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文: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及其爱国主义思想



作收录在《海峡两岸宋教仁高层论坛论文集》

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及其爱国主义思想

罗永常 钟吉太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20世纪初,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我国间岛地区的危难之际,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搜集史证,撰写了《间岛问题》一书,在中日边务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提供了铁的史证,保住了国土不被日寇侵占。宋教仁对间岛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炽热表现。

一、“间岛”为战略要地,日寇垂涎已久

所谓“间岛”,原是我国吉林省延边府所辖的图门江北岸的一块约二千余亩的滩地。图门江自茂山而下,沿江有许多滩地,其中光霁峪(今延边龙井县开山屯附近)前的滩地最大,纵10里,宽1里,有地2000余亩,我国将这块滩地称之为江通滩、夹江或假江。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中朝两国划定以图门江为国界,这块滩地位于中国一侧,自然属于中国领土。
史学论文: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及其爱国主义思想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廷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门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1869年(同治八年)起,图门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遇到百年少见的特大旱灾,大批韩民纷纷渡江越垦谋生。清廷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处。到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便废除禁山围场旧制,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荒局,招募中朝两国农民开荒垦种,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1881年(光绪七年),韩民于图门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荒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这里就有了“间岛”的称谓。也就在这一年,李范允统兵扰边被清廷出兵平息,中朝双方边吏商订了《边界善后章程》十二条,其中第八条规定:“古间岛即光霁峪前之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再次声明这块滩地为中国领土。

然而,自1894年至1904年的10年间,蕞尔小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和发生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俄战争中,先后打败了中、俄两个大国,其侵略野心迅速膨胀。而延吉这块宝地,是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要塞,是日军从朝鲜侵入中国、俄国的必经之地,具有很高的战略地位。所以日寇制造间岛伪说,妄图侵占我延吉地区作为他侵略中国、俄国的桥头堡和屯兵的大本营。

1905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门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1906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到汉城莅任,正式挂起了统监府的牌子,朝鲜的内政、外交大权完全控制在他的手里。从1885年起,伊藤博文四次出任日本首相,其执政期间曾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接受《马关条约》,夺取中国领土台湾,并把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

伊藤手下有一个叫斋藤季治郎的大佐,其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日俄战争中曾任日本名将乃木希典统率的第三军的参谋长,尔后久居中国大陆,汉语比较地道,是个“中国通”。数年后,他又有了新的使命,成为一个专门搜集刺探中国情报的日本特务。伊藤博文对他很是赏识,故委以要职。
伊藤博文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仍然沿袭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老路。但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毕竟不是那么回事,总得找个借口,或等待一个时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门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中国虚实。

1907年的5月,大地回春,冰雪消融,连绵起伏的长白山金达莱盛开,三五成群的日本人跑得更勤了,他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延边,西北到宁古塔,东北到珲春,西南到长白山。就连主谋吞并朝鲜有功的陆军大将松川敏胤,也怀着“醉翁之意”,一次次地跑到延边刺探情报。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便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禀报。伊藤对中国的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公然叫嚣:“朝鲜是日本的延伸,间岛是朝鲜的延伸!”他大笔一挥,竟然将我国的延吉、敦化、龙井、珲春、和龙等一大片中国领土圈入“间岛”之内。

1907年7月30日,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8月18日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于19日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同一天,清廷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开,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毫无戒备的满清王朝,一时惊恐万状。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军斋藤季治郎大佐已率两个宪兵中队,侵入我国延边数十里,并在龙井村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门口挂出了“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14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清廷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属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其要求撤出的复照却置若罔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为一个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毒瘤。

二、文武珠联璧合,携手保家卫国

在国难当头之际,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荐举,清廷仓促任命吴禄贞为吉林边务帮办,兼陆军协都统,来处理“间岛”之争,保住满廷的龙兴之地。

吴禄贞,字绥卿,湖北云梦县人。1896年怀着为国雪耻的志愿,毅然投军。1898年,被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在校结识了张绍曾、蓝天蔚,三人学习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称为“士官三杰”。他决心以革命排满为己任,毅然加入兴中会。1903年,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湖南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积极协助黄兴制订长沙起义计划。由于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与满清贵族良弼交谊颇深,经良推荐,吴于1904年5月打入清廷练兵处。1907年,徐世昌调任东三省总督时,因需要一位熟悉日军情况的军事人才,所以吴禄贞随徐前往东北,任军事参议。

