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中国式“竞争”
过去十年，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之间发生了诸多事件。这两家同行公司几乎同时从湖南创立、发展、壮大并跻身世界工程机械一线阵营，掌舵人詹纯新和梁稳根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拿下被称为“中国经济奥斯卡”的大奖——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遗憾的是，同成长相伴生的，是两家公司的激烈摩擦和生死冤仇，这是一种在中国特殊土壤上滋生的、与正常竞争并不相同的可怕缠斗。
今年6月以来，财新记者对两家公司进行了多轮采访，试图探究这种中国式“竞争”的缘由。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更具爆炸性的陈永洲事件发生了。
陈永洲事件
中联重科认为还会受到“持续的伤害”。一记刑事重拳自长沙挥起
根据事后获知的信息，9月9日，中联重科就《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侵害商誉向长沙警方报案，9月16日正式立案；10月15日，陈永洲的名字被长沙警方放上了公安系统的网上追逃名单。10月22日下午3点，财新网率先报道：曾发表多篇批评中联重科报道的广东《新快报》记者陈永洲，10月18日在广州被长沙市公安局带走。
财新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陈永洲是以涉嫌损害企业商誉的罪名被长沙市公安局拘留的。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6月1日，陈永洲先后在《新快报》发表10篇有关中联重科“利润虚增”“利益输送”“畸形营销”及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评性报道。
其实，陈永洲所为还不止于此。
2013年7月10日，有媒体发出“中联重科被实名举报财务造假”的新闻，称举报邮件来自一位“陈姓市场人士”。此“陈姓市场人士”于今年6月7日向香港交易所和香港证监会递交举报信及中联重科“业绩造假”证据，又在7月9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举报材料。
同一天，一个名叫“堂吉诃德陈”的微博账号在新浪微博注册，发布了数条与中联重科相关的内容，并提供了资料下载地址。在一个名为《中联重科000157》文件包中，中联重科方面发现该举报者为陈永洲。
7月10日当晚和7月11日，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中，连续发布以“舆霸与打手”等为题的微博内容，文中提及陈永洲在对中联重科的报道过程中，“从未就报道事宜采访过中联重科的任何一个人”。高辉还将陈永洲的记者证及身份信息在网络上公开。
陈永洲和新快报社进而诉诸法律。8月7日，新快报社、陈永洲就中联重科及高辉公开侵权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并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立案。
或许正是这场民事争讼，让曾于6月份派遣两位高管赴《新快报》沟通的中联重科认为此事难以善了，自己还会受到“持续的伤害”。一记刑事重拳自长沙挥起。
《新快报》岂可退让。10月22日晚，《新快报》通过官微声明，就该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拘一事，将采取法律手段全力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益。该微博还透露，中国记协已介入调查。
10月23日，《新快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请放人”的文章称，“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要求释放陈永洲。
24日，《新快报》又发表《再请放人》。对于陈永洲对中联重科的所有15篇批评报道，《新快报》称进行了认真核查，“仅有的谬误在于将‘广告费及招待费5.13亿’错写成了‘广告费5.13亿’”“总体上是比较客观的，没有发现陈永洲有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的事情”。
一家报纸用自身信誉为一名记者背书，迅即获得海内外响应。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及《新快报》的母报《羊城晚报》等体制内媒体，都以各种方式向同行陈永洲的命运表达关注和声援。多家海外报纸头条刊登《新快报》头版版样，《经济学人》杂志的标题是：中国媒体终于反抗了！
然而，在10月26日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陈永洲面对镜头不仅供认了自己收钱的事实，还描述了自己如何受人指使，根据他人提供的现成材料，在未经核实、也未对中联重科进行调查采访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分析和主观臆断，编造中联重科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畸形营销、销售和财务造假等问题。
他还承认，这10多篇报道中，仅有“一篇半”是自己在他人安排采访下完成的，其余都是由他人提供现成文稿，自己只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有的甚至看都没看，就在《新快报》等媒体上刊发。当讯问的警察用设问句式问陈永洲，“所以说你保证不了这些文章的客观性”，这个27岁的年轻人回答道：“肯定没办法做到客观”“肯定保证不了……绝对不是客观”。
《独白》事件
“《独白》事件”只是一场全方位舆论战的开端
和一脸稚气的陈永洲相比，58岁的詹纯新成熟而稳重。他总是会穿着中联重科的工作服——蓝色衬衫，藏蓝色裤子和皮鞋，据说这是他常年不变的打扮，无论是参加股东大会，还是在北京大酒店会见重要客人。他就像一名共青团培养出来的干部，说起话来语速缓慢而平稳，几乎没有手势，更没有夸张的动作。坐在椅子上，上臂夹得很紧。
但詹纯新早已是聚光灯下的人物。2011年当选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比同城对手三一集团的董事长梁稳根早一年。他不仅是中联重科董事长兼CEO、党委书记，还有着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工程机械协会副会长、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这些不附带实权的级别性身份，以及“官二代”——一个在当今中国社会被广泛地与权力腐败联系在一起的污名化称谓。
“对手经常用它来指责我，导致舆论每每提到我，也是给我戴这样一个帽子，上至高层，下至老百姓，连小饭馆里的人都在议论。”即使这样愤懑的指责，詹纯新的语速和语气都听不到情绪的变化。
在6月18日中联重科股东大会前后，这样一个沉默而谨慎的人坐到财新记者面前，决定说点什么，一定不同寻常。
他说自己是被逼的。2012年11月30日，詹纯新去上海宝马展（baumaChina2012，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会场的中联重科展台。这是展览的第三天，与前两天不同的是，展会上来往的人看他的目光都有些异样。
