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名字不仅是单纯的指称符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学意蕴。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姓名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从而形成姓名的鲜明时代特色。
甲骨文
周代之前的姓名资料主要来自甲骨文，但甲骨文中有些被学者认为是人名的文字，也可解释为族名、姓氏、职官名甚至神名，一时难作定论，因此对周之前的取名风尚暂且悬而不论，让我们从周代谈起。
诗经
周代人的姓名，也正如周代文学如《诗经》一样，洋溢着一 派质朴、随意、清新、犷野之风，与后世的姓名相比，周代姓名并不咬文嚼字，刻意雕饰，但却自有一种纯真天然之美。
姓名的最基本功能就是作为个人的标志，因此，周人常常根据人的身体特征来进行命名。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名字丘，就是依据其身体特征取的。据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其母徵在是在山上野合而生下孔子的，孔子一出生时，其脑袋的形状就与一般人不一样，即头顶中间低洼而四周隆起，像山丘之状，其父母就据此给他取名为丘。此种头形实际上在婴儿中是常见的，是由婴儿颅骨发育不全尚未长合而致。
以身体特征为依据进行命名的著名例子还有晋成公，堂堂一国之君，名字却叫黑臀，说白了就是黑屁股，这肯定是由于晋成公出生时臀部的青色胎记特别明显的缘故。但史书中把晋成公的黑臀给神化了，据《国语?周语》说，晋成公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神灵以墨涂抹孩子的臀部，并预言这孩子长大会成为晋国的君主，这黑臀竟成了神圣与权力的标志。这种神话可能是黑臀成为晋成公后觉得这名字有伤大雅，从而编出来蒙他的臣民的。实际上，以胎记命名的名字，在春秋时并不仅黑臀而已，如卫国有黑背，楚国有黑肩，此外还有黑肱，甚至还有叫黑卵的，可见春秋时的人们取名并不避粗鄙。
老子
因身体特征而取名当然不仅限于胎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叫李耳，字聃，据后人考证可能就是因老子的耳朵没有耳轮而得名。郑国有叫游眅的，“眅”的意思是眼睛的眼白较大，看来游眅之得名亦是由于其独特的生理特征，眼白太大在今天人看来也许是个缺陷，但周代人却可能以此为美。《诗经?卫风》中的《硕人》一诗是为赞美一个美丽的贵夫人而作，其中有一句“美目盼兮”就是眼睛黑白分明的意思，“眅”与“盼”两字是同音字，亦当同义。眼睛黑白分明则自然目光明亮，故游眅的字就叫子明。
不仅新生儿的身体特征可被用作进行命名的依据，孩子出生时发生的一些令人注意的事件也具有标志的意义，因而也可据以取名。春秋时郑庄公名字叫寤生，意思是倒着出生的，因为郑庄公出生时不是像通常那样头先出来，而是先出脚，生孩子脚先出可能导致难产，因此郑庄公出生时把他母亲折腾得不轻，为了纪念其诞生的艰难，庄公的父母就给他取名为寤生。因为这个名字，庄公的母亲一辈子都不喜欢他，并差一点和庄公的弟弟段串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他。
春秋时人们取名不求文雅，不避俗事俗字，也许是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没有必要过于讲究，许多后来的人们在取名时唯恐避之不及的字眼，春秋时人都但用不妨。像牛、马、羊、彘等畜牲之名，春秋时人都取以为名，孔子有个学生就叫司马牛。蝎子乃毒物，令人闻之色变，但春秋时却有不少人的名字取自蝎，齐有公孙虿，郑亦有公孙虿，郑献公的名字也叫虿，虿即蝎。
《左传?桓公六年》载鲁桓公夫人生了儿子，即后来的庄公，请教申繻取名之法，申繻道：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杜预对这五种取名方法的解释是：信即根据孩子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义即选择表示美德的字眼命名；象是根据孩子身体的某些特征命名；假是借用各种事物的名称命名；类是选择与父亲有关的字眼命名。上面提到的郑武公之子“寤生”当即属于“以名生为信”“；黑臀”“、孔丘”“、游眅”之类则属于“以类命为象”；“公孙虿”“、董狐”“、赵盾”等名字则显然是“取于物为假”；鲁桓公的太子与他的生日是同一天，因而名之曰“同”，杜预认为这就是“取于父为类”；至于“以德命为义”，则一直是中国人取名的重要途径，早的如周文王名昌，寓希望周族昌盛繁荣之义，近的如现在一些取义于“英”“、杰”“、诚”“、义”“、仁”等的名字，都有美德之寓义。
