥。东突厥是土门的儿子木杆在553年建立的。581年，沙钵略即位，西突厥拒绝承认其宗主地位，东西突厥正式分裂。西突厥的达头可汗立即与契丹结盟，发动了对东突厥的进攻。无论是隋还是唐，中央政府对突厥的政策都是“保持分裂，保持各部间的相对平衡”，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突厥汗国现状”。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隋文帝支持沙钵略，打败了达头。

587年，沙钵略死，都蓝即位。为了分裂东突厥，隋文帝扶持突利反叛。这个突利也不怎么争气，599年彻底被都蓝击败，隋文帝将他安置在河套地区做可汗，人为分裂了东突厥，他自己却被突利尊为“天可汗”。600年，都蓝死，西突厥乘机发兵进攻隋和突利，前面已经提到，西突厥在这次战争中惨败，并导致其第一次瓦解。有评论说：“隋文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玩弄政治最娴熟的一个。其分裂鼎盛时期突厥的功绩，对于刚从大分裂时期走出的中国来说，值得大笔称颂。”

然而，突利这支也不是死心塌地地追随隋朝的。615年，突利的儿子始毕可汗叛乱，由于他们被隋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离中原很近，所以对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隋炀帝差点在战争中被俘。隋末唐初，军阀割据，为了取得胜利，不少军阀先后拉拢突厥，使突厥更频繁地参与到中原事务中，实力也越加壮大。624年，颉利可汗进攻长安，威胁新生的唐王朝。当时李世民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亲率大军迎战，以少胜多。626年，颉利趁李世民刚即位，又派兵进攻长安，再次被击败，双方在渭水缔结盟约。

唐太宗当然知道突厥的承诺不可当真，于是仿隋文帝策动薛延陀部反叛。630年，唐太宗派李靖带兵伐颉利，颉利大败被俘，东突厥被唐朝灭亡。

50年后，骨咄禄在鄂尔浑河（蒙古高原中部，贝加尔湖的重要水源）和杭爱山（蒙古高原西北，雁门关以北1800公里）一带建立鄂尔浑突厥汗国，这个国家也可以称为东突厥。

前面说到659年，西突厥两部的可汗都由唐朝任命，唐朝事实上控制了西突厥。但突厥人的独立意识非常强。665年，葛逻禄部和咄陆部先后叛唐。

还是先看鄂尔浑突厥汗国吧。这个新的东突厥和原来那个相比，勇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682年至687年，骨咄禄先后进攻山西、河北、北京。691年，默啜即位，武则天希望和东突厥联姻，却遭拒绝。他继续讨伐了宁夏、山西等地和契丹。699年，默啜使西突厥的两部臣服，并在711年镇压了两部的反叛，确立了对突厥的统一。这是突厥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它西至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东至辽河流域。

然而，这个大帝国瓦解起来也是非常迅速的。716年，默啜被反叛部落杀害，他的儿子也全部被他的哥哥阙特勒杀害。阙特勒立哥哥默棘连为可汗，突厥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中。内乱中，突厥失去了对葛逻禄部和回纥的控制。同时，在这一时期，突厥与唐朝的战争也没有停止。718年，唐玄宗联合契丹进攻突厥，可惜契丹再次被突厥击败（想想后来把宋朝打得落花流水的契丹人，当时为什么却一次次被突厥虐呢？）。720年，默棘连在甘州（今甘肃敦煌）、凉州一带打败唐军，次年双方议和。和唐太宗撕毁渭水之盟不同，唐玄宗认真恪守了双方的合约，一直没有对突厥再用兵。默棘连全力对付叛乱的葛逻禄部，几乎再次统一了突厥。

734年，默棘连被部下毒死，弟弟登利可汗即位，默棘连的遗孀垂帘听政。741年，登利又被部下左杀处死，左杀自封为乌苏米施可汗，其他王室成员逃亡唐朝，这一事件标志着阿史那部对突厥的统治结束。突厥的主要部落拔悉密部、葛逻禄部和回纥宣布反叛（这几个反叛部落的名字是不是很熟悉，都是老叛徒了），乌苏米施可汗744年被拔悉密部杀害，突厥帝国正式结束。

突厥在东亚的历史结束

鄂尔浑突厥汗国灭亡后，漠北地带出现了权力真空。744年，回纥可汗骨力裴罗在葛逻禄部的支持下，在阿尔泰山至贝加尔湖一带建立了突厥回纥帝国。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回纥是突厥境内最不安份的部落之一，相对来说和中原政权关系密切：602年和隋文帝一起攻打西突厥的达头，651年又和唐高宗一起攻打西突厥的贺鲁。因此，回纥的建国得到了唐朝的承认，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

755年，安史之乱开始，回纥一直站在唐王朝这方，曾在757年和762年两次帮助唐军收复洛阳。在与中原文明的接触中，回纥人首次放弃了原始宗教，改信现代文明中的摩尼教（源自波斯的一种宗教，当时在洛阳较为盛行）。在回纥存在的时间里，和唐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是不多见的。但是，和唐朝的过分接触也使回纥逐渐失去了游牧民族的骁勇和善战。840年，黠戛斯（吉尔吉斯）人占领回纥都城，回纥灭亡。回纥是北方少数民族中相对最文明的，黠戛斯、以及后来相继统治漠北的契丹和蒙古，都野蛮得多。

回纥灭亡后，回纥人分两支退居西域，建立了甘州回纥和库车回纥。甘州回纥1028年被党项人（羌族的祖先）西夏政权灭亡，他们改信佛教，期间留下的著名的莫高窟；库车回纥13世纪时被成吉思汗灭亡。

另一支突厥人甚至做了中原王朝的皇帝，那就是突厥沙陀部。沙陀部7世纪时生活在西域的巴里坤湖东岸地区，后被吐蕃驱赶，向唐朝求救。唐将其安排在鄂尔多斯北部和宁夏东北部，并给沙陀人赐姓“李”。878年，李克用趁唐末大乱攻占山西大同，后帮助唐军把黄巢起义军赶出长安，被唐朝任命为节度使。907年，朱温篡唐，李克用自立为晋王。923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推翻后梁，建立后唐政权，这是突厥人建立的第一个统治中国中原地区的政权。后唐之后的后晋、后汉都为沙陀人所建。950年，后汉灭亡，突厥人统治中原的历史结束。而剩下的沙陀人，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原，最后基本被汉化。突厥在东亚的历史结束了，从此从中国的史书中消失。

突厥的伊斯兰化

现在世界上的突厥民族，比如维吾尔族、土耳其人、土库曼人等都信奉伊斯兰教。那么，突厥是什么时候伊斯兰化的呢？又是怎么伊斯兰化的呢？

前面提到，711年默啜统一了突厥各部，这是突厥各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统一。716年，默啜被害后，统一的突厥再次陷入分裂，尤其是西域各部，基本上游离于鄂尔浑突厥汗国之外。这些部落在西域和唐朝、波斯、阿拉伯进行了长期的战争。738年，阿拉伯帝国占领撒马尔罕(这个城市后面会反复提到。它位于阿姆河上游，是突厥人历史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城市，是后面提到的哈拉汗王朝和花喇子模帝国的中心，后被成吉思汗野蛮毁灭)，中亚突厥各部惊恐万分，纷纷归顺唐朝。

塔什干的突厥王车鼻施也于749年归顺了唐朝。然而，由于随后一次现在已经无法判断谁是谁非的冲突，车鼻施被唐朝西域总督高仙芝杀害。葛逻禄部立即反唐（阿史那部在东亚的统治崩溃后，葛逻禄部已成为突厥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并且和撒马尔罕的阿拉伯军队联盟。751年，高仙芝在楚河流域——这个100年前唐军灭掉西突厥的地方——和联军展开决战，史称“怛罗斯战役”。怛罗斯战役以唐军的失败告终。这次战役在一般中国历史书中几乎不会被提到，但意义却非常重大。这是汉族在中亚和北方游牧民族发生的最后一次战争，由于之后的安史之乱以及军事上更加衰弱的宋朝，汉族再也没能统治中亚地区。在东亚的回纥以及沙陀政权灭亡后，突厥民族和汉族的联系就基本中断了，转而和阿拉伯人、波斯人联系密切，导致突厥的伊斯兰化。另外一方面，突厥通过怛罗斯战役俘虏了大量唐朝的军人和工匠，使中国的造纸术等先进技术传入撒马尔罕，并通过阿拉伯人传往欧洲。

在土门刚刚建立突厥时，我们提到拜占庭与西突厥结盟，共同打击波斯萨珊王朝（波斯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在652年被阿拉伯灭掉了，波斯人臣服于阿拉伯人。怛罗斯战役后，葛逻禄部和阿拉伯人瓜分了唐朝的中亚领土，葛逻禄部获得巴尔喀什湖以南至伊赛克湖以北，阿拉伯人获得河中地区。875年，阿拉伯人把河中地区（即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作为波斯人的封地，波斯人逐渐脱离阿拉伯独立，建立了波斯萨曼王朝（波斯第三帝国）。893年，萨曼王朝占领怛罗斯；900年，吞并呼罗珊（阿富汗以西、里海以东，今土库曼斯坦）。914年，萨曼王朝打败葛逻禄部，占领塔什干，突厥人成为波斯人的奴隶和雇佣军。

五个世纪前，突厥人是蒙古人的“锻奴”；五个世纪后，突厥人又沦为波斯人的奴隶。突厥人悲惨地迎来了一个轮回。但是突厥人没有消沉，他们独立建国的意愿丝毫没有减弱，无论是被唐朝殖民时还是为波斯人做奴隶时。为了不被波斯人灭族，突厥人开始接受伊斯兰教；但为了以示区别，他们成为了逊尼派穆斯林，而波斯人主要是什叶派。这一区别保持到了现在：土耳其人主要是逊尼派，而伊朗人主要是什叶派。

突厥由此进入了伊斯兰时期。

葛逻禄人的突厥王朝

在伊斯兰突厥时期，突厥人先后建立了五个大帝国，即哈拉汗王朝、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国、花剌子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前两个是突厥葛逻禄部建立的，后三个是突厥乌古斯部建立的。先介绍前两个。

前面提到，840年，黠戛斯人灭回纥，回纥人西迁，有的在唐朝的西部建立了甘州回纥和库车回纥，另外一部分则迁得更远，投奔葛逻禄部。这部分回纥人，和葛逻禄部一起，建立了哈拉汗王朝。

哈拉汗王朝的奠基人是毗伽阙，但他统治下的哈拉汗王朝还是相对松散的，几个儿子拥兵自重。942年，他长子的次子萨图克称博格拉汗，他在位期间统一了哈拉汗王朝各部。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汗即位后，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

10世纪末，波斯萨曼王朝经过短暂的兴盛，已经摇摇欲坠，它遭到哈拉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的联合打击。999年10月，哈拉汗王朝监禁萨曼王朝君主，萨曼王朝灭亡，哈拉汗王朝吞并河中地区。11世纪初，哈拉汗王朝征服于阗（新疆和田），达到鼎盛时期。

然而，和他们祖先建立的所有帝国一样，哈拉汗王朝达到鼎盛就意味着崩溃的开始。由于疆域扩张地极其迅速，加之统治者缺乏在如此广袤的领土内有效管理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庞大的帝国很容易被入侵的军队击溃。1008年，哈拉汗王朝被伽色尼王朝击败，帝国分裂。萨图克的孙子阿里占据撒马尔罕一带，另一个孙子哈桑占据喀什噶尔一带（注意：此时突厥人的名字已经严重伊斯兰化，“阿里”、“哈桑”都是典型的伊斯兰名字）。1041年，两支正式分裂成东、西哈拉汗王朝。哈拉汉王朝由盛而衰。

1089年，西哈拉汗王朝被塞尔柱王国攻破，成为塞尔柱的附庸。1141年9月，塞尔柱王国又输给了西辽（1125年，金和北宋联军灭辽，耶律大石率领残部西迁，建立西辽，1132-1218年），西哈拉汗成为西辽的附庸。1212年，花剌子模攻占撒马尔罕，西哈拉汗王朝正式灭亡，其境内突厥人与当地民族融合，最后演化为乌兹别克人。