“我有些不知所措。”詹纯新很快就知道了原因：下属用手机给他看了一篇发表于11月29日《环球企业家》杂志的文章《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下称《独白》）。文章通过采访湖南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等数位高管，细述了三一重工近年来所遭遇的间谍、绑架、行贿门、上市遭阻击等事件，并或明或暗地指向中联重科，包括点明中联重科“教唆”员工上传行贿门资料，以及詹纯新如何利用“官二代”背景打压三一重工。
詹纯新扭头就回了酒店，然后飞返长沙，带着一股脑儿的委屈和气愤。“当时我的想法是中联重科应该有个声明。”当晚，中联重科发布了詹纯新亲自草拟的声明，但只是简单的一句“纯属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成为众矢之的，那确实是一段难熬的日子。“连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对你持怀疑态度。因为别人讲多少遍了，你也没吭声，这就意味着你已经默认了。”他说，“我拍过桌子，流过眼泪，甚至认为自己价值观出了问题。”
但当时正值中共十八大刚闭幕，在詹纯新看来，顾全大局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他和中联重科不得不选择沉默——这个时候，詹纯新的身份不再是一名企业家，他必须服从党的纪律。
“有人在微博上说，你们顾全大局，你们就装吧。”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军提起往事仍然愤愤不平，“这是往伤疤上撒盐嘛。”
不过，“《独白》事件”只是一场全方位舆论战的开端。
今年1月8日，香港《明报》以“匿名信指中联重科夸大盈利”为题，率先报道在香港H股上市的中联重科财务造假；尽管中联重科在第二天就发布了澄清公告，但相关报道接踵而来且更为详细：2月4日，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联重科华东地区销售造假；5月27日，广东《新快报》又报道中联重科华中地区销售造假。
事后据报道，媒体获得的举报材料在2012年就曾送至监管部门及深交所，湖南证监局进行过调查，中联重科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亦出具了说明，但今年又被拿了出来，中联重科在海外的合作伙伴也有收到举报材料。
5月29日，中联重科再发澄清公告，表示中联重科从2012年四季度开始，持续受到竞争对手全方位的恶意攻击，“本公司不排除近半年来持续不断的恶意举报活动为竞争对手所为”。但已不能阻止事态的蔓延。
“我们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班的老师把中联重科造假作为教学案例，同学们都看着我，我不得不站起来澄清。春节去看望大学老师，也被问起这个问题。”一位中联重科的高管说。
而与此同时，五六月间，“三一集团946亿高负债运行”“三一重工被指虚增销售收入4亿”的报道也屡屡见诸报端。三一重工方面同样怀疑是竞争对手操纵媒体。
事实上，中联重科方面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独白》事件”做出回应的打算。今年4月，中联重科的四位独立董事，委托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就相关事实展开调查。在6月17日中联重科股东大会前一天，中联重科发布了这份《独立董事声明》，称2009年、2011年和2012年“间谍事件”均已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司法程序，独立董事尊重相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法院对三起事件已查明的事实；绑架事件和海关稽查事件也均与中联重科无关。不过，“考虑到政府的反应”，中联重科将详细报告递交了有关部门，对外只是披露了调查结论。
但这份自证清白的声明，马上遭到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的还击。他在微博中称中联重科方面的独董调查是一场“闹剧”：“调查了那么久还是没搞清楚，这些发生在三一重工身上的离奇遭遇到底与谁有关呢？哪些无关说了，哪些有关怎么不说呢？看了总感觉搞笑，比如绑架嫌犯人都死了，根本就是无头案，怎么下的结论与谁有关或无关呢？”
7月17日，51岁的向文波在北京金融街一家饭店的会客室接受了财新记者采访。这个乡音浓重的湖南人比微博上更显机敏，语出机锋：那些所谓三一重工针对中联重科的间谍案“都是圈套”，就是正常的搜集市场信息；中联重科改制与收购国企就是利用了政府关系；三一重工之所以到全国各地去投资，就是不至于在湖南一个地方被黑⋯⋯
也是在这一天，中联重科官网刊出独董报告全文。此前一天，报告在香港交易所全文披露。“当初独董们在北京开会，说要调查，也请律师做了调查。但最后事情还是在演变。”独董们认为，中联重科往后退就是悬崖，“水一直在搅浑，必须摆到台面上”。
近来，三一重工的声音似乎比以前少了。梁稳根从来低调，极少见媒体。作为积极发言人的向文波则说，三一重工不屑于回应：“退货造假有实名举报，你可以起诉举报人，为什么针对我们三一重工呢？如果你觉得《独白》文章有问题，可以起诉媒体和我们啊！”
不信任之始
2001年到2006年间，三一和中联的负责人还能坐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
在工程机械这个基础支柱产业里，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是两家领导者。
三一重工的前身，是由梁稳根、唐修国、毛中吾和袁金华等四人于1989年6月筹资创立的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1994年11月三一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正式进军工程机械行业。2003年7月，三一集团旗下三一重工上市，如今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按照三一重工展示的一份国际第三方调查排名，目前已跻身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第六位。2012年，三一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32亿元，净利润58亿元，三一重工是其核心资产及主要利润来源。
中联重科创立于1992年，由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改制而成。后者1956年始建于北京，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技术的发源地，1969年迁至湖南。1992年，刚就任副院长的詹纯新带领七个人，借款50万元创立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2000年A股上市，2010年实现H股上市，是中国工程机械首家“A+H”股上市公司。20年来，中联重科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65%，自称是全球增长最为迅速、产品链最为齐备的工程机械企业，公司的两大业务板块混凝土机械和起重机械均位居全球前两位。中联重科是一家独立的整体上市公司，2012年收入480亿元，净利润73亿元。
