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兵学泰斗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说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蒋百里，是一个忽隐忽现的名字。这个孤独的将军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却又坚毅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左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所著的《西方文艺复兴史》无一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这样的一位传奇将军，其生平实值得一观。
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一片名利场中，孤独的蒋百里是寂寞的，却是高洁的。
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可道其深似海。每每想起宋代大儒陆象山粗通围棋，居临安时，常如肆观高手对弈，回家后每每对秤空思，一日间忽然悟出，“此河图数也”，随后与临安第一高手对弈，连胜两盘。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先生大致如是。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这个题目。相比之下，韩复榘在济南戏弄日本领事花谷，就只能叫做小聪明了。小聪明痛快是痛快，但只是一时痛快，看看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大体如此。看到中日足球比赛之后球迷的闹事，不禁慨叹蒋先生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今天依然需要我们来学习呢。蒋先生不是没有小聪明，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问计于楚囚，大概只有武将蒋百里，才子薄一波有过这种荣誉）。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
如鹰之傲视宇内，一双慧眼背后是如椽的铁翼。
蒋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就是因为将军是这样的真情之人，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北伐之后，蒋介石因百里先生不肯劝弟子唐生智解甲将其囚禁（百里先生认为唐素重情谊，自己去劝说唐必听从，但政治是政治，情谊是情谊，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决定，不当以师长身份压迫他），徐志摩带着行李来陪先生坐牢！而先生抗战开始后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遂纵情豪饮，一座皆惊。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屋書房出的《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顺便说一句，中国人里那个唯一没有中奖的呢？据说此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可是生活优越，因此不好读书，学习成绩一般，但谈起兵来可以彻夜不眠。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麾下的粤军名将——许崇智。
真是一时多少风云豪杰。
蒋百里（1882年－1938年11月4日），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7年出版了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是国民党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日后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白崇禧等人。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1882年－1938年）先生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军事学家，1912年蒋百里在北京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名字出自《周易·震卦》“震惊百里”。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光绪卅一年（190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毕业。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
1906年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 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 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 1937年9月，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百里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蒋百里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在我看来，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蒋百里自杀，最大原因是他的骄傲。自杀者往往是最骄傲者，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
留日期间，蒋百里还参与创办《浙江潮》，亲笔撰写发刊词。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蒋百里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1910年，他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在同龄人中却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
武昌起义后，蒋百里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参议。1912年，他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不久即上演了文初的那一幕。
1916年袁称帝，蒋百里入川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去之后，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蒋百里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当时也致力倡导“湖南省自治”，也许正受其影响。（事实上，18年后毛的“论持久战”抗日理论，也可能有蒋百里的烙印，下文将谈到）。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百里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志摩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坐牢。
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也许会多一个文人、学者、政论家，但少一个杰出的军事学家。很显然，蒋百里并不愿意，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我总觉得，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是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百里。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蒋百里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1938年10月，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介石兼），同年11月，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蒋百里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我们看《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挽诗里，甚至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或许黄任之的挽联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关于他的女儿：1941年，蒋英从德国柏林音乐大学毕业后，转入瑞士卢塞恩音乐学院研究生班深造，掌握了大量德国、法国艺术歌曲、传唱剧、受难曲、弥撒等室内音乐作品，对古典、浪漫时期及近现代歌剧作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生活艰苦，她经常在地铁买个面包充饥。她有个坚定的信念：“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一定要把西方音乐学到手！”, 1946年，蒋英结束了在欧洲长达10年的求学生涯，回到了祖国。她已是一位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在兰心大剧院开了首场独唱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