1134年，西辽打败东哈拉汗，取消易卜拉欣汗的汗号，仅给东哈拉汗留下了喀什和和田。1211年，最后一位东哈拉汗君主被杀，东哈拉汗灭亡。其境内的突厥人最后演化为维吾尔人。

伽色尼王朝与哈拉汗王朝几乎是同时期的，它们都由葛逻禄部建立，但其间却冲突不断，上面已经提到过几次。

前面提到，914年，葛逻禄人沦为波斯萨曼王朝的奴隶和雇佣军。其中一个部族领袖阿尔普特勒得到波斯人的信任，961年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由于此后一场不知道谁是谁非的矛盾，他被免职，逃到阿富汗的伽色尼（今称加兹尼）避难。不久，他在加兹尼宣布独立建国，但承认萨曼王朝的宗主权。他死后，他带到阿富汗的雇佣军和奴隶由赛布克特勒负责统帅。赛布克特勒率兵征服了昆都士和坎大哈（阿富汗战争期间，这几个城市名字反复出现在新闻中，应该比较熟悉了）。

萨曼王朝衰落后，哈拉汗王朝吞并了河中地区，而伽色尼王朝占领了呼罗珊。

赛布克特勒的儿子马赫穆德（998-1030年在位）把伽色尼王朝带到了顶峰。他曾经17次远征印度，占领了旁遮普地区，使旁遮普摆脱了印度教，成为伊斯兰地区。而正是这一差别，导致1947年印度的最终分裂（印度教地区成立印度共和国，伊斯兰教地区成立巴基斯坦共和国）。1008年击溃哈拉汗王朝后，伽色尼王朝占领了河中地区。马赫穆德还向西进攻伊朗，一直打到德黑兰和哈马丹。这一事件标志着伽色尼王朝达到顶峰，也标志着突厥人取得了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

除了武力扩张，马赫穆德在内政方面也颇有建树。我认为，突厥从草原游牧民族进化为基于农业的定居的现代民族，马赫穆德统治时期应该是转折点。他吸收了波斯人的行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他重耕荒田，新修水利，扶持工商业，还厚待阿拉伯和波斯的诗人、学者和科学家。当然，突厥的这种进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马赫穆德时期，和其它民族的武装斗争依然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马赫穆德死后，伽色尼王朝又开始走向衰落。1040年，伽色尼王朝在丹丹坎战役中被塞尔柱人击败，领土收缩到阿富汗和印度旁遮普。1150年，阿富汗土著首领阿拉•乌德•丁统一廓尔，建立廓尔王朝。这个王朝一建立就展开了对伽色尼的野蛮杀戮，伽色尼人再次败退到旁遮普。1186年，廓尔王朝消灭了伽色尼王朝的最后抵抗力量，伽色尼王朝灭亡。残余的伽色尼人与旁遮普当地人融合，成为今天巴基斯坦旁遮普族的来源之一。

从630年葛逻禄部得到唐太宗支持反叛西突厥开始，这个突厥部落就一直与统治突厥汗国的阿史那部磕磕碰碰，几次反叛，几次归顺，后来甚至沦为波斯人的奴隶。但他们独立建国的愿望最终成真，并且为突厥由东亚民族转为中亚民族，由原始宗教转为伊斯兰教，由游牧民族转为定居农业民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受游牧民族的局限，他们始终关注于打江山，而忽略了守江山；他们崇拜英雄般的领袖，而忽视了英雄领袖的接班人问题。他们的领土扩张得快，损失得也快；英雄来时，天下来同，英雄去时，树倒猢狲散。随着伽色尼王朝和哈拉汗王朝先后灭亡，葛逻禄人最终失去了一切，湮没在历史中。

那么所谓的突厥语族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突厥汗国的主体成员大都是铁勒部落，因此语言自然是以铁勒语为主，虽然其统治者阿史那氏之祖源可能是塞人，但经过几百年的铁勒化，语言早已同化，原有的塞语大都湮灭，只残留下个别的事物名称可以在印欧语中找到对应词，这样一来，所谓的突厥语，真正的名称应该是铁勒语，只是名从主人，既然统治者自称突厥，那整个部族的语言自然就以“突厥语”的名称流传开去了。顺便指出，匈奴语之所以接近突厥语，实是因为匈奴汗国的广大被统治部落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说丁零－铁勒语的缘故。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弄清土耳其和突厥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历史上有些民族，人数并不少，生命力也很顽强，可就是天生不幸，在很长的时间一直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比如斯拉夫民族，连名字都是“奴隶”的意思（当然，後来一旦翻身，便牛气冲天，如俄罗斯）。而铁勒民族则可说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先是被匈奴统治，匈奴走後来了鲜卑，接着又是柔然；好不容易揭竿而起建了个高车国，正要去与柔然决一死战，却冷不防半道里杀出个程咬金，立时中了阿史那氏的暗算，这一来倒好，连族名、语言名全都变成“突厥”了；未几太宗攻灭东西突厥，转眼间铁勒诸族又成了大唐的臣民。直到第二突厥汗国崩溃之後，铁勒才终于摆脱了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持久的、独立的、强大的国家，这就是回纥汗国。
回纥汗国的统治核心回纥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突厥的反抗，也从没有接受突厥的称号，它不属于异姓突厥，而是九姓铁勒之一。而公元八四零年後取代回纥短暂统治漠北的黠戛斯，和铁勒、突厥的关系就更远了，不过在遥远的古代，坚昆和丁零却是兄弟部族（有神话传说可资参证），这也可解释为何今天的吉尔吉斯语被划入突厥语族。
现今中亚从黑海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带曾是西突厥汗国的辖地，西突厥汗国虽然灭亡了，但广大的部落人民仍然以突厥人的名号留在原地渐渐将这一地区突厥化却成为了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异姓突厥还是非异姓突厥，只因曾受过西突厥汗国的统治，语言风俗文化又相类似，从而就都被波斯、阿拉伯和西方人一律叫做突厥人。突厥人既然内部组成那么复杂，外人不易分清也是很自然的，况且究
竟什么是突厥人外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只是，有些非异姓突厥後来硬要自认是突厥的正统嫡传而要凌驾于别人之上，那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十世纪对于突厥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一些突厥人信仰了伊斯兰教，但那是零星的、小股的活动，而且多是被迫的。从十世纪起，突厥化的中亚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众多的突厥部族在酋长的率领下纷纷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从西边带来的，突厥的伊斯兰化就意味着在东方屡受重创的突厥人将要把目光进一步投向西方。这一次滚滚西去的是有着先进宗教信仰的草原游牧民族，它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将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其深刻和持久的程度都是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业绩所不及的。

公元八世纪中叶，几乎是在同时，漠北和西域的蓝突厥政权都遭到毁灭性打击，阿史那氏就此绝统，与之相应的是黑突厥（异姓突厥）的崛起，从此突厥民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极盛时期的突厥曾经征服了契丹和奚各部落，但其在漠北的统治崩溃後，即渐渐西迁，终于完全撤出了蒙古高原；而契丹竟在後来反客为主，不但将突厥的势力逐出漠北，而且甚至征服了突厥斯坦的西域，进而把整个北中国都纳入其统治之下。契丹的崛起标志着东胡－通古斯系统诸族的重新觉醒，这对中原以南的以汉人为主的各族人民来说，不是喜，而是忧，先前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後来的历史将以更大的代价来证明这一点。纵观中国历史，夷夏之争虽则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对华夏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北方，而如果把北方古代诸族大致分为西边的匈奴－突厥和东边的东胡－通古斯两大系统的话，那么东胡－通古斯系统的威胁显然要更大。首先，彻底灭亡中国的两大非汉族王朝－－元和清的统治者正是来自东胡－通古斯；其次，征服了北方大半个中国的两大非汉族王朝－－辽和金的统治者也是来自东胡－通古斯；最後，第一个统治整个中国北部的非汉族王朝－－北魏，更是由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而匈奴和突厥真可谓生不逢时，偏偏遇上汉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秦汉时代和隋唐时代，虽然他们屡屡南犯，却始终突破不了坚固的长城防线，随即自身分裂，一部分南下附汉，一部分不肯屈服的最终只得西迁，西迁，再西迁！

突厥把漠北让给了东方的新兴部族，这就替後来漠北的蒙古化埋下了伏笔。
金山是突厥的发祥地，中亚的突厥化相当彻底地进行着。花拉子模（康居）、索格底安那（粟特）、巴克特里亚（大夏）和费尔干纳（大宛）都渐渐地充满了说突厥语的人们，而原先的土著－－说东伊朗诸语的人们，却不得不退却，或者留在原地被同化，或者避入山中－－成了後来的塔吉克人的祖先（今天在中亚塔吉克人反倒是少数民族了）。经过分化组合，突厥的部众愈发繁复，而在接受了伊斯兰教之後，其面目更是焕然一新。远在突厥兴起之前，铁勒诸族就分布极广，最西直到黑海以北，现在突厥则以更快的速度向更远的西方推进。
在里海东岸，游牧着突厥乌古斯部，乌古斯音与回纥相近，源出于九姓铁勒，後成为异姓突厥的一部。乌古斯人尚武好斗，民风凶悍，其伊斯兰化的程度并不很深，仅有一小部分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大部分仍过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还有一些乌古斯人则是把信奉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获利的工具或谋生的手段。十世纪的时候，乌古斯人的一个部落在酋长塞尔柱（Seljuk）的率领下向西迁移，他们横穿伊朗，途经两河流域，直到亚洲的最西端小亚细亚，所过之处，望风披靡，遂在西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塞尔柱帝国。留在中亚的乌古斯人因所居之处较为偏僻，面山背海，与周围的部族交往甚少，遂被称作土库曼人（Turkmen），意为血统纯正的突厥人。这些土库曼人得知他们的同胞在西方的业绩後，便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西进发，塞尔柱帝国也大量征招他们前去拓地，于是成千上万的土库曼人涌入西亚、小亚，以“加齐”（自由游牧武士）的身份四处征讨，建立了许许多多突厥人的小苏丹国，渐渐地将塞尔柱帝国几乎要架空了。这时候东方传来了蒙古人的铁蹄声。。。。。。

5蒙古的崛起对突厥无疑有重大的影响，而同土耳其更发生了直接
的联系。
当着中亚霸主花剌子模正与新兴的蒙古相对抗时，成吉思汗命诸
子分兵合剿，术赤攻其西北，拖雷攻其西南。公元一二二一年，拖雷
率部攻陷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纵兵大掠，在马鲁附近游牧的一
支乌古斯部落迫於其锋，且受北部钦察部落的压力已久，便在酋长苏
力曼（Solyman）的率领下举部西迁。他们先走到亚美尼亚，游牧在
埃尔斯伦（Erzerum）一带，後乘蒙古潮退，欲返回中亚旧地，不幸
苏力曼半途溺毙，於是部落四散：一路原路迁回中亚；一路就地分居
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一路则在苏力曼之子埃尔多格拉耳（Ertoghrul）
指挥下，复向亚美尼亚方向进发。西迁的这一路人走到小亚细亚，在
一次偶遇中打败了一小队蒙古骑兵，凑巧解救了塞尔柱王的危难，加
上同出於乌古斯部落的缘故，於是塞尔柱王阿拉丁（Aladdin）将塞
伽特（Sugut）之地封给埃尔多格拉耳。正是这一小块地，奠定了整
个奥斯曼帝国以至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基础。

公元一二五八年，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攻占巴格达，末代哈里发随
着六百馀年的阿拉伯帝国一起灭亡。也就是在这一年，小小塞伽特的
王子出世了，埃尔多格拉耳皈依伊斯兰教已久，便以教主之婿、四大
哈里发之第三的奥斯曼来命名这位未来王国的继承人。殊不知这竟成
了日後纵横天下六百馀年、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的称号。一死一生，
巧合与机缘，历史实是很有意思。
公元一二八八年，埃尔多格拉耳去世，其子奥斯曼继位，开始经
略小亚细亚。当时的情形颇类似於周室衰微之战国後期，弱肉强食，
纷争不断，而塞伽特之劲头尤甚於虎狼之秦国。一三零零年，塞尔柱
王统中绝，奥斯曼即代之而起，拥尊号曰苏丹（Sultan），奥斯曼土
耳其就此开国。

