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之怒
布衣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生起气来会是什么样子,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战国末期,秦国在灭掉了韩魏两国之后,又把手伸向了原来属于魏国的封邑安陵。秦王政提出了名为换地实则是要强行吞并安陵的无理要求。为此,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国,以求保住属于自己的土地。
会谈中,秦王政在进入主题不久就问唐雎有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并且,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来震慑、恐吓唐雎。唐雎却没有被秦王政的气势吓倒,反而以问秦王政有没有听说过“布衣之怒”作为回应。
秦王政对“布衣之怒”的解释,完全是站在帝王特有的角度上的。秦王政说:“布衣之怒,就是脱下帽子光着脚,用头撞地罢了(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 。”唐雎回答他说:“你说的那是一般庸人的发怒,而不是士之怒。”接着,唐雎讲了专诸、聂政和要离等三人发怒行刺的情景,并用“彗星袭月”、“白虹贯日”和“苍鹰击于殿上”来形容当时上天的感应。
故事的最后,唐雎赢了。或者说,是唐雎用自己的怒气,战胜了秦王政,使秦王政暂时打消了强占安陵的念头。
读罢故事,“布衣之怒”这几个字一直在我脑际萦绕不去。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布衣之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通过细致观察,我觉得秦王政的描述大体准确。
目前,在中国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指标已经达到0.5左右,超过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而且,这一指标还在逐年增长,丝毫没有减缓的趋势。从收入房价比看,中国的城市住房价格已经是世界第一,房地产商、地方政府却还在鼓动要进一步推高房价。社会层面上,官场腐败,官商勾结,黑恶势力猖獗,无良学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普通老百姓生活拮据,任人欺辱,命运堪忧。在制度建设方面,世界已结束冷战时代,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但中国至今还没有言论自由,以权代法的现象非常普遍,人权也缺乏制度性保障。
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老百姓“怒”是必然的。但老百姓“怒”,却并没有去抗争、申诉、请愿,而是得过且过和毫无原则的忍。人们经常在家里生闷气,却不会在社会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只想着解决自己的问题,却常常漠视他人的灾难;人们会以粗野的行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却很少提出改良的主张;人们会以幸灾乐祸和欺负弱者的方式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却不敢向真正欺压他们的权势者抗争。普通老百姓的上述种种表现,和秦王政所说的“免冠徒跣,以头抢地”,性质相同、毫无二致。
我上面的结论,不仅和秦王政的观点相同,也和从古至今大多数统治者的看法相吻合。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而又广为流行的看法。也正是由于统治者普遍持有这种看法,他们才会轻视老百姓权益,忽略老百姓的要求,才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视人民如草芥。但是,若站在当年唐雎的角度上仔细分析,则也会发现这种结论的某些偏颇之处。
首先,这种结论忽略了天象和“布衣之怒”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天象,就是指时机或大环境。中国人是特别注重时机和大环境的。人们讲对邪恶势力的报应,是要看时机的:“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必定要报。”环境则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综合。当环境不理想时,人们是分散的、个体的、孤立的。这时,人们发怒也仅限于家中或私下里。在环境转变时,人们就有可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将自己的怒气以激烈的形式公开表达出来。
其次,我还想起了唐雎所提到的“士”。唐雎所说的“士”指的是勇士。勇士发怒时的表现和普通人完全不同。当年,唐雎在说过专诸、聂政和要离等三位勇士之后,还把自己也算了进去。唐雎面对秦王政,挺剑而起:“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壮也,勇哉。唐雎!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其中大多数人也可以习惯于忍耐或接受屈辱。但是,这个社会却不能没有像唐雎这样的勇士,也不能没有“士之怒”。不然,在对邪恶势力缺乏制度性制约时,其对老百姓的剥削、压榨、欺骗、残害,就会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