在日本军校期间，蒋百里、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日后也都成为非凡人物。三人生年差不多，死的也都较早。蔡锷1916年死于日本，年仅34；张孝淮1925年死于饮酒过量，年仅44；蒋百蒋百里作品里死于1938年，享年56，是“三杰”中活得最长的，但也只能算中寿。若天假以年，“三杰”最后的结局会怎样？蒋百里又会不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真正指挥战役，甚至胜出？这是有趣的问题，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
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张宗祥挽蒋百里先生诗：
宵夜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
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凄绝鹤山傍。
章士钊挽蒋百里先生诗：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评蒋百里，说：“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2]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西安事变
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赴欧考察团在巴黎(前排左2为蒋百里，左3为梁启超)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在押的蒋系大员都反对“兵谏”，不肯在8项主张通电上签名。唯有蒋百里对张学良说：“我佩服你们的胆魄，赞成你们的正义勇敢行为!”次日上午，张学良派专车将蒋百里送到杨虎城私宅居住，待以上宾之礼。
蒋介石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他同意8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毫无商量的余地。此时亲日派何应钦调兵遣将，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若西安被炸，可能危及蒋介石的性命。东北军少壮派见蒋系大军压境，兵临潼关，一个个怒火中烧，竭力主张杀掉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非常焦急。情急之中，张学良想到了蒋百里，认为他威望甚高，又是无党派人士，是出面调停的最理想的人选。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他原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因而一口答应。
12月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里，来到软禁蒋介石的新住处西安金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坐在床边沙发上。蒋百里比蒋介石大5岁，且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军校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所以蒋介石对他很尊重。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介石要“安内”已来不及了。他还引经据典，叙说中国历史上亡国之痛，当“儿皇帝”均无好下场的教训。蒋介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用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他们先后两次密谈，加之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形成的抗日大趋势，使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中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谈谈。”蒋介石沉思一会儿，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对此事就不再介入。事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留学日本
蒋百里留学日本军校步兵科，击败同期300多日本人以第一名毕业，因此获得日本天皇赠刀。中国人获此殊荣，仅此一例。有意思的是，与百里同期毕业的第二名也是中国人，他叫蔡锷。
留日期间，蒋百里还参与创办《浙江潮》，亲笔撰写发刊词。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家庭成员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蒋英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妻。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蒋百里此次自杀未遂，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
主要作品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中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军事理论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 、《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百里的影子。
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人物评价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挽诗里，甚至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或许黄任之的挽联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武冈州山门镇（即今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人。蔡锷曾经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1915年8月15日，蔡锷、梁启超密谋倒袁。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肺结核）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遗体由日本运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今洞口县山门镇）一个贫寒农家。1887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
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是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卅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是个有中国传统道德的军人，他深感李经羲对他恩深义厚，不忍迫以炮火，所以在发动攻势的同时，即函请熊范舆火速请李经羲迁赴法国领馆避难。第二天革命军攻占了昆明全城 ，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蔡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设都督府于昆明城内的五华山，都督府下设军政部、参政部、军务部。云南本赖中央协饷，云南独立，协饷来源断绝，所以革命政府成立后，第一要务是财政上的节约，蔡自定都督月律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十六日蔡特派雷飚和彭新民礼送李经羲出滇。派谢汝冀和李鸿祥率师赴四川，迫川督赵尔丰独立；令罗佩金、康恩肠率一军南征；令李根源率一军西巡。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
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先后被授予参政，将军府昭威将军，军官模范团副团长，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上将办事员等职。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
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遗体由日本运回国，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原配夫人:刘新英,后蔡锷将其名改为刘侠贞(有段典故，她是妹替姐嫁，蔡锷感念她有侠义之心，故改名刘侠贞。),生长女蔡菊莲（亦作蔡铸莲）;
二夫人:潘惠英,她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生二子一女:长子蔡端(族谱名蔡泽琨),次子蔡永宁(族谱名蔡泽珂),女蔡淑莲;潘夫人二十几岁便守寡,直到终老,后以教书为生.