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申繻在列举了命名五法之后，又谈到取名的禁忌，他说：“（取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即给孩子取名时，不能用国家名、官职名、山川名、疾病名、畜牲名、祭祀用的器物祭品名。也就是说，除了这些字眼之外，其他字眼都可用于姓名，实际上，周人在取名时并不一定严格地遵守申繻所说的各种禁忌，如前面提到的“彘”“、牛”“、羊”“、马”等名者就是以畜牲为名。总之，周人取名对字眼是不太讲究的。
申蠕列举的五种取名途径信、义、象、假、类中，至少信、象、类三类都涉及到孩子诞生时的一些具有特征性的现象，也就是说，周人强调取名应能体现被命名者的特征，侧重于名实之关联。这说明周人取名较重视名字的指称功能，同时，由于周代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因此其命名亦必重视姓名的分类功能，这也就决定了周人在命名时必定要着眼于姓名的语言学和社会学属性，而对姓名的美学属性则未加在意，因而导致周人姓名淳朴天真、不假雕饰的独特风貌。
两汉魏晋人名
汉代人的文学意识觉醒，汉赋和汉乐府诗就体现了这一点，汉大赋讲究形式的工巧华丽，汉诗追求诗意的深长隽永。汉人的文学意识也反映在汉人的姓名风尚中，导致汉人的姓名已尽脱先秦时代的那种质朴乃至粗野之气，而是讲究字眼、追求寓意，藉名字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
刘邦
汉高祖刘邦君臣，白手起家，崛起草莱，一群贩夫走卒，南征北战，纵横捭阖，最后竟然廓清江山，一统天下，成为一代帝国的开国元勋，这是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曾未有的事情。高祖的事业大大激发了汉人的英雄气概，使汉代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天生有一种浩然之气，汉祖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诗句，更激发了汉人的豪情壮志，因此，汉代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功名心、事业心。从西汉开始实行的察举制度，又一扫权力世袭的旧习，为汉人实现事业追求功名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汉人的姓名中就非常强烈地反映了汉人建功立业、授勋封侯、治国安邦、至君尧舜的崇高志趣，如：
韩安国，字长孺，西汉梁国成安人，汉景帝时率兵击退吴国叛兵，武帝时任御史大夫和卫尉，与匈奴战败而死。
张安世，字子孺，西汉杜陵人，昭帝时，任右将军，光禄勋，封富平侯，宣帝时为大司马，为一代豪富。
赵充国，字翁孙，西汉大将，陇西人，武帝、昭帝时，率军击匈奴，有功，宣帝时，封为营平侯。名“充国”取“充国之光”之义。
于定国，字曼倩，西汉东海人，宣帝时任丞相，封西平侯。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人，宣帝时任太守，迁京兆尹，执法不畏权贵，后被杀。“广汉”，广大汉朝之义。
登封中岳庙， 道教著名宫观。始建于秦，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游嵩山时下令祠官增其旧制。
西汉神仙道教盛行，到汉武帝时更是盛极一时，汉宫中会聚了一大批神仙道教的术士。神仙道教是一种源于民间巫术的方术，以追求健康长寿乃至长生不老为主要目的。神仙道教的盛行反映了饱尝战难之苦的人们追求世界太平、生活幸福、永享安乐的美好理想，而神仙道教的盛行，尤其是帝王对它的提倡，又反过来对这种理想推波助澜，西汉许多人的名字就寄托了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希望，如：
李延年，西汉宦官，延年之妹因善舞而得宠于汉武帝，李延年亦因得汉武帝宠幸。
