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乔治·索罗斯传记
“我主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你对还是错，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决策正确时收益多少，错时损失多少。乔治·索罗斯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更快地发现长远的发展趋势。
政治经济 金融杀手 作者：Robert Slater 黄铮译
前言 第一章 How do you do 索罗斯
第二章 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家 第三章 我是上帝
第四章 布达佩斯的地窖 第五章 莘莘学子
第六章 瞎子给盲人指路 第七章 雾里看花
第八章 先投资后观其变 第九章 我口所在，投资所在
第十章 金色大跃进 第十一章 “更年期”
第十二章 帝国的循环 第十三章 一生难再的消遣
第十四章 哲学上的探索者 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价
第十六章 索罗斯的心声 第十七章 大崩溃
第十八章 高处不胜寒 第十九章 挑战英镑
第二十章 华尔街赌王 第二十一章 黑色星期三
第二十二章 有限合伙投机公司 第二十三章 市场偶像
第二十四章 傲视群雄 第二十五章 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
第二十六章 情人节的灾难 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之旅
第二十八章 比42个国家还富 第二十九章 索罗斯谈论索罗斯
第三十章 扫荡东南亚 第三十一章 热钱烫伤东南亚
后记
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
第一节 索罗斯，一个捣蛋鬼
一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营运，并获得了成功，此人就是66岁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这个国家是泰国，它的货币是铢。
现在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演呢？像索罗斯这样的人是怎样作好准备来冲击泰铢的呢？他如何从铢中获得几十亿美元的利润呢？他需要耐心、一大笔钱（索罗斯可操纵150亿马克基金）和一次经济危机（就像泰国现在的危机）。
泰国这头小老虎受了伤。此时“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出动了，索罗斯的做法非常简单：他只是散布谣言。他的话对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就是金科玉律。谎话在全世界不胫而走。
6月刀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锑贬值2O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这是对铢宣判了死刑。现在世界各地的投机家都知道这一点：卖掉铢，卖掉泰国股票。
而泰国政府却无能为力。最后胁出路是：它在7月2日放开泰铢的汇价（过去是同美元挂钩），其后果是泰铢自由下落。1美元可以买30泰铢（此前是近20铢）。
索罗斯现在正等待泰国铢跌到最低点，然后便大量买进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界的投机倒把分子都在等待索罗斯发出信号。他一购买，大家都跟着购买，泰铢和股票也跟着上涨。行市上升，交易所的交易赢利便滚滚流入他的私囊。他不顾交易所投机家的大忌，奋力与中央银行对抗并且又一次得手。
作为股市天才的索罗斯
“下一次金融危机肯定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什么时间。”这是乔治·索罗斯不久前在纽约宣布的。他以自己数十亿计的资金作赌注来对付泰国铢，在危机四伏的泰国火上加油的他
袖手冷眼，沉默不语。索罗斯量子基金会的经理斯但菜·德鲁肯米勒，在1997年7月泰国中央银行宣告屈服之后喜形于色，他眉飞色舞地承认：“我们赢利了。”
其实，索罗斯闻名于世是在1992年，当时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向这位原匈牙利人俯首称臣。通过货币投机，索罗斯在使他的投资者的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为自己聚集了之亿美元以上的私人财产。索罗斯正慷慨地把这些钱花出去。他是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眷家。他设立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l000人。
这位1930年出生的大投机家早在1989年就已经从日常交易中抽身引退。只有在采取向英镑或泰国铢进攻这样的大行动时，他才会积极参与。在这种行动中，没有人愿意放弃利用
这位老人的辨别力。
作为业余哲学家的索罗斯
尽管完全有财力享受世界上的各种奢华，但乔治·索罗斯对此却很少有兴趣，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如果对某个慈善项目感兴趣，索罗斯就会慷慨地向其提供资助，为此他可在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只有一件事索罗斯是一个子儿也不掏
的：有关犹太人的项目。“我保持中立。”这位生于匈牙利的犹大人如是说。
索罗斯想拯救整个世界。这位金融投机商承认，他有时把自己视作一个神。无论如何，这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做的善事是不容抹杀的。例如，他捐献了50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波黑采取援助措施和在萨拉热窝建造一个紧急供水系统。为了防止
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将近1／3的人的年薪。
索罗斯对世界进行改良的愿望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位业余哲学家却不能容忍世人以一种完全扭曲的理论来解释他的善行。索罗斯认为，元节制的资本主义已成为自由人类最大的威胁。他说：“我只能一再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
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听过他的课。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为索罗斯向世界专制政权宣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索罗斯亲身经历过独栽政体的暴政。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犹太儿童的索罗斯曾被父亲用篡改过的身份证明隐藏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官员家中。二战胜利之后，索罗斯一家移民到英国。
索罗斯一向把自己看作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如果读了他最近就全球化问题发表的长篇大论，你一定会得出同样的印象。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史蒂夫·汉克的说法，他以此证明了“一个清醒的头脑和大量的金钱并非必然并肩出现的"。
索罗斯自己也认为他离精神错乱并不太远。他的祖父就是偏执狂。他偶尔也幻想自己会发疯。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使他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为此他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一斯但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当然，这并不能保证这位金融界的杂技演员偶尔也会失误。例如，在1994年对口元的投机活动中，他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6亿美元，对此他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乔治·索罗斯在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得到英格兰银行的原谅。1992年他投下了巨额赌注与英镑较量，结果严重损害了英国为防止货币贬值所作的努力并使英国被迫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
作为慈善家的索罗斯
对于像索罗斯这样一位赚钱不眨眼的超级剥削者来说，十分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在1997年以慈善家的身份，被美国人自己评为“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乔治·索罗斯腰缠万贯，他自己就说：“我仍然是一个超级资本家。”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他已拥有大约25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他在海外货币市场上大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而盘剥来的。
近来，索罗斯因为慷慨捐资而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1996年他捐出了3.5 亿美元，成了美国著名的慈善家。同时，他也因为把钱捐给一系列与他个人的“开放社会”主张有关的已经成为热点问题的政治事业，以及撰写有关自由资本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评论文章而
引起争议。
与此同时，这位出生在匈牙利、经历了纳粹时代和共产党时代的犹太人又拿出了数百万美元给东欧。
虽然他仍然是东欧地区从事慈善事业的力量之一，但他已开始将很多慈善活动转向美国。1996年他为帮助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通过使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公民提案捐献了l00万美元；为一项旨在对身患绝症者提供更有人情味和更实际的治疗的“临终关怀”计划
捐出了1500万美元；为一笔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O00万美元；另外还捐献了1200万美元，用以改进老城区和乡村地区的数学教学。
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给索罗斯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朋友。例如，当索罗斯捐献了1600万美元支持那些主张开放软毒品市场的团体时，克林顿政府就感到很扫兴。此外，索罗斯还是极端政权的不迫余力的反对者。他甚至对保守的政治家也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有民族主义倾向。例如．捷克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就被索罗斯视作“最糟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化身”。
实际上，索罗斯应被以“爱国者”（并非那种同名导弹）的名份，入选美国某种名册之中，因为他把从世界各地大肆搜括来的钱财用作慈善事业的对象，还是广大的美国民众。对于1997年的世界民众，尤其是对东南亚各国民众来说，索罗斯恐怕就应以“打家劫舍的头号国际大盗”而享有某种盛名吧。
看起来，索罗斯先生还真是一个蛮复杂的人物呢。
第二节 此次又捞了多少？
一向以快人快语而屡屡令美国人大伤脑筋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1997年9月上旬眼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即将告一段落时，宣称马来西亚在此次大劫案中损失极其惨重，共丢掉了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如果从泰国铢年初货币动荡算起至今，光是马国的十二巨富就损失了139．2亿美元。马哈蒂尔无不咬牙切齿地骂道，那个该死的乔治·索罗斯使得该国40年来的经济成果已毁于一旦。
那么，被敬称为“大炒手”的乔治·索罗斯究竟在这场金融大风暴中获利多少呢？
最近的美国《商业周刊》为世人提供了某种答案。
该杂志宣称，由索罗斯管理的量子基金会在整个1996年的成绩都相当令投资者失望，从1997年初到6月底的成绩也不是十分光彩夺目，直到7月份，基金会的成绩才大步跃前，将前6个月的盈利翻了一番。
1996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扬了22个百分点，而由乔治·索罗斯任董事会主席的量子基金会却在低谷中徘徊不前，不去赢利倒也罢了，基金会还全年亏损了1.5个百分点，与华尔街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基金会相比较，简直就是相形见绌，黯然无光。
对于索罗斯而言。这可是他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之一了。他改变了那种半退休、半隐居的生活方式，从公众之中又潜匿于幕后，精心策划发动了一系列的量子反击战，以为自己捞回名声。
1997年上半年，量子基金会的业绩虽然增长了14个百分点，但与道琼斯指数的20．6的百分点的增长比起来，依然没有丝毫可以大吹大擂的资本，这就意味着，投资人投入量子基金会所获得的回收，还比不上购买美国的蓝筹股呢。
索罗斯可真有点着急了。他想自己今年已六十有六了，到这个时候再出点乱子，岂不是要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不成。于是，他如同一只热锅蚂蚁，到处东奔西跑，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东南亚市场这块大肥肉让他给瞅准了。
从1997年6月底到7月底的这一个月内，量子基金会的增长从14个百分点一举上扬到27．1个百分点，几乎使上半年的盈利培增，据称，该基金会截止到7月底的总资产已上升到170亿美元，金融风暴前的资产总值约为15O亿美元，所以照此推算，素罗斯砍杀东南亚诸国已为他的组织创造了约20亿美元的盈利。
那么，量子基金会的盈利从何而来呢？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东南亚货币中的泰铢、马币和印尼卢比，直接对量子基金的盈利作出了贡献。
当然，在这场金融大风暴中抛头忑面扮演角色的，还不只是索罗斯和他所领导的量子基金会。在全球各冲击型基金组织中，资产仅次于量子基金的“猛虎基金会”（Tiger Fund和它属下的“美洲虎基金会”（Jaguar Fund），便曾在风暴中大量抛售泰铢和其他东南亚货币，兴风作浪，张牙舞爪，与量子基金会如出一辙。泰国铢一经跌人谷底，美洲虎基金自1997年初以来的盈利，便从微不足道的0．7个百分点上升至11．7个百分点。关心基金动向的人士都知道，这个基金会今年来便一直看淡美国股市，所以11个百分点的盈利便直接来自对东南亚诸国货币的扫荡，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可见索罗斯并非单枪匹马地和一群亚洲虎在进行殊死拼杀，而是有一群美洲虎站在他那
一方。
“我主来一贫如洗。
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第一节 为钱而活着
1992年9月15日下午5点30分，椭圆形的桌子后面，乔治·索罗斯安然地坐在他那张高靠背的皮椅中，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凝视着33层楼下面中心公园的紧张情景和通勤高峰时期人们的一举一动。再次逐鹿这场游戏，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令他兴奋不已。
近来，每当索罗斯步人曼哈顿中心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他总有这样的感觉：自己不是这儿的老板，而更像是一个参观者。但今天他深感事实的确如此。他可以攀上一座高山，亦可搞垮某家银行。他确信自己仍能够玩这场游戏……而且会比大多数时候玩得好。或许会比任何人玩得都好。
试设想如果近年来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远游上，那情况该会如何呢？自1988年以来，他就将这个企业委托给斯但莱·德鲁肯米勒，一个有着光辉金融管理业绩的年轻总管，经营一直很顺利。如果索罗斯出现在办公室，他就与德鲁肯米勒共同议事，尽管他们时常会因为对金融市场持不同见解而吵翻。
那些日子，索罗斯本该前往东欧和前苏联，帮助组建和培训他在80年代建立的慈善基金会，促使这些国家演变成民主社会的典范。几年来，他在金融市场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赚足了他曾经需要的金钱。现在，已步人生命黄金岁月的他，在尽可能地逃避办公室
中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他更愿意同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基金会中的下属们聚在一块，或是在波斯尼亚泥泞的街道上跋涉着，亦或是去参加冒险活动。
但今天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乔治·索罗斯将要投下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大战将临，有的人会心脏狂跳不已，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踱步，抑或是向早已战战兢兢的下属们神经兮兮地发火，但是这向来不是他索罗斯的风格。他的脑子在快速地转动着。坐在那儿，他处之泰然。每当要有大的动作时，他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这种作法对吗？我会输得一败涂地吗？
他凝视着都市中初放的华灯，思绪却早已飘到千里之外。他如果在伦敦会更富有吗？他不能完全肯定。或许今天这一切都元关紧要了。
通常，乔治·索罗斯喜欢住在远离华尔街金融区的地方，而且他无需亲临纽约股票交易所，就有把握知道怎样能赚到一大笔钱。
他有自己独特的投资方式。这种独特的投资方式使他能够百分之百地对金融市场了如指掌，所以他无需生活在闹市区。他惯于呆在中区，喜欢在紧张刺激的风险中求得须臾的惬意。他的办公室温暖如家，墙上挂着一些画儿，桌上摆放着家人的照片。但离索罗斯办公室
飓尺之遥的下属们却端坐在冰冷的计算机屏幕前，正视前方。好像如果他们的头向左或向右稍稍们一下，就会表明他们上班期间在打瞌睡。墙上有一条标语一一一看得出是用计算机打出来的——上面写着：“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这就是乔治·索罗斯的信条。已年届66岁的他，富有得令人难以想象。他清楚，在这场“竞争”中已获胜，他将不会死时口袋空空。的确，他辞世之时可能是美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然而，没有人敢建议说，该是摘下这条标语的时候了。毕竟，办公室中的其他人仍需
要这种动力。有些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发财，拥有了几百万美元。他们也将不会死时两袖清风。好像在乔治·索罗斯周围工作的人都加入到这场“淘金”狂潮之中，而且都交了好运。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看起来与诺克斯堡不同，也不难进入。但是，它却拥有与诺克斯堡相同的令人陶醉的金钱气息。
都市渐渐步人夜色，索罗斯却几乎没有觉察到。他是个四海漂泊，四处为家的商人。作为一个投资者，他对东京、伦敦的金融市场同华尔街的金融市场一样兴趣浓厚；在密切关注布鲁塞尔和柏林的经济动态的同时，也关注波里亚和鲍基西亚所发生的情况。现在，他的思
绪已不在办公室，而是萦绕着西欧。那儿是眼下他朝思暮想的焦点。
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追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并且预感到这条导火线将会冷不及防地引发一场金融大爆炸。
索罗斯是个谙熟金融业的理论家。他喜欢在股票、债券和货币“实验室”中测试他的理论。这是个多么奇妙的实验室啊！那里没有灰色地带。股票或是攀升、或是下跌，或是保持原状。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逐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许多投资者认为金融世界应该是有序的，股票的价格也应有其固定的逻辑。辨明这种逻辑，你才能发财。
索罗斯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金融世界是动荡的、混乱的。他认为：辨明事理，你才能大捞一笔。如果把金融市场的一举一动，当作是某个数学公式中的一部分来把握，是不会奏效的。索罗斯深信数学是不能控制金融市场的。
心理因素能够控制市场。更确切他说，是掌握住群众的本能才能控制市场。
了解群众何时、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货币或商品周围后，成功的投资者才会走到台前来。
这就是索罗斯的“坚果壳”理论。
目前，乔治·索罗斯正在整个欧洲的金融世界验证他的理论。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在那里应用这种理论，暂时退后，等待着适当的时机等待着喧闹的股民的呼声。
一旦他听到这种呼声，他就会一跃而起，抓住机会。当他预感到正确地把握住了金融局势，他就不会再有顾虑。这次，他确信他是正确的。
而且这次，他准备投下投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赌注。
如果他失败了，他将会输掉一笔钱。这元关紧要。以前他也忙过钱。以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崩溃为例，他错误地理解了市场，最后，他才不得不提前放弃造成经济损失的计划，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那次，他失去了3000万美元。
但更多的时候，他在赢钱一一一因为他是经纪人中的精英——他投资得如此之好，以至在1981年6月被institutional lnvestor杂志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管理者”。
在1989年以前，只有一年，当他成立旗舰基金会时遭受了挫败，那年是1981年。非常简单，金融市场中没有谁·做得象索罗斯那样好，而且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范伦·E·巴菲特比不上他，彼得·林奇也比不上他。没有人能同他相提并论。
他的记录在华尔街是最棒的。
在办公室的那个夜晚，他不断地在想着伦敦。此刻，时针已指向晚上10：30。那里是事件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在纽约市。
一丝欣慰的表情掠过索罗斯的脸庞。他回想起1989年9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重大日子。
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天对于现代历史来说是多么重要。有些人认为，或者至少他们希望，随着柏林墙的倒榻，一个新的联邦德国将会东山再起并繁荣昌盛。
索罗斯则不这样认为。他的想法经常与众不同。他预感到新德国在统一后将要渡过一段困难时期。同时，他预感到德国将会转向国内，顾及本国的经济问题，解除同其他西欧国家不重要的经济联系。
因此，索罗斯认为，关注国内发展的德国，将同其他欧洲国家取得广泛的联系，尤其在货币上。
他在观望，在等待。
第二节 出奇制胜
1990年索罗斯观察到英国采取了加入新的西欧货币体系——即汇兑机制——的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英国此举是一个失误。英国的经济本来不强大，加入汇兑机制，将使英国几乎同西欧最强大的经济力量——统一的新德国——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有利有弊，而英国将完全依赖德国。作为这个区域中的经济最强国，德国将有权决定何种经济措施对其他西欧国家有利。索罗斯认为，此举最终将证明对英国来说是致命的。
因为英国可能想要在其货币政策上向前迈进一步，而它又没有这种能力。于是，将不得不使其政策同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的货币政策相联系。
正如索罗斯所预言的那样，1992年西欧遭受了金融危机。包括大英帝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系出现滑坡。英国企图降低其利率。
然而，德国人因为其国内原因不愿意降低利率：他们深深惧怕通货膨胀会再次出现在德
国。20年代的恐惧，他们至今记忆尤新，正是那场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的经济走向崩溃。
如果德国不降低其利率，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会降低。这样做会使它们陷入削弱其货币的危险境地之中。而且货币一旦削弱。只会使袖手旁观的国家渔翁得利。
所以，英国正陷入窘境。
它的经济情况很槽糕，英镑面临日益升值的压力。英国力图改善其经济情况，但这样做的话，它就必须让英镑贬值，使其出口更有利。
依据汇兑机制的条款，英国被迫保持1英镑兑换2．95德国马克的比率。
1992年夏季过后，英国政府坚持要在这次风暴中求得生存——将不贬值英镑，不脱离汇兑机制。反正，他们会混过去的。
乔治·索罗斯认为这实属一派胡言。
他更了解情况。他知道英国经济已处于何种可怕的境地。他们不可能继续保持汇兑机制。他们不得不弃船而逃。
9月中旬，危机开始了。
谣言四起，说意大利人要让里拉贬值。于是纽约的经纪人蜂拥着抛售手中的里拉。
9月13日，星期六，意大利里拉贬值，但只是下降了7％，仍在汇兑机制条款所规定的限度内。
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将承诺使其货币保持在汇兑机制限度的投资者，因为此举赌注大赚了一笔。认为汇兑机制联盟的国家会超出条款限度而不下赌注的，看起来似乎很糟糕。
但如果意大利人如其所言使里拉贬值，可能还会有第二次浪潮……可能这次该要开始抛售先令了。
一时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投资者和公司纷纷对西欧诸国政府决意让汇兑机制决定换率，大失所望。现在，他们急于想使那些被削弱的各种货币脱手，包括先令在内。
随着9月15日的过去，乔治·索罗斯关于英国会使英镑脱离汇兑机制的信心在日渐增加。
斯但莱·德鲁肯米勒认为时机已成熟，应该下赌注对付先令。他将想法说给索罗斯听。
索罗斯开了绿灯，甚至让他赌下一笔比预想要大得多的赌注。
于是，斯但莱·德鲁肯米勒遵照索罗斯的咐瞩，抛售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先令。
索罗斯看来非常自信，动身去了第五大道他的寓所。那晚他睡得很香甜。
次日清晨7时，索罗斯住所的电话响了起来。那是斯但莱·德鲁肯米勒打来的，告诉他一切顺利。当索罗斯人睡之时，他已获得9．58亿美元的利润。在这场汇兑机制危机中，索罗斯获利的总值接近则亿美元。
英国人称9月15日一他们被迫将英镑从汇兑机制抽出的那天——为“黑色的星期三”。
而索罗斯则称它做“白色的星期三”。
正是这个赌注，认为英国将会使英镑贬值而赌人100亿美元这一举动，使得索罗斯闻名于世。
这一事件成为他投资的出奇制胜的妙计。
第三节 神坛上的索罗斯
因为这个赌注，索罗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者——成为金融界的一个神话。
1992年9月后，乔治·索罗斯便被诸多的神话传说所包围。
其中一个神乎其神的便是说他能够调动市场：他所说的一个词，诸如像黄金那样的一类商品，或是像马克一类的货币，将会导致贸易上的一个转机。价值的升降，完全因为他的一句话。
他似乎万元一失，百战百胜。
1992年11月，即他倾全力而出对抗英镑的两个月后，一位记者所作有关索罗斯的电视报道可以用来印证他调动市场的能力。“你投资黄金，并因为你在黄金上投资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该在黄金上投资，于是价格上涨了。你写了一篇对马克的价值表示质疑的文章，于是马克价格下跌。你在伦敦做了一笔房产生产意，一夜之间价格下降的趋势似乎有了逆转。谁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索罗斯对这些赞誉似乎很欣赏，并主动提出了一些看法。
“近来，”他开始说道，“我的影响力被夸大了。事实上，我对此十分清楚。这一点将会被纠正过来，因为人们会意识到的，”他舒心地一笑，“我不是百战百胜，你们知道，只是现在我占上风，将来也会有占下风的时候。”
这两方面的叙述都不妥当。
他的影响力并没有被夸大其辞，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将会走下坡路。
当《商业周刊》问及他作为这样的权威有何感受时，他回答道他感到开心。
开心！
有些人并不仅仅为了开心。
至1994年，关于索罗斯的神话散布得如此之广，连华盛顿都对此颇为关注。如果索罗斯果真能调动中场，如果财富具能因为一个人的一举一动或失或得，那么这个人难道不是一种威胁吗？难道不应该对乔治·索罗斯加以控制吗？
这便成为有关此人的主要话题之一。此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了鲜有人为的金融界泰斗。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他所积累的金钱比大多数人一生，或是成百个人一生所见过的金钱还多。但是仅有一部分归功于笼罩着他的神秘氛围。
乔治·索罗斯远远不是只赚了几十亿美元的人；也远远不只是如《金融家》所说，搞垮了英国银行的人；更不止于，如《商业周刊》所誉，是能够调动市场的人。
第四节 华尔街头的暂学家
金钱，对于索罗斯来说，其吸引力曾一度极为有限。
他并没有期望自己成为世界级的投资者，去赚大把大把的钞票。相反，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哲人：并且时常感到在知识的王国中倘祥比做金融更惬意。
然而，他发现自己深具赚钱的天赋一一一并且是赚大钱。这一切似乎来得很容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感到被金钱所污染的原因。他不仅仅想积累财富，他想用自己的生命做更多
的事情。
这并非指索罗斯认为做金融投机生意不光彩，或是把它仅仅看成是赌博，他并没有力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找借口，他只是没有从中获得乐趣。他渴望能力他人作点贡献一～能被人们牢记不忘的贡献。
他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金融家。他喜欢称自己为一个失败的皙学家，这是他早年曾想要实现，现在却已放弃的梦想。
他最大的梦想是给世界增添知识一一一即世界以某种方式运转，以及人类在世界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在一直寻找这种知识。这种探索带他步人了哲学天地。曾几何时，他希望成为一名哲学教授。他研究经济，但对于那个世界来说，他总好像是一个匆匆看客而不是永久居民。
索罗斯感到自己被所学的经济方法所愚弄，认为经济学家对世界运转的方式缺少切合实际的理解。他们做白日梦，谈论的只是理想状态，错误地认为世界是一个理智、有序的地方。甚至还在青年时代，索罗斯就清楚地知道，世界远比经济学家让人们所相信的更混乱。
当索罗斯开始形成自己理论之时——有关知识的理论，历史的理论，包括将来的金融理论——他就深信这样的基本理论依据：世界深不可测，完全无理性、元秩序。简而言之，世界难以把握。
他想以出书的形式将其理论提出来，但发现使这样的书通俗易懂具可读性却很难做到。甚至有时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深感费解。他深感知识的领域很难征服，他决定去寻找自己能够征服的领地。
这个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很容易做。况且，他也不得不为生计考虑。为什么不通过尽可能多地赚到钱的方式来证明他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呢？索罗斯认为，金钱能力他提供一个舞台，使他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赚钱，简单他说，依然可以帮
助他成为一位哲学家。
他所进入的世界，是高级金融世界，有极高的回报。然而，风险也高得令人畏惧。这不
是心理承受力低的人能驰骋的天地。
可能胆量小的人能够风光几年。但最终，巨大的压力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是一种对人的钞票负有责任的压力。投入其中的代价是昂贵的：牺牲睡眠、放弃休闲、失去朋友与温馨的家庭生活，因为在金融市场中形势极其凶险。迟早，这些心理承受力低的人要另寻他
路。
相反，索罗斯，心理承受力极强。他看起来极其沉稳，喜怒不形于色。投资成功，他会偶露满意之容；投资失意，他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冲到最近处的房顶或是摩天高楼之上寻其末路。他心平气和，沉着冷静，很少会歇斯底里地狂笑，亦或是抑郁寡欢。
他，正如自己所评论的，是一个评论家，的确，他曾开玩笑说他是“世界上拿薪水最多的评论家”。这表明他有点像是个局外人，能置身于战场之外。“我是就过程进行评论，而不是缔造企业的企业家。我是判断企业状况优劣的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我的作用是品
评，并通过决定买卖来表现我的判断。”
尽管从1956年起，他先在伦敦，然后在纽约投资商业，但他事业真正起步是在1969年，那时，他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会，取名量子基金会。除80年代初的几年以外，在其后的25年中，他一直积极地经营着这个基金会。在80年代未，他采取低调态度，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慈善活动上。然而，他经常同管理基金会的人保持联系。
此公司是第一批被允许非美国国籍的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的海外公司。大多数海外公司受美国法律限制，不得超过”位投资者，并且通常规定最小投资额为10亿美元。同时，它没有防备损失的政策，是那些愿意拿钱冒惊人风险以获重利的富人们的的超级投资伙伴。索罗斯公司出售的是短小、过时的复杂的金融设备，而借人的却是大量的资金。
公司经营初期，一些小的经营者采取混合股票获利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保证经营者能将其有价证券分为长期与短期两种，长期的指当场上扬时可以获利的股票，短期的指市场下跌时可以获利的股票。
索罗斯与其他一些公司的巨头抛弃了这种策略，超出了美国的股票市场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股票、利率和货币等方面进行全面把握。平均每个交易日，索罗斯公司就能买入或卖出价值7．5亿美元的股票。
他的业绩元一例外，均令人震惊。如果1969年索罗斯创建公司伊始，有人投资10万美元并且追加全部股息，到1994年春季他就会拥有1亿美元——联合增长率为35%。对于一个规模相对小的公司来说，这种回报已异乎寻常，同时这种作法震惊了华尔街。
1969年，索罗斯公司的股票每股价格为41．25美元，到1993年初，每股价值2．154355万美元，到1994年6月，每股价值2．26万美元。要成为公司的会员，其最小投资额为100万美元。根据大多数报道，索罗斯拥用113的公司股份。
索罗斯赚钱并没有采用老旧的方法。19世纪的美国工业巨子，像洛克菲勒和卡耐基，是通过建筑工业、石油和钢铁积聚财富。而乔治·索罗斯既没有自己的公司，又没有任何工业基地。他的独到之处是运用大笔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中机动灵活地运作。
第五节 全融终结着
尽管身材矮小，索罗斯看上去体魄强壮，像名运动员。他的头发很短，略带波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位经济学教授，或是滑雪教员。他英语说得十分地道，尽管略带一丝匈牙利口音。一位作者曾如此描述他：“双眉微蹩，下额瘦削，嘴唇很薄，身
材魁梧，极富热情。头发很短，声音平板而略显沙哑……”
于是，人们以为他是个粗俗的人，而且惊奇地发现他与别人毫无二致。《监护人》上曾写道：“他看上去并不凶，样子平和，略带匈牙利口音，一派欧洲显贵的气度。前额上的皱纹，是在商场上冥思苦想留下的岁月印痕，亦显露出他极为推崇的学者风范。” 《观察家》的一位作者认为索罗斯极具欧洲人的气质。“他体魄强壮，气度优雅，带着抹不掉的贵族气息和不温不火的奥地利及匈牙利中层社会的态度。早期，人们很容易地把他想象成这样：坐在维也纳一个古老的咖啡厅中，一边吸着摩卡咖啡，一边与托洛茨基下棋。”
英国报纸《独立者》给予索罗斯如下评论：“他不是80年代上演的有关华尔街影片中那个完美无暇的戈登·格科。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可能是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打网球，并对纽约所提供给极其富有的人们的那种奢华的生活方式缺少好感。他既不吸烟，也不饮酒，对食物的口胃也是中等。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治学严谨、不修边幅的中欧国家的教授。”
到了70年代未80年代初，索罗斯深深感到投资带来的痛苦。这种源于投资增长的方式远远超出他想象的控制范围。
然而，他是一个能逢凶化吉的幸运者。他继承了父亲的这种技能，并在二战中于1944年在布达佩所为了躲避纳粹使用过这种技能。在金融市场中，求生有时意味着能迅速撤退。在80年代初期，索罗斯就是这样做的，他采取低调态度，他让别人管理基金会。
然后，他做最终的决定。他希望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不仅仅只是投资上的成功。他不是享乐主义者，所以金钱能带给他的东西是有限的。他想把钱用在有益的事情上。因为
他无需征得家人或董事会的同意，因此一旦他决定如何用钱，他就可以径直地去做，把钱投出去。
这种自由与权利，使他能够充分细致地考虑自己的决定。最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首先在东欧，然后在前苏联投资，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索罗斯离开匈牙利己有数十年之久，因为他不愿遵循统治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这种思绪壮大于东欧与苏联的“闭塞”国家冒犯了他的原则，因为他深深笃信美国与西欧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通常一些西方政府，有时是一些私人基金会，妄图在这些国家造成凹痕。然而，西方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引起如此深远的变化。
索罗斯认为自己能够接受这个挑战。正如他教自己在投资上所作的一样，他将缓慢起步，认真监察整个过程，谨慎地运用资金。他希望——这是个长远的希望——能开启这些闭塞国家的大门。
他想利用自己的金融资产，在东欧及苏联的民众中制造影响，要产生影响且不引起怀疑很难做到，要赢得政治权威人士同意他的作法也许并非不可能。然而，他想试一试。
事实上，1979年在南非他就开始了援助行动，只是最终功亏一赘。然后他转向东欧，于1984年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后来，他分别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和苏联也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刚刚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地方站住脚，有点成绩，这些国家政府的怀疑与敌意便纷至沓
来，尽管后来索罗斯的基金会非常火爆。到叨年代中期，他为这些基金会捐赠了几亿美元。
在1992年和1993年，索罗斯捐购了5亿美元，并承诺再捐赠5亿美元。1993年，他给俄
罗斯的捐款比许多西方政府还多，虽然他曾声称那里的形势是“灾难性”的。
乔治·索罗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已经变成了乔治·索罗斯一一一世界最大的
慈善家。
从多瑙河到乌拉尔，他成了西方最重要的私人捐赠者。许多人赞誉他是圣人，债世疾俗
者骂他是入侵者。最终，索罗斯找到了一个方法以示区别，既赢得了尊敬，又在华尔街与伦
敦之外成绩斐然。
旨在打开阔塞国家的慈善行为带给他的满足感，远远超出了积蓄财富本身。同样也带给
他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他喜欢出风头——确实，他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有兴趣让全
世界知道，他不仅仅只是一位罕见的巨宫。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完全满足，因为他知道公众希望他透露投资过程中的秘密。他想出
风头，但只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他想尽可能保持住他的个人隐私，但他的形象太高大
了，他的业绩太丰厚，他涉及的范围太广阔。
“我主来一贫如洗。
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第一节 为钱而活着
1992年9月15日下午5点30分，椭圆形的桌子后面，乔治·索罗斯安然地坐在他那张高靠背的皮椅中，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凝视着33层楼下面中心公园的紧张情景和通勤高峰时期人们的一举一动。再次逐鹿这场游戏，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令他兴奋不已。
近来，每当索罗斯步人曼哈顿中心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他总有这样的感觉：自己不是这儿的老板，而更像是一个参观者。但今天他深感事实的确如此。他可以攀上一座高山，亦可搞垮某家银行。他确信自己仍能够玩这场游戏……而且会比大多数时候玩得好。或许会比
任何人玩得都好。
试设想如果近年来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远游上，那情况该会如何呢？自1988年以来，
他就将这个企业委托给斯但莱·德鲁肯米勒，一个有着光辉金融管理业绩的年轻总管，经营一直很顺利。如果索罗斯出现在办公室，他就与德鲁肯米勒共同议事，尽管他们时常会因为对金融市场持不同见解而吵翻。
那些日子，索罗斯本该前往东欧和前苏联，帮助组建和培训他在80年代建立的慈善基金会，促使这些国家演变成民主社会的典范。几年来，他在金融市场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赚足了他曾经需要的金钱。现在，已步人生命黄金岁月的他，在尽可能地逃避办公室
中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他更愿意同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基金会中的下属们聚在一块，或是在波斯尼亚泥泞的街道上跋涉着，亦或是去参加冒险活动。
但今天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乔治·索罗斯将要投下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大战将临，有的人会心脏狂跳不已，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踱步，抑或是向早已战战兢兢的下属们神经兮兮地发火，但是这向来不是他索罗斯的风格。他的脑子在快速地转动着。坐在那儿，他处之泰然。每当要有大的动作时，他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这种作法对吗？我会输得一败涂地吗？
他凝视着都市中初放的华灯，思绪却早已飘到千里之外。他如果在伦敦会更富有吗？他不能完全肯定。或许今天这一切都元关紧要了。
通常，乔治·索罗斯喜欢住在远离华尔街金融区的地方，而且他无需亲临纽约股票交易所，就有把握知道怎样能赚到一大笔钱。
他有自己独特的投资方式。这种独特的投资方式使他能够百分之百地对金融市场了如指掌，所以他无需生活在闹市区。他惯于呆在中区，喜欢在紧张刺激的风险中求得须臾的惬意。他的办公室温暖如家，墙上挂着一些画儿，桌上摆放着家人的照片。但离索罗斯办公室飓尺之遥的下属们却端坐在冰冷的计算机屏幕前，正视前方。好像如果他们的头向左或向右稍稍们一下，就会表明他们上班期间在打瞌睡。墙上有一条标语一一一看得出是用计算机打出来的——上面写着：“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这就是乔治·索罗斯的信条。已年届66岁的他，富有得令人难以想象。他清楚，在这场“竞争”中已获胜，他将不会死时口袋空空。的确，他辞世之时可能是美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然而，没有人敢建议说，该是摘下这条标语的时候了。毕竟，办公室中的其他人仍需
要这种动力。有些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发财，拥有了几百万美元。他们也将不会死时两袖清风。好像在乔治·索罗斯周围工作的人都加入到这场“淘金”狂潮之中，而且都交了好运。
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看起来与诺克斯堡不同，也不难进入。但是，它却拥有与诺克斯堡相同的令人陶醉的金钱气息。
都市渐渐步人夜色，索罗斯却几乎没有觉察到。他是个四海漂泊，四处为家的商人。作为一个投资者，他对东京、伦敦的金融市场同华尔街的金融市场一样兴趣浓厚；在密切关注
布鲁塞尔和柏林的经济动态的同时，也关注波里亚和鲍基西亚所发生的情况。现在，他的思绪已不在办公室，而是萦绕着西欧。那儿是眼下他朝思暮想的焦点。
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追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并且预感到这条导火线将
会冷不及防地引发一场金融大爆炸。
索罗斯是个谙熟金融业的理论家。他喜欢在股票、债券和货币“实验室”中测试他的理论。这是个多么奇妙的实验室啊！那里没有灰色地带。股票或是攀升、或是下跌，或是保持原状。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逐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许多投资者认为金融世界应该是有序的，股票的价格也应有其固定的逻辑。辨明这种逻辑，你才能发财。
索罗斯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金融世界是动荡的、混乱的。他认为：辨明事理，你才能大捞一笔。如果把金融市场的一举一动，当作是某个数学公式中的一部分来把握，是不会奏效的。索罗斯深信数学是不能控制金融市场的。
心理因素能够控制市场。更确切他说，是掌握住群众的本能才能控制市场。
了解群众何时、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货币或商品周围后，成功的投资者才会走到台前来。
这就是索罗斯的“坚果壳”理论。
目前，乔治·索罗斯正在整个欧洲的金融世界验证他的理论。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在那里应用这种理论，暂时退后，等待着适当的时机，等待着喧闹的股民的呼声。
一旦他听到这种呼声，他就会一跃而起，抓住机会。当他预感到正确地把握住了金融局势，他就不会再有顾虑。这次，他确信他是正确的。
而且这次，他准备投下投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赌注。
