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星驰在香港长大、拍戏、成名，也在香港遭遇种种非议，他的心路历程与香港电影的兴衰相关，也与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沉浮息息相关。由此，香港人看周星驰，少了一丝内地语境的神化，或许会更贴近真实。
黄金年代
1988年，周星驰担任男主角的第一部电影《霹雳先锋》上映的这一年，也是他的电视剧上映最密集的一年，先后有《梦边缘》、《刑警本色》、《大都会》、《斗气一族》等六部戏在TVB电视台播出。当时，已经拍出《胭脂扣》的关锦鹏刚刚夺得第八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周星驰更像是一个电视明星，他的无厘头搞笑方式在电视剧里引起香港人的注意，反而在电影方面还不成气候。
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每年高达300多部的产量。当时，几乎每个地产公司都要成立一个电影部来拍片子，通过电影与传媒保持良好关系，借机为自己开发的楼盘做宣传。电影成了一块熔金之地，很多黑社会组织也进入电影业，借拍电影洗钱。在香港电影圈最有影响的是三大电影公司——拥有成龙的嘉禾，主要拍功夫片；拥有曾志伟的新艺城，主要拍喜剧；另外邵氏公司组建了大都会影业，主要拍一些警匪片。李修贤的小公司并不起眼，只能算支流，专门拍些警匪片。但是，李的后台却很有来头，是有黑道背景的台湾老板杨登魁。当时在《东方日报》担任娱乐记者的朱其瑞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杨老板投资的电影多是像《霹雳先锋》这样的中型制作，在香港基本是亏本的，但公司却经常邀请记者来摆庆功宴。那时传媒圈普遍存在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借拍电影洗黑钱。
周星驰与李修贤（右）合演的电影《霹雳先锋》剧照
周星驰在《霹雳先锋》里演一个小混混。朱其瑞告诉本刊记者，在香港的娱乐圈里，电影始终处在金字塔尖，只有电影演员才能称得上是明星，在电视台演，就是再红也只能叫艺人。李修贤从“无线”借来周星驰，对周星驰来说当然是个莫大的机遇，他抓住了这次机遇。
电影是1988年夏天上映的，当时在台湾主持《中时晚报》电影奖的焦雄屏很快就看到这部片子，她被周星驰的表演震撼了。“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一个小混混演得那么坏，那么灵活，可以用光芒万丈来形容！”焦雄屏向本刊记者回忆，当年组委会就颁发了一个特别奖给周星驰，这大概是周星驰得的第一个电影奖项。他很重视，亲自飞到台湾去领奖，焦雄屏得以第一次见到周星驰，她的印象是：“斯文，聪明，非常聪明。”第二年，凭借《霹雳先锋》，周星驰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但是，这个奖并没有让周星驰在香港一炮走红。
真正让周星驰在香港电影界出彩的是1990年刘镇伟拍的《赌圣》，充分发挥了周星驰的冷幽默。当时，赌场系列已经由周润发奠定了在香港电影中的地位，但周星驰的表演，在那种传统的英雄人物塑造之外又添加了戏谑的成分。那时候，刘镇伟也是个不知名的小导演，他和周星驰的天马行空相结合，开创了周氏独特的喜剧风格。《赌圣》拿下了1990年的香港票房冠军，这一年也可以视为香港喜剧天王的交接之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喜剧明星许氏三兄弟（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的新片《新半斤八两》票房排名第三，只有《赌圣》的一半。自此，许氏三兄弟所代表的旧式喜剧让位，周星驰代表的新喜剧正式上位。
魏达深那会儿还是学生，周星驰的电影一下子成了同学们每天到学校后的第一个话题，大家争相模仿他在电影里的对白，模仿他说话的样子和口气，谁要说没有看，那就落伍了。魏达深回忆，他去电影院看的第一部周星驰影片是他和张学友合演的《咖喱辣椒》，陈可辛监制，在这部影片里，周星驰把一个年轻人的叛逆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香港影坛的主流影片还是英雄片，年轻人已经不再喜欢，都在期待一个新面孔的出现。周星驰让人眼前一亮。“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和一个眼神，都带着年轻人叛逆不羁的味道，一下子就让十七八岁的香港年轻人找到了知音。”在魏达深看来，周星驰的电影打动人心，从来不单单是因为夸张的搞笑，而是他演出了平凡人的梦想——不用成为大英雄，你也可以改变世界。
关锦鹏分析这种新的喜剧形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无逻辑”。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开始，回归问题成为香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香港人对于“97回归”后的生活一片迷茫，从富豪到平民都弥漫着一种对未来不可知的氛围。“周星驰电影里的戏谑和调侃，恰恰符合了人们此时的心境，能过一天好日子就过一天好日子，至于未来，不去想。”关锦鹏向本刊记者分析，“既然原来生活的逻辑要消失了，新的逻辑又不知何在，眼下索性就选择无逻辑。”