严延年，字次卿，西汉东海人，宣帝时任太守，后被杀。
韩延寿，字长公，西汉杜陵人，任太守，宣帝时被杀。
耿寿昌，西汉理财家，历算家，宣帝时任大司农中丞，后封关内侯。
甘延寿，字君况，西汉北地人，元帝时为西域都护，封义成侯。
霍去病，西汉名将，官至骠骑将军，封冠军侯。
杜周，字长孺，西汉南阳人，任廷尉，是有名的酷吏，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叫延寿、延考、延年。
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大学博士，传授儒家经学，经学自此日益发达，到东汉时经学更得到光武帝、汉明帝等的大力提倡，一时达到鼎盛。经学的盛行导致儒家思想深入人心，由于儒家崇尚忠、孝、节、义、仁、礼、德、贤等观念，表达这些观念的字眼因此而频见于东汉、三国时期的姓名尤其是其表字中，如：
宗慈字孝初，边韶字孝先，丁鸿字孝公，赵孝字长平，苏顺字孝山，毛玠字孝先，郭嘉字孝仁。名或字中皆含有“孝”字， “孝”为儒家之根本观念，《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李尤字伯仁，杨仁字文义，张纯字伯仁，曹仁字子孝，孟宗又名孟仁，许慈字仁笃。“仁”是儒家道德之本体，《孟子?告子上》说“：仁，人心也。”杨修字德祖，李燮字德公，应玚字德琏，刘备字玄德，张飞字翼德，曹操字孟德。名字中皆含“德”字，儒家认为天下之治平应从修身始，《大学》所谓：“修身立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即指道德的培育。孔融字文举，张昶字文舒，王宏字长文，许靖字文休，于禁字文则，张辽字文远，孙坚字文台。名字皆含有“文”字，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之道，而反对霸道，因此崇尚文治而贬斥武功。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文”因而成了令人崇尚的美德，连于禁、张辽这些曹操帐下的赳赳武夫，名字竟也显得“文质彬彬”。
崇儒学，尚文德，重仁义，讲修身，就必然导致东汉时代的人们不再具有西汉人那种赤裸裸的功名利禄之心，也少了西汉人那种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因此，常见于西汉人名中的“定国”、“广汉”“、辟疆（”开辟疆土）“、安国”之类的字眼在东汉人名中非常少见；由于对道德、人格的追求代替了粗鄙的对长命百岁的追求，修身代替了养生，因此“寿昌”、“延年”、“延寿”、“去病”之类的字眼也为东汉人名所罕用；由于东汉人崇尚经学、讲求学问，学术的薰陶使东汉人脱却了西汉人的粗鄙气和浅薄气，因而东汉人的人名用字就更文雅，更含蓄，已不再有西汉人那种直抒胸臆、浅显易晓的名字。
魏晋风俗民风
魏晋时代，学术风气发生转变，儒家经学衰微，取而代之的是宣扬老、庄思想的玄学。玄学揭露儒家的仁义道德是虚伪的说教，抨击礼仪名教对人的个性的束缚，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老庄哲学中的“道”“、玄”“、元”“、真”等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些字眼因此也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人名或字之中，如：王浑字玄冲，傅玄字休奕，王戎字濬冲，刁协字玄亮，邓攸字伯道，温峤字太真，庾亮字元规，诸葛恢字道明，桓温字元子，桓冲字幼子，谢玄字幼度，刘牢之字道坚，司马道字元显，桓玄字敬道。
综上所述，从西汉人名的抒发建功立业之志，到东汉人名的寄托儒家道德伦理理想，再到魏晋人名的蕴含老庄哲学的妙道玄旨，小小的一个人名，与蜚然成章的诗文相比，虽然只是只鳞片羽，但也足以映照出时光的变幻轮回。
南北朝隋唐人名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北朝诸国的许多皇族原本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由于向慕中华文明，因此往往把原来的姓氏改为汉姓，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汉族原来所没有的新姓氏，如：