如果他失败了，他将会输掉一笔钱。这元关紧要。以前他也忙过钱。以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崩溃为例，他错误地理解了市场，最后，才不得不提前放弃造成经济损失的计划，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那次，他失去了3000万美元。
但更多的时候，他在赢钱一一一因为他是经纪人中的精英——他投资得如此之好，以至在1981年6月被institutional lnvestor杂志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管理者”。
在1989年以前，只有一年，当他成立旗舰基金会时遭受了挫败，那年是1981年。非常
简单，金融市场中没有谁·做得象索罗斯那样好，而且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范伦·E·巴菲
特比不上他，彼得·林奇也比不上他。没有人能同他相提并论。
他的记录在华尔街是最棒的。
在办公室的那个夜晚，他不断地在想着伦敦。此刻，时针已指向晚上10：30。那里是事件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在纽约市。
一丝欣慰的表情掠过索罗斯的脸庞。他回想起1989年9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重大日子。
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天对于现代历史来说是多么重要。有些人认为，或者至少他们希
望，随着柏林墙的倒榻，一个新的联邦德国将会东山再起并繁荣昌盛。
索罗斯则不这样认为。他的想法经常与众不同。他预感到新德国在统一后将要渡过一段困难时期。同时，他预感到德国将会转向国内，顾及本国的经济问题，解除同其他西欧国家不重要的经济联系。 因此，索罗斯认为，关注国内发展的德国，将同其他欧洲国家取得广泛的联系，尤其在
货币上。
他在观望，在等待。
第二节 出奇制胜
1990年索罗斯观察到英国采取了加入新的西欧货币体系——即汇兑机制——的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英国此举是一个失误。英国的经济本来不强大，加入汇兑机制，将使英国几乎同西欧最强大的经济力量——统一的新德国——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有利有弊，而英国将完全依赖德国。作为这个区域中的经济最强国，德国将有权决定何种经济措施对其他西欧国家有利。索罗斯认为，此举最终将证明对英国来说是致命的。
因为英国可能想要在其货币政策上向前迈进一步，而它又没有这种能力。于是，将不得
不使其政策同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的货币政策相联系。
正如索罗斯所预言的那样，1992年西欧遭受了金融危机。包括大英帝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系出现滑坡。英国企图降低其利率。
然而，德国人因为其国内原因不愿意降低利率：他们深深惧怕通货膨胀会再次出现在德国。20年代的恐惧，他们至今记忆尤新，正是那场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的经济走向崩溃。
如果德国不降低其利率，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会降低。这样做会使它们陷入削弱其货币的危险境地之中。而且货币一旦削弱。只会使袖手旁观的国家渔翁得利。
所以，英国正陷入窘境。
它的经济情况很槽糕，英镑面临日益升值的压力。英国力图改善其经济情况，但这样做的话，它就必须让英镑贬值，使其出口更有利。
依据汇兑机制的条款，英国被迫保持1英镑兑换2．95德国马克的比率。
1992年夏季过后，英国政府坚持要在这次风暴中求得生存——将不贬值英镑，不脱离汇兑机制。反正，他们会混过去的。
乔治·索罗斯认为这实属一派胡言。
他更了解情况。他知道英国经济已处于何种可怕的境地。他们不可能继续保持汇兑机制。他们不得不弃船而逃。
9月中旬，危机开始了。
谣言四起，说意大利人要让里拉贬值。于是纽约的经纪人蜂拥着抛售手中的里拉。
9月13日，星期六，意大利里拉贬值，但只是下降了7％，仍在汇兑机制条款所规定的限度内。
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将承诺使其货币保持在汇兑机制限度的投资者，因为此举赌注大赚了一笔。认为汇兑机制联盟的国家会超出条款限度而不下赌注的，看起来似乎很糟糕。
但如果意大利人如其所言使里拉贬值，可能还会有第二次浪潮……可能这次该要开始抛售先令了。
一时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投资者和公司纷纷对西欧诸国政府决意让汇兑机制决定兑换率，大失所望。现在，他们急于想使那些被削弱的各种货币脱手，包括先令在内。
随着9月15日的过去，乔治·索罗斯关于英国会使英镑脱离汇兑机制的信心在日渐增加。
斯但莱·德鲁肯米勒认为时机已成熟，应该下赌注对付先令。他将想法说给索罗斯听。索罗斯开了绿灯，甚至让他赌下一笔比预想要大得多的赌注。
于是，斯但莱·德鲁肯米勒遵照索罗斯的咐瞩，抛售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先令。
索罗斯看来非常自信，动身去了第五大道他的寓所。那晚他睡得很香甜。
次日清晨7时，索罗斯住所的电话响了起来。那是斯但莱·德鲁肯米勒打来的，告诉他一切顺利。当索罗斯人睡之时，他已获得9．58亿美元的利润。在这场汇兑机制危机中，索罗斯获利的总值接近则亿美元。
英国人称9月15日一他们被迫将英镑从汇兑机制抽出的那天——为“黑色的星期三”。
而索罗斯则称它做“白色的星期三”。
正是这个赌注，认为英国将会使英镑贬值而赌人100亿美元这一举动，使得索罗斯闻名于世。
这一事件成为他投资的出奇制胜的妙计。
第三节 神坛上的索罗斯
因为这个赌注，索罗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者——成为金融界的一个神话。
1992年9月后，乔治·索罗斯便被诸多的神话传说所包围。
其中一个神乎其神的便是说他能够调动市场：他所说的一个词，诸如像黄金那样的一类商品，或是像马克一类的货币，将会导致贸易上的一个转机。价值的升降，完全因为他的一句话。
他似乎万元一失，百战百胜。
1992年11月，即他倾全力而出对抗英镑的两个月后，一位记者所作有关索罗斯的电视报道可以用来印证他调动市场的能力。“你投资黄金，并因为你在黄金上投资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该在黄金上投资，于是价格上涨了。你写了一篇对马克的价值表示质疑的文章，于是
马克价格下跌。你在伦敦做了一笔房产生产意，一夜之间价格下降的趋势似乎有了逆转。谁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索罗斯对这些赞誉似乎很欣赏，并主动提出了一些看法。
“近来，”他开始说道，“我的影响力被夸大了。事实上，我对此十分清楚。这一点将会被纠正过来，因为人们会意识到的，”他舒心地一笑，“我不是百战百胜，你们知道，只是现在我占上风，将来也会有占下风的时候。”
这两方面的叙述都不妥当。
他的影响力并没有被夸大其辞，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将会走下坡路。
当《商业周刊》问及他作为这样的权威有何感受时，他回答道他感到开心。
开心！
有些人并不仅仅为了开心。
至1994年，关于索罗斯的神话散布得如此之广，连华盛顿都对此颇为关注。如果索罗斯果真能调动中场，如果财富具能因为一个人的一举一动或失或得，那么这个人难道不是一威胁吗？难道不应该对乔治·索罗斯加以控制吗？
这便成为有关此人的主要话题之一。此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了鲜有人为的金融界泰斗。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他所积累的金钱比大多数人一生，或是成百个人一生所见过的金钱还多。但是仅有一部分归功于笼罩着他的神秘氛围。
乔治·索罗斯远远不是只赚了几十亿美元的人；也远远不只是如《金融家》所说，搞垮了英国银行的人；更不止于，如《商业周刊》所誉，是能够调动市场的人。
第四节 华尔街头的暂学家
金钱，对于索罗斯来说，其吸引力曾一度极为有限。
他并没有期望自己成为世界级的投资者，去赚大把大把的钞票。相反，他渴望自己成为
一个哲人：并且时常感到在知识的王国中倘祥比做金融更惬意。
然而，他发现自己深具赚钱的天赋一一一并且是赚大钱。这一切似乎来得很容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感到被金钱所污染的原因。他不仅仅想积累财富，他想用自己的生命做更多的事情。
这并非指索罗斯认为做金融投机生意不光彩，或是把它仅仅看成是赌博，他并没有力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找借口，他只是没有从中获得乐趣。他渴望能力他人作点贡献一～能被人们牢记不忘的贡献。
他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金融家。他喜欢称自己为一个失败的皙学家，这是他早年曾想要实现，现在却已放弃的梦想。
他最大的梦想是给世界增添知识一一一即世界以某种方式运转，以及人类在世界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在一直寻找这种知识。这种探索带他步人了哲学天地。曾几何时，他希望成为一名哲学教授。他研究经济，但对于那个世界来说，他总好像是一个匆
匆看客而不是永久居民。
索罗斯感到自己被所学的经济方法所愚弄，认为经济学家对世界运转的方式缺少切合实际的理解。他们做白日梦，谈论的只是理想状态，错误地认为世界是一个理智、有序的地方。甚至还在青年时代，索罗斯就清楚地知道，世界远比经济学家让人们所相信的更混乱。
当索罗斯开始形成自己理论之时——有关知识的理论，历史的理论，包括将来的金融理论——他就深信这样的基本理论依据：世界深不可测，完全无理性、元秩序。简而言之，世界难以把握。
他想以出书的形式将其理论提出来，但发现使这样的书通俗易懂具可读性却很难做到。甚至有时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深感费解。他深感知识的领域很难征服，他决定去寻找自己能够征服的领地。
这个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很容易做。况且，他也不得不为生计考虑。为什么不通过尽可能多地赚到钱的方式来证明他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呢？索罗斯认为，金钱能力他提供一个舞台，使他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赚钱，简单他说，依然可以帮
助他成为一位哲学家。
他所进入的世界，是高级金融世界，有极高的回报。然而，风险也高得令人畏惧。这不
是心理承受力低的人能驰骋的天地。
可能胆量小的人能够风光几年。但最终，巨大的压力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是一种对别人的钞票负有责任的压力。投入其中的代价是昂贵的：牺牲睡眠、放弃休闲、失去朋友与温馨的家庭生活，因为在金融市场中形势极其凶险。迟早，这些心理承受力低的人要另寻他
路。
相反，索罗斯，心理承受力极强。他看起来极其沉稳，喜怒不形于色。投资成功，他会偶露满意之容；投资失意，他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冲到最近处的房顶或是摩天高楼之上寻其末路。他心平气和，沉着冷静，很少会歇斯底里地狂笑，亦或是抑郁寡欢。
他，正如自己所评论的，是一个评论家，的确，他曾开玩笑说他是“世界上拿薪水最多的评论家”。这表明他有点像是个局外人，能置身于战场之外。“我是就过程进行评论，而不是缔造企业的企业家。我是判断企业状况优劣的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我的作用是品评，并通过决定买卖来表现我的判断。”
尽管从1956年起，他先在伦敦，然后在纽约投资商业，但他事业真正起步是在1969年，那时，他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会，取名量子基金会。除80年代初的几年以外，在其后的25年中，他一直积极地经营着这个基金会。在80年代未，他采取低调态度，把大部分
精力花在慈善活动上。然而，他经常同管理基金会的人保持联系。
此公司是第一批被允许非美国国籍的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的海外公司。大多数海外公司受美国法律限制，不得超过”位投资者，并且通常规定最小投资额为10亿美元。同时，它没有防备损失的政策，是那些愿意拿钱冒惊人风险以获重利的富人们的的超级投资伙伴。索罗斯公司出售的是短小、过时的复杂的金融设备，而借人的却是大量的资金。
公司经营初期，一些小的经营者采取混合股票获利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保证经营者能将其有价证券分为长期与短期两种，长期的指当市场上扬时可以获利的股票，短期的指市场下跌时可以获利的股票。
索罗斯与其他一些公司的巨头抛弃了这种策略，超出了美国的股票市场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股票、利率和货币等方面进行全面把握。平均每个交易日，索罗斯公司就能买入或卖出价值7．5亿美元的股票。
他的业绩元一例外，均令人震惊。如果1969年索罗斯创建公司伊始，有人投资10万美元并且追加全部股息，到1994年春季他就会拥有1亿美元——联合增长率为35%。对于一个规模相对小的公司来说，这种回报已异乎寻常，同时这种作法震惊了华尔街。
1969年，索罗斯公司的股票每股价格为41．25美元，到1993年初，每股价值2．154355万美元，到1994年6月，每股价值2．26万美元。要成为公司的会员，其最小投资额为100万美元。根据大多数报道，索罗斯拥用113的公司股份。
索罗斯赚钱并没有采用老旧的方法。19世纪的美国工业巨子，像洛克菲勒和卡耐基，
是通过建筑工业、石油和钢铁积聚财富。而乔治·索罗斯既没有自己的公司，又没有任何业基地。他的独到之处是运用大笔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中机动灵活地运作。
第五节 全融终结着
尽管身材矮小，索罗斯看上去体魄强壮，像名运动员。他的头发很短，略带波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位经济学教授，或是滑雪教员。他英语说得十分地道，尽管略带一丝匈牙利口音。一位作者曾如此描述他：“双眉微蹩，下额瘦削，嘴唇很薄，身材魁梧，极富热情。头发很短，声音平板而略显沙哑……”
于是，人们以为他是个粗俗的人，而且惊奇地发现他与别人毫无二致。《监护人》上曾写道：“他看上去并不凶，样子平和，略带匈牙利口音，一派欧洲显贵的气度。前额上的皱纹，是在商场上冥思苦想留下的岁月印痕，亦显露出他极为推崇的学者风范。” 《观察家》的一位作者认为索罗斯极具欧洲人的气质。“他体魄强壮，气度优雅，带着抹不掉的贵族气息和不温不火的奥地利及匈牙利中层社会的态度。早期，人们很容易地把他想象成这样：坐在维也纳一个古老的咖啡厅中，一边吸着摩卡咖啡，一边与托洛茨基下棋。”
英国报纸《独立者》给予索罗斯如下评论：“他不是80年代上演的有关华尔街影片中那个完美无暇的戈登·格科。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可能是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打网球，并对纽约所提供给极其富有的人们的那种奢华的生活方式缺少好感。他既不吸烟，也不饮酒，对食物的口胃也是中等。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治学严谨、不修边幅的中欧国家的教授。”
到了70年代未80年代初，索罗斯深深感到投资带来的痛苦。这种源于投资增长的方式远远超出他想象的控制范围。
然而，他是一个能逢凶化吉的幸运者。他继承了父亲的这种技能，并在二战中于1944年在布达佩所为了躲避纳粹使用过这种技能。在金融市场中，求生有时意味着能迅速撤退。在80年代初期，索罗斯就是这样做的，他采取低调态度，他让别人管理基金会。
然后，他做最终的决定。他希望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不仅仅只是投资上的成功。他不是享乐主义者，所以金钱能带给他的东西是有限的。他想把钱用在有益的事情上。因为他无需征得家人或董事会的同意，因此一旦他决定如何用钱，他就可以径直地去做，把钱投出去。
这种自由与权利，使他能够充分细致地考虑自己的决定。最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首先在东欧，然后在前苏联投资，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索罗斯离开匈牙利己有数十年之久，因为他不愿遵循统治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这种思绪壮大于东欧与苏联的“闭塞”国家冒犯了他的则，因为他深深笃信美国与西欧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通常一些西方政府，有时是一些私人基金会，妄图在这些国家造成凹痕。然而，西方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引起如此深远的变化。
索罗斯认为自己能够接受这个挑战。正如他教自己在投资上所作的一样，他将缓慢起步，认真监察整个过程，谨慎地运用资金。他希望——这是个长远的希望——能开启这些闭塞国家的大门。
他想利用自己的金融资产，在东欧及苏联的民众中制造影响，要产生影响且不引起怀疑很难做到，要赢得政治权威人士同意他的作法也许并非不可能。然而，他想试一试。
事实上，1979年在南非他就开始了援助行动，只是最终功亏一赘。然后他转向东欧，于1984年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后来，他分别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和苏联也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刚刚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地方站住脚，有点成绩，这些国家政府的怀疑与敌意便纷至沓来，尽管后来索罗斯的基金会非常火爆。到叨年代中期，他为这些基金会捐赠了几亿美元。在1992年和1993年，索罗斯捐购了5亿美元，并承诺再捐赠5亿美元。1993年，他给俄
罗斯的捐款比许多西方政府还多，虽然他曾声称那里的形势是“灾难性”的。
乔治·索罗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已经变成了乔治·索罗斯一一一世界最大的慈善家。
从多瑙河到乌拉尔，他成了西方最重要的私人捐赠者。许多人赞誉他是圣人，债世疾俗者骂他是入侵者。最终，索罗斯找到了一个方法以示区别，既赢得了尊敬，又在华尔街与伦敦之外成绩斐然。
旨在打开阔塞国家的慈善行为带给他的满足感，远远超出了积蓄财富本身。同样也带给他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他喜欢出风头——确实，他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有兴趣让全世界知道，他不仅仅只是一位罕见的巨宫。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完全满足，因为他知道公众希望他透露投资过程中的秘密。他想出风头，但只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他想尽可能保持住他的个人隐私，但他的形象太高大了，他的业绩太丰厚，他涉及的范围太广阔。
“我懂得的一点就是为了钱而去赚钱就如同炊烟上天一般，财富于人也许是极为沉重负担。”
第一节 蓝色狂想曲
一位精神病专家，如果被要求的话，经常能猜测出这些梦想背后的原因：这个孩子太爱他（她）的母亲，或是根本不爱。这个孩太崇拜他（她）的父母，或是情况恰好相反。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孩子认为自己是上帝呢？
乔治·索罗斯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布达佩斯中上等级的环境中。与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他有许多朋友，爱好运动。行为举止与其他孩子别元二致。那么，对他的梦想该作何种解释呢？
把乔治·索罗斯这个小孩的与众不同的想法解释成稍纵即逝的白日梦或许会简单些。一个成年人已有迹象表明，他已长大，脱离了那些救世的想法。
然而、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没有出示任何标志。退却的姿势或是注脚，说明他不再坚持这样狂放的想法，只是建议别人相信他是一个神人，这一点很难做到。
“事实上，他在一本书中写道，“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拥有相当强烈的救世梦想，但我不得不控制，否则，它们会给我带来麻烦。”
他控制这些梦想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不去提它们。一次极为罕见的机会，他曾提到过这些梦想。那是1993年6月3日，他告诉《独立者》这家英国报纸：“当你把自己当作什么神时——世界的造物主一一一那就成了一种病，但现在我对此感到很舒服，因为我开不带这些梦想去生活。”
索罗斯在1987年出版的《金融指南》一书中，对他的这些梦想作了详细论述。他披露道，对于他来说，青年时拥有这样的信念是很痛苦的。这种他不愿意别人知道的秘密成了一种负担。
“当我承认我经常对自己个人的重要性有夸大的想法时，相信读者不会惊讶。、坦率他说，我曾梦想自己成为一种神，或是像凯恩斯一样，甚至比他更好的经济改革家，或是成为像爱因斯但那样的数学家。强烈的现实感使我意识到这些想法不出格，于是我把它们做为负罪的秘密藏了起来。在我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使我相当不快洁的一个原因。当我步人社会，现实离我的梦想如此之近，让我能够承认我的秘密，至少可以对我自己承认。勿庸说。结果我感到更快乐。”
多么令人吃惊的想法一一一现实离他梦想成为上帝的心愿更近了。
难道乔治·索罗斯真的是说，他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功的金融家，一个慈善家的生活，与孩提时代梦想自己成为上帝的心愿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似的？
显然，他的意思正是如此。
索罗斯没有详细他说明，为什么他认为自己是上帝，做这种声明有什么意图。或许，如果要求解释的话，他会劝导人们相信他只是在开玩笑，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上帝。他甚至在到处拿自己孩提时代的感情开玩笑。一位记者曾对索罗斯建议，说他应该被任命为教皇。
“为什么？”他问道。“我现在是教皇的老板。”
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即使已经成年，仍相信他拥有独一元二的天赋。
乔治·索罗斯像上帝。
即使这听起来不那么真实，至少可以帮助解释他儿时曾拥有并将之带人成年的这种巨大的自信心。
因为乔治把自己几时的梦想作为一个秘密藏匿起来，所以他早时的故友不记得他曾坚持说自己是神圣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他们确实回忆起，他喜欢凌驾于其他孩子之上。大多数他的成人朋友认为，当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时，他是在故意夸张一种宣称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方法。好像他们在为索罗斯的夸张说法道歉，并为他的梦想寻找辩护，说索罗斯的话并非有那种意见。
有人说，索罗斯这番话的意思不是说自己是上帝，而是他认为自己可以同上帝谈话。又有人认为，索罗斯只是表达自己无所不能：这话不必认真，他还可能如别人一样，把自己比成拿破仑。
在很短的时间内，索罗斯肆元忌惮的胡言乱语给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他没有赢得新的
尊重。他被视为极端傲慢自大，并遭到舆论谴责。
现在，索罗斯已年届肠岁，他坚定不移地宣称自己首先是个慈善家，他的投资生涯仍很顺利。考虑到他的投资，他将继续尽可能地保持低调态度。然而，1992年他对抗英镑的事件，使他成为倍受关注的明星。而且他个人本身似乎也招致了相当程度上公众的关注。他愿意向世人透露其全部慈善活动。但也将继续保护其投资方面的秘密，尽管世人渴求发现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的。
下面的故事旨在揭示乔治·索罗斯这个杰出人物的个人生活及工作生涯，使读者对其公
众形象与个人生活有所了解。
小孩子们都拥有自己的梦想。他们或是相与众不同；或是声称要成为上等人；或是希望吸引众人的关注。
这是一个性格温顺、身体瘦弱的孩子，羞怯地梦想着——打了一个响指一一一他会成为山姆逊、史泰龙，或是——没有了浓重的口音一施瓦辛格。这个孩子几乎役离开过家，没有机会出远门旅行一番，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飞行员或宇航员。
一旦索罗斯发现想要逃避公众搜索的目光是不可能的，他就寻求拓展其声誉的新办法。他从前一直转移话题，避而不谈其投资秘诀。突然间，他变得谈锋甚健，向公众宣布他喜欢金融市场的哪些部分。他对国际事务向来不感兴趣。然而，又是他在公开场合就广泛的对外
政策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波斯尼亚问题，以期引起世界各国首脑的关注。特别是，他想引起美国政治家们的注意。
那些熟知乔治·索罗斯的人好像要把他摔到地上来，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对于那些人而言，他们好像不愿确实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朋友或大学同学，所有有这些思想的人都在他们的排除之列。他们不可能与索罗斯共事，因为索罗斯确实是使他们感到畏俱。
第二节 父母的熏陶
年纪轻轻的乔治哪来的这种思想呢？是谁给他灌输了这些思想呢？
或许是他的父母亲吧，乔治的父母亲确实曾给他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父亲狄华达，和他母亲伊丽莎白也曾给他们的其他子女以此种影响，然而其余的子女却绝无这种狂做天下的豪气——以为我即是上帝。他出生在匈牙利，他的匈牙利名叫迪斯德兹·索亚，后来他终于把名字英文化成乔治·索罗斯。尽管在匈牙利语中他的名字发音为索罗斯兹，但乔治还是适应他的英美朋友称自己为索罗斯。
他唯一的同胞即兄长鲍尔，大其两岁。
无论有何过错，狄华达都给他的小孩子树立了有重大作用的榜样。当乔治出生之时，他父亲已经历了一段极为可怕而又渐趋成熟的时期，作为一名一战中的匈牙利战犯，狄华达在俄国度过了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从1917年革命开始直到1920年的国内战争，在内战期间他在西怕利亚东奔西跑以求生存活命。只要能够生存，万千不愉快的令人痛苦之事他都尝试过。
在日后回忆此段充满危险的生活的时候，狄华达告诉他的孩子们，在革命年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几乎全元生存的希望。每个人都是九死一生，这些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很沉重的感觉，渐渐地，乔治了解到他父亲是一个聪明的，毋宁说是精明的人，他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已经超过了许多人。年轻的乔治视其父为天神。
斐热格·耐格比乔治小一岁，仍住在布达佩斯，他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当时正为匈牙利著名的灯泡制造商托格姆工作。他第一次遇见乔治是1926年在洛拔岛。他们的房屋在布达佩斯北部的多淄河畔。当情形恶化时，耐格回忆说，狄华达总想办法对付。“他从未被彻底击败过。”耐格说这些话时显露出坚定的表情。父亲永不被击倒的精神对乔治而言是一笔遗产，这是很有用的。乔治完全了解到，“父亲可能会在革命的哪一方呢？啊，当然，两边都在，他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无法活命。“对乔治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父亲具有求生的特质。
父亲的观点成为乔治生活中无比珍贵的价值观。狄华达的性格特点在战争年代显得特别令人羡慕，在和平时期反倒黯然失色。在20世纪30年代，对洛拔岛的居民而言，狄华达再也显示不出丝毫英雄本色。他人长得帅，体格健壮，爱好运动。狄华达那双飘忽迷离的眼睛，挥金如上的豪侠之气，特别是对艰苦劳作的极大热情，这些都是远近有名的了，“我父亲并不工作，他只想赚钱”，小乔治这样认为。
斐热格·耐格对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夏天，狄华达准备去工作的情形描述得绘声绘
色，淋漓尽致。
狄华达每天早上7点坐船从洛拔岛去布达佩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当他听到船快来时，”耐格回忆道，“狄华达一边穿裤子一边开始洗脸刮须。他手里拿着刮刀跑向开来的船，一路上继续刮脸，在航行途中也忙个不停，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多睡一分钟，这对一个律师而言是十分罕见的了。他人总是万分机灵，有点狡诈。”
狡诈自然意味着不循规蹈矩，不羁于俗套。
尽管外人视狄华达是臭名昭著之徒，据人们回忆，他工作拈轻怕重，不好脚踏实地地干，但乔治对他父亲的生活方式却报以无限的同情感。事实上，乔治·索罗斯后来承认自一战归来后他父亲几乎就不劳作了。这样其实亦不完全是件坏事。他由此可获得一个好机会，即可与他父亲交谈并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如果别人认为狄华达的花销习惯没有一点点改变，乔治倒也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对乔治而言，这不过是他父亲的财运如同海潮一般来来去去，时而铺天盖地而来，时而席卷而去，如此周而复始。然而，狄华达似乎是有意地给他儿子一个信息：在他今后的日子里，他要与他的儿子呆在一起：“我懂得的一点就是为了钱而去赚钱就如同炊烟上天一般，财富于人也许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在狄华达看来，对一个把逃生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而言，金钱大多本身就是缺点。财富是露人的，有多少双手伸得十万八千里长去捞取财。而财富大多却使人软弱，使生存更难。狄华达把这些切身之感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信之如铁律，在以后的生活中，对于财富，索罗斯超出大多数人狂野的梦幻之外，他对积累万贯家产并无大多兴趣。
然而，狄华达给他小孩的最大的礼物是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和关心。他常常与孩子交谈，讲一些人生的秘密，他让小孩子们领悟这其中的重要意义。与那种把小孩子固定在自己的价值观中的做法不同，狄华达支持孩子们的自信，使孩子们确信，要同他父亲一般，男儿应当知道往后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如何驾驭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形势。因此，乔洽总是明白要找非同寻常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如果说狄华达教给他的孩子们求生的技巧，伊丽莎自却给他们以艺术和文化的陶冶。乔治深深地依恋爱慕他的母亲、绘画、雕刻，音乐和文学是伊丽莎自主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力图把这种爱好灌输给她可爱的儿子。乔治欢涂涂抹抹，而对音乐却不大感兴趣。他后来对哲学的兴趣看来是源于伊丽莎白·索罗斯本人对此学科的爱好。尽管一家都说匈牙利语，乔治终于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
叶胡迪·赛牡是乔治孩提时的朋友，眼下也住在布达佩斯。她记得乔治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她在洛拔岛时就了解乔治和他父母亲了。
伊丽莎白的生活之路是“不容易的”，她口忆道。狄华达择金如上，漠视任何工作，导致家庭关系紧张。伊丽莎白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无法阻止斗嘴吵架的发生。伊丽莎白身材瘦小，容颜憔悻，头发花白，她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照看她的两个儿子，操持大小家务，这些都使她更像匈牙利人而不象犹大人。因为和许多中上阶层的匈牙利犹太人不一样，狄华达和伊丽莎白对其宗教根源特别感到不舒服。索斯在以后的生活中对他的朋友们讲，“我生长在一个犹大教家庭里”，由于他是蓝眼睛、棕色头发，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那有“黑色”特征的父亲，乔治并不像犹太人。“你不像犹大人。每当其他孩子们这样对他说时，乔治都高兴不已，对他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他深感欣慰的了。
由于犹太教受到极大排斥，狄华达不得不花很长时间去当一个基督教教士。例如，在二战期间，他要乔治向士兵们乞购香烟。然后把这些香烟转手卖给犹太人的商店。对狄华达而言，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尽量使自己显得亲切、和善、坚定，这样才易于过关，自保。
第三节 顽废的学童
尽管他尽力显出自己与众不同，乔治·索罗斯同时代的朋友都认为他在孩童时代并不十分突出。他可能自视为神，但没有一个朋友认为他具有丝毫特质，即使是非神性的方面。根据所有的记录，他没有天才，但他勤奋而具有创造性。斐热格·耐格记得乔治对大人有点攻
击性。“当他相信某事时，他十分顽强地捍卫它，他性格坚强、突出。”
这个年轻人在体育运动方面出类拨萃，尤其是游泳、航海和网球。在洛拔这个地方有40户人家，有两个网球场，这已是奢侈品了。他并不喜欢英式足球，认为这并非中上等的运动，各式各样的运动激起他的无数的好奇心，他特别喜欢与人谈《资本论》。从7岁开始，他常与其他孩子玩耍，在这群孩子中最坏的是乔治和李提文，这就难怪后来乔治成为高级金融家，而季提文则成为历史学家。
在各式游戏中所向无敌使年轻的乔治厌烦了，为使游戏更有活力，他采用了新规则。其中之一是加上股票交换而使游戏更加复杂化。60年代当索罗斯在回到匈牙利时，他找到了童年时的朋友斐热格·耐格，耐格问他何以谋生。“你还记得我们儿时玩的资本游戏吗？”
索罗斯笑着问道，“啊，今天我就做和那一样的事。”
在布达佩斯，孩子们到14岁时就要去上学，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超过这个年龄再送孩子上学就实在困难了。
迈克斯·哈姆是布达佩斯的一个经济学教师，与乔治同读小学。194O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都是十来岁的人。次年他们转到一个中等阶层的州立学校。哈姆此后六年一直是乔治的同学。
在初级学校，乔治是出类拔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迈克斯·哈姆与乔治并不友好的原因，“乔治非常勇敢，超群出众，而我却比较呆板，好静，他喜好与其他男孩子打架。事实上，乔治学会了拳击以自卫。”
在乔治求学的年代，所有年级都分成两类班，犹太人在一班，非犹太人在另一班里。乔治与迈克斯·哈姆在犹太人班级里。哈姆对犹太人有着美好的记忆。非犹大的年轻人分成许多块，尽管这种反犹太憎绪非自然的产物，哈姆回忆说。男同学之间的武斗并非总由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哈姆观察到，“你可感到一种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这种打斗也具有政治意味。”
尽管年轻的乔治亦涉及打斗之中，但他所在学校的冲突并非响应反犹太主义。事实上乔治很谨慎地表明他和哪一方都不过从甚密，而与犹太人或非犹大人都保持着良好关系。
尽管乔治成人后喜欢标榜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同学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突出的学生，他们也想不起乔治特别喜欢哪一门课程。根据迈克斯·哈姆回忆：“乔治并非一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他就是个中等的样子，但他是那种很健谈的人。“
柏尔·梯里尼也是那时上的学，跟迈克斯·哈姆一样，也记得乔治·索罗斯不过就是一般的学生。有一件事在柏尔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事发生在1942年，其时他和乔治均为12岁。
乔治和柏尔都参加了一个童子军集会。在该会上世界语组织宣告成立，热心参加该组织的人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这些纸条在一些长凳上。像作恶作剧似的，乔治抓住纸条，不让梯里尼在上面签名。“乔治是相当刻薄的，酸味十足的。柏尔记很清楚，“我担心他会我开玩笑，我想予以反击，我们就打了起来。”当他们俩忘我地“战斗”时，突然都尴尬地发现老师怒容满面地站在他们身边。为打架，他们受到书面警告。当二战在1939年9月爆发时，乔治部仅9岁。但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纳粹当时对匈牙利并未构成威胁。事实上布达佩斯居民活一如既往，当苏联军队入侵芬兰不久，乔治从当地报纸上读到请求援助芬兰的呼吁后，冲向报社办公室，响应这一呼吁。这给编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冒险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提供援助，这非同寻常。编辑们就此专门写了一篇报导。
随着战争的发展，德军人侵匈牙利的危险愈来愈大。索罗斯与其余的匈牙利犹太团体不可能逃避战争。事实上，在随后几年里，战争直其家园，斯情难忘。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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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噩梦成真
对于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讲，1943年的生活安静得神秘而又可怕。这时盟军已在意大利南部站稳了脚跟，他们的战机岂飞临布达佩斯。在这座城市仿佛遭受攻击的威胁时，在欧洲的另一些地方激战升级了，危险即将降临匈牙利：煤炭短缺，学校也因怕遭空袭而关闭。
至1944年春天，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口体几乎都遭纳粹扫荡。人们担心匈牙利的l00万犹太人一一一东欧最大的犹太人团体，将是纳粹的下一个目标。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正在到处传开。俄国人正在西征，但他们能及时地打破纳粹的壁垒挽救犹太人吗？
对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来说，恶梦似乎来临了。
1944年3月19日是个星期天，因此索罗斯一家在洛拔岛。他们远在他乡，没有耳闻目睹布达佩斯南面近处发生的骇人事件：德国坦克正沿着多瑶河的布达佩斯两岸行进。纳粹的侵略正在扩展。这是一场“和平的”侵略：没有枪声，只有坦克车链和马达的轰呜。大街上一夜之间空无一人，每个人都藏到家里的隐蔽处，直到确信已经安然无恙，他们主要的下意识动作是抓起电话。
同布达佩斯的大多数人一样，乔治认为纳粹对他的祖国的侵略是短暂的，很可能不会超过六周：它似乎在寻找感觉。在别的一些地方，纳粹在退却。战争似乎马上会过去。
六周，并不漫长。
但谁也说不准。唯一能做的是往好处想并销声匿迹，在大街上逗留，可能就是死亡。
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团体分成了乐观派和现实派。乐观派死抱住他们的幻觉，直到3月19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的最后一刻。甚至纳粹的坦克已驰过大街，他们还认为犹太人的命运不会太坏，欧洲别处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报道不可能真实，战争，无论如何会迅速结束。
现实派也认为战争会马上结束，但他们相信奥斯辛威大屠杀，另外，他们怀疑战争会马上结束，犹大人会得到挽救。
狄华达·索罗斯相信了战争的喧嚣，他在纳粹上台十年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个党。他看到了纳粹的恶性膨胀，毫无理智的暴力已侵入世界大战。他早已担心暴力迟早会延伸到匈牙利，延伸到布达佩斯，延伸到他的家庭。
经过了第一次大战的暴虐，狄华达发誓将帮助他的家庭度过另一个难关。他没有经济上的担忧，因为他在战争早期就卖掉了一些不动产。他有着高度的自信，他的冷静安慰了乔治、保罗和伊利莎白。斐热格·耐格，当时是一个13岁的男孩，回想起他的父亲那年春天
做的充满伤心和恐惧的猜谜游戏：预言他的家庭和朋友中有多少人将要消失。至少有半数被他父亲不幸言中。他的父亲缓了口气，胸有成竹他说：“不会是索罗斯一家，不会。”
狄华达是个幸存者，他将照看他的家庭。
在后来的12个月里，有狈万布达佩斯犹太人被杀，鬼使神差般地证实了斐热格·耐格的父亲的预言。幸存者，包括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家庭，经历了可怕的日日夜夜。
纳粹当局给布达佩斯犹太人委员会以这样的重任：在犹太人社区传播、张贴驱逐犹太人出国的告示。委员会却把这个可怕的任务推给了幼稚孩童。
乔治就是其中之一。
在委员会办公室，人们给他一些暑了名字的小纸片，每张纸上都命令某人次日早九点向犹太教学校报道，并带上一张毯子和二十四小时的食物。
乔治向父亲请教，向他展示了名单。他看到了父亲脸上扭曲的表情——纳粹正在搜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律师。
“传递好告示，”他教导他的儿子，“但要告诉每一个人，这些是驱逐告示。”
乔治照做了，但他发现一些他已告知的犹太人不准备躲开纳粹，即使这意味着被驱逐。要是纳粹宣布犹太人律师将被驱逐，那就是法律，应当遵守它。
“告诉你父亲”，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守法公民，我过去一直如此，现在也不会去违法乱纪。”
第二节 父子大逃亡
在这可怕的时期，狄华达·索罗斯是个应付自如的父亲。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头上悬着绞刑架——死者可能是乔治，如果纳粹发现他是犹太人。去集中营的旅行恶梦突然变成了可怖的现实。
“这是一个无秩序的占领，”狄华达告诉儿子，“正常的法律不适用了。你得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
狄华达教导乔治如何在这“不正常”的情景下行动。为确保他的儿子不被纳粹当局带走，狄华达贿赂了一个匈牙利官员，允许他的儿子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官员的儿子在农业部出没。狄华达还为儿子买到了假身份证，它成为儿子生存的关键。
在战争期间，乔治·索罗斯变成了西诺斯·克以斯。
狄华达也向那官员的犹太人妻子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使她能躲过纳粹。后来的几年，乔治·索罗斯委婉地称他父亲的行为是纯粹的“商业交易”。
狄华达贿赂过的匈牙利当局负责没收那些已被送往奥斯威辛的犹太人的财产。
乔治陪伴他们走遍了这个国家。
这位少年的冒险不可尽数。“我要是被抓住，可就死定了。”乔治如斯说，其表情仿佛根本不知道他的处境有多危险。
躲藏很重要。一个藏身之地就是一个地窖，砌在石墙里。沿着上下起伏、狭窄局促的石阶可进到里面去。在地窖里的另一藏身之处，有更多的掩蔽物，在一道锁着的门的另一边。这个家庭藏在第二个地方，也就是里边的那个。
乔治和他的家庭共有十一处藏身之地。他们常常在朋友的阁楼或地下室呆上几个星期，
但从不知他们会一下失去这些避风港。要是14岁的乔治在此期间经历了恐惧，日后他也决
不会承认。
的确，对化来讲，那年月是一次冒险。
一次，狄华达和乔治都藏在一个地方，用的都是非犹大人身份证。他们相互问话，但不
是以父子身份，以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另一次，当索罗斯窝居在一个地窖里时，乔治、保罗和狄华达做游戏以打发时光。他们赌一点糖果，当乔治或保罗赢后，他可吃赢的东西。狄华达可能回想起一战时的一个古老的生存游戏，他拒绝吃赢来的糖果。
乔治发现1944年战争中的经历非常刺激，他后来把那段时光描绘成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他感觉自己仿佛是电影中的英雄英蒂拉·约尼斯，胆量超群，没有凡人的恐惧。有狄华达在，大不相同：乔治十分为他的父亲自豪，被他的自信激励，认为他是个真正的英雄。
说到明显的错误，倒是狄华达教会了乔治终生难忘的生存艺术。
一：冒险是正确的。
二战后期，整天用生命去冒险，狄华达才相信大多其他冒险是值得的。
二：当冒险时，不能孤注一掷。
决不要什么危险都去拼搏一番，那是元知的，不现实的，多余的。
为躲诱纳粹，乔治·索罗斯除冒险外别元选择。他接受那些假身份证时，他知道暴露就意味着死亡。
他无需生死决择。他可以冒险而不必担心失败会夺走他的一切。他甚至享受冒险，只要给自己留出口复的余地。
“我渴望生存，”在他成功的顶峰，1992年，他告诉一个电视记者，“不要冒毁灭性危险。”
战争还给了乔治以其他教训。
我们已提前得出了主题，这些感知不必与世界的真实状况相对应。乔治得到的教训是：“在现实与感知之间的突破。”
当他日后编织人生哲理与金融市场理论之网时，他始终探讨的正是这个“突破”。
第三节 独自飘零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了，犹太人和非犹大人不再分成两个班级。乔治15岁了，他喜欢别的经历了纳粹创伤的同学，他们早熟了。那个创伤在许多同学身上还很明显。坡·特泰尼回忆说：“班里的纪律令人恐怖。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小手枪，带着它上课，有支枪是好事，它使我们显得成熟。但这非常幼稚。”
洛拔岛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的家庭，于1945年春天来到了洛拔岛——战后的初次回访。他们互讲战时故事，重述他们如何努力生存，谈论近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他们所设想的战后匈牙利可能发生的事紧紧相连。
他们无不思索一个苦恼的问题：
一个人应离开祖国吗？
躲过了纳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恶梦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
索罗斯一家的朋友充满希望，急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另一些人则怀疑，冷嘲热讽。他们只要还能拿到护用，就随时准备卷起铺盖离开。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类人。他感到，是离开匈牙利向西远征的时候了。
1947年秋天，还在索罗斯17岁时，他便只身离开了祖国。他的哥哥保罗因急于完成他的工程课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尔尼，尔后马上去了伦敦，一个听起来对青少年颇富吸引力的地方。多亏他的父亲，乔治才有足够的钱旅行。但在那里当他的父亲给他的供应不济时，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他只能依靠婶婶，她已在佛罗里达安顿下来。尽管英国应该能力索罗斯安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钱太拈据，伙伴太少，不能享用这个城市提供给他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小插曲之一。他孤独，实际上已心灰意冷。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坐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他半带幽默地思量：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数年后，他回想起当时他甚至羡慕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他没有。
