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医改 朱幼棣大国医改资源

大国医改 学者朱幼棣揭露医疗费用令人触目惊心的一面

自 序

初秋之夜,凉风习习,宁静如水。

炎夏的闷热已经消退。《大国医改》的初稿完成后,我边改,边收拾整理讲稿、资料和调研报告等。在桌上、地上堆积如山,堆叠的书和纸渐渐矮去、扫平。几个月来挥汗如雨的写作,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心里想着,歇几天,该动手接着写《后望书》的续集了。

我记不清这一年的艰苦思考和写作是怎样挨过的。

还是2009年夏天,在一次关于安溪铁观音的茶叶聚会上,见到了吴兴元,他是安溪人,却不经营茶叶,在北京做出版。此后,我们又聚过几次,成了朋友。我谈写作,他说做书。当然,也说到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医改。

当时,官员专家教授们,正热衷于对医改方案进行解读阐释,通过媒体引导舆论。记得小吴给我带过一份报纸,是北大两位教授激辩医改,观点针锋相对,根本差异在何处,他说有点看不明白。辨误与解答,老实与投机,种种论点,以及其中暗藏的玄机,貌似真理的悖论,这些我都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于是,讲了几年间多次调研的经历,讲了医药卫生行业内部的种种,讲了自己所了解的实情,以及曾经写过的关于医药的“决策参考”、“研究报告”之类。媒体披露的医药医疗服务中的乱象,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于是,小吴催促我,应当把这些都写出来,出一本书。

想了想,觉得也是,否则一切都会“全闷”了。这也不合我的秉性。

目前,关于医改的书有几类,一是学术论文式著作,多限于学者研究,读者不广,影响不大,多数此类书出版还需要申报课题,给出版社一些补贴。另一类是所谓报告文学,内容多为暴露揭黑、罗列现象,有根据媒体和网上的新闻写作,如“医疗行业内幕大揭秘”之类。这也难怪,文化人对医疗卫生一些基本概念都没弄明白,就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现象“端上”了。自然,也有的是一般宣传小书,如医改问答之类。单位公款买来发给大家,发行量大,但认真细看的恐怕不多。

所幸这毕竟是一项大家参与、允许议论的改革。我想,应该在较高较宽的视角上,俯瞰医改的源起、涨落、漫溢和激荡,抑或最后流失。我试图用文学或者政论的好看的文字,去完成学者的题目,说出自己理解的真实和本质。在想象中,这本书应该像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有泥泞沼泽,有漫涌之姿,也有绚丽之色,有如黎明的风景。

于是,在工作之余,放下了手头正在写的书,答应小吴试试。医改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让穷人看得起病,让有钱人看得好病。我觉得这不难,开始动手时,打算写一本十多万字的小书,几个月后即脱手。

没有想到一旦进入,发现问题多多,涉及面广,不但丛林密布,周遭忽明忽暗,几乎使人喘过气来。要真正破解这个复杂的命题的话,必须由繁入简,似乎还要回到常识。

我们已经太深太久地习惯于从一种角度和定式,去认识和思考医改。实际上也是从“官的角度”,去看待和解决民生问题,然后满足于“收获”一些不那么靠谱的数字。其实,这往往只看到一些表象,抓住了枝节问题,觉得已经“给了”你们很多好处。

比如说,依靠“统计”,近十年来通过药品几十次降价和不间断的招标采购,全国老百姓累计节省下来的药费,买几十艘航空母舰恐怕都没有问题了。但实际并非如此。一个又一个改革重大措施出台时,设想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实施就变得不那么灵光,以致有的最后无声无息了呢?要全方位的分析,得出接近事实的结论,实在太难,太费思考。而且,把这一切从容地写出,大胆地说出,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科学与学术的支撑。

初秋是期待成熟的季节。梳理着十多年间医改探路与寻道,遥看近观时代的潮落与潮起。写作的日子在失望、希望、质疑、担忧、焦虑和期待中过得飞快,而且常常晨昏颠倒。应该说,这对于我自己,也是一种历练。这是对医改的重新系统的分析、耗费时日的辨误和研究过程。期间有激烈的交流讨论,和默默的内心判断。

思路即心路,问道即得道。本书的写作,使我知道了学问与实践的关系,知道了改革应具有根本标准和路径。越秋水,雾散尽,不请长缨,剑催西风。于是,粗糙愚钝的思想,渐渐打磨得锋利。继续前行,确实需要披荆斩棘。

