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拙作收录在《海峡两岸宋教仁高层论坛论文集》
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及其爱国主义思想
罗永常 钟吉太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20世纪初，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我国间岛地区的危难之际，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搜集史证，撰写了《间岛问题》一书，在中日边务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提供了铁的史证，保住了国土不被日寇侵占。宋教仁对间岛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炽热表现。
一、“间岛”为战略要地，日寇垂涎已久
所谓“间岛”，原是我国吉林省延边府所辖的图门江北岸的一块约二千余亩的滩地。图门江自茂山而下，沿江有许多滩地，其中光霁峪（今延边龙井县开山屯附近）前的滩地最大，纵10里，宽1里，有地2000余亩，我国将这块滩地称之为江通滩、夹江或假江。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中朝两国划定以图门江为国界，这块滩地位于中国一侧，自然属于中国领土。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廷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门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1869年（同治八年）起，图门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遇到百年少见的特大旱灾，大批韩民纷纷渡江越垦谋生。清廷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处。到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便废除禁山围场旧制，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荒局，招募中朝两国农民开荒垦种，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1881年（光绪七年），韩民于图门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荒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这里就有了“间岛”的称谓。也就在这一年，李范允统兵扰边被清廷出兵平息，中朝双方边吏商订了《边界善后章程》十二条，其中第八条规定：“古间岛即光霁峪前之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再次声明这块滩地为中国领土。
然而，自1894年至1904年的10年间，蕞尔小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和发生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俄战争中，先后打败了中、俄两个大国，其侵略野心迅速膨胀。而延吉这块宝地，是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要塞，是日军从朝鲜侵入中国、俄国的必经之地，具有很高的战略地位。所以日寇制造间岛伪说，妄图侵占我延吉地区作为他侵略中国、俄国的桥头堡和屯兵的大本营。
1905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门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1906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到汉城莅任，正式挂起了统监府的牌子，朝鲜的内政、外交大权完全控制在他的手里。从1885年起，伊藤博文四次出任日本首相，其执政期间曾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接受《马关条约》，夺取中国领土台湾，并把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
伊藤手下有一个叫斋藤季治郎的大佐，其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日俄战争中曾任日本名将乃木希典统率的第三军的参谋长，尔后久居中国大陆，汉语比较地道，是个“中国通”。数年后，他又有了新的使命，成为一个专门搜集刺探中国情报的日本特务。伊藤博文对他很是赏识，故委以要职。
伊藤博文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仍然沿袭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老路。但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毕竟不是那么回事，总得找个借口，或等待一个时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门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中国虚实。
1907年的5月，大地回春，冰雪消融，连绵起伏的长白山金达莱盛开，三五成群的日本人跑得更勤了，他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延边，西北到宁古塔，东北到珲春，西南到长白山。就连主谋吞并朝鲜有功的陆军大将松川敏胤，也怀着“醉翁之意”，一次次地跑到延边刺探情报。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便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禀报。伊藤对中国的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公然叫嚣：“朝鲜是日本的延伸，间岛是朝鲜的延伸！”他大笔一挥，竟然将我国的延吉、敦化、龙井、珲春、和龙等一大片中国领土圈入“间岛”之内。