临时工作完了还是临时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为“互助项目”的一部分，转到了一家农场打工。他当时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农场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计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业的缩影）。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佣工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在塞夫奥尔克，他收摘苹果。他也干
过家庭漆匠，以后还常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画家。
零工、贫穷、孤独，事实上无乐趣可言，后来的许多年里，乔治部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我把这些·恐惧端出来一一：并不怎么好。害怕再次触及、掉人那样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
中他编造出关于全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
第一节 书山寻路
1949年，乔治·索罗斯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注册上学了。伦敦经济学院，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不管你想从事什么社会职业，还是只想做一名学者，这里都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学院吸引了大批国外学生；一般认为学院是倾向社
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这里任教。对于象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学生，既想接受经济方面的实际训练，同时，又热切地想学习当前的国际政治趋向，因此，这里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参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讲座，也选修了199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米德的课程。“不过”，后来索罗斯表白说，“我没有从米德的课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乐园，其中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奇·伍恩·海克，一个是富有声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这两个人使乔治·索罗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极大的热情寻求打开那些闭关自守的社会。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农奴制之路》一书中，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是破坏自由繁荣的制度的。
然而，卡尔·波普的影响更大。虽然波普以他的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而著称，但是，他于1951年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却成了乔治·索罗斯理性生活的基础。
年轻的索罗斯已经成熟，他写了一本探索人类社会性质的书。他对独裁统治有深刻的体验，首先是与纳粹党人的接触，尔后是同共产党人的交往。现在，他在英国第一次尝到了民主的甜头。他急切地想把个人的体验放人一个理性的境地。波普的书为他提供了这种框架。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论证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所有的人只能有同一个信仰；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波普所讨厌的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在“开放”社会，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可以互融，而不管有什么样的压力。波普论证说，不管怎样，开放社会是“不确定和不安定”的，它比“封闭”社会要先进。
虽然索罗斯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学士学位课程，但是，他还是决定，在伦敦经济学院再呆一年，直到1953年春他能够获得学位。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索罗斯寻找波普，想从这位专家这里学到更多东西。他向波普提交了几篇论文。师生性情相投，波普成了索罗斯的指导教师。
1994年春，卡尔·波普将近92岁，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他谈到了狈多年前年轻的索罗斯首次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情形。“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能跟您谈谈吗？’他是个聪慧机敏的学生。我写的那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显然对他影响很大。他时常来与我谈他的看法。我不是他的正式导师。如果现在他把我叫做他的指导教师，他是很友好的。”
虽然索罗斯曾一度和波普相处融洽，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给这位教授留下持久的印象。波普回忆说：“我静听他的想法，但我不向他提任何问题。我没有听到多少关于他的情。“
波普对索罗斯最大的影响，在于鼓励这位青年学生去思考世界的运行方式，尽可能地提出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哲学图式。
波普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试图把他的智慧传给这位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他无意去帮助索罗斯应付现实世界。哲学，不论是波普还是其他人的思想，都不应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发财之路的地图。
然而，在索罗斯看来，哲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的理论。
在后来的生活中，索罗斯不断引证波普教授的思想作为他在东欧和前苏联进行慈善活动，以加速开放社会的理论来源。他忽视了波普所作出的贡献，不管他怎样粗心大意，把这些理论翻新，或用于在华尔街地区积累财富。
第二节 世情冷暖
但是，在那时，他并没有财产。因为贫困，他窘迫，难堪。但是，乔治·索罗斯感觉到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学业需要财政资助，他去了一趟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但是，救济委员会将他拒之门外，并称救济金只向有报酬的雇佣工提供，不向学生发放。在索罗斯看来，这种差别毫无意义。
后来，在一个圣诞节假期，他去当了一种夜间换班的铁路搬运工，不小心折断了腿。他仍然需要钱。但这一次，他干的是铁路上的工作。现在，他有资格了。“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可以从那些杂种那里要点钱了。”
重返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他决定提供一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他说他已陷入绝境，折断了腿，但是，由于那是不合法工作，他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资助。事实上，他仍是一名学生。救济委员会很不情愿地同意给他一点帮助。为了筹点钱，他不得不拄着拐杖，在三层楼的楼梯
间爬上爬下。
然而，救济委员会按时停发了索罗斯的救济金。因此，他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给救济委员会。他说，他虽然不会饿肚子，但是，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急需帮助的犹太人，这给他的伤害实在太大。
他收到了救济委员会的回信。
他的信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给他每周的津贴又恢复了。而且，最让人高兴的是，现在救济金通过邮局寄来，不需要他很费力地去办公室领取了。他很高兴地领到了一笔钱。但是，为了发泄当初饱受侮辱的怨气，在腿上的夹板取下后不久，他便搭乘便车去了法国南部一一一而没有通知救济委员会可以停止发放他的救济款了。救济委员会对他的态度，使得后来所有的慈善机对索罗斯造成痛苦。在70年代后期，他建立自己的慈善机构之前，他不得不克服这种“不可忽视的隐讳”。
伦敦经济学院的智慧帮助索罗索战胜孤独。他依然贫穷，但他似乎更醉心于自己这种生活了。一个夏天，当他中断学习后，他在伦敦的一个较为贫穷的地区找到了一份室内游泳池侍者的工作。在那里很少有游泳者光顾，这使索罗斯有充裕的时间去拜访附近大公共图书馆。他度过了一部分美好的夏日，读书，思考，在思维的世界里漫步。他后来称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他的职业目标尚未确定。但他乐于沉醉在思维的王国，并喜欢写作。也许他会成为一个社会哲学家或一名记者，只是他不能确定这一切。
他很容易地想象自己可以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成了一名学者，也许是像卡尔·波普那样的哲学家。如果他的思想能拓展得像波普那样，或能以一些深刻洞见超越别的人，像弗罗伊德或爱国斯但那样，该多好啊！在另一些场合，他梦想成为一个新的约翰蒙纳德·克尼斯，达到像英国的世界知名经济学家那样的思想境界。
这是索罗斯向智慧进攻的开始，也是他的生活和事业的主题之一。
不幸的是，索罗斯的成绩不够好，他的学术抱负似乎失败了。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思索着诸多哲学问题。他特别关注学识和现实之间的突破。在某些观点上，他得出了他认为是有名的哲理发现：“我认为，从根本上看，所有我们的世界观都有点缺陷或扭曲，尔后
我就专心研究这种扭曲的重要性。”
他开始写一本小册子，名曰《意识的重负》。在书中，他阐述了开放和封闭的社会的概念。由于信心不足，手稿就被搁置了。在后来的10年里，他希望着重做那个工作，但当他“摸不到昨日所写内容的头尾时”，渐渐地放弃了它。
索罗斯知道，这不是个好兆头。看来他成为一名教授的可能性不大。索罗斯把他的未能完成的写作与放弃学习哲学联系起来，这样有利于对金钱的追求。
第三节 初涉股市
无论索罗斯怎样想从教，但他必须去谋生，而且是尽快地去。他22岁了，尽管他渴望为人类的知识作出巨大贡献，但他必须吃饭。经济学学位对他毫无帮助。他去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首先是去销售手提袋，地点就在黑池——北英格兰的一个海滨胜地。
买卖十分难做。为吸引顾客，起初他得让人们觉得他与众不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操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介绍产品十分困难。向店铺批销商品也很烦恼，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些货物。一次他与一位小店铺老板做成了一笔生意。这个店尚有许多未卖完的货物。这个人买下这些手提袋，就像想在自己头上挨枪子一样，索罗斯想，他告诫自己不要把这种情绪挂在脸上。最后，他把货物卖给了这个老板，但心里的这种内疚许久拂而不去。
也许人们会说伦敦经济学院对索罗斯这样的人来讲是个完美的培养场所，日后他可以藉此成为投资商。然而，索罗斯在学校什么也役学到，只知道有金融市场的存在。至于结业，获学位，他倒感到是投资的资本。为了进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市里所有的投资银行各写了一封信，以期待机遇降临。当辛哥尔与弗雷德兰德给他提供一个培训生的工作时，他高兴地接受了。
这是一个股票市场运作十分繁忙的公司。
他着迷于这个工作，成了一名在黄金股票套汇方面很有专长的交易员，尤其是在利用不同市场差价赚钱方面专长。甚至在他尚未极大地成功之时，在这世界上他已感到十分安逸，体会了市场中买和卖的狂喜。他也许能成为一名社会哲学家或记者，生活会变得更新奇。但他得谋生。在这儿，前景似乎还不错。索罗斯发现这世界越来越诱人了。
索罗斯在伦敦的过渡，一般人的估计是个极大的失败。甚至索罗斯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在爱德卡艾斯泰尔有一个他的辩护者，一个证券经纪人，他了解当时的索罗斯，日后他们成了伙伴。他说：“索罗斯从未安定过。他只有25或26岁。人们认为，你不能干任何事情（在那种商业中）。年轻人不允许干任何事。”
无论如何，到1956年，年轻的银行投资者索罗斯认为，是该挪挪地方的时候了。
他去了纽约！
路
第一节 奔赴纽约
乔治·索罗斯自己也曾经承认，到了纽约以后，他认真考虑过这种金融职业。做一名哲学家的梦想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无意之中来到纽约，和同伴们相比，他更具有竞争优势。在伦敦，即使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至少，他了解欧洲的金融市场。在伦敦，这方面的专家很多，但是，在华尔街地区，对欧洲市场有点经验或有所了解的人极少。从他抵达美国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当成
这方面的专家。
索罗斯纽约之行，在他的名下只有5000美元。一个亲戚曾经给他1000英镑，并要求把这些钱代表他进行投资。这5000美元就是从一次投资所获的利润中分配他的一份报酬。
同一年，也就是1956年，狄华达和伊丽莎白·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搬迁到美国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狄华达到康尼岛上开了一家咖啡馆。对于这位了不起的二战逃犯的幸存者来讲，这种经历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这种小生意实在难以维持，狄华达便退休了。(60年
代早期，狄华达得了癌症，身体十分虚弱，乔治·索罗斯不得不找一个免费做手术的外科医
生为他治病。)
第二节 静江暗流
抵达美国不久，索罗斯通过在伦敦的一个同事找到了工作。他打电话给F·M梅叶公司的一个伙伴，为索罗斯说情，索罗斯便成了一名套利商。虽然在朋年代，套利己成为最火爆的金融赌博形式之一，但是，在30年之前，它却是非常萧条的。没有人愿意投入大额股份，以期从公司的接收股中赢利几百万美元。这种赌博性投资到80年代才风行。在生活很单调的50年代，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生意人，只能通过小心翼翼的研究，利用同一种股票在不同市场的微小差价，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来赢利。
那时，索罗斯成了一个分析家，给美国的金融组织提供有关欧洲证券市场的消息和建议。不出他所料，华尔街地区几乎元人对此感兴趣，更不用说对欧洲投资倾向有什么高明的见解了。50年代还远非全球通货贸易时代，远非美国投资者感到大洋彼岸有钱可赚的时代。那时，欧洲人只同欧洲人打交道，美洲人只同美洲人接触。这种地方观念使索罗斯有利可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现在已开始慢慢恢复，这给索罗斯助了一臂之力。
索罗斯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躯。“乔治在30年前做过的事情到近10年才流行起来。”斯但莱·德鲁肯米勒说，从80年代以来他一直是索罗斯的得力助手。
“在60年代初，人们对欧洲证券市场一无所知，”索罗斯面带微笑，回忆说：“所以，我得以把我所想得到的利润寄希望于我所紧随的欧洲公司。这真是瞎子给盲人带路。”
在那时，索罗斯会遇到并同一个有欧洲背景的人结婚，这毫不奇怪。在美国，他初来乍到，认识的美国姑娘也很少。在紧邻西安普顿的长岛的科古，他遇到了德裔安娜莉，他的未婚妻。1961年他们结合了。索罗斯仍然在F·M梅叶公司工作，和妻子住在一个小套间里。（索罗斯夫妇在1978年分居，三年以后离婚。他们生有三个子女。1983年，索罗斯再次结婚。新娘是苏栅·韦怕，比他小25岁。他们在南安普顿举行了一个非宗教婚礼。后来，在1985年，苏珊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格利高里——使乔治第四次做了父亲。1987年，第
二个儿子亚历山大出生。）
1959年，索罗斯进入维特公司，继续致力于欧洲证券。幸运的是，维特公司是美国少数几家从事海外贸易的公司之一。索罗斯仍然是华尔街地区的一小撮套利商人之一，在伦敦和纽约之间进套利活动。
1960 年，索罗斯第一次对外国金融市场进行了成功的洗劫。索罗斯意识到：由于公司的股票和不动产业务上涨，德国阿利安兹保险公司从它的资产价值中贴现，抛售股票。他写信给其他人要他们向阿利安兹公司投资。摩根担保公司和德雷福斯公司都很欣赏他的观点，并且购买了大量的阿利安兹公司的股份。阿利安兹公司的董事们很不高兴，他们结维特公司索罗斯的上司写信，说索罗斯得出了错误结论。实事上，他没错。阿利安兹股票的价值翻了三倍。索罗斯名声大振。
即使在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新政府就职以后，索罗斯仍期望能有好运降临。但事实证明，对于年轻的索罗斯来说，肯尼迪是一个严重的绊脚石。肯尼迪修改了利润平衡税，主要就是阻止美国投资者购买外国股票。对索罗斯来说，政策的转变如同地球爆炸。
但是，这还不足以把索罗斯打发回国。1961年12月18 R，他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公民。他仍然呆在美国。
那时，索罗斯已经33岁，他仍然在成为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投资者之间摇摆不定。肯尼迪的政策给索罗斯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他似乎是最喜欢的事情——思考和写作关于人生的基本问题。
从1961年开始，索罗斯把傍晚和周未都用在了《意识的重负》书稿的写作上，他希望通过对手稿的千锤百炼地修改，能找到一个出版商。这种经历比坐下来写第一稿更令人困惑。终于，在1963年，他把手稿寄给了卡尔·波普。赢得这位大师的赞同将是索罗斯值得夸耀的事情。能赢得著名的波普的赞同，似乎是向出版这本书迈出了一大步。
虽然波普己回忆不起索罗斯何许人也，他仍然对手稿作出了热情的反应。然而，当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弄清楚索罗斯来自于共产党人统治的东欧国家时，波普曾一度表示失望。他还认为索罗斯是个美国人。这位哲学家感到十分激动，没有经历过极权统治的人，竟然能理解他所谈论的东西。波普发现索罗斯是个匈牙利人，并且直接地接触过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他对索罗斯的手稿没有再进行过多的思考。他鼓励索罗斯继续考虑他的观点。
索罗斯从来没有承认，是什么原因使他决定再次搁置他的写作计划。不过，波普对他的手稿的冷淡的反应，可能影响了他，于是做出了这一决定。
对索罗斯来说，写作该书是他喜爱的一项工作。他从没有透露他是否将这些手稿给过某一出版商。无论如何，他说过他觉得这本书缺乏深度，因此，就从没有出版。
因而，索罗斯又回到华尔街地区继续赚钱。但是，缨斯并没有完全抛弃他。随后几年，他以这本小小的未能出版的书的思想为主要观点，写成一本书真的出版了。
第三节 精明但不可爱
1963年，索罗斯开始在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主要经营外国证券贸易的美国公司。对索罗斯来说，爱霍德公司就是他的家。这家公司的总部在德累斯顿（东德城市），创立于19世纪初期。雇佣索罗斯的人叫做斯蒂芬·凯伦，带一口浓厚的欧洲口音，公司的其他人也是如此。虽然这条街道叫做华尔街，但是，索罗斯肯定想过，某一天他会逃之夭夭，再回到欧洲。
从一开始，凯伦就对索罗斯评价很高。“我希望我雇用的任何人都很优秀，不过，他确实是个很杰出的人。”
索罗斯被雇为分析员，一开始，他主要是从事国外证券分析。由于他在欧洲形成了联系网络，而且他能够讲多种欧洲语言，包括法语、德语，索罗斯自然而然地成了在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套利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胆略。但是，大多数的美国贸易商，知识偏狭而又不愿去开阔视野。二者奇缺。当然索罗斯不是如此。美国人喜欢抛售美国股票。对于美国公司的职员，能讲出公司名称至少是个能手，但是，对于欧洲的公司名称，他们却不能讲出。而索罗斯不
仅知道这些公司名称，而且知道公司的老板。
1967年，他成为爱霍德公司研究部主管。
为了在美国市场上开辟道路，打上自己的印记，索罗斯在和同事们打交道时表现了某种不安定。一个坚持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回忆说，索罗斯很讲究商业信誉，不过，这也遭到那些信誉很差的人的指责。
艾德格·埃斯塔是索罗斯1994年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他说，在0年代，索罗斯是一个复杂的隐秘性的人物。“你知道他很聪明，有能力思维清晰——而且很可靠。你可以感觉到他不像个很特别的人。有些腼腆。你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是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十分敏感……正因为他害羞，所以他采取低姿丧形象。他不让人了解他的私生活。他常说些相反的事情来装点门面。他装成绝对正确的样子发表大量的毫无意义的意见。有时，他只为自己开脱。他不是个可爱的人。”
他不可爱，但在投资分析中却很精明。亚瑟·勒鲁，60年代在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与索罗斯共享，他还记得那段日子与索罗斯的接触。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1964年，勒鲁加入了纽约银行研究部。勒鲁追踪的一个产业是证券交易，这刚好是索罗斯在爱霍德公司所从事的工作。作为公司经纪人，索罗斯偶尔去拜访幼鲁和他的老板迈克·唐科，讨论购买哪种股票。勒鲁记得，索罗斯总是把话题从狭窄的交易业转向“世界形势”，时常谈些大的话题。
在外国证券方面经营有方，这使得索罗斯信心倍增。他开始想建立自己的投资公司——并且试图为自己赚钱。
“从根本上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缺陷的，被歪曲了的。”
第一节 走近感觉
50年代初，当乔治·索罗斯还是个在伦敦读书的学生的时候。他对世界的运行方式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志向不仅在于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深思，而且也希望对认识世界作出重大贡献。
他的指导教师卡尔·波普，鼓励他思考一些大的问题，提出一个宏伟的皙学方式。这种方式可能不仅对整个人类有利，也可能会给提出这种方式的人带来好处。索罗斯馒馒地开始信仰他的挚友柏荣·文的一句话：“你越是能把自己的努力限制在一个抽象的领域，你越是能在实际操作中做得更好。”
索罗斯对抽象物的兴趣，及时地把他引到了金融市场如何运作这一实质性问题上。要去理解他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最好的切人点是他关于人生和社会的一般理论。他的思想有一个关键词：
感觉。
许多人间过同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事物一一一大的物体如宇宙、大脑、人类一一一是怎样运动的？
仔细思考过这些问题之后，人们又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到更为实际的问题，如负担家庭、谋生、记得倒垃圾等。
然而，哲学家把这些问题作为他们终生的研究课题。乔治·索罗斯渴望成为一名哲学家。
虽然没有任何事件激发索罗斯的哲学兴趣，但他却长时间地保持着这种热情。“自从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1987年，在他出版的《点石成金》一书的导言中，他写道，“我就有去理解它的强烈激情。并且我把我自己的理解作为需要被理解的中心问题”。
然而，年轻的索罗斯所作的说明仅仅是一个开头，要解决人生的奥秘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理由很简单，即使开始研究我们是谁或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必须客观地看待我们自己。
困难就在于我们不能。
这就是索罗斯的伟大发现：
“一个人所思考的东西是他的思想的一部分。因此，一个人的思想缺乏可以彼判所为独立的参考点——缺乏客观性。”
索罗斯在他的《点石成金》中这样写过。这一个单独的句子形成了他的理论分析的核心。由于不能达到独立的参考点，因此，人们不能把握本质，不能透过没有被歪曲的七色光谱来看待世界。在50年代初，索罗斯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缺陷的，被歪曲了的。他注意的焦点变成了这种扭曲怎样形成了事物。
第二节 奇思异想
以世界如何运行的总体观念为武器，索罗斯关注华尔街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观点都是有缺陷的或彼扭曲了的。”
问题在于，那些力图作股市分析的多数人已经得出结论，说在决定股票价格中必定会有某种逻辑。这太扰乱人心，更不用说，在市场操作中，想这样做，会给人大多的承担风险的精神压力。
同意这种理性思维的人论证说、因为投资者可以完全认识一个公司，所以，每一股的价值都可以有一个精确的价格。以这种认识为武器，每个投资者就会有理性地自动地行动，当一大批股种出现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最好的。而且，股票的价格也可以通过估计公司赢利而保持合理。
这就是高效率股市假说，也是有关股市运行的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这假定了一个完美的、理性的世界，也假定所有的股票都反映了可得到股息。
然而，当古典经济学家在讲授均衡观念、假设作出完美的竞争和达到完美的认识时，索罗斯相信自己理解地更透彻。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从假定完美的认识中可以获得的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现实世界，买或卖的决定的依据——不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理想——而是人们的期望。并且，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不完全的。
“我总体地理解事物的主要洞察力在于，在形成对事物的看法时，是不完全理解在发生作用。传统的经济学家以均衡理论为基础，认为供给和需求是平衡的。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不完全理解发挥的重大作用，你就会意识到你处理问题所运用的是不均衡理论。
同样，在另一个场合，他写道，他是“沉迷于混乱之中。这便是我怎样赚钱：在金融市场中理解革命发生的过程。”
在巴岛的那些夏天，乔治·索罗斯进行类似垄断资本的赌博，从此，他完全陷入了金钱世界。不过，他还时而在知识的王国里自由驰骋，实践迫使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
然而，使他失望的是，他发现这门学问似乎很浅薄。
教授们想使他相信，经济学是——或者至少力图成为——一门科学。你可以提出理论和发现统治经济世界的规律。
但是，乔治·索罗斯看透了这一切。他得出结论说，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应该是客观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不彤响它的活动范围而观察它。但是，索罗斯得出结论说，这是不可能的。
当人类一毕竟是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缺乏客观性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怎么可能认为它是客观性的呢？当同样是这些人类，从品性来看是包含在经济生活中，不能不影响经济生活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又怎么能认为他们是客观性的呢？
第三节 杀手锏
那些假定经济生活有理性和逻辑性的人论证说，金融市场总是对的，对的意义在于市场价格倾向于贴现——或者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即使这些是不明确的。
索罗斯说，这是不正确的。
他曾经解释说，大多数的投资者相信，他们可以先扣除市场将来的利息，也就是说，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考虑到了将来的发展。在索罗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关于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任何观点，肯定都有带有们见，是片面的。我并不是说事实和信念自发地存在。相反地，我详细地阐述反馈理论，所要论证的是信念所做的会改变事实。”
“市场参与者不仅在操作中带有们见，而且这种们见影响了事件的发展过程。”
实际上，市场价格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忽略了将来发展的可能和即将带来的影响。
市场价格一般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提供的不是关于将来的理性的观点，而是带有偏见的观点。
“不过，这种歪曲会沿两个方向发生作用，”索罗斯坚持认为“不仅仅市场参与者们是带着偏见操作，而且，他们的这种偏见也会影响事情的发展进程。这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市场精确地参与了将来的发展。但是，事实上，市场提供了一种不是对将来事情负责的当前期望，是由当前期望所产生的将来的事情。参与者的感觉是有着内在的缺陷的，而在有缺陷性的感觉和事件真实过程之间存在着双边联系，这种双边联系在二者之间是缺乏对应性的。我把这种双向联系称之为'反馈’”。
“投资者对一种股票的们见，不否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上升成下降。”
这种感觉和现实之间的双向反馈——索罗斯称之为“反馈”——成了他的理论的关键。索罗斯坚信，能够解释金融市场行为的，不是高效率市场假说，而是存在于投资者们见和他称之为事件的事实过程二者之间的反弹关系。事件的真实过程是公司的经济基础的另一个格言。
索罗斯认为，投资者对某一种股票的们见，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上升或下降。这种偏见在操作中作为一种“自我加强因素”，与“基础性倾向”相互作用，彤响投资者的期望，从而引起股票价格的运动，这可能导致经营者去购买更多股份或进行吞并、获取，或购空存货，依次影响股票的基础。
那么，一种股票的价格并不是通过对获得的信息敏锐地作出反应来决定的。而是和硬件一样多的感情产生的感觉的结果。正如索罗斯在《点石成金》中所写的：“当事件中有能思维的参与者。主观事物就不再局限于事实，而且包括了参与者的感觉，因果链不是直接从事
实到事实，而是从事实到感觉和从感觉到事实。”
索罗斯的理论包含了这样一个论点，投资者所付出的价格不是对于·价值的简单的消极反应而是考虑了股票价值的积极组合。
索罗斯理论的第二个关键，在于把握错觉在形成某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锗觉，有时，索罗斯把它们称之为参与者的思想与事情的真实状态之间的差异，是经常存在的。
有时，这种差异很小并且能够自我修正，索罗斯把这种情形称之为准平衡。
有时，这种差异很大但能自我修正，这种情形他称之为远离平衡。
当这种差异很大，感觉和现实彼此远离时，不存在使二者拉近距离的技巧，实际上，外力只能使二者分离。
这种远离平衡的情形有两种形式。一种极端是，虽然感觉与现实是远离的，但形势是稳定的。稳定的形势对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另一种极端是，不管怎样，形势是不稳定的，事态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至参与者的思想跟不上形势。这种形势对索罗斯有
特别的吸引力。
感觉和现实的差距非常大，因为事态已经失控，这种形势就是金融市场上的典型的“繁荣萧条序列”。索罗斯把这些序列视为癫狂“这些过程起初是自我加强，变得不可忍受，因而最终发生了逆转。
“因为市场经常处于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富荣——萧条’序列易于产生。
这种“繁荣——萧条序列”的潜力经常存在。索罗斯的投资哲学认为，因为市场经常处于波动和不稳定状态，所以“繁荣——萧条”序列易于产生。赚钱的方式就在于寻找使这种不稳定资本化的途径，寻求意想不到的发展。
当然，艰难的部分就在于鉴别一个“繁荣一一一萧条序列”。要识别这一序列，投资者必须了解其他的投资者们怎样把握经济的根本。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都能了解市场一一一所有这些投资者的想法，这是索罗斯投资技巧的本质。
一旦一个投资者了解了市场，他就有可能另辟溪径，去赌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假定一
个“繁荣一一一萧条循环”即将发生或已经开始。
怎样去把握一个“繁荣一一一萧条序列”呢？
1994年4月13日，索罗斯在出席银行、金融和城市事务团体会议之前，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例如不同意“普遍的明智”。大多数人都相信金融市场趋向于平衡，并且可以对将来准确地贴现。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不可能对将来精确地贴现，因为它们不仅对将来贴现，而且有助于它的形成。”
“一旦你了解了市场在闲些什么，你就要从其他方面积极行动，为那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下赌注。”
他说，有时候，金融市场会影响股票发行的基础，虽然，市场只应该去反映它们。“这种情况发生，市场便进入了动态的不平衡状态，这时行为就会完全不同于高效率市场理论所设想的一般状态。”
这种“繁荣——萧条序列”并不是经常发生。当它确实存在时，因为它们就会影响经济的基础，因为它们极具破坏性。只有当市场受到紧随的倾向行为支配时，“繁荣一一一萧条序列”才会发生。“紧跟倾向的行为，在这里，我是指人们以一种自我加强的方式行动，价格上升就去购买，价格下降就抛售。”
“倾向一面的紧跟倾向的行为对于产生一次强大的市场失败是必要的，但是还不足以使之发生。此时，你要问的关键问题是，紧跟倾向行为是怎样产生的？”
乔治·索罗斯的回答：
有缺陷的感觉引起市场的自我培育。
市场的自我培育是投资者陷入盲目的狂热或盲目从众心理之中的另一种说法。
市场狂热地自我培育时常会反应过度，时常会走极端。这种反应过度——走向极端——引起了一轮“繁荣——萧条序列。” “有缺陷性的感觉引起市场的自我培育，市场狂热的自我培育时常会反应过度。”
因此，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把握市场开始自我培育的契机，因为识别这一时机，投资者就会知道一轮“繁荣——萧条序列”是即将开始，还是已经进行。正如索罗斯所说：“对射过程紧随一种辩证模式的理由，可以用一般术语加以解释：市场形势越不稳定，人们越容易被市场趋向影响；这种受市场趋向影响的投资越大，市场的形势越不稳定。”
一轮典型的繁荣——萧条序列的主要阶段有：
●一种还没有被认识到的倾向；
●自我加强过程的开始；
●市场方向的成功测试；
●自信心越来越强；
●现实感觉之间的差距；
●最终，相反方向的自我强化序列映象的开始。
索罗斯还论证说，当一种倾向持续存在时，投资交易的意义更大。而且，们见紧随着倾向，以致倾向越严重，偏见越强烈。最后，当某一倾向固定下来时，这一过程也就开始了。
柏荣。文是纽约摩根·斯坦尼地区的美国公平投资战略家，也是索罗斯的密友，他把索罗斯的理论用简单的语言表述为：
“他的观点是，事情进展良好，然后，就会变得槽糕。你应该知道，当事情进展很顺利的时候，它将会变得槽糕。把他的理论简单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这种趋势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点就是要识别转折点。”
钱给其他购买人，依次导致更高的价格。最后，价格爬得高高的。市场也如此，不稳定而且超过票面价值，价格还在不断不上涨。根据索罗斯的反馈理论，崩溃也就成为不可避免。
第四节 点石成金
乔治·索罗斯是一个非正统的投资者。
他并不按照传统的规则来操作金融市场。
而其他人却是如此。他们认为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理性的。
包括金融市场。
索罗斯只有在想了解什么时候那些规则将会发生变化时，才会对那些游戏规则感兴趣。，因为这些规则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会引发一种反馈关系，这种反馈可能开始一轮“繁荣一一一萧条序列”。
乔治·索罗斯不断地监视金融市场，搜寻一轮“繁荣一一一萧条序列”。知道金融市场上偶尔会有这些反馈关系的特征，索罗斯感到他比投资界的其他人更有办法去度过难关。
尽管拥有这条投资秘密，但是，未必能保证索罗斯可以经常赢利。有时，会出现一些与他的投资潜能元关的问题。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与他的投资潜能密切相关的问题。
例如，有时候。这种反馈过程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那些过程是有，但索罗斯却没有及时地发现它们。最糟糕的是，有时，索罗斯去搜寻这一反馈过程，虽然找到了，但是，却发现已错过了鉴别的时机。
偶尔，索罗斯去进行投资，不考虑某一市场是怎样运作的——也就是说，不管反馈过程是否在进行。但是，他时时在寻找反馈过程。当他发现了一个而且能够利用它时，他就会获得一大笔利润。
索罗斯承认他的理论不是完全适用的。他认为他的反馈理论并不是许诺去解释在金融市场中如何赚钱。其目标更为宏大，他认为他的反馈理论可以更清楚他说明世界的运行。
这就是乔治·索罗斯的哲学式思维，而不是乔治·索罗斯的投资家式的思维。
“我相信，参与者的偏见是理解有思维的参与者的全部人类历史过程的一把钥匙。这正如基因变异是理解生物进化的钥匙。”
然而，索罗斯知道，把他的理论提到如此高度，这是一种幻想。不管他多么想与众不同，他还是感到极大的失望，他不能提供一个不朽的发现。
这种理论仍然是有缺陷的。他自己也不能确定“参与者的不完美的理解”意味什么。而且，他的理论无助于作出正确的预测。
最后，索罗斯沮丧地承认，他的理论虽然“行之有效而且有趣”，但是，他关于参与者的偏见的因果关系的观点，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它太宽泛。如果他的理论能对人有所帮助，就必须说明清楚，“繁荣一一一萧条序列”会在什么时候出现。然而，它却不能做
到这一点。
索罗斯对他的理论的范围问题不诚实吗，也不是。他对自己的理论期望太大。而当这些期望不能变成现实的时候，他本应该保持沉默，但他却没有。虽然他没有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但是，他却相信他的发现部分有用。“我的方法有助于描述当前金融体系的不确定状态。”
对索罗斯的反馈理论的反映各不相同一一一有的人认为它大复杂并且难于理解，另一些人理解了并且印象深刻。在那些困惑者中间，有一些与索罗斯共事多年的人。其中一个就是罗伯特·米勒，他是爱霍德·布雷彻尔德的高级副总裁，从60年代就一直与索罗斯共事。
传记作者试图了解米勒对索罗斯理论的理解。
结果很让人沮丧。
传记作者：你与他谈论过这种理论吗？
米勒：谈论得不大多。
传记作者：你读过《点石成金》吗？
米勒：看过一部分。
传记作者：你能谈谈这种理论能为人们提供什么吗？
米勒：（突然大笑）可能不能。
在谈及这一理论时，其他人认为它很可信。
威廉·多吉是公正调查的高级副总裁和纽约市地安·安威特·瑞鲁德公司投资战略的主管，他承认自己没有读过《点石成金》，但他相信索罗斯的反馈理论是完全可信的。
“乔治所指出的就是，股票的价格与真实的价值相去甚远，因此，就产生了赚钱的机会”。
1994年5月，也就是《点石成金》出版7年之后，和以前相比，索罗斯在商业界的形象更为高大。因此，这本书的平装版能得以再次发行，并附了一肖新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索罗斯说他想就反馈理论作一点新说明，使他原先的意思更清楚易懂。”
“在《点石成金》中”，他写道，我提出的反馈理论似乎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从双向反馈动力学来看，这是在任何时候反馈理论都在发生作用的标志，从这一方面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说反馈理论在任何时候都在起作用，从另一方面意义上看，这个观点又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是苍“白元力的，以至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索罗斯也作了第二点阐述：
“我这本书的观点总起来说就是，参与者的价值判断通常是带有偏见的，并且这种盛行的偏见会影响市场价格。”他认为，如果这些就是他全部要写的东西，就不值得用整整一本书。“我的观点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偏见不仅仅影响市场价格，而且影响所谓的股票的基础，也就是当反馈变得很重要时。这不会经常地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市场价格就成为另一种不同的模式。市场价格也起了不同的作用，它不仅反映所谓的基础；它自身也成为基础，形成新价格。”
索罗斯责备那些部分地或全部地读过该书的人，只抓住了第一点——流行的偏见影响市场价格——而忽视了第二点——流行的偏见在一定情况下，也影响所谓的基础，并且，市场价格的变化本身也导致市场价格的变化。
索罗斯非难了他自己。
他承认，他应该做的，不应当是去提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说反馈所缺乏的是一个特殊事例。而是应当把反馈作为一个特殊事例。因为反馈的主要特征是，它仅仅有时出现。
他的主要借口是，他观察过反馈；首先不是在金融市场，而是首先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他承认，如果坚持提出反馈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理论，他可能会走得过头。接下来他写道，他把经济理论看成是错误的，这一点他也犯了错误。如果反馈的情况只是断断续续的出现，那么，经济理论只是偶尔出现错误，这一点应该是正确的。
乔治。索罗斯的反馈理论到底有什么价值？如果索罗斯不去掩盖这一论点，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坚持这一理论；有时候人们对金融市场的反应，在方式上与在莽丛中的动物对环境的反应有些相似，那么，这个问题就要容易回答得多。他自己不能清楚他说明这些陈述的真正意义。并且，在其他场合，他举证说，金融市场形势即将恶化，因为腰背痛疼开始发作！腰背疼痛发作似乎只有一个限定的目的，作为一个早期报答系统。这无助于鉴定什么事件将降临市场。然而，一旦索罗斯鉴定了即将到来的麻烦，这就好像他服用了一粒阿斯匹林。
他的腰背痛疼突然消失！
变
“我操作的方式是，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在市场中去检验。当我处于劣势并旦市场还在按一定方式发展时。我会非常紧张，腰背痛疼。然后，我会去消除这种劣势。突然之间痛疼消失。我感觉好多了。这可能就是直觉所在。”
第一节 “丽质”主，“五美”俱
乔治·索罗斯的理论只部分地揭示了他的投资秘密，即解释他怎样看待金融市场的运行。索罗斯承认这一点。
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揭示乔治·索罗斯怎样操作。
这些秘密索罗斯仍把它藏在脑子里。
理性的分析家认为他的理论仅仅这些，尔后是直觉在发生作用。
“我们貌似在作分析，”索罗斯说，“我也相信这些分析。不过。这里肯定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作为一个交易者，毫无疑问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且，也有一些理沦。因此，二者之间有一些联系。但是，作为一个贸易者，我并不认为我的成功就证实了我的理论。这不
是一种科学证明，我认为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因素。”
正因为索罗斯的理论并没有完全揭开他走向成功的秘密，所以，人们可能会说他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运气更好。但是，严肃的分析家是不会相信他的解释的。罗怕特·米勒是索罗斯最老练的助手之一，且兼爱霍德与布雷彻尔德公司的副总经理。曾有人不经意对米勒说，索罗斯赚钱的能力可能与他想赚大钱的赌徒心理有关。米勒并不以为然：
“不，这不是他想赌敢赌的能力。因为他并不真正地把市场视为赌场，而是把它视为经济状况，如果他认为形势很好，他就会去投资。
这比掷骰子并且希望两粒骰于都是么点（一对么）要复杂得多。
索罗斯怎样运作，这是综合运用的各方面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是他的智力。
当别人在市场中全力追逐某一股票，某一产业集团、某一商品时，索罗斯却一如既往地完全沉浸在全球贸易复杂形势的分析中。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他总是注重从世界金融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和这些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中，敏感地分辨出市场的发展趋势、运动和节奏。和大多数人相比，他对世界经济的因果关系理解的更为透彻。如果甲事件发生，那么乙事件会接踵而至，尔后丙事件又成为不可避免。这种思维方式一点不值得冷嘲热讽。实际上，这也是索罗斯成功的秘诀的关键之一。
其次，是他颇具胆略。
不管你怎样以冷静的方式来解释他买进和卖出的不可想象的数量，他都会否认自己拥有多大的勇气，因为他认为：投资的关键在于懂得怎样自救。而懂得自救也就意味着：有时候进行投资是比较保守的，必要的时候要减少损失，手头经常要有数量较大的备用资金。他喜欢说：“如果你经营状况欠佳，那么，第一步你要减少投入，但不要收回资金。当你重新投入的时候，一开始投入数量要小。”
再次，索罗斯从事的工作要求有内在的坚韧精神。
“当他作出几十亿美元投资决定时，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公共事务评论员以及耶路撤冷基地的以色列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心主任丹尼尔·多尼说，“我感到震惊，并且会睡不安稳，他投入的股份如此之大，做这种决定是需要胆识的，可能他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形。”