两家同城同行竞争激烈，难分伯仲。就细分领域而言，中联重科的工程起重机市场份额仅次于徐工机械（000425.SZ），三一重工增势很猛，但还不足以和中联重科抗衡；在挖掘机方面，三一重工排名第一，而中联重科进入较晚，也不想全面铺开；在装载机方面，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都不强。混凝土机械则是两家企业激斗之所，两家目前占市场总和近八成。
梁稳根出生于湖南涟源县道童村，比詹纯新小一岁，父亲是篾匠。1983年，梁稳根毕业于中南冶金学院，曾在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工作，当过计划处副处长。
1986年，梁稳根借款6万元创建涟源焊接材料厂，主做电焊条，但后来做得不好。1992年，他带着合作伙伴唐修国、毛中吾和袁金华来到了长沙。
前往长沙的提议，是梁稳根校友、也是后来他最亲密的搭档向文波提出的。到长沙后，梁稳根有两个选择，一是跟随湖南的民营企业远大空调做空调；另一个就是跟随中联重科做输送泵。向文波提议做输送泵，他的理由是和国企有竞争优势。
当时三一重工并没有技术，他们就开始寻找能做这一块的人才。挖掘人才，这也是三一重工以后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一重工看中了湖北建筑机械厂的混凝土泵车技术。当时三一重工从湖北建机搞来图纸，自己钻研，开始开发输送泵。由于缺乏技术，三一集团生产出的拖泵一度销路不好。直至1995年，梁稳根从北京自动化研究所挖来掌握泵类产品核心技术——液压技术的专家易小刚（现任三一重工执行总裁），产品质量问题得到解决。1998年，三一重工又进一步推出泵车。
“我们之间的冲突其实没断过，毕竟有成千上万名业务员在抢单。”最早的冲突来自很小的摩擦。曾有报道称，1999年，200多米高的深圳彭年广场大厦封顶，使用的是中联重科的泵车。所谓泵车，就是利用压力将混泥土沿管道连续输送的机械。中联重科请了很多客户搞现场会，但众目睽睽之下，中联重科的泵车钢管突然打爆了，参观者在现场看到的是一塌糊涂。事后很长时间才知道，有人买通了机手，往混凝土中加膨胀剂，但是没法证实。
不过，2001年到2006年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负责人还能坐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当时的长沙市委领导曾提出，两家成立一个合资企业，但最后未能实现。向文波回忆说：“我们原来和政府打招呼，我们什么条件都能接受。我们出过很多主意，包括组织零部件生产企业，大家有共同利益。但中联重科不愿意，政府也无可奈何。”詹纯新则认为：“这不现实，销售怎么去算，怎么去分利？”
那一阶段的摩擦仍然是小范围和轻微的。因为彼时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还处于第二梯队。三一重工2003年上市，晚于中联重科，但增长更快。上市当年，2003年三一重工净利润3.22亿元，超过中联重科的2.30亿元。
根据工程机械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一直到2005年，中国工程机械的行业巨头是徐工机械，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只是紧随其后。2003年徐工机械的收入是三一重工的1.6倍，中联重科的2.97倍。此时徐工集团并未整体上市，整个徐工集团规模更大，远超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和。
双雄并起
2006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超过内忧外患中的徐工，新科冠亚军的直面竞争也从这一年开始升级
2006年，中国机械工程行业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三一重工成功阻击徐工改制，其二是中联重科大股东建机院改制完成，管理层成功参股。
2006年6月中旬，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在自己博客上连续发表20多篇文章，质疑美国凯雷集团注资3.75亿美元获得徐工机械85%股份的收购，是“贱卖国有资产”“外资进入造成垄断”“危及产业安全”，并两次举牌，愿以比凯雷高三分之一的价格收购徐工。
各大媒体迅速跟进，“徐工案”成为被最多人关注的大型国企改制案例，徐工改制被迫停止，公司内人心惶惶，业绩一落千丈。
这一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达到52.10亿元和5.92亿元、46.57亿元和4.82亿元，都超过了徐工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徐工机械（25.84亿元和959万元）。
据说彼时风暴眼中的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曾经抽着詹纯新送给他的“芙蓉王”苦笑着说：“老詹不显山不露水地就搞完了，他很幸运。”
或许是当时徐工作为行业老大吸引了注意力，中联重科的改制虽也历时多年、几经波折，最终得以顺利完成。方案的操刀者包括当时要入股的弘毅投资。
2006年3月，湖南省国资委下发关于长沙建机院的改制文件，要求确保引进一家或两家财务投资者，财务投资者所持比例合计不低于8%，管理层和员工可依法受让省属国有股权，持股比例不高于30%；同意建机院实施资产重组、整体上市。
按上述精神，省国资委于当月将手中32.1%的建机院股份挂牌转让，建机院的股权变为省国资委59.7%，合盛科技18.04%，一方科技11.96%，弘毅8%，湖南省土地经营公司2.3%。2006年4月30日，弘毅出资4823.32万元买下这8%股份，同时又以2.74亿元的价格收购了中联重科第二大股东深圳金信安所持有的公司15.83%股份。
“我们在2005年时市场不行，体制不行，决策过程要上报，即使反应再快也不能快速拍板。经营自主权没有。”詹纯新说，如果当时中联重科要死，就一定死在体制机制上。他解释说：“我们不是MBO，MBO是指管理层收购，以管理层控股为特征。在建机院的改制方案中，管理层和员工持股为30%，在整体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后，管理层和员工直接持股实际只有12.56%，因此，建机院改制不是曲线MBO，算是管理层参股。”
中联重科改制成功，同时重组公司构架，组建工程起重机械、混凝土机械、高等级公路施工与维护机械和城市环卫机械等七个事业部。这些举措都大大改善了中联重科经营机制，大幅提升管理和生产效率，中联重科成功进入工程机械的第一梯队。
此时的三一重工也正经历一个黄金时代，迅速超越徐工，成长为工程机械行业无论是收入上还是利润上的龙头老大。根据上市公司财报，2005年-2007年，三一重工收入增长率超过250%；净利润增长率达到780%。中联重科的收入和净利润虽也在快速增长，却还不及三一重工，这三年中联重科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率分别为173%和328%。
2006年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节点，一是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超过内忧外患中的徐工，成功晋身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头两位；另一方面，新科冠亚军的直面竞争，也从这一年开始升级。