1992年称得上是“周星驰年”，他拍了7部影片，其中就有5部包揽了香港票房前5名。到第二年，好莱坞大片开始冲击香港影市，年度票房冠军被《侏罗纪公园》拿下，这也是20多年来第一次港片未能登顶票房冠军。不过，当时香港电影界表面仍然一派繁华景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外部冲击的影响。朱其瑞还记得，1992年，向氏兄弟的永盛电影公司邀请巩俐来香港拍《唐伯虎点秋香》，当时巩俐刚刚凭借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也是她第一次去香港拍戏。向氏兄弟给出的片酬是100万港元，而且是现金，巩俐很兴奋，去银行存钱的时候，她告诉朱其瑞，自己得了威尼斯影后，内地只奖了她一套价值20万元的房子，相比之下，香港真是淘金之地。
周星驰也加入了财源滚滚的炒楼行列，他在旺角买了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大的铺位，要2000万港元，刚开始人们觉得贵得离谱，可几个月后，他就以4000万港元的价格转手了。当时，全城600多个电影导演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市民炒楼挣钱容易，都喜欢去影院哈哈大笑，喜剧片就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
周星驰在经历了初期的夸张搞笑和无厘头之后，也步入了一段低潮期。1994年，他北上内地拍《大话西游》系列，虽然在业界受到好评，但由于和原著反差太大，观众一时难以接受，票房一片惨淡。不过，《大话西游》对周星驰来说，却有两个容易被外人忽略的意义——这是周星驰第一次尝试创作电影，也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开公司来投资拍电影。魏达深更愿意将之看作周星驰在电影创作上的分水岭：“从此之后，周星驰的电影不再单纯靠搞笑打动人，而是真情。”只是，这一次尝试单飞并不成功，彩星公司赔了不少钱。1997年香港回归，也是周星驰电影生涯的第十年。这一年的票房冠军是好莱坞影片《泰坦尼克号》，年底上映，两周拿下2685万港元票房，最终更是一举越过1亿港元大关。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渐行渐远了。
孩子气
从票房角度出发，香港电影有“两周一成”的说法，不过，相比塑造了无数英雄形象的周润发和成龙，周星驰在香港人眼中更亲切。朱其瑞回忆，那时候周星驰与香港传媒界的关系很好，他在片场爱跟记者开玩笑，收工以后又不喜欢去泡酒吧，只爱躲在家里，因此极少有绯闻传出。周星驰的爱好很少，朱其瑞还记得，他那时疯狂地迷恋斯诺克，家里收藏了很多斯诺克球杆。他爱骑单车倒是香港人尽皆知的，有时候会看到周星驰一个人踩单车从山顶别墅下到中环吃东西，吃完再骑回去，来回要三四个小时。香港狗仔记者都知道，跟着周星驰一般拍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片子。
毕业后，魏达深去报社做记者，后来一直做到杂志社的主编，经常去探班。周星驰拍电影，即便早期单纯做演员的时候也与其他演员不太一样，在片场，他不跟大家说说笑笑，也很少和人聊天，总是一个人默默蹲在角落看剧本，琢磨对白怎么改更好，拍完之后就一个人默默离开。这种对幕后创作的参与，从很早就开始了，到1994年拍《国产凌凌漆》的时候，周正式做起了导演和编剧。在魏达深看来，《大话西游》系列加入了周星驰个人想表达的东西——爱情，包括后来的《喜剧之王》，这部自传式的影片曾经让香港观众大吃一惊，评论界也很诧异，“周星驰怎么改拍文艺片了”，他再不是之前那个搞怪、夸张和无厘头的演员了。之后他几乎所有的电影，爱情都成为一条若有若无的主线，隐藏在足球、功夫、幻想等外表之下，他的电影由此有了真性情。
大概是在喜剧上太过受欢迎，对周星驰来说，转型才是他最大的心愿。早在如日中天的1992年，他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喜剧形象已被大家认同，本来对一位演员来说已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但我却认为不足够。因为我觉得自己经常演同一类型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就好像潮流一样，很快会过时，所以我希望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好使观众知道我并不单只是搞笑的小子而已。”