1907年7月30日，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8月18日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于19日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同一天，清廷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开，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毫无戒备的满清王朝，一时惊恐万状。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军斋藤季治郎大佐已率两个宪兵中队，侵入我国延边数十里，并在龙井村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门口挂出了“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14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清廷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属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其要求撤出的复照却置若罔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为一个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毒瘤。
二、文武珠联璧合，携手保家卫国
在国难当头之际，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荐举，清廷仓促任命吴禄贞为吉林边务帮办，兼陆军协都统，来处理“间岛”之争，保住满廷的龙兴之地。
吴禄贞，字绥卿，湖北云梦县人。1896年怀着为国雪耻的志愿，毅然投军。1898年，被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在校结识了张绍曾、蓝天蔚，三人学习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称为“士官三杰”。他决心以革命排满为己任，毅然加入兴中会。1903年，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湖南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积极协助黄兴制订长沙起义计划。由于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与满清贵族良弼交谊颇深，经良推荐，吴于1904年5月打入清廷练兵处。1907年，徐世昌调任东三省总督时，因需要一位熟悉日军情况的军事人才，所以吴禄贞随徐前往东北，任军事参议。
吴禄贞到延吉上任后，率领周维桢、李恩荣等六名测绘员，深入中韩边境，勘测地形，绘制边务军事地图，编制边务报告。着重加强对胡殿甲所辖的吉强军四个营，进行军事速训，及时补充武器弹药，调整军事部署。他把这四个营分别部署到敦化、龙井、珲春、和龙等边塞要地。吴不愧是一位颇有政治远见、又懂军事、敢作敢为的军事将才。他根据我边防军事薄弱的实际，积极与韩登举等地方势力加强联络，晓明大义，保国护家。经他半年多的运筹帷幄，联络组建了近一万人的地方军队，在与入侵日军数量的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此时，吴竭力坚持用武力驱逐入侵日军。然而，自甲午战争以来，清廷患了“恐日症”，到了“谈日色变”的地步，所以一再命令吴禄贞不得“擅自开衅。”吴在百般无奈之际，只好指挥地方军把入侵的日军团团包围起来，让他们动弹不得。
就在此时，宋教仁根据同盟会总部制订的“南北交攻，共图大业”的战略部署，为配合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他化名桃源宗介潜往长白山一带，积极运动“马贼”，力求把各路马军英雄组织起来，进攻长春、奉天，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捣黄龙！然而，就在他去大孤山运动“马贼”时，日人向导古川清被捕旋即叛变。在清廷追捕宋教仁的危急关头，吴禄贞派人将其救到延吉。
两位多年不见的战友，见面时难免感慨万千。宋教仁传达了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并帮助他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吴禄贞任支部长。吴禄贞也向宋教仁介绍了日本正在制造“间岛”伪说，妄图侵占延吉的阴谋。宋教仁听后义愤填膺，认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保国卫土是第一位的，民族革命是第二位的，所以他暂缓起义计划，配合吴禄贞的部署，保住国土不被日寇侵占！
他和吴禄贞商定：吴负责指挥军队从正面阻击日寇入侵延吉，宋教仁负责搜集史证，写一部关于《间岛问题》的书，为中日韩边务谈判作史证准备。这一文一武珠联璧合，携手保卫国土成为美谈。
恰在这时，日本友人片山潜来延吉，通过他的帮助，宋教仁化装成日本人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该会侦获了日人伪造的大量假证据，并拍成了照片。
紧接着，宋教仁的踪迹被清廷侦悉，派警兵四处搜捕，宋教仁已无立足之地，万不得已，只得化装成日本人返回日本东京。
三、驳倒间岛伪说，捍卫国土主权
出于宋教仁对祖国的挚爱，不负战友吴禄贞的重托，他返回东京后，就着手《间岛问题》一书的撰写。他的东北之行，收益颇多，拍摄了康熙五十一年中韩两国勘定边界时所立的界碑，还一鼓作气，重新查看了光绪十三年中韩两国再次所立的十座界碑；为他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史证基础。特别是宋教仁路过汉城时所收购来的《大东舆地图》和《李氏皇帝族谱》，成为间岛所属的重大史证。
然而，仅仅依靠现有的资料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成了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图书馆、上野图书馆的常客，查阅相关中韩边界的古籍和史料，早入晚出，经常废寝忘食。
整整半年，他埋头于《间岛问题》的写作。这部专著长达六万余言，是一部倾注爱国者的心血，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专著，一部集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民俗、语音学、国际法理学之大成的著作。从历史、地理诸多方面阐述了“间岛”的来龙去脉，论证了“间岛”之所属。
宋教仁首先运用国际法的理论，从正面论证了“间岛”完全属于中国。他认为，根据国际法，国界的确定必“基于历史的事实”、“地理的事实”与“政治的事实”，即必须考察“其领土主权之孰先取得，自然地势之孰为便利，国界条约之如何协定。”[1][1]
从历史上看，他在《间岛问题》一书中运用中韩两国的史籍典志，详细叙述了延吉地区的变迁沿革，间岛的主权从未属于过韩国。唐代中叶，靺鞨族即在此建立渤海王国，接受唐朝封号。宋、辽时，渤海国为辽所灭，间岛为渤海遗族女真人所有，成为辽的羁縻地。其时图门江流域均为女真所居。迄至元代，图门江南北两岸，仍属女真。明王朝在此建奴尔干都司，统辖诸部。到明正统年间，朝鲜乘女真各部互相厮杀，便驱逐图门江南岸的女真人，此时才与朝鲜划图门江为界。后清朝兴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间岛遂归于清朝版图。历史证明，“间岛与朝鲜国绝无关系，也与朝鲜民族亦无丝毫之关系矣！”[2][2]
从地理形势来看，尽管南满、北满山岭河川很多，但“足以贯东西而限南北者”，则莫如长白山及图门、鸭绿二江。长白山蜿蜒磅礴数百里，高8000尺；鸭绿江长1100里，图门江长650里，两水均是大江，并分别从西南、东北方向流入大海。因此，此一山二水，“似故为识别满洲平原与朝鲜半岛之境域”，“为阻限满洲人种与朝鲜人种之关系者。”[3][3]间岛在图门江北侧，无疑属于中国领土。