本文名为《突厥与土耳其》，故只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土耳其
自奥斯曼之後的历史恕不在此详论。
从前所述可见，土耳其与突厥确实存在一些继承关系，尽管这个
范围相当有限。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言的继承，这也是我所非常惊叹
的。本来，小亚细亚历经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滋养，其发展程度已相
当之高，虽武力不足，文治仍有很大的馀蕴。按常理，征服者总是易
被文明程度更高的被征服者渐渐同化，如鲜卑人，如法兰克人，如保
加利亚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源源不断来到小亚细亚的乌
古斯突厥人的生命力却是异常旺盛，不但没有被土著同化，反而同化
了大部分土著，竟变成了真正的主人，却还依旧说着那从中亚细亚带
来的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除了突厥人本身的原因以
外，也还有另一些客观方面的因素，比如伊斯兰教的作用，又比如当
时拜占庭文化的衰微，又比如当时小亚细亚种族混杂、缺乏主体（希
腊人、拜占庭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等），这些都
给突厥人提供了机会。

至於历史的传统，则微乎其微。早在乌古斯时代，突厥在漠北、
西域建国的历史就几乎已经被遗忘了，乌古思人也始终缺乏突厥人曾
经有过的统一政治结构的传统。到奥斯曼土耳其时代，遂更将伊斯兰
教的历史当作其本身的历史，并俨然以伊斯兰教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
居，完全忘却自己的祖先从前在东方的辉煌了。至於重申这一传统，
则是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後的事，对此前文已有提及。
文化的传统，也继承得极少，因为乌古斯人那时的文化程度实在
是很低。土耳其的文化，一方面来自伊斯兰教，一方面来自欧洲，同
时自己也创造了不少。现在可以找到的来自中亚故乡的记忆，仅仅保
留在少数谚语及民歌中，并且主要是在安纳托利亚的内陆山区。我知
道有一首土耳其民歌就和一首哈萨克民歌的风格很相像。

如果拿一个典型的古突厥武士和一个普通的现代土耳其人来作外
表上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极大的不同。可以说，在人种上土耳其和
突厥几乎不存在什么继承关系。现代土耳其人虽然说着从中亚古突厥
语演变而来的土耳其语，但他们的主体却是欧罗巴人种，即白种人，
这是长期混血的结果。由於小亚细亚土著的数量远大於後来的突厥
人，因此几百年後，尽管他们已放弃了原先的语言和宗教信仰，然而
却在种族上改变了整个土耳其人的血统。从电视和杂志上来看，大多
数土耳其人在长相上与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偶尔也会遇到具有蒙古
人种特征的土耳其人，如土耳其当代著名作家阿吉兹.涅辛，就曾被
路人当作“中国人”围观过，这时我们就可以推测他的根很可能在中
亚，说不定是古突厥人的纯正後裔呢！不过这种情况真是太少了。最
後再闲扯一句，伊朗足球队前中场主力阿齐兹长得也很像中国人（特
别地，有点像成龙，呵呵），我怀疑他是否也和“突厥蛮”有什么干
系呢

6几个问题的回答

把客观的历史展示出来后，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就有答案了。

首先看看现代民族与突厥的关系。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突厥曾与诸多民族交融，到了今天，最纯正的突厥人应该存在是土库曼人和土耳其人，两者都由突厥乌古斯人演化而来，而乌古斯人是突厥诸部中血统最纯的。相比之下，土库曼人又比土耳其人纯正一点，因为土耳其人还有小亚细亚原住民的血统。但是，土耳其一般被认为是突厥在现代的代理人，原因有二：第一，土耳其相对强大，它的民族意识最强，并凭借其经济实力援助其他突厥国家（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强大后民族主义都会盛行）；第二，土耳其政权可以看作是突厥政权最正统的延续，它是直接由乌古斯人政权——奥斯曼帝国——演化来的。

总结一下前面的叙述，其他带有突厥血统的民族还有：乌兹别克人（西哈拉汗王朝灭亡后，突厥葛逻禄部与当地民族融合）、旁遮普人（伽色尼王朝灭亡后，突厥葛逻禄部与当地民族融合）、匈牙利人（突厥钦察部与当地民族融合）、吉尔吉斯人（突厥黠戛斯部演化而来）、维吾尔人（突厥回纥部演化而来）。当然，谁也不能保证，其他民族里面就一点也不包含突厥血统。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就是突厥人带到中亚和东亚的，所以中亚和东亚的伊斯兰民族多少和突厥有联系。人类历史一直伴随着民族大融合，即使同化能力极强的汉族人，也是融合了众多北方少数民族的血液。事实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是纯种的、完全与其他民族隔绝的。

在上述民族中，吉尔吉斯人和维吾尔人由于是以突厥的一部为主演化而来，所以血统比其他几个又要纯正一点。当然，他们在突厥汗国时期和主流的乌古斯人、葛逻禄人联系就不紧密，所以又不如土耳其人、土库曼人纯正。

再看“东突”问题。通过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维吾尔人自称是突厥人的后代，也不是没有道理。土耳其作为突厥世界的代理人，对东突主义者的援助一直没有间断，所以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一直很一般。

对于“东突”问题，从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结论。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国家是基于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甚至只有一个民族的一支。所有民族的最终目标就是独立建国，然后吞并其他民族（直到辛亥革命，中国革命者还认为自己建立的国家应该是基于汉族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很多民族仍然坚持这一点，这也是当今世界民族冲突不断的原因之一。但事实是，随着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越来越方便，国家不再以民族为界限，甚至出现了移民国家。在多民族国家里，有的民族坚持独立建国，就会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

因此，如果你认为任何民族、无论强弱大小，都有资格建立自己的国家，即坚持国家应该是单一民族集聚产生的政治实体，那么“东突”的独立运动应该得到支持。不仅仅“东突”，所有民族只要有独立的诉求，都应该满足。既然满人抢了汉人的地盘，汉人就可以抢回来；那么汉人抢了维吾尔人的地盘，人家为什么不可以抢回来？

但是，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已经不基于民族了，对于一个国家内存在多民族的现象应该予以承认和尊重；国家和民族是两个分离的概念，各民族在同一个国家中完全平等，那么“东突”独立运动就应该被打击。因为少数民族被多数民族征服已经是既定事实，在古代你可以拥兵反叛，但现在就不行。

所以，包括“东突”在内的民族分裂活动，到底该支持还是反对，那应该看你对“国家”和“民族”两个概念的关系的理解。当然，现在绝大多数人是认为两个概念应该分离的，所以民族分裂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打击，中央政府的打击行动一般都能得到理解。

我在《缅甸问题综述》中曾指出：“贫穷导致民族宗教问题和反政府武装的出现，在富裕的国家，也有少数民族，但民族独立运动一直比较弱小；也有反政府的人，但不会拿起武器和政府拼命。”通过“东突”运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随着中国、尤其是新疆的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改变对“国家”和“民族”关系的看法，“东突”运动的支持者就会越来越少。反之，如果新疆一些地区依然持续贫困，那么“东突”在那些地方的势力就不可能被根除。

最后再看看库尔德问题。在现在，库尔德人是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它主要分布于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北部，一直谋求建立独立的国家。由于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就失去了对北部库尔德地区的控制，所以库尔德武装就以伊拉克北部为基地向土耳其发动袭击。土耳其忍无可忍，终于决心派兵进入伊拉克清剿库尔德武装。

库尔德人希望脱离土耳其和维吾尔人希望脱离中国性质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希望脱离多数民族控制的国家。在“国家”和“民族”两个概念倾向于独立看待的今天，当然两者都得不到广泛支持。

但是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还有点特殊之处，就是对于小亚细亚半岛来说，突厥人是1220年花剌子模帝国被灭后才逃到这里的，相对原住于此的库尔德人来说是外来民族，所以库尔德人的运动又是原住民反抗外来民族的运动。这么说来，库尔德人希望独立和南非黑人希望摆脱白人统治又是类似的，而这类运动一般能得到广泛支持。

我认为，虽然历史上突厥人比库尔德人晚进入小亚细亚，但突厥人在这里维持了700多年的统治，也可以视为是原住民了，要把人家赶走也不现实。我觉得，库尔德人希望独立，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贫穷和歧视。如果土耳其政府能够平等对待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同时加快融入欧洲的进程，相信库尔德独立运动会慢慢停止的，这比派兵去镇压更能解决问题。同样，要消灭“东突”分裂分子，也必须真正做到汉族和维吾尔族平等看待，同时改善新疆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一个人选择背着炸药包去与无辜平民同归于尽，我们在谴责这个人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想想我们有没有犯错误？

当然，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讨论民族冲突，而是还原突厥人的历史。相信明白了一些历史的来龙去脉，现实中一些问题的根源就好找了。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很多资料，对于不同资料互相矛盾的地方，我按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些取舍。由于战乱、史官立场、语言表达等原因，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我把我搜集到的资料主要按时间顺序叙述出来，同一时期存在多个突厥政权的，则每个政权分开叙述，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可能更清晰一点。本文力求但不保证全面展示突厥汗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历程，其中穿插有我的一些小评论，可供对这段历史同样有兴趣的人参考，也可以供自己参考。毕竟以后需要找相关资料的话，就可以以本文为基础了。如果有人看到其他更翔实的资料，或者发现本文中的任何错误，也希望能共享。

最后附上文中提到的主要突厥政权的年表：

西突厥汗国：553年阿史那室密建，659年亡于唐。

东突厥汗国：553年阿史那木杆建，630年亡于唐。

鄂尔浑突厥汗国：680年骨咄禄建，744年内乱而亡。

突厥回纥汗国：744年骨力裴罗建，840年亡于黠戛斯。

甘州回纥：回纥退居西域后建，1028年亡于西夏。

库车回纥：回纥退居西域后建，13世纪初亡于蒙古。

后唐：923年李存勖建，936年亡于后晋。

后晋：936年石敬塘建，947年亡于后汉。

后汉：947年刘知远建，950年亡于后周。

哈拉汗王朝：奠基于毗伽阙，942年萨图克建，1008年分裂为阿里系和哈桑系。

西哈拉汗王朝：1041年由阿里系独立而成，1212年亡于花剌子模。

东哈拉汗王朝：1041年由哈桑系独立而成，1211年亡于西辽。

伽色尼王朝：962年阿尔普特勒建，1186年灭于廓尔王朝。

塞尔柱王国：奠基于塞尔柱，1040年图格鲁勒建，1092年后分裂。

桑伽尔塞尔柱王国：1096年桑伽尔从塞尔柱王国分裂，1157年亡于花剌子模。

突吐施塞尔柱王国：1094年突吐施从塞尔柱王国分裂，1119年灭亡。

克尔曼塞尔柱王国：1041年卡武尔特从塞尔柱王国分裂，1185年亡于花剌子模。

罗曼苏丹国：1077年苏莱曼沙从塞尔柱王国分裂，1308年亡于蒙古。

花剌子模帝国：奠基于塔喀什，1209年摩诃末建，1220年亡于蒙古。

奥斯曼帝国：1299年奥斯曼建，1920年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土耳其共和国：1923年凯末尔建。

