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 序
初秋之夜，凉风习习，宁静如水。
炎夏的闷热已经消退。《大国医改》的初稿完成后，我边改，边收拾整理讲稿、资料和调研报告等。在桌上、地上堆积如山，堆叠的书和纸渐渐矮去、扫平。几个月来挥汗如雨的写作，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心里想着，歇几天，该动手接着写《后望书》的续集了。
我记不清这一年的艰苦思考和写作是怎样挨过的。
还是2009年夏天，在一次关于安溪铁观音的茶叶聚会上，见到了吴兴元，他是安溪人，却不经营茶叶，在北京做出版。此后，我们又聚过几次，成了朋友。我谈写作，他说做书。当然，也说到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医改。
当时，官员专家教授们，正热衷于对医改方案进行解读阐释，通过媒体引导舆论。记得小吴给我带过一份报纸，是北大两位教授激辩医改，观点针锋相对，根本差异在何处，他说有点看不明白。辨误与解答，老实与投机，种种论点，以及其中暗藏的玄机，貌似真理的悖论，这些我都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于是，讲了几年间多次调研的经历，讲了医药卫生行业内部的种种，讲了自己所了解的实情，以及曾经写过的关于医药的“决策参考”、“研究报告”之类。媒体披露的医药医疗服务中的乱象，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于是，小吴催促我，应当把这些都写出来，出一本书。
想了想，觉得也是，否则一切都会“全闷”了。这也不合我的秉性。
目前，关于医改的书有几类，一是学术论文式著作，多限于学者研究，读者不广，影响不大，多数此类书出版还需要申报课题，给出版社一些补贴。另一类是所谓报告文学，内容多为暴露揭黑、罗列现象，有根据媒体和网上的新闻写作，如“医疗行业内幕大揭秘”之类。这也难怪，文化人对医疗卫生一些基本概念都没弄明白，就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现象“端上”了。自然，也有的是一般宣传小书，如医改问答之类。单位公款买来发给大家，发行量大，但认真细看的恐怕不多。
所幸这毕竟是一项大家参与、允许议论的改革。我想，应该在较高较宽的视角上，俯瞰医改的源起、涨落、漫溢和激荡，抑或最后流失。我试图用文学或者政论的好看的文字，去完成学者的题目，说出自己理解的真实和本质。在想象中，这本书应该像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有泥泞沼泽，有漫涌之姿，也有绚丽之色，有如黎明的风景。
于是，在工作之余，放下了手头正在写的书，答应小吴试试。医改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让穷人看得起病，让有钱人看得好病。我觉得这不难，开始动手时，打算写一本十多万字的小书，几个月后即脱手。
没有想到一旦进入，发现问题多多，涉及面广，不但丛林密布，周遭忽明忽暗，几乎使人喘过气来。要真正破解这个复杂的命题的话，必须由繁入简，似乎还要回到常识。
我们已经太深太久地习惯于从一种角度和定式，去认识和思考医改。实际上也是从“官的角度”，去看待和解决民生问题，然后满足于“收获”一些不那么靠谱的数字。其实，这往往只看到一些表象，抓住了枝节问题，觉得已经“给了”你们很多好处。
比如说，依靠“统计”，近十年来通过药品几十次降价和不间断的招标采购，全国老百姓累计节省下来的药费，买几十艘航空母舰恐怕都没有问题了。但实际并非如此。一个又一个改革重大措施出台时，设想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实施就变得不那么灵光，以致有的最后无声无息了呢？要全方位的分析，得出接近事实的结论，实在太难，太费思考。而且，把这一切从容地写出，大胆地说出，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科学与学术的支撑。
初秋是期待成熟的季节。梳理着十多年间医改探路与寻道，遥看近观时代的潮落与潮起。写作的日子在失望、希望、质疑、担忧、焦虑和期待中过得飞快，而且常常晨昏颠倒。应该说，这对于我自己，也是一种历练。这是对医改的重新系统的分析、耗费时日的辨误和研究过程。期间有激烈的交流讨论，和默默的内心判断。
思路即心路，问道即得道。本书的写作，使我知道了学问与实践的关系，知道了改革应具有根本标准和路径。越秋水，雾散尽，不请长缨，剑催西风。于是，粗糙愚钝的思想，渐渐打磨得锋利。继续前行，确实需要披荆斩棘。
今后是该换一种写作方式，换一个关注和研究领域了。因为已经太累。莫听穿林打雨声。从记者、官员，又回到民间，心有所归，我感到无比踏实。
人与人，有一些差别与不平是永远存在的，包括医疗服务领域。其实我们要认真关注的，只是普通的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的群体。十数年后，当医改的泡沫退去，坚硬的砥柱自会显现。愿民众的医疗保健有所改善，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会得到真正的解决。是为序。
推荐阅读《大国医改》
2011-02-16 13:38
关心医改，希望更多了解行业的朋友们推荐阅读朱幼棣的《大国医改》，有时候我都替国务院主管医改的那位总理担心，我担心他被忽悠了，而且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担心，原国务院研究室的朱幼棣奋笔疾书怒揭医改这锅混粥。今天国务院又召开工作会议，各省主管省长和相关厅局领导参加，讨论安徽省基药招标采购的经验总结，当初在安徽负责的那位领导如今高升到发改委，直接负责一个新设立的15个人编制的机构，做欲将安徽模式大张旗鼓推广状，也好向人大有个交代，但恐怕事与愿违，这个过程无非是领导爱听什么，下面就汇报什么。不信我们就看看这本《大国医改》。这些年中国的改革缺乏总设计师，只有一群泥瓦匠，感情充沛涕泪横流的东修西补，还经常用力过猛，所以经济也是大起大落，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最适合做股指期货的高人们上下其手翻云覆雨，基金界应该认真考虑设计采用股指期货做对冲的对冲基金，一定有得赚！
与有些家喻户晓的官员相比，朱幼棣的名字听起来相当陌生。眼前这个略有些谢顶的退休官员，身穿一件旧黑色羽绒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最近的一个雪天，因为自顾自地低头走路，他甚至在家门口附近迷路了。
也就在最近，这位刚刚退休的国务院研究室前司长，因为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医改》的书，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有媒体评论道，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
其实，在两年前的夏天，朋友们就开始“怂恿”这位高级官员为医疗体制改革写点什么，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医改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专家就靠这个吃饭，哪个部门给他们课题经费，他们就帮这个部门说话，忽悠老百姓也忽悠领导。”他笃定地说，“我可不想卷到里面去。”
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与这个国家十多年来进行的医疗改革，早已密不可分。