索罗斯经常被拿来与华尔街地区另一个极多出现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作比较，但是，对照表明两个人之间差异很大。
巴菲特擅长于而且只擅长于——以低价购买有资产的公司——而索罗斯更灵活一些，他会根据金融市场风向的变化出没于其中，以期适时地在市场上自由行动。巴菲特买卖股票，而索罗斯经营证券和高利贷。已菲特专注于个体公司，而索罗斯着眼于金球金融市场大的发展趋势。
索罗斯的宝贵品质之一在于：在金融市场上他不感情用事。
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个禁欲主义者。
其他人在市场上作出理智的决定时，往往会带人一些自我因素。而索罗斯懂得：一个明智的投资家必须是冷静的。宣称一贯正确是毫无意义的。你喜欢的股票可能会突然猛跌，这是很艰难的时期了，这个时候，最好还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索罗斯时常就是这样做的。
1974年的一天，索罗斯正和一个熟人打网球，电话铃响了。
是东京的一个经纪人打未的，他诡秘地告诉索罗斯：理直德·尼克松总统陷入到水门丑闻之中，最终会迫使他下台。经纪人告诉他日本人对尼克松的丑闻反应很糟糕。．索罗斯在日本股市上购买了很大的股份，他不得不作出决定一一一保持现状。还是退出。
他的网球伙伴注意到，在比赛中他不曾出汗，而此时，在他的前额却布满了豆大的汗珠。
他决定抛售。没有丝毫的犹豫，在作出这一重大决策之前，他觉得没必要同其他任何人商量。
这都发生在一民间。
全部过程就是如此。
阿兰·拉裴尔从80年代开始索罗斯共事，他认为索罗斯的这种禁欲主义在其他投资者身上是找不到蛛丝蚂迹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成就了他。“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当索罗斯出了乱了的时候，他会摆脱困境。他不会说'我是对的，他们错了’，而是说'我错了’。然后，走出来。因为，如果你持有这种倒霉的股份，它会馒慢地把你吃掉。你所能做的就是对此仔细思考一一一晚上，在自己家里。你会慢慢消化，完全远离这种股票。这种职业是一种需要韧性的工作，如果很简单，那么，处理违反交通规则的女警察也会去做。它遵循许多不同寻常的规则，需要自信，最根本的是不能感情用事。
接下来，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的自信。对某项投资，如果索罗斯认为是正确的，那就没什么东西可阻止住他。不管投入多大的股份也不会嫌多。退缩是软弱无能的。在索罗斯的书里，最大的错误不是大胆大，而是太保守。“为什么如此少呢？”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问题。
最后，是他的直觉。
懂得何时大份额的投入，何时抽出投入的资金——你何时达到了标准，何时没有达到标准。这是一种深不可测的能力。
“从根本上看”，索罗斯说，“我操作的方式是，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在市场中去检验。当我处于劣势并且市场还在按一定方式发展时，我会非常紧张，腰背痛疼。然后，我会去消除这种劣势，突然之间痛疼消失。我感觉好多了。这可能就是直觉所在。
“提出一种理论观点，然后在市场中去检验。”
总结索罗斯的投资技巧，摩根·斯但利公司的柏荣·文说：“乔治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有某种规则，他能很实际地观察市场，并且知道哪些力量会影响股市价格。他懂得市场的理性方面和非理性方面，他知道自己并非一贯正确。当他正确而且确实可以利用机会时，他会采取有力行动；当他错了的时候，他会尽量减少损失……当他确信自己正确时，他会表现非常得十分自信，正如他在1992年英国货币危机中一样”。
索罗斯的直觉部分源于对股市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洞察。这是一个人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这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必修课程。这是不为常人所拥有的天赋）而索罗斯却拥有。他的伦敦伙伴，，文德嘉·阿斯塔毫不费力地指出了索罗斯成功的原由：
“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心理学层面。他了解群居本能。他象一个商品销售商，知道人们当下喜爱什么商品。”
第二节 上层路线
索罗斯最与众不同的，也就是能最好的解释他的投资潜能的特征，可能是他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排外的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云集了许多国际金融界的领袖。
一般人不能向这个俱乐部提出入会申请。大多数会员都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前任首相，财政部长，中央银行的头目等等。粗略估计，会员总数不超过二千人，且分散在世界各地。
因为索罗斯不是被选举出来的领导，所以，他不可能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地位。但是，随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力量改变着政治家们的看法，索罗斯的地位越
来越得以提高。他们也想认识他，想听听他对世界经济的看法。最重要的，他们想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当然，索罗斯同样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将要做出什么决定也非常感兴趣。
极少有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能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这个俱乐部。其他人只能从报刊杂志上读到有关这些领导人的报道，而索罗斯却可以直接和他们接触。他可能和一位财政部长共进早餐，又和一位中央银行的头目共进午餐，或者给某位前任首相打电话请安。
例如，80年代初的一天，索罗斯出现在英国银行”，他被过来谈谈他通过紧缩银根重振金融市场的观点。1980年，他曾买了价值十亿美元的英国公债，这次投资赢利颇丰。因此，他引起了银行的兴趣。
使索罗斯成为全球金融网络领袖的，不仅仅在于他金融方面的机敏。从80年代中期，他开始热心于在东欧，尔后在前苏联建立基金会作为推动开放社会的一种手段，他就更有理由与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密切交往，特别是在欧洲。
邀请一个内阁部长参加他的基金会，或者，为在参加基金董事会议之前，顺便拜访某位政治领导，对于索罗斯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1993年11月，作家米歇尔·列韦斯对他的基金会进行了为期2周的访问。索罗斯夸耀说，他早上会晤了摩尔多瓦总统，晚上又见了保
加利亚总统。“你瞧，一个总统陪我吃早餐，另一个总统陪我吃晚饭”。
很显然，和其他投资者相比，这种情形给索罗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然。和政府官员共进早餐并不会使索罗斯精确地知道，某个国家会在哪一天使货币贬值或提高利润。金融领导者不会为了煎蛋和面包而作如此的交易，即使是对乔治·索罗斯，或者更精确他说，特别是对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
但是，和这些领导人的亲近使索罗斯对其他人不可能或不能把握的事件了如指掌。对于某次会议有用的信息，他或许要等几个月以后才能付诸实施，这些信息或许就是某位财政部长在吃午餐时漫不经心进说出来的。这种好处就在于：当其他人从报纸看到这些消息时，他因为与财政部长的接触，已经将这些信息从头脑中取出并付诸实施。
正如伦敦沃宝证券公司国际经济部主管乔治·马鲁斯所说：“索罗斯对世界事件和世界过程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他的欧洲背景使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杰出。使他对世界的组合有一种不同一般的透视力，特别是对于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其他各种观点……他具有德国人称之为“洞察世界”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不能以一个或另一个国家国内观点综合而形成的。他所做的是总体设计，他把这些称之为机会。
“索罗所的一个重大秘密在于他同世界领导人的交往接触。”
这种世界观念使索罗斯极具自信。
“他不是一个对过去的成就自鸣得意的人。”索罗斯80年代的助手詹姆士·马龟兹说：“而是喜欢说'喂，伙计，事情应该是按这种方式发生的。”
“你可能会听到，他使用'很显然’，或'它肯定会这样发生’，或'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很直接了当’等等诸如此类的短语。别人只见树木，而他能看见森林。
其他投资者所缺乏的，不仅仅是成为这种云集世界领导人而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会员的这样一张王牌。即使让他们成为其中一员，其他投资者恐怕也不会像索罗斯一样，花费大量时间和世界领导人在一起。
其他投资者更习惯于这种交际场上狂乱的步伐。大多数人把它当作消遣娱乐，同这些世界领导人周旋。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是浪费时间。但是，索罗斯懂得这种在交际场上周旋的必要性，他看到了办公室之外活动的价值；不仅仅要接触这些重要决策的制定者，而且还需要时间去思考。索罗斯很懂得去操作，正如他所说的：“要想获得成功，你手头要有充足的自由时间。
“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充足的自由时间。”
索罗斯的朋友柏荣·文认为这种“从容不迫’，的方法对生活对金融领域都很重要。
文说“他感觉到他不应该依赖于其他人。一些人整天在对经纪人下指示。他认为时间不应以这种方式去花费，而是要和那些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人交谈，然后去思考、去阅读、去作出反应。他寻找那些具有哲学敏感性的人，而对那些仅仅赚了许多钱却没有思想的人不屑一顾。他认为他没有必要在办公室里做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对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柏荣，你的问题就在于：你每天都去上班，并且你认为，既然我来上班了，就应该做点事情。我并不是每天去上班。我只有感觉到必要的时候才去上班……并且这一天我真的要做一些事情。而你去上班并且每天都做一些事情，这样你就意识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一天。”
第三节 市场游泳，自教育方
索罗斯怎样打发日子呢？
典型的一天是从上午八点或八点半开始。他整天开会或不开会，但是，在任何时候，他的公司经理们都可以自由进出，谈谈投资股份的问题。
索罗斯采取一对一的谈话方式，他和公司经理们个人交谈。他讨厌开会。有时，听了某位经理的想法，索罗斯可能会提议他或她给另一位持相反观点的人打电话。从1984年1988年与索罗斯共事的阿兰·拉裴尔说：“如果你喜欢某一件事情，他会让你同另一位不喜欢这件事情的人谈谈。他总希望保持一种理智的摩擦。他会对一项投资的股份仔细思考。你也不得不对此思考、思考、再思考。情况变化了，价格变化了，事情变化了，作为一个公司经理，对一项投资你不得不从总体上再三思考。”
接下来，可能会有这样一段对话。
拉裴尔可能会对他说：“这项投资比例已经算出总数。“
索罗斯：“你认为应该抛售一些吗？”
拉裴尔：“不是。”
索罗斯：“你想更多买一些吗？”
前前后后地，又得重新审视这个比例。
拉裴尔说：“索罗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握问题的要害。然后，他会看看表格说行吧。”
当做出决定的时机成熟，他思考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像拉裴尔和一些的公司经理一一：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要通过索罗斯，小量的股份，例如说500万美元，可以不经过索罗斯而直接建立。
拉裴尔说：“不过，和索罗斯去谈话，一定要真正对你有利，因为他太精明了。”
对索罗斯来说，他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补偿性自救的技巧。自救作为一种实践经历，可能难于理解，但对于索罗斯来说，有助于说明他的成就。例如，在《点石成金》中他写道：“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我一次终身难忘的教训。很幸运的是，我的父亲有根高的自救技巧，作为一名战争逃犯，他在俄国革命中幸免于难。”
在同一本书中、接下来他谈到了要建立一个套头交易公司，最大限度地检测他的自救本领，“这种杠杆作用装置如果运行良好，就会产生奇妙的结果。但如果事情出乎你的意料，那么就会惨遭失败。最难判断的是什么程度的风险是安全的。没有什么整体的行之有效的衡量标准，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它自身的是非曲直来判别。而最终的分析，你必须依据你自救的本能。”
采取本能的自救行动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87年10月股票市场的那场大灾难。根据事后的检讨，索罗斯退出一些项目投资股份为时尚早。但是，在詹姆士·马龟兹看来，乔治·索罗斯放弃战斗是为了第二天更好地战斗。当索罗斯由于过早退出蒙受巨大损失时，他却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对于许多人来说，接受这样一种后果是十分艰难的，”马龟兹说，“然而，索罗斯却能够做到，因为他坚信他能够弥补这些损失。当然他也做到了，1987年之后他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认为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榜样。”
第四节 投资跟着感觉走
正因为索罗斯具有如此特征——脑力、胆略、斯多噶学派的禁欲主义和本能直觉，这使得他不同凡响。他的“反馈”理论是他的测定市场的改革计数器。它不能告诉他精确地脸准什么目标，或什么时候最关键，但是，这一理论能告诉他，枪应该指向何处，并给他提供抓
住潜在机会的方式。
然后，是他自身的特征发挥作用，使他更精确地指向目标。
接下来，索罗斯会采取行动。他去做，但不是以一种粗枝大叶的方式去做，而是通过测试、试探，力图决定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事实上是否正确。他会提出一种假说，并以此为基础，决定投资股份的比例。然后，去观察这种假说是否行之有效。如果有效，他就会增加这种股票的比例。他对一种股票的自信程度完全决定于他持有的份额的多少。如果这种假说偶
然地无效，他毫不犹豫，抽出他的投资。他时常在寻找可提出某种假说的情势。
正如马龟兹所回忆的：“乔治过去常说'先投资后观察’。它的意思是，形成一种假说，进行基础性投资，去检验这种假说。由市场来证实你到底是对还是错。”
索罗斯最喜欢的这种战略，实质上，可以称之为在市场上“找感觉”。索罗斯只是偶尔使用这种技巧。在80年代，他与马龟兹共事时，他甚至没有告诉马龟兹。
经过充分讨论，这两个人最终决定冒险尝试。
那时，马龟兹设计了一个受影响程度较小的方案，留出了一项股份投资的大量资金。
“好吧，”索罗斯说，“我如果想买三亿美元的股份，一开始，我只会买5000美元。”
“先投资，然后去观察。”
“我知道，”索罗斯口答说，“不过，我得先感受一下市场情况怎样。我想看看，作为一个抛售者，我的感觉怎样。作为一个抛售者，如果感觉很好，很容易把这些公债抛售出去，那么，我会更想成为一个购买者。但是，如果这些公债实在难以抛售，我不能肯定我会
做一个购买者。”
并非索罗斯所有的理论和战略都是不会出错的。有些人却这样看。他们看到了他的投资业绩，认为象这样一个精明的人，是可以免于犯错的。
索罗斯被那种想法逗乐了：“人们认为我不会出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坦率他说，对任何事情，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不过，我的超人之处在于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便是成功的秘密。我的洞寡力关键是在于，认识到了人类思想内在的错误。”
第九章 我口所在，投资所在
“在股票市场上，寻求别人还发有意识到的突变。”
第一节 敏于行而衲于言 20世纪60年代未，乔治·索罗斯进入了大金融联盟。
为了在这家公司中谋求一个更重要的领导职务，索罗斯想说服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的老板，在海外建立两个投资公司，并让他来进行管理，他获得了成功。
酋先是第一期海鸥投资公司，始于1967年。这是一家在华尔街享有盛誉的长期投资公司，顾客作为投资者，当然希望有看涨的行情。
其次是第二期海鸥投资公司，带有套头交易性质，创建于1969年。它是以这样一种形式组织起来的：为了购买各种金融证券，包括股票、公债和通货，索罗斯可以使用股票、公债作为辅助手段。起初，索罗斯是用他自己的资金建立此公司的，仅仅只有25万美全，此后不久，索罗斯所认识的欧洲大款们便倾人了删万美金的巨资。
25万美金。
这就是索罗斯好运的开端。
与柏荣·文首次会晤是在1968年。当时文是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一家客户在华尔街公司的一名部门经理。文的这家公司与日本过从甚密，在那里，股市行情呈下迭趋势，然而，却没有人真正掌握了日本经济的状况。文听说有个叫乔治·索罗斯的人，对口本的情况极为熟诸，于是便邀请他畅谈，准备洗耳恭听。
在早期，这就是索罗斯的最大优势。和美国大公司的其他人相比，他对经济形势的了解要广泛深刻得多。
特别打动文的是，索罗斯提出了关于建立海外套头交易投资。排斥美国客户的大胆设想。当然，索罗斯除外，虽然他也是美国公民，但根据投资规则他是能够被允许成为一名成员的。索罗斯这样做，正像他以往一样，是一种职业性的冒险。因为在m年代未，美国人把套头交易投资引人海外投资，作为他们业务量的一部分，这仍然是十分新奇的。索罗斯却敢为人先。
许多美国富豪都极想投资第二期海鸥投资公司，但索罗斯却不需要他们参与。他知道自己能吸引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客户，尽管他们性情轻浮，而极大的税收利益则取决于他们的忠诚。果然不出所料，他吸引了大批国际性的追随者，包括欧洲的、阿拉伯的和甫美洲的富豪。他在纽约总部建立了这家投资公司。和其他许多海外投资公司一样，第二期海鸥投资公司以荷兰统治下的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库拉索岛为基地，在这里可以逃两种税：证券与汇兑委员会的复查税和资本增殖税。
套头交易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未还鲜为人知，更没有人理解。在1957年，沃伦·巴菲特踌躇满志地实施他的套头交易投资。但是，到1969年索罗斯着手套头交易投资时，世界对这种投资几乎还是一无所知。当然，到本世纪90年代情况已发生了变化。
乔治·索罗斯因此成了所有套头交易投资者中最大的领袖。
索罗斯是套头交易投资领域的先躯，这个领域利润的潜力是极为可观的。他也是首先使用所谓派生物的有争议的金融证券的人，这些派生物与套头交易投资群体紧密相关。
套头交易投资是1949年由亚历山大·温斯诺·琼斯发明的。琼折曾是新闻记者和大学教师。因为注意到一个组织的某些部分运行得很好而另一些部分运行较差，琼斯设计了投资限度。一个股市行情看涨的投资者可能会增加他原有80%而资产的投入，而缩减对其余20%资产的投入。一个股市行情看跌的投资者可能会缩减对原有75％资产的投入，而增加对其余25%资产部分的投入。减少投资风险是十分重要的。
一开始，套头交易投资仅限于股票，买进或抛出类似的证券，以朋全面赢利。经过一段
时间以后，残存的套头交易投资在其他领域四处寻找自己的投资机会。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套头交易投资引起了宣传媒介的注意，但是1970年以后，利润开始减少。随着1971年允许汇率浮动决定的作出，利润又开始回升。但是，许多套头交易投资公司在1973一1974年跌风笼罩下的市场中夭折了。此后的十年，套头交易投资一直处于低谷。
在80年代未和卯年代初，使得套头交易投资突飞猛进的原因，也使得乔治·索罗斯上升为世界级投资者地位——就在于增加美国的出口。以及1985年欧洲银行作出的降低美元汇率的决定。（美元下跌使得美国出口品更为便宜）。美元被压低，给流通领域的贸易以新的刺激。索罗斯和其他套头交易投资的经理很快从中受益。
如果索罗斯缠住欧洲不放，很可能他只不过是一个目光敏锐。槽明能干的金融家，而不会成为一个杰出人物，一个特别的专家，只不是众多的在金戳市场拼命赚钱者中的一员。但是，在美国，索罗斯是极为出类拔革的，关于欧洲金融的渊博背景知识使他如虎添翼。他的极大优势便在于他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他运用这些资源来分析金融和政治事件与世界金触市场的密切关系。
在60年代末期与索罗斯共事的亚瑟·勒鲁解释说：“乔治很早就指出，人的思维必须带有全球性而不能带有狭隘的地方性，你必须了解此地发生的事情将会给其他地方带来什么影响。国此，通货并不那么至关重要。他需要的是以不同渠道得来的基本信息和在头脑中对它们进行加工，然后，他会提出一套在长时间内行之有效的方案。
纽约银行的分析家勒鲁，在1967年和1968年曾经是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大献殷勤的对象，可是他一开始就否决索罗斯的两个提案。直到1969年初，他才最终同意。在爱霍德公司里，他起初是索罗斯的助手，协助他管理这两个投资公司。此后两年多时间，他们一直并肩工作。
为索罗斯工作是十分紧张却又使人着迷的，在那两年中，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增添紧张和戏剧色彩。勒鲁国忆说：“乔治是个严厉的监工，迫使你很投入地工作。他能控制让我限花燎乱的世界。他甚至可以从发生在A地事件中预料它在B 地的影响。我不能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因为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人。在宏观上，他是我所见过最优秀的投资家，至于微观领域，他并不十分投入，似乎没有发挥他的潜力。
再谈谈索罗斯的其他方面。在公司里他与众不同。甚至在华尔街地区，他也独具特色。他总是处于思考之中，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使用十分简洁的语言，大多数同事捉摸半天才能明白他的意思，甚至勒鲁也不得不略加思索。他的文风也别具一格，“我没有料到是乔治那
个性突出的文笔，我们风格各异，我习惯于写关于总消费量的报告，而乔治的文风是很书面
化的。
乔治·索罗斯是杰出人物，是办公室的知识分子，见多识广，给人印象深刻，但谁能理解他呢？
索罗斯着手写作《点石成金》大概是此时。1969年，他要求勒鲁读读其中的五章。“我一个字也没有读懂。”勒鲁解释道，他认为这并不是由于他智商低下，而是由于索罗斯文字表达能力的问题。他想从书中找到索罗斯这种理论的概要，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书中“反馈’”一词很让他费解，他特意去翻过字典。25年之后，也就是1994年春，勒鲁承认：“对这个词我至今不解，我不知道他试图引伸出什么意思。”
由于和索罗斯关系亲密，勒鲁给他提过一些友善的建议。“如果你给一个不如你的人提建议，大多数人总会接受。乔治也不例外。
勒鲁知无不言，他很率直地对索罗斯说：“你要准确表达你的思想总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和亚瑟。勒鲁一家的交往，也许对索罗斯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他们不象他那样声名显赫，但他不可避免地要同他们交往。而要和他们交往，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晰。这正是亚瑟·勒鲁试图告诉他的，这是一种很坦率而又友善的信息。乔治，找一个编辑。找一个人把你那些思想用通俗的英语表达出来。
乔治·索罗斯不愿意听到这些话。正因如此，那些应邀参加索罗斯作品评论的人，大多回避。他们很清楚。既然他不愿听，又何必自寻烦恼，惹得他生气呢？
不管是否有人能象亚瑟·勒鲁那样，领会“反馈”一词的确切含义，乔治·索罗斯认为已经是在市场中检验自己理论的时候了。这些理论能让他在竞争中取胜，他对此满怀信心。
“我在有把握的地方投资，我不会改变投资计划。我充分运用我的聪明才智。令人十分惊喜的是，我发现那些抽象的理论，操作起来竟然得心应手。如果说这些理论说明了我成功
的原因，或许有些夸张；但毫无疑问它鼓舞了我。”
索罗斯在第二期海鸥公司仔细观察的第一家分公司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
1969年，在一份广为流传的文件中，索罗斯分析了进行房地产信托投资的优势，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感觉到了由急速发展而后衰落这一进程，索罗斯把房地产信托投资业的运行周期比作一部三幕剧，正确地预料了它将经过暴涨，然后较长时期的保持，直至最终破产。他得出结论：“第三幕至少要在三年之后，我买进这些股票很保险。这表现他极强的预测力。果然，他赢得了丰厚的利润。正如他所料，到1974年，房地产信托投资已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索罗斯开始抛售股票，获利100万美元。这些早期用以验证他市场理论的活动，极大地鼓舞了索罗斯。
在60年代未，索罗斯把他的理论也运用于市场繁荣的集团公司，他承认：“在上升阶段和下滑时期”他都赢利。起初，他注意到高科技公司狂潮迭起，利润膨胀，对社会事业性投资者很有吸引力。索罗斯认为那些“赌博性投资经营者”的偏见可能会抬高集团公司的股票价格。他大量购进。后来，当狂热过后，他抛售集团公司的股票，利润相当可观。
第二节 开天辟她
1970年，索罗斯和吉米·罗杰斯携手合作。罗杰斯是那鲁大学1964年的毕业生。他是
在阿拉巴马州的德马波利斯地区发迹的。
索罗斯和罗杰斯。多好的一对投资合作伙伴，甚至是华尔街地区最好的一对。
罗杰斯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给索罗斯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亲英分子和自诩的哲学家。服军役的三年时间里。罗杰斯获得了炒股专家的声誉。他甚至掌管了他上司的股票业务。
1968年，罗杰斯在华尔街贝奇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仅仅靠600美元的本钱，罗杰斯在股票市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两年以后，他开始在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为索罗斯做事。然而在那时，新的经纪业条例实施，不允许索罗斯或罗杰斯从公司的股票经营中得到好处。尽管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不想让他们离开，但索罗斯和罗杰斯都很想成立独立资产的经营者。他们辞职并建起了自己的公司。
1973年，他们建立索罗斯资金董事会。办公室设在纽约的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三间房子里。
远离了华尔街地区。
在那时这是多么奇怪的观念。一个人为什么会对投资感兴趣而使自己远离权力中心呢？
吉米·罗杰斯喜欢这样解释，他和乔治·索罗斯不具有典型的华尔街人士的思维方式，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非得置身于华尔街管区不可。对索罗斯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办公室只仅仅是他在中央公园西部社交合作社的一部分。
在索罗斯资金董事会里，工作的气氛要比节奏感很强的华尔街其他公司轻松得多。夏天里，职员们穿着网球鞋上班，有时候，包括罗杰斯本人，骑自行车上班。索罗斯和罗杰斯喜欢办公室这种和谐随便的气围，他们希望能长期维持。不管能够赚多少钱，他们每周都工作80小时。
公司创办之初，仅他们两个人，索罗斯是经纪人，罗杰斯是市场调研员。尔后，三个人一一一加了一个秘书。
办公室似乎大小。他们有大多的事情要做。规模小有小的好处。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做手头的活，不必担心群体的失误，不必处理大多的文件，不必处理因办公室扩大而产生出来的无数的零碎琐事。
然而，他们赢得了顾客。他们做股票投资。利用期货交易或贷款，在日用品和证券市场上下赌。在经营的范围上是空前的，索罗斯资金查事会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包括证券、日用品、公债和股票。从1970年开始到1980年他们分道扬镳．索罗斯和罗杰斯没有哪一年亏损。华尔街管区的人谈到他们，总是充满敬意。他们似乎比其他人更了解经济状况的变化。
1971年，公司资产为1250万美元，一年后，达到2010万美元。从1969年12月31日至1980 年12月31日．索罗斯公司的赢利是3365%，而同一时期一般的公司和经营较差公司的复合指数，只有47% 。
1980年底，公司资产达3．81亿美元。
因为是私人合伙，公司比其他公司多一些优势，更为方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卖空，这对其他投资者来说，承担的风险太大。
卖空。
这似乎是一种没有害处的方法，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没有同情心。
他们会说：公司经营状况不佳，一个人怎么还能存侥幸心理下赌注呢？你究竟是怎样一种人，难道你不忠实于你的经济么？利用别人的不幸发财，你能做这种人吗？
索罗斯却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在他看来，技巧能发挥神奇的效力，国内和国外市场给他带来巨额利润。公司可以用保证金购买股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规模较小给索罗斯的公司节省了资金，可以避免难于负担的官僚机构，可以比大公司更容易抽出或投入购买股份的资金。
索罗斯和罗杰斯二人紧密配合。罗杰斯解释说：“一般地，如果我们意见不一，我们不会轻举妄动。然而，也有例外，如果谁强烈地想做某一生意，他可以去做。事情做完了，这笔生意做的对与不对，就显而易见了。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就会看法一致。我不喜欢使用这个词语，因为看法一致的投资是一个灾难。然而，大多数憎况下我们却能达成共识。”
在独立思考方面他们引以为荣。
正因如此，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瓦解。他们都如此独立不羁，以致彼此都觉得对对方误解太多。
但是，他们短暂的配合得却十分戳契，象一台上了润猾油的机器。他们都认为，从华尔街地区的分析家那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罗杰斯认为，那些人只知道人云亦云。因此，他们两人都亲自选择股种。
“在股票布场上，寻求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突变”
他们喜欢看书。他们订阅30种商业报刊，包括《化肥浴解》和《纺织周报》。他们熟读那些一般人感兴趣的杂志，寻找那些可能有社会价值或文化价值的内容。数百家公司的通讯录上都有索罗斯资金董事会的名单。而董事会也存有与国内外1500家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记录。罗杰斯每天都要细心研究20或30份年度报告，以期发现一些有趣的公司发展的材料或感知一点别人不能清楚地看到的较长时间内股市走向。
他们百折不挠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突变。
索罗斯为了验证他的理论，在股票族中，他密切注视着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突变。正如罗杰斯所说：“对于公司最近能赚多少，或1975年铝的载运量怎样，我们并不那么关心，因为我们正在考虑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会怎样改变将来的产业和股票族的命运。如果我们所预料的和股票的市场价格差异很大，那一切都好了，因为那时我们可以大赚一笔”。
70年代初，索罗斯在银行业中发现的“突变”就是其中一例。
1972年，索罗斯敏锐地感觉到在这一领域将要发生突变。那时，银行业信誉最槽糕，银行职员被看作是庸俗而又呆笨的。几乎没有人相信银行业能从酣匠中觉醒，自然，投资者对银行的股票毫无兴趣。
然而，索罗斯经过独自的研究，他发现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已成为新一代的银行家，他们将对银行职员的行为进行规范，银行业正俏然而又明显地发生变化。这些新银行经理们正寻找银行业陷入低谷的原因。这就有助于改变银行股票的前景，他们正采用新的金融措施，银行的赢利在上升。因而，银行股票实际上不可能超出票面价值。许多银行都已把他们的平衡能力发挥到了极限。要想持续发展，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本净值。
1972年，第一国家城市银行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股市分析家展览活动，并为他们设宴招待。使乔治·索罗斯大力恼火的是，他没在被邀请者之列。但这次宴会却刺激他采取行动。他写下了题为“发展银行之事实” 的经纪报告，提出了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当银行股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股票将会降价。这篇报告的出版和宴会的举行是同时的，索罗斯的观点是通过对银行股票透彻分析后提出的。他曾向一些经营较好的银行提出忠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银行股票开始上涨，索罗斯从中获得了50％的利润。
银行业的转变标志着走向70年代大繁荣的开始，大繁荣加速了80年代美国公司的扩大和合并。根据反馈理论，索罗斯把赁荣作为羹荣与萧条循环周期的起点。
为了在国外经济方面同样取得迅速进展，索罗斯寻找在国外股票市场中投资。哪些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呢？哪些国家为经济的稳定提供了新的政策呢？哪些国家将进行市场改革呢？
索罗斯希望能获得规模效益。一个曾给索罗斯当助手的人说：“和任何精明的投资家一样，索罗斯总希望用最少的投资得到最大的利润。”索罗斯喜欢瞄准那些不成熟的市场，如法国的、意大利的和日本的。他希望比其他投资者早6至18个月进行投资。
因此，索罗斯购买了日本、加拿大、荷兰和法国的证券。在1971年一段时间里，索罗斯资产的1／4用于购买了日本的股票，这场赌博使他的资金翻了一番。
索罗斯和罗杰斯选择股种很精明。1972年，索罗斯的一个熟人们然向他提及，根据商业部的一份私人报告，美国的发展依赖于外国的能源资源。因而，索罗斯基金查事会大量收购了石油钻井、石油设备和煤炭公司的股票。一年之后，即1973年，出现了阿拉伯原油禁运，引起能源业股票的飞涨。
1972年，索罗斯和罗杰斯也预见了食物危机。因为购买了化肥、农场设施和粮食加工业的股票，他们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而且，他们的超人之处继续显露出来。与此同时，索罗斯和罗杰斯很狡黠地把军事防御工业作为一个大有潜力可挖的投资场所。
1973年10月，当埃及和叙利亚武装部队大规模进攻犹大国家时，以色列十分震惊。那场战争开战之时，以色列处于防御状况。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损失了众多飞机和坦克。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的军事技术已经过时。这使索罗斯想到了美国的军事技术很可能也已过
时。如果美国国防部意识到了自己武器装备的过时。他们有可能会花大量经费去进行更新改造。
这一项目对于大多数的投资者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兵工企业亏损严重，金融分析家们连听也不愿听。
然而，1974年初，罗杰斯仍然密切关注军事工业。这种内在潜力促使罗杰斯独辟匹径。他到华盛顿和国防部的官员周旋，又找美国军工企业的承包商谈判。索罗斯和罗杰斯越来越坚信，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其他的投资者将会失去这一发财的好机会。
1974年中期，乔治·索罗斯通过军工企业的股票开始大发其财。 他购买了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公司和格拉曼公司的股票。而且，虽然洛克洛德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索罗斯还是在这家公司进行了赌博性投资。
索罗斯和罗杰斯对这些公司掌握了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它们都有大量的订货合同，通过补给资金，在近几年中可获一定利润。
1975年初，索罗斯基金董事会开始向供给电子装备的工厂进行投资。在赎罪日之战中，以色列空军的失利，主要归因于缺乏尖端的电子对抗手段，以压制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的苏制武器的火力。
索罗斯和罗杰斯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现代战争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武器装备取决于技术的状况：灵敏的电子元件、激光定向的炮弹和猛烈异常的导弹。
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索罗斯和罗杰斯的正确决策，为他们赢得了巨额利润。
在这个时候，索罗斯的秘密是什么呢？
首要的是极大的耐心。
其次，在股票市场什么地方寻“金”，要培养出极高的敏感性。大家都在寻“金”，在什么地方寻金各有各个理论。然而，索罗斯能把他的触角伸向变化发展的金融市场，持续不断寻求来自还处酝酿之中的一些事物所发出的神秘信号。
得到信号之后，他就会象火箭一样依赖导航系统自动飞向目标。从不会向人泄露他为什么确定这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并在市场现实中验证他的直觉。
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年复一年地去探究。
第十章 金色大跃进
“股市通常是不可信赖的，因而，如果在华东街地区你跟曾别人赶时髦，那么，你的股票经营注定是十分惨淡的。”
第一节 改名焕姓
到1975年，乔治·索罗斯开始在华尔街社区中引人注目。更精确他说，他赚钱的本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注定要成为一个知名人士，对这一点几乎没有谁怀疑。
正如在80年代和索罗斯共事的阿兰·拉裴尔所说：“他勤奋努力，洞察力强，有进取心。他非常胜任他的职业。这种职业本身并不需要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而是一种直觉过程。你经验的多少对你的业务会产生很大影响。我认为乔治是天生的从事这一职业的料。
尽管华尔街管区内的一些人接触和认识索罗斯，但对于外部世界来说，他仍然是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
这有它的原因。
不像80年代未和90年代，在那个时候，掩没在社会生活中投资者一般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那时，在华尔街管区的商业传媒对此也毫无热情。相应地，在金融市场上对重要人物的个性更少兴趣。——不像现在，人们对与之共事的人的私人生活都进行详尽审察。
即使传媒想做更多的报道，在华尔街管区索罗斯及其同行也对它们怀有极大的戒心。他
们都尽量避免抛头露面。投资被认为是纯粹私人性的活动。
而且，在华尔街管区人们普遍认为：纯粹的吸引公众的行为是不吉利的，就象和富有诱惑力的死神亲吻，最终会走向深渊。传统的开明人士也认为，如果一个投资者把他的照片刊登在华尔街社区的杂志上，广泛流传，那么恶运就会降临、赢得声誉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致命的代价
因此，乔治·索罗斯远离了聚光灯，这样他觉得非常舒适。与他交往根深的朋友柏荣·文说：“在我们的接触中，乔治从不自我炫耀，即使这样做对化有利，他也不自我宣传。”
不过，1975年5月28 H，华尔街日报在头版着力报道了乔治·索罗斯的事迹。浓墨重彩，特别是标题，使索罗斯首次品尝到荣誉的喜悦：
证券市场逆风雨行
不赶华尔街潮流
艰难岁月独领风骚
索罗斯公司认准目标：
以色列武器生产
给外国人以厚利
报纸上这篇文章是否注定·了索罗斯要遭厄运呢？是否改变“他的好运呢？他自称有一种预感：传媒的注意是破坏性的。——然而，实际上索罗斯有足够的理由为报纸上这篇报道而高兴。它促使索罗斯下决心独立经营，这种独立经营给他带来极为丰厚的利润。
为作这篇报道的准备使索罗斯陷入极坏的心境中，当日报记者坐在他对面进行访谈时，他抱怨说固疾发作，背痛厉害。每次索罗斯公司进入困境的时候，疼痛就加剧。“证券经营是一件最残酷无情的事情”他说，表情有些痛苦，“你不能伪造或中止，因为真实情况每隔一天都记录下来了。”
后来，在一次有趣的评论会上，谈，完索罗斯公司近来取得的惊人的持久成功后，关于将来，索罗斯用一种悲观的语调说：
“谁知道公司好景多长呢？历史证明所有的公司经营者最终都要歇火，有一天，我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我只希望不会是今天下午。
索罗斯说完微笑着走进股票报价器。，他想卖空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公司大额股票。他预计股票价格下跌，这家大公司企图购买他抛售的全部股票。
“看银行信托部也想要，”索罗斯笑着说，“哦，我在最后叫价的基础上加0．5点，让售一部分股票，会有人抢购。”
过了几周，股价下跌，索罗斯又得到了一笔票据利润。而在这笔交易中，急切的股票购买者蒙受了损失。
这是故事的高潮？这种独立意志表现了索罗斯运作程序上的水平。
谈及索罗斯和罗杰斯，报纸上称颂道：
“这些年来。在买卖股票方面。这两个人表现出了他们的独到之处。他们在某一股票流行之前买进，而在最火红的时候抛售。他们一般不与持有广泛投票的规模较大的合股投资公司、银行情托部和其他机构打交道，除非是把他们作为抛售对象。”
“股市通憎是不可怕赖钠，因而，如果在华东匐地区你同普别人超时髦，那么，你的股票经营注定是十分惨淡的。”
让我们听听索罗斯的声音：
“我们是从这一假设前提人手的：股市通常是不可信赖的，因而，如果在华尔街地区你跟着别人赶时髦，那么，你的股票经营注定是十分惨淡的。华尔街地区的大多数股市分析家只不过公司经营的宣传者，从公司的年度报告或其他人的报告中抄袭出自己的投资报告，报
告能揭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
那么乔治·索罗斯从何处着手呢？
自由、独立的思考。他成功了！
1973年和1974年，一些大机构都显得十分沮丧，因为他们持有的股票价格被削减了一半。而与此同时，索罗斯公司却出现了奇迹，1973年赢利8．4％，1974年赢利17．5％。
当时索罗斯的贴身助手罗怕特·米勒回忆说：“索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一种股票流行之前，他能够透过乌云的笼罩看到希望……他很清楚为什么要买或不买。索罗斯的另一长处在于：当他发现自己处境不利时，他能走出困境。
卖空是索罗斯公司特别喜爱的招数。索罗斯承认他喜欢通过卖空获胜而赢利，这给他带来谋划后的喜悦。公司把赌注下在几个大的机构上，然后卖空，最后当这些股价猛跌时，公司就赚到了大量的钱。
索罗斯与阿文公司的交易被认为是通过卖空获利的经典事例。为了达到卖空目的，索罗斯公司在市场价格为每股120美元时，借了阿文公司10000股股份。在这之后，股价猛跌。两年以后，索罗斯买下了这10000股，每股价格20美元。回顾一下就会朋白什么是以最小的投入获最大的利润。每一股100美元的利润为公司赚了100万美元。索罗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注意到这样一种文化倾向，在阿文公司盲目投资之前，他意识到：随着人口老龄化出现，对化妆品的需求会大力减少。
索罗斯极为高兴地解释说：“在阿文事件中，银行没有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妆品工业的鼎盛时期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已经饱和，而小孩子们不使用这些东西。这是他们忽视的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索罗斯加入了美国铁路工业托拉沉而已，当有些人预言纽约城市公司快要破产的时候，索罗斯却赚了纽约城市公司的钱——通过证券。当然，也有失算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奥莉瓦提公司观光时，购买这家公司过多的股份。他购买股份的唯一理由是他与办公室人员的一次会谈，经营者认为公司股票有向上发展的趋势。这些股票上市不是很顺利，索罗斯很是后悔。
国外证券投资也蒙受了一部分损失。股种的购买也是如此。索罗斯和罗杰斯在斯普拉哥电子公司的损失达75万美元。他们误以为半导体股市行情看涨。罗杰斯解释说：“与其说这是重大事件，不如说这只不过是一次错误的分析加上购买了一个半导体产业外围的公司罢了。”
他们的体系仍在运作。如果说在70年代初对华尔街地区的许多人来说道途是布满荆棘的活，乔治，索罗斯却是幸运的例外者。从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公司的资金在价值上几乎翻了三番，由原来的610万美元上升到1800万美元。每一年公司都保持增长的势头。
而同一时的；500家股份公司的平均指数，下降3．4个百分点。
1976年，乔治公司上涨61．9％，尔后在1977年，陶公司下降13％，而索罗斯公司上升31．2％。
1977年底1978年初，索罗斯和罗杰斯决定再度对技术和军事工业进行投资，这与大多数人意见相悻，因为华尔街地区大多数商人不愿涉足这一领域。“要知道”，摩根和斯但利家族的巴顿·比格斯说，“正如你会听到吉米·卡特总统谈人权，乔治18个月以前就在谈那些股票。”索罗斯责怪自己对这些股票买得太迟，但他仍然是唯一购买这些股票的人。
1978年，公司赢利55．1% ，资产达1．03亿美元。接下来的一年，即1979年，又赢利59．1％，资产上升为1．78亿美元。索罗斯的高科技股仍富有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任何衰亡的迹象。
1979年，索罗斯将公司更名，改为量子公司，来源于海森怕格量子力学测不准定律。这一定律认为：在量子力学中，要描述逊原子粒于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与索罗斯的下达观点相吻合，索罗斯认为：市场总是处在不确定和不停的波动状态，但通过明显的贴现，与不可预料因素下赌，赚钱是可能的。公司顺利的运转，得到超票面价格，是以股票的供给和要求为基础的。
第二节 害怕打官司
当一个人赚到了像乔治·索罗斯那么多的饯的时候，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向他提出许多问题。如他的全部金融活动是否凌驾于董事会之上。这些年，他时不时地同证券与汇兑委员会发生争沦，没有一次有意退让。
特别是有一次，在1970年底，似乎争论非常激烈。
证券与汇兑委员会到纽约地方法院控告了他，宣称他操纵股票市场，有效诈行为，违犯
了联邦证券法反操纵条款。
根据证券与汇兑委员会的指控，在1977年10月股票公开上中的前一天，索罗斯使计算机科学股票每股降低了5O美分，他急切地要求经纪人抛售计算机科学股票。经纪人在1977年10月11日那天，卖出了该公司40100股中的22400股，占当天计算机科学股票成交量的70％。
证券与汇兑委员会补充说，在那天结束时，股票的公开价格，是在原来商业价格基础“人为地压低”了，每股8．375美元。琼斯基金公司，是一家以加利福里亚为基地的非营利公司，制作了这些股票，同意在1977年6月卖出150万股给公众，另外150万股以公开上市的价格卖给计算机科学公司。
因此，涉嫌操纵股票可能使基金公司损失约750万美元。
证券与汇兑委员会声称，索罗斯公司从股票经营者那里购买了155000股，从其他经纪
人那里购买了10000股，都是以较低价格收购的。在公开上市的那无以及那个月下旬，索罗
斯订购了计算机科学股票中的75100股，每股价格为8．375美元或略高于此价。并劝导别