拓跋氏，魏皇族之姓，源于鲜卑族拓跋部。宇文氏，北周皇族之姓，源于鲜卑族。尔朱氏，源于北魏秀容部落。贺拔氏，源于北魏鲜卑族。斛律氏，源于北齐高车族。北朝人由于缺乏如南朝士族那样高雅的文化修养，朴野少文，因此其姓名也不像南朝人那样咬文嚼字，而是显得随意真率，往往不避俗名丑名，有些很像是小名，如杨大眼、闾大肥、赵黑、傅竖眼、许赤虎、胡小虎、王络儿、卢丑、孙小、东路头之类，虽乏文采，却颇有世俗生活的情趣。
南北朝书法
南朝人名却较北朝人名文雅精致得多。由于东晋之后北方战乱不已，原居北方的士族大多南渡定居，南方于是成为人文荟萃之邦。自东汉以来形成的累世簪缨之家，这时更成为声名显赫的门阀世族，他们掌握了南朝历代的经济和政治命脉，与社会下层既无权又无势的寒门平民形成鲜明的对比。世袭士族不仅以其姓氏、地望、门第、宗谱相标榜，而且藉其名字炫耀其世代俊彦豪杰的猴岛身份。一般的知识分子由于仰慕世族豪门的华贵荣耀，也喜欢在其名字中使用一些为士族所垂青的字眼，如“士”、“彦（”“美士为彦”）等：陆澄字彦渊，范云字彦龙，刘绘字士章，任昉字彦升，刘勰字彦和，徐摛字士秀，张率字士简，刘杳字士深，阮孝绪字士宗，优挺字士标，萧诞字彦伟，臧严字彦威，沈穆字彦和。士族讲究血统和门第，故重“孝”，因为所谓孝，本质上就是对家族血统的延续和对家族传统的继承，故南朝人亦不乏以 “孝”字人名字者，如：明山宾字孝若，阮孝绪字士宗，刘峻字孝标，刘冉字孝绰，刘苞字孝尝，刘潜字孝仪。南朝人还喜欢用“之”字作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著名的如王羲之家族，此外如吴兴沈氏家族的沈融之、坦之、畅之、演之、璞之等，又如颜延之、徐谌之、祖冲之、何尚之、裴松之、李珪之、何翌之、王珪之、虞玩之、沈攸之、王逡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南北朝已风靡中原，佛教信仰深入人心，与佛教有关、体现佛教观念的一些字眼，这时也得到人们的青睐，因此，南北朝人名用佛家语风行一时，如：王昙首，沈昙庆，王昙生，王僧绰，王僧达，沈僧荣，王僧佑，孙法宗，陆法真，甄法护，段佛荣，王僧辩，纪僧真，沈慧休，刘昙净，滕昙恭，乐法才。
南朝古刹
以上是南朝人名用佛语之例，北朝亦多用佛语入名，但北朝佛教不同于南朝佛教，北朝佛教重功德，而南朝佛教重佛理，因此北朝人名中佛教字眼也与南朝的侧重点不同，不是取昙、佛、慧、法等抽象的字眼，而是直接取佛名、法器名等人名字，如吕七宝（佛家以金、银、琉璃、玻璃、珊瑚、玛瑙、砗磲为七宝）、吕罗汉、崔目连（目连即目犍连），元鸷字孔雀（佛教有孔雀明王）、吴悉达（悉达即悉多太子，为释迦牟尼为净饭王太子时的名字）。
唐代儒、道、佛三教兼存共荣，这一点也反映在唐代的人名中。儒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在唐代前虽历经魏晋玄学和南北朝时代佛教的冲击，但其在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仍是根深蒂固的，到唐代，由于长时期国泰民安、社会稳定，传统儒学又呈复兴之势。唐代经学发达，朝廷组织学者对儒学传统经典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考订、注疏工作，涌现出许多如颜师古、孔颖达、陆德明等著名的经学家，唐明皇李隆基甚至还亲自注释《孝经》，颁行全国，要求人人诵读，可见唐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正由于儒学的兴盛，一些体现儒家观念的字眼成为唐人取名用字的一时之选，其程度决不亚于儒学繁盛的东汉，诸如仁、义、礼、知、忠、孝、节、恭、敬、礼、德等字眼，都常见于唐人的名字中，如：
李孝恭、尉迟恭、窦建德、李义府、薛仁贵、徐敬业、索元礼、狄仁杰、朱敬则、杨国忠、史朝义、陈玄礼、李德裕、李仁实、祖孝孙、刘仁贵、杨恭、王义方。
玄奘西行路线图
唐代佛教的发达程度不亚于南北朝时期，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艰苦卓绝以及其取经归来后所受到的皇帝的礼遇就足以表明这一点。不过，唐代佛教与南北朝又有所不同，由于佛教已传入中土数百年，经过历代中国僧侣及文人士大夫的融会贯通，源于西土的佛学佛理已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交融，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等，从而开辟了中国佛教的新阶段。因此，唐代人对佛教信仰之炽热程度虽并不弱于南北朝时期，但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佛法、佛理的狂热崇拜，因此，唐人的名字虽时出现有佛教意味的字眼，但却远不如南北朝时代那样普遍。唐人以佛教字眼人名字，有名的如诗人王维字摩诘、著名的牛、李党争中牛党首领牛僧孺，唐玄宗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等。