据中联重科官网称，2006年8月，江苏的一台44米中联重科泵车发生泵架断裂。事后查明，这是一起因操作不当而引发的事故。但仅仅三天时间，中联重科在全国范围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家客户均收到了泵架断裂的短信息，不少客户或转投竞争对手，或要求退货索赔。
此次“短信门”事件被认为是三一重工员工所为。中联重科曾就此事致函三一重工方面，并诉诸湖南省政府协调，但“三一方面在20多天的时间内未给予任何解释”。
此后的2007年4月，在德国宝马展上，三一重工一辆66米泵车的臂架折断。由于此次事故正好发生在德国，德国媒体和《欧洲时报》等华文报纸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国内媒体也热炒了一阵。三一重工将此次事故的曝光归结为中联重科泄露给媒体。
像这种事故出现后被曝光的事例，之后这些年，双方都很有几起。双方也都会习惯性地认为，事故曝光是对方所为，不管事故是真的产品质量问题还是操作不当，抑或是外部环境所致。
CIFA并购遭遇战
成功收购CIFA，让中联重科在与三一重工商战中的一个关键性指标开始出现变化——毛利率
这种交织着敌意的竞争，在2008年的一场收购之后白热化。
2008年9月28日，在湖南长沙“世界之窗”主题公园一个临时搭建的大厅里，中联重科宣布完成对全球第三大混凝土机械公司意大利CIFA的收购。
中联重科收购CIFA，拿到了高端技术。中联重科财务负责人洪晓明说：“中联重科在47米以上的长臂技术占70%的市场份额。2012年长臂混凝土机械占板块收入的30%，占集团收入的15%，毛利率达到48%。我们利用CIFA的平台采购也降低了成本。搅拌车也是用CIFA的技术搞起来的，现在也是国内第一。2011年、2012年混凝土产品收入近400亿元，利用CIFA技术的近300亿元。”
同时，中联重科在与三一重工商战中一个关键性指标开始出现变化，那就是毛利率。自2009年起，中联重科的毛利率稳步提升，2012年小幅超过三一重工，2013年更是超过1个百分点。毛利率的反超，对于两者竞争格局的影响是极为关键的。
事实上，梁稳根也想收购CIFA，三一重工还去意大利做了推介，第一轮报价比中联重科高得多。向文波把最后收购落败的原因归结为“中联重科是国企，政府帮他”。
中联重科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该公司一位投资顾问称，中联的并购律师很厉害，认为应该赶快拿“路条”。中联重科和CIFA在长沙第三次见面时，已经拿到了路条。所谓路条，即是发改委的批文，有路条才有收购资格。
“三一报价6.5亿欧元，他们请的是雷曼，我们4.2亿欧元，请的是高盛。但是我们懂海外收购的规则，去发改委把小路条拿下了，按说他们就没有竞购资格了。”这位投资顾问说，“当时湖南省想让我们两家一起去收购，这实际是不可能的，但还得谈。三一说是把51%控股权给他们，三一给中联重科1亿元的补偿。我说，你们有何筹码？在国内都没有成功的收购经验，怎么做？我们还有小路条。这个只能是一家收购，其他跟进，我们70%，你们30%，四六开都没的谈。”
弘毅投资一位人士也对财新记者透露：“当时也有担心，如果三一报高价怎么办？但实际上三一尽职调查都没做。所以我们坚决不报高价，最后把估值定在了4.68亿欧元。”
针对这起收购，2010年11月2日，在2010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商年会上探讨“企业海外并购战略”话题时，向文波以某企业并购意大利CIFA公司为例，爆料“原本只需要20亿元的成本，最后花费了50亿元”。
向文波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中联重科方面的强烈不满。当日下午的一个分会场上，中联重科副总裁郭学红以“我对向文波总裁的说法不认同”直接驳斥了三一重工，他强调中联重科作为上市公司，所有数字均有据可查。
郭学红还在会议现场曝出一段并购内幕：“三一曾为了并购资格问题反复与中联重科沟通，中联重科不同意，三一明确表示愿出1亿元向中联重科购买并购资格。”
会议结束后，关于两大巨头的论战迅速见诸报端。
向文波事后将该事件的报道打印后并写下道歉信寄给詹纯新。向文波在信中称：“我在公开场合所讲可能不妥，但并无恶意。”并表示，“以后若有什么事情，双方共同协商，若协商不成，再公开宣战。”
向文波的信由三一重工宣传部部长施奕青到中联重科当面送交，却被中联重科方面公开了出来。这使双方的和解再蒙阴影。
中联重科的不安：第一次“间谍门”
“间谍门”案发后，有湖南省领导出面调停，请梁稳根、詹纯新等人喝了一顿“苦酒”
早在2010年公开龃龉之前，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的非正常暗斗已经升级。
2009年，两家公司发生第一次“间谍门”事件。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2009年1月，三一重工商务部员工文成为搜集中联重科的营销资料，化名为慧聪网的“杨涛”，打电话给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分公司营销管理员张俊，自称为客户提供商业情报、咨询和行业研究分析报告。
之后两人见面时，文成提出要张俊提供中联重科混凝土分公司的营销信息，并承诺付给张俊每月5000元的好处费。2009年3月至7月，张俊利用系统管理员的权利，登录中联重科台账系统，获取混凝土公司的发货明细表等商业信息，打印成纸质文件带出公司，再用手机拍照形成图片文件后上传至邮箱，文成通过该邮箱获取张俊提供的营销信息。期间，张俊通过光大银行账号，从2009年3月至7月，收受贿赂2.5万元。
张俊是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分公司管理合同的人员，所有的营销合同都需要经过他。中联重科发现公司的销售人员和客户谈合同时，刚开始谈得非常好，但只要合同往总部一送，三一重工的销售人员立刻就低价与客户达成协议。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引起了中联重科注意，最后是抓了个现行，张俊在给三一重工发邮件时被当场取证。中联重科于2009年7月报案。同年8月文成和张俊先后被刑事拘留。
案发后，湖南省政府分管领导曾出面调停解决问题，将三一重工梁稳根和向文波以及中联重科的詹纯新和孙昌军招到省委一个会议室开会，晚上又请詹、孙、梁、向四人一起吃饭，就这样喝了一顿苦酒。
饭后，詹纯新开车去了湘江边上，点上一支雪茄，坐了两个多小时。他回忆说：“这两个多小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做点事这么难。”
最后在政府高层的协调下，文成被释放，只有中联重科的员工张俊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
但在向文波看来，这个“间谍门”就是一个陷阱。“我们当时在省委办公室看到一份材料，上面写着文成就是中联重科的集体户口。”他还表示，就算文成是三一重工的员工，“这也就是交换市场信息，怎么说成是间谍行为？”
中联重科的独董调查报告对“户口说”不予承认，并称文成从未与中联重科建立过劳动关系。
三一重工的不安：“绑架门”与“行贿门”
“行贿门”让三一2011年H股上市失败，中联则在该年第四季度实现反超
2009年的“间谍门”虽然调停解决，但随后发生的“绑架门”，又让三一重工开始感觉不安。
这起案件非常蹊跷。根据财新记者获得的法庭资料，2010年6月，冯文韬、孙飞通过招聘广告应聘到一家“调查公司”，公司负责人为熊纠。此后熊纠率二人曾多次跟踪一辆路虎越野车。当年7月2日8时许，熊纠与冯文韬、孙飞着警察制服拦截该车，准备强制打开车门。由于车门均反锁，三人未能得逞。后路虎车司机加油迅速驶离现场，车中险些遭劫的正是梁稳根的独子梁在中。三一重工为此报案，直指中联重科绑架。