吴禄贞到延吉上任后,率领周维桢、李恩荣等六名测绘员,深入中韩边境,勘测地形,绘制边务军事地图,编制边务报告。着重加强对胡殿甲所辖的吉强军四个营,进行军事速训,及时补充武器弹药,调整军事部署。他把这四个营分别部署到敦化、龙井、珲春、和龙等边塞要地。吴不愧是一位颇有政治远见、又懂军事、敢作敢为的军事将才。他根据我边防军事薄弱的实际,积极与韩登举等地方势力加强联络,晓明大义,保国护家。经他半年多的运筹帷幄,联络组建了近一万人的地方军队,在与入侵日军数量的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此时,吴竭力坚持用武力驱逐入侵日军。然而,自甲午战争以来,清廷患了“恐日症”,到了“谈日色变”的地步,所以一再命令吴禄贞不得“擅自开衅。”吴在百般无奈之际,只好指挥地方军把入侵的日军团团包围起来,让他们动弹不得。

就在此时,宋教仁根据同盟会总部制订的“南北交攻,共图大业”的战略部署,为配合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他化名桃源宗介潜往长白山一带,积极运动“马贼”,力求把各路马军英雄组织起来,进攻长春、奉天,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捣黄龙!然而,就在他去大孤山运动“马贼”时,日人向导古川清被捕旋即叛变。在清廷追捕宋教仁的危急关头,吴禄贞派人将其救到延吉。

两位多年不见的战友,见面时难免感慨万千。宋教仁传达了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并帮助他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吴禄贞任支部长。吴禄贞也向宋教仁介绍了日本正在制造“间岛”伪说,妄图侵占延吉的阴谋。宋教仁听后义愤填膺,认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保国卫土是第一位的,民族革命是第二位的,所以他暂缓起义计划,配合吴禄贞的部署,保住国土不被日寇侵占!

他和吴禄贞商定:吴负责指挥军队从正面阻击日寇入侵延吉,宋教仁负责搜集史证,写一部关于《间岛问题》的书,为中日韩边务谈判作史证准备。这一文一武珠联璧合,携手保卫国土成为美谈。

恰在这时,日本友人片山潜来延吉,通过他的帮助,宋教仁化装成日本人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该会侦获了日人伪造的大量假证据,并拍成了照片。

紧接着,宋教仁的踪迹被清廷侦悉,派警兵四处搜捕,宋教仁已无立足之地,万不得已,只得化装成日本人返回日本东京。

三、驳倒间岛伪说,捍卫国土主权

出于宋教仁对祖国的挚爱,不负战友吴禄贞的重托,他返回东京后,就着手《间岛问题》一书的撰写。他的东北之行,收益颇多,拍摄了康熙五十一年中韩两国勘定边界时所立的界碑,还一鼓作气,重新查看了光绪十三年中韩两国再次所立的十座界碑;为他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史证基础。特别是宋教仁路过汉城时所收购来的《大东舆地图》和《李氏皇帝族谱》,成为间岛所属的重大史证。

然而,仅仅依靠现有的资料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成了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图书馆、上野图书馆的常客,查阅相关中韩边界的古籍和史料,早入晚出,经常废寝忘食。

整整半年,他埋头于《间岛问题》的写作。这部专著长达六万余言,是一部倾注爱国者的心血,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专著,一部集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民俗、语音学、国际法理学之大成的著作。从历史、地理诸多方面阐述了“间岛”的来龙去脉,论证了“间岛”之所属。

宋教仁首先运用国际法的理论,从正面论证了“间岛”完全属于中国。他认为,根据国际法,国界的确定必“基于历史的事实”、“地理的事实”与“政治的事实”,即必须考察“其领土主权之孰先取得,自然地势之孰为便利,国界条约之如何协定。”[1][1]

从历史上看,他在《间岛问题》一书中运用中韩两国的史籍典志,详细叙述了延吉地区的变迁沿革,间岛的主权从未属于过韩国。唐代中叶,靺鞨族即在此建立渤海王国,接受唐朝封号。宋、辽时,渤海国为辽所灭,间岛为渤海遗族女真人所有,成为辽的羁縻地。其时图门江流域均为女真所居。迄至元代,图门江南北两岸,仍属女真。明王朝在此建奴尔干都司,统辖诸部。到明正统年间,朝鲜乘女真各部互相厮杀,便驱逐图门江南岸的女真人,此时才与朝鲜划图门江为界。后清朝兴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间岛遂归于清朝版图。历史证明,“间岛与朝鲜国绝无关系,也与朝鲜民族亦无丝毫之关系矣!”[2][2]

从地理形势来看,尽管南满、北满山岭河川很多,但“足以贯东西而限南北者”,则莫如长白山及图门、鸭绿二江。长白山蜿蜒磅礴数百里,高8000尺;鸭绿江长1100里,图门江长650里,两水均是大江,并分别从西南、东北方向流入大海。因此,此一山二水,“似故为识别满洲平原与朝鲜半岛之境域”,“为阻限满洲人种与朝鲜人种之关系者。”[3][3]间岛在图门江北侧,无疑属于中国领土。

特别是在间岛的主权问题上,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一书中使出了两个杀手锏,驳倒了日寇抛出的伪史证,从根本上扭转了中日关于间岛主权谈判的被动局面。