今后是该换一种写作方式,换一个关注和研究领域了。因为已经太累。莫听穿林打雨声。从记者、官员,又回到民间,心有所归,我感到无比踏实。

人与人,有一些差别与不平是永远存在的,包括医疗服务领域。其实我们要认真关注的,只是普通的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的群体。十数年后,当医改的泡沫退去,坚硬的砥柱自会显现。愿民众的医疗保健有所改善,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会得到真正的解决。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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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16 13:38

关心医改,希望更多了解行业的朋友们推荐阅读朱幼棣的《大国医改》,有时候我都替国务院主管医改的那位总理担心,我担心他被忽悠了,而且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担心,原国务院研究室的朱幼棣奋笔疾书怒揭医改这锅混粥。今天国务院又召开工作会议,各省主管省长和相关厅局领导参加,讨论安徽省基药招标采购的经验总结,当初在安徽负责的那位领导如今高升到发改委,直接负责一个新设立的15个人编制的机构,做欲将安徽模式大张旗鼓推广状,也好向人大有个交代,但恐怕事与愿违,这个过程无非是领导爱听什么,下面就汇报什么。不信我们就看看这本《大国医改》。这些年中国的改革缺乏总设计师,只有一群泥瓦匠,感情充沛涕泪横流的东修西补,还经常用力过猛,所以经济也是大起大落,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最适合做股指期货的高人们上下其手翻云覆雨,基金界应该认真考虑设计采用股指期货做对冲的对冲基金,一定有得赚!

与有些家喻户晓的官员相比,朱幼棣的名字听起来相当陌生。眼前这个略有些谢顶的退休官员,身穿一件旧黑色羽绒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最近的一个雪天,因为自顾自地低头走路,他甚至在家门口附近迷路了。

也就在最近,这位刚刚退休的国务院研究室前司长,因为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医改》的书,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有媒体评论道,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

其实,在两年前的夏天,朋友们就开始“怂恿”这位高级官员为医疗体制改革写点什么,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医改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专家就靠这个吃饭,哪个部门给他们课题经费,他们就帮这个部门说话,忽悠老百姓也忽悠领导。”他笃定地说,“我可不想卷到里面去。”

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与这个国家十多年来进行的医疗改革,早已密不可分。

他至今记得1996年的一个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前去求医的病人。

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

直到今天,想起这块石头的故事,朱幼棣仍然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专门跟在中央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新华社记者,还是后来进入官场,成为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的高级官员,他始终关注着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2009年,他终于决定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写进书里,他只想让老百姓看懂,那些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本质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曾经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官员,一字一句地分析着那些连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也称“看不懂”的“医改征求意见稿”,解剖那些晦涩拗口的文字中隐藏着的含义。

最明显的就是,“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个“在中南海里天天写报告”的官员却指出,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是“卫生部门指定配送商,垄断经营招标的药品”。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确立了“政事分开、管办公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四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对此,朱幼棣本人就有着深切的体会。2002年,他的父亲因病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78岁的老人,每天还要经受十多个小时的输液,耗费巨资,却最终因用药过度,诱发心力衰竭去世。

与此同时,这个“爱较真”的官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大量医疗资源正在被肆意浪费。比如,吉林省一座规模不大的乡镇医院,却有100多名职工。原来,在乡镇体制改革后,原有的编都被压缩,曾经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进入医院捧起“铁饭碗”。

但一些专家却将病人挤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现状,定义为“盲目、超前医疗消费”。他气得在书里写道:“真是岂有此理!”

“那里连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业,一些医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操作人员都没有,农民怎么能在这样的医院看病?”说到气处,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当然,不仅仅是批评,他也在为这个国家的医改寻找着出路。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品。因此,在国内的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可一位社保部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边境上的农民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向国外倒卖”。

他沉默了一会,告诉这位花白头发的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便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赶在退休的时间点推出这样一本颇具“噱头”的书,此前有媒体推测式地将朱幼棣描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我从不谨小慎微!”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重。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佐证。2000年,朱幼棣调任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就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发表讲话后,这位新上任的官员却当面告诉自己的上司:“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书记你来讲。”

