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这本书是2013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不但在历史学界，也在一般的读书界引起广泛注意和评论。
书的作者郭静云，被称作“学术奇女”，连籍贯都不太清楚，据说是俄罗斯犹太人，叫什么卡雅，但她自己说是台湾犹太人，是台湾中正大学教授、广州中山大学讲座教授。她精通中文、俄文、法文和希伯来文，但看她的著作清单，都是中文和俄文的。看她的书，中文运用非常娴熟，看得出来有相当精湛的学术修养。
在历史上，凡学术的巨大进步，无不伴随着原有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念的颠覆。在历史学领域里，百年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提出层累造成中国史的概念，认为从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所讲的古史，是从传说逐渐积累起来的，越古的历史创造得越晚。这一疑古学派破除了对经典文献的迷信，重新整理古史，使历史学开始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纪元。
此后，疑古和信古两派一直在争论。当然不能说一个对一个不对，但是疑古派的命运不济，“疑古意味着自绝大多数，意味着远离科研经费。”（吴锐《二十世纪的三种疑古著作》）而信古派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鼓励。其典型事例就是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早已成为学术界的笑柄。
正如一些网友所质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将神话当作史实，在先假设有夏代的前提下进行的，为证明有夏代的存在而找证据。同样，将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认作夏文化，将二里头认作夏遗址，也是循着这个思路。
郭教授批判了这种观念：“从最早的历史萌芽开始，神话和史实便一直并存。夸大先祖的成就，隐讳其过失，乃是古代修史者的基本心态和习惯做法。此外，记录着所处时代的正统意识，促使其将古代事迹塑造为符合后世政权的说法，这种重新理解和叙述历史的需求，导致古史多次遭到修改。这些修改的动机，最常见的事以帝国的意识形态来构成历史概念，秦汉时期编造出以天下为一体的历史，建立神话化的一元史便是如此。”
也批判了所使用的方法：“但近日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只是借用考古资料补证文献的记载，依然使用传世文献中的五帝、三代的角度来理解古史，以五帝、三代等概念来判断考古遗址的属性。”
结果是“而在繁杂多元的历史战场上，一切留下来的历史概念往往是由胜利者建构，其中也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原先历史的真相亦因此被篡改。”
所以郭教授所做的，比疑古派更加彻底。她主要根据考古资料建构历史，而把神话传说仅当作参考。为了说明郭教授的书所表述的主要研究结果，我将其夏商周概念在地理上的相对位置用下图表示：
先说南方的夏。这个夏，应该加上引号，因为它不是传说中的夏王国，也不是一个集权国家，而是处于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古代云梦泽附近的一个联合城邦国家。其典型城池，就是如今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遗址。在殷商发达之前这一带是文明最兴盛的地区，可以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被郭教授称为“东方的苏美尔”。因为她说，在纪元前几千年的时候，世界其他主要文明都起源于这个纬度，而不是更北的地域。当然，她还列举了许多考古学的证据。这个国家，她在书里称为先楚或先商，和传说中的夏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如在殷商之前寻找一个比较强大的文明的话，就是这个城邦国家，所以也可称为夏文明。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意见，因为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黄河流域。在郭教授之前，也有夏文化来自东南部的意见，如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解》（1994）一书，但对于传统文本的颠覆性显然不如郭教授。
再说处于图上东北方，实际是中原地区（河南）的商。这个商，郭教授认为，是外来户，是从东北方黑龙江北岸迁徙来的。他们原是游牧民族，能驭马，惯征战，在向更温暖的南方迁徙过程中，也汲取了华北等地原族群的文化，最后打败了南方的城邦国家，占领了中原，建立了以殷墟为中心的跨民族，跨文化，以军立国的大国。古籍所描写的盘庚迁殷，可能就是这一大规模迁徙的反映。
殷人好战，从妇好墓的发掘就可看出。一位贵族妇女，居然拥有那么多兵器。
周文化起源于西北，但受到南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克商之后，直到西周晚期，始有历史观念。其史官在编史时，竭力和商拉开距离，并糅合各个文明的历史，以南方文明为主，创造出一个夏朝，并作为夏文明的继承者，以彰显其政权的正统性。因此，后代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就误认为夏朝在北方。
古史中三皇五帝的传说，其实都是南方夏文明的故事，都被当作构筑一元历史的材料使用，因此弄出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使后代历史学家争论不休。
这就是我一个外行对郭教授书的理解，仅供参考。
当然，郭教授书出来后，有不少批评意见。我从外行角度，也感觉说殷商是从黑龙江北岸来的证据不足。所以对她的观点，尽可以提出批评。而且她也有她的套路，例如和同时代其他文化，特别是西亚文化作对比。所以她的书，如果发表在西方，就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但对于中国学术界，确实有很大启发作用。
社科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不赞成郭教授的中华文明自南向北传播的说法，认为她的许多论断缺乏足够的根据。但他也承认，看到郭书后感到震撼。他说：“夏商周考古，从其定名看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注重‘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业内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我们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下一步，应该超越传统思维，以考古学为本位，构建可与全球文明史研究接轨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转型而得到提升。”
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和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史官的思路一致，都以复原王统为目的，我们的学术依然是附庸于权势的奴婢，如何能繁荣呢？这样的学术，能称得起学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