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人——游牧文化的奴性和zhuanzhi造就的

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人——游牧文化的奴性和zhuanzhi造就的民族
土耳其人其实是与其他突厥人血缘关系最远的突厥语民族，但讽刺的是它却是泛突厥主义的最热心支持者。突厥语民族最早进入西亚是被阿拉伯人买来当雇佣兵的奴隶，但在八世纪开始，随着突厥人被中国和回鹘人打垮，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汗国下的各部落进入中亚，在接受了伊斯兰教后，突厥人开始大量成部落的向西亚进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国土成了突厥人的走廊。到十世纪以后，塞尔柱人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西亚。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突厥部落并非严格意义的突厥人，而是突厥的别种乌古斯人，是真正突厥人的眼中的下等部落，而自命为高贵纯正突厥人的王室阿史那部落在历史上消失了。奥斯曼部落就是这些众多的乌古斯部落中不起眼的一支，在十三世纪初离开中亚，进入小亚半岛安纳托利亚高原。由于后来的蒙古人西征和帖木儿帝国的建立，奥斯曼人无法补充更多的突厥人，就开始通过向自己统治的小亚细亚、东南欧各民族强征男性少年进行奥斯曼式训练，然后补充进自己的军队，这一突厥化过程持续了数百年，使得土耳其人的血统成了亚欧各民族的大杂烩，而突厥人内部的自相残杀的热情又让本来土耳其人本来不多的突厥血统所剩无几。突厥人与蒙古人、阿拉伯人等游牧民族分裂性都很强，但突厥人又尤为突出。导致突厥帝国要么很快分裂瓦解，要么通过王室内部的残杀维持政权的统一，奥斯曼帝国的王室基本每一代国王继位，都要把自己所有的兄弟杀尽，这也是奥斯曼帝国到灭亡时，王族成员寥寥无几的原因。最终形成了一个讲突厥语，血统却几乎完全是中东和东南欧奴隶后裔，同时却以突厥帝国继承人自命的怪胎。
　　　　
　　也就是说虽然奥斯曼最初的部落是十三世纪初从中亚迁出的乌古斯部落，但今天的土耳其人血统几乎完全是中东、小亚和巴尔干、高加索等民族的，但说突厥语，认同自己为“突厥人”，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认同于“奥斯曼人”。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认同感，如果要来比较的话，就好象说英语的印度人和黑人以自己是大英帝国继承人一样荒谬。奥斯曼帝国为何采取这种独特的认同方式，以及这种奇特的民族构成方式对今天土耳其的民族和国家定位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将给予分析。为了行文方便起见，虽然说突厥语的更游牧民族和部落并非真正意义的突厥人，但我仍用突厥人这个词来指代这些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
　　　　
　　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中央集权与个人专 zhi是两码事，而专zhi程度的高低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是成反比的。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加之经济没有保障，以及时常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随时都有灭亡之忧，那些艳羡并赞美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浪漫主义者，如果真让他们过游牧民族那种肮脏、艰苦、危险、落后的生活，他们就应该知道，所谓的游牧民在草原上纵马驰骋虽然看似令人神往，但其实他们更多的是要和动物粪便和内脏、血液打交道，而且绝大多数牧民的人身权利少的可怜。一个落后甚至分裂的民族或部族，其首领对臣属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奴隶的生杀予夺之权丝毫没有减弱，虽然这些首领自己也很难善终。这种落后和军事化使的游牧民族更加需要一个杰出的首领，也更容易服从其首领的个人专zhi。而且个人专 zhi与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的情况也不矛盾，因为每一个小集团里仍有自己的专zhi“沙皇”。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则同样不能与君主或个人专 zhi划上等号。
　　　　
　　所以古代真正极端专zhi的制度并非某些人有意诬蔑的是在古代独立的中国，这种早已经进入中央集权制，并有强大官僚集团和道德规范限制君权的成熟国家。而是更多出现在政治经济极不发达的游牧和野蛮民族中，尤其是奴隶制发达的地区，也包括中国被异族统治的亡国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在游牧民族和由游牧文化发展出的伊斯兰教中，奴隶制一直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国家政治上的封建关系并不影响人身奴隶制。所以真正意义的中世纪封建农奴制只在欧洲存在，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制下的庶民社会，印度是封建种姓制社会，而中东更多的是封建奴隶制社会。由于伊斯兰教既有一般情况下的游牧民族个人专 zhi，同时又加入了政教合一的宗教性权威，伊 斯 兰教社会的专zhi性尤甚于其它地区。而中东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部落和教派并不影响小范围的极端专 zhi。专zhi与中央集权并不挂钩，分裂瓦解、小国林立也并不能防止专 zhi，只是增加了更多拥有极端专 zhi权力的小“沙皇”而已。
　　　　
　　实事求是的说，专 zhi的体制，更加适应军事化体制，因此在战争期间以及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时，一个国家是需要一定的专zhi性。但这种可接受的专 zhi必须是建立在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基础上，而不允许成为某一集团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专zhi，这是应该区别开来的。而且必要的专 zhi，应该是建立在不影响民智的开发和民族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国家专 zhi不等于政党专zhi，更不等于个人专 zhi，更与被异族统治的专 zhi有本质的差别。
　　　　
　　专 zhi也分为先进性专 zhi和原始性专 zhi。游牧民族专 zhi则属于最原始的专zhi形式，虽然通过内部血腥冲突方式进行的政权人物更替，往往能让较有能力者成为首领。因而在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尚未占据优势的时代，在文明国家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游牧民族往往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但由于游牧民族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伦理和社会道德观念极弱，以及极端崇尚武力，忽视文明的力量。何况，这种极端专zhi的基础就是部落奴隶和宗教信徒的愚昧性服从，而依靠愚民政策做为根基的民族和文化，是不可能真正促进民智的开发的，这就使其不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所以虽然有可能游牧民族通过内部整合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但更多的时候，游牧民族是在内部的血腥冲突中削弱和灭亡的。蒙古汗国之所以能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铁木真活的足够长，而蒙古汗国初期，尚能维持游牧民族极难做到的统一，以及当时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衰落状态。但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基础上的宗教，最终必然会走向没落，现在世界上游牧民族的现状及其宗教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伊 斯 兰教正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游牧民创建的。做为游牧民族创造出来的宗教，由于内容浅显。最重要的是其政教合一的军事化专zhi性，以及将劫掠异教徒做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使游牧民族抢掠行为合法化和宗教化，让其容易被其它游牧民族接受。这也是为什么文明比较发达的农业民族，如叙利亚、波斯以及埃及等地的民族，接受伊斯兰教基本都是被征服的结果，而游牧民族却往往出现主动皈依情况的原因。另外，由于伊 斯兰教有视宗教高于民族和国家的特点，穆斯林们对异族伊斯兰教徒统治的容忍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和文化。

　 　伊斯兰教这种保教甚于保国保族的特点，使得他们更为容易接受异族的统治，只要他们名义上接受了伊斯兰教。比中亚草原远为富庶的中东和河中就是这样为改信伊斯 兰教的游牧民族敞开了大门，以前要靠武力才能进入的西亚，只要表示皈依伊斯兰教，游牧民族就可以轻易通过并很容易对本地穆斯林进行统治，在这种利益的趋使下，那些本身文化浅薄，信仰淡漠的突厥语各部落纷纷改信伊斯兰教实在是无本万利，超级合算的一件事。也因此，那些进入了穆斯林中心区域的游牧民族如奥斯曼人、阿塞拜疆人和乌兹别克人对伊斯兰教接受的非常彻底。而那些没有进入河中和中东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对伊斯兰教的则非常淡漠，基本不理会教义，完全可以被称为名义为伊斯 兰教徒的非穆斯林。
　　　　
　　但接受了伊 斯 兰教虽然便于统治下层穆斯林，但却不能维持统治阶层的稳定，因为伊 斯 兰教本身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斯兰教和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就是政治结构极不稳定。虽然伊斯 兰教鼓吹政教合一和要求对专zhi的服从，但这种权力的极端个人化，必然会加剧最高权力的极端吸引力和激烈的争夺。而伊斯兰政教合一领袖的极端个人权力，也加剧了各个大小领袖谋求自成一体的倾向，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附庸。而这也是伊斯兰教容易导致出现国家、民族和教派分裂的重要原因。
　　　　
　　因此，从伊 斯 兰教诞生之初，这种内部权力的争夺就演变的非常残酷。穆罕默德在世之时，内部冲突也已经开始，而之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中，有二人死于伊斯兰内部权力斗争引起的谋杀。在伍麦叶王朝开创者穆阿威叶时期，对立双方甚至将麦加克尔白禁寺做为战场。连被视为“圣石”的克尔白黑石都被投石机所震裂，不得不用白银镶好。而后来，穆罕默德唯一存活的后代，他的女儿法蒂玛，与穆罕默德堂弟哈里发阿里结婚后所生的外孙侯赛因。更是在想登上哈里发之位时，被伍麦叶王朝的军队杀死，其首级被当做战利品挑在长矛上。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伊斯兰教最大的教派分裂，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就此开始。
　　　　
　　而伍麦叶王朝内部复杂而激烈的民族冲突、君臣冲突、王族内部冲突最后摧垮了这个唯一统一过的阿拉伯帝国，从此阿拉伯人再也没有完全统一过，时间不足百年，而从穆罕默德时代至此，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政治统一只维持了不到一百五十年。而接下来的阿巴斯王朝，自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叔父阿巴斯的后裔，是主要依靠非阿拉伯人尤其是波斯人的力量上台的。由于阿拉伯人本身文化低微，而且游牧民族内部的部族冲突，以及其统治的专zhi性，导致他们对阿拉伯人更不信任。所以从阿巴斯王朝起，阿拉伯人整体就处于被排斥的状态。但波斯人不能满足哈里发对极端权力的追求，因此阿巴斯王朝在建立不到一百年后，突厥女奴所生的哈里发就将依靠力量转移到身份更低贱的奴隶身份的突厥近卫军身上了。
　　　　
　　但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突厥近卫军既是低下的奴隶但却又是帝国掌握实际权力的矛盾身份，与他们落后游牧民族出身的结合。使他们形成了不尊重规范和权威，滥用权力，依靠武力的利益集团。哈里发很快就象罗马帝国后期的众多奥古斯都和凯撒一样，成为了军队的傀儡和玩物。哈里发被突厥近卫军随时废黜和杀死。当时的帝国首都巴格达有一道胜景，时常可以看到被剜掉了双眼的被废黜哈里发，在街头乞讨的场景。但更有意思的是，这似乎并没让将哈里发视为“安拉在大地的影子”的穆斯林们感到无法忍受。这种对待失去地位权力的前统治者的方式，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中迅速流行，如跛子帖木儿后裔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政变上台的儿子将父亲刺瞎双眼后囚禁几乎成为一种制度。而象奥斯曼土耳其每一任苏丹上台，都要杀尽自己的兄弟更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
　　　　
　　在有这样历史教训和文化氛围的伊斯兰世界和游牧民族传统中，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另一种策略。象阿拉伯人和其它突厥人一样，他们对同族人怀有极大的戒心，由于专zhi的需要，更信任和依靠身份地位更为低下的异族奴隶。这种怪异的情况在现代专zhi社会中也有相似的例子，如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就更相信文化水平低的柬埔寨少数民族军官和士兵，而对与之有共同法国留学经历的老战友和高棉知识分子则大开杀戒。
　　　　
　　但由于有阿巴斯王朝突厥近卫军的教训，奥斯曼帝国也不是简单的使用异族军队，而是将奥斯曼帝国军队奴隶化同时，同时进行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减少近卫军与统治者的离心力，增加认同感。奥斯曼帝国除了对已完全征服地区进行土耳其化（如小亚细亚地区），也向未彻底征服，但已经屈服于奥斯曼帝国武力威胁之下的国家征收“血税”。就是要求这些国家向奥斯曼土耳其进贡青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小就在军队中进行军事化和土耳其化、伊斯兰化训练，并且培养他们对奥斯曼苏丹的绝对服从。经过这种奴化教育，这些来源多样化的少年儿童既有愚昧的勇敢和服从，同时由于低下的奴隶身份，没有社会基础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使其不对苏丹的统治构成威胁，成为被奥斯曼苏丹最为信任和依靠的群体，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主体。就好象那种蚂蚁世界中的奴隶蚁一样。不但成为别的蚂蚁的奴隶，同时在攻打自己出身的蚂蚁窝时也要出力，那些为奥斯曼帝国屠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人，恐怕自己就是那些民族的血统出身。如此一来，原来的奥斯曼突厥人则逐渐边缘化，在奥斯曼帝国中的比重和影响也江河日下。这种血税基本来自于巴尔干，有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马其顿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等，除了这些被奴役民族，也包括主动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所提供的大量人员，而阿尔巴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的作用更是突出。这也导致了这些民族被巴尔干其它仍然保持了基督教信仰的民族所仇恨和蔑视，他们经常被其它民族蔑称为“土耳其人”，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在影响着巴尔干的国家和民族关系。
　　　　
　　类似的情况，在许多野蛮民族中都存在，如阿塞拜疆人、中亚各突厥语民族、蒙古人以及满洲人的形成都伴随着这种对外族的奴化性融合。游牧和野蛮民族之所以血统混乱，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为了快速达到增加实力和人口扩张的目的，其民族本身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不足以使其通过自身繁衍壮大，就只能通过这种掳掠人口+奴化的方式来完成了。但只有奥斯曼帝国将这种适应其专zhi军事化的制度如此强化、长期化和制度化的推行，最终成为了基本完全替换了奥斯曼突厥人的民族血统的罕见例子。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实行，首先是因为奥斯曼突厥人本来没有强烈的民族观和血统意识，但更主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极端君主专zhi性和军事化政权特点所造成的。