而朱的一个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的朋友告诉记者,像他一样敢说真话的人在官场上并不多见,“更多人可能只是在心里说”。

不过,这个在《大国医改》中言语犀利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却语速很慢,声音很小。有时,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挤出一句话。但如果说到开心的事,他眼睛眯起来,头偏向一侧,咧嘴笑着,带着股孩子般的天真。

朱幼棣曾经在的同事吴晓波,如今已经是著名的财经作家。他还记得,每当朋友们围在一起纵论天下时,“老朱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直到高潮将尽,有人提议,“听听老朱的”,他才开口。在吴晓波看来,“老朱”可是个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公认的全才”。

即便是“全才”,这也是段相当艰苦的写作历程。“涉及的领域太多,要研究的东西也太多。”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本以为15万字就能打住,但最终却写出了近40万字,以至于出版时间也向后推迟了一年。

不过,正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仅仅出版后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据说,就连卫生行业的某出版社向职工推荐书时,也推荐了《大国医改》。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他甚至担心,“没有超越部门、超越行业的东西,只让几个部门自己进行,恐怕做不成。”

他曾经见证过计划经济的尾巴。至今,这个前记者仍保留着一本泛黄的采访本,上面记录着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那时还很年轻的朱幼棣发现,当时“连一年要生产布鞋多少双,铁钉多少吨,都要由中央开会讨论,计划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啊!”

改革很快就发生了,在那些即将被压缩的部委里,朱幼棣不止一次听到部长们的叹息:“我成了最后一任部长,该怎么向这个行业的几百万职工交代啊?”

“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触犯任何人的利益。医改也是一样。”朱幼棣说。在他看来,改革必须“管办分离”,只有管办分开,原有的部属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它们才可能发展起来。”

但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医改问题,这个看来并不复杂的思路,却总是无法推行。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总有人以医疗的“公益性”为由,反对放开市场。

“公立医院垄断了85%的医疗资源,管办不分,医院管理制度就没法推行,原有的问题还会一直存在。”他皱着眉头说。

事实上,朱幼棣打心眼儿里并不喜欢这个让他陷入舆论漩涡的医改话题,“特别累”。如果话题转到他喜欢的地理、历史、珠宝鉴定,甚至佛教流派,那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就会放出光彩,话也立刻多起来。

可眼下,他从这场正在进行的医改上,并没有看到太多希望。想要达到他心目中“穷人看得起病,富人看得好病”的目标,“还离得很远”。他甚至悲观地觉得,如果不按照“四个分开”的思路走下去,“没戏!”

其实,这些医疗乱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没什么关系,他如今“拿着医保蓝本儿”,享受国家给予的医药费全额报销福利。但他从没有忘记,在他上个世纪70年代考入大学以前,他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品尝过社会最底层的艰辛,“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矿工的秉性。”

更何况,在朱幼棣看来,许多问题都“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只有“茧被撕破了,那只难看的生物才会钻出来”。

----《中国青年报》

 

既是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又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原本可以安度晚年的朱幼棣,却根据自己十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写出了一本“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的《大国医改》——

与有些家喻户晓的官员相比,朱幼棣的名字听起来相当陌生。眼前这个略有些谢顶的退休官员,身穿一件旧黑色羽绒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最近的一个雪天,因为自顾自地低头走路,他甚至在家门口附近迷路了。

也就在最近,这位刚刚退休的国务院研究室前司长,因为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医改》的书,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有媒体评论道,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

其实,在两年前的夏天,朋友们就开始“怂恿”这位高级官员为医疗体制改革写点什么,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医改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专家就靠这个吃饭,哪个部门给他们课题经费,他们就帮这个部门说话,忽悠老百姓也忽悠领导。”他笃定地说,“我可不想卷到里面去。”

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与这个国家十多年来进行的医疗改革,早已密不可分。

他至今记得1996年的一个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前去求医的病人。

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

直到今天,想起这块石头的故事,朱幼棣仍然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专门跟在中央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新华社记者,还是后来进入官场,成为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的高级官员,他始终关注着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2009年,他终于决定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写进书里,他只想让老百姓看懂,那些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本质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曾经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官员,一字一句地分析着那些连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也称“看不懂”的“医改征求意见稿”,解剖那些晦涩拗口的文字中隐藏着的含义。