他至今记得1996年的一个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前去求医的病人。
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
直到今天，想起这块石头的故事，朱幼棣仍然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专门跟在中央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新华社记者，还是后来进入官场，成为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的高级官员，他始终关注着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2009年，他终于决定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写进书里，他只想让老百姓看懂，那些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本质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曾经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官员，一字一句地分析着那些连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也称“看不懂”的“医改征求意见稿”，解剖那些晦涩拗口的文字中隐藏着的含义。
最明显的就是，“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个“在中南海里天天写报告”的官员却指出，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是“卫生部门指定配送商，垄断经营招标的药品”。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确立了“政事分开、管办公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四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对此，朱幼棣本人就有着深切的体会。2002年，他的父亲因病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78岁的老人，每天还要经受十多个小时的输液，耗费巨资，却最终因用药过度，诱发心力衰竭去世。
与此同时，这个“爱较真”的官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大量医疗资源正在被肆意浪费。比如，吉林省一座规模不大的乡镇医院，却有100多名职工。原来，在乡镇体制改革后，原有的编都被压缩，曾经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进入医院捧起“铁饭碗”。
但一些专家却将病人挤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现状，定义为“盲目、超前医疗消费”。他气得在书里写道：“真是岂有此理！”
“那里连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业，一些医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操作人员都没有，农民怎么能在这样的医院看病？”说到气处，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当然，不仅仅是批评，他也在为这个国家的医改寻找着出路。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品。因此，在国内的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可一位社保部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边境上的农民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向国外倒卖”。
他沉默了一会，告诉这位花白头发的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便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赶在退休的时间点推出这样一本颇具“噱头”的书，此前有媒体推测式地将朱幼棣描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我从不谨小慎微！”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重。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佐证。2000年，朱幼棣调任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就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发表讲话后，这位新上任的官员却当面告诉自己的上司：“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书记你来讲。”
而朱的一个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的朋友告诉记者，像他一样敢说真话的人在官场上并不多见，“更多人可能只是在心里说”。
不过，这个在《大国医改》中言语犀利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却语速很慢，声音很小。有时，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挤出一句话。但如果说到开心的事，他眼睛眯起来，头偏向一侧，咧嘴笑着，带着股孩子般的天真。
朱幼棣曾经在的同事吴晓波，如今已经是著名的财经作家。他还记得，每当朋友们围在一起纵论天下时，“老朱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直到高潮将尽，有人提议，“听听老朱的”，他才开口。在吴晓波看来，“老朱”可是个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公认的全才”。
即便是“全才”，这也是段相当艰苦的写作历程。“涉及的领域太多，要研究的东西也太多。”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本以为15万字就能打住，但最终却写出了近40万字，以至于出版时间也向后推迟了一年。
不过，正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仅仅出版后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据说，就连卫生行业的某出版社向职工推荐书时，也推荐了《大国医改》。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他甚至担心，“没有超越部门、超越行业的东西，只让几个部门自己进行，恐怕做不成。”
他曾经见证过计划经济的尾巴。至今，这个前记者仍保留着一本泛黄的采访本，上面记录着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那时还很年轻的朱幼棣发现，当时“连一年要生产布鞋多少双，铁钉多少吨，都要由中央开会讨论，计划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啊！”