此后，熊纠又带领冯文韬、孙飞，于8月11日绑架了另一辆路虎车的车主。冯文韬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涉嫌犯罪，趁熊纠外出之际报警。熊纠被追捕后，8月13日在长沙县星沙镇华天乐活小区跳楼身亡。
从法院判决书看，“绑架门”确实与中联重科无关，甚至主犯熊纠都不一定知道他要绑架的是谁，两次绑架对象的共性都是开路虎车。在中联重科看来，《独白》中三一重工将绑架梁在中的矛头指向中联重科，等于说他们是黑社会；向文波则至今对此事有质疑：“为何主犯会跳楼自杀？绑架罪并不至死。”
“绑架门”让梁稳根的家人安全遭到威胁，但对三一重工来说，公司遭受的最凶猛也最伤元气的一次攻击，是2011年H股上市失利，其原因即是“因为中联重科炮制的行贿门”。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同于2009年启动H股上市。2010年，中联重科A股增发和香港上市成功，先后募集55亿元人民币和150亿港元。三一重工最初H股上市未获批，于2011年再次准备按计划于当年4月20日在港交所发行约15.4亿股H股，募资300亿港元。
但就在上市前一天，网上出现了有关三一重工行贿客户的文件，题为“重大爆料：三一重工行贿证据”。
“这次阻击让三一重工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并将中字头企业领导一网打尽。”向文波说。
鉴于此事重大，三一重工于4月20日向长沙县公安局报案。4月28日，长沙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否涉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犯罪的情况说明》（下称《说明》）。《说明》称，经调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三一重工涉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行为。
但行贿门事件涉及人员之广、影响之大史无前例，亦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亲自批示要求彻查。
此次调查以湖南省政府出函而宣告结束。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湘政函[2011]181号、185号），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
“行贿门”在湖南引起滔天波浪，很多人怀疑此事为中联重科暗中操作。事发后的5月11日，中联重科向长沙市公安局呈交报告，要求公布调查结果。不久，中共长沙市委主要领导将公安机关调查进展告诉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说此次“行贿门”爆料，可能是中联重科的三个员工所为。詹纯新回忆说，自己听到消息后非常惊讶，迅速指示公司督察部门进行内部调查，并指出：“公司员工只允许管好自己的事，绝不允许去干与公司无关的事情，你们认真查！”
5月28日，湖南省纪委将受怀疑的中联重科员工带走谈话，近月余后方通知中联重科接人。
“那一段时间詹纯新情绪低落，我和（弘毅投资总经理）赵令欢经常去长沙陪他。”中联重科的一位投资顾问称。
虽有业内人士称，天山水泥、中国建材都有高管因此被免职，“行贿门”最后还是成了一起没有结果的案子。但湖南省政府出面为三一重工背书，未能改变“行贿门”给三一重工上市筹资带来的重挫。2010年-2012年，三一重工投资流出现金规模高达240亿元，加上香港上市失败，公司现金流压力巨大。
中联重科则凭借2009年定向增发和2010年H股上市募集的充足资金，资产负债率回到56%的安全水平，开始在市场上降价销售，争取市场份额。
2011年对两家公司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寡头垄断的混凝土机械为例，2001年-2007年，三一重工的混凝土机械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70%，远高于紧随其后的中联重科的25%；2008年收购CIFA之后，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到35%左右，三一重工略有下降，仍强于中联重科。但2011年四季度，竞争格局发生改变，中联重科的混凝土机械市场占有率达到48%，三一重工则退至42%。
不仅一个混凝土机械，2011年四季度，中联重科营收和盈利为131.5亿元和21.8亿元，反超三一重工的94.73亿元和11.2亿元。自此，中联重科在销售方式上更为激进，利用雄厚的资金砸市场，以融资租赁、分期付款等方式争夺客户。
与此同时，市场上则流传着三一重工资金链断裂的谣言，这令三一管理层非常不满。
争购“大象”
又是中联重科先拿到了发改委的收购路条。湖南省高层协调下，中联让出路条，玉成三一收购大象
国内战场摩擦不断，海外市场上，双方再一次狭路相逢。
2011年12月，市场上传出欧洲第一的德国工程机械制造巨头普茨迈斯特公司（俗称大象）将要出售的消息，梁稳根“从椅子上跳了下来”。他的目标就是早日成为世界第一，于是直接奔赴德国展开秘密谈判。
2012年1月31日，三一重工发布公告称，旗下子公司三一德国有限公司（下称三一德国）将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顾问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基金），共计出资3.6亿欧元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100%股权，其中三一德国收购90%，出资3.24亿欧元。
但是，这次又是中联重科先拿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收购路条。
根据向文波的说法，大象CEO先是于2011年12月20日见了三一重工方面代表，次日才会见了中联重科高管。向文波向财新记者强调这个顺序：“大象方面一共见了五家企业，为什么就只有中联重科去拿到了路条，我们都没有？这是个问题。”
而据中联重科官网的声明，2011年12月21日大象CEO与詹纯新在香港见面，詹纯新当即表达了收购的意向，同时向普茨迈斯特及其顾问机构简单介绍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定程序，告知对方收购需要得到发改委批准。12月22日上午，中联重科正式行文给湖南省发改委，申报该并购项目。12月30日，中联重科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路条”。
但与大象达成收购协议的是最积极与大象接洽的三一重工。为此，湖南省高层协调中联重科把路条让出来。据当时参与的一位中联重科高管回忆：“省里有关部门说上次是你们并购意大利CIFA公司，这次也该轮到三一了。省里的态度，我们不能不听。”
成功收购大象后，2012年，三一重工的海外营业收入由2011年34.25亿元飙升至87.40亿元，同比增长155%，海外业务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19%。与一般海外收购后标的迟迟不能盈利相比，大象在并购当年，即取得了较大增速的盈利。
三一重工董秘肖友良介绍，87.40亿元是三一重工对大象首次财务并表后的营收数据。“2012年，大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利润大幅增长。”
愤怒的搬迁