最明显的就是,“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个“在中南海里天天写报告”的官员却指出,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是“卫生部门指定配送商,垄断经营招标的药品”。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确立了“政事分开、管办公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四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对此,朱幼棣本人就有着深切的体会。2002年,他的父亲因病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78岁的老人,每天还要经受十多个小时的输液,耗费巨资,却最终因用药过度,诱发心力衰竭去世。

与此同时,这个“爱较真”的官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大量医疗资源正在被肆意浪费。比如,吉林省一座规模不大的乡镇医院,却有100多名职工。原来,在乡镇体制改革后,原有的事业编制都被压缩,曾经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进入医院捧起“铁饭碗”。

但一些专家却将病人挤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现状,定义为“盲目、超前医疗消费”。他气得在书里写道:“真是岂有此理!”

“那里连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业,一些医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操作人员都没有,农民怎么能在这样的医院看病?”说到气处,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当然,不仅仅是批评,他也在为这个国家的医改寻找着出路。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品。因此,在国内的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可一位社保部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边境上的农民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向国外倒卖”。

他沉默了一会,告诉这位花白头发的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便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赶在退休的时间点推出这样一本颇具“噱头”的书,此前有媒体推测式地将朱幼棣描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我从不谨小慎微!”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重。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佐证。2000年,朱幼棣调任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就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发表讲话后,这位新上任的官员却当面告诉自己的上司:“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书记你来讲。”

而朱的一个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的朋友告诉记者,像他一样敢说真话的人在官场上并不多见,“更多人可能只是在心里说”。

不过,这个在《大国医改》中言语犀利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却语速很慢,声音很小。有时,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挤出一句话。但如果说到开心的事,他眼睛眯起来,头偏向一侧,咧嘴笑着,带着股孩子般的天真。

朱幼棣曾经在新华社的同事吴晓波,如今已经是著名的财经作家。他还记得,每当朋友们围在一起纵论天下时,“老朱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直到高潮将尽,有人提议,“听听老朱的”,他才开口。在吴晓波看来,“老朱”可是个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公认的全才”。

即便是“全才”,这也是段相当艰苦的写作历程。“涉及的领域太多,要研究的东西也太多。”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本以为15万字就能打住,但最终却写出了近40万字,以至于出版时间也向后推迟了一年。

不过,正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仅仅出版后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据说,就连卫生行业的某出版社向职工推荐书时,也推荐了《大国医改》。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他甚至担心,“没有超越部门、超越行业的东西,只让几个部门自己进行,恐怕做不成。”

他曾经见证过计划经济的尾巴。至今,这个前记者仍保留着一本泛黄的采访本,上面记录着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那时还很年轻的朱幼棣发现,当时“连一年要生产布鞋多少双,铁钉多少吨,都要由中央开会讨论,计划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啊!”

改革很快就发生了,在那些即将被压缩的部委里,朱幼棣不止一次听到部长们的叹息:“我成了最后一任部长,该怎么向这个行业的几百万职工交代啊?”

“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触犯任何人的利益。医改也是一样。”朱幼棣说。在他看来,改革必须“管办分离”,只有管办分开,原有的部属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它们才可能发展起来。”

但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医改问题,这个看来并不复杂的思路,却总是无法推行。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总有人以医疗的“公益性”为由,反对放开市场。
大国医改 朱幼棣大国医改资源

“公立医院垄断了85%的医疗资源,管办不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就没法推行,原有的问题还会一直存在。”他皱着眉头说。

事实上,朱幼棣打心眼儿里并不喜欢这个让他陷入舆论漩涡的医改话题,“特别累”。如果话题转到他喜欢的地理、历史、珠宝鉴定,甚至佛教流派,那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就会放出光彩,话也立刻多起来。

可眼下,他从这场正在进行的医改上,并没有看到太多希望。想要达到他心目中“穷人看得起病,富人看得好病”的目标,“还离得很远”。他甚至悲观地觉得,如果不按照“四个分开”的思路走下去,“没戏!”

其实,这些医疗乱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没什么关系,他如今“拿着医保蓝本儿”,享受国家给予的医药费全额报销福利。但他从没有忘记,在他上个世纪70年代考入大学以前,他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品尝过社会最底层的艰辛,“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矿工的秉性。”

更何况,在朱幼棣看来,许多问题都“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只有“茧被撕破了,那只难看的生物才会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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