人去购买。
对证券与汇兑委员会的控告，索罗斯既不承认也不否定，他表示同意法院的判决，因此这一案例很快作出结论。他坚持认为因证券与汇兑委员会打官司，将会花费他过多的时间与金钱。1981年一本杂志的文章引用了索罗斯的辩护：“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不相信有人可以不通过玩鬼，而做得像我这样好。因此，他们想找些证据理解。”
加利福里亚州的弗菜彻·琼斯基金公司也向法院指控索罗斯。声称由于股价下跌蒙受了物质损失。索罗斯和琼斯基金公司最终以l00万美元了结。
诉讼案并没有使索罗斯受阻。事实上，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赢利。
索罗斯在英国证券市场运作得罪常顺利。在股市上涨到顶峰时，他把英国英磅卖空。他对英国股市采取大量措施。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并且数量极大，据说价值10亿美元。这一步棋他最终赚了1亿美元。
1980年，索罗斯公司创办10年之后，这一年的业绩令人难以相信，增长了102。6％，至此，公司已发展到3．81亿美元。索罗斯个人财富到1980年底已达1亿美元。
很滑槽的是，索罗斯投资本领的主要受益者，除了乔治·索罗斯本人以外，是一些欧洲巨富，也就是开始给索罗斯公司提供资金的人们。吉米·罗杰斯断言：“这些人并不需要我们使他们富裕，不过，我们已使他们极为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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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更年期”
“我已经和公司打成一片。它以我为生，我也和它生活在一起，日夜形影不高……它是我的情人。我害怕失去也担心做败，并尽量避免失误。这是一种悲修的生活。”
第一节 妻离子散
到1970年底，索罗斯公司业绩辉煌，乔治似乎也飞黄腾达。按照一般人的逻辑，他应该可以轻松下来，过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了。可是他不能。他的父母溺爱他和他的哥哥，但是，他却不能这样对待妻子儿女。全身心地沉浸于工作，他几乎没有留一点时间给妻子，更
不用说孩子了。
1977年，他的婚姻破裂。正如他所说：“我已经和公司打成一片。它以我为生，我也和它生活在一起，日夜形形不离……它是我的情人。我害怕失去也担心做错，并尽量邂免失误。这是一种悲惨的生活。”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8年，他和妻子离婚。
就在他离婚的那天，他投入了一个22岁名叫苏奶·韦怕的女人的怀抱，这个女人是一段时间以前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她的父亲在纽约制作手提包、鞋和鞋子附件。苏栅曾在巴纳德大学学习艺术史，后来，协助制作马克·罗森科和威廉·德·科林等”20世纪画家的作品。“我今天刚和我妻子离婚，你愿和我共进午餐么？”索罗斯说道。5年以后，他和苏栅·韦伯，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举行了非宗教仪式的婚礼。
1979年，索罗斯只有49岁。他拥有足够他一辈子花销的钱财，但是他第一次感到了紧张的工作带来的痛苦。公司发展了，需要更多的雇员。职员便由原来的3个增加到12个。他不再是一个只需同一个或二个人交谈的小公司的经营者。现在他不得不为一些新的事情操心：给别人分配任务。按照他的一些助手的说法。他有一点这方面的能力。
财源滚滚而来，要求作出越来越多的投资决定。而作出正确的有发展前途的股票的排列，确非易事。
而已，罗杰斯让他大伤脑筋。他们之间一般是可以消除分歧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张局面。罗杰斯并不想建立如此大规模的公司。当索罗斯试图接纳另一伙伴，想对他经过训
练使之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时，他和罗杰斯陷入了尴尬之中，罗杰斯不同意这样做。“他不赞成我考虑过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容忍周围的其他人。”索罗斯说，“他使得其他人活得太艰难。”
他们伙伴关系的解除是很滑稽的，因为1980 年是索罗斯和罗杰斯最成功的一年。但在这年5月，罗杰斯离开了公司，带走了他20％的资金利润，价值1400万美元，剩下索罗斯80％的利润，价值5600万美元。
罗杰斯说明他离开公司的原因时，认为：公司规模太大，职员太多，他不得不花很大精力去安排他们的假期和工资提升。索罗斯和罗杰斯在公开场合都没有着力去说明他们分裂的原因。在和我一次简短的谈话中，罗杰斯对口忆过去毫无兴趣。从他说话的语调，明显可以看见，他对那些事情记忆犹新，并十分痛苦。
第二节 丢脸的大失败
继续去音心经营，是否有意义。对此索罗斯也持怀疑态度。
他已经赚到足够花销的钱。日常工作折磨着他，他感到想赚别人的钱、雇用职员等等的压力。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报酬在什么地方呢？乐趣又在哪里呢？索罗斯承认“事实
上，多少有些衰退了。”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12年，经过艰苦奋斗走向成功，他意识到：
仅仅作为一个投资商而生活，是难以让自己满足的。
、1980年，当我不再怀疑我的成功的时候，我想到了个性转变。如果我不能享受成功的，欢乐，那我遭受的所有痛苦和紧张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自己问自己。我应该开始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即使这意味着杀鸡取卵。”
个性转变影响了索罗斯的生意。如果一项投资被证实是失误了，他会很快调整自己的心境。他对工作克尽职守时间太长，与高水准人接触使他长时间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现在，他似乎是在与一些不可信赖的人打交道，至少批评他的人这样认为。事实上，他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同政府官员交往，特别是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尔·伍尔克。“如果你想以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投资建议，这会把你推向贫民窟。”从事货币管理的盖利·麦罗浴维斯说，他后来加入了索罗斯公司。
1981年夏，没有谁想到索罗斯公司正向贫民窟迈进。有些人是真正的关心，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怀有好意。紧接着出现了美国公债市场大为丢脸的失败。
索罗斯与美国公债市场出现问题是在1978年底，当时鲍尔·伍尔克决定消除通货膨胀。贷款利润率从9% 上升为21% ，索罗
斯确信就在这个夏天，国家经济上会因此蒙受损失。当公债在初夏重震旗鼓之时，索罗斯开始购买。到2011年到期的国库券在6月上涨到10美元。然而，到了夏未，价格却降至93美元。
索罗斯所借的银行短期贷款的利润率已经上升到超过了长期公债的利润库。这种情况将破坏国家经济，迫使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银行利润率，提高公债的地位。然而，经济却仍然保持强劲势头，利润率也越来越高。
如果索罗斯在公债市场上能坚持“积极生息运作”求得平衡，那么他就会相安无事。如果公债利息比从经纪人那里借钱的利息高，那么生息运作就是积极的因而也是有利可图的。显然，当利润率为12％时，索罗斯的观点是对的。因为，公债的利息上升到14％，又很快
到15％，但是贷款利息却爬到了20%，产生了“负性生息运作”，没有任何赢利。这一年，索罗斯每股公债损失了3一5个百分点。据估计，他失了合伙人的8000万美元。
因此，这些合伙人碰到他都畏畏缩缩地，几个重要的欧洲合伙人决定抽走资金。索罗斯的一个助手回忆说：“他感到了失败。他觉得被迫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时常讲：你不应该进入证券市场，除非你愿意忍受痛苦。他从精神和物质上都愿意忍受痛苦，但是，他的投资者们不愿意。他意识到他的唯一致命弱点是这一群不可靠的投资者。在市场中受到打击使他非常烦恼，亏损了资金使他恼火，但还不致于毁灭。他感觉到人们正在抛弃他。面对市场，他不知何去何从。”
富有讽刺性的是，索罗斯预料国家经济状况恶化，已得到证实。但时间相差6一9个月。他预言较高的贷款利息会暴跌，也是正确的，但是直到1982年，是在索罗斯在公债方面受到重创之后。
在1981年那个可怕的夏天，一份商业界的主要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他的事迹，用了一个鲜艳夺目的术语来描述他——在夏天逆转的前夕。这种讽刺，使索罗斯倍加痛苦，尴尬难堪。
第三节 不合时宜的吹捧
1981年6月，索罗斯出现在《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封面上。杂志封面他的笑脸下写着“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经营者”。
副标题是：“乔治·索罗斯从没有哪一年亏损，他每年的赢利令人膛目结合。让我们看看过去10年他是怎样在证券经营中冲刺。并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赢得1亿美元资产的。
这篇文章意在使人们把索罗斯看作是商业活动中的超级明星，“正如博格在网球场上，杰克尼克劳斯在高尔夫球场上和弗德·麦斯忒在舞场上，乔治·索罗斯在证券经营上同样辉煌。
这篇文章说明了索罗斯怎样积累资产。从1974年仅15oo万美元的资产，到1980年底，索罗斯公司已发展到3。8亿美元。“在过去12年中，索罗斯为在巴黎安斯特顿和班克·罗斯查德地区的顾客海尔德林和皮尔森等人经营证券。他没有哪一年亏损：1980年公司赢利数目令人吃惊竟高达102％。索罗斯把他的报酬转换成个人资产，价值1亿美元。”
那些看过这篇文章的人肯定会认为：索罗斯是一个谜，一个魔术师，他不透露自己的秘密，狡猾而机智，但不会是不诚实、不聪明或不杰出的人。作者写道：“在这里补充一点有关索罗斯的神秘活动。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他会在哪一个地方投资，在一项投资活动中他会呆多长时间。作为一个海外投资的经营管理者，他不要求到证券与汇兑委员会登记注册。他避免接触华尔街地区的行家。在生意场真正认识他的那些人，都承认他们没有跟他太过于密切。至于名誉，人们普遍认为他丝毫不在乎，而且过得十分快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索罗斯都拒绝《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进行采访，他提出：“如果你和市场打交道，你就应该默默无闻。
第四节 渴望理解
那个夏天，索罗斯是多么想能够默默无闻。然而，他出名伊始。这使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证券经营者在经营中遇到极大的麻烦。
那个夏天的损失，极大地伤害了索罗斯。因为，正如《福布斯》杂志1981年10月12日在编者按中所写：“如果世人不了解他的辉煌成就，也就不会在意他的逆转。”但是，由于《公共机构投资者》的封面报道，世人已经知道乔治·索罗斯所有的业绩，因而，那个夏天，世人也在关注着他。
大批投资者反叛的危险似乎还在增长。虽然索罗斯到欧洲跑了许多次，请求一位瑞士客户不要离去，但这位投资者已对公司失去信心。其他客户争相效仿。一位助手谈到那时说：“这是索罗斯首次感受到哪些是忠诚的投资者，在那时一些伙伴丢开他走了。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中他给他们赚了大量的钱，索罗斯非常痛苦。他们抽回资金，使他受到了极大伤害。这之后的很长很长时间，索罗斯都不很主动地去赚钱。”
1981年是公司最糟糕的一年，量子公司的利润下降了22。9%，这是以前这么多年来第一，年也是唯一的一年，公司没有赢利。索罗斯的许多投资者就像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好作奇想的欧罗巴好大喜功者。”他们认为索罗斯深陷困，不能自投，所以超过1／3的人撤回了资金。索罗斯后来说他不能责备他们。他们的离去带走厂公司近一半的资产——达1．933亿美元。
乔治·索罗斯谈到要退出中场，这似乎很自然，去做什么呢？他考虑了很长时间，也很认真。他想赶走所有的投资者。这样做的话，他将来至少可以不面对告别仪式。
写一部书的时机似乎成熟，他很早就想动笔。他甚至想好了一个暂时性的书名。他打算
把它叫做《帝国的循环》。
第十二章 帝国的循环
“身在市场，你就得准备忍受痛昔。”
第一节 寻找接班人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接任总统。索罗斯惊奇地看到这位新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总统，正在实施加强美国国防的战略，但没有增加税收——作为对苏强硬努力的一部分。里根这位新总统的政策会怎样影响美国经济呢？是否又是一个繁荣——萧条序列的开始呢？
不错，索罗斯确信，肯定如此。
电视台时事评论员亚当·史密斯要求索罗斯解释，这种繁荣——萧条序列什么时候开始。“你读早报的时候，铃还响么？”史密斯问这位投资家，“它是怎样开始的？”。
索罗斯说，首先，这种序列不是每天都出现的。他把里根的新政策称之为“里根帝国的循环”。在新政策里，里根许诺建立一个活动序列。索罗斯写道，帝国的循环是“以美元的强硬，美国经济的强大，财政预算赤字的扩大，贸易赤字的增长和较高的不动产利润率为基础的。其中心是良性循环，但在世界范围体系的边缘是恶性循环。你要有一个自我强化程序……这可能是无法忍受的，但最后会完全改变。因此，这是一种繁荣——萧条序列。”
对于某些事情，索罗斯可能是极富热情的，但是，对于公司的管理，他并不那么投入。他知道，在他的形象降低以前，他应该让一些有能力的人接管公司。
1982年他花了大量精力去寻找合适人选，最终他在遥远的明尼苏达州找到了。那时，吉米·马龟兹是一个33岁的专家，经管一家在明尼阿波利斯基地的规模很大的合股投资公司，叫做IDS进取公司。马龟兹不是个不中用的人。那年，公司发展到1、5亿美元，上涨69％，成为1982年合股投资公司的冠军。索罗斯和马龟兹首次相识是在那年年初，此后，他们又相继在1982年接触过15次。
每次接触，因为索罗斯都让这次公司经理做一些“精神体操”，所以，马龟兹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索罗斯是想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但是，马龟兹必须首先通过乔治·索罗斯设立的一系列研究科目，因为这位投资专家还在刺探和挑剔他。索罗斯时常问自己，这位来自中西部的神童是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身在市场，你就得准备忍受痛苦”
“乔治非常善于思考”，1994年春天，马龟兹在曼哈顿的公园街道的办公室，当时他在这里经管自己的投资公司。他说，“许多次，他都想了解你是否知道他准备去哪里，去做什么。然后，他想了解你的思维进程和你怎样跳出这些圈子。他会谈一些经济状况，目前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加以说明。然后，他会问'给定这些条件和信息，对此你有何反应，你会做些什么？”
即使找到了代理人，索罗斯仍然十分苦恼，他不知道是否该兼职做些事。对于马龟兹来说，毫无疑问索罗斯想给他减轻点负担。“身在市场，你就得准备忍受痛苦。”索罗斯多次告诫他。马龟兹感觉到索罗斯不再想置身于市场。他需要一个代理人。“我猜想我是他的第一个代理人。”马龟兹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索罗斯似乎正在摆脱困境，1982年他的公司经营良好。正如索罗斯所预料的，里根的政策使美国经济走向繁盛。那年夏天，当贷款利润率降低，股票上涨时，证券市场行情已渐趋看涨。繁荣——萧条序列中的繁荣期已见端倪。到那年年底，量子公司上涨了56。9％，纯资产价值从1。933亿美元爬到了3．028亿美元。索罗斯几乎又回到了1980年的水平（3．812亿美元）。然而，他却退出市场——哪怕是暂时地。
第二节 盛气凌人人难耐
1983年元旦，马龟兹报到上班。索罗斯把公司合股资金的一半移交给他，其余的一半分给了外部的十个经理。马龟兹除了要管理国内的所有业务外，他还协助索罗斯进行国际投资。因而，索罗斯处于一个不很重要的位置，马龟兹满腔热情，业务室还有三个人在操作。
虽然索罗斯的形象降低了，但他还是将大量时间泡在办公室里。除此之外春未他在伦敦呆了六个星期，秋季他在远东或欧洲呆了一个月，夏季他则留在长岛的南安普顿。
索罗斯和马龟兹彼此之间似乎非常协调。索罗斯着重宏观分析，总体描画，如国际政策，全球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的变化，银行利率和通货等等。马龟兹的任务，就是能最充分利用这一系列分析，调整优势产业和公司。
“在同一企业中选择股取投资时，要选二十公司，但不是任意的二个，而是选择最好的一个和最差的一个”
例如．如果期望的东西是银行利率的上升，索罗斯就会让马龟兹等找出那些可能遭受损失的企业，以便在这些企业中进行卖空。索罗斯在同一产业中选择两个公司进行投资，但不是任意两个。这是他的技巧。
其中一个必须是这个产业中最好的公司。作为企业中最杰出的选手，这个公司的股票可能被公众首选并最为经常地去购买，从而把价格推上去。另一个公司必须是这一产业中最差的，它影响最大，是平衡能力最差的一层。在这个公司投资容易产生很大变化，一旦它的股票最终被投资者接受，就会产生极大的利润。
1983年的头四个月，对马龟兹来说，是一种“文化投资”。在这一时间里，他慢慢地意识到了“这个威严的家伙真正地给了我所有的自治权和权威——以及金钱——也给了我绞死自己的绳索。”
每天早晨为了准备上班，马龟兹都经过严密的思考，有时候在雨中，有时候在骑车上班的路途中。他设想出当天在金融市场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把这些东西叫做“设想的框架”，并且从这些框架中作出决定：去购买什么。
在纽约，白天的商业恬动结束后，索罗斯和马龟兹又进行认真的复盘，时常持续到傍晚。马龟兹说“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也非常紧张。索罗斯的长处之一是：当你对某件事作解释说明时，他对你很关注，并且能分辨出你是否理智。”
索罗斯从没中止过对他股弦的得力助手的严加盆问，好像他是在对一位博士生进行口试。“和早上相比较，你有什么不同想法吗？”他通常这样开始，然后连珠炮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探索、寻找马龟兹为什么会猜错的理由。在马龟兹的记忆中，复盘是最折磨人的经历：“因为他总是在寻找薄弱部位，总是试图找出你的工作的失误。”
“乔治试图找出市场的运作与你的期望有什么不同。例如，如果我希望银行股票升值，而银行股票有一段时间在下跃，他就会说：'我们来研究研究我们的假设。研究你这样做的理由，为什么感觉到会这样变化，然后调整调整使之与市场一致。”
如果说一开始索罗斯只是偶尔到办公室扮演一位地位显赫的主人的话，那么，他渐渐地使马龟兹伤透了脑筋，“因为你感觉到总是在作第二次猜测，你不得不经常忍受专家来找碴子。我不应该说找碴，只不过是挑剔，经常吹毛求疵，不久之后，令人厌倦，十分乏味。
“曾几何时，你做事情只能严格按照你对他意图的领会去做，他甚至会走过来像老师对学生那样跟你谈话。他会说'这一点你不理解，这不是我的意思’，然后，你得整个地打乱
计划，因为你认为你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
“他很容易发脾气。他注视你的时候，仿佛他的眼睛能穿透一切，你好象站在激光枪下。他可以直接看透你。他希望你时常伴他左右，但他从不认为你会得出什么正确结论，他只不过容忍你而已，就好像你是一个小孩子。
“他所要间你的就是你把你所相信的东西告诉他。你时常在参加考试和通过考试。他试图扼住你的咽喉，问'你仍然相信你昨天告诉我的东西吗？’”
索罗斯不会轻易地表扬别人。只有在投资项目成功时，他才会让你容光焕发。
“和他分享信誉简直就像是打仗。”马龟兹断言，“他指出：这是主要的类型，这毕竟是经济性的东西，而不是在学院里做习题。你的成功取决于美元和美分等现金，人家支付给你就赢了。”
与索罗斯共事可能会使人着迷上赐。
对于一个像马龟兹这样的人，乔治所引导的生活是……哎，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马龟兹很喜欢回想那次索罗斯带他到爱尔兰，参加索罗斯公司董事会会议。那个地方是一个城堡，后来罗纳德·里根总统还访问过。“那种气氛十分罕见。”吃完晚饭，马龟兹尽心地倾听这些领袖人物的高谈阔论谈话。当索罗斯轻而易举地由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由英语到法语到德语，依着某一领导使用的语种而变换时，他被完全地吸引住了。
与这样一个天才共事，一个人就会有被迷惑的危险存在。“他在能力知识方面都处于支配地位，如果你被吓倒了，你只知道说是，很显然，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同样地，对你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马龟兹说。
“如果你说，我想成为一个索罗斯式的人物，我便会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的设想家，去构想伟大的思想，成为一个形象高大的经营者。我准备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和行动，显而易见，他的办公室里不需要这样的人。现在他可能需要（1994年），但那个时候他不需要。如果你真正地认为他是一个商业活动中的典范，那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你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你只不过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1983年索罗斯和马龟兹生意兴隆。公司现在已达到385532688美元，净增75410714美元。相比之下，1982年则上升了24。9％。
第三节 婚礼上的尴尬
同年，乔治·索罗斯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娘是28岁的苏栅·韦伯。根据报纸上的报
道，索罗斯因为打网球，在婚礼上迟到了。
传媒上的其他文报道说，在婚礼上出现了十分尴尬的一幕。——如果索罗斯花点时间对婚礼进行彩排，他或许避免了这一幕。这些文章说，当牧师问索罗斯，他是否愿意将他在世界上的所有物品赠给他的新婚妻子时，他的脸色霎时变得苍白。索罗斯一个儿子假装割喉自杀，显然，他是想给他父亲解围，可能这是半开玩笑。“所有财产都在这里。”索罗斯很快转身望着他的私人律师威廉。扎巴尔，好像在说：“如果我重复传统的誓言'无论如何，我真心地把我所有的财产赋予她’，那么，我真的要把一切东西都给苏刃吗？”最后，扎巴尔拯救了索罗斯，他向索罗斯指出，他的回答并不给他带来什么害处。刚刚把一颗悬着心放下来，索罗斯就用匈牙利语噶呐咕咕：“取消我前面对继承人的承诺。做完这些，婚礼继续举行。
第四节 再选“结婚”对象
1983年索罗斯收获颇丰，但是，1984年却遭遇不幸。公司行情虽然在看涨，但仅仅只有9．4呢，资产达448998187美元。
公司的低利润使索罗斯感到了来自量子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压力，他们要求索罗斯全力以赴地关注到投资市场。索罗斯同意了。1984年夏未，索罗斯告诉了马龟兹这一消息。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是这艘船的船长，而且我看到了百年风暴即将来临。在这场世纪风暴中，你想竭尽所能来掌住舵。现在让我们面对它，在我们两人之间，还是我来掌舵。”
百年风暴准确他讲是什么呢？
本质上说来，是在1980年初，里根政府实行高消费、低税收政策后，美国经济的崩溃便接遗而至。索罗斯确信，美国正在走向萧条。
马龟兹回忆道：“在那里，整个世界体系中都有这种压力，美元变得越来越坚挺。里根总是说：'这很好。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在于其通货的坚挺。’但索罗斯认为这只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
索罗斯宣布了他准备另雇两个人的设想。对索罗斯来说，拥有四个或五个行家的组织是最理想的，因为深层次的规律不会掌握在只有一两个人的公司里。至于马龟兹，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留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上经营子公司。马龟兹决定离职，他知道自己已被搁置一边，也不会有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感谢。“事实上，索罗斯也没有错。日复一口，我感到了头脑中有血栓，我不能清除它们。血栓还在继续生成，而且这里的压力太大。”
与此同时，索罗斯要求他的十个外围分公司的经理向他推荐人选，以补充新鲜血液。于是，一个名叫阿兰·拉裴尔的人脱颖而出。
“我是他的第一个候选对象。拉裴尔说。
从1980年到1984年，拉裴尔在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掌管研究工作。60年代和70年代初，索罗斯也曾在这家公司工作。1992年12月拉裴尔又回到了布雷彻尔德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全球战略主管，以及高级业务经理。
1984年8月上旬，索罗斯决定把拉裴尔挖出来。这两个人从未谋面，不过拉裴尔久闻索罗斯的大名。索罗斯的几个外围公司经理打电话给裴尔，告诉他已向索罗斯推荐，准备把他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候选人。他从事全球经济研究这一背景，使他理由当然地成为头号选手。
“你是否有兴趣同乔洽谈谈？一位经理间拉裴尔。
“当然。”他回答这位经理说。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他的反应极为迅捷。
拉裴尔认为索罗斯是华尔街地区最英明的投资家。“他的成就是非凡惊人的。”对拉裴尔来说，这份提供给他的工作似乎是求之不得的。
尔后，索罗斯亲自打来了电话。他问拉裴尔是否愿意于下星期四在中央公园西部他的寓所共进早餐。
拉裴尔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愿意。
来吃早餐的时候，拉裴尔确信他得到这一份工作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他相信另有75个候选人正在剑拔驾张。候选过程可能要延续到来年，而这一次他就要落选了。
叨分钟过去了，拉裴尔觉得这顿早餐毫无意义。然后，两个人从桌旁起身，拉裴尔认为这是向索罗斯推销自己的最好时机。
“对于你来说，了解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他说着，希望自己不要锋芒毕露。他不知道索罗斯是否在听他的话。
“好了，”索罗斯简要地回答，“其他的事情由我来做，我们会成为一对好搭挡。”
拉裴尔被挡了回去。“我想会是如此。“他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回答，他也只能这样回答。
索罗斯微笑了一下，然后用一种摊牌的态度说：“这个周未你再考虑考虑。下星期一或星期四我们再见面。给我打电话。你再过来吃早餐。”
出了门走上街道，拉裴尔开始仔细品味早餐上的最后几分钟。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坐了进去，然后咧嘴一笑。或许自己在做梦。确信出租车司机没有注意自己，拉裴尔用针刺了一下自己。他知道这不是梦境。他很可能作为公司的第二号人物和乔治·索罗斯共事。
根据拉裴尔的回忆，那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就像一对恋人，结婚之前，先订婚，然后等到这一年结束。让我们看看结果会怎样。”
几年以后，拉裴尔说，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他很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他没有马上接受这份工作。
“让我想想，’想起1994年春天那次会议，拉裴尔只能说，“似乎当时只有这么讲。”
回想起别人的警告（“这家伙很尖刻”，“他喜欢攻击人”）．拉裴尔决定容忍，“不必在乎。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机会，我应牢牢把握。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他走向电话机，接受了这份工作。1984年9月初，拉裴尔与索罗斯鉴字就聘。
第十三章 一生难再的消遣
“如果你的投资运行良好，那么，跟着感觉走，并且把你所有的资产投入进去。”
第一节 敢吃“美洲虎”
1984年底，乔治·索罗斯在公司的地位上升。或许他虽想尽可能地把量子公司的指挥棒交给别人，但他仍然不想完全退下来。他仍然相信一场风暴将会危及世界经济。他虽然不能猜测它的性质或者它在什么时间到来，但是，当这场风暴到来之时，他希望能亲临其境，乘风破浪，去征服它利用它。与此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公司的活动，更多的时间他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以确保1984年和1985年生意兴隆。
19sa年12月，他把注意力转向英国，当时英国正流行数量巨大的利己股票。不列颠电讯公司、不列颠煤气公司和美洲虎公司三者都出现了问题。索罗斯知道，这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希望每位英国公民都持有不列颠股份公司的股票的结果。怎么来宾现这一目标呢？那就是降低证券价格。
索罗斯要求阿兰·拉裴尔去看看美洲虎和不列颠电讯公司。拉裴尔对美洲虎公司进行研究后告诉索罗斯，美洲虎公司的总裁约翰·艾根先生工作非常优秀，正使美洲虎转向在美国进口汽车业务上。现在它的股价为160 便士，量子公司拥有它将近4．49亿美元业务量的5％，大约2000美元。对于别人来说，这已是较大的股份了，可是，对索罗斯来说就并非如此。
拉裴尔见到索罗斯。
“我已经对美洲虎作了研究。
“你的意思怎样？”
“我打心眼里喜欢美洲虎的经营方式，我想，我们拥有这么多股份，我肯定不会出乱子的。“
使拉裴尔惊奇的是，索罗斯拿起电话指示他的经纪人“给我再买石万份美洲虎的股票”。
拉裴尔不想破坏索罗斯的心境，但他仍然觉得这是他的义务，说出自己的保留意见。“请原谅，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我们会不错。’”
“不错”的含义对拉裴尔和索罗斯来说，显然不同。对阿兰·拉裴尔来说，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做到这种程度很不错。我们不要再做更多的事情，除非我们看到了结果。对索罗斯来说，它意味着：既然你喜欢目前的形势，为什么不跟着感觉走，并把你的所有资产投入进去呢？索罗斯把他琢磨出来的道理告诉他的助手：
“听着，阿兰，你告诉我这家公司转产工作十分出色，这是他们获得源源不断的现金和股份利息的基础。你想想股票利息上涨。国际投资者就会对它发生兴趣，股票马上就会升值。”
对索罗斯来说，在这种形势下，他可以运用他的反馈理论。他感觉到股票价格即将上升，投资者不久就会发生狂乱，进一步驱使股价上扬。
拉裴尔从索罗斯的话中找不出可以争论的东西。
“是的，”他同意，“股价毫无疑问会上涨。”
“多买一些。
拉裴尔嘴上说是，但他怀疑索罗斯是否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既然股票上涨，”索罗斯继续说，“那么你该多买一些。你不必在意你的业务量部分
占了它多大比例。如果你认为对，那你就去做。”
索罗斯微微一笑然后开口，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不感兴趣。“下一个。”
索罗斯很自信，他认为美洲虎和不列颠电讯公司肯定保险。他知道和这些平衡股相比有更多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实际上，真正在起作用的东西是唯一的，极为关键的现实：玛格丽特·撤切尔想让英国的利己股降价。
拉裴尔在轻轻地发抖，他担心索罗斯会拿股票下赌注。
其实，他用不着担心。在美洲虎公司里量子公司的赢利是2500万美元。
套头交易概念的部分含义索罗斯把它定义为卖空。在80年代中期，索罗斯进行的最大卖空交易是西部联盟公司。
那是1985年。当时，传真机在美国已经很普遍。西部联盟公司的股票，早几年就已经很高了，现在价格在10一20美元之间。索罗斯和他的助手特别注意到，这个公司仍然有大量的用户直通电报装置，跌价补偿它的平衡股。因为这种装置是陈旧的机电型的而不是什么高新技术，因此，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价值。西部联盟公司也还有不少债务。
索罗斯怀疑这家公司能否抵债或偿还优先股。
“我们所想的就是，西部联盟公司淘汰了西部小马快递邮政制度，传真机也会淘汰西部联盟公司。
许多长时间做资产评估的分析家们在对西部联盟公司资产评估时，没有考虑到七资产的价值比西部联盟公司申报的要少得多。当然，索罗斯看到了这一点，他卖空了l00万股。所获利润，阿兰·拉裴尔说，有百万之数。
第二节 一夜赚了四千万
到了1985年，索罗斯仍然担心美国经济会走向崩溃。8月。他认为“帝国循环”处于信用膨胀的最后一环，是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和补偿军事膨胀，缓解办法即将出现。对索罗斯来说，幸运的是，他能够及时地意识到机会并且利用机会。当美国政府和其他经济巨头意识到证券市场已经变成一个危及他们利益的怪物时。缓解的办法就会出现。
安索尼·萨普森在《与大富豪的接触》一文中提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还在60年代，全球性减少市场限制主张的热衷者，期望世界性证券市场逐渐地有理性地调整彼此间利益对立的情况，因为，除非他们在有些地方达到利益平衡，否则，各国就会出口量减少并且
经济贬值。美元、日元或者英镑应该精确地反映各国经济效益。”
“1971年，尼克松总统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货币开始自由地浮动，货币的相互流通有了新的比价。汇率似乎不再与出口挂钧。到1980年末，美元对日元在同一天可能会有4％的变化。
起初，索罗斯在所有的证券交易中运气不佳，在80年代初损失惨重。80年代中期，他认清了形势，重新树立了信心。他知道，美元——以及它与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关系——在证券世界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他密切地关注着。
80年代初，美元的价值蹒珊摇摆，使得依赖于稳定美元的世界担忧和吃惊。
80年代初，里根政府实行美元坚挺政策，希望通过允许廉价进口和吸引外资来平衡贸易逆差，抑制通货膨胀。
终于，里根转向降低税收，同时，增加国防投入，美元和股票市场开始走向繁荣。外资引人美国，使美元和资本市场升值。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吸引了更大量的外资，这都推动了美元的升值一一一索罗斯再一次把它称之为“里根帝国的循环”。
索罗斯认为，内在的不稳定性是帝国循环最终注定了的。“因为美元的坚挺和很高的不动产利率，是与增加预算赤字和削弱美国经济等刺激性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索罗斯所料，到了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美国的出口由于美元升值很高而遇到了极大的障碍。美国的国内企业由于日本低廉倾销，危机四伏。索罗斯注意到这些情况，认定这是典型的繁荣一一一萧条序列的第一个阶段。
与此同时，其他的分析家正在兜售轮流股。当然不是索罗斯。与此相反，索罗斯转向接收股和国债利息一一一二者都在跌价。例如，量子公司在首都公司接管美国之音电视网时，购买了美国之音电视网60万股的股份。三月的一个下午，首都公司宣布以每股118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之音电视网的股票，按这个底价量子公司可赚1800万美元。
此后不久，索罗斯打电话给正在处理这方面事务的阿兰·拉裴尔。“这非常好，”索罗斯说，“不过，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在多年以后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拉裴尔模仿索罗斯的匈牙利语调重复了这句话。拉裴尔非常明了，索罗斯并不是真的要问他这个问题，而是想考验他。索罗斯似乎是要说：“我非常高兴，但是，不要被冲昏了头脑。”
拉裴尔说，“我们再买一些首都公司的股票。”
从索罗斯的沉默中，拉裴尔知道自己在这场测试中得了满分。索罗斯相信里根列美元的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的萧条，这位总统先生似乎对保持美元坚挺具有充足理由，但是，索罗斯更有理由使美元下跌。在80年代初，短期信贷利率上升到了19％。黄金达到了每盎司900美元。膨胀还在上扬——以20％的水平上扬。1美元高涨到可以兑换240日元、3．25德国马克。
对于索罗斯来说，现在终于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原油价格开始下跌。这将给美国增加要求降低美元价值的压力。原油后来达到了每桶40美元，而目标是要上升到每桶80美元。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缓解了世界范围内的膨胀。膨胀的缓解，相应地使信贷利率下降。这些变化的结果，使美元大大贬值。
拉裴尔对索罗斯作了说明：“显然，要采取的措施就是卖空原油，使处于劣势的美国信贷率曲线和行情看涨的日本信贷率曲线上升，因为日本依赖于进口石油。另外，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下跌。因为商品、固定收入和流通市场在规模和数量上要比证券市场大得多，投资者和投机者在相对短时间内可以采取许多手段。也因为证券的需求范围相对小一些，许多策略也可以实施。因此，公司当时虽然只有4亿美元，但对公司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乔治·索罗斯在所有事情上有根多很多的策略。你一辈子只要去做就行了。”
从1985年8月开始，索罗斯坚持写投资日记。它记录了索罗斯试图回答帝国循环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一问题，同时，这也可作为投资决定的背景，他称之为“当下的经验”。他把日记作为测试自己预言证券市场的变化能力的依据——也同样作为检验自己的理论的机会。由于有日记，从1985年8月至1986年11月，索罗斯的观点和投资战略就有了详细的记载，并收入了索罗斯1987年写的《点石成金》一书。
对索罗斯的一次大测试是在1985年9月。这一年9月6日，他预言马克和日元将会升值。但是，那时它们正在贬值。他开始怀疑“帝国的循环”这一理论。他拥有大量的这两种通货，总量达7亿美元一一一比整个量子公司的价值还多。虽然他受了一些损失，但他仍然自信，事实可能会证明他是正确的。因此，他又增加了对马克和日元这两种通货的数量，差不多8亿美元一一一比量子公司的价值还多2亿美元。
到了1985年9月z日，索罗斯的设想开始变成现实。美国财政部的新任部长詹姆士。贝克，认为美元必须贬值，因为美国开始要求保护自己的工业。贝克和法国、西德、日本和英国的几个财政部长一一一也就是所谓的“五国集团”一一一在纽约市的普拉扎宾馆碰头商讨。索罗斯知道了这次会议，并且很快意识到这些财政部长打算做什么。索罗斯通宵达旦地工作，又买了数百万日元。
部长们果然是准备让美元下跌，鉴订了所谓的“普拉扎协议”，提出了通过“更密切的配合”“有关非美元通货升值的命令”。这就意味着现在中央银行被迫使美元贬值。
这份协议公布后的第一天，美元兑日元从239下降到222．5，即下降了4．3％。这是历史上下降最大的一天。使索罗斯高兴的是，他一夜之间赚了4000万美元。那天早上拉裴尔见到索罗斯就说：“高招，乔治，我真佩服。”索罗斯继续购买日元。
在1985年9月28日的日记中，索罗斯把《普拉扎协议》签订时的突然而敏捷的行动称
之为“一生中的一次消遣，最后那一个星期的利润比最近四年金融贸易损失的总和还要
多……”
《普拉扎协议》投资使量子公司在国内树立了形象。1988年开始为索罗斯工作的斯但莱·德鲁肯米勒回忆说，在1985年秋，普拉扎会议召开之前，索罗斯大量购买日元，其他贸易者都争相效仿。星期一的那天早晨，当日元开价高达800点时，那些贸易者开始赢利，如此迅速地赚了这么多钱，使他们欣喜若狂。然而，索罗斯却正注视更大的画面。“大概是这样，索罗斯走出门来，指示其他贸易者停止卖出日元，告诉他们他可以负责他们的股票。政府已告诉他下一年美元将会下跌，所以，他为什么不贪心而多买一些日元呢？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中央银行继续促使美元下跌。10月底，美元下跌13% ，兑换205日元。到1986年9月，下降到兑换153日元。外币兑美元平均升值24% ～28％。
总计起来，索罗斯这一盘下了15亿美元的赌注，大部分押在马克和日元上。实践证明这一步棋十分高明，他赚了大约15000万美元。
很显然，这种影响已经确立。所以，索罗斯并不担心。他有些忍俊不禁，他不断地赚钱。
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公司已发展到8．5亿美元，而且索罗斯持有价值15亿美元的日元和马克，几乎可以使公司的价值翻一番。在日记中，他写道：“现在我之所以愿意更多地在公众场所曝光，是因为再一次逆转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建立起来的关于汇率自由浮动的规则之一是，短时期内的反复元常是处于转折点的根本标志，下降的趋势就开始出现。”他卖空了价值8700万美元的英镑和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石油股，购买了10亿美元的股票和期货，以及将近15亿美元的公债。总计起来，他拥有将近40亿美元的各种类型的市场证券。
“短时期内的反复无常的查化，是处于转折点的根本标志，下降的趋势就开始确立。”
他表现出惊人盼自信心。在1985年12月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对公司事态的发展和以前一样，有如此强的自信心，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都只是我的假设的见证。”去年8月就担心的经济的倒退即将出现，索罗斯现在感到更为自信。政府力图使美元贬值——并且成功了。股票和公债市场行情看涨。股市的极度繁荣似乎已经可能。他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而且，把它当为“一生难逢的上涨行情”。
第三节 财产知多少
1985年对索罗斯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与1984年相比，量子公司资产惊人地上升了223．4％，由1984年底的4．489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10．03亿美元。
索罗斯的总体成就是非常惊人的。
对于他来说，1969年他的公司里，美元的投资到1985年底价值164美元，并且除去薪水花销。索罗斯自豪地对新闻记者唐。多福门解释说，在同一时期内，按一般和较差的500家股份公司的指数，同样1美元的投资仅仅上升到4．57美元。
索罗斯不愿告诉多福门他拥有公司的多少股份，也不愿承认公司是否包含了他大部分的个人资产。不过，根据多福门的消息渠道，猜想索罗斯拥有公司的15％一30％。量子公司1985的利润是5／8亿美元，索罗斯可能赢利在8300万美元到1．6亿美元之间。当《纽约杂志》要求索罗斯对这些数字发表评论时，索罗斯反驳说：“计算方式错误，方法不对。
吃完早餐，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第五街公寓里，面对多福门的采访，索罗斯解释说，在1985年他之所以运作得如此漂亮，是因为：
★在西德马克和日元中赚了一大笔。
★大量抛售公债，如长期的国库券。
★外国股票的巨额利润。
索罗斯在美国股票的运作却没有这么漂亮。“我不特别擅长运作接收股，”他自己也承认。80年代中期他对迪斯尼公司断断续续的投资似乎证实了他的观点。最终他胜利了，但是，走过的道路却不平坦。
1984年，量子公子是迪斯尼公司除了迪斯尼家族之外的最大股份的持有者。这种股票的吸引力似乎越来越大，因为几次对这家大的娱乐公司的接管都失败了。当收购大师索尔·斯特恩伯格注意到迪斯尼公司时，很少有人会相信迪斯尼公司竟然同意接管。
同样地，极少有人会相信迪斯尼公司会同意给斯特恩柏格的绿邮公司。然而，这些都确确实实发生了。当迪斯尼股票被绿邮削弱，陷入每股20美元时，索罗斯。还有其他人，都损失了一大笔。马龟兹对拉裴尔敏感地觉察迪斯尼公司的趋势很是信服：“阿兰很快就知道了发生的事情，我们把迪斯尼看作一个降低了价值的资金基地，由于各种原因，它将会具有货币的性质。他把它看作一个富裕的、可以发展的的资金基地，是可以走出困境的。”因此，量子公司赚了五成的利润。
1985年，是索罗斯非常荣耀的一年。《金融世界》在排名华尔街地区收入最高的前百名人物时，索罗斯排在第二位。按照这家杂志的说法，索罗斯在量子公司个人股本的利润是6600万美元，还有1750万美元的薪水和1000万美元公司客户给他的奖金。这一年，他赚了9350万美元。
第四节 告别里相帝国
到1986年1月初，索罗斯极大地改变了业务状况。因为美国股市行情看涨，他增加了美国股票和股票指效期货数量，并且提高了国外股票的股份，美国和国外股票总体价值为20亿美元。抛售了价值5亿美元的外汇。
2月里，他把股票减少到12亿美元。3月历日，他对股票涨势感觉良好。石油股的下跌使他对自己的判断更为自信。因而，他把美国和国外股票价值提高到18亿美元，使1月初公司的纯资产价值由9．42亿元提高到13亿美元。
4月4日，索罗斯减少了价值8．31亿美元的股份。10天之后，他又买回了价值7．0美元的股份。5月刀日，他主要以指数期货的形式卖出6．87亿美元。
索罗斯所第十四章 哲学上的探索者
“……我十分高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哲学家。
第一节 失败的哲学家
是什么动机在驱使乔治·索罗斯呢？
金钱？极少有朋友和助手这样认为。“如果让他再赚10亿美元，”他的挚友柏荣·文说，“也不见得使他很开心。第一次赚到10亿美元就并没有让他特别高兴。”
当然，金钱会给他带来快乐，不过不是很多。乔治·索罗斯这个人太复杂，他的思维不仅仅局限在这一空间。不管有多少钱财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银行账号，他也不会像一个贪图安返的人那样对此心满意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和90年代其他许多富豪一样。
对前几代人，非常富有就意味可以自由地打发时间。他们样霍时间，无所事事。但是，正如英国作家安东尼·萨普霖所指出的：“富人不再追求生活安逸，工作已成为他们社会形象的一个极为主要的部分。”
至于他们所喜爱的社会形象的象征——豪华宾馆的套间、快艇和私人飞机已经取代了别出心栽的房屋、花园和公园。但是，新生富豪与前代富豪的最大区别在于流动性。除了生活的安逸外，索罗斯还追求其他东西，他觉得坐飞机比乘快艇要舒服得多，宾馆套间比巨大的宅第更适用，全球环游比坐在池塘旁更能赚钱。
索罗斯区别于当代富豪的一个明显之处在于：在一定意义上说，他过的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除了卡尔·波普的著作外，对索罗斯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有两本书，这两本书深奥难懂但让人折服，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写的《Godel，Escher，Bach》，另一本是格利高里·贝特森写的《走向精神的个体生态学》。索罗斯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投资家，而且自认为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这样说更准确，一个偶然成了投资家的失败的哲学家。1992年秋。在牛津大学，当他被接纳为司法院的捐助委员会董事时，他要求被列为“一个金融和哲学领域的探索者”。“我确实很喜欢被看作实践性的哲学家，”索罗斯曾经说过，“不过。我十分高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哲学家。”
到叨年代，不管怎样，他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些什么，他通常被人认为是“匈牙利企业家”、“经营管理专家”、“亿万富翁投机家”，甚至有一次被当作“全球金融业的坏男孩”（《华尔街日报》，1994年6月1日）。他力图不让人贴上边个标鉴。纽约的索罗斯基金会向新闻界推出的一篇文章称他为“国际慈善家”。他自己却认为：“如果我不能称为一个哲学家，那么，至少不要把我当作一个金融家。
