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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史书记载（择其一）的玄武门之变，“（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资治通鉴第191卷》）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李渊代隋立唐后，就确立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储君），并留太子在京都辅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见习生，学习军国政务处理。那时，天下未定，遇有战事，李渊主要派次子秦王李世民南征北讨，平定战乱。没成想，这李世民功高震主，让太子李建成感受到莫大的威胁。
于是，围绕太子位攻防，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双方想方设法拉拢各方势力，文的武的，后宫的百官的，在朝的在野的，皇族的地方的，巩固已方的收买对方的。总的来说，太子建成处于守势，秦王李世民处于攻势。李世民到处煽风点火，到处散布谣言，到处惹事生非，诬蔑诬告，从而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乱中取胜；太子李建成则谨小慎微，处处小心，不让人家抓到把柄而废了太子位，但在暗地里也在积蓄自己的力量，最起码也要自保。
不过，相对而言，李建成作为太子，国之储君，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皇上是支持的。废立太子，国家大事，岂能儿戏，为了保护太子，皇上逐步削减秦王的势力，皇上先是调走了秦王李世民的主要谋士，李世民计划政变时，“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资治通鉴第191卷》）；其次，作为太子，建成争取了四弟齐王李元吉的支持，在对外征讨中，尽量争取派李元吉出征，皇上也多支持。
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便是突厥来袭，太子建成建议让齐王元吉代李世民出征，皇上同意，“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资治通鉴第191卷》），将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基本上调走了。先调走其谋士，后调走精兵，皇上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再说秦王李世民，各种招数不起作用后，又被皇上调走了谋士，现在，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基本上将要调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枪杆子就是命根子。没有了枪杆子，这对李世民来讲无异于釜底抽薪，等于要了李世民的命。没有枪杆子，还玩什么玩，这是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思维。此时李世民若不采取行动，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
此时，秦王李世民二十七岁多，不到二十八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怎能咽下这口气。“身怀利刃，杀心自起”，马上着手谋划政变，政变的目标，直指圣上，直指皇位，就是要一举拿下最高权力。
为什么？因为拿不到最高权力，李世民行动的合法性就会大受质疑，难以服天下。原因在于，即使击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也不能保证皇上就立秦王世民为太子，此其一；皇上只是宣太子、齐王进宫质询，两人无罪而诛，谁赋予的权力？皇上必定要将李世民拿下问罪，痛失二子，说不准一气之下将秦王也送去给两兄弟作伴，此其二；即使皇上不生气，那些皇族、地方势力谁会服，必然会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作乱，此其三；秦王集团倾巢出动，连秦王妃长孙氏也出动，作安抚工作，如果仅仅是射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出动长孙氏意义何在？此其四；秦王集团的大本营——秦王府也不要了，可见此次行动秦王集团破釜沉舟、拚死一搏，此其五；还有很多，不一而足。当然这些事也可能在太子李建成心中想了一遍又一遍的，这也是六月初三日接到密报后，太子建成还坚持进宫见父皇的理由之一，他比较仁厚，使不出这些狠招，也想不到亲兄弟会使出这些狠招，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当然，此时太子李建成不这样做，不表明他即位后不这么干，主要是不想让父皇李渊痛心，毕竟他比李世民年长。证据就是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与魏征的对话：
初，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征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资治通鉴第191卷》）
等一切准备就绪，六月初三日晚，李世民便使出老招，入宫诬告太子与齐王淫乱后宫，我在想，李世民当时脸上一定是一脸无辜状，嘴上说“父皇要为儿臣作主”，心里却想明天面前的这位父君便会成为阶下囚，心情一定很复杂，五味杂陈。皇上决定“明当鞫问，汝宜早参”（《资治通鉴第191卷》）
于是，六月初四日晨，当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来到玄武门前的临湖殿前，便已进入了秦王的伏击圈。这也说明，为什么太子、齐王是中箭而亡，先射杀太子建成，后射杀齐王元吉，擒贼先擒王。而且，我认为，当时秦王李世民不在现场。原因在于，这是一场宫廷政变，秦王集团的主角是秦王李世民，不容有任何闪失，如若秦王李世民有任何闪失，不论结果如何，秦王集团的人都会全部玩完，所以他们的主角应在司令部坐镇指挥，等待战报，采取下一步行动。那么，李世民不在现场，太子建成是谁射杀的呢？我认为可能是长孙无忌、侯君集、秦琼秦叔宝三人之一或者三箭齐发，长孙无忌和侯君集从事后的论功行赏可看出端倪，秦琼从门神事可以看出。
击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后，按照既定计划，杀向禁宫，解除皇帝近卫的武装，搜捕皇上。“流矢及于内殿”、“矢及宸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秦王集团没有回秦王府，“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资治通鉴第191卷》），也没有杀向太子东宫或齐王府，也可解释太子东宫、齐王府二千精兵进攻玄武门良久也没遇到秦王府的精兵。皇上听到消息，组织近卫抵抗，自己找安身的地方，直到最后政变的主力之一尉迟恭看到“上方泛舟海池”（《资治通鉴第191卷》）。对于皇上泛舟海池，历来史家意见不一，认为是贞观史臣杜撰的一套说辞。我倒认为这可能比较真实，倒不是由于外面杀声振天，宣几个儿子半天不来，皇上还有闲情在海池泛舟；而是陆上实在无地可躲藏，先藏到海池中的小船上，政变军队在陆地上找来找去，找不到皇上，后来看到大清早有人泛舟，吆喝过来一看，原来就是皇上。
“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资治通鉴第191卷》）要知道，尉迟敬德作为一般的大臣，皇上未宣，私自入宫，就罪属不轻；身带武器，满身血腥来到皇上面前，就是死罪呀。尉迟恭来不是请皇上安歇的，也不是请罪的，而是请君入瓮（尽管此词当时还没有发明），尽管面带笑容，态度极其谦恭。将皇上押到一个他们可以控制的地方，迫使皇上让位。首先，要皇上降手敕，诸军皆受秦王李世民节制，平息战乱；其二，立李世民为太子；其三，退位。李渊皇上面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沉默良久，全部答应。于是，尉迟恭拿着手敕与建成、齐王两人头来到玄武门，向激战正酣的双方宣布停战。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东宫、齐王府将士刚才还理直气壮，是讨伐逆贼，现在却变成了犯上作乱，顿时士气全无，作鸟兽散。
接下来，秦王集团斩草除根，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各五子全部屠杀。
三天后，“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资治通鉴第191卷》）这其实是皇上遭囚禁的一个更加隐晦的说法，皇上被囚禁了，只好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数由太子世民处理。
两个月后，逼父皇李渊退位，李世民即皇帝位。
至此，整个玄武门之变才全部结束。
秦王集团的所作所为，是宫廷政变，是谋反，是犯上作乱，是忤逆；李世民就是乱臣贼子，逆臣贰子。玄武门之变不是简单的杀兄夺嫡，而是先诛杀兄弟，再逼父退位，接手最高权力。
整个历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描述，只有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遭射杀，尉迟敬德下手杀了齐王元吉是真的！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所作所为，结合在此之前对太子建成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十足的奸佞小人！
得出这个结论，突然感觉到毛骨悚然，后背冷气直往上窜，李世民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Just like a lover hasgone far far away, and will never come back,never!