第一,本来,韩民是因为本国旱灾,才越过图门江,逃难来到中国的间岛地区垦荒谋生的。可日寇却别有用心,颠倒黑白,说什么“间岛地区由韩人耕种,韩人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所以这块土地自然应归属于韩国。”对此,宋教仁在他的《间岛问题》书中指出:“中韩边境,早在康熙五十一年由中韩两国官员对两国边界进行了勘察定界,均以图门江为中韩两国的国界。”[4][4]特别是朝鲜学者古山子所绘制的《大东舆地图》,图中已明确划定图门江为中韩两国国界。中国人、朝鲜人双方认定图门江为中韩两国国界,那么,日本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日寇抛出的第二个伪史证,说什么“朝鲜李氏皇帝的祖先起自满洲,现在豆满江、北珲就有李氏皇帝祖先的皇陵。”对此,宋教仁在他的《间岛问题》书中引证了《朝鲜李氏王朝家谱》以及《朝鲜王陵形制》两书,记载了朝鲜李氏王朝近60位皇帝、皇后陵墓的所葬地,即在汉城、首尔、京畿道、高阳、杨州南天藏山等地,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朝鲜李氏祖先并非起自满洲,在中国的豆满江、北珲根本就没有李氏皇帝祖先的陵墓。所以说,铁证如山,无可辩驳,中国的间岛与朝鲜国没有任何关系。

四、服务边务谈判,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1908年上半年,在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完稿不久,中日两国就间岛问题已经进行了两轮谈判。尽管中国方面理由堂堂正正,但由于日寇蓄谋多时,准备了大量的伪史证,致使边务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如火燎屁股,成日坐立不安。正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讽刺挖苦她所说的那样:“在间岛问题上,西太后表现得太‘小气’,远远不如割让台湾时那么‘慷慨大方’了!”

为什么呢?

因为长白山一带是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通俗点来说,满清皇帝是从这里发家的,他的祖宗也埋在这里。慈禧太后岂甘心让日寇在她家的祖坟上拉屎撒尿?再则,日寇一旦占领间岛这个战略要塞,就为他的侵略行径打通了朝鲜到满洲的通道,将会长驱直入,奉天、北京难保,直接威胁到满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所以,慈禧太后密令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要尽快找到外交干才,务保间岛谈判全胜!

袁世凯在百般无奈之际,只得密电中国驻日公使李家驹,请他尽快在留日学生中寻找懂得中日韩三国历史的外交干才。不料,这封密电被日本特务机关截获,并且很快打听到留日学生宋教仁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间岛问题》的书稿,如果这本书稿落到满清王朝之手,将会对间岛边务谈判时的日方极为不利。于是,日外务省急派外交官长谷川一夫、渡边一夫找到了宋教仁,表示愿意出巨金收买此书稿,却遭到宋教仁的断然拒绝。宋教仁虽是革命党人,以推翻满清王朝为职志,但他觉得保卫国家疆土主权不受侵犯,是每一个国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深知日寇狡诈毒辣,担心夜长梦多,所以他以最快的速度将《间岛问题》书稿交给了中国驻日公使李家驹。表示在中日间岛归属谈判时,给满清王朝以史证援助。

中日外交代表就间岛所属,在北京进行第三轮谈判,唇枪舌剑,十分激烈。由于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在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方代表提供了铁的史证,所以一一驳倒了日寇捏造的伪史证,获得了谈判的胜利。于1909年9月4日,清王朝钦命梁敦彦和日本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在北京签订了《中韩界务条约》。条款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门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历史悬案终告结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清王朝覆灭的296年间,在数以百计的边境疆土谈判中,这是唯一取胜的一次!

综上所述,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在宋教仁深入长白山搜集间岛史证时,清王朝正把他作为“要犯”进行通缉追捕,而他没有半途而废。成书后,“他敢于向自已的仇敌——清王朝提供这本书,可以说是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爱国之心,祖国神州虽处在异族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但间岛问题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危难’,他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变节行为,而是忧虑国家危亡的真正革命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5][5]松本英纪的这段评论是十分中肯的。宋教仁如果不是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搜集间岛史证。他置生死于度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即维护祖国领土的安全。尤其是一个“要犯”,帮助自已的政敌——清王朝共同捍卫祖国领土主权,正是他崇高爱国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再是《间岛问题》成书后,日本政府想用巨金收买,却遭到宋教仁的断然拒绝。当慈禧太后赏他“四品京堂”时,他也毅然回绝了。后来,袁世凯电令驻日公使李家驹给宋教仁酬金二千银元。宋不肯接受,但对方扔下钱就走了,他只好将这笔赏钱散发给那些有经济困难的同学作为学费,并感慨道:“吾著此书,是为保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矣!”[6][6]宋教仁爱国有功,但他不为金钱高官所惑,所表现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

宋教仁著书保国功不可没,永垂青史!



[5][5]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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