与佛教字眼在人名中的零落之势相比，道教字眼在唐代人名用字中却呈繁盛之势，这是与道教在唐代的盛极一时分不开的。道教从汉代就产生了，但它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却一直比不上外来的佛教有势力。到了唐代，道教却时来运转了。因为据说被道教奉为始祖的太上老君亦即老子姓李名耳，道教因此与唐代皇帝攀上了亲戚，因为唐代皇帝也姓李。唐代皇族李氏本来是从北朝起家的，据说其家族还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一“污点”让李氏家族在中原尤其是南方的世姓大族面前委实有点自卑。因此，李氏家族想方设法要打击世姓大族并抬高自家的血统。恰在这时，道士们找上门来， 双方可谓一拍即合，李氏攀上了太上老君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祖宗，而道教则借来了唐代皇帝支持的东风，不久即风靡天下。道教的尊崇地位，也为唐人的名字涂上了浓重的道家色彩，诸如道、真、玄、朴、素等字眼频见于唐人名号之中，如：房玄龄、崔义玄、李道宗、颜真卿、陈玄礼、裴守真、韦见素、吴通玄等。
唐代人名在形式上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双名开始占优势，双名由两个字组成，两字搭配，可以组成表达一个完整而具体意思的词，因此，唐人名字中有不少都有明确的含义，或寓美德，或寄抱负，或表情志，如：裴行俭、徐敬业、张昌宗、武承嗣、娄师德、朱敬则、张九龄、杨国忠、李辅国等。
这些名字都有明确的寓意，如“行俭”显然是躬行俭让之德的意思；“昌宗”则寓有光宗耀祖的祝愿；“师德”表示以道德为师；“九龄”则祈愿长命百岁；“国忠”则有为国忠臣的抱负，“辅国”显系辅助国家之义，虽然杨国忠其人实在不是什么忠臣，李辅国与其说辅国，不如说祸国，李氏原名李静忠，本为一名道士，因劝玄宗太子李亨趁玄宗人蜀之机即位，而受肃宗（即李亨）崇信，并更名辅国，此后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祸国殃民，可见名字和人本身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是相符的。
唐人取名时强调立意，以名寓志，藉名表德，因此，有的名字往往就是直接由寓意深刻的名言或脍炙人口的成语截取、提炼而成，如：武三思，源自《论语?公冶长》：“三思而后行。”韦待价，源自《论语?子单》：“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杜如晦，源自《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杜黄裳，源自《周易》“：黄裳元吉。”杜求仁，源自《论语?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席豫，字建侯，源于《周易》：“豫，利建侯行师。"
除化用经典文义人名字外，唐人还直接借用古代杰出人物的名字为自己的名字，这种取名方式，体现了命名者对古代圣贤的景仰和成名立家的抱负，如：孔巢父，借用了古代隐士巢父的名字。据说尧要把王位让给他，他拒而不受。李孟尝，借用了战国田文的封号孟尝君。由古代经典文句和古代圣贤名字中化用人名，就像文学创作中的使用典故。用典是文学修辞的常用手法，也是唐代以后人们取名的重要途径，此种命名方式尤其为历代文人所青睐，因为这显得他们有学问，是世代书香门第。
宋元明清人名
宋代蜡像