　　　　
　　随着最后的阿拉伯血统哈里发，将哈里发称号被迫转给奥斯曼苏丹。奥斯曼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在宗教上也成为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主宰和精神领袖。但无论是通过每一次王室更迭都要进行的大屠杀和通过不断征服和战争来获得财富和血税的国家，终究都不是正常的维持国家的方式。一旦奥斯曼帝国王室内部出现问题，或者血税制度无非继续下去，以及对于欧洲的军事优势的丧失，都会对奥斯曼帝国产生灾难性影响。
　　　　
　　从十六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走向了下坡路。到了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完全处于被动埃打的状态。而进入了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甚至奥斯曼帝国的藩属，统治埃及的阿尔巴尼亚人阿里都能将奥斯曼帝国摧毁。但欧洲列强为了维持“均势”而进行的彼此牵制，使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苟延残喘。但奥斯曼帝国也利用了欧洲的这种内讧所留下的间隙。甚至在欧洲对奥斯曼帝国已经构成了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仍对其统治下欧洲领土上的基督教民族进行血腥的屠杀和迫害，而西方列强因为担忧任何一方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瓜分奥斯曼帝国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影响了欧洲均势。想干涉者如俄国往往被英法等国制约，而强大的欧洲因为内讧，只能眼睁睁看着衰弱不堪的“近东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对同是欧洲人和基督教徒的希腊等民族举起屠刀和奸淫掳掠，卖为奴隶，让人无言以对，可以说这是欧洲抹不掉的耻辱。
　　　　
　　从欧洲的历史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统一于汉族主体下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只能是代表我们自己民族利益的力量。是否为代表汉族和中国利益的政权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如在明末菲律宾发生过数次西班牙人屠杀华人事件，无论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和后来的郑成功都准备兴师问罪，只是由于局势所迫、力有不逮才没有成行。而满清时期，乾隆则对印泥荷兰人和土著屠杀华人表现的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可见一个政权的民族基础何其重要。至于1998年印泥屠杀华人事件zgzf的表现，我们也可以通过现象，了解其政治本质。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压错了两次宝，就此一败涂地。但早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由于国内基督教民族的不断反抗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奥斯曼帝国政教合一的模式日益丧失了其作用。泛突厥主义开始出现，奥斯曼帝国将其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包括侵略新疆的阿古柏等各种被其视为“大突厥民族”的势力都给予了支持。但土耳其既有着与其它突厥语民族完全不同的血统构成，而且与其它突厥语民族的历史发展早已分离。这使的土耳其与其它突厥语民族缺少真正的认同基础。但之所以土耳其青年党为首的精英将服从于苏丹本人的“奥斯曼主义”变为民族主义“土耳其主义”，归根结底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基石。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的觉醒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腐朽和衰落，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权威性作用极其有限，通过奴化性同化异族来实现扩大并补充新鲜血液的制度都已经无法实现，而且无能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只能成为累赘。因此奥斯曼帝国必须给其来源混杂的土耳其人以一种历史共同体的认同，哪怕因此必须伪造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将奥斯曼人的历史说成源自一脉相承的突厥汗国的继承人这种现代神话，就是以此来培养土耳其人的历史共同体认识，并给在受国家日益衰落的打击下日益沮丧的土耳其人以自豪感。
　　　　
　　因为土耳其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出现，现代土耳其民族意识真正形成，也由此引发了对非土耳其人日益加深的歧视。由于奥斯曼帝国中土耳其人并非主体民族，甚至也远非多数民族。在能使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这样单一民族主体的国家能够走向强大的单一主体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无法实行，实行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注定会瓦解的征服性多元国家中反而加速了其它民族与之决裂，使之更快的走向灭亡。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就是这一进程的开始，而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血腥屠杀，以及对阿拉伯人的残酷镇压，都不能挽回什么。只是加强了土耳其人野蛮残暴的名声。
　　　　
　　随着一战结束后，国际力量进行大洗牌。土耳其已经处于被宰割的状态。幸运的是，此时的土耳其出现了凯末尔这个不世出的奇才，这才使土耳其免于被彻底支解奴役的下场，但土耳其的领土也从囊括阿拉伯半岛到肥沃新月的中东大国收缩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和欧洲一角的土地上。土耳其占有的西亚美尼亚土地上的亚美尼亚人基本被屠杀和驱逐殆尽，通过与希腊进行大规模人口交换，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全部离开了土耳其领土。此时的土耳其除了还有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少数民族外，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单一主体民族国家。
　　　　
　　凯末尔除了废除了君主制，同时也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以及基本取消了对“泛突”的支持。这算是明智之举，因为以土耳其的实力，已经完全不能维持逊尼派伊斯兰教或“泛突”领袖的虚名了。这种虚名对土耳其没有任何好处，阿拉伯人对土耳其哈里发丝毫不放在眼里，更不用提伊朗等什叶派了。拿土耳其哈里发当盘菜的，一般都是受人压制的印度等地的穆斯林。这些人对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没有帮助，而是要求土耳其给他们帮助和支持的。不过土耳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更没有那么高的能力，无法以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穆斯林和泛突兄弟为己任，不惜给本国和本国人民招来巨大的麻烦和灾难。
　　　　
　　凯末尔将土耳其人从东方拉向了西方。将文字由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妇女禁止带面纱，政教分离，禁止一夫多妻等等。将土耳其西方化的“凯末尔革命”使土耳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和西方化的伊 斯 兰教国家，并成为很多伊斯兰教国家，特别是那些在种族上不同于阿拉伯人，而与欧洲有更多关系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国学习的样板。凯末尔的理想，就是谋求将土耳其建成一个西方化的、世俗的先进国家。与东方伊斯 兰国家脱离，转而与西方融为一体。
　　　　
　　凯末尔革命有其成功的基础：土耳其紧邻欧洲，对信息的交流有先天的近水楼台优势，这使的土耳其对欧洲的进步和发达有很直观的认识。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土耳其一而对欧洲列强屡战屡败，也使其对欧洲在心理上居于下风，对欧洲报有仰慕和效仿的低姿态。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普遍落后和愚昧，更使土耳其耻与为伍。因此，土耳其人将开始认同从中东转向了欧洲，以欧洲国家自命，虽然其国土面积只有不到3%在欧洲。这也是现在土耳其此后的主流意识，也因此土耳其始终将加入欧盟当成重要的国家目的。

　　但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虽然作用不小，但并不足以使土耳其脱胎换骨，完全融入西方。因为土耳其这个民族形成的基础是奥斯曼帝国，如果抽离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以及这段期间伊斯兰化和突厥化政策，土耳其这个民族就丧失了认同基础。因此虽然土耳其在血统上与欧洲有密切联系，其所在的地域在文化上与欧洲的渊源也颇深，但土耳其必须维持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伊斯兰教、突厥化认同，才能维持其国家和民族本身。也因为如此，土耳其虽然想融入欧洲，但西方化只是外表，从深层次的认同和观念上，土耳其人与欧洲是不可能一致的。
　　　　
　　也正因为如此，土耳其在将自己视为欧洲国家的同时。随着加入欧盟的屡次受挫，以及苏联解体后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的独立，泛突厥主义又开始重新抬头。为了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土耳其又将自己打扮成突厥语国家的“盟主”，并试图影响各突厥语国家，给各国的突厥语民族提供支持，包括支持“东突”等中国新疆分裂势力。可是土耳其的泛突主义先天不足，因为突厥语民族除在语言上有共同点外，绝少有共同的历史联系。而如果没有共同的历史联系，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认同。这也是某些“泛突”分子们要将各突厥语民族都与突厥汗国联系起来的原因，但在突厥汗国存在之时，吉尔吉斯和维=吾=尔等民族的祖先又已经与突厥人分离了，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全体突厥人都是一个民族”的神话，又想通过将匈奴等民族算成突厥人祖先的方式来延长其历史，并制造一个能将所有说突厥语民族包含在一起的初始民族这种历史神话来为泛突思想服务。由此可见，历史在任何民族和文化中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历史有非常现实的精神力量。
　　　　
　　但毕竟历史观念淡漠的野蛮游牧民族是靠利益和强权关系决定自己的归属的，历史神话终究也成不了历史，其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何况土耳其的泛突主义是以土耳其中心主义和伊斯兰化民族观为核心的。其它突厥语民族也不见得愿意服从土耳其的历史和民族观。且各突厥语民族历史上的冲突要远大于联合。与土耳其比邻而居的阿塞拜疆人是曾与土耳其在宗教和政治都极端对立的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者，与奥斯曼帝国有过数百年战争。而中亚影响最大、人口最多的乌兹别克则将把奥斯曼帝国打的惨败，造成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大耻辱之一的苏丹被俘，苏丹的正妻被强奸的跛子帖木儿奉为国家象征（虽然也是乱认）。至于其它突厥语民族，或者由于伊斯兰教观念淡漠，或者由于关系疏远，如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民族，与泛突的距离也非常大。
　　　　
　　由于各突厥语民族的民族意识早已经分别形成，也都有各自的民族自尊心，所以没有哪个突厥语国家会否认自己民族的意义而与土耳其认同。而如果虚化各突厥语民族（包括土耳其人）的形成历史，去创造一个建立在现代神话上的“大突厥民族”认同在事实上也很难做到，因为这同样否定了现有各突厥语民族自身的历史和民族意义。除了在独立之初，各突厥语国家曾经想通过土耳其的帮助发展自己，并将土耳其视为与西方联系的通道，因而与之关系较密切之外。因为土耳其本身的国力，经济及政治先进性都很有限，以及与西方或者已经建立直接联系，不需要土耳其做为中介，或者因为面临西方的威胁而与之保持距离。土耳其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对各突厥语国家逐渐丧失了吸引力。更主要的是，经过独立初期的迷惘和无措之后，随着阿塞拜疆和中亚国家政治摸索的逐渐成熟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阿塞拜疆利用其本国的资源优势，已经成了相对富裕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泛突主义就更加成为鸡肋了。而土耳其的泛突梦想，最后结局不会比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下场好到哪里，只是在其它国家衰弱之时需求帮助时才能得到认可，而一旦完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最后只能被无情的抛弃。
　　　　
　　　　
　　话说回来，土耳其想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欧洲国家又如何看待土耳其呢？土耳其所在的领土，大部分曾是东罗马帝国的领土。而土耳其最重要的欧洲城市伊斯坦布尔更曾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东南欧和君士坦丁堡，曾长期是欧洲的正统，也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土耳其毁灭了被视为欧洲正统的罗马帝国，并长期是欧洲最大的外部威胁。特别是土耳其征服和奴役的东南欧地区，成为欧洲最为贫困落后的地区。而二战以后土耳其人大量移民欧洲，对欧洲的就业和治安的影响愈来愈甚。种种这一切，都不会增加欧洲人对土耳其有好感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内部意识形态对立的减弱和欧盟的一体化，欧洲人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随着冷战后东西欧的矛盾让位于欧洲与伊斯 兰世界的宗教和移民矛盾。整个欧洲对中东等伊斯兰世界的移民越来越不信任。随着东南欧国家先后加入欧盟，欧盟中与土耳其相邻，与土耳其有宿怨和现实利益冲突的国家越多，土耳其入盟的阻力也越大。特别是欧盟居民的欧盟内免签流动，如果土耳其入盟，无异于向伊斯 兰教的土耳其人彻底敞开了欧洲的大门。而土耳其紧邻中东地区，很可能成为欧洲被伊斯兰教殖民化以及恐怖主义大规模进入欧洲的通道，无论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泛滥或是潮水一样涌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都是欧洲各国的噩梦。所以欧盟对接纳土耳其入盟一事可以说是忧心忡忡，犹豫不决。对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分裂影响的指责，对土耳其历史上对亚美尼亚屠杀的一再提及，固然有让土耳其清算历史和现实，让欧盟对其能更为信任的一面，更多的是以此为借口减缓土耳其入盟的进程。试问，一个连对具有相近的种族、历史和宗教的俄国都无法接受的欧盟，真会接受差异更大的土耳其吗？我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不抱希望。