他做得更多的是谋求别人的尊重——通过自己的精神，通过自己的理论观点，通过自己对慈善事业的努力而达到的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他把自己称为一个哲学家，而没有做其他什么事情。人们可能不会多说什么。他不止一次他说过，在华尔街地区的成功，使自己成了被议论的对象，对他的严厉指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华尔街管区是一个非常适合赚钱的地方。但是，除了索罗斯办公室附近小范围的人外，这里的居民对他毫无兴趣。“我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和股票市场的人们在一起，”他向新闻记者唐·多福门吐露，“我觉得他们讨厌。”说，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和商人在一起感觉要舒服得多。
如果停止投资活动，专职进行哲学研究，或许他会非常高兴，但这根本不可能。在华尔街地区，他曾为此失去太多。如果赚钱不会自行结束，这倒可以给坐在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们提供实践的机会。
固然，赚钱对索罗斯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起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竟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而不是学术性或理智性的工作。不过，他逐渐地习惯了。“很多年我都拒绝把它作为我的职业。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现在，我很乐意去接受——事实上，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80年代初，有人间他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经营家感觉如何，他承认“感觉非常良好”。
在华尔街地区，不管他怎样地因为经营良好而感到满意，索罗斯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快乐。陷入到一天接一天的投资决策，这使他极度苦闷。“我完全投入这一工作，但这确实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一方面，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市场中如果作出了错误决策，我得忍受非常巨大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我确实不愿意为了成功而把赚钱作为必需的手段。为了找出支配我进行金融决策的规则，我否认我已经成功。”
投资问题之所以让人如此痛苦，索罗斯有一次作过解释，这就是因为它带来损失。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想赚钱而又不想承担亏损的风险这是不可能的。80年代初他经历的“个性转型期”，就是他认为赚这么多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这一观念导致的结果。
正如思想家们所经常担心的一样，索罗斯担心财富的积累可能会对他产生坏的影响，使人颓废堕落，而且，人们关注他是否仅仅因为他拥有如此多的钱财。“我不得不接受我的成功所带来的力量和影响……我最大的危险在于：因为我拥有巨额资产，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成了有权力和影响的人。”个性转型期差不多是一个解救办法。
第二节 享受人生
他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他有四处上好的寓所：一处在曼哈顿，一处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一处在纽约的伯德福德，还有一处在伦敦。然而，和其他大富豪相比，他是很节俭的，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似乎对大吃大喝也不感兴趣。
埃德加·埃斯特是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他经常在办公室之外看到索罗斯。索罗斯的情趣爱好并不是故作高雅，他说他喜欢戏剧、音乐，但不喜欢收藏。他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他喜爱服装，每次出门穿着都十分得体。
“我过去喜欢收藏，但确实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1993年他对一位记者说，“我喜欢舒适，不过，实实在在地，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每次去国外参观慈善机构，特别是在80年代和叨年代初，索罗斯都避开司机或保镖。参观大学校园时，有时他呆在学生宿舍里，有时候他乘出租汽车，有时候在一个城市他步行走完几条街道，有时候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索罗斯拒绝过一个亿万富翁的生活，给许多朋友留下一些趣谈。泰帕·威姆是一个匈牙利知识分子，负责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慈善机构。有一次，他们坐在匈牙利社科院的大楼里。
“我怎么样可以到那所大学？”索罗斯间。
“你可以乘出租车。”威姆告诉他。
“为什么不乘有轨电车？”索罗斯严肃地问。
索罗斯并不是吝啬，成姆解释说，他很务实。在那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有轨电车是最快的方式，那为什么不坐呢？
索罗斯在南安普顿的房子是一栋石灰粉刷的，盖着西班牙式瓦片的别墅，带有游泳池和网球场。19oo年索罗斯在这里举行了庆祝他的寿辰的舞会。有一个客人说，彼邀请的5oo个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巨头和“匈牙利的百万富翁”。
索罗斯试图给人一种生活节俭印象，不过，这有时候让人产生一点误解。从南安普顿到曼哈顿他的四处寓所之间，有水上飞机，但是没有快艇、也没有劳斯·莱斯汽车。索罗斯旅行时，一般乘商业航班（商业阶层）．较少用私人飞机。有一次，索罗斯很想买一架飞机，这样从纽约到欧洲来来往往就更方便。他问柏荣·文对此怎么看。“这个想法不好，”文告诉他，“如果你有了一架飞机，你就会知道，只有驾驶员想用飞机的时候，你才能用飞机。”文建议他什么时候需要就租用一架飞机，索罗斯采纳了他的建议。
一些人认为，索罗斯特别腼腆，不过他喜欢人们伴他左右。文说：“他喜欢生活在根舒适的地方。乔治不会带你到处看他的房子并对你说：'瞧、这一口钟，或者这尊塑象，或者这幅油画。’他槽得物质享受，喜欢平静安逸的生活。他喜欢把人带到家里，为他们提供美味佳肴，为他们提供帮助与方便。”
他经常举行舞会。有时候他会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苏栅要邀请一些朋友共进晚餐“多少人？”苏姆马上会间。“哦，可能50或者75，”索罗斯会作出反应。然后，苏栅就亲自为70个持不同意见的俄罗斯人及其伙伴准备晚餐。
每年的除夕之夜，他会在纽约的公寓里举行一个晚会。夏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索罗斯都会在甫安普顿消近，对他来说，这些晚会和商业会议、社会活动一样重要。文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晚会，他观察到索罗斯人缘很好。他跟每个人打招呼，能够记住他们的姓名。参加晚会的人有的来自艺术界，有的是打冈球的伙伴，有的是政府官员。那里人很多，让他应接不暇。通过这些活动，他往往能有所得。不过，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彼此接触。
正因为具有爱好社交活动的天性，索罗斯不喜欢定居一地的生活。他希望处于流动之中，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使自己保持敏捷的思维，和那些正从事重要事情的人相互交往。总之，他想去实际上也正在热切地寻求机会，在生活中冒险。这也就无怪乎他讨厌商人，也讨厌处理家务了。
第三节 自命不凡
他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人，是一种对生活赋予了特别目的的人。我们会记起，这就是那个在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似乎懂得这种思想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使我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忆起孩童时代万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继续从事金融市场活动，这种幻想似乎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它们不断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动也让他回忆起，他与新闻界的接触——他并不是不会犯错。1985年，正当他沉浸在投资最成功的一年的喜悦中，新闻记者唐·多福门问他，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准备去做什么。“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他说，“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可以再发生的事件。”这名话的意思是，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即使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也能再发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再发生，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智力呢？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一些伟大的贡献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绊脚石，于是放弃了做一个学者和做一个哲学家的计划。今天，他赚的钱越多，他就越自信，或许有可能返回到知识王国。
正因为有这些想法，他发明了理论——关于认识论，关于历史，关于金融市场一一一他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有价值。他声称他的“发现”，即考虑到个体参与者的偏见在对人类知识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历史过程的钥匙，这个历史过程包含了有思维能
力的参与者。“这正如基因变异是理解生物进化的钥匙。
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认为是没有天赋的人在一起，他觉得十分难以忍受，毕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凭他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他写道：“我认为我确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至于其他那些试图探索市场的人，“我对那些职业化的投资者的才智，评价非常低。我认为，他们的决策越有影响，他们作出正确决策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马龟兹在与索罗斯共事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这种观点深入骨髓，认为自己了解情况的能力要比别人强。我们经常发生争论，这倒不是因为要把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成英语，而是因为他总是想教导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让你接受他的教导，他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谈话。对某事的发生他是如此的自信，当事情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时，他可能感到极为惊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设想发生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本来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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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价
索罗斯决定他将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第一节 慈善观与民主狂想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在他的早期商业生涯中，慈善事业是件很遥远的事，一想起“慈善”这个字限，他就觉得讨厌。1993年，他曾对记者说：“在我们这样上个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文明中，慈善事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绝非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所以，索罗斯身边的人记得，他从来没有谈论过安置穷人的重要性。他倒是愿意捐献大笔钱的，但不想捐给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将钱捐给社团，甚至社会，而且大张旗鼓地捐赠。
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待他的态度，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它改变了他对慈眷事业的看法。他对记者说：“你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反对慈眷基金的。我认为，弄清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即要完成什么事，比基金会本身的运转要重要得多，而基金会也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包括他自己的，必然会“发生质变和腐败”，因为机构里的人会追逐财富、权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有关他以前所组织的基金会的憎况，这个基金会叫“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它的宗旨是重建纽约的中央公园。恰巧，另一个机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拥有同样的使命。当索罗斯的基金会恶意攻击这个组织的时候，索罗斯感到震惊，他不仅制止了这种不良行径，而且“枪毙”了这个社会基金会。他事后说，他解散这个基金会比当初建立它更觉自豪。
但是，若他继续想做好事的话，这些情况都是难免的。他无可选择，他还得建立基金会，他只能尽力设法让这些基金会运作得当。
问题是，他该怎样去捐款？既然他是犹太人，那么他捐助他的犹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索罗斯从不否认他信仰犹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边罢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钱给以色列，直至1986年，当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杜荣之后，他才捐了一小笔资金给杜荣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团。后来，那路撒冷的希怕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他建立一个基金，来收容安置前两年从苏联涌人以色列的50万犹太人，但索罗斯坚持决反对，并中断了这次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捐助以色列入？臭福尔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变自己，否则，支援它便毫无意义。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犹太复
国主义甚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大人应该在他今天生活的社会中安然生活。
当索罗斯寻找一片能够使他成为“成功人士”的天地时，他觉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岭便是从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并且离开匈牙利以后，他才尝到了什么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为什么不给东欧和苏联的那些人同样的机会来尝试自由？
索罗斯决定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为破坏社会主义，索罗斯一直在提供资金，资助东欧和苏联的叛乱。革命并非是引向防御工事，并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并且到最后，它终将会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民主的诞生。
索罗斯计划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产党人的政府不会自动投入他的怀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对待这些国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会失败，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选择何种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业产生最大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运用他的财富重新修改欧洲的政治版图，就像罗斯查尔德一样。
刚开始，当共产党尚统治这些地区时，在这些地区产生影响倒是容易的，但在后来，当共产党不执政后，就不那么容易了。索罗斯对此说：“当你提出一个变革方案时，它马上会被粉碎，因为，一旦将之与其他同类方案相比，它就会变得似乎虚假了。”
但索罗斯深知，光凭他口袋里的钱，是不能将东欧和前苏联弄垮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还得向东欧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毕竟，只有在西方才是开放社会的观念流行的地方。
索罗斯对那些不喜别人到处随便花钱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多棱镜来观察，乔治·索罗斯在政府领导人当中，人们对他的反应是积极的，比那些反犹大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排外团体积极得多，对后者则是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索罗斯在这些东欧国家建立起滩头阵地是相当不易的，罗马尼亚人厌恶他，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厌恶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大人，所以他简直被双重否定。
在西方，索罗斯也不是没有给自己树敌，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从富裕的西方抽取财富给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人们愤怒地发现，把索罗斯的全部对东方的支援算起来，等于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磅来支援东方。对这一攻击，索罗斯极为幽默他说：“我想西方非常应该为东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代表西方人来做。
当然，并非每个不列颠公民都为索罗斯的慷慨行为所叨扰。当内尔，麦克金嫩被问及，他对索罗斯被指控从每个不列颠公民身上搜刮了12．5英镑并把它们送给东欧的事有何想法时，这位伦敦西提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答道：“为了自由，这实属廉价。”
索罗斯投身于慈善事业，实始于1979年，那时他在南非。他认定开普敦大学似是风气开明之地，于是向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然而事与愿违：索罗斯发现他的钱多半被用于已注册的学生，仅少许拨给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对学校的资助。“南非是泪水的渊源，”他后
来解释说，“倘若不用与那种体制相容的法子，办什么事都是举步维艰。’当然，在东欧，他感到自己拥有对抗该体制的筹码：“这是激动人心的英雄事业，回报丰厚，极有趣味。我们在做一桩损毁该体制的事业。我们愿意资助任何事。我们资助众多的项目，但都只提供小额资金，因为任何自治行为都将损害极权主义的教条。
索罗斯一旦专注于东欧，他就感到需要一个样板。他选中了家乡匈牙利。恰巧倒霉的贾诺斯·卡达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罗斯。他们亟需为窘迫的政府筹集外国资金。
弗伦奇。巴沙，当时是政府经济联系的负责人之一。巴沙和索罗斯于1984年会见之时，索罗斯解释说，他对建立一个慈善机构感兴趣。谈判开始了。代表政府督导他们的是乔治·阿克泽，匈牙利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犹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相卡达的挚友。
索罗斯选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表。1983年瓦萨赫尼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迁研究所工作时，与索罗斯首次见面，在1956年事变时，瓦萨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纳吉的发言人，亦是圈内成员。苏联人镇压了反抗，纳吉被绞死，瓦萨赫尼依被开除出共产党并判人狱五年。
瓦萨赫尼依猜想，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机会不会超过一半。对索罗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想改变自己在国外的形像，以获得西方贷款和硬通货。不利的一面却在于，索罗斯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会的经验，没有放任回外人努力鼓励一个“开放社会”的经验。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建立一个基金会的计划，它也不打算给予他自由行事的权利。从他那方面出发，索罗斯坚持独立行事。“我将来到匈牙利，把钱交给我认为值得信任的人。”他不服他说。政府官员们口应道：“索罗斯先生，把你的钱拿到这里来，我们会为你分配它。
谈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罗斯只肯捐资二三百万美元，但这个数字对政治家们来说实在大小了。政府愿意援助科学研究，索罗斯却宁愿拔给基金会负责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写作或是从事艺术的个人。政府想让基金会资助机器设备，索罗斯却想资助人民。
最后，索罗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签署了相关文件。其中一人说道：“太好了！你们的秘书处可告诉我们的对外文化部门，它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坚持新的索罗斯基金会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谈判者震惊的是，索罗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向房门。他不愿签署这些文件。
“很遗憾，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却一事元成，”他说。他是个老练的谈判者，说完这句话，他站起来，向房门走去。就在他的手搭到门把上时，匈牙利官员们立即松口了，他们同意给索罗斯基金会以更大的行动自由。
有了这个让步，索罗斯签署了文件。他许诺，在可见的将来每年为基金会的运转出资l00万美元。199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每年900万美元。
卡达政府的算盆显然是希望通过促进科学研究，索罗斯的基金会或多或少能堵住这个国家科学精英们的嘴。事情的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通过索罗斯基金会的奖学金被派出国留学的学者们，回国时已被市场经济和民主等新奇的西方思想武装起来。
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会的突破性进展，应归功于那次影印机插曲。那一次它赢得了咄咄逼人的改革力量的名声。在这之前，匈牙利当局严密地控制所有可能彼用于地下印刷和颠覆目的的机器。那时匈牙利还极少有人见过影印机。索罗斯决定提供4oo部影印机给匈牙利自由团体、大学、科研机构，条件是政府必须同意不监控它们的使用。总之他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和允准，也许这是因为政府需要硬通货。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一直面对着政府方面的不信任。在头四年（1984--1988），基金会被禁止在大多数匈牙利媒体上宣传它的工作计划。多数媒体上也不能出现乔治·索罗斯的名字和“索罗斯基金会”这个词，偶而出现过几次，政府便认为这太过份。矛盾在1987年达到了高峰。
基金会给了一个年轻人一笔钱。此·人想写一部匈牙利50年代早期的一位首相马帚亚斯·拉科茨伊的传记。一个关于这部将要写成的传记的题目在《世界经济》杂志上登出了。这是唯一一家获准刊登基金会广告的匈牙利刊物。现任首相贾诺斯·卡达见了，心想：“这不行。明天索罗斯就会给人奖金，让他们写我的传记了。卡达将对媒体的禁令扩及到《世界经济》。
索罗斯被激怒了，他作势要关闭索罗斯基金会。“此后两三周内，局势很紧张，”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写道，“最终事态平静下来了。”《世界经济》杂志又获准为索罗斯及其基金会开了方便之门。拉科茨伊的传记终于出版了，风波就此平息。
1988年，卡达和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下了台。新领导人上台不久，索罗斯被邀会见新任的党的总书记卡罗利，格罗斯。这个迹象表明，基金会已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垂青，因他此前还从未被允许和一位领导人会见。
这增进了的关系是短命的，仅持续到1989年。那时，政府的反门族情绪已经明显，基金会在匈牙利的地位日趋下降。东欧没有一个地方对索罗斯的右翼批评比在匈牙利更为尖锐。一篇长达八页的文章于1992年9月刊登出来，题为：“白蚊在吞噬我国——对索罗斯'政权’和索罗斯帝国的反思。索罗斯明确表示，他不会被民族主义者吓倒。“这些人实际上试图建立一个以种族身份为基础的封闭社会。因此我明确反对它们，乐于以他们为敌。
至1994年，布达佩斯的索罗斯基金会己成立10周年，开展了40个项目：资助自由团体和伊朗教育；提供奖学金；国外旅行优先。这些是青年项目。索罗斯基金会甚至还有一个资助校内辩论的项日。“这里辩论的观念不普及，”基金会里一个深色胡子的管理员拉茨罗·卡绎说道，“这里的氛围是让你接收命令而不是辩论。
不过，尽管比较成功，基金会的管理者们感到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匈牙利仍然不是个开放社会，”卡绎说，“我们不得不去改变大量的制度和观念。你可建立一个政党，参加国会，参加自由选举。这些事在匈牙利己经出现，但是这还不能造就一个开放社会，这仅是个开端。
索罗斯对他通过基金会的赞助希望实现的目标，是直言不讳的。“我们不是直接地达到国标，而是要通过反对政府的政治行动，间接地削弱教条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不同思想之间的争论就是民主的材料。
第二节 决斗罗马尼亚
19时年在匈牙利建立起基金会以后，索罗斯决定扩展他的慈替事业。由于被那种在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基金会的思想所迷惑，1986年他进入中国。他的投资很少，仅仅几百万美元，并且，他想用三年时间洞察“深不可测的”东方。但他惨遭失败。他制造各种借口，指责中国的秘密政策劫持了他的地方组织。他在中国文化上也遇到了麻烦。“这是儒家伦理道德而不是犹太基督教伦理。如果你给人一些帮助，他会对你十分感激，他会一辈子喜欢你照顾你，并对你忠诚。那是与一个开放的社会完全对立的。”虽然索罗斯在中国受到了挫折，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前往东欧和前苏联。
1987年，他开始在苏联作努力；1988年，他进入波兰，1989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他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对象是罗马尼亚。 80年代的罗马尼亚，人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有50美元。甚至到了叨年代初，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地站在显得死气沉沉的商店外面，用救济金去购买廉价的牛奶。这些商店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数量极为有限的产品。早几年，通货膨胀高达400% ，购买力几乎丧失。许多年轻人想方设法寻求各种途径出国。
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了革命。索罗斯在纽约和人权观察组织的官员谈话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做一些工作。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那些人看来要自杀。”
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索罗斯感觉到战火即将燃起。他的预料是正确的。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安全部队向特米斯洛尼亚地区的示威者开枪，造成大量伤亡。齐奥塞斯库宣布全国紧急戒严，因为这种抗议和不满已蔓延到其他城市。
5天以后，即12月21日，人们在安全部队向示威者开枪的布加勒斯特举行抗议，第二天，武装部队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这支部队自称为“救国会”，宣布他们已经推翻了政府。
齐臭塞斯库逃跑了，但是，新的战斗打响了，因为军队现在掌握在新政府手中，他们试图消除武装部队对齐奥塞斯库的忠诚。12月23日．齐奥塞西库被抓获，两天以后，经过一次快速的审判，认定齐奥塞斯库夫妇犯有种族灭绝罪，齐臭塞斯库夫妇被处死。
这似乎是索罗斯参与进去的理想时机。
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在元月一口向罗马尼亚派遣了一个调查团。桑觉·普拉朗是该团的向导和翻译，她出生于罗马尼亚。1974年，也就是她15岁时，她到了瑞典，尔后，进入在波士顿的塔夫兹大学弗莱彻外交学院学习，后来成为纽约“人权观察”组织的助理。正当她准
备离开美国时，她接到了乔治·索罗斯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准备资助一个叫做“兄弟们的兄弟”的慈善机构，这个机构正在向罗马尼亚运送医药和其他物质。“我想用船给他们装运医药用品，但是，我不想让这些东西落人他人之手。”索罗斯问她能否去看看，这些医药用品是否已经通过官方渠道，直接分发给那些急需者。普拉朗答应尽力而为。
那时，索罗斯想在1月份去访问罗马尼亚，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基金会。至于基金会的管理，他想到了这个国家领导层中的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这个人名叫阿林·泰尔多瑞斯科，39岁，曾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组织“社会对话组织”的领袖。1989年12月22日那天，反叛者开始上台执政，泰尔多瑞斯科发现，在他的房子外面，停着五辆满载便衣警察的汽车，他的电话线被掐断，他被禁止出门，成了一名真正的囚犯。
泰尔多瑞斯科从没听说过乔治·索罗斯这个人——他根本不知道基金会为何物，也不知道应该去做些什么，这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1900年1月6日，他和索罗斯首次会晤，颇费了一番周折，索罗斯事先并没有约定，就在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这位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的私人代理——的陪同下，出现在泰尔多瑞斯科的台阶上。
泰尔多瑞斯科正忙于一个接一个的会务活动，一个同事告诉他：“有两个美国人在外面等你，其中一个说他是亿万富翁。”泰尔多瑞斯科没有动身，“哦，得啦。不管他们。”他很不礼貌他说。革命发生之后，美国人来了很多，他们告诉泰尔多瑞斯科和其他持不同政见
者，他们有钱想提供一些帮助。所以，他让索罗斯等了2个小时。最后，一位秘书敲开泰尔多瑞斯科的办公室，让他知道这两个人还在这儿。
“让他们进来。”
这位亿万富翁和他的助理走了进来。
“晦，我叫乔治·索罗斯。”，
“好的。”泰尔多瑞斯科说，丝毫不为所动。
然后，索罗斯引荐了瓦萨赫尼依。
泰尔多瑞斯科听说过瓦萨赫尼依，他本身也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曾经蹲过监狱，对于许多东欧人来说，还把他当作一个英雄。瓦萨赫尼依的出现使泰尔多瑞斯科想给索罗斯一些时间。许多亿万富翁都没有打动这位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索罗斯不同于其他持不同政见者。
第二天，在希加勒斯特的洲际宾馆，三人共进早餐。开始半个小时，这位罗马尼亚人和两位匈牙利人在聊天。
终于，乔治·索罗斯切人了话题。
“我是一位亿万富翁。”他开口说。
“嗯，”这是泰尔多瑞斯科惯有的反应方式。
“我非常想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基金会。
“基金会是什么？”泰尔多瑞斯科很有诚意地问。
索罗斯耐心地解释。“你从我这里取钱。你有一个董事会。你做广告说你有钱，人们可以来申请。然后你把钱给出去。
索罗斯说他想让泰尔多瑞斯科牵头来建立基金会，并且可以为他的提议提供100万美元。泰尔多瑞斯科感到，把一个海外的基金会引人本国，这种提议很奇怪也很困难。一个月以后，索罗斯再返罗马尼亚，他急切地想知道，泰尔多瑞斯科为什么对接受这个职位感到犹豫。
索罗斯：“建立这个基金会，你需要帮助吗？
“不错，”这位以前的不同政见者说：“我需要帮助，我不懂得怎样去建立基金会。
索罗斯心里有一个很合适做这件事的人选，桑觉。普拉朗。“你必须见见她，她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有创见的，虽然有点神经质。”
口到纽约，索罗斯打电话给桑觉·普拉朗。
“你对我的基金会有什么看法？
“什么基金会？”她很困惑地间道。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没有开始运作呢。
“你是否愿意去罗马尼亚把它建立起来？
索罗斯似乎在给她提供一份工作，桑觉·普拉朗变得很兴奋。最后，他让她正式出任基金会的首任执行经理，她表示同意。190o年4月，索罗斯再次会晤泰尔多瑞斯科，他们达成协议，泰尔多瑞斯科成为基金会首任总经理。
既然两个最主要工作的领导已经调配，那么基金会的建立就会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会开始运作。它被命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9月，桑觉·普拉朗抵达罗马尼亚开始从事她新的工作。
对于阿林·泰尔多瑞斯科来说，和索罗斯打交道并非易事，因为索罗斯极无耐心。他想把钱花掉，转入另一个国家，从事新的项目。而泰尔多瑞斯科习惯于对话。“我第一次遇见他，他就像个老板。”泰尔多瑞斯利回忆说。他带贬义地使用“老板”一词，其中含义是：有这样一个人，不给他的职员过多的训示，也不给他们提问的机会，却要求他的职员正常地操作。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泰尔多瑞斯科对这位投资家变得非常敬畏。他对索罗斯提出了一套理论：在道义上，他比大多数人站得更高。他认为理解索罗斯的关键在于把他和他本人从纵向上未考察，而不是拿他和其他人相比从横向上来考察。这一思想是泰尔多瑞斯科从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那里抽取出来的。
经过磕磕碰碰建立起基金会，这确非易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基金会职员是第一步，招聘第一批学者也是如此。当第一批60个索罗斯招集的学者在1991年1月3日抵达布加勒斯特火车站，向爱丁堡大学开迸的时候，一个人哭了起来。她承认，当她从报纸看到
这则广告的时候，她想到了这是一个骗局。基金会里，唯一出过国的罗马尼亚人，现在已地处高位，而她却明显地没有。这就是她哭的原因。
即使是基金会的职员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基金会的这种“开放的气氛里，运作起来非常艰难。安卡·哈拉森是个身材高大、富有风韵的30岁的女人，1900年10月，她开始是基金会的项目协调人，1993年她接替桑觉·普拉朗任执行经理。她当年的预算竟高达600万美元。
哈拉森馒慢地相信，每个活动都要求有一个中心人物来作决定。最初在基金会做事使人精神郁闷，但时常的微笑掩饰了她起初的恐惧。到1994年，她说：“我完全接受了基金会的意识形态，甚至把它运用于我的私人生活。我主管的事情很多。现在我已退居二线。我必须授权给他们。但这委托比主管更难操作。”
索罗斯不可能靠他现今的行为洗清他过去在匈牙利的罪名。在罗马尼亚更是如此。罗马尼亚总人口为2310万，其中匈牙利人24O万。一个出生地在匈牙利的亿万富翁来到罗马尼亚，宣扬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和开放社会，对一些罗马尼亚人来说，这简直是以一种伪装的方式，挑唆和煽动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反对政府。
基金会建立不久，索罗斯就开始受到攻击。一些报纸指责索罗斯，说他企图将有180万匈牙利人居住的德兰斯维尼亚“卖，，给匈牙利。基金会追求公平，不希望区别对待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居民，优待或歧视他们。这决非易事。在克拉基城，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请，基金会别元选择，只好给他们提供赞助，这就使得资助的数量似乎有些失调。
索罗斯忽略了这些攻击。虽然基金会没有从索罗斯那里获得任何指示，基金会办公室还是通过对公众尽可能的公开，来进行回击。在受到攻击之前，基金会从来没有印出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单。受到攻击后，他们开始这样做。“这也是一种向其他人说明的方法，我们不仅仅将特兰西瓦尼亚卖给了匈牙利，也做了一些好事。安卡·哈拉森说。
即使是基金会本身所采用的名称——开放社会基金会——也使人产生怀疑：是否有些什么东西被有意隐瞒着。毕竟基金会没有用索罗斯的名字。因此，普拉朗要求泰尔多瑞斯科将基金会改名为“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希望招牌上的“索罗斯”使人们相信，基金会不是一个用匈牙利人的钱来支持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的秘密工具。
当然，这里没有招牌。站在布加勒斯特的维多尼亚大广场旁索罗斯基金会所在大厦的外面，人们很快会注意到：没有一块表明着“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存在的招牌。是否招牌有可能在里面？在基金会办公室外面第三层的走廊里也没有一块招牌。这似乎不是出于疏忽。
想在墙壁上搜寻索罗斯的照片，同样是枉费心机。虽然这里由化出钱，这地方的人会记住他的名字，但使人耳目一新的是，这里没有任何吹捧他的迹象。没有人私下谈到他；或者，开关于他的玩笑。不过，乔治·索罗斯的影响强烈地存在着，像空气一样四处闭荡。在人们的谈话中，他的名字在每四句到五句话中会被提到一次。“开放社会”体现了索罗斯全部的战略目标和使命，基金会的人员知道：如果做什么能有助于基金会实现它的目标，那么索罗斯会尽力去为基金会做的。
虽然布加勒斯特基金会全部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乔治·索罗斯一手包揽，但是，似乎没有谁担心他可能会关阈这个地方，哪怕是由于他的忽发奇想。由于对日元的决策失误，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损失了6亿美元。就是在这种时候，人们也不担心他会关闭基金会。这些损失是索罗斯玩的游戏的全部赌注。
第三节 渗透苏俄
索罗斯于1987年决定在苏联创立一所慈眷机构。在那一年3月，也就是在苏联官方释放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安德烈·萨哈罗夫之后的三个月，索罗斯着手与苏联商量允许他在该国建立一个基金会的事，他的最大愿望在于促进苏联经济改革。
那年索罗斯向在美国的苏联政治避难团成员征求意见。亚历克斯·哥德华是一位在莫斯科出生的科学家，在苏联他是一位有根长历史的持不同政见的人物，他在纽约索罗斯的公寓垦第一次见到了索罗斯。哥德华和他的朋友们都怀疑索罗斯的主张，他们说：“我们确实持否定态度，我们认为你这种努力很快会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折腾掉，无论你多么聪明，他们都将盖过你。”但索罗斯对这种说法颇不以为然。
事实上，索罗斯成功了。1990年，他在苏联建立了公开的慈善基金会）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建立了一些类似的机构。索罗斯通过这些基金会提供商业和管理培训，并向学者、学术团体和英语培训提供赞助。管理培训方案是由索罗斯的老朋友黑塔·赛迪曼制订的。该方案旨在训练从阿尔巴尼亚到苏联的东欧地区的商业管理人才。
1992年12月，索罗斯宣布了他的一个大的赞助项目，即捐赠1亿美元资助在前苏联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这毫捐赠旨在减缓人才外流。当时，已有5万名科学家，放弃了他们的研究工作，离开了前苏联而到利比亚或伊拉克从事待遇丰厚的工作。因此索罗斯此举意义之大可见一斑。
自1987年索罗斯创办索罗斯慈善基金会（它遍布欧洲东部）以来，他的花销飞涨，特别是当他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成立中欧大学之时。中欧大学有来自22个国家的4oo名学生，它的成立实现了索罗斯梦寐以求的愿望。至1994年，索罗斯慈善帝国已大大扩展，分布在26个国家，为此他已在过去两年里抛出5亿美元，而且他已组织发放另外5个亿美元的款项。
一些冷眼旁观者认为，索罗斯办慈善的唯一目的，是为获得更好的信息以便进行审慎的投资。一位怀疑者注意到，在索罗斯为他的基金会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的有一些基金会所在国的内阁部长。卢那扎斯卡，他仍然说：“索罗斯通过他的基金会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当他通过他的基金会开始投入资金后。他就胜券在握了。
第四节 四处出击
1992年突袭英镑的行动使索罗斯吸引了许多新闻媒体，后者想了解他的投资方式。他无意泄密，因而他运用一套策略：即让记者与他在东欧虚延岁月从而达到让媒介分散注意力之目的。结果，记者们花在他的援助项目上的时间很多，而用于了解他投资方式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英国一电视台1992年12月3日的电视报导，似乎可详解索罗斯的援助过程，因为电视台人员正在飞往布拉格的飞机上与索罗斯畅谈他正在进行的一小笔投资。“花在投资项目上的精力占了我的百分之八九十，我每天与我的办公室保持联系，但事实上我不作任何决定，有专门的人从事此项工作……我觉得赚钱比花钱容易。
说到这儿，乔治·索罗斯不禁露齿大笑。
飞机在布拉格机场降落。索罗斯下了飞机，一群捷克电视记者蜂拥而上。有记者问索罗斯是哪一种类型的资本家。“我认为我不是一名商人，我投资别人经营的商业，因此我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可称我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评论家。”镜头摄下了索罗斯哈哈大笑的样子。
当索罗斯在布拉格走走看看，视查他的慈善基金会和中欧大学时，他表示相当满意。“我已有了我所需要的钱，因而我想促进我的慈善活动。我正在考虑尽快把2．5亿美元筹划好。”
2．5亿美元？
几乎没有人能象索罗斯那样不假思索地给出这么多钱。
中欧大学的开学典礼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迈卡伟·哈韦尔这个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今已是总统，索罗斯就站在他旁边，手斜插在口袋里，用左手打手势致意。
“我五年来每年交付500万美元，总共是2500万美元，给这所大学。我们现在的投入水平将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听众中懂英语的学生立即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索罗斯想避免因自己的援助项目而成为时尚人物，虽然他需要理解与尊重，但他一直坚持不把他的照片挂在他所赞助的学校中。对运用他自己的基金会去传播他的思想这套作法他也不十分感兴趣。即使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图书馆（该馆以藏书丰富著称），也没有一本索罗斯的书，学院本身名叫中欧大学院而不称为索罗斯大学，“我不愿死后留名，”他曾大声说过，“我只想影响今日之事。”
就自身而言，赞助比赚钱幸福得多，他的生命有一种更为崇高的目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许多人把他看成一个道德崇高的人或圣诞老人，这倒挺适合于他。当评论家们对他赞不绝口时，索罗斯拂袖而去，就当他们是一群在他身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无害的苍蝇一样，他是受一种使命感驱使的人，希望成为重要人物，成为行动十分随意、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的人，对于他的慈舍基地他曾欣慰他说过：“这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满足，这种满足感不是金钱所能带来.