周星驰在记者们眼里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尤其他早年在无线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的经历，令香港人也会不自觉地把他当孩子看待。刚刚红起来的香港明星都很怕见记者，朱其瑞还记得，有一次关之琳拎着一个小手提包接受记者访问，大家听到包上的小铃铛一直在响，原来是关之琳因为紧张而不停地发抖。但周星驰不属于这种，他跟记者在一起常常说笑，还很罕见地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记者。
朱其瑞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香港娱乐记者被邀请去广州采访探班，结果组织这事儿的那个记者把日子记错了，80多个记者早晨6点钟赶到集合地点的时候才发现，应该是第二天才对，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气氛很尴尬。后来，朱其瑞提议带大家去附近的片场看看，当时周星驰在海边租了一个院子秘密地拍《喜剧之王》。结果，浩浩荡荡的人马赶到那院子的时候，正巧赶上周星驰在拍一场打戏，他被打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这下子场面更尴尬了，制片人沉下脸赶大家快走，担心周星驰发怒，记者们也为自己的不请自来而紧张，转身就走。可是，大队伍走出没多远，周星驰就大喊着叫大家回来：“没关系啦，来都来了，不如看看。”现场气氛一下子缓和轻松下来。
但在剧组里，周星驰渐渐成了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他经常迟到，拖延进度，现场改动剧本，在不了解他的人看来，这就是在耍大牌。1996年，彩星公司倒闭之后，周星驰跟合作伙伴杨国辉成立了星辉公司，杨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行政多年，但在电影创作上，周星驰是绝对的老板。香港演员田启文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加入星辉公司的时候，剧组里常常为让谁去催周星驰而头疼，谁也不敢，后来这任务就落到了田启文身上。田启文想了一招，他知道周星驰爱吃美食，便跟周星驰说，约定的时间吃什么，来晚了菜凉了就不好吃了。熟悉之后，田启文曾经很认真地跟周星驰探讨过，为什么他经常在拍摄现场临时修改剧本？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工业产品，有着严格的工作流程和进度以控制成本，但周星驰却不这样看，他对电影有着孩子一般的单纯和认真。他告诉田启文，现场的临时氛围会让他想到一些更好的表演方式，“如果连这一点时间都不肯投资的话，那将来的损失会更大”。
香港演员田启文
老一辈的香港记者都了解周星驰的这份孩子气，对他也比较宽容。朱其瑞向本刊记者介绍，在香港，跑娱乐新闻的资深报社记者大概只有10人，而这10个人里面绝大部分又是女记者，普遍大龄、未婚，因此很避讳上镜头。之前艺人和记者会形成一种默契，保证在采访中记者不露脸。但有两次算是例外——周星驰拍《喜剧之王》的时候，一次是在香港海选演员，还有一次是最后结尾时周星驰与张柏芝、莫文蔚出来与观众见面，这两场戏都需要有长枪短炮的场面。当时，周星驰召集香港的娱乐记者去采访探班，但到了现场，有经验的记者就发现，实际上剧组是架好了机位，利用记者来做群众演员。“这种事按理说在香港很容易得罪记者，那些女记者更不愿意露脸，肯定会一哄而散。”朱其瑞向本刊记者回忆，“但那两次，大家都很帮忙，就是觉得周星驰很单纯，他的心思都在电影创作上。”
虽然周星驰不善言辞，但他对娱乐圈还算包容。2004年左右，周星驰斥巨资买下香港太平山顶一栋名为“天比高”的别墅，他很有生意头脑，把这栋别墅拆掉，改建成四栋，然后分别出售。但是，拆建工程耗时很长，中间不断有周围邻居投诉，周星驰整天忙于应付官司。媒体记者采访不到周星驰，就天天去他家附近堵着采访周妈妈。朱其瑞告诉本刊记者，香港是个重视隐私的社会，明星尤其注意保护自己家人，很反感媒体打扰家人，但周星驰却不生气，他反而觉得妈妈一个人整日在家很闷，有记者去找她聊聊天也好。
功夫梦
《喜剧之王》于1999年初上映，夺得当年的票房冠军，为日益衰败的香港电影又挽回了一些颜面，周星驰也从一个演员转变成了一个职业导演。周星驰对这部电影非常用心，他亲自在香港公开选角，他为剧中每一个角色都设计了意味深长的特征，可以说，这一部“笑中带泪”的影片把周星驰的喜剧天分推向了高潮。同时，周星驰必须要面对那个他一直在苦恼的问题——喜剧之外，他还可以做什么？
拍功夫题材片一直是周星驰的梦想。早在1998年的一天，还在杂志社做编辑的魏达深接到周星驰的电话，约他一起吃晚饭。见面后，周星驰很激动地告诉魏达深，他刚刚在新加坡看了《黑客帝国》，电影很棒，动作尤其精彩，把中国功夫与电脑特技结合起来，一直是他想做的事，没想到却让美国人抢了先。
田启文向本刊记者回忆，其实，《功夫》那个故事的构思要早于《少林足球》，但当时的市场环境不好，周星驰想拍功夫片的想法一直得不到投资者的支持。“大家始终觉得他是个演搞笑喜剧的，拍点好笑的片子赚钱就是了。”无奈，周星驰只好曲线迂回，找另外一个载体和功夫结合，来包装他想要表达的功夫精神，最后选择了足球。田启文回忆，当时的市场仍不看好，历史上足球题材的电影还从来没有票房大卖的，为了节省成本，剧组把拍摄场地选在了内地的珠海。