　　土耳其——实际就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西突厥人的后裔而已。从隋唐时期起中国就不断与突厥人作战，到唐太宗时期彻底灭亡了东突厥，活捉了突厥可汗。东突厥附唐后，唐又转而同西突厥作战，西突厥承受不住唐的不断打击，至唐高宗时期为中国所灭，唐朝势力开始扩大到中亚。被灭亡的西突厥中的一支突厥人因不服唐朝的管制，举族西迁，这一支突厥人被称为塞尔柱突厥人，开始由中国新疆一带向中亚转移。
　　
　　塞尔柱突厥人——即更早些活跃在远东中国边境的突厥人的后裔，塞尔柱人属突厥乌古斯部落联盟4大部族的一支，初居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草原，以其酋长塞尔柱（Saljuq）的名字命名。塞尔柱帝国(Imbaraturiyyahal—Salajiqah)是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在中亚、西亚建立的伊斯兰国家(1037～1194)。亦称塞尔柱王朝。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属中亚阿姆河一带（突厥斯坦）西突厥乌古斯人的卡伊部落，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13世纪初，蒙古人大举入侵中亚，卡伊部落首领埃尔图格鲁尔率部400多帐被迫西迁，进入安纳托利亚，信奉伊斯 兰教（一说在中亚时已信伊斯兰教）。归顺塞尔柱突厥人的罗姆素丹国，受封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卡拉贾达地区，并委以守卫边境重任。埃尔图格鲁尔从毗邻拜占庭手中夺取瑟于特、多马尼奇等地，这成为奥斯曼国家的发祥地。1281年，奥斯曼一世('UthmanI，1258～1324)继其父担任部落首领后，继续兼并拜占庭领土卡拉贾希萨尔、比莱吉克、亚尔希萨尔等地，定都耶尼谢希尔。1289年罗姆素丹国被迫承认他夺取的领土为其封地。1299年，奥斯曼趁罗姆素丹国分裂，正式宣布独立，称号“加齐”，奠定了奥斯曼国家的雏形，故名。1324年，奥斯曼之子奥尔汗(1324～1360)继位后，首先攻占布尔萨，并迁都于此，正式宣布使用“素丹”称号，立伊斯 兰教为国教，实行伊 斯兰教法，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
　　
　　奥斯曼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13～15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均已走下坡路，小亚细亚及巴尔于半岛的大部分基督教地区逐渐为突厥人和其他穆斯林所取代。奥斯曼土耳其人建国后实行军事采邑制度，他们打着反基督教徒的旗号。进行所谓伊斯兰“圣战”，发动一系列战争，夺取土地和战利品。在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统治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进攻当时欧洲政治文化中心——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攻陷，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定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奥斯曼土耳其人继续不断扩张，俟苏里曼一世时（1520～1566）达到鼎盛，其疆域东起中东波斯湾，西到匈牙利，北抵高加索，南达北非沿地中海一带，辖红海、黑海、爱琴海及东部地中海，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军事封建帝国，总人口达1400万。“类似的情况，在许多野蛮民族中都存在，如阿塞拜疆人、中亚各突厥语民族、蒙古人以及满洲人的形成都伴随着这种对外族的奴化性融合。游牧和野蛮民族之所以血统混乱，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为了快速达到增加实力和人口扩张的目的，其民族本身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不足以使其通过自身繁衍壮大，就只能通过这种掳掠人口+奴化的方式来完成了。但只有奥斯曼帝国将这种适应其专zhi军事化的制度如此强化、长期化和制度化的推行，最终成为了基本完全替换了奥斯曼突厥人的民族血统的罕见例子。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实行，首先是因为奥斯曼突厥人本来没有强烈的民族观和血统意识，但更主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极端君主专zhi性和军事化政权特点所造成的。”

奥斯曼土耳其征服拜占庭帝国是野蛮征服文明的范例，与满清征服华夏有一比。但奥斯曼土耳其似乎更高一筹，通过种族灭绝、奴化和血统置换，土耳其成功的把小亚突厥化，并且永久的占有了小亚细亚，而不用担心原住民的复辟——因为原住民已经被灭绝了；可是满清却没有做到。

土耳其和突厥的历史与现状

美国与土耳其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是关系密切的盟国。而土耳其在伊斯兰教国家中，与欧美走的最近的国家之一。亚美尼亚大屠杀在美国也并非新鲜话题，以前要将此立为议案的动议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此次议案能够通过，而且是在当前这一美国正深陷于伊拉克，美国需要与土耳其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合作关系时通过，是非常不寻常的。这样以来使得土耳其大受刺激，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立刻紧张起来，这其中原委应该不单单是亚美尼亚大屠杀本身所造成，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从美国政府的表现以及实际后果来看，这一方案的通过是并不为其所乐见的。但美国的政府是行政部门，尤其是美国共和党政府考虑的更多的是比较现实的利益，更多的代表了政治精英阶层。而国会做为美国的民意代表机构和立法机构，相对而言更多代表了美国的民意和道德。而这一方案的通过，就显示了美国民意上对土耳其及其背后的伊斯兰教越来越多的反感和对立。

　　我认为从历史角度看问题的才能抓住当今问题脉络，因为历史绝非过眼云烟，历史造就了现在，影响了现代和未来。当代重大政治和民族宗教问题，都有历史联系的。历史给现代人以启迪，从历史中既能了解经验教训，也可以从中推导未来。

　　在我的《[文明冲突]世界突厥语各民族的关系》一文中，大致描绘了土耳其的民族根源，在这里再重复和具体化一下：

　　“土耳其人其实是与其他突厥人血缘关系最远的突厥语民族，但讽刺的是它却是泛突厥主义的最热心支持者。突厥语民族最早进入西亚是被阿拉伯人买来当雇佣兵的奴隶，但在八世纪开始，随着突厥人被中国和回鹘人打垮，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汗国下的各部落进入中亚，在接受了伊斯兰教后，突厥人开始大量成部落的向西亚进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国土成了突厥人的走廊。到十世纪以后，塞尔柱人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西亚。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突厥部落并非严格意义的突厥人，而是突厥的别种乌古斯人，是真正突厥人的眼中的下等部落，而自命为高贵纯正突厥人的王室阿史那部落在历史上消失了。奥斯曼部落就是这些众多的乌古斯部落中不起眼的一支，在十三世纪初离开中亚，进入小亚半岛安纳托利亚高原。由于后来的蒙古人西征和帖木儿帝国的建立，奥斯曼人无法补充更多的突厥人，就开始通过向自己统治的小亚细亚、东南欧各民族强征男性少年进行奥斯曼式训练，然后补充进自己的军队，这一突厥化过程持续了数百年，使得土耳其人的血统成了亚欧各民族的大杂烩，而突厥人内部的自相残杀的热情又让本来土耳其人本来不多的突厥血统所剩无几。突厥人与蒙古人、阿拉伯人等游牧民族分裂性都很强，但突厥人又尤为突出。导致突厥帝国要么很快分裂瓦解，要么通过王室内部的残杀维持政权的统一，奥斯曼帝国的王室基本每一代国王继位，都要把自己所有的兄弟杀尽，这也是奥斯曼帝国到灭亡时，王族成员寥寥无几的原因。最终形成了一个讲突厥语，血统却几乎完全是中东和东南欧奴隶后裔，同时却以突厥帝国继承人自命的怪胎。”

　　也就是说虽然奥斯曼最初的部落是十三世纪初从中亚迁出的乌古斯部落，但今天的土耳其人血统几乎完全是中东、小亚和巴尔干、高加索等民族的，但说突厥语，认同自己为“突厥人”，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认同于“奥斯曼人”。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认同感，如果要来比较的话，就好象说英语的印度人和黑人以自己是大英帝国继承人一样荒谬。奥斯曼帝国为何采取这种独特的认同方式，以及这种奇特的民族构成方式对今天土耳其的民族和国家定位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将给予分析。为了行文方便起见，虽然说突厥语的更游牧民族和部落并非真正意义的突厥人，但我仍用突厥人这个词来指代这些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

　　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中央集权与个人专制是两码事，而专制程度的高低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是成反比的。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加之经济没有保障，以及时常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随时都有灭亡之忧，那些艳羡并赞美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浪漫主义者，如果真让他们过游牧民族那种肮脏、艰苦、危险、落后的生活，他们就应该知道，所谓的游牧民在草原上纵马驰骋虽然看似令人神往，但其实他们更多的是要和动物粪便和内脏、血液打交道，而且绝大多数牧民的人身权利少的可怜。一个落后甚至分裂的民族或部族，其首领对臣属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奴隶的生杀予夺之权丝毫没有减弱，虽然这些首领自己也很难善终。这种落后和军事化使的游牧民族更加需要一个杰出的首领，也更容易服从其首领的个人专制。而且个人专制与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的情况也不矛盾，因为每一个小集团里仍有自己的专制“沙皇”。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则同样不能与君主或个人专制划上等号。

　　所以古代真正极端专制的制度并非某些人有意诬蔑的是在古代独立的中国，这种早已经进入中央集权制，并有强大官僚集团和道德规范限制君权的成熟国家。而是更多出现在政治经济极不发达的游牧和野蛮民族中，尤其是奴隶制发达的地区，也包括中国被异族统治的亡国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在游牧民族和由游牧文化发展出的伊斯兰教中，奴隶制一直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国家政治上的封建关系并不影响人身奴隶制。所以真正意义的中世纪封建农奴制只在欧洲存在，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制下的庶民社会，印度是封建种姓制社会，而中东更多的是封建奴隶制社会。由于伊斯兰教既有一般情况下的游牧民族个人专制，同时又加入了政教合一的宗教性权威，伊斯兰教社会的专制性尤甚于其它地区。而中东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部落和教派并不影响小范围的极端专制。专制与中央集权并不挂钩，分裂瓦解、小国林立也并不能防止专制，只是增加了更多拥有极端专制权力的小“沙皇”而已。

　　实事求是的说，专制的体制，更加适应军事化体制，因此在战争期间以及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时，一个国家是需要一定的专制性。但这种可接受的专制必须是建立在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基础上，而不允许成为某一集团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专制，这是应该区别开来的。而且必要的专制，应该是建立在不影响民智的开发和民族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国家专制不等于政党专制，更不等于个人专制，更与被异族统治的专制有本质的差别。

　　专制也分为先进性专制和原始性专制。游牧民族专制则属于最原始的专制形式，虽然通过内部血腥冲突方式进行的政权人物更替，往往能让较有能力者成为首领。因而在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尚未占据优势的时代，在文明国家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游牧民族往往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但由于游牧民族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伦理和社会道德观念极弱，以及极端崇尚武力，忽视文明的力量。何况，这种极端专制的基础就是部落奴隶和宗教信徒的愚昧性服从，而依靠愚民政策做为根基的民族和文化，是不可能真正促进民智的开发的，这就使其不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所以虽然有可能游牧民族通过内部整合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但更多的时候，游牧民族是在内部的血腥冲突中削弱和灭亡的。蒙古汗国之所以能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铁木真活的足够长，而蒙古汗国初期，尚能维持游牧民族极难做到的统一，以及当时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衰落状态。但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基础上的宗教，最终必然会走向没落，现在世界上游牧民族的现状及其宗教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伊斯兰教正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游牧民创建的。做为游牧民族创造出来的宗教，由于内容浅显。最重要的是其政教合一的军事化专制性，以及将劫掠异教徒做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使游牧民族抢掠行为合法化和宗教化，让其容易被其它游牧民族接受。这也是为什么文明比较发达的农业民族，如叙利亚、波斯以及埃及等地的民族，接受伊斯兰教基本都是被征服的结果，而游牧民族却往往出现主动皈依情况的原因。另外，由于伊斯兰教有视宗教高于民族和国家的特点，穆斯林们对异族伊斯兰教徒统治的容忍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和文化。