插手修史
正由于李世民及秦王集团的这些作为，使李世民背上了非常沉重的道德包袱。
李世民登上皇帝位后，为了证明自己杀兄弟、囚父皇、屠诸侄做得对，兢兢业业，勤政纳谏，在中央政府实行权力制衡。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审批，皇帝批准后，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另外，为了防止自己心血来潮，出昏招，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自己作为皇帝下的诏书，也要由门下省副署才有效。这可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唯一一个呀。正是由于这些约束，在李世民贞观朝内，才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但是，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对于自己“不忠不孝、忤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以礼教伦常的标准来看更不可原谅，李世民很担心，不知历史如何记载他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的所作所为。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宰相）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至此，皇帝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定下了基调，玄武门之变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浮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
那么，既然这是“安社稷、利万民”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应大书特书，而且，我李世民也要大义灭亲，冲在最前线，射杀贼首，就像现代的工程奠基领导出席并剪彩一样。于是射杀太子建成那一笔就记到李世民头上。这一点有很大的迷惑性，大家看，我李世民都承认自己射杀太子——自己的亲兄长了，那玄武门之变就直书其事，没什么隐瞒的了。殊不知，这恰是李世民狡滑的一面，让人看到了杀兄夺嫡，却将囚父皇于后宫给掩盖过去了。这正是李世民欺骗世人最高明的一面。
用现在的话说，李世民就是一个大忽悠，现在家喻户晓的那个大忽悠和李世民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李世民的这些花招，早在唐代就被识破，在唐代有一个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说到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事，“崔子玉问太宗，为何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对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不但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还要将他们批倒、批臭，将他们打入耻辱册，他们才是奸佞小人，要么好酒、好色、好赌，要么根本就是衣冠禽兽。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反复使用，这一幕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父皇嘛，也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太原起兵就是我李世民少年英雄的雄才大略。这点就像我们的东邻说某人“3岁就会打枪，9岁时可以射中移动的目标。另外,他从3岁开始就学会了开车,在未满8岁那年,驾车在大型货车大量通行的弯曲而倾斜的土沙道路疾驰约120公里,平安到达目的地。”大汉皇帝刘邦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编造了“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后世人说，第一刘邦不是人，第二如若是人也是个野种。呵呵。
而将自己描绘成一个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少有奇谋，能征善战，父亲曾许诺过让自己做太子。这样，取代父皇、兄长登上帝位说明是上承天意，下顺民心。
今天，史学界普遍认为，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
悔意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几个儿子为太子位打得你死我活，眼看着一幕手足相残、骨肉相煎的悲剧又要上演，李世民才有了当初自己父皇的切肤之痛。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不禁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
“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朕昨见徐干(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所行大疏略”，既包含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也包含父皇在世时，囚父皇，让父皇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更加因此而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到了晚年，李世民更加对当年自己杀兄弟屠诸侄的恶行感到深深的自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经常晚上梦到建成、元吉向他来索命，吓得他从恶梦中惊醒，急调当年玄武门之变中的二位得力干将——尉迟敬德、秦琼来守门，这也是我猜测秦琼是射杀太子建成的理由之一，但此时，这两位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的将军也老了，体力不支，于是就将二人图像贴于门上，驱建成、元吉之魂。流传到民间，便成了门神。
对后世的影响
李世民杀兄弟，囚父皇，屠诸侄，等到他为人君，为人父，才感受到了手足相残、骨肉相煎的切肤之痛。他的太子李承乾谋反，事败，按律当斩，他对承乾只是贬为平民，流放；在选择新太子时，选择了仁厚的李治，李治虽仁厚，但也懦弱，李唐王朝的龙脉差点让李世民之子李治的皇后武则天之武周断送了，这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万万想不到的。
嗟夫，人生之至痛，莫过于手足相殘，骨肉相煎。
搏杀只需要小聪明，退让隐忍却需要大智慧。
大约四百年前，曹丕曹植兄弟相争，曹植有“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知建成、世民兄弟可曾读过？
贞观时代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呵呵，这就是历史，这个小姑娘，任你怎么打扮，浮华过后，铅华腿尽，她还是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