改革很快就发生了，在那些即将被压缩的部委里，朱幼棣不止一次听到部长们的叹息：“我成了最后一任部长，该怎么向这个行业的几百万职工交代啊？”
“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触犯任何人的利益。医改也是一样。”朱幼棣说。在他看来，改革必须“管办分离”，只有管办分开，原有的部属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它们才可能发展起来。”
但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医改问题，这个看来并不复杂的思路，却总是无法推行。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总有人以医疗的“公益性”为由，反对放开市场。
“公立医院垄断了85%的医疗资源，管办不分，医院管理制度就没法推行，原有的问题还会一直存在。”他皱着眉头说。
事实上，朱幼棣打心眼儿里并不喜欢这个让他陷入舆论漩涡的医改话题，“特别累”。如果话题转到他喜欢的地理、历史、珠宝鉴定，甚至佛教流派，那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就会放出光彩，话也立刻多起来。
可眼下，他从这场正在进行的医改上，并没有看到太多希望。想要达到他心目中“穷人看得起病，富人看得好病”的目标，“还离得很远”。他甚至悲观地觉得，如果不按照“四个分开”的思路走下去，“没戏！”
其实，这些医疗乱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没什么关系，他如今“拿着医保蓝本儿”，享受国家给予的医药费全额报销福利。但他从没有忘记，在他上个世纪70年代考入大学以前，他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品尝过社会最底层的艰辛，“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矿工的秉性。”
更何况，在朱幼棣看来，许多问题都“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只有“茧被撕破了，那只难看的生物才会钻出来”。
----《中国青年报》
既是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又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原本可以安度晚年的朱幼棣，却根据自己十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写出了一本“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的《大国医改》——
与有些家喻户晓的官员相比，朱幼棣的名字听起来相当陌生。眼前这个略有些谢顶的退休官员，身穿一件旧黑色羽绒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最近的一个雪天，因为自顾自地低头走路，他甚至在家门口附近迷路了。
也就在最近，这位刚刚退休的国务院研究室前司长，因为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医改》的书，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有媒体评论道，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
其实，在两年前的夏天，朋友们就开始“怂恿”这位高级官员为医疗体制改革写点什么，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医改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专家就靠这个吃饭，哪个部门给他们课题经费，他们就帮这个部门说话，忽悠老百姓也忽悠领导。”他笃定地说，“我可不想卷到里面去。”
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与这个国家十多年来进行的医疗改革，早已密不可分。
他至今记得1996年的一个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前去求医的病人。
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
直到今天，想起这块石头的故事，朱幼棣仍然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专门跟在中央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新华社记者，还是后来进入官场，成为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的高级官员，他始终关注着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2009年，他终于决定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写进书里，他只想让老百姓看懂，那些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本质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曾经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官员，一字一句地分析着那些连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也称“看不懂”的“医改征求意见稿”，解剖那些晦涩拗口的文字中隐藏着的含义。
最明显的就是，“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个“在中南海里天天写报告”的官员却指出，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是“卫生部门指定配送商，垄断经营招标的药品”。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确立了“政事分开、管办公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四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对此，朱幼棣本人就有着深切的体会。2002年，他的父亲因病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78岁的老人，每天还要经受十多个小时的输液，耗费巨资，却最终因用药过度，诱发心力衰竭去世。
与此同时，这个“爱较真”的官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大量医疗资源正在被肆意浪费。比如，吉林省一座规模不大的乡镇医院，却有100多名职工。原来，在乡镇体制改革后，原有的事业编制都被压缩，曾经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进入医院捧起“铁饭碗”。
但一些专家却将病人挤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现状，定义为“盲目、超前医疗消费”。他气得在书里写道：“真是岂有此理!”