索罗斯帝国的扩展，其速度非常之快，范围非常之广，索罗斯似乎感到他随时应在任何地方出现。他很难固守一个计划。头脑中一个念头可能使他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这使原来为他准备飞行的人恼怒不已。1992年底，他原定从阿尔已尼亚的地拉那飞往维也纳，但半他上了飞机后，他突然指着操纵杆说“飞往伦敦”。
飞行员做了一个鬼脸，笑了笑，想起为飞往维也纳他已作了两小时准备。
“索罗斯先生，”飞行员说，“你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富有挑战性的人物。”对此索罗斯笑了笑。
不断地从一个项目进到另一个项目，索罗斯似乎正忙着弥补失去的时光。一些零零碎碎的项目，不管多么重要，都不能像大项目一样吸住他的注意力。他一心想留下印象，而且是马上，“他总想开始薪的项目，”迈克罗丝·韦萨利解释道，“如果某事已人轨运转，他对此并元多大兴趣，他的决定并非总是最好的选择，但他能够纠正自己，因为如果他看到某事不利时，他就承认它。
泰勃·韦木在匈牙利与索罗斯一直有业务上的联系，泰勃追寻索罗斯的援助动因直至索罗斯“证券交易所的大脑”……在谈一句话的时候，他会改变主意。这似乎是一颗宜于证券交易的心，上午9时半你买一些棉纺工业，10分钟后你又卖出所有一切，同时买进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长时间地谈论工作效果不明显，他总有点不耐烦。
至1994年春天为止，索罗斯已在西部为他的援助项目赚了一大笔贷款，被新闻周刊戏称为“元帅计划”。一般而言，正取得好成绩。但索罗斯明白在东欧及前苏联真正开放之前他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尽管索罗斯与基金会的全体人员公开宣称，赞成西欧政府及非官方公司将最终取代索罗斯基地的种种努力，事情真相却是由其他公司完成他已有的事业，索罗斯对此内心不满。他很少考虑政府援助，认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实例亦不过如此而已，因为这种帮助只会有益于赠与者而不利于受与者。”他在斯特拉斯堡对一位欧洲议会的官员说：“实际上你不能干任何事，你元力改变东欧。
索罗斯已经有了自己的优势，即成为一条孤寂的狼，能够自作主张，而不用把他的主张提交给别人去求得赞同。杰斐热。萨奇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波兰和俄国政府经济改革顾问，他说：“乔治·索罗斯……操作方式十分灵活，不存在在无限危机之中现金的反复折腾，因而一小笔钱用处大增，可支付任何人的飞行费。旅行费，世界银行可能要花两年使时间才能使事情运转，而乔治一夜之间就可给飞机票。”
由于极为慷慨的赠金，索罗斯的大名已传遍了全东欧和全苏联。一家商业周报载文称他为“从莱茵河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最具影响的公民。”
但尽管声誉鹊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索罗斯因其援助计划进展缓馒而略显低沉。起初，他希望点燃一根火柴以激起一场革命，“我感到我汲取的泉水的深度比我实际预备的要深一些，正因为如此，泉已趋干涸，人也十分疲惫。”
第十六章 索罗斯的心声
名声意味着不断地彼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按到从传媒打夹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第一节 媒体观念
在从事商业活动早期，乔治·索罗斯认为出名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甚至可能会毁掉他。名声意味着不断地被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接到从传媒打来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因此在华尔街，他避免抛头露面，也就无足为怪了。
按照纽约《格兰特利润率观察家》杂志主编詹姆士·格兰特的话说，索罗斯并不是独自生活在阴影里，华尔街地区的大多数人也如此。在华尔街流行的观点是“像蘑菇一样，或许财产只适于在黑暗中。华尔街的人们并不想有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去说明他们怎么样去赚
钱。他们也不想让世人知迈自己有多少钱，因为他们知道：“说不定哪一天，随着政治风向
的改变，尊敬就会变成嫉妒，人们会对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问。”
在早期，避开传媒也很容易。报道商业活动和商界人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些商界人物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可能是手段高明的事业家，在华尔街可能是巨头，但是，传媒却认为他们缺乏鲜明个性、没有吸引力，缺乏争论性和引不起读者的兴趣。直到1984年，颇具争论性的汽车大亨李·文柯卡的自传出版，使大多数读者对他的商业生涯有了大致了解，商界人物第一次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一族。在艾柯卡的书出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传媒对商务活动及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在70年代和80年代，索罗斯似乎对新闻界的宣传不感兴趣。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他。偶尔有一次，在1975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报道，在头版简要地介绍了他的生涯。然而，这样一个让他自我表现，树立公众形象表现自己的机会，索罗斯还羞羞答答地加以推辞。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曾受电视台之邀参加了一系列公开讨论会，进行股票分析。除了几个固定场合外。索罗斯不肯再吐露出更多的信息。
对于索罗斯的朋友来说，围绕投资者的这种沉默不是来自索罗斯，而是来自华尔街。有人认为，正是投资集团出于对他的辉煌成就的嫉妒，他们极少向记者们提及他，因此，据他的朋友们说，商业传媒对索罗斯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态的缺陷在于：当索罗斯真正受到传媒关注时，舆论完全是倾向于他的。
虽然以前出现过有关索罗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当索罗斯成为《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他才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注意。
在杂志中介绍他的文章充满了夸大其词的话语和哗众取宠的措词，称索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证券经营者”。这句话在人们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环。在读者的印象中，索罗斯是一个难解之谜。“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个人成就，索罗斯带给人们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尔出席电台的公开讨论外，在华尔街或者在证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位隐居的司经理，更别说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这就在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索罗斯在什么地方投资，或者从事一项投资活动他会持续多久。作为海外投资公司的经理，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不要求去登记注册。他避免同华尔街的行家们接触。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十分密切地交往过。至于声誉，普遍认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毫无疑问，《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怀疑，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否值得。这篇报道之后的接连数月，索罗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他商业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1982年，在雇用詹姆士·马奎之前。索罗斯很清楚地向他讲述了他“走出证券市场”的整个经历，那时心里不是滋味。
“对于乔治来说，这（新闻界的宣传之后紧接是证券市场的逆转）几乎是有因果联系的，”马龟兹说，“乔治相信对自己报道的危险，他也懂得这可能使一个人坐在以前的荣誉上观望，而不是参与。他认为他已经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样通过新闻媒介与其他人投资，并注意他能从中得到的东西。不仅仅这些。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长期投资者和朋友，因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秘密的阶段。
1983年和1984年，作为索罗斯的得力助手，马龟兹经历了这个“秘密阶段。
在那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会，想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或者索罗斯和马龟兹对某一消息如何影响华尔街的看法。在马龟兹加入基金会时，索罗斯明确告诉他不要和新闻界接触。“我和新闻界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乔治·索罗斯
工作的那一天，”马龟兹说。
马龟兹是一个友善的人，尽管索罗斯这样告诫他，他还是喜欢和记者们交谈，接他们的电话。在马龟兹看来，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确地告诉新闻记者，对他的讲话的报道只能在隐蔽的位置。“我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但决不是要为它们找到归属。’”他和量子基金会都不能被引用，这是他的规定。
索罗斯或许感觉到了马龟兹同记者们的谈话，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此事有时候，马龟兹确信索罗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来源。“他经常以某种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种事情的后台，他会说：'哎呀，这篇文章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写的。’当某一天，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什么东西，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在了报刊杂志上。”
1984年，阿兰·拉裴尔进入索罗斯基金会时，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闻界交往，他遵守了这一纪律。“我们索罗斯基金会被认为是秘密性的，我觉得这样很好。通常，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恰到好处的。只有到最后，你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会抢先起跑。如果你经营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那么，你不希望人们很轻而易举地追上你。如果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购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先于你去购买，这只
会弄糟你的计划。”
索罗斯的客户都在国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户按照拉裴尔的说法，“他们都不愿意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罗斯的新闻政策就是排斥，他没有代言人，也不搞新
闻发布会。“我们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去。’“拉裴尔说。
1987年9月，索罗斯接受《幸福》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杂志封面标题为“股价太高了吗？索罗斯预言美国股市将不能出现逆转，日本市场也同样如此。此后不久，华尔街股市暴跌。
“这正像你们在《体育画报》封面的出现一样，”拉裴尔说，“你们队喜欢赢得世界杯，然后迅速地消失。我们稍稍开个玩笑：在杂志封面上露露脸，却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第二节 著书立说
为了达到他的其他一些目标，特别是扶持在东欧和其他地方的公共团体，索罗斯不可能完全地保持隐秘状态，因为他希望受人尊重。他希望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把他视作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他知道，如果他有一个更良好的公众形象并且为公众利益说话的话，那么，这对他
在东欧所作的慈善事业大有神益。
他似乎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一方面，从投资方面来看，要把自己拉向隐秘；另一方面，从慈善事业方面来看，要把自己拉向公开。他下面的一段话，是对这种拉伸力最形象的刻划：“自我暴露是极具破坏性的，但是，我性格的一个缺点，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看透，就是急于自我暴露。·他的反馈理论使他站到了投资市场的最上层，现在一1987年——他准备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自己。他运用了他最强有力的资源，即他的思想。因为他确信：在世界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位置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位置在过去曾经被否定过，那么，现在怎么样了呢？
很久以前，他就想出版一本书，对人类的思想作点贡献。但他知道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向公众表达得更清楚。“人们没有完全理解我，”他有一次说道，“因为我还不擅于表达这些复杂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很复杂。
然而，对他来说，出版一本哲学书仍然是一个元从捉摸的梦想。他或许可以出版一本解
释他的金融理论的书。然而，在投入写作之前，他犹豫了。他担心：公开自己的金融理论，让公众来仔细审查，这似乎是在自吹自擂。如果这本书出版以后，他又遭遇一次更可怕的证券市场的逆转，那慈善事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到那时，公众会怎么说呢？他们又会怎样来看待他的金融理论呢？
不管怎样，他决定投身于写作。
最终《点石成金》一书的草稿大体完成了。他开始为它的公开出版作准备。早在1969年，他就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给同事们看过。一些人吸收了这些思想但不发表意见，一些人认为它4卜常难懂，极少有人作过具体评述。他们知道索罗斯对他的作品喜欢听表扬意见，而不喜欢批评。
看过这本书的最早版本一一一实际上是一些松散的手稿一一一的人是吉米·马龟兹。“他把这些笔记给我看，这些东西非常难懂，非常难懂。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安眠药，”詹姆士·格兰特是纽约《给予物利润率观察家》杂志的主编，华尔街地区头脑机灵的人物之一，他对《点石成金》评价极低：“我试图去看（这本书），可是看完了仍然是两手空空，或者说，头脑里一片空白。从中我找不到一个特别清楚的解释。
另一个看过一些原始章节的人是阿兰·拉裴尔。“这本书是给研究生读的，不是一般的读物。我们必须像他那样读每一章的每一部分。坦率他说，它不那么刺激。从读者的方面看，它不是告诉你怎样在十天内赚一笔大钱。他前后跳跃性极强，他不让任何人来修改这本书，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西蒙·斯库斯特出版公司想让一个职业的编辑去改写这本书，使之达到出版水准，但索罗斯拒绝了。
说手稿缺少一个改稿人，这也不完全正确。柏荣·文是索罗斯的一个交往时间很长的朋友，是在摩根·斯但利地区的一位美国投资战略家，对这本书他作过重大修改。“他写出草稿，然后，我对重写提出建议。并且我也作过重大地修改和润色……有些人说这本书仍然无法阅读，而我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看看以前是什么样子。”
起初，索罗斯想把这本书命名为《繁荣与萧条》，但柏荣·文告诉他不要用这个名字。“那早就是陈词滥调了。这个名字似乎要求这本书什么都包括进去。
索罗斯非常担心读者会误解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他出版这本书，不是指导在华尔街的人们怎样去赚更多的钱财。读者可能会在书的每一页去寻找投资秘密；但是，他并不是想去帮助别人赚钱。他写作只有一个目的：向读者介绍他的金融理论，这个理论是关于世界有机体怎样运作这一系列整体理论的一部分。他说，他是在运用自己“在证券市场中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历史过程，特别是现代历史运动的方法。”
首先要意识到的是，要使公众对他的观点感兴趣，索罗斯必须使自己能被别人理解。他必须以一种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理论；他也必须明确他说明，作为一个投资者，他是怎样运用自己的理论来作决策的。
如果他能做到这些，他或许能打开一扇通向他人心灵的窗口，他期盼已久的被人尊敬也就会接区而至。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只能弄得人们摸不着头脑，也就不可避免地让大多数或全部那些焦急等待着的人们失望。然而，评论家们认为，这本书存在着严重问题：在金融界里，并没有为索罗斯赢得很高的声誉。
原因很简单。
索罗斯确信：他这种非凡的金融才干，和已有的公众名誉越来越不相称，他可能会继续生活在阴影中。他也确信，《点石成全》的出版，可能会提高他的声誉，用不着更多地站在新闻界的镁光灯下。
他打算找出自己的失误所在。
1987年，当《点石成金》出版的时候，索罗斯希望金融界及其外围会尊敬他。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感到被抛弃了。然而，这本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光明，新闻界对他包含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漠不关心。当索罗斯意识到人们感兴趣的是他的投资策略而不是他的理论的时候，他感到了一丝失望。
当西蒙·斯库斯特出版公司与他谈及提高这本书的影响的时候，索罗斯认为，他正行进在同新闻界进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而不是把自己暴露在他商业生涯中已经避免了的各种问题上。
“你必须走出来公开宣传这本书。”出版社的一位高级编审告诉他。
“不错，我猜想只有如此。”索罗斯勉强地回答。“我应该做什么呢？”
“哦，”出版社的人解释说，“你应该让《幸福》杂志、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刊杂志来采访你，我们去为你联系。”
索罗斯以人们将会计对他这本书来采访而安慰自己，这是一种相当天真的想法。他的几个助手也给他作了分析：“不会的，他们不想跟你谈你的书。他们想知道你最近购买了什么，这是他们要问的东西，这也是他们想知道的东西。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索罗斯和几个公司经理在开会。他突然宣布他要去赶开往华盛顿的火车。
“我准备上'华尔街一周’节目，”他似乎有些自豪，“他们准备讨论我的书。
阿兰·拉裴尔是在场的一个经理，他知道索罗斯不看电视，但他试图从电视台得到帮助。
“你知道这个节目是谈什么的吗？”
“当然，他们想讨论我的书。”索罗斯显得很自信。拉裴尔再次说道：
“乔治，他们并不是想讨论你的书。他们想知道你准备买什么，你最喜欢的股票是什么，他们会问你许多你不想理睬的问题。”
“不会，”索罗斯说，这次他的声音不再那么自信，“他们会讨论我的书。”
那天晚上，索罗斯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果然两分钟的诙谐之后，问题就向他提出来了：
“你喜欢的股票是什么？”
不管怎样，索罗斯还是有所准备。
“我不想告诉你。”
结果他没有告诉他。
不管怎么说，这次采访是他酋次进入公众生活的世界。但是，对此他并不觉得很舒服。索罗斯又进入了一个让他吃惊的圈子。
唐纳德·卡兹写情绪索罗斯，说想采访他。但是，找到索罗斯是件很困难的事。这位作家似乎已使尽了浑身解数，直到他知道索罗斯写了一本书，后来他对这本书这样描述道，“这是一本十分费解的但有时却使人吃惊的杰作。”。
卡兹给这位投资者写了封长信，恳求给他一次采访机会。他的请求表面上很令人高兴，谁能拒绝一个读者，拒绝一个声称读过你的书的人呢？几天后，索罗斯给予了卡兹仅10分钟的时间。其实，他不完全相信卡兹读过《点石成金》。
卡兹到达索罗斯公司办公室后就被带到一间满是书籍的等候室里，这里有诸如《定量风险评价规则》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之类的书，他还发现了一本中文书和一本关于一个画家的书。不久，索罗斯走了进来，身着一套很漂亮的灰色西装，看起来很高兴。他陪着卡兹走进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
然后，索罗斯开始提问，问题提出来更像是一种陈述，带有犬儒主义或者怀疑的色彩。
“哦，你说你正好看了我的书？”
卡兹说他已经看过，但他感觉到索罗斯充满疑心。
“你理解了吗？
不管卡兹回答了些什么——他不能提供任何线索——这使索罗斯确定了与这位作家谈话的策略。他和在华盛顿电视讲话中观点一样，他只关心哲学问题，对赚钱丝毫不感兴趣。
“我真正的兴趣在于真正的分析，”他对卡兹解释说，“这是我关心的理论。我在市场中的成功，仅仅给我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人们会重新看待我。我对找寻新的客户没有任何兴趣。，，
然后，索罗斯咧嘴一笑：“而且，我确实没有打算通过这本书发财。”
第十六章 大崩溃
对市场连续变化趋势的信事变得比对市场容量的依赖更大。
第一节 流血的预测80年代中期，股市的牛市使许多投资者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收益。其中，收益最多的是乔治·索罗斯。
1986年，量子投资公司的财富增加了42.1 ％，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从公司中获得的收入达2亿美元。
1985年和1986年，他为个人及其海外投资集团积累了25亿美元的财富。
1982年8月到1987年8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从776、92点攀升到2722．42点。按照索罗斯的反射理论，股市将攀升得更高。因为那些狂热的投资者将使股市进一步升高。
但是，依据自己的理论，索罗斯知道，股市暴跌的局面迟早会出现。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它不可能马上到来。
同时，9月2日的《财富》杂志封面刊登了索罗斯肖像，他宣称：股市并不见得好，特
别是日本。
他说：“股票升了再升，已脱离了价值的基本准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股票一定会低迷。因为股市价格过高，说明不了股市不能持续下去。如果你想知道美国股票价格如何过高的话，看看日本的就可以。”他在华尔街重复着上述观点。
为了适应日本结算特点，东京股市进行了调整，但日本股市的收益率1987年10月仍为48、5％，而同期英国为17．3% ，美国为19．7％。索罗斯认为上述数字对东京股市来说一个坏的预兆。
他也知道许多日本公司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大量投资于其他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甚至借债来进行自己的股市运作。随着东京股市的飞涨，大量股票上市公司使这些公司的股票价值大大提高。但是股市大暴跌的威胁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根据反射理论，索罗斯认识到疯狂的投资可能引发日本股市的暴跌。日本股市占全球股市的36％，因此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将会受到这种暴跌的影响。索罗斯对日本股市充满了悲观，“日本股市膨胀不可逆转，有秩序的收缩已不可能了，股市暴跌正在来到。
他认为如果日本股市暴跌，美国股市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美国股市一点也不像日本的那样超出常规水平。因此，当他在华尔街看到美国存在着与导致日本股市走向极端相同的运作程序时，并不为美国股市过多担忧。接着，他把几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到了华尔街，他乐观他说：“美国股市只是最近才过热，但它能用平和、理智的方式纠正这些偏差。
没有人同意这种观点。10月中旬，罗怕特·普罗斯特，一位著名的市场预测者，警告股民们应从股市撤出。与许多投资者一样，索罗斯对普罗斯特的评论感到震惊。10月14日，索罗斯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撰文再次预言日本股市正走向暴跌。
第二节 灾难的开始
但接下来的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周。
10月19日，纽约《金融时报》负责人安纳托利·卡利斯要求投资者注意股市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认为索罗斯是一名非凡的解说者，给他作了历史性的、富有哲理性的解说，俩人曾探讨了1929年股市和现在股市正在发生情况的类似之处，他说他毫不怀疑索罗斯对股市面临危险的所有见解，卡利斯记得索罗斯用轻松的口气说：“单从技术上讲，1929年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出现了。”索罗斯的意思是说金融市场正在走向极度的崩溃，这是他一个时期以来所一直预言的。
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了，下滑到创纪录的508．32点，索罗斯所预言的要暴跌的日本股市却极为坚挺，一直持续到星期二。华尔街股市暴跌，标志着，5年牛市的结束。
10月22日．星期四，纽约股市又反弹300点，但接着又呈现熊市，美国股票交易量在海外股市交易中急剧下降，索罗斯决定抛售几个大的长期股票份额。
巴洛恩对发生的事情描叙到：“其他的交易商捕捉到了陷入困境中的大商团信息，他们犹豫着，围绕着猎物。彼拍卖的股票从230点下降到220点，到215点，再到205点和200点，于是，交易商进行了收买。索罗斯在195点和210点之间进行抛售。这种变化是惊人的。是索罗斯集团的抛售而不是交易过程使期货交易的现金折价率达20％，从而低于卖合同中现金总额。5000份合同中的折价达2．5亿美元。期货经营公司的经理们只好承担了这笔钱。”
索罗斯集团曾退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马上就恢复了，在244、50点结束，索罗斯一天的损失达到了2亿美元。
第三节 索罗斯的内疚
像结果证明的那样，索罗斯是华尔街股市暴跌中最大的、唯一的亏损者。
他承认他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我希望转变出现在股票市场，但回想一下，它明显出现在债券市场，特别是日本的债券市场，那里债券收益今年早期几个周内已翻了一番。”而美国债券市场在1987年春开始逐渐下降，索罗斯没有看到华尔街债券市场开始出现的下滑趋势，反而还期望美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电视经济评论员亚当·史密斯对索罗斯看到股市暴跌反而陷入感到奇怪。
索罗斯但然道：“我犯了个大错误，因为我预料股市崩盘出现在日本，我为此作了准备，这将给我机会以防备在美国出现的股市下跌，但实际上这种崩盘出现在华尔街而不是日本。所以，我错了。
第四节 一失足成千古惧
1987年股市暴跌后不久，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有见地的指出索罗斯损失了6．5亿一8亿美元。
例如《纽约时报》于1987年10月28日报道：量子投资集团股票价格从每股1969年的41．25美元上升到股市暴跌之前的9793．36美元。《纽约时报》写道：“这一次可能是量子投资公司损失的第二年……自从8月份股市下滑以来，量子投资公司财产损失30％，从
26亿美元下降到不足18亿美元。仅仅上周，索罗斯就抛售了成千上亿美元的股票。
巴洛恩在《佛罗伊·挪瑞斯》杂志1987年11月2日的“交易者，，专栏中写道：“由于股市暴跌，量子投资公司遭受了32％的财产损失，从26亿美元下降到18亿美元。按照已洛恩的文章，索罗斯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损失了8、4亿美元。在同巴洛恩的一次简短的电话交谈中，索罗斯承认了商业上的损失，但声称自己公司的财富今年仍增加了2．5% 。
人们关于1987年股市暴跌中索罗斯到底损失了多少财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索罗斯，按照亚兰·拉裴尔的说法，索罗斯一直在使媒体相信他的损失远比谣传的8亿美元少得多。
“很不幸，”拉裴尔评论道，“一些人喜欢把看到别人的失败作为自己的快乐。现在有许多关于量子投资公司的信息，但退回到1987年，外界能得到的关于量子公司的信息只是在《金融时报》中的'海外信托投资’栏中作为行情表刊登的那一点儿。”
损失的8亿美元并不是公司的财产价值，如果你想买入基金，你必须付相当于财产价值的钱以及一笔保险费……基金财产价值并不是你在《金融时报》上看到的，但人们并没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他们怎样算出8亿美元的：
“这些人说你进入10月份每股价值2万美元，而到月末则为1．6万美元，因此你每股
损失了4000美元，但我认为他们的计算包含了保险费。我们实际的损失是3、5亿到4亿美
元，大家都认为实际的损失为6．5亿到8亿美元。这太糟糕了。加里·格拉斯藤以乔
治·索罗斯的名义向《纽约时报》解释了保险费问题，但《纽约时报》早已得出了自己的结
论。这使索罗斯很沮丧。
“这不正确，”他说：“他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结论？他们怎么这样做？”
“我告诉他：'乔治，你不要陷入无为的争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但这确实使他变得脾气暴躁，除此之外与媒体的交流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实际上，股市的暴跌使索罗斯1981年的收益化为乌有。股市大崩汲后一周内，量子公司的股票价格下降了26．2% ，每股达到l0432．75元，这比所有美国股票平均下降17％的幅度还大。又据报道，量子公司从10月8日以来损失了31、9％，这意味着索罗斯个人损失了1亿美元。
一名《时代》杂志的记者问索罗斯对这次挫折的反应。“我很乐观。”这是他所能做出的口答。在认识到这是一次较大的挫折后，他说：“我仍很高兴。”
虽然10月份的股市暴跌是索罗斯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他仍极平静地承受了这次打击。“在暴跌时间，他十分平静，”他的一名投资伙伴说，“他的状态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好，他可能认为，市场不应有所反应。但是，一旦错误出现，他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对于索罗斯来说，暴跌没有结束，他认为另一场金融崩溃有可能发生。“许多人正在使股市升温而脱离常规，”他说：“正如60年代和70年代股市下跌使50年代和60年代积累起来的财富化为乌有，现在在灾难面前股市又将面临新的考验。”
在1988年早期他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注意到了1987年与1929年的股市狂跌之间的明显相似之处。
在所有的市场中，联系自身并不总是用相同的力量发挥作用
在所有市场中，各种联系自身并不总是用相同的力量发挥作用。虽然如此，作用的方式却经常显示出相似性。如1987年和1929年的股市暴跌无论在货币流通趋势上升和下降方面，货币超出常规的趋势是一样的显著。
“在货币市场，国际货币流通的相对重要性和过分的汇率波动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而国际资本的流通正在呈连续递增趋势
“但在股票市场，连续增长的趋势几乎没被注意到……当人们对市场平均指数作出判断时，很难脱离市场趋向而作出独立的判断……
“最终，对市场连续变化趋势的依赖变得比对市场容量的依赖更大，当一个市场开始衰落时，这种衰落将加剧，直到市场瓦解为止，许多设想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都不能运行。
“对市场流动性及流动性缺乏的讨论更多地被误解了，重要的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平衡。对连续变化趋势的思考（如指数、运行规则、技术分析）和连续变化趋势的主体（如有价证券、保险和选择权）打破了这种平衡。金融市场需要买方订单和卖方的货单顺利实施而避免过多的成本，但超出一定范围，这种流动性是有害的，因为它鼓励连续性行为。
对市场连续变化趋势的信奉变得比对市场容虽的信赖更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到1987年末，量子公司的财富仍上升了14．1％；达18亿美元。
实际上，股市暴跌只是引起索罗斯在华尔街地位的轻微震动。
当《金融世界》杂志发表它的华尔街所获报酬最高人的年度概览时，索罗斯名例第二，在保罗·约翰斯之后，约翰斯的收入估计在8000万一1 亿美元之间。索罗斯1987年的收入，尽管有股市暴跌，仍为7450万美元，难怪他平静地接受了股市暴跌所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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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高处不胜寒
你对还是错，这并不至要。重要的是你决策正确时收益多少，错时损失多少。
第一节 德鲁肯米勒
由于将注意力和热情专注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乔治·索罗斯越来越不愿意紧密关注量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了。他是能够分心的，从80年代中期，公司财产价值达10亿美元之上。索罗斯正在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促进欧洲社会开放上，而较少地操心于赚钱。
到1988年秋，索罗斯决定选一个人，这个人不仅能负责公司的管理，而且能随时接管整个公司的运作，这个人还能在投资领域作出决定。找到这个人并使他成为舵手是索罗斯所做出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
他选择了斯但莱·德鲁肯米勒。
和索罗斯一样，德鲁肯米勒，早期并没受到媒体注意。他是一名投资天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在缅因州的波顿大学学习英语和经济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密执安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但随即发现经济学过于量化和理论化，对现实看起来毫无作用。
德鲁肯米勒于1977年成为匹兹堡国家银行的一名股票分析员，年薪10800美元。不久，他成为证券研究的项目负责人，年薪23000美元，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成为部门经理，年薪481000美元。两年后的1980年，当他28岁时，他离开了该银行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管理公司。这一行动是应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理的要求所做的，该公司给他月薪1万美元。德鲁肯米勒命名自己的基金为杜昆森资本管理公司。
6年后，德鲁肯米勒成为杜富斯公司的一名基金管理员。在该公司，他管理着股票、债券和货币在长期和短期方面在市场的进出。他的天才受到了好评。德鲁肯米勒被授权负责几个基金的发展，最著名的是1987年3月建立的战略进取投资公司，在以后的17个月中，该公司一直是这一行业中运行最好的。
德鲁肯米勒在战略投资公司的成功引起了索罗斯的注意。按照索罗斯的安排，德鲁肯米勒首先找到了索罗斯。德鲁肯米勒很符合索罗斯所要寻找的那个人。虽然德鲁肯米勒一直在考虑回去全身心地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但索罗斯是他崇拜的偶像：“他看上去早在我20年前就已奉行我所选用的经营哲学，”这种哲学就是掌握长期和短期股票的核心分额，利用贷款投资去交易期货买卖、债券和货币。
索罗斯邀请德鲁肯米勒会谈了几次。
德鲁肯米勒无法平静了，是回到杜昆森公司，还是冒险为索罗斯工作？
德鲁肯米勒听说过有关索罗斯的事情，他知道，索罗斯爱凭一时兴致雇佣人，并且量子公司的工作变动串是很高的，当他把要去量子投资公司工作的想法告诉他的投资圈内的朋友时，他们都建议他不要到那儿工作。
谣言没有过多地干扰他。他所设想的最坏的情景是，在索罗斯解雇他之前他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他会接受一个教训。但一旦他返回杜昆森，这一年的工作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决定吸收德鲁肯米勒之后，索罗斯发出了急切的邀请，甚至在他正式雇佣德鲁肯米勒之前，索罗斯就已称呼他为“我的接班人”，这对德鲁肯米勒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也是令人害怕的事情。“当我到索罗斯家中接受会见时，他的儿子就提醒我，我是第十个'接班人’，没有一个人持续太长的时间……第二天，当我走到索罗斯办公室时，职员都称呼我为“接班人”，但他们也认为这太可笑。”
1988年9月，索罗斯把工作交给德鲁肯米勒，德鲁肯米勒接受了它。现在德鲁肯米勒所要做的是证明他胜任此项工作。
开始的六个月是极为残酷的，正如德鲁肯米勒所担心的那样。两个人可能有相似的经营哲学信条，但他们的执行这些信条的战略不同，德鲁肯米勒想独立地操作，不想让乔治·索罗斯监视着自己并反复揣测自己的每一个行动。而索罗斯不想给德鲁肯米勒过多的自由，他必须掌握这种自由，因此索罗斯企图控制德鲁肯米勒。
任何一个新雇员都不想与老板发生冲突。因此，当索罗斯建议某事时，德鲁肯米勒只是执行，德鲁肯米勒为索罗斯所震慑，他常把索罗斯描绘成时代的最伟大的投资者。
但后来德鲁肯米勒对索罗斯的让步变成了索罗斯对德鲁肯米勒的了。对于出自索罗斯之口的事情持异议这似乎大愚蠢，但德鲁肯米勒不肯只作一名职员，他最后告诉索罗斯：“你不可能在一个厨房同时做两分菜，这不可能。”索罗斯答应让步，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变化发生。德鲁肯米勒采取的逆来顺受态度是暂时的，于是1989年8月，在德鲁肯米勒加入量子公司后近一年，两个人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吵。
德鲁肯米勒独自在债券市场取得了一个份额，而索罗斯没与德鲁肯米勒商量又把这些债券卖掉了，这是索罗斯第一次背着德鲁肯米勒所做的事。
德鲁肯米勒愤怒了，两个人互相争吵着，最后索罗斯冷静下来，答应他将与德鲁肯米勒保持一定距离，不再干扰他。
索罗斯知道，他和德鲁肯米勒度过了这些令人难堪的时期。
“开始，他发现很难为我工作。虽然我给了他很大权力，但他仍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受压抑，因此他感到他工作得不加入我的公司之前那样好。”
索罗斯能适应这样的安排？德鲁肯米勒心存疑虑，索罗斯以前曾没采取过低姿态，现在他为什么要开始新的篇章？
但随后的几个月，在1989年下半年，德鲁肯米勒碰到了好运。
此时，东欧发生了巨变。11月柏林墙倒塌，索罗斯天天追综东欧所发生的事件，他说1989年夏季，我就告诉斯但莱他必须全面负责基金的管理，从那时起我们没有一点难处，我成了教练，而他成了参赛者，我们的操作提高了……
没有索罗斯干预，在相信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马克将坚挺的基础上，德鲁肯米勒为量子投资做了他的第一笔大生意。虽然看不到索罗斯，但德鲁肯米勒脑中却留有索罗斯的印象，他想起了《点石成金》，特别是索罗斯关于货币的理论。其中一部分就是随着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紧缩政策出现的同时，又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那么，一个国家货币值将升，现在正是在德国马克上下赌注的最佳时机。
实际中，索罗斯的理论与现实截然不同。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两天，马克贬值了，人们相信财政赤字将增大，而这对德国货币将形成伤害。虽然如此，德鲁肯米勒仍遵从索罗斯的建议，在以后几天内在货币市场投入了20亿美元的份额，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他也相信日经指数上涨太高了，日本银行正在执行紧缩货币的政策，德鲁肯米勒于
年下半年卖空了日本股票，这对量子公司又是一次幸运。
第二节 小试牛刀
80年代后期，美国的借贷风气极大地帮助了大集团投资者如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
1989年下半年一开始，短期利率收益变得低于长期利率。《格兰特利率观察家》主编詹姆士·格兰特解释说：“因为你能以3．5％利率借贷，并购买能给你带来5．5% 利润的政府债券。要是延长你的交易，这微不足道的两个百分点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
理论上“微不足道的两个百分点”适用于任何人，投机交易集团也有方法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格兰特评论说：“投机交易集团有那种平衡单准许他们抵押货款，你和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借出10亿美元的钱……”
“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所不同的是个人合伙能并且一直在持续借贷。如果你开始有10亿美元资本，你就能借到许多钱……好！如果你用10亿美元，或50亿美元来做，你所能做的就是在早晨显示你的财富价值！……这种商业气候适合投机，适合大规模的投机。
早在1991年，德鲁肯米勒就在美国和日本货币市场取得了30亿美元的短期份额。在美国和世界的债券市场，他也取得了一个巨大的短期份额。有人认为1991年前两周，一旦美国攻击伊拉克，市场将严重下跌。
德鲁肯米勒不同意这种认识，他把量子公司的期货买卖份额从短期转到了长期，他保留了在股票特别是银行和不动产的较大的短期份额。到战争爆发，量子投资公司的市场份额全部是长期的。结果证明，德鲁肯米勒的预测是正确的，尽管到1991年1月市场份额不太合理：30亿美元的无定息股票的短期份额，30亿美元的美元对换马克的短期份额，加上一个在日本和美国的大的短期份额。但到1月底，量子投资公司在日本和美国的债券短期投资利润在盘旋上升。
量子投资公司获得了53．4% 的收益，其财产价值达3157259730美元，公司一名发言人说：“今年我们很幸运，我们在股票、货币、债券交易上获得了巨大利润，像这样幸运是极少见的。”上半年，这些交易还是牛市，但到了下半年后，就呈熊市。
德鲁肯米勒1991年的最大的成功是他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债券和货币方面所下的120亿美元的赌注。当债券价格在八、九月的经济衰退中上升时，量子公司赚了上亿美元的钱。量子公司在生物技术股票方面也做得很好，在墨西哥的电话股票及其他一些股票上赚了2亿美元。德鲁肯米勒为其老板做得如此好，使索罗斯成为美国1991年收入最多的人，达17亿美元。
德肯米勒做得很好，得到了索罗斯的极高敬意。
从分工上讲，德鲁肯米勒是12个经理之一，但事实上，他管理整个公司的运作过程，自德鲁肯米勒接管量子投资公司以来，公司每年财收益平均为42％，高于索罗斯创纪录的30％。1989年，在德鲁肯米勒领导下，量子公司的财富增长31；6％，19oo年为29。6％，1992年为53．4% ，1992年为68．6% ，1993年为72％。
虽然很少得到索罗斯的直接指导，德鲁肯米勒仍把这些功绩归于索罗斯，他遵从了索罗斯关于怎样建立长期收益的哲学信条，这产生了巨大作用。
通过时资本和国内挤兑的保持来获得较高收益
索罗斯对德鲁肯米勒解释如何获得长期收益，就是“通过对资本和国内挤兑的保持，你要极富进取心，特别是当你取得好的收益时。许多经营者一旦获得收益达30％到40% 时，就极小心地进行交易，而不极力地获取早已认识到的收益，真正获得较高长期收益的办法是
用心努力去做，直到你的收益达到30% 到40％，接着，如果你有信心，实现一年100%呢，如果你能把几个年收益率l00％连起来而避免下降的年份，那么你就真正地获得了较出色的长期收益。
德鲁肯米勒提及到索罗斯教给他最著名的信条则是“无论你是对还是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决策正确时收益多少，错时损失多少。有几次当我在市场上做得对面没有达到最大收益时，索罗斯批评了我。
你对还是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决策正确时收益多少。错时损失多少
德鲁肯米勒在量子公司工作后不久，就知道了这些，他对美元无多大热心，当他在德国马克交换市场上取得了一个硕大的市场短期份额，这一份额开始对他有利时，他自感极好。但索罗斯在他的办公室和他一起谈论了这一问题。
“你有多大的份额？”他问。
“1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回答。
“你这叫份额？”索罗斯说，这以后就成了华尔街的俗语。
索罗斯建议德鲁肯米勒把它的份额增加一倍，他照办了，正如索罗斯所预料的那样，量子公司获得了很大收益。
德鲁肯米勒说：“索罗斯教育我，当你在交易中极端自信时，你必须走到头，要勇于做一个不知足的人，勇于利用巨大的贷款投机去获得收益。正如索罗斯所提及的，当你正确时，你不一定收益最多。”
第三节 苏珊
他经常说，对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之一的是他的妻子苏珊，他公开和私下都说过，“苏珊极力使我保持人情味。
有一个时期，索罗斯想住到伦敦，在那儿他更能接近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这一想法最迫切时是在80年代和刃年代。但苏珊希望为了孩子，大家一起住在纽约，最后苏珊说服了索罗斯。虽然索罗斯花了许多时间在全球各地做生意，但一家人还是住在了纽约。
对于对索罗斯不利的公众来说，苏珊是一个明显的把柄，1991年发生的争论事件是由苏珊对索罗斯的英国男管家和厨师不满引起的，这两人的年薪各为3．5万英磅，而且还结了婚。
当时的报纸披露：索罗斯离开家后，苏珊就认为尼克·戴维森的英国风味饭菜极为不好，她招进的主厨是美国的米里亚姆·桑切斯。《纽约邮报》还报道了索罗斯用名贵的拉夫提酒做菜的事件。据英国《每日电讯》报道，桑切斯和戴维森某日发生了关于用哪把匙子来吃蛋奶酥的争吵。苏珊解雇了戴维森和那名厨师，这一对夫妻求诉于英国法庭，苏珊告诉法庭她喜欢桑切斯的饭菜而戴维森的炒得有点过火。戴维森争辩道他与桑切斯之间的争吵是苏珊设下的诡计。
“索罗斯夫人比索罗斯年轻25岁，我担心她要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戴维森说，“在索罗斯离开后，她解雇了我，因此我试图给索罗斯打电话，但他不与我说话。”另据报纸报道，1991年5月，英国法庭判决苏珊付戴维森4万美元，这是依据法律所应给予的大部分赔偿费。
一名索罗斯朋友，英国记者安纳托利·凯利斯告诉我“拉夫提酒”插曲看起来完全不合理，他对英国媒界对此事的报道感到难堪。“一点也没有真实的迹象……索罗斯住的别墅同他现在住的房子一样，状况并不好，他的夫人用拉夫提酒做菜似乎不合理，我在他们的伦敦
家中用过几次餐，说他们让一个人去买最贵的酒倒人菜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他们的生活作风。
1993年，苏珊·索罗斯建立了她自己的学校一一巴特装饰艺术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位于纽约西86街，是巴特大学的一部分，设立了两年的装饰、家具和建筑学课程，她得到了他丈夫66o万美元的资助。
第四节 繁殖
量子投资公司发展的如此之快，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认为是量子公司之外建立公司的时候了。因此在1991年和1992年，索罗斯行动加快了，与量子投资公司一样，垮萨公司于1991年由索罗斯建立，投资领域涉及到从货币到日用品，垮萨由量子投资公司之外的15名经理管理，索罗斯管理的领域是为该公司进行货币交易。
1992年，量子发展投资公司和限额投资公司建立了。前者虽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以及在货币和债券及股票投资，但更多集中于亚洲和拉美新出现的股市。限额投资公司是“基金的基金”，它由另外10名管理者经营。总起来，1993年初，量于公司共有有价证券金额50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直接控制量子投资公司，还监督着其他投资公司。
第十九章 挑战英镑
乔治·索罗斯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更快地发现长远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石破天惊
1992年·9月，索罗斯采取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这次行动使他一举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投资商。
他的这次著名的行动是针对英镑的。他选择了英国两个很有权威的目标。
一个就是曾经具有极高权威的英镑。英镑曾在2oo年间成为世界主要的货币，采取金本位制，曾与英国海军一样是英国力量的象征。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年股市暴跌，英镑的作用大力削弱了。英国政府对英镑采取浮动制并放弃了金本位，其地位江河日下。
另一个日标是英格兰银行。长久以来，英格兰银行代表了繁荣和力量，是英国金融的坚强支柱。没有东西能够动摇它作为国家对付市场混乱坚强堡垒的地位。
索罗斯要试一试英镑和英格兰银行到底会有多大的权威，而以前任何人连想都设想过。他要做以前没人做过的事，他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
第二节 战争序曲
在他行动之前，有几件事情的发展正交织在一起。
建于1979年的汇率机制是试图建立欧洲单一货币计划的第一阶段。单一的货币将稳定欧洲商业。它也将削弱交易商和投机商使国家银行运作困难的能力，特别是当政府不参与货币一体化时。
随着货币汇率机制的实施，西欧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他们的这种机制不是固定在黄金上，也不是稳定在美元上，而是相互之间的稳定。每一种货币在一个固定范围内浮动，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有义务进行干预。在这个固定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浮动，而核心的汇率则以德国马克为基准。
1992年2月7日，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时，欧洲一体化进程得到了加强。由欧洲联盟12个成员国签订的马约试图为渐进的全面的一体化建立地区性货币和经济制度。这一计划是想在2000年前建立一个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也试图使欧洲朝政治一体化迈进。
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规划。
通过这个期望所透出来的信念就是欧洲国家共同行动，为了整体联盟利益而抑制国家利益。
困难是：有人忘了告诉欧洲各国，他们应行动一致。