三一不相信中联对“海关门”事件的解释，员工被抓更让他们愤怒
2012年，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之间的非正常竞争再掀高潮。三一重工如愿以偿收购大象，但紧接着发生的“海关门”，让三一重工觉得自己遭到了报复；而让中联重科方面感到愤怒的是，自己“为顾全大局一再忍让”，三一重工方面却“变本加厉”，继续使用违法手段刺探中联重科商业情报，“不惜动用黑客和不谙世事的大学毕业生”。
《独白》一文中写道：“2012年3月6日，梁稳根之子梁在中的助理曾接到星沙国际邮局的通知，要其前去领取梁在中的国际包裹。其助理在国际邮局领取邮包时被误认为是梁在中本人，早已布控在场的三名自称是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工作人员，以包裹有问题为由将其带回海关，并进行长达六个半小时的审讯，指控其有走私行为。这一执法过程疑点颇多——在海关执法过程中，审讯室旁边甚至已提前安排大量媒体记者，对逮捕过程全程拍照。”
向文波对此事提出质疑。当时梁在中和亲戚去日本，买了两块情侣表，把空表盒邮寄回国。邮局通知梁在中去领包裹，海关以为他的助理是梁在中本人，将其扣押。该助理趁上厕所的时候给梁在中电话，让他快跑。梁在中和母亲开车直奔武汉，才得以脱身。
“当时海关只是有嫌疑，没赃物，为何要去抓人呢？”向文波说，“我当时在北京开‘两会’，市委书记说不知道，省长给海关电话才摆平。我无法肯定与中联重科有关，不过我们在海关从来不偷漏税。”显然，三一重工还是怀疑中联重科做了手脚。
中联重科的独董报告则称，他们走访海关获知，梁在中因涉嫌走私被调查，“是海关依据其法定职权独立做出的执法行为，与其他企业、部门、人员无关”。詹纯新以及中联重科高管则表示，直到三一重工自己在《环球企业家》上披露，他们才知道有此事。
五个月后，中联重科再度发现大量商业秘密被窃。
经内查发现，有人登录中联重科设在汉寿县的售后服务管理系统服务器。入侵者所用的账号，曾为中联重科一名离职员工使用。其登录权限本已停用，但之后该账号反而获取了中联重科售后服务管理系统的最高使用权限，查询售后服务管理系统中已售设备档案数万次。中联重科于2012年10月13日向案发地汉寿县公安机关报案。
汉寿县公安机关侦查得知，自2012年4月至11月，为掌握中联重科的客户信息，三一重工员工黄镜明找到其在湖南农业大学时的同学、刚从中联重科离职的甘翰宇，从甘翰宇处得知中联重科售后服务系统有关信息。黄镜明随之潜入郴州、广州、长沙等地，登录系统获取信息。
2012年11月4日，黄镜明与甘翰宇在一家网吧再次登录中联重科安放在汉寿工业园的售后服务系统服务器时，被跟踪多日的汉寿警方当场抓获。2012年11月6日，黄镜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汉寿县警方刑事拘留。
据黄镜明交代，当年7月，三一重工经营计划总部市场部副部长刘兵要求黄镜明想办法提供中联重科在全国的设备及客户信息，黄镜明通过登录中联重科的售后服务管理系统，将窃取到的客户资料和设备信息交给刘兵，获得18.3万元奖励。2012年11月9日，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汉寿县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但向文波对此次汉寿警方越境抓人极度不满。“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当时政府高层并不知道汉寿警方要来三一重工抓人，他们是趁省里领导在北京开十八大之际去抓的人。”他甚至怀疑是中联重科员工诱使三一重工员工登录，“否则为何要给登录账号，为何能发现是汉寿服务器？为什么能抓现行？”
三一重工不得不再次找到湖南省政府高层人士要求放人。已经完成侦查阶段的汉寿警方，于11月12日晚释放了黄镜明与刘兵。
三一重工方面不相信中联重科对“海关门”事件的解释，员工被抓更让他们愤怒。“在我们看来，在湖南长期无法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三一重工只有搬迁。”向文波说。
向文波称，三一重工也曾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争端，但发现根本行不通。他介绍说，此前中联重科曾指责三一重工从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的机械工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应届毕业生中物色情报人员，经培训后，指使他们潜伏到中联重科内部，要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毕业生窃取中联重科及同行业的商业秘密。三一重工委托金杜律师事务所就此以中联重科涉嫌诽谤报案。“但公安机关不给立案，理由是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是省委委员，立案需要省里同意。”
“在这种司法不公正的情况下，三一重工想到的办法就是搬迁，远离是非之地。”向文波说。
2012年11月23日，也就是涉嫌窃取中联重科情报的三一重工员工黄镜明被释放后不久，梁稳根在公司早餐会上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
“我们的搬迁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和省委省政府沟通过，我们已经忍了两年，等到十八大之后才搬迁。”向文波表示。
2012年11月30日，三一重工发布公告：此次搬迁只涉及总部少数部门和人员，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路面机械以及在湘所有工厂和项目均不在搬迁之列，公司在湖南的产值、税收和就业基本不受影响。
向文波也表示，目前只是三一重工总部搬到北京，三一集团仍在长沙，“由于三一重工各个事业部仍在长沙，所以税收对湖南影响不大。”
三一重工的产业布局一直是投资地区多元化。除了湖南，三一集团在北京、昆山、上海、沈阳都建有生产基地。近年来，通过持续投资，北京基地的规模已仅次于长沙：三一集团的新总部回龙观三一产业园早在十年前即开建；2010年底，投资12亿美元兴建的三一北京南口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2011年下半年，其再投资80亿元扩建产业园，总建设规模约63万平方米。
向文波说：“投资地区多元化也是为了企业的安全，让全国各地都认识到三一重工是怎样的企业，不至于在一个地方被黑。”
政府的角色
湖南省、市政府对三一和中联的扶持都不遗余力，并以息事宁人调停两者矛盾，结果往往相反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两家企业同时在长沙起家，使长沙形成以工程机械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成为中国制造业重镇。两家企业的缠斗格局中，省市两级政府的角色也十分特殊。
三一重工对中联重科的最大不满，是中联重科在湖南借助当地的政府关系打压三一重工。根据《独白》一文的报道：“私有化之前，两家的竞争还比较理性，参与改制后，个别主要领导的子女成为中联重科的利益合伙人之后，竞争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三一没法在这里立足。”
向文波补充说，中联重科改制，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正午批准的，而杨正午的女婿孙昌军恰在改制前去了中联重科，后来担任副总裁的要职。