生平经历
救国的萌芽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军事救国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士官三杰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云南任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经界局督办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全国讨袁战场上最重要的一个战役，四川战役的成功，是护国战争在最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因素。战役初期，护国军先头部队曾遭遇挫折，蔡锷遂亲临一线督战，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四川督军兼省长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人物评价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袁与蔡锷
熟悉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和蔡锷这两个人，前者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独裁四年半，称帝失败，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气死；而后者正是他的掘墓人。1915年末，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自称皇帝，蔡锷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危险从北京辗转回到云南，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征四川，以寡敌众同北洋军鏖战三个月，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为挽救民国作出巨大贡献。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之间的故事绝对精彩，而且值得玩味。
蔡锷进京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进京开始的。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但此说并不一定准确。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软禁蔡锷
但北洋将领们不答应，即使袁世凯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安置，同僚、部属如果不配合蔡锷的工作，处处设置障碍，指东打西，不仅蔡锷难以发挥效能作出成绩，甚至有可能给军界制造混乱，反为不美。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给了蔡锷这个非北洋系的南方军人很大的荣宠，加昭威将军衔(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军委)，表现出对他相当的赏识和信任。如果只是软禁，袁世凯用得着把蔡锷吸收进核心的军事指挥机构吗？显然，袁蔡关系并非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
与小凤仙
蔡锷与小凤仙结识于青云阁的普珍园。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被许多野史所记载,也曾多次拍摄为影视作品.对其真实性各自说法不一。
结识
蔡锷将军曾在青云阁的普珍园结识名妓小凤仙，并多次在普珍园小酌，普珍园的名菜辣子凤节倍受小凤仙喜爱，从而演绎一段名流千古的爱情故事。将军逝世后小凤仙因无法忘怀，又来到青云阁找寻将军的记忆，并又在此遇到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长相很像将军，之后她便隐姓埋名，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八十年代在青云阁原址拍摄的电影《知音》是根据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爱情故事改编，世人为之感怀。
爱情
蔡松坡被诱进京师，软禁跟班。后来又接受首席谋士，“愿为帝王师”的旷世逸才杨度的建议，封蔡松坡为“始威将军”，担任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加以笼络。蔡松坡终日无所事事，内心烦闷，便到八大胡同走走，想不到第一次就碰到小凤仙。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意.后小凤仙帮助蔡锷逃离北京。
护国战争后,蔡松坡已病情沉重，来不及也无法偕同小凤仙了，急忙沿江东下，经上海到日本就医，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福冈医院逝世，享年三十四岁。小凤仙等的是蔡松坡的死讯，小凤仙悲痛欲绝。
佚事
蔡锷虽涉足花台，但并不常去。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回忆，其生母潘夫人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从这个细节里至少可以得出两个信息:一、蔡锷看戏是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小凤仙出双入对，说明他俩的关系并不怎么亲密；二、蔡锷和小凤仙的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而且，据蔡端先生说，蔡锷将母亲和两位夫人遣送回籍的理由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老母不习惯京城生活，要回乡下住，当然，要由刘夫人陪护，几个孩子也分别回到昆明和邵阳。
国葬第一人
蔡公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蔡锷因艰苦作战，久病不医，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福冈长逝，为捍卫民国献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蔡锷之丧，全国唁祭，其祭辞和挽联均有可传者，摘抄数则挽联于下：
孙中山先生：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杨度的一联最引人注意：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这副挽联，并不高明，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
至于小凤仙的挽联则是在庄严肃穆的伟人事迹中的一段小插曲，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当时传遍都下，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1982年，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回上海老家探亲路过长沙时特拜谒蔡锷墓，诗曰：“南天剑起一麾雄，湘水麓山唱大风。十万万人今共拜，知音岂独小桃红。”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拍电回国，电文说：
“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的好友丁怀瑾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去县篆，闭门著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生死，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对他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蔡锷治军
云南都督期间
蔡锷治军严明，并以身作则。他在云南都督任内，曾令参谋部汇考中外律例，制颁《简明军律》四十七条，内分“叛乱”、“擅权”、“辱职”、“抗命”、“暴乱胁迫”、“侮辱”、“逃逸”、“损坏军用物品”、“掠夺”、“关于俘虏之罪”及“违令”等十一章。并制颁《军队手牒》，强调军人“宜忠国家，宜敦信义，宜重俭朴，宜守纪律，宜尚武勇”。明确规定，“自宣布之后，一律实行”。又转发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关于严禁私自劝募军饷的命令。
反袁护国期间
在反袁护国期间，蔡锷本着开源节流的精神，始终坚持了护国第一军在四川前线抗拒北洋军的艰苦战斗。开始，由于军费困难，护国第一军推迟了自昆明向川南的进兵日期。出发时，所携带子弹，每一士兵平均仅300发，炮弹更少。至川南后，经作战两个月，消耗甚多。由于后方唐继尧未能及时接济，蔡部械弹及粮饷均极感拮据。蔡锷发函说：“所难者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1916年2月底，他不顾自己身患重病，从总司令部所在地永宁驰赴纳溪前线指挥，与士兵同甘共苦，坚持战斗。生活的艰苦，令人难以想像。他们“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后来蔡锷也致电梁启超“诉苦”说：“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梁不日给蔡复电，感叹不已：“勘电卅奉，雒诵泪下。……弟之严明刻苦，真可敬也。”及至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宣布独立后，四川陈宦要求蔡锷拨给援军。蔡对此有苦难言，他在致戴戡等人的复电中说：“(陈)今竟求援于我，毋乃乞米于丐?”