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较多依赖于各国相互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但无论这些国家签定了多少文件，无论他们发表了多么重要的演讲，西欧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做到相互之间真正的协调一致。
1992年秋，索罗斯用来对英镑进行日险投机的凡亿美元只是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资本的一小部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各种限制制度的取消，世界上每天都进行着数万亿美元的交易，其交易颁是1986年的3倍多。美国工人的养老公司有1，5oo亿美元投资于海外，是1983年的20倍。各种组织，从日本的保险公司到美国的基金，正在使世界的投资狂热化。
从1987年开始，大多数欧洲货币稳定在德国马克上。例如。英镑与马克的汇率为1英镑兑换2．95马克，这使得加人货币汇率机制成本很高。1992年，十分明显的是，几个欧洲国家的货币。不仅有英镑还有意大利里拉，在与法郎和马克的挂钧中开始贬值，由于英国经济衰退以及认为英国不可能保持与德国马克的高汇率。投机商们相信英国政府将被迫退出货币汇率机制。
第三节 索罗斯的天才
乔治·索罗斯认为货币汇率机制不可能保持协调一致。他知道，欧洲国家使投机商无机可乘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所有国家保持同一水平的汇率。如果汇率多样化，象他这样的投机商就会进行投机一一一利用疲软的货币进行。这就是1992年夏季所发生事情的根本所在。
索罗斯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结果。
乔治·索罗斯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夏快地发现长远的发展趋势
索罗斯投资管理经理加里·格拉斯藤说：“乔治的天才在于比别人更快地发现事情发展的长远趋势。乔治在柏林墙倒场时就已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由于他思维开阔、明晰，因此他知道德国统一将花费巨大，超过总理科尔及其他人的预测。他对宏观经济的理解正是我们所需的。他不必看到现实的变化发展，但在脑中，他早已想象到了。”
第四节 谁对谁错
欧洲的困难正在加剧，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定后不到一年时间，几个欧洲国家已很难协调行动。
虽然英国决定加强它的经济地位，但索罗斯和其他投资者相信英国不可能保持它的高利率，英国政府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利率，但这将削弱英国货币，并迫使英国退出货币汇率机制。同时，在伦敦金融领域内，投机商们如索罗斯正在投机英镑，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已开始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随着时间推移，1992年，英国政府日益陷入尴尬的境地。英国需要德国降低它的率，但众所周知，这根本就不可能。
英国需要改变它的政策，但这元疑将使政府动摇，甚至有可能倒台。
梅杰不得不作出决定，他坚持英国将坚定地执行留在货币汇率机制内的政策。接着，他的财政大臣莱蒙也强调了他的观点。
但是新闻界正在激烈反对首相不惜血本以维护英镑地位的政策，就在梅杰讲话的同时，英镑对马克比价开始低落于2．85。
1992年7月初。
6位货币专家联名写信给伦敦《泰晤上报》，要求英国政府从汇率机制中退出。他们要求政府降低利率以克服经济的不景气。
但政府并不愿意降低利率，固为这将削弱货币地位，将使英镑面对投机和套汇而进一步脆弱。英国政府可以降低利率，但只有在德国际低利率时。可是德国联邦银行拒绝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的多次请求，坚决反对降低自己的利率。
1992年7月末。
批评声越来越多，许多金融专家质疑政府的汇率政策，他们质问梅杰在英国经济衰落面前，谁会支持他执行那样的政策。
英国商界领袖要求在汇率机制内，各国采取一致的汇率，即英国货币对马克的2．60比价，他们要求降低利率至少3个百分点。
几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莱蒙还是拒绝了考虑货币贬值一事。
1992年8月中旬。
英国财政大臣声称：“我们并不进行货币贬值”。为了回答他的批评者，他宣称：“象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退出汇率机制，松动利率，事情将更槽，英镑将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将十分严重。
“不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他在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92年8月28日上午8时26分。
菜蒙的立场能坚定下去似乎已不可能。几分钟前，一名财政部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把财政部门前的铜牌擦亮，使之适于电视摄像机拍摄。不久，财政大臣莱蒙出现在财政部外，站在电视摄相机前，他摄着拳头，面带微笑，好象在掩饰心中的激动。
现场记者既在研究他的言谈，又在揣摸他的身体语言，试图探究真相。菜蒙不断地点头，通常在涉及到敏感问题时，他屏住呼吸。当他讲话时，吐词极快，显示他在极力恢复常态。他不想让人打断他的谈话，他穿着严肃，试图向人传递他的可信和可靠，但很少有人上当。
他拒绝使英镑贬值，希望平息金融市场：以防利率上升。他相信英国在很长时间内不会退出汇率机制。他坚定他说：“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
他重复着近来在唐宁街听到的讲话：“我们将做任何必要的事情。”这意谓着政府对于利率提升，如果需要，将毫不犹豫。他不理睬其他问题，他所说的正是他所发表的：“我们正在采取行动”。
莱蒙的公开讲话是随着英格兰银行积极干预英镑而发表的。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英格兰银行的这一行动试图使人明白财政大臣讲话的意图，即防止投机商使英镑与马克的比价低于最低水平的2．7780。
当天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为2.7946，菜蒙的讲话以及银行积极干预都没产生预期的作用。“此人自身就心存疑虑”，凯瑟琳。查尔顿说，她是语言教师，是曾分析过莱蒙对《每日电讯》讲话的录音磁带的几个专家之一。查尔顿认为，莱蒙眨眼的频率就透露了他的秘密，她注意到，大多数人一分钟眨眼6到8次，但莱蒙巧秒眨眼64次。她的结论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讲实话，你的眼睛较静，眨得少”。
身体动作，眨眼频率，抛头露面，这一切综合起来透露出了一件事情，即英国政府的影响正在削弱。投机商们意识到了。
1992年8月28日。
莱蒙还发表了另外一次讲话，这次是在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
是什么内容？
他宣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
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
1992年8月末。
索罗斯曾与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汉姆·施莱辛格谈过，知道德国不打算拯救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
索罗斯从施莱辛格处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德国不会做任何损害本国经济的事情，施莱辛格不愿意帮助英国，梅杰和莱蒙试图使英国留在汇率机制内不可能。
灾难渐露端倪，索罗斯开始相信一笔巨大的投资是可能的。“我们为此几乎做了6个月的准备，”一名未明身份的发言人替索罗斯说道：“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实施了”。
第五节 固执的约翰牛
1992年9月初。
索罗斯并不是唯一投机汇率机制中疲软货币的人，那些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投资公司和跨国公司也开始抛售脆弱的欧洲货币。
在银行进行外汇交易的投机商们很快注意到他们经营的货币正在大量增加。很显然，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们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银行将不得不花费大量金钱以支持各自的货币，英格兰银行长时间地维护英镑地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英国仍在坚持。
莱蒙正在为其犹如困兽的英镑耗尽血本，争取时间。
1992年9月3日。
菜蒙宣布政府计划从国际银行组织购人75亿英镑，这前所未有的举动试图重振英镑，伦敦充满了乐观气息，大家都松了口气。
在这之后，莱蒙又可能使英镑坚挺，以留在欧洲货币汇卒机制内，他在阻止货币贬值。
第六节 万事俱备
1992年9月10日。
菜蒙又一次拒绝了英镑贬值。同一天，梅杰用强硬地语调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发表演讲时说：“进行货币贬值的选择，或货币膨胀的选择都将是此时对我们未来的背叛，我告诉你们，这绝不是政府的政策”。
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索罗斯听了梅杰和莱蒙的讲话，他并不相信这些。
“现实”对索罗斯来说，就是英国保持英镑的过高价值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已导致了经济萧条。（一名电视台记者后来问索罗斯为什么他不相信菜蒙的话，他大笑，说：“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以前说过的：他的讲话没使我感到信服”。）
索罗斯一直关注着局势，等待着时机。仙认识到时间的炸弹已咬嘈作响，但他不知道什么时间爆炸。
“我个人并设想到汇率机制能破裂”，他说，“我只是看到了内部的紧张关系。但不久这种紧张关系日益公开化，不和谐音如此之大。有一次与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交谈，施莱辛格的谈话后来发表在《华尔街季刊》上，这明显是号召每个人都要放弃英镑于不同。”施莱辛格认为，签定以意大利里拉贬值来换取德国降低自己利率的协定不可能完全解决欧洲货币市场的危机，他认为避免混乱的办法就是货币贬值。这次谈话成了让投机商们抛弃英镑的动员令。
对于斯但莱·德鲁肯米幼来说，施莱辛格的“进军号角”使投机英镑的决定更加坚决。”真正的决定并不是是否购买股份，而是投人多少。起初，我想在30亿到40亿美元之间，但这时，索罗斯的本能、第六感觉以及使他成为伟大投资商的一些事情介人了，于是我们投入了大量钱。对索罗斯来说，无论你对或错，但当你知道你正确时，你要做到极限。我们确实投入了很多钱，但我们所耗尽了的只是时间。
由于投机经营英镑，德鲁肯米勒名望也为之一振。但如同平常一样，德鲁肯米勒认为是索罗斯给了他以极大自信，索罗斯鼓励他投入很多钱。“我告诉过你，要做到极限”，索罗斯说。
当货币市场危机爆发时，索罗斯正准备进行投机经营。
他的运作是十分复杂的，原因在于他相信货币汇率机制的分崩离析是一步步发展的。起初，大部分欧洲货币协调一致；然后，欧洲国家利率急剧下降：接着是欧洲股市的下跌。
因此，他决定卖空疲软的欧洲货币，投资于利率和证券市场。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索罗斯与他的合伙人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他们购进了60亿美元的马克，
还少量地购进法国法郎。
同时，索罗斯购人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这一操作是以假定一个国家的股票经常随着其货币贬值而升值为前提的。另外。索罗斯还投资于长期的德国和法国债券市场，同时，他卖空自己的德国和法国的股票。索罗斯的想法是德国的马克升值将损害其股票，但对债券有益，因为利率将降低。索罗斯有根高信誉，因此他能用10亿美元作抵押，借出刀亿美元进而发展到100亿美元的投入，这样他在市场上雄踞一方。
并不是索罗斯一个人在进行这种投机，世界各地的货币经营商都在进行，因此英镑的价值就很难维持。
索罗斯在纽约也正在进行巨大的投资，“我们有70亿美元的股票，我们在市场的资本总计为100亿美元。这是我们公司资本的1.5倍”。索罗斯说，他借人50亿英镑，接着他把英镑以2．79马克对1英镑的比价换成了马克。现在，他又拥有了大量坚挺的马克。
于是他在等待。
第二十章 华尔街赌王
……虽然他投入了l00亿美元的赌注，这可能是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注，但他一点也不担忧，他开始人睡。
第一节 英镑末日
1992年9月15日．星期二上午。
梅杰原计划到西班牙访问，但为了处理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危机问题而不得不予以取消。
英格兰银行仍自信它能赶走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商。午餐前，交易商们开始注意到了里拉的下跌。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进行英镑交易。
星期二下午。
英镑与马克的比价下跌为2．80，傍晚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又购人30亿英镑，但英镑比价居然毫无反应。
星期二晚间。
在伦敦，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只是比汇率机制中所确定的最低线1英镑对换2．778马克高1芬尼，这是英国加入汇率机制以来的最低价。白金汉宫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除非英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否则英镑将继续贬值。
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受到投机商的发难时，金融部门有几项对他们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干预市场交易，购人本国货币。如果这一措施无效，另一防范措施则是提高利率，这是假定高利率将吸收货币以支持本国货币并使之稳定的。
英国政府被迫提高利率，而这无疑将使经济更加衰退。
随着英镑在银行和投机商手中大量聚积，财政大臣只得孤注一掷了。他正在与美国大使共餐，但每隔10分钟，他就走近德国联邦银行的官员身边。
他有一个善意的请求：
请降低你们的利率。
如果莱蒙能成功地劝说德国遵从，那么将减轻英国受到的压力，有可能使英国渡过以后几天而不致于使其金融混乱，但德国拒绝了。
用餐之后，英格兰银行的高级官员与莱蒙的财政部在处理英镑危机方面的职责不再分明了，他们一起坐在两盏明亮的吊灯下的橡木桌子边共同制定着第二天的计划，他们计划从第二天一开始，英格兰银行大规模干预货币市场，购人英镑，如果需要，利率可以急剧提高。
投机商们认识到了英国财政部与德国联邦银行之间的争吵，他们预测英国将第一个感到担忧。政府最可能采取的步骤是提升利率。于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投机英镑。
星期二晚，8点。
在财政部召开的会议结束了，当官员们走出会场时，他们最大的担忧是他们的决定是否真正有效。事情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太快了。5个小时前，许多官员还不知道，施菜辛格与莱蒙进行了会晤，他不让公开他的讲话。问题愈加严重了，交易商疯狂炒买英镑、里拉，以及其他疲软的货币，大量抛售这些不走运的通货。
莱蒙听了施菜辛格的讲话后，他感到震惊不己。他曾试图压低这一事件的影响，但反应还是席卷而来。
星期二晚、星期三早晨。
在绝境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日本的中央银行站到了英国一边。
第二节 索罗斯的自信
星期二下午5时30分，纽约。
索罗斯正坐在位于曼哈顿一座大厦的第38层自己的办公室里，眺望中央公园。
他的信心在增强，英国不久将退出汇率机制。“这明显是一种赌博，是一种只赚不赔的赌博”。后来，他说：“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以相同的利息偿还我的贷款，那我顶多损失4个百分点，这种风险大小了”。
他看着这种结果临近，他感到不可避免，现在他一点也不怀疑他将收获巨大的利润。后来在他的第五大街公寓里，晚饭后，他上床休息了。虽然他投入了l00亿美元的赌注，这可能是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赐注，但他一点也不担忧，他开始人睡。
他是那种自信的人。
第三节 手忙脚乱
星期三，上午7：30。
在伦敦的斯瑞尼德大街，8个负责处理外汇交易的人员聚集在英格兰银行的办公室里，把各自的计算机放在一起，开始购人英镑，他们输入命令分三部分购人，共花费20亿美元。
但结果失败了，几百家英国公司和拥有英镑的股票、债券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急切地抛售手中的股票、债券。
郁闷的空气笼罩着英国金融界。
星期三上午，8：30。
财政部处理危机小组成员聚集在莱蒙办公室，每个人脸色都阴沉着。莱蒙刚给英格兰银行市场部付主任和首相通了电话。挂断电话后，莱蒙下令动用外汇储备进一步干预。
记者们已出现在财政部主要人口处。
星期三，上午9：00。
首相梅杰坐上他的防弹车，用了两分钟时间离开白金汉宫来到老海军部大楼，这是他的临时住宅，因为唐宁街10号正在修整。在老海军部大楼，他要与政府官员开一个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议主题竟是马约。
当即将来临的金融灾难的消息传人会议室时，与会人员感到他们成了事实上的战时内阁。
星期三，上午10：30。
莱蒙放下电话声称英国金融界人人自危。梅杰离开马约的会议室来到电话机房，在那里他听着莱蒙向他描述英镑是如何继续下跌的。德国利率仍固定在原处，德国人见死不救，用任何代价也要防止贬值，关键时刻即使是政府信誉也在所不惜，莱蒙请求首相同意把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
梅杰点了点头。
星期三，上午11：00。
宣布发表了，利率提高了。莱蒙声称：“这是因为货币压力和不稳定情况正在减弱”。他希望利率下降，但很少有人相信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
尽管莱蒙宣布利率提高，但不幸的是英镑比价并没稳定。金融官员们知道政府的干预无效。
梅杰也改变了他早先拒绝重开国会的立场，他要求议员们重新聚集以讨论货币汇率机制危机以及英国经济问题。国会被要求于9月29日开会。这一行动是异乎寻常的。自二战后，英国国会只有10次是被要求开会的。
星期三，中午12：00。
英格兰银行又进一步干预，但太迟了。在决定命运的星期三，英格兰银行花费了价值55亿英镑的外汇储备购人英镑以支持英国的货币，但仍毫无作用。
第四节 自信的红利
纽约，上午7：00，电话响了，吵醒了索罗斯。
是德鲁肯米勒的电话，他带来了好消息。
“乔治，你赚了9．58亿美元，”他激动他说。
德鲁肯米勒有点不成熟，但这无关紧要。他知道英国正在于什么，他与索罗斯将是最大的赢家。
（以后，索罗斯将得知他的收益更多一些，因为他站在法国一方反对那些企图投机法郎的投机商。）
总之，从黑色星期三事件中，索罗斯收益为20亿美元，其中10亿来源于英镑投机，另10亿来源于意大利和瑞典货币以及东京股市混乱的赢利。
一个受伤较轻的人可能被劝说打开一瓶香摈酒以庆贺幸免重灾，但索罗斯不是这样，“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比别人做得好，做得大，”他说。
第五节 告别欧洲
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
处理危机小组成员围着财政大臣谈了一些令人毛骨惊然的念头。
星期三，下午l：30。
该是美国市场运作的时间了，英镑被抛售。一名商人说：“好比水流出龙头一样，这极正常。
星期三，下午2：15。
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又一次的挽救，又提高了利率，一天内的第二次，利率已达15％。
在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天内利率提升两次的例子。现在的利率与梅杰使英国加入汇率机制时的一样了。
投机商们并没有后退，英镑仍低于汇率机制规定的对马克的最低比价。显然，政府的政策已不可能再拥有政治上的支持了。
一天内，英镑利率从10％升到12％，接着又升到了15％。人们知道英国没有办法较长时间承受这么高的利率。英镑与马克的比价持续下降，英格兰银行则连连买进。
一天的努力无济于事，英国将不得不脱离欧洲货币汇率机制，英镑也不得不贬值。
梅杰又拿起了电话，这次是给法国总理和德国总理，梅杰的消息是严酷的，他宣布他不得不使英国退出汇率机制，他别无选择。
第二十一章 黑色星期三
由于英镑暴跌，我获利达10亿美金。
第一节 打垮了英格兰银行
1992年9月16日，星期三，下午4：00。
黑色星期三的下午越来越阴暗。英国正陷入英镑危机中，被迫退出货币汇率机制。
赢家，如索罗斯，正在发笑；输者，如梅杰和莱蒙沮丧地承认了失败。
英格兰银行参加由欧洲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发出邀请的会议官员透露：英镑将中止与货币汇率机制的联系。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下降了2．7% ，后在纽约交易市场以1英镑兑换2．703马克比价进行交易，大大低于汇率机制的最低限额。
星期三，下午5：00。
梅杰召集内阁成员开会，最后大家同意英国退出货币汇率机制，意大利也将退出，英国和意大利货币将自由浮动，两国的中央银行将不必在市场上购人各自的货币以维持其地位。
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记者们聚集在英国财政部外，等待着决定的宣布。
星期三，下午7：00。
决定最终宣布了。莱蒙出现在摄像机前，他承认了失败，他的脸色沮丧，消瘦。《英国经济家杂志》称之“失望”至极。
他把手放在背后，象一名囚犯。他强作笑脸，只是笑容稍纵即逝。他用右手推了推额前的头发，接着他开始讲话了：
“今天”，他说，“是一个极为困难和混乱的日子，大量的金融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使汇率机制失去了作用……同时，政府认为只有中止作为汇率机制成员的资格，英国的最高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星期三，下午7：30。
英国实行英镑自由浮动，星期三英镑以2.71马克比价收盘，仅仅下跌了3个百分点。
（9月末，英镑下跌到2．5马克）
1992年9月17日，星期四。
英国利率回落到10％。
意大利紧随英国，退出了货币汇率机制。
英镑又缓慢攀升至2．70马克，接着稳定在2．65马克上，低于它先前汇率机制最低限5％，低于星期三的16％。
并不仅仅是英国的货币贬值，西班牙货币也贬值28％，意大利货币贬值22％。
随着英国从汇率机制退出，在纽约交易市场，英镑比价低于2．70马克，比最低限额的2．7180马克低出许多芬尼。
第二节 大赢家
索罗斯像一名天才。
其他的人在英镑贬值中也获得了巨大收益，但这些收益并不是创纪录的。布鲁斯·卡瓦纳和保罗·约翰斯是两个大赢家，卡瓦纳获得了3亿美元收益，保罗·约翰斯获得了2．5亿收益。由于巨大的外汇交易而执美国银行牛耳的公司，特别是J．P。摩根银行和化学银行也获得了赢利。第三季度银行系统总赢利为8亿美元。超过了它们平常在货币交易中的季度利润。
索罗斯的赌博出了名，《福布斯》杂志对此作了报道。伦敦的《每日电讯》在10月双目头版以巨大的黑体大标题作了报道，标题是：“由于英镑暴跌，我获利10亿美金”。
伴随着《每日电讯》报道的是索罗斯的照片，面带微笑，手拿酒杯，导语是：“国际投资商从上个月的货币危机中获利近10亿美元”。安纳托利·凯里斯，伦敦《泰晤士报》的经济学编辑，正同他女儿在星期六早晨回家，他们在一个商店前买巧克力而停了一会儿。凯里斯看到了报纸的标题，他感到震惊不已，他买了一份报纸读了起来。一小时后回到家中，电话响了，是索罗斯的电话。
“发生了什么事？”凯里斯问到，听到电话里有骚乱声。
“我在伦敦”，索罗斯回答。他的声音十分激动，“我不知道你看了《每日电讯》没有。”
“看了”。凯里斯感到疑惑。
“我的住处围满了记者。我想出去打网球，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怎么办？你能提个建议吗？”
在提建议之前，凯里斯必须知道一件事，他问：“那个报道是真的吗？”
索罗斯马上答道：“是真的，很明显。”
凯里斯建议他不要与记者谈话，“如果你想报道你做的事及没做过的事，为什么不写篇文章，或者我去和你谈谈。
“好！我考虑一下。”
半小时后，索罗斯电话告知凯里斯，《泰晤上报》的人去拜访他是一个好主意。凯里斯去了，索罗斯对他详细谈了他是如何采取对英镑的突然行动的。在凯里斯看来，10月26日《泰晤士报》刊登的对索罗斯的访谈是其以后作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出现的转折点，“从那次访谈开始，他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位名人，而在那之前没有人听说过他。”
凯里斯的文章最后写道：“乔治·索罗斯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一名慈善家，曾在东欧花了很多时间从事政治和教育性的慈善事业。他也是世界最大的货币交易商。在最终引发黑色星期三的两周时间里，索罗斯使英国政府受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打击”。凯里斯写道。索罗斯知道他从英镑暴跌中获利10亿美元。'在介绍黑色星期三之前的行动时，索罗斯告诉凯里斯：“我们做了许多英镑的卖空业务，所以赚了许多钱。在汇率机制崩溃之前，我们成了市场上最重要的交易商。在黑色星期三之前，我们在市场上的业务量达到l00亿美元。我们计划出售其中的大部分。事实上，当莱蒙在货币贬值之前说他将借贷150亿美元来捍卫英镑时，我们十分高兴，因为这正是我们计划抛售的。
“但事情的发展超过我们的设想，我们还没来得及占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英镑就退出了货币机制，10亿美元也是我们早先估计到的收益。虽然是美元而不是英镑”。
索罗斯洞察市场行情，发现英镑市场的收益已接近9．5亿美元。由于他在其他货币市场的经营，他的收益仍在增加。在9．5亿美元的收益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三分之一。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利率市场上的长期份额，以及经营短期意大利里拉业务将使他的利润达20亿美元。
凯里斯问及索罗斯，为什么把他的资金投在英国如此顽固执行而最终功亏一贵的政策上。
索罗斯说，他相信德国联邦银行希望里拉和英镑贬值，而不是法郎。“我感觉把赌注下在德国联邦银行上比较安全。联邦银行清楚表明它希望里拉和英镑贬值，它准备保护法郎。最后，联邦银行得分为3：0，投机商们为2：1，我由于坚决站在德国联邦银行一边而比其他商人做得好。”
当问及如果梅杰在星期三之前提高利率，有可能更好时，索罗斯口答：“这绝对胡说八道，如果利率提升，这将鼓励我们加快抛售，困为市场的运作由于利率提升而加快。事实上，我们直到周未也不希望货币贬值，但当星期三利率被提升上去时，我们认识到不能再等了，我们不能不快速抛售以占领我们的市场位额。”
在交谈中，索罗斯象一名金融分析家那样认为投机是有害的，特别是在货币市场。“但是制止这种投机行为的措施，如控制交易，通常更有害。固定汇率制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最终会分崩离析。实际上，任何汇率机制都是有缺陷的，它们存在时间越长，缺陷越大。避免投机行为并不是不要汇率机制，而是在欧洲只用一种货币，象在美国一样。这将使我这样的投机商无法经营，但我愿为此作出牺牲。”
对索罗斯来说，作出这样的讲话是十分轻松的，因为他从英镑和其他货币的暴跌中获利用亿美元。
“在与我的交谈中”，凯里斯回忆起他在10月份的一个周六下午与索罗斯谈话的情景，给他留下印象的是索罗斯的看起来镇定自若，“对于钱，他看起来绝对是冷静和理性的。我没有感觉到他的明显的情绪波动……在他看来，保持纪录确实只是一种手段……他对他的功成名就而感到自豪，这就是他为什么决定与我谈论这件事的原因。……他对他在认识到什么将发生、挑战权威和获胜方面的才智感到高兴”。他也十分乐于利用公共宣传，因为这种宣传能使他在东欧所做的慈善事业也为大众知晓。
使索罗斯高兴的是，他对英镑挑战的做法正与他的商业理论相适应。索罗斯情奉感觉代表一切以及错误的感觉在市场上能引起相应的交易行为，他认识到在货币汇率机制危机前夕，存在着一种主要的误解，即错误的希望德国联邦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支持英镑。当德国联邦银行充分表明它将不采纳英格兰银行削减其利率的建议时，索罗斯下了赌注。
他的理论也使他相信，投机商们在市场上总是试图进行持续相同的交易。他说过：“在一个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机制里，投机交易量逐渐增加，投机便带有长期待续的特点了，这将导致汇率幅度增大，最终引发机制的破裂。”
这是索罗斯一生的转折点。
第三节 咤叱风云
如果媒体对他的兴趣只是到此为止，如果除了华尔街和纽约以外，别的人都不知道索罗斯，事情就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
现在，每个人都想知道那个对英镑发起冲击的人是谁。从他对英镑冲击的消息一宣布，索罗斯就以“打倒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实际上他并没有摧毁英格兰银行，但他确实在消耗英格兰银行积蓄下来的财富。
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索罗斯成为了英雄。“这儿并不存在人们所认为的排外主义”，凯里斯说，“相反，英国公众以传统的英国方式说，'保佑他，如果他从我们愚蠢的政府手中获得10亿美元，他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了’。”
乔治·迈纽斯，伦敦的S．G沃堡证券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就说：“媒体试图在宣传，商人的观点是把钱投到能轻易获利的地方……而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因其不知情以及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而受到批评……在媒体一方，索罗斯被当作一个并不太精明的投机商但却能从政府获利的例子，这显然是一把双刃剑。”
索罗斯看起来喜欢以新奇的方式赢得公众。·现在他可以把自己比为一把火炬，以吸引公众。“我很高兴拥有这种身份，因为它可以使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作为一名市场运作者，我有理由回避这种身份，因为它是有害的；但我不再是市场运作者了。我的声音在政治问题上也被听到了，正是这一点，我发现它很有用。”第四书双刃剑
一种屈辱和无能的情绪笼罩着梅杰和莱蒙。菜蒙认为英镑浮动不可能导致货币贬值。梅杰的保守党对首相十分同情，指责德国夸夸其谈从而使英镑贬值。
莱蒙没有道歉，相反他为他的英镑浮动的决定进行辩护，“我昨天所做的只是一种在金融旋风前的常识性的事情而已。”
在利用了西欧的金融混乱获益之后，索罗斯又着手分析这场混乱所带来的损失。
“一连串事情导致的结果是体系破裂、动荡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我们不知道影响的规模，但它将是十分严重的，我的意思是欧洲将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德国的商业也受到了巨大打击，法国情况也不好……动荡总是不好的，它可能对少数人如像我这样的有好处，但它对经济确实是不好。”
实际上，1992年9月英镑危机对西欧那些正遭受货币疲软打击的国家来说，大有神益，因为它们乐于进行新的竞争，而且利率又接连下滑，因此以后几年，它们的出口一直大获其利。
对于梅杰和莱蒙，只有梅杰在政治上侥幸过关，虽然他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到1994年春，其政府显然陷入了危机中。
第五节 索罗斯本色
一些英国媒体对英国的损失和索罗斯的大获全胜感到十分不自在。他们在寻找替罪羊，
索罗斯就是极为方便的一个。
一名英国电视记者宣称：“政府对汇率机制的义务应该保证英格兰银行的安全，但它没认识到这一点。损失是巨大的，因为银行用尽了它的外汇储备以维护英镑的比价。政府不会说我们损失了多少，但损失可能高达几十亿英镑，这个秋天保护英镑花的钱远离于我们用在海湾战争上的钱。”
一名法国前外交官罗兰·托马斯说，盎格鲁一萨克逊投机商——指英国和美国的货币交
易商如索罗斯——破灭了欧洲的希望，“你必须看到是谁从这个罪恶行为中获利。”
但英国媒体试图使索罗斯为其收益感到内疚的努力并没成功，英国称10月16日为黑色星期三，而索罗斯称之为光明的一天。他并不理睬对他的批评，“我相信必然有负面的影响，……但这不会为我所考虑。如果出于道德良心而退缩，我就不是一名成功的投机商了。”
“我也不会为从英镑贬值中获利而感到后悔。正如所发生的，英镑贬值被证明是有好处的。但我的观点是：我投机英镑并不是帮助英国，我也不是在损害英国，我只是在赚钱。”
英国媒体的批评并没减弱，索罗斯的收益难道不是英国的损失？索罗斯难道没使英国纳
税者，亦即每一个英国男人、女人、儿童多交纳12．5英镑？
他承认这是英国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确是如此，因为我知道对方是谁。在交易中，有些人获利，有些人损失。但在通常情况下，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你不知道他是损失还是赢利。但在目前情况下。很明显对方是英格兰银行。我绝没有负罪感。我想你能相信，如果我不交易，别的人也会。”
另外，索罗斯认为他正在采取一项有意义的行动，拿出更多的钱帮助东方，而西方没人乐于这样做。
他又提醒人们他可能也会赔钱，“虽然这一点不象我们赚钱。但这无疑是一种赐博，一种单向式的赌博，因为损失将是很小，而利润很大。”
公正他说，并不是索罗斯一个人投机于英镑。一个在英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商说道：“索罗斯投入钱的量是巨大的。但是考虑到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额高达1万亿美元，索罗斯的l00亿美元相对而言还是小的。“联合投机于一种货币，它可能有效果单独行动则很难说。所以并不仅仅是索罗斯打倒了英格兰银行，而是市场投机所导致的。索罗斯只是市场最大一部分而已”。
由于挑战英镑成功，1992年对索罗斯和量子投资公司而言便成了一个好年份。
第六节 华尔街的财神
由于他的成功，索罗斯成了1992年华尔街收入最高的人。1992年，他的收人为6．5亿美元，是1991年的5倍多。米歇尔·米尔肯1987年的5．5亿美元的收入将不再是最高记录了。
按照《金融世界》有关华尔街最高收入者的名单，索罗斯从其公司确认的收益中获得了4亿美元的收入，管理费收人为2．5亿美元。第四名则是斯但莱·德鲁肯米勒他1992年的收人为1．1亿美元。
到年终，量子投资公司成了最强大的公司，财富总额为37亿美元，增长了68.6％。凡在公司建立时的1969年向公司投资1万美元到1992年又把利息再投入的人，到1992年末，就会获得12,982, 827, 62美元。
另外，6个经营最好的公司有4个是索罗斯集团的：量子发展投资公司名列第三，财富增长57％；夸萨国际投资公司名列第四，增长56％；有限投资公司列第六，增长37％。索罗斯在四个公司中管理着60亿美元。
他是如何取得如此辉煌业绩的呢？
除了他从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危机中所获赢利外，上半年他还从国际证券市场，特别是日本证券市场获得大笔利润，另外，他在美国证券市场也赢了利。
在量子投资公司的第20个年度报告中，索罗斯说：“1992年的不凡业绩应归因于与欧洲货币汇率机制的破裂有关的事件。我们的在英镑脱离汇率机制之前而存在于英镑市场的短期市场份额的收入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虽然如此，我应该指出的是，在英镑市场的份额收益只占今年总收入的狈畅，没有这一部位的收入，今年收入仍将超出我们历史平均收入水平……
“量子公司股票待有者应注意到，我的名声及索罗斯公司的名声在最近几个月已大力显赫了一番。几乎每天都有有关索罗斯公司在各种市场投资的传言。市场依靠这些传言而运作。通常，这些传言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股民们应警惕这些传言。无论什么时间我们进行投资都要公布于众，我们正在考虑必要的方式和准备正式的通告。”
第七节 金钱与政治
1992年对索罗斯来说是光辉的一年。不仅仅是巨额令人眩晕的财富归他控制，现在他已被看成了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大年除夕，在布拉格的一个知·识分子聚餐会上，谈话回到了索罗斯所赚的钱上。索罗斯同他最喜欢的人坐在一起，他说，如果他的高大形象能在东欧对他的事业有益，他将十分高兴。现在他成了名人，正忙于散发他的自传，在英国的笔记本上签名。
但索罗斯所寻找的东西仍没有：尊敬。
他突然成了公众注目的对象，人们纷纷要他的自传，媒体想挖掘他的经历和生活，描写使他成为名人的事情，这对于他们来说极为重要，但对索罗斯来说，这还不够。甚至赠钱给别人也很难使他得到充分满足。
他需要的更多，他想让人们尊重他的思想，他现在比过去更需要。
他的目标，在公众场合从未提及，私下里也只是偶尔谈到，那就是在华盛顿能行使权力，但不是通过赢得选举，也不是被任命为一名内阁重要成员，而是对总统和首都其他重要官员发挥重要作用。
索罗斯是一名民主党员。1992年11月，比尔·克林顿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索罗斯知道赢得新总统的注意不容易。许多拥有巨大财富的人都相信他们有权力使他们的声音在华盛顿听到。是什么使索罗斯认为他比另外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人更有权力呢？他有什么与众不同
之处而使他的声音在华盛顿听到呢？“我必须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他告诉合伙人，“因为我不想仅仅是一名富翁，我有东西要说，我想让政府听到我的声音。”
第二十二章 有限合伙投机公司
索罗斯是一名贷款投资的高手。你可以想象出这需要铁石心肠，在赌博中的自信，以及对全融市场最基本东西的掌握，你还得确信你是贷款投资的高手。
第一节 投机公司
90年代初，有限合伙投机公司占据着金融市场的主流，且最无限制。它们成了投资商的宠儿，主要原因是世界最著名的投机公司的经理们赚到了数量惊人的钱。最著名的则是乔治·索罗斯和他的量子投资公司。另外的人做得也很好，包括米歇尔·史但哈特股票交易所的史但哈特，增格公司的朱力安·罗伯特松和莱臭姆咨询有限公司的莱恩·考普曼。
难怪《华尔街季刊》称他们为“华尔街的新贵俱乐部”。
那些管理公司的人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报酬最高的商人，他们具有挑战华尔街的最重要商务公司的权势。用《商务周刊》的话说，他们是投资领域的歹徒，无限制，放任自流，但作为投资者则远好于他们过去的同行。
5，000家合伙投机公司每年投资额达5，00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的投资额为120亿美元），占每年投向市场3.五万亿美元资金的很大分。这些投资公司每天交易量估计为750亿美元，是纽约股票交易额的8倍多。
从1987年到19oo年，投资公司交易量平均每年增长75．1％，同一时期，股票投资基金交易量增长了35．1％，史但哈特500指数的股票交易量增长了56．2% 。仅在1992年，投机公司的利润就是史但哈特500指数股票利润的3倍。同年最著名的公司的利润增长率在25% 和68％之间，超出投资商在美国股票指数基金的利润7到8个百分点。1992年，索罗斯公司财富增长了68．6％，史但哈特的增长大约为50％，罗伯特松为27. 7% 。
合伙投机公司经营业绩优异的最好证据是《金融世界》的1993年收入最高者的名单。名单上大约一半的人或者管理这种基金，或为之工作。合伙投资公司的经理占锯了前5名——索罗斯以其年收入10亿美元名列第一，他是1993年美国第一个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人。前10位中的8位是合伙投机的经理，另外，名单上的l00名中有46人也是投机公司经理。第4名是德鲁肯米勒，年收人为2．1亿美元。l00个人的名单中，有9人是为索罗斯投资公司工作。
1994年，索罗斯公司管理着110亿多美元，罗伯特松公司管理着60亿美元，史但哈特为40亿美元。后面者每人的收入是各自资金的1％的理费外加20%的有价证券的增殖额，而索罗斯为15％。
为了获取利润，合伙投机公司通过利用全球利率的走势而对那些由此而进行波动的货币进行准确地投机经营。他们也买入外国的债券，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的，通常是在期货市场上。有许多还在繁荣的第三世界市场进行投资。
第二节 华尔街的信念
华尔街常常为那些具有创造性、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所主导。过去的一个时期内，他们可能是摩根或斯但莱等。卯年代初，则是索罗斯和其他合伙投机公司的最大收益者。
根据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家》的主纪詹姆士·格兰特的说法，华尔街巨人们对金融的影响力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然而，华尔街的巨人们仍悠然自得地相信他们能够掌握某些事情，也能使某些事件发生。
“我看索罗斯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部分是神话，部分是现实，”他说：“人们在表达他们的忧虑、愤恨和嫉妒。他们认为某些人在操纵市场。他们不相信供需关系在发挥作用，以及市场自身在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他们认为这是索罗斯所做的。
“……在市场疲软时、人们可能成为受害者，但在任何情况下，我想人们都倾向于相信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有些人有责任。
“我认为投机公司就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聚积财富，他们大胆地从事投机，直到最近达到10亿美元。索罗斯，罗伯特松、考普曼，约翰斯等便是今天所常常谈论的这种人。”
第三节 庐山面目
怎样才能顺利地成为他们的一员？怎样才能轻松地加入投资公司？
实际上，一点也不容易。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那不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加入投资公司要冒极大的风险，还要有大笔的钱。
假定一名富翁可能愿意去承担风险。美国证券交易会规定美国投机公司要么拥有价值1百万美元的财富，要么至少连续两年年收入20万美元，而新成立的投机公司至少为30万美元。索罗斯的量子集团没有加入的最低资金的规定，但你也必须交付一大笔保险金才能加入。
有一种说法正在流行，认为投机合伙集团全无限制，这是不正确的。美国证券交易会在1934年法案中规定：超过1亿美元的投机集团要向有关机构提交材料，所有投机集团经理必须受反欺骗法案约束。投机集团可以避免象投资公司那样被调查，但合伙者限制在l00个以内，并且要提供私下交易的物品名单。
索罗斯集团与美国投机集团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税收方面。索罗斯集团的股票持有者只要大多数不是美国公民则不必交纳资本所得税。在有些情况下，美国公民可以投资于索罗斯集团，但他们不会享受税收优惠的待遇，但是，由于投机集团风险巨大，大多数集团禁止或至少不鼓励美国人对他们的公司进行投资。
索罗斯，自1961年起就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但他规定自己不能在他的集团内投资，虽然他有资格。大多索罗斯公司的投资者是欧洲人。
第四节 投机技巧
投机集团虽担风险，但仍有许多诱人之处。其一便是集团成员那种令人羡慕的炫耀神态，然而最吸引人的则是获得巨大财富的前景。由于大多数合伙投机集团的投资者被要求把他们的资本仍投在公司内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他们通常把他们的赢利进行再投资，由此，他们的财富逐渐增多。
那些管理股票投资公司和退休基金的传统型经理们是极为保守的。他们运用很有限的商业技巧，以期获取适当的但是却十分稳定的利润。投机公司的经理们则不受保守主义的限制，他们采用了一些极具冒险性的技巧，如今人限花缀乱的贷款投机或投资。
华尔街一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主要投机集团的经理，对贷款投机的残酷进行了描述：
“令人痛苦、十分紧张。你得有特殊的才能处理贷款投机，索罗斯和史但哈特能……它需要一种智慧，一种对自己进行这一投机能力的自信，因为对你很小的波动就会产生出巨大的影响。1994年2月美元每天变化4到5个百分点。这就花费了索罗斯6亿美元。我们生活的世界4到5个百分点的变化是正常的。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上升只有114个百分点，道·琼斯工业指数却会下降97个百分点。这确实需要冒险，但做起来则应理智。
“索罗斯是一名贷款投资的能手。你可以想象出这需要铁石心肠，在赌博中的自信，以及对金融市场最基本东西的掌握，你还得确信你是贷款投资的高手”。
投机集团还要依赖其他的技巧。另一个令人惊赅的便是卖空。索罗斯依靠这一方法在1992年9月黑色星期三之前卖空英镑而获利。
股票投资公司被禁止进行卖空行为。有关规则规定，合作股票投资经营公司在其出卖短期投资的总收入中，纯利不得超出30％。近来，已有几家传统型的股票投资公司获得美国证券会同意进行卖空运作。
还是这位经理把贷款投机和卖空放在一起考虑。他说，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雪厄姆认为股票具有自身价值。实际上，这一自身价值是在一定条件下，以利率、经济状况和公司利润来衡量的。“分析人员和资金管理者的工作就是确认证券价格是否高于自身价值。因此，当证券价格高于自身价值时，传统的投资者就可能抛售，投机商就可能卖空。当价格低于自身价值时，传统投资商就可能买进。传统投资商与投机商区别就在于前者以现金买入，而后者利用贷款投机以及进行100％多的投资。
还有许多技巧。投机集团不仅喜欢长期和短期投机，也喜欢投机买卖权、期货，以及归市场所支配的任何东西。他们更关注市场份额，他们的交易也更加频繁。1988年，索罗斯交易他的证券18次，1992年为8次。与传统的投资者单纯依赖单一领域或单一市场相比，投机集团在多领域的投机为他们提供了占据世界某些金融市场份额的机会。
投机集团的经理们有极强动机利用这些技巧取得利润，无论他们的财富如何取得，传统的投资商获利约为其财富的1% ，他们因此没有兴趣去积极行动。而投机集团的经理们的收入约为公司利润的20%，因此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在全球获利。
到1994年，投机集团增长如此之快，使政治家们开始讨论需要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加以限制。对投机集团有不利于金融市场影响能力的担忧日甚，因为他们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到金融市场。1994年初，当债券市场受挫时，许多政治家相信是投机集团幕后的影响所致。而投机集团的经理们则争辩说，他们的市场份额远小于投资集团和商业银行。
对于索罗斯来说，他对于制定规则的态度是矛盾的。
第五节 混乱与秩序
他有充分理由反对制定规章制度。毕竟由于没有规章制度他才得以获取了巨大财富。索罗斯喜欢称自己是一名关于以混乱中获利的专家。靠金融市场混乱生活的人要什么一个规章制度呢？但他却支持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我会毫不犹豫地在货币市场投机，虽然我认为货币市场应该稳定”，他说，“我们必须区分出作为参与者和作为公民两者之间的不同。作为一名参与者，你依据规则操作，作为公民，你有义务纠正错误的制度。”
在邓段时间，投机集团似乎更加相对地肆无忌惮。1oo2年，美国证券交易会提出了一份关于大集团的长达5oo页的报告。在此期间，人们对三家主要投机集团，包括量子公司，在拍卖市场上出卖大量的美国国库券产生怀疑，其中纽约萨罗门兄弟公司被控告企图通过国库券的拍卖而对市场进行压榨。政府调查人员对三家公司进行了调查，给出了三家机构运作正常的调查清单。证券交易会的报告结论是投机集团不需严厉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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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市场偶像
“我们为什么被现代的米达斯所迷恋?
第一节 追踪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由于1992年9月挑战英镑大获成功而名声大振。
他似乎具有先知先觉之本领，富有投资之技巧。于是出’现了关于他的神话：他能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影响市场行情。
实际上，他似乎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威的领袖。
如果当他公开谈论一种货币、一种股票或一个公司时，其市场价格就随之升高，这对他来说似乎很容易。你所应做的就是等待索罗斯的公开谈话，然后冲出去购买这位领袖所提及的证券和股票。
但困难是他并不经常讲话。
那么怎样才能探究出他将要做什么？别的投资者又是如何知道他正在购买什么呢？
他们在找寻被市场专家津津乐道的“踪迹”，这些线索暗示了投资方向和重点。寻找踪迹是必须作的事情，因为象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商公开讲话时是不会告诉人们他所取得市场份额的时间和数量的。
这些踪迹很难寻找，一个办法是注意一组典型的很少变化的证券在同一方向的稳定走
势。
比尔·道奇，证券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及迪恩·雷诺兹公司的首席投资战略家，他就解释说：“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下降50点，并且交易人员说他们没有看见有大的交易量，我就得开始审慎思考了，通过道·琼斯股票自身变化和美元相对马克疲软，我就会得出结论你
有一个抛售美国股票的商人，他或来自德国或正把财富从美元转换成马克。无论是彼此并无瓜葛的市场还是相互密不可分的市场，这种行为都是不寻常的。”
由于对索罗斯极有兴趣，人们极易上当受骗，相信他在背后操纵股票的波动。事实上，他并没有那样做。“今天使人们很快上当的途径就是说某些事情在迅速变化以及索罗斯正在操纵”。索罗斯集团的交易人员对于他们正在做什么也是闭嘴不谈。当然，有些交易人员有时也能查出索罗斯在市场运作的时间。如道奇解释的那样，一组交易人员可能开始注意每次他们为某些人抛售同一种股票，而价格并不下降，这位他们感到困惑。交易人员仔细听着他们同行的互相之间即席谈话。一个可能说，他卖了大量石油股票而价格并不下降，另一个可能回答他’也注意到了。
没有一点有关索罗斯集团的资料，至少是当前的资料。但他们还是有可能推测出索罗斯将要做什么。
道奇对此解释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想购人，你给我指定一个市场。我到那个市场的交易中心，那里有之个交易商。你告诉我两个月前你同索罗斯做了一大笔生意，你不必告诉我你做了什么生意，我告诉你我想从你那儿买入而你说不。我们处于竞争中。你是之人中唯一一个不想抛售的人，而其他的人都在抛售，你好象与索罗斯有点关系，于是通过市场将推测出你正在为索罗斯买进。
第二节 点石成金
作为一名市场领袖，索罗斯似乎具有点石成金的能力。
房地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直到1993年初，索罗斯还没在房地产方面投资。一个时期以来，这一领域极为萧条，8o年代由于开发商们过量建筑，使这一领域一肠不振。现在则出现了危机，但这并没吓倒索罗斯，一夜之间，他对这一领域产生了兴趣。他把危机仅看成是另一个获得时机。当然，
进入这一领域对索罗斯来说还比较陌生，他选择了保罗·雷切曼公司作为他的合伙人。
1993年2月8日，索罗斯宣布他建立了拥有2．2亿美元资产的房地产基金，由雷切曼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这一新的投资公司被命名为量子房地产投资公司，以代表索罗斯在这一领域进行投资，衰退的房地产市场在不久的将来即会出现新的发展。
当房地产市场大沿坡时，雷切曼兄弟：保罗、阿尔伯特和拉尔夫破产了。在这之前，该家族在加拿大、纽约和伦敦拥有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房地产。但是，当其奥匹林亚公司蒙受巨大亏损时，雷切曼兄弟的公司陷入了破产境地。因为保罗·雷切曼是奥林匹亚公司的往股股东。
但这与索罗斯并无大多瓜葛，他告诉《纽约时报》：“他们曾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我正想投资，我要与最成功者合作。 索罗斯和雷切曼提出新投资公司资本在745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大部分资金将来源于量子投资公司。
接下来的9月份，新的索罗斯——雷切曼投资公司作了第一笔生意：购买了特梅勒有限公司无赎回权的房