宋代是个重文德而轻武功的时代，对内，重用文士而排斥武人，对外，则一味忍让媾和，导致有宋一代国运日益颓败，以至宋人完全不见唐代那种雄阔豪迈的英雄气概。风气所靡，也影响到学术，宋代理学发达，理学由儒家学说发展而来，但却摈弃了孔孟儒学所固有的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进取心，而专重自身人格和道德的修炼，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理想人格的实现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崇尚文治的政治氛围，与重视修身的理学都决定了宋人不再会有建功立业、建侯封爵的雄心壮志，而只能致力于自身人格的陶冶和修养。这一时代精神也反映在宋人的名字中，宋人取名特别偏爱那些表示美德善行的字眼，如：王全斌（斌，即彬，取“文质彬彬”之意）、高怀德、石守信、王延德、吕端字易直、包拯字希仁，余靖字安道、章惇字子厚、何执中、梁师成字守通、种师道、欧阳澈字德明、王惟忠字移孝、李孝忠、韩世忠、真德秀。
宋代人喜欢以“老”、“叟”、“翁”等表示年岁老迈的字为名或字，如：孟元老、苏元老、王老志、杜萃老、钱藻字纯老，刘挚字萃老、孙道字纯老、阎师孟字醇老、王彭字元老、王次张字汉老、徐梦萃字商老、王岩叟、徐荣叟、林尧叟、陈尧叟、欧阳通字文叟，杨存字正叟、魏了翁、文及翁、南安翁、文辰翁、杨炎字济翁、张岩字尚翁、凌浩字直翁、舒翁。以“老”、“叟”、“翁”等老气横秋的字眼为名或字，除表明命名者对健康长寿、长命百岁的美好愿望之外，也流露出宋人以老为美的风气，这与宋人在诗歌、绘画等艺术中追求枯淡、寥落、萧条之趣味是相通的，正表明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业已盛极而衰，汉唐盛世的少年烂漫和青春朝气已荡然无存，渐渐流露出“老气横秋”的暮年光景。
元代是北方蒙古族入主中原，因此元代人名中出现了许多由少数民族音译或意译过来的名字，如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旭烈兀、兀良合台、耶律楚材、察罕帖木儿、石抹宜孙，为中国姓名史涂上了一抹奇光异彩。另外，《元史》中也不乏一些有趣的名字，如石抹狗狗、宁猪狗、高闹儿之类，诸如此类的名字只能是属于平民的，也与元人文化修养不高有关。
明人名字用字倾向基本与宋代人相同，他们也喜欢用一些表示美德的字眼为名，如：孙慎行、温体仁、魏忠贤（实际上是一个阴险残忍之徒！）、葛贤、王直、于谦、夏言字公谨、周忱字恂如、杨荣字勉仁、方孝孺字希直、傅友德、李文忠。
但明人的名字较之宋人名字的寓意多了些对世俗幸福追求的意味，如高攀龙、周顺昌、杨嗣昌、曹变蛟、周遇吉、李万庆、黄得功、何腾蛟、陈子龙、郑芝龙、张名振、李成栋、孙可旺等，都寄托了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等世俗的愿望，这与明代社会追名逐利的风气是分不开的。
清代是中国封建文化之末季。清人身置末世，已不具有在文化上别开生面、标新立异的能力，只能沉湎于对灿烂的古文化的缅怀与眷恋之中，清人的怀古倾向体现于清代的金石考古之学中，清人致力于文物古玩的收集、玩赏和研究，那些古色古香的青铜玉器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清人的名字也受到这种慕古之风的薰染，其名字常常是假用自古代玉器、青铜器的名称，如施琅、郭琇、图理琛、岳钟琪、田文镜、李绂、嵇璜、和珅、和琳、傅鼐、姚鼐、曹振镛、陈士璠、汪士铎、顾师轼、费金吾、黄叔琳等。
清朝执政令
清代“文字狱”盛行，导致清人对于政治时事噤若寒蝉，知识分子恐怕因言致祸故纷纷远离经世致用之学，致力于无关乎国计民生的文学训诂和经典考证之学，其著文立说亦不能直抒胸臆，而追求含蓄蕴藉的风格，这也影响了清人的名字的修辞。清人虽多用双名，但清人的双名并不像以前历代人名中的双名那样有明确显白的含义。清人的双名前后两个字不像“安邦”“、定国”“、广嗣”“、延年”之类的名字能直接组合成词，或者如“三思”、“攀龙”、“慎行”等直接由经文成语中提炼而来，两个字之间往往并无直接的语法上的关联，而只有意义上间接的呼应，由此形成了清人名字含蓄而古奥的特点，如：黄宗羲、耿继茂、洪承畴、潘柽章、傅维鳞、查继佐、魏象枢、徐乾学、刘献廷、严鸿逵、胡中藻、梁诗正、戴衢亨、林春溥等名，双名的两个字都不能组合成词，其意义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我们只是从两方面分析了清人命名的特点，实际上，清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代，其在姓名文化方面也集历代命名艺术之大成，其取名用字可谓丰富多彩，并非是一两个特征所能涵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