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它通过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显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它从特定的历史苦难中发现了爱的宽广、无私与无畏。
这本书是我去年阅读的,它用倒叙的手法展现了江南小镇上李光头和宋刚两兄弟的一生的经历,通过两兄弟命运的描写,表现了整个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以及特定时代所才能发生的“奇特”的事。
故事的开始是李光头坐在金漆的马桶上开始对于往事的回忆,想起以前在公共厕所通过厕所的地缝偷看旁边女厕所的“风景”,结果不只是其运气好还是不好,在偷看到全镇第一美女林红后被当场抓到,最后还被两人抓着游街示众,这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使李光头大出其名,而且靠着“屁股的秘密”赢回了56碗阳春面。做了坏事不仅可以出名,还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就是这样一个与常理相悖事件的描写,反映出了时代所具有的精神上的空虚和对性的渴望,这也与当时社会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的欠缺是有很大联系的,不仅仅是江南小镇如此,那时全国各地大概也都差不多会有类似之事。
李光头在出名后也在慢慢的长大,在街上总是被一群大孩子欺负,孙伟一群人总是想找他当靶子,练习腿上功夫,于是李光头就跑,找人求助,但是别人总是以一种看热闹的眼光看着他被欺负,到最后只要一碰到他们就往地上一坐,以免被打,这下子大孩子没辙了,只得看着他,不停的劝他起来,最后悻悻而去。初看觉得很是可笑,但细细想来,铁匠铺的老板和拔牙牙医的不理不问的一种自古袭来的通病,就如同现代社会的老人摔跤没人敢扶,一旦有有跳楼之类的事件,大伙儿就围上去看热闹。从此来看,小说不仅仅再现的是那个时代的冷漠,而且还带出了中国人自古而来的劣根性,这种漠视的旁观者的心境,延续了千年仍深深扎根在这个国度的国民身上。一个时代的不良习惯只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而一个继续沿袭的坏习惯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文革来袭,前一天还风风光光举着大旗满街跑的继父宋凡平第二天就被揪出以前是地主的出身,被人投进了监狱。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李光头后来的朋友孙伟一家,文革前期的红卫兵,后期则成了文革中被革对象,孙伟惨死于街上,而他的父亲死在了狱中,最后是自己用砖头把两寸长的钢钉拍进了自己的脑门。就是这样的经历,这样辉煌的成功,又这样惨烈的死亡,展现了文革的风雨变化,上位与下马都是这般的迅速,整个社会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地震,动荡扭曲的社会里非常规的东西变得正常,所有的事物都错位了,最后留下的就只是悲凉。
宋平凡为了兑现对于以爱的名义编的谎言的承诺,决心出逃,前往车站接妻子,遭到了红袖章的一轮轮的围攻,最后血肉模糊的死在了汽车站。到了这里,文字像催泪瓦斯一样的蔓延,这场景仅用“惨烈”两字是不足以形容的,宋平凡的诺言是人性仅存的希望,可就是这仅剩的希望的消失,如同掐灭黑夜中最后一丝光的光线,让人心痛,却又不得不接受这难以接受的事实,最终是文革将人性剿灭,对此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是希望那个时代的悲剧永远不要再次发生,文字所再现出来的社会缺失了最基本的人性,暴虐、冷酷的心性成了社会的主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宋平凡死后,兄弟俩安置父亲的遗体时所遇到了两位好心人,点心店的老板苏妈给他俩食物果腹,另一位拖板车的大叔无偿地帮他们将父亲的遗体拖运回家。这两个人物的出现昭示着人性善的回归,尤其是后者经犹豫后做出帮助可怜的兄弟俩的决定,这种犹豫正体现了埋没在文革风暴中被重现唤醒的人性,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给它一点激励,一点感动,总还是能唤醒这种爱的。
《兄弟》再现出了上世纪60,7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场景,写出了人性磨灭后所发生的悲剧,展现了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发人深思。余华曾说过:“写作不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发现,它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同时又给它一种新的生活容貌。”《兄弟》在叙述过去的生活时,虽然并没有绕开那些共识性的历史记忆,但是,它却从特定的历史苦难中发现了爱的宽广。越是暴力横行的时代,人们越会固持着本能的爱。因为荒谬的时代虽然会使人暂时抛弃人性深层的爱而追逐肤浅的罪恶,但人性最终会回归,人们也会更深地领悟到爱的伟大和无畏,因为在人的尊严被践踏的时代,在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唯有爱,人与人之间最纯真的爱,才能对抗强大的暴力现实。因为有了这种爱,李光头和宋钢的成长才没有完全扭曲,甚至李光头这个魔王,也保留了最基本的人性。“你会有善报的”,这句民间伦理观念,使两个野草般成长的孩子在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和磨难时,始终对人充满着希望,始终能够积极地面对生活。尤其是宋凡平巨人般的心胸,以及李兰对爱情的忠贞,如每年清明的扫墓,都是最有效的教育。余华是相信这种爱的力量的:“我想中国人在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仍然生生不息,家庭之爱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表达宋凡平和李兰和孩子之间的爱,因为在那个时代里,爱成为了内心深处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