此时的香港电影，正处在一片衰败与困顿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楼市大跌，之前托起香港电影业半壁江山的房地产陷入一片哀嚎中，纷纷撤出娱乐圈。2001年，澳门开放博彩业，香港的资本纷纷涌入澳门开赌场、开酒店，很多老牌的电影公司也拿着从电影市场赚来的热钱跑到澳门去开赌，一时间，香港电影的资金被抽走一大半，电影产量锐减。
2001年，《少林足球》的票房突破6000万港元，给低迷的香港电影打了一剂强心针。周星驰终于奠定了他在香港演艺界无可撼动的地位——《少林足球》横扫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七项大奖。这期间，昔日的“两周一成”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路，周润发进军好莱坞，成龙北上，只有周星驰没怎么变。处处不景气的香港社会氛围里，也只有周星驰的电影还能让人们开怀大笑，他在香港喜剧电影的地位也就此成了一枝独大。朱其瑞观察，从这部片子开始，周星驰在电影事业上真正成熟起来，他开始变得强势起来。
舍得花费巨资来做电影特效，当时的周星驰算是个异类。他把功夫与电脑特技相结合用在了《少林足球》中，再然后就是集大成者《功夫》，不仅有武术和特技，还有童年、梦想、爱情，这些都是周星驰心底最珍重、最想表达的元素。魏达深加入星辉公司的时候，正赶上《功夫》刚刚制作完成，他第一次看到完整片是陪着周星驰去东京参加电影节，还记得在影院放映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了十几分钟，一片欢呼中，周星驰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当时的观众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在周星驰看来，电影是不分国界的，从《少林足球》开始，他拍电影就是面向全球观众了。“语言不重要，关键讲的故事要让所有人都看得懂，打动所有人的心。”
台湾电影评论者焦雄屏认为，周星驰的电影，归结到一点，都是在贯穿一个理念，即“高手在民间”。“这也是整个亚洲电影的共同点，宣扬小人物的力量，只不过周星驰用一种很活泼的方式来讲这个严肃的社会命题。”
但是，转型并不容易。田启文说，周星驰是一个对创作非常较真的人，为了一个故事，周星驰会不停地想，又不停地否定自己，这个思考与想象的过程，偏偏又只能倚重周星驰。可偏偏想象力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事情，在讲求生产节奏的电影工业里，周星驰的星辉公司每三年才有一部影片问世，算是慢节奏。对此，田启文跟本刊记者分析说：“很多人觉得，一部电影大卖，马上拍续集，可周星驰不这么认为，他希望人们对他保持一个怀念的状态，对电影质量要更严格。他常说，别人拍十部电影才能赚到的钱，我要用一部就赚到。”
他想超越自己，又要肩负重振香港电影的担子，从《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的白头发就日渐多起来，他更少露面了，人也沧桑了不少。朱其瑞告诉本刊记者，《少林足球》在珠海拍摄的时候，他曾经去探过两次班。“那时候周星驰还在片场有说有笑，也是我最后见他在片场这么放松，此后再见，就常常是沉着脸，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也很少跟香港记者聊天。有时候，朱其瑞不免感慨，因为香港电影的衰落，香港的导演北上、演员北上，就连娱乐记者都没有片场可探班，没有新闻可报道，也纷纷北上了。朱其瑞现在常驻北京，帮着一些香港导演在内地做宣传，我们见面就是约在北京的世贸天阶，一家由陈冠希父亲开的餐馆里，那里是他和香港电影圈老朋友经常见面的地方。
从《功夫》开始，周星驰想要在电影中表达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他早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搞笑或武打。《功夫》最后，已经天下无敌的星仔面对反面主角火云邪神的时候，不是用暴力将对方打死，而是说了一句：“想学吗？我教你啊！”对方顿悟，屈膝臣服。这一幕的设计，展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武侠精神，也折射了周星驰个人的一些内心变化。魏达深告诉本刊记者，与外界的评价不同，周星驰身边的人反而觉得他这些年是越来越温情了。
周星驰与黄圣依在电影《功夫》拍摄现场
孤独世界
《少林足球》在让周星驰收获名与利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这部片子之后，他跟朋友闹翻了，还跟投资人打起了官司。不久后，与周星驰合组星辉公司的杨国辉也把周星驰告上了法庭，原因是他一直未收到电影《食神》、《喜剧之王》和《少林足球》的股东分红。一片毁誉之中，他却仍然是那个无人能及的“喜剧之王”。2003年2月，官司缠身的周星驰在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香港分馆的投票中，被选为“香港市民最想塑造成蜡像的艺人”。也是这一年，由美国著名杂志《时代》举办的“时代亚洲英雄2003”评选中，在获选的29位全球出色华人里，周星驰成为香港唯一一位获选的亚洲英雄，并因此成为最新一期杂志的封面人物。