　　伊斯兰教这种保教甚于保国保族的特点，使得他们更为容易接受异族的统治，只要他们名义上接受了伊斯兰教。比中亚草原远为富庶的中东和河中就是这样为改信伊斯兰教的游牧民族敞开了大门，以前要靠武力才能进入的西亚，只要表示皈依伊斯兰教，游牧民族就可以轻易通过并很容易对本地穆斯林进行统治，在这种利益的趋使下，那些本身文化浅薄，信仰淡漠的突厥语各部落纷纷改信伊斯兰教实在是无本万利，超级合算的一件事。也因此，那些进入了穆斯林中心区域的游牧民族如奥斯曼人、阿塞拜疆人和乌兹别克人对伊斯兰教接受的非常彻底。而那些没有进入河中和中东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对伊斯兰教的则非常淡漠，基本不理会教义，完全可以被称为名义为伊斯兰教徒的非穆斯林。

　　但接受了伊斯兰教虽然便于统治下层穆斯林，但却不能维持统治阶层的稳定，因为伊斯兰教本身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斯兰教和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就是政治结构极不稳定。虽然伊斯兰教鼓吹政教合一和要求对专制的服从，但这种权力的极端个人化，必然会加剧最高权力的极端吸引力和激烈的争夺。而伊斯兰政教合一领袖的极端个人权力，也加剧了各个大小领袖谋求自成一体的倾向，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附庸。而这也是伊斯兰教容易导致出现国家、民族和教派分裂的重要原因。

　　因此，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这种内部权力的争夺就演变的非常残酷。穆罕默德在世之时，内部冲突也已经开始，而之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中，有二人死于伊斯兰内部权力斗争引起的谋杀。在伍麦叶王朝开创者穆阿威叶时期，对立双方甚至将麦加克尔白禁寺做为战场。连被视为“圣石”的克尔白黑石都被投石机所震裂，不得不用白银镶好。而后来，穆罕默德唯一存活的后代，他的女儿法蒂玛，与穆罕默德堂弟哈里发阿里结婚后所生的外孙侯赛因。更是在想登上哈里发之位时，被伍麦叶王朝的军队杀死，其首级被当做战利品挑在长矛上。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伊斯兰教最大的教派分裂，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就此开始。

　　而伍麦叶王朝内部复杂而激烈的民族冲突、君臣冲突、王族内部冲突最后摧垮了这个唯一统一过的阿拉伯帝国，从此阿拉伯人再也没有完全统一过，时间不足百年，而从穆罕默德时代至此，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政治统一只维持了不到一百五十年。而接下来的阿巴斯王朝，自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叔父阿巴斯的后裔，是主要依靠非阿拉伯人尤其是波斯人的力量上台的。由于阿拉伯人本身文化低微，而且游牧民族内部的部族冲突，以及其统治的专制性，导致他们对阿拉伯人更不信任。所以从阿巴斯王朝起，阿拉伯人整体就处于被排斥的状态。但波斯人不能满足哈里发对极端权力的追求，因此阿巴斯王朝在建立不到一百年后，突厥女奴所生的哈里发就将依靠力量转移到身份更低贱的奴隶身份的突厥近卫军身上了。

　　但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突厥近卫军既是低下的奴隶但却又是帝国掌握实际权力的矛盾身份，与他们落后游牧民族出身的结合。使他们形成了不尊重规范和权威，滥用权力，依靠武力的利益集团。哈里发很快就象罗马帝国后期的众多奥古斯都和凯撒一样，成为了军队的傀儡和玩物。哈里发被突厥近卫军随时废黜和杀死。当时的帝国首都巴格达有一道胜景，时常可以看到被剜掉了双眼的被废黜哈里发，在街头乞讨的场景。但更有意思的是，这似乎并没让将哈里发视为“安拉在大地的影子”的穆斯林们感到无法忍受。这种对待失去地位权力的前统治者的方式，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中迅速流行，如跛子帖木儿后裔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政变上台的儿子将父亲刺瞎双眼后囚禁几乎成为一种制度。而象奥斯曼土耳其每一任苏丹上台，都要杀尽自己的兄弟更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

　　在有这样历史教训和文化氛围的伊斯兰世界和游牧民族传统中，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另一种策略。象阿拉伯人和其它突厥人一样，他们对同族人怀有极大的戒心，由于专制的需要，更信任和依靠身份地位更为低下的异族奴隶。

　　但由于有阿巴斯王朝突厥近卫军的教训，奥斯曼帝国也不是简单的使用异族军队，而是将奥斯曼帝国军队奴隶化同时，同时进行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减少近卫军与统治者的离心力，增加认同感。奥斯曼帝国除了对已完全征服地区进行土耳其化（如小亚细亚地区），也向未彻底征服，但已经屈服于奥斯曼帝国武力威胁之下的国家征收“血税”。就是要求这些国家向奥斯曼土耳其进贡青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小就在军队中进行军事化和土耳其化、伊斯兰化训练，并且培养他们对奥斯曼苏丹的绝对服从。经过这种奴化教育，这些来源多样化的少年儿童既有愚昧的勇敢和服从，同时由于低下的奴隶身份，没有社会基础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使其不对苏丹的统治构成威胁，成为被奥斯曼苏丹最为信任和依靠的群体，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主体。就好象那种蚂蚁世界中的奴隶蚁一样。不但成为别的蚂蚁的奴隶，同时在攻打自己出身的蚂蚁窝时也要出力，那些为奥斯曼帝国屠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人，恐怕自己就是那些民族的血统出身。如此一来，原来的奥斯曼突厥人则逐渐边缘化，在奥斯曼帝国中的比重和影响也江河日下。这种血税基本来自于巴尔干，有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马其顿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等，除了这些被奴役民族，也包括主动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所提供的大量人员，而阿尔巴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的作用更是突出。这也导致了这些民族被巴尔干其它仍然保持了基督教信仰的民族所仇恨和蔑视，他们经常被其它民族蔑称为“土耳其人”，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在影响着巴尔干的国家和民族关系。

　　类似的情况，在许多野蛮民族中都存在，如阿塞拜疆人、中亚各突厥语民族、蒙古人以及满洲人的形成都伴随着这种对外族的奴化性融合。游牧和野蛮民族之所以血统混乱，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为了快速达到增加实力和人口扩张的目的，其民族本身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不足以使其通过自身繁衍壮大，就只能通过这种掳掠人口+奴化的方式来完成了。但只有奥斯曼帝国将这种适应其专制军事化的制度如此强化、长期化和制度化的推行，最终成为了基本完全替换了奥斯曼突厥人的民族血统的罕见例子。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实行，首先是因为奥斯曼突厥人本来没有强烈的民族观和血统意识，但更主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极端君主专制性和军事化政权特点所造成的。

　　随着最后的阿拉伯血统哈里发，将哈里发称号被迫转给奥斯曼苏丹。奥斯曼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在宗教上也成为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主宰和精神领袖。但无论是通过每一次王室更迭都要进行的大屠杀和通过不断征服和战争来获得财富和血税的国家，终究都不是正常的维持国家的方式。一旦奥斯曼帝国王室内部出现问题，或者血税制度无非继续下去，以及对于欧洲的军事优势的丧失，都会对奥斯曼帝国产生灾难性影响。

　　从十六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走向了下坡路。到了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完全处于被动埃打的状态。而进入了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甚至奥斯曼帝国的藩属，统治埃及的阿尔巴尼亚人阿里都能将奥斯曼帝国摧毁。但欧洲列强为了维持“均势”而进行的彼此牵制，使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苟延残喘。但奥斯曼帝国也利用了欧洲的这种内讧所留下的间隙。甚至在欧洲对奥斯曼帝国已经构成了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仍对其统治下欧洲领土上的基督教民族进行血腥的屠杀和迫害，而西方列强因为担忧任何一方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瓜分奥斯曼帝国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影响了欧洲均势。想干涉者如俄国和奥地利往往被英法等国制约，而强大的欧洲因为内讧，只能眼睁睁看着衰弱不堪的“近东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对同是欧洲人和基督教徒的希腊等民族举起屠刀和奸淫掳掠，卖为奴隶，让人无言以对，可以说这是欧洲抹不掉的耻辱。

　　从欧洲的历史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统一于汉族主体下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只能是代表我们自己民族利益的力量。是否为代表汉族和中国利益的政权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如在明末菲律宾发生过数次西班牙人屠杀华人事件，无论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和后来的郑成功都准备兴师问罪，只是由于局势所迫、力有不逮才没有成行。而满清时期，乾隆则对印尼荷兰人和土著屠杀华人表现的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可见一个政权的民族基础何其重要。至于1998年印尼屠杀华人事件中国政府的表现，我们也可以通过现象，了解其政治本质。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压错了两次宝，就此一败涂地。但早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由于国内基督教民族的不断反抗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奥斯曼帝国政教合一的模式日益丧失了其作用。泛突厥主义开始出现，奥斯曼帝国将其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包括侵略新疆的阿古柏等各种被其视为“大突厥民族”的势力都给予了支持。但土耳其既有着与其它突厥语民族完全不同的血统构成，而且与其它突厥语民族的历史发展早已分离。这使的土耳其与其它突厥语民族缺少真正的认同基础。但之所以土耳其青年党为首的精英将服从于苏丹本人的“奥斯曼主义”变为民族主义“土耳其主义”，归根结底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基石。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的觉醒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腐朽和衰落，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权威性作用极其有限，通过奴化性同化异族来实现扩大并补充新鲜血液的制度都已经无法实现，而且无能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只能成为累赘。因此奥斯曼帝国必须给其来源混杂的土耳其人以一种历史共同体的认同，哪怕因此必须伪造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将奥斯曼人的历史说成源自一脉相承的突厥汗国的继承人这种现代神话，就是以此来培养土耳其人的历史共同体认识，并给在受国家日益衰落的打击下日益沮丧的土耳其人以自豪感。

　　因为土耳其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出现，现代土耳其民族意识真正形成，也由此引发了对非土耳其人日益加深的歧视。由于奥斯曼帝国中土耳其人并非主体民族，甚至也远非多数民族。在能使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这样单一民族主体的国家能够走向强大的单一主体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无法实行，实行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注定会瓦解的征服性多元国家中反而加速了其它民族与之决裂，使之更快的走向灭亡。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就是这一进程的开始，而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血腥屠杀，以及对阿拉伯人的残酷弹压，都不能挽回什么。只是加强了土耳其人野蛮残暴的名声。

　　随着一战结束后，国际力量进行大洗牌。土耳其已经处于被宰割的状态。幸运的是，此时的土耳其出现了凯末尔这个不世出的奇才，这才使土耳其免于被彻底支解奴役的下场，但土耳其的领土也从囊括阿拉伯半岛到肥沃新月的中东大国收缩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和欧洲一角的土地上。土耳其占有的西亚美尼亚土地上的亚美尼亚人基本被屠杀和驱逐殆尽，通过与希腊进行大规模人口交换，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全部离开了土耳其领土。此时的土耳其除了还有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少数民族外，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单一主体民族国家。

　　凯末尔除了废除了君主制，同时也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以及基本取消了对“泛突”的支持。这算是明智之举，因为以土耳其的实力，已经完全不能维持逊尼派伊斯兰教或“泛突”领袖的虚名了。这种虚名对土耳其没有任何好处，阿拉伯人对土耳其哈里发丝毫不放在眼里，更不用提伊朗等什叶派了。拿土耳其哈里发当盘菜的，一般都是受人压制的印度等地的穆斯林。这些人对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没有帮助，而是要求土耳其给他们帮助和支持的。不过土耳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更没有那么高的能力，无法以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穆斯林和泛突兄弟为己任，不惜给本国和本国人民招来巨大的麻烦和灾难。