护国军出师时有严明的军风纪，要求“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不得“乱入民家”；“购买须要公开，不得依势估压。”这样的军队。深受人民拥护，出现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景象：护国第一军“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收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因之，在川南战斗中，所部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朱德也曾指出：“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后来大总统黎元洪在为蔡锷国葬所致祭文中也以赞扬口吻说：“君故贫，靡有康食，而务敏于学，及御事至专阃，所入悉分赡隶军者。驭士卒严而有恩，皆乐为致死。”蔡锷这种艰苦奋斗、身先士卒的精神，感人至深，鼓舞了为共和而战夺取反袁胜利的广大官兵。
张孝准（1881年～1925年）字闰农（也作韵农），号运隆，生于长沙县沙坪乡赖家屋场人。中华民国人物。父植之，曾任岳阳邮政局长，小有田产。张孝准7岁入乡塾读书，17岁在王先谦家任塾师，为王赏识。得王赞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留学日本成城学校，毕业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班。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三十年毕业时，与蒋方震、蔡锷同列前三名。次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张孝准回国后，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幕，又由徐保送，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4年，除精通日语外，还懂德语、英语，在当时留学生中颇不多见。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张孝准回国。民国元年（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撤销，黄兴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他被任为军务厅厅长。时驻南京军队有十馀万人，北京政府不给军饷，留守府处于困境。他协助黄兴、李书城等将各军队属江苏者划归江苏都督管辖，属浙江、广东和湖南者，分别调回原省；为保存革命实力，又将所有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另组第八师。
南京留守府结束后，张孝准于民国二年（1913年）2月回湘任军事厅厅长，拟建立一支新军，得不到湘督谭延闿支持，计划无法实施。当时一些退伍军官埋怨情绪日益增长。3月，以易堂龄为首，反对张孝准，运动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张孝准于5月辞职，程潜继任军事厅厅长。
7月初，张孝准随黄兴去南京参加讨袁（世凯）战争。失利后，被通缉，乃携眷赴日。不久，参加李根源、彭允彝、程潜等所立欧事研究会，任该会干事，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民国四年（1915年）10月，黄兴得蔡锷密信后，嘱张孝准与蔡锷密切联系，准备在西南发难讨袁。张孝准回国后，在天津与蔡锷秘密会见，商定出走计划：张先赴日，与石陶钧、杨源睿等人设法为蔡锷避开新闻记者与袁氏侦探；蔡锷到神户，即将随身所带重要文件、勋章交张保存，蔡锷又写信多封致北京各高级军官，嘱张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处即寄发一封，以示蔡在日本游历。如此，掩护蔡锷得以辗转潜赴云南。张孝准又受黄兴指派，向日商借贷日币200万元，作为发动讨袁费用。
民国五年（1916年）5月，滇、黔、桂、粤4省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张孝准任军务院驻日委员，经办对日一切交涉事宜。这时，日本政府答应贷款日币300万元与黄兴，以在浙练兵一军。后接黄兴函部署讨袁，即赴沪，与柏文蔚商议成军计划。6月上旬，因袁世凯死去，此事作罢。
民国六年（1917年），张孝准由沪回湘，任湘岸榷运局长。在任秉公办事，不任用私人；并积极支援湘军总司令程潜军费。民国十三年（1924年）湖南发生大水灾，张孝准应省长赵恒惕聘，任水灾筹赈会坐办。是年底，奉命去北京购运芦盐。次年3月，因赴章士钊宴会，饮酒过量突发脑溢血，不久去世，终年44岁。
个人轶事
“父亲曾读古书。曾在长沙名儒王益吾先生家教童蒙，甚得益吾先生赞赏，后益吾先生即保父亲去日本先入军事预备学校，旋而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
——《家书》
张孝准聪慧过人，十六七岁就在王先谦家里教蒙童。[1]先谦是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声望很高。 张孝准深得他的器重，并在他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蔡锷同窗。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时，蒋百里、蔡锷和张孝准居前三名，获赠日本天皇的军刀，人称“士官三杰”。日本因名列前茅者均为中国人大为恼怒，第三期以后，士官学校便将中、日学生分班了。