周星驰变得让人陌生起来。但跟随周星驰多年的田启文和魏达深却都觉得，其实，周星驰一直没有变，他只是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公众面前。田启文说，其实周星驰的压力一直很大，除了创作上的压力，还有公司经营上的压力，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电影《食神》里曾经喊出心里话：“不是说了吗？四间变八间，八间之后上市，上市以后再集资，接着就是炒股票，然后再炒地皮，接着再分拆上市……”周星驰早就在运作让公司上市，但过程并不顺利，被港交所否决过一次。一直到2009年，他控股的比高集团才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只是，无论压力多大，无论有什么想法，周星驰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也不乐于跟人分享的人。田启文跟在他身边13年，但周星驰也不会把内心的苦闷跟他讲。“他谁也不讲，他自己扛。”从很小的时候，周星驰就喜欢一个人趴在窗户上看街上的人，他的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爱出门玩，也不爱去逛商店，有时候在窗户边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大多数时候，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天马行空。田启文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人会觉得周星驰苦闷，但其实他并不觉得，周星驰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性格而苦恼过，他很享受这种独自思考的状态。“有些人需要朋友，有些人不需要朋友，这没有什么好坏，他不需要。”
随着新的电影风格不断变化，从《功夫》开始，之前与周星驰搭档十几年的老朋友纷纷选择了离开，有的甚至还闹得不愉快。不过，朱其瑞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观察：“香港电影界历来竞争激烈，大家很认小圈子，一般都用自己的老班底，周星驰的思路很快，身边的人如果还停留在过去，就很难跟上他。”周星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断强调：“对我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创意本身，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生活，就是一个人有活着的感觉。”对电影本身的极度严苛，也让他很难有工作中的朋友。
在拍电影这件事上，周星驰是个绝对的工作狂，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创作、构思、策划。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周星驰都要带领大家一遍遍开会，这样的会一开就是一整天，所有人都下班了，星辉公司的会议室还亮着灯，这是常事。魏达深记得，曾经有一次，整个星期都在跟周星驰开会，可进展缓慢，很可能一个星期的头脑风暴之后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因为周星驰对创作太过严苛，让他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周星驰很少有圈子里的朋友，但在魏达深看来，他倒是个重情重义的人。魏达深全家都是周星驰的影迷，父亲尤其喜爱。2000年，魏达深结婚，当时他还没有加入星辉公司，但周星驰却出人意料地来出席婚宴，让大家大吃一惊，魏达深父亲也得以与周星驰有了一面之缘。几年后，魏达深的父亲病重住院，周星驰得知后到处帮忙介绍医生，有一天夜里凌晨2点多钟，周星驰给魏达深打来电话，询问他父亲的病情，并问他介绍的那些医生有没有帮到忙。可是，魏父的病，医生已经无力回天，那通电话讲完之前，两个人都在话筒里沉默了很久。过了几天，魏达深父亲病逝，出殡那天，最早送到的花圈就是周星驰的。
周星驰的生活可以用清心寡欲来形容，他平日几乎不出门，喜欢踩单车、打桌球，有时候就一个人骑着单车从山顶别墅去到旺角，吃一碗鱼丸面，然后再花两个小时骑回家。最近几年，周星驰开始迷恋看书，他有时候会让魏达深帮忙买些书给他。如果非要给周星驰添加一个可描绘的标签，魏达深的选择是——“发明家”——“他发明了无数全新的电影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