特别是在间岛的主权问题上，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一书中使出了两个杀手锏，驳倒了日寇抛出的伪史证，从根本上扭转了中日关于间岛主权谈判的被动局面。
第一，本来，韩民是因为本国旱灾，才越过图门江，逃难来到中国的间岛地区垦荒谋生的。可日寇却别有用心，颠倒黑白，说什么“间岛地区由韩人耕种，韩人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所以这块土地自然应归属于韩国。”对此，宋教仁在他的《间岛问题》书中指出：“中韩边境，早在康熙五十一年由中韩两国官员对两国边界进行了勘察定界，均以图门江为中韩两国的国界。”[4][4]特别是朝鲜学者古山子所绘制的《大东舆地图》，图中已明确划定图门江为中韩两国国界。中国人、朝鲜人双方认定图门江为中韩两国国界，那么，日本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日寇抛出的第二个伪史证，说什么“朝鲜李氏皇帝的祖先起自满洲，现在豆满江、北珲就有李氏皇帝祖先的皇陵。”对此，宋教仁在他的《间岛问题》书中引证了《朝鲜李氏王朝家谱》以及《朝鲜王陵形制》两书，记载了朝鲜李氏王朝近60位皇帝、皇后陵墓的所葬地，即在汉城、首尔、京畿道、高阳、杨州南天藏山等地，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朝鲜李氏祖先并非起自满洲，在中国的豆满江、北珲根本就没有李氏皇帝祖先的陵墓。所以说，铁证如山，无可辩驳，中国的间岛与朝鲜国没有任何关系。
四、服务边务谈判，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1908年上半年，在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完稿不久，中日两国就间岛问题已经进行了两轮谈判。尽管中国方面理由堂堂正正，但由于日寇蓄谋多时，准备了大量的伪史证，致使边务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如火燎屁股，成日坐立不安。正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讽刺挖苦她所说的那样：“在间岛问题上，西太后表现得太‘小气’，远远不如割让台湾时那么‘慷慨大方’了！”
为什么呢？
因为长白山一带是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通俗点来说，满清皇帝是从这里发家的，他的祖宗也埋在这里。慈禧太后岂甘心让日寇在她家的祖坟上拉屎撒尿？再则，日寇一旦占领间岛这个战略要塞，就为他的侵略行径打通了朝鲜到满洲的通道，将会长驱直入，奉天、北京难保，直接威胁到满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所以，慈禧太后密令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要尽快找到外交干才，务保间岛谈判全胜！
袁世凯在百般无奈之际，只得密电中国驻日公使李家驹，请他尽快在留日学生中寻找懂得中日韩三国历史的外交干才。不料，这封密电被日本特务机关截获，并且很快打听到留日学生宋教仁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间岛问题》的书稿，如果这本书稿落到满清王朝之手，将会对间岛边务谈判时的日方极为不利。于是，日外务省急派外交官长谷川一夫、渡边一夫找到了宋教仁，表示愿意出巨金收买此书稿，却遭到宋教仁的断然拒绝。宋教仁虽是革命党人，以推翻满清王朝为职志，但他觉得保卫国家疆土主权不受侵犯，是每一个国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深知日寇狡诈毒辣，担心夜长梦多，所以他以最快的速度将《间岛问题》书稿交给了中国驻日公使李家驹。表示在中日间岛归属谈判时，给满清王朝以史证援助。
中日外交代表就间岛所属，在北京进行第三轮谈判，唇枪舌剑，十分激烈。由于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在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方代表提供了铁的史证，所以一一驳倒了日寇捏造的伪史证，获得了谈判的胜利。于1909年9月4日，清王朝钦命梁敦彦和日本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在北京签订了《中韩界务条约》。条款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门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历史悬案终告结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清王朝覆灭的296年间，在数以百计的边境疆土谈判中，这是唯一取胜的一次！
综上所述，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在宋教仁深入长白山搜集间岛史证时，清王朝正把他作为“要犯”进行通缉追捕，而他没有半途而废。成书后，“他敢于向自已的仇敌——清王朝提供这本书，可以说是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爱国之心，祖国神州虽处在异族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但间岛问题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危难’，他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变节行为，而是忧虑国家危亡的真正革命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5][5]松本英纪的这段评论是十分中肯的。宋教仁如果不是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搜集间岛史证。他置生死于度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即维护祖国领土的安全。尤其是一个“要犯”，帮助自已的政敌——清王朝共同捍卫祖国领土主权，正是他崇高爱国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再是《间岛问题》成书后，日本政府想用巨金收买，却遭到宋教仁的断然拒绝。当慈禧太后赏他“四品京堂”时，他也毅然回绝了。后来，袁世凯电令驻日公使李家驹给宋教仁酬金二千银元。宋不肯接受，但对方扔下钱就走了，他只好将这笔赏钱散发给那些有经济困难的同学作为学费，并感慨道：“吾著此书，是为保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矣！”[6][6]宋教仁爱国有功，但他不为金钱高官所惑，所表现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
宋教仁著书保国功不可没，永垂青史！
[5][5]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