张家一直精心保存着当年在日本的毕业照片。张已宁小时候还见过，在他的记忆里，爷爷手持一把军刀坐在前排，神气十足。可惜照片在文革中被烧毁了。军刀和放置军刀的木盒也都丢失了。
回国后， 张孝准和蒋百里一起赴德国深造，他在德国陆军大学学“国防经济”，蒋百里在后来当了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将军麾下任见习军官，日后也成风云人物。 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督军，蒋百里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1913年，袁世凯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力所不及的只剩下云贵、广西一角，遂调蔡锷进京。同时也任命蒋百里为总统府军事处一等参议。蔡、蒋两人同在京城，却如囚虎笼。而张孝准在协助黄兴准备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避难。
黄兴密信嘱其助蔡出逃 明信片迷惑袁世凯
“父亲在日本以黄兴代表身份，与各方联合抗袁，并与黄派人士合组一‘欧事研究会’，名为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反袁机关，父亲与程潜、章士钊、彭静仁均为要角。后黄兴给父亲写一密函，由其子黄一欧（时在美留学）亲到日本送交父亲（此函现载于《黄兴集》中，原件我交湖南社会科学院）……——《家书》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修正案，举国震惊，黄兴等人决心武力倒袁。10月，被困北京的蔡锷派专人给黄兴送去长达37页的密信，提出自己准备出走北京，并在西南发难的讨袁计划。黄兴十分欣喜，认为讨袁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立即行动。但怎样才能帮助蔡锷逃出北京，进入云南？
11月，张孝准家中出现一位神秘人物——黄兴的大儿子黄一欧。他带来黄兴的一封密信，嘱咐张孝准立即回国，帮助在北京的蔡锷出逃。张孝准立刻动身回国至天津，与来津看病的蔡锷商定了出走计划：张先赴日，设法让蔡锷避开日本的新闻记者与袁氏侦探。不久，蔡锷在小凤仙等的掩护下逃离北京，深夜在天津登上一艘日本运煤船，密赴日本，由张孝准等人接应上岸。 蔡锷到神户后，将随身所带重要文件交给张孝准保管，才写信给袁世凯，以赴日看病为名向他请假，又预先写好不少明信片和信件。张孝准继续在日本旅行，每到一地，便将明信片等寄给袁世凯或他身边的亲信，制造假象。蔡锷则金蝉脱壳密赴昆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袁世凯此时才知道自己被蔡锷骗了，不久就在忧惧中死去。
心灰意冷弃政从商 44岁英年早逝
“父亲最后与赵省长合做盐生意，由赵委派父亲北上京津运芦盐回湘。北上后曾信中告诉母亲，说搞了这次（盐运）这一生也够用了。事出非常，水陆洲家中有橘子树，结了很大的橘子，母亲特留下许多说等父亲回来吃用。正等候湘江水涨父亲即可运盐回湘之际，忽得北京来电，父亲已因脑溢血去世。父亲在京时，有次赴宴（有两说，一说黄派老友章士钊招宴，时章任北京段政府教育部长兼司法总长；一说天津盐商招宴，盐商对父亲运芦盐回湘甚为嫉恨，故有疑酒中放毒，害父亲的），宴会后，父亲酒后中风倒地，不治而逝。
……父亲学成即为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及孙、黄二次革命效力。后黄兴、蔡锷早逝，军阀内战，父亲始对军政灰心，才专心经商，人亦发胖，以政44岁元年（我9岁时）即尔早逝。黄兴对我父极为欣赏，曾书一联赠父亲，联曰：惟有真才能血性，须从本色见英雄。（此联已载《黄兴集》中）赞许我父为血性真才，本色英雄也。英年早逝，惜哉惜哉！！ ”——《家书》
黄兴、蔡锷于1916年10月、
11月相继过世，张孝准深受打击。1917年，心灰意冷的张孝准弃政从商，回到了湖南长沙。他在南门河街（今下河街）创办了湘江矿务公司。1921年，又与程潜、赵恒惕（当时湖南省省长）等成立了正利厚地皮公司。1923年，张孝准在水陆洲上（现橘子洲）建了一栋别墅，还在别墅安装了自来水管。张已宁说，家中使用自来水，这可能是湖南第一家。
这栋别墅即将修整一新，变成了“橘洲客栈”。而客栈昔日的主人张孝准，这位与蔡锷同窗并助其成就大业的风云人物，当年水陆洲上有名的“张胖子”，来往的游人已知之甚少了。
许崇智（1886—1965），字汝为，广州人。1912年任福建北伐军总司令，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建国粤军总司令， 1925年任民国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许崇智(1886年～1965年)，是晚清礼部尚书、闽浙总督许应骙（1832—1903）的侄孙，字汝为，出生于广州“许地”，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日本期间，他曾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11月，参与福州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和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
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崇智
1917年8月，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军事。同年10月28日粤军光复广州，从而结束了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