“那里连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业，一些医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操作人员都没有，农民怎么能在这样的医院看病?”说到气处，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当然，不仅仅是批评，他也在为这个国家的医改寻找着出路。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品。因此，在国内的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可一位社保部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边境上的农民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向国外倒卖”。
他沉默了一会，告诉这位花白头发的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便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赶在退休的时间点推出这样一本颇具“噱头”的书，此前有媒体推测式地将朱幼棣描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我从不谨小慎微!”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重。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佐证。2000年，朱幼棣调任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就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发表讲话后，这位新上任的官员却当面告诉自己的上司：“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书记你来讲。”
而朱的一个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的朋友告诉记者，像他一样敢说真话的人在官场上并不多见，“更多人可能只是在心里说”。
不过，这个在《大国医改》中言语犀利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却语速很慢，声音很小。有时，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挤出一句话。但如果说到开心的事，他眼睛眯起来，头偏向一侧，咧嘴笑着，带着股孩子般的天真。
朱幼棣曾经在新华社的同事吴晓波，如今已经是著名的财经作家。他还记得，每当朋友们围在一起纵论天下时，“老朱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直到高潮将尽，有人提议，“听听老朱的”，他才开口。在吴晓波看来，“老朱”可是个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公认的全才”。
即便是“全才”，这也是段相当艰苦的写作历程。“涉及的领域太多，要研究的东西也太多。”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本以为15万字就能打住，但最终却写出了近40万字，以至于出版时间也向后推迟了一年。
不过，正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仅仅出版后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据说，就连卫生行业的某出版社向职工推荐书时，也推荐了《大国医改》。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他甚至担心，“没有超越部门、超越行业的东西，只让几个部门自己进行，恐怕做不成。”
他曾经见证过计划经济的尾巴。至今，这个前记者仍保留着一本泛黄的采访本，上面记录着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那时还很年轻的朱幼棣发现，当时“连一年要生产布鞋多少双，铁钉多少吨，都要由中央开会讨论，计划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啊!”
改革很快就发生了，在那些即将被压缩的部委里，朱幼棣不止一次听到部长们的叹息：“我成了最后一任部长，该怎么向这个行业的几百万职工交代啊?”
“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触犯任何人的利益。医改也是一样。”朱幼棣说。在他看来，改革必须“管办分离”，只有管办分开，原有的部属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它们才可能发展起来。”
但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医改问题，这个看来并不复杂的思路，却总是无法推行。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总有人以医疗的“公益性”为由，反对放开市场。
“公立医院垄断了85%的医疗资源，管办不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就没法推行，原有的问题还会一直存在。”他皱着眉头说。
事实上，朱幼棣打心眼儿里并不喜欢这个让他陷入舆论漩涡的医改话题，“特别累”。如果话题转到他喜欢的地理、历史、珠宝鉴定，甚至佛教流派，那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就会放出光彩，话也立刻多起来。
可眼下，他从这场正在进行的医改上，并没有看到太多希望。想要达到他心目中“穷人看得起病，富人看得好病”的目标，“还离得很远”。他甚至悲观地觉得，如果不按照“四个分开”的思路走下去，“没戏!”
其实，这些医疗乱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没什么关系，他如今“拿着医保蓝本儿”，享受国家给予的医药费全额报销福利。但他从没有忘记，在他上个世纪70年代考入大学以前，他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品尝过社会最底层的艰辛，“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矿工的秉性。”
更何况，在朱幼棣看来，许多问题都“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只有“茧被撕破了，那只难看的生物才会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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