中联重科一方则辩称：“当时改制是十几个部门开会后确定的。建机院确实享受了免税，但是改制时将税收减免、甚至银行存款利息都计入国资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多少年后都会上手术台解剖，所以要合法合规。”孙昌军也针对向文波的质疑回应说，自己是按正常程序，自己花钱购买的公司股份。
杨正午在湖南官场的时间较长，做省级官员的时间长达20年，1995年2月至1998年10月担任湖南省省长，之后直至2005年12月，又担任了七年的湖南省委书记。“我岳父曾经担任过省委书记不假，但是他在位期间也很支持三一。”孙昌军说。对于这一点，向文波亦认可。
应该说，当地政府对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扶持都可称不遗余力。不论是三一重工，还是中联重科，只要在发展中遇到问题需要政府解决，湖南省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都是亲自过问、亲自督办，一路绿灯。
这种过问，其一表现在对企业发展的各种融资、土地、政策和政治资源的政策支持。无论是中联重科改制还是收购，都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支持与力推。对三一重工的支持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其上市之前就已经获得工业用地2万余亩。1998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经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三级地方税务局批准，三一重工还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
在中联重科看来，国企作为“亲儿子”，反而在湖南的境遇不如三一重工。“因为政府知道三一重工有可能走，但中联重科不会走，所以给予三一重工的好处更多。”知情人士透露，“三一在湖南获得的土地是每亩1万元甚至零地价（政府返还后），中联重科是每亩10万元，三一获得的政府补偿比中联重科多很多，而且中联重科的土地是1万亩，三一有三四万亩。”
另外，根据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财报，2011年和2012年，三一重工分别获得政府补助9.37亿元和5.77亿元，中联重科分别是8697万元和2.12亿元。有媒体称，2011年筹备中共十八大时，梁稳根是候补中央委员的考察目标之一。
当两家企业之间产生摩擦矛盾，政府亦一直希望从中调停，息事宁人。2011年令三一重工赴港上市失败的“行贿门”发生后，湖南省曾于当年的8月30日，特意在接待国家领导人的省委招待所九所中心会议室举办“携手共进，实现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新跨越”座谈会，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31家企业共同签署《湖南省工程机械行业公约》（下称《公约》），时任湖南省省长徐守盛以及常务副省长陈肇雄都出席了签约仪式。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为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而开，梁稳根与詹纯新罕见地相邻而坐，签字后，两人也握手言和。
《公约》要求，不得指使、授意、怂恿、暗示第三方机构、个人恶意攻击竞争对手；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倾销产品；不得与招标方合谋或与其他投标方串通投标，排挤竞争对手；不得搞商业贿赂；公约成员应严格遵守公约条款，维护湖南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利益和形象。
但《公约》并没有停止双方恶性竞争的步伐。之后2012年3月三一重工遭遇的“海关门”和11月中联重科遭遇的汉寿“间谍门”，湖南省高层领导都不得不再度介入。“我们并不是打口水仗，而是要走法律程序，但案子总是走到一半就终止了。”这让法律出身的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军颇感无奈。
尽管三一重工将注册地迁往北京，但湖南当地政府对三一重工仍持支持态度。2013年1月27日湖南省“两会”上，省长徐守盛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突然脱稿提到：“千方百计扶持以三一重工为带头的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政府当然希望这两家湖南省的代表企业都获得持续发展，但当我们两家发生矛盾，他们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简单地抹平、调和，结果却往往相反。”孙昌军说。
在与中联重科的摩擦中，三一重工也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向文波认为，这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三一的人搞情报就要抓人，他们的人就没事。我们遇到事情了，要报案，但底下的人都不愿意给我们立案。”
身份的战争
草根创业者与国企“官二代”，梁詹二人对每个矛盾焦点都有不同的解读
如果双方对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解释，不信任已经到了极点，或许意味着彼此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三一董事长梁稳根草根出身，靠着挖人、用人、市场打拼而取得成功，有着冲击世界第一的雄心壮志，2011年一跃成为中国“首富”。向文波提起梁稳根，特别喜欢强调他的父亲是个乡间篾匠，媒体则常提起他善待人才。
詹纯新也承认，梁稳根事业心强，三一重工文化有独特的地方，执行力很强，但不受约束。“如果说作为私营企业的三一是一个企业王国，梁稳根就是三一的国王。”湖南当地一位对两家公司都很熟悉的人士对比说，“而中联重科尽管国资占比不到17%，组织部门每年都还要对詹纯新进行考核与述职，大家都得给他打分评议。”
三一重工在美国起诉奥巴马一事，恐怕最典型地说明了两公司的价值差异。这场争端始于美国马尼托瓦克起重机公司对三一重工的知识产权起诉，在中联重科看来是不懂国际规则，是丢人，对竞争没有正确认识；三一重工则认为是触及了对方的利益，是骄傲，是为中国企业争光。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出身官员家庭，尽管有从体制内科研院所下海创业的勇气和魄力，却对正统有着天生的归属感。“文革”前，詹纯新的父亲詹顺初曾担任汉寿县委书记，“文革”中被打倒，直到1970年任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15岁的詹纯新也到西洞庭下乡。詹顺初1972年后任常德地委副书记，1976年詹纯新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发动机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后来回到长沙，经考评进入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所。此间，其父詹顺初从1988年到1998年在湖南省当过十年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詹纯新的岳父，是原湖南省第二书记万达。