1906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福州陆军第十镇第20协协同，参加起义，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以先发制人的策略，率部克复福州。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参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回国，参加反袁护国战争。
许崇智
1916年袁世凯死后，返回上海，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1917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军事，成为粤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19年，粤军被编为两个军，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1922年，孙中山决定北伐，并任命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1923年1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任东路讨贼军司令，从闽南方向讨伐盘踞广东的陈炯明。1925年1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参加第一次东征，继续讨伐陈炯明，击败陈军主力。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一时间成为仅次于汪精卫、廖仲恺和胡汉民的国民党领袖。当年8月20日，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以国民党右派涉嫌最大为名排挤许崇智，许的很多亲信被抓，本人被迫到上海避居英租界。1927年冬，蒋给许旅费20万元，令许先后到美洲、欧洲等地旅行两年多。1929年，许返回上海，但已不复昔日权势，从此再没有大的作为。
1939年，许迁居香港。1965年1月病逝于香港。
活动年表
1911年11月，参与福州起义。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和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
1914年， 任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
1915年11月，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
1917年8月，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军事。
同年10月28日粤军光复广州，从而结束了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
1924年1月，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
1924年3月，任建国粤军总司今。
1925年6月，平息滇、桂、直系军阀叛乱。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1939年，迁居香港。
1965年1月25日，病逝于香港。
评论文章：《许崇智：繁花时节突凋枯》
生平
广州的气候，似乎永远都逃脱不了潮湿的困境。短暂的冬季，并没有为大自然储存任何的能量，反而是到了本来应该明媚的春天，物品常常会因为受潮而糜烂；所以南方人通常并不喜欢这种讨厌的气候，只有在早春的时候偶尔会赞叹一下“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华。似乎是因为受到了厌春的影响，作为广州人，许崇智也并不喜爱自己的故土，长达78年的生命历程：待在广州的时间却不超过1/3。他的一生与这种既定气候有着无数的共同之处，同样的短暂辉煌，在反反复复之中浮浮沉沉，在本来应该繁花锦簇的时节过早的颓靡凋谢。
15岁那一年，许崇智踏上了东入闽南的求学之路，这个时候的少年，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自己的人生便是在首次离开家乡之后产生了巨变，一个极其普通的纨绔子弟，在还没有摒除奢华旧俗以前便到了日本研习军务，强烈的新旧对比让他无法把贵族的遗臭与革命者的理想完全区分开来，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将在这样的新旧对立中徘徊。然而，许崇智毕竟是个军人，一个彻底的军人，他身上的火药味道在某个阶段甚至几乎盖住了鸦片和铜臭。他的身上通常配有两杆枪，一杆是手枪，一杆是烟枪，但在他的思维世界里，第一杆枪终究还是安身立命的保障。当他最终要和自己的佩枪分崩离析的时候，他便知道他的权力生涯也同时到了终点，永远都无法凭着乖张的小聪明和匹夫之勇再一次笑傲江湖。