　　凯末尔将土耳其人从东方拉向了西方。将文字由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妇女禁止带面纱，政教分离，禁止一夫多妻等等。将土耳其西方化的“凯末尔革命”使土耳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和西方化的伊斯兰教国家，并成为很多伊斯兰教国家，特别是那些在种族上不同于阿拉伯人，而与欧洲有更多关系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国学习的样板。凯末尔的理想，就是谋求将土耳其建成一个西方化的、世俗的先进国家。与东方伊斯兰国家脱离，转而与西方融为一体。

　　凯末尔革命有其成功的基础：土耳其紧邻欧洲，对信息的交流有先天的近水楼台优势，这使的土耳其对欧洲的进步和发达有很直观的认识。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土耳其一而对欧洲列强屡战屡败，也使其对欧洲在心理上居于下风，对欧洲报有仰慕和效仿的低姿态。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普遍落后和愚昧，更使土耳其耻与为伍。因此，土耳其人将开始认同从中东转向了欧洲，以欧洲国家自命，虽然其国土面积只有不到3%在欧洲。这也是现在土耳其此后的主流意识，也因此土耳其始终将加入欧盟当成重要的国家目的。

　　但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虽然作用不小，但并不足以使土耳其脱胎换骨，完全融入西方。因为土耳其这个民族形成的基础是奥斯曼帝国，如果抽离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以及这段期间伊斯兰化和突厥化政策，土耳其这个民族就丧失了认同基础。因此虽然土耳其在血统上与欧洲有密切联系，其所在的地域在文化上与欧洲的渊源也颇深，但土耳其必须维持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伊斯兰教、突厥化认同，才能维持其国家和民族本身。也因为如此，土耳其虽然想融入欧洲，但西方化只是外表，从深层次的认同和观念上，土耳其人与欧洲是不可能一致的。

　　也正因为如此，土耳其在将自己视为欧洲国家的同时。随着加入欧盟的屡次受挫，以及苏联解体后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的独立，泛突厥主义又开始重新抬头。为了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土耳其又将自己打扮成突厥语国家的“盟主”，并试图影响各突厥语国家，给各国的突厥语民族提供支持，包括支持“东突”等中国新疆分裂势力。可是土耳其的泛突主义先天不足，因为突厥语民族除在语言上有共同点外，绝少有共同的历史联系。而如果没有共同的历史联系，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认同。这也是某些“泛突”分子们要将各突厥语民族都与突厥汗国联系起来的原因，但在突厥汗国存在之时，吉尔吉斯和维吾尔等民族的祖先又已经与突厥人分离了，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全体突厥人都是一个民族”的神话，又想通过将匈奴等民族算成突厥人祖先的方式来延长其历史，并制造一个能将所有说突厥语民族包含在一起的初始民族这种历史神话来为泛突思想服务。由此可见，历史在任何民族和文化中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历史有非常现实的精神力量。

　　但毕竟历史观念淡漠的野蛮游牧民族是靠利益和强权关系决定自己的归属的，历史神话终究也成不了历史，其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何况土耳其的泛突主义是以土耳其中心主义和伊斯兰化民族观为核心的。其它突厥语民族也不见得愿意服从土耳其的历史和民族观。且各突厥语民族历史上的冲突要远大于联合。与土耳其比邻而居的阿塞拜疆人是曾与土耳其在宗教和政治都极端对立的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者，与奥斯曼帝国有过数百年战争。而中亚影响最大、人口最多的乌兹别克则将把奥斯曼帝国打的惨败，造成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大耻辱之一的苏丹被俘，苏丹的正妻被强奸的跛子帖木儿奉为国家象征（虽然也是乱认）。至于其它突厥语民族，或者由于伊斯兰教观念淡漠，或者由于关系疏远，如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民族，与泛突的距离也非常大。

　　由于各突厥语民族的民族意识早已经分别形成，也都有各自的民族自尊心，所以没有哪个突厥语国家会否认自己民族的意义而与土耳其认同。而如果虚化各突厥语民族（包括土耳其人）的形成历史，去创造一个建立在现代神话上的“大突厥民族”认同在事实上也很难做到，因为这同样否定了现有各突厥语民族自身的历史和民族意义。除了在独立之初，各突厥语国家曾经想通过土耳其的帮助发展自己，并将土耳其视为与西方联系的通道，因而与之关系较密切之外。因为土耳其本身的国力，经济及政治先进性都很有限，以及与西方或者已经建立直接联系，不需要土耳其做为中介，或者因为面临西方的威胁而与之保持距离。土耳其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对各突厥语国家逐渐丧失了吸引力。更主要的是，经过独立初期的迷惘和无措之后，随着阿塞拜疆和中亚国家政治摸索的逐渐成熟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阿塞拜疆利用其本国的资源优势，已经成了相对富裕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泛突主义就更加成为鸡肋了。而土耳其的泛突梦想，最后结局不会比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下场好到哪里，只是在其它国家衰弱之时需求帮助时才能得到认可，而一旦完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最后只能被无情的抛弃。

　　话说回来，土耳其想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欧洲国家又如何看待土耳其呢？土耳其所在的领土，大部分曾是东罗马帝国的领土。而土耳其最重要的欧洲城市伊斯坦布尔更曾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东南欧和君士坦丁堡，曾长期是欧洲的正统，也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土耳其毁灭了被视为欧洲正统的罗马帝国，并长期是欧洲最大的外部威胁。特别是土耳其征服和奴役的东南欧地区，成为欧洲最为贫困落后的地区。而二战以后土耳其人大量移民欧洲，对欧洲的就业和治安的影响愈来愈甚。种种这一切，都不会增加欧洲人对土耳其有好感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内部意识形态对立的减弱和欧盟的一体化，欧洲人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随着冷战后东西欧的矛盾让位于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和移民矛盾。整个欧洲对中东等伊斯兰世界的移民越来越不信任。随着东南欧国家先后加入欧盟，欧盟中与土耳其相邻，与土耳其有宿怨和现实利益冲突的国家越多，土耳其入盟的阻力也越大。特别是欧盟居民的欧盟内免签流动，如果土耳其入盟，无异于向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彻底敞开了欧洲的大门。而土耳其紧邻中东地区，很可能成为欧洲被伊斯兰教殖民化以及恐怖主义大规模进入欧洲的通道，无论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泛滥或是潮水一样涌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都是欧洲各国的噩梦。所以欧盟对接纳土耳其入盟一事可以说是忧心忡忡，犹豫不决。对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分裂影响的指责，对土耳其历史上对亚美尼亚屠杀的一再提及，固然有让土耳其清算历史和现实，让欧盟对其能更为信任的一面，更多的是以此为借口减缓土耳其入盟的进程。试问，一个连对具有相近的种族、历史和宗教的俄国都无法接受的欧盟，真会接受差异更大的土耳其吗？我对土耳其能加入欧盟不抱希望。

　　欧洲对土耳其是这个态度，那么在种族和宗教意识更为保守的美国，所持有的观点也应该是相类似的。虽然官方的言论“政治正确”是要保持的，但在民众中，对伊斯兰教已经划为另册了。

　　我并不支持拉登，美国和伊斯兰世界都不是中国的朋友，拉登之流也并非对中国另眼相看，只是与美国的矛盾更尖锐性罢了，中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与他们也脱不了干系。更多的是因为911这一事件，使美国其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做为国家政策的主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我对美国“911”的感情，与对日本被投原子弹和印尼海啸的感情有所不同。对日本和印尼，我在心理中更愿意亲手对其打击。对美国则不然。我一向认为，只要能将美国踢出西太平洋，中美两国既便成不了朋友，至少可以正常打交道，而非有些国家和民族那样与中国有不共戴天之仇。

　　随着美国反恐的深化，尤其是在伊拉克试验大中东民主化的失败。已经让美国无论是对让中东实现民主化，或是实现民主化是否能使之与美国更好的相处基本丧失了信心。这已经为“911”及基地大部分成员来自美国政治层面的盟友沙特，战后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勒斯坦内部冲突的现状所证实。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看来真是一个实现了一半的预言，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根源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的思想意识造成的，而不是取决于民主与否。因此，美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伊斯兰教已经被视为与西方更加对立的意识形态。现在，美国逐渐没有了真正使伊斯兰教民主化的热情，而是更多的从地缘政治和具体的教派和民族关系角度制定中东政策，但同时对伊斯兰世界视为异己而危险的对立面。


　　因为美国和西方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改造和能否与西方保持和平持悲观看法。随着两个体系的对立，居于二者边缘地位的土耳其就会特别尴尬。伊斯兰教与西方对立越加剧，伊斯兰教中亲西方和较炙民主化的土耳其就丧失其样板意义，从两面讨好变成两面不讨好。同时，美国与土耳其二战后结盟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封锁苏联黑海的大门。而苏联解体后，俄国在黑海的实力大幅度。同时美国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直接打交道，对土耳其搞的“泛突”也不再感兴趣。土耳其的地缘重要性大为下降。由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西方已经开始将伊斯兰教视为与文明相对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因此，就象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被反复的提出，以加强其反面效果一样，伊斯兰教的血腥历史同样会被记起。由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恶劣的希腊裔和亚美尼亚裔影响不小，同时由于犹太人想借助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对立给以色列以更坚定的支持。再加在美国人普遍对伊斯兰教的厌恶和憎恨，最后共同促使了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亚美尼亚大屠杀议案”。

　　美国国会的这一做法，并不说明美国已经与土耳其翻脸。虽然土耳其对此极为愤怒，但暂时在政治层面上，美土仍会继续保持一定的盟友关系。这是因为二者相互之间各有所求，都负担不了决裂的代价。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美国和西方开始与伊斯兰教划清界限的开始。

　　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将自己利益摊子铺的太大，树敌太多。以至于成为众矢之的，影响了其解决地缘问题能力的有效性。以伊朗问题为例，伊朗拥有制造核武器技能，世界上主要大国都是反对的，包括中国。但受这一威胁更大的俄罗斯，却在表态上偏向伊朗，这就是美国四处树敌的结果。当然，俄国的这种表态，不太可能代表实质性的支持，只是为了向美国施压，并谋求伊朗方面的经济利益，这是俄国下的一步好棋。但美国现在如果要应对中东局势，就不能同时与俄国和中国太对立，必须认清和选择主要威胁，这也正是美国现在犹豫、徘徊和苦恼之处。从最近放出的“在美国不干涉的情况下，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可能成为美国选项，以及暂停在东欧布置导弹防御系统，都可以看出美国开始对中俄进行一定的怀柔，但除非美国真正将注意力集中于一方，否则处处树敌，难免力不从心。

　　那么中国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三角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呢？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文化和价值观，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要大于与西方的对立。但目前伊斯兰教世界相比处于弱势，对中国表面威胁较小，但结合国内宗教和民族问题，其实质性威胁甚至要大于西方。但中国为了在能源需求和地缘政治方面又要与西方竞争，所以不得不与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合作。我的看法是，为了谋求资源，与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是应该合作的，在美国放松遏制中国之前，为了牵制美国，对象伊朗这样的国家给予适当的支持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如果美伊开战，但伊朗政权能维持下来与美国长期纠缠，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伊斯兰应该外松内紧，外宽内严，将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分开。只有最大削弱和打击国内的伊斯兰势力，才能让中国更好的在国际上利用伊斯兰教与西方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与伊斯兰国家更方便的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基准相交往。而不是被伊斯兰教世界或国内群体所利用，甚至将伊斯兰世界的混乱和恐怖主义引入中国。将内政与外交混在一起，为了向伊斯兰教世界表达不必要的好感，放纵伊斯兰教宗教和民族势力在国内的发展和坐大，必将给中国造成长期的严重危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让我们在未来负出更多的鲜血，要用更多的代价才能恢复中国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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