詹纯新认为，自己的成长从未仰仗父荫。他在研究所从助理工程师做起，一直干到教授级高工。他的说法是：“这是我自己追求的一条路，有着强烈的科研报国愿望。我当副院长之前还在专心搞科研，并没有当领导的想法。建设部人事司找我三次谈话，说你是党员，你要服从安排，这才当了副院长。”
詹纯新也承认：“我受正统教育太多，在大学当老师时当指导员，管200多学生，到研究院当团委书记，就觉得要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当了副院长之后，他发现院里很穷，天天跑到北京找课题要经费。“我和院长讲回去得办公司，否则会垮掉。”詹纯新回忆说，“公司成立的时候有雄心壮志，我说今天这个公司是研究院的，将来研究院是这个公司的。科研院所一定要走出一条路来。当时我们有种使命感，就是要用这家市场化的公司搞活体制内的建机院，所以公司也注册成全民的。”
严于律己，清高自傲，恪守党性原则，敬畏领导，詹纯新被组织上认为是可靠的好干部，但是被三一重工视为黑白两道通吃的“官二代”，发家靠的是“拼爹”，打压竞争对手靠的是司法公权。双方针尖对麦芒的委屈与恼怒，由此可以想见。
草根创业者与国企“官二代”，就像草莽英雄遇到贵族，天生存在语境的差异，傲慢与偏见难以避免。不同的起家背景、发展路径、思维方式、做事方法、企业文化，导致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甚至可以说对每个矛盾焦点都有不同的解读。
这其中不乏误解，但没有得到澄清；本来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却在政府调停中暂时压制；于商战之外，更有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夹杂其中。尽管中联重科一再强调自己每次都希望走法律途径，但三一重工对自己能否获得公平的执法对待并不信任，他们坚信詹纯新、孙昌军等中联重科高管背后的父母即使离任，在公检法乃至整个湖南的官场都有余威与人脉，湖南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环境、复杂交错的人脉关系，给中联重科带来了种种好处。“官二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官商勾结、权贵资本，而詹纯新的个人背景及中联重科的国企背景相合——持有这种观点的不只三一重工，《独白》对中联重科高管“官二代”背景及三一重工所受“不公平待遇”之间或明或暗的归因，在网络上很容易获得共鸣。
对于“官二代”的说法，已经退休的长沙建机院老院长陈润余表示：“大家只看到了中联重科一些高管的家庭背景，而忽略了他们在工作上的呕心沥血、兢兢业业，这种简单粗暴的表述，对这些辛苦的创业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两家企业的高管都十分敬业。三一重工高管坚持每天早晨7点30分即开晨会，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亦常常工作到深夜；两家企业在经营上也都很成功，2012年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的净利分别是73亿元和58亿元；两家企业都通过海外收购提升技术、走向国际市场。但企业形象被彼此妖魔化，上至公司高层，下至销售人员，充斥着这种对立情绪。哪个员工又被对方打了，在公司内会迅速传播。至少在这两家企业数万名员工之间，矛盾与隔阂在日积月累中不断加深，甚至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凡坏事都是对手所为。
此外，媒体也纷纷站队，在广告投放后成为某一方的代言人。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微博上大骂《新快报》记者为“打手、舆霸”；三一重工宣传部部长施奕青也向财新记者控诉：“有的记者打电话过来核实情况，我否认后马上就挂了，我就知道第二天要有负面报道了。”
更可怖的是近几年来，双方暴力冲突每年都有几起。一位中联重科的员工向财新记者历数了过往冲突：2009年9月初，三一重工员工廖丹、伍建明等人在攀枝花威胁、跟踪、劫持、殴打、体罚中联重科销售员吴江华，受到当地客户的制止与谴责；2010年5月，三一重工廖丹、伍建明又在攀枝花殴打中联重科员工金雄标，被110斥退；2010年12月，三一重工甘凯混在内蒙古客人中进入中联重科麓谷园探秘，殴打中联重科劝其回避的讲解员刘芳、熊丽丽，被治安拘留；2011年1月，三一重工陈可斌在武汉跟踪、殴打中联重科乔保强，被治安拘留。但向文波的说法是，每次只要三一重工稍有新动作，对方都会抓住不放，每次中联重科都报案，动用警方抓人，再把不利于三一重工的消息放出去，然后再放人，但恶劣的影响已经形成了。
从间谍门、行贿门、绑架门、海关门、收购路条之争到IPO阻击，以及利用舆论战相互打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中国式竞争”故事中，充斥着正常的商业竞争中所不应有的元素：
一是超越商业伦理，利用媒体诋毁，利用间谍等手段刺探对方商业秘密；二是政府之手的干预，无论是出于善意的调停，抑或是大局的考虑，事实证明政府的利益并不能与企业的长远利益保持一致，政府越位取代法律，不仅难以解决问题，反而在激化矛盾；三是官商关系、公权滥用等社会问题及公众情绪，让是非变得更为复杂化，任何一方都感到深层的不安；四是双方你来我往之下，每个人都可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能“以暴制暴”，最后两败俱伤。
这是当今企业家们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的问题，蒙牛和伊利、加多宝和王老吉，都曾经或正在打得死去活来，只不过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这两家湖南企业的同城竞争将其推向极致。
同样是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重要竞争对手的徐工董事长王民，据说在听到“间谍门”之后开玩笑说，以后徐工可不敢再招聘湖南的大学生了。
对于两家的争斗，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都向财新记者表达出了疲倦之感，想以和为贵，但并无很好的解决办法。三一重工搬迁，其实也只是将注册地从湖南改到北京，梁稳根、向文波等高层还主要在长沙办公，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在市场上的战争仍在继续。
财新记者将“如何才能改变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之间这种不正常竞争”的问题提给两家公司的领导者。
詹纯新的回答有板有眼：“解决的关键还是按照法律，只有坚定地执行法律，才能形成自我约束。我相信只要依法，知道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至少环境会大为改善；二是主业之外的转变，减少竞争的重叠度；三是文化、理念的坚守才能让企业走得更远。”
向文波则直截了当：“等三一重工比中联重科大很多的时候，就不存在现在这种竞争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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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