1911年11月，许崇智参与福州起义，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以先发制人的策略，率部克复福州。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和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旋因清帝退位，撤回福建。“二次革命”中许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民国3年(1914)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1915年5月、9月，许两次被派到新加坡进行反袁集资活动，取得较好的成果。11月回国后，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参与反袁武装斗争。袁世凯死后，东北军交由驻防南京的冯国璋部收编。许返回上海，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与蒋介石结为拜把兄弟。所谓少年得志，许崇智在30岁以前便以极少的失败经历和顺利的军事前途确立了自己在革命党中的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孙中山还没有形成强势的实力，其对许崇智的倚重使后者在广东成为一方英雄，与此同时，许崇智对孙中山的死忠也成就了他自己的前期辉煌。然而，军人的本性并没有为许崇智的仕途带来太多的优势，他知道子弹可以穿透敌人的心脏。反过来也可以穿透自己的心脏，这种亦勇亦畏的性格在乱世之中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在无数次战斗之后，许祟智从一个坚决的革命者慢慢转变为一个因势而动的机会主义者。正是这种转变，让许崇智在国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上鲜有留名，学过近代历史的人几乎都会知道他的名字，然而真正了解他的经历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陨落
许崇智生于粤，也成名于粤，终究也在广州冬天来临的时候陨落。
廖仲恺的被刺，成了许崇智被释兵权的导火索。外界对廖仲恺被刺案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了该案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才得到一个独自掌权的契机，许崇智也因此掉进了历史的泥潭，再也没有崛起过。在此之前，许崇智在广东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汪、蒋、许三权鼎立，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刺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控制局势，处理廖案，由此可见许之实力难为任何派别所忽视。廖案之后，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给许崇智，信中说：“粤军已有变动，请总司令去上海暂避一下，由我代为安排整顿。6个月后，再请回来共同主持北伐。”许无可奈何，悄然离粤赴沪。这一走，标志着许崇智和广东时局永远的脱离开来，也标志着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画上了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春天毕竟是复活和再生的时节，然而不是所有的物种都能够无限茂盛生长，复活与昙花一现也许只是一线之差。许崇智在这段历史中没有留下太多的足印，有关他的一切印象，对于广州人来说，到底还是模糊的。甚至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因为没有谁会过多的涉猎其历史生涯。
效忠和叛逆
中国军人的字典里头，“忠”字的分量始终都是最重的。当然，这种“忠”可以是忠于自己，也可以是忠于国家，或者是忠于某个灵魂人物。纵观许崇智的治军历程，最值得肯定的一个评价，便是他自始至终都忠于孙中山，甚至有愚忠的嫌疑。日本留学的经历，让许崇智接触到以孙中山为主的一系列国民党人，从此也使其抛弃了在传统官僚结构中缓慢爬行的决心，没有在旧有的体制中沉沦。许崇智两次逼迫孙道仁参加革命，反对帝制，一次是响应武昌起义光复福州，另外一次是力促孙道仁宣布独立，加入二次革命的阵营。这两个事件都显示了许崇智坚决反帝的意识，叛逆的个性昭然其中，更甚于脱离旧俗的断然。如此一“忠”一“逆”，可见许崇智的双重性格，同时也造就了他的成功和落魄。
许崇智忠于孙中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符合时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孙中山的个人魅力确实能够让人为之倾倒。直至孙中山离开人世，许祟智都没有摆脱一个忠实的追随者的身份，或者说是角色。这种忠实为他换取了不少好名声，尽管他的许多战绩都不尽人意，但即使是战败，也被人视为英雄——“当世之任将帅而具有资格者，鲜有其人，有之，惟北伐军之许军长崇智耶”（邓泽如语）。许崇智所领导的粤军，当时成了孙中山政权唯一可凭借的坚实军事力量。与此对应的是，孙中山在军事上也十分倚重许崇智的才能，自从粤军成立之后，孙中山便一直把许崇智当作是左右手，视粤军为主力军。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许崇智甚至是孙中山困处在永丰舰上的唯一希望。可惜许崇智没有趁着这个机会完全赢得孙中山的信任，接连的战败使得孙中山只能在绝望中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许崇智的声望也从此一落千丈。
避嫌和中庸
对许崇智影响最深的人，除了孙中山之外，蒋介石便是首当其冲。许、蒋二人曾经五度共事，许崇智成为粤军主帅之后，蒋介石一直在其旗下做参谋长。民国十三年孙中山邀请当时在上海的许崇智返粤任粤军总司令，许曾提出五项要求，一是表明愿意就任，要求统一整理粤军；二是要让蒋介石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三是要求所有粤军驻防各地的财政交粤军统一管理；四是请胡展堂任广东省长；五是要求广东兵工厂交粤军司令部管辖。由此可见蒋介石与许崇智的关系非同一般，许对蒋也十分倚重。其实，早在1915年，许、蒋再加上张静江，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感情也一直不错。
蒋介石凭借精明实干为许崇智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精于作战的许崇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过人能力，常常对自己的部下说蒋之命令便是我的命令，希望粤军将士不要排斥他。
不过蒋介石对许祟智却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与许崇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提及对许崇智的议论：“办事无序，重内轻外。”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蒋对许的取而代之成了注定的计划。许崇智当然也是聪明人，当他看到了蒋的力量已经超越自己的时候，便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自己的兵权。许之部下因为在廖案中有重大的嫌疑，许崇智为了避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要知道，当时许崇智在广州的实力并不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下，避嫌的原因，则是形势所趋，以权换命而已。
其实，许崇智采取避嫌的做法是有先例的，早在闽南孙道仁麾下的时候，许祟智便有了功高震主的情形，孙道仁两次被许逼迫革命，心中早生铲除之意，许崇智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趁势夺取兵权，反而是到了上海，远离是非之地。许祟智领军打仗，从来都没有显示出好战好胜的粗犷性格，能够打赢的仗便挥师挺进，不能够打赢的便迅速撤离。这种性格让许崇智的性命没有在连年战火中遭到任何的威胁，是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就是许崇智的中庸。
晚年的许崇智也有避世的作风。得权之后，蒋介石曾经安排他做监察院副院长，不过许崇智始终没有赴任。不善处理官僚关系的许崇智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没有枪也就没有了实权，军人失去了武器等同于雄鹰失去了翅膀，无法继续翱翔。许崇智未到中年便过早的退出了政治舞台，身边的人却趁着乱世纷纷上位，唯独他自己却选择了在香港度过余生。
善用小聪明
粤军总司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衔，并不是普通人能够随意得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许崇智的确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的。尽管去日本留学的经历，是许家的旧势力帮了大忙，不过许崇智并没有浪费了远涉重洋的艰苦历程。从士官学校学到的知识让许祟智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对付传统军阀以及没落清军的时候，先进的军事理论到底还是超越了传统的治军方法。
许崇智打过的战役，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的伤亡，在双方激战之前，许崇智一般都会做好事先的准备，例如在敌军之中安排好内线，或是预先在有利地形布置好兵力等等，这些小聪明，使得他的军队经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甚至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果。当时的许崇智甚至被赞许“奇谋多智”，军事上细节调动的优势便是有“巧攻快打”的特点。清剿陈炯明的时候，许崇智带着他的部队只花了两天时间便从三多祝打到了陈之大本营海丰城，由于许部分兵二路积极进取，行军之快速远出陈炯明意料之外，陈在海丰的将军府还没有来得及转移大量的奇珍异宝便被许部一举拿下。
奢靡生活
孙中山曾经给许崇智题过一幅字，说“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吲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汝为同志屈”，其中的意思，就是告诫许崇智不要因为时势不利而急于求成。许崇智治军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有限的发挥空间里，他的治军手法前后却有着很大的变化。前期的许崇智，因为有了日本留学的经历，严厉谨慎的思想尤为突出，而后期的许崇智，则得了军风糜烂的诟病，其部属和其他军阀的军队一样整天和鸦片、女人打交道，他自己也一度沉沦在这种奢靡的生活中。
有人评论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但此人生活腐化，短于谋略，不堪全局性重任”，而今看来，许虽不见得“短于谋略”，但生活腐化却是难辞其咎。也有人说，许崇智的这种生活作风是走了捷径，务求使其部属更加卖命，当时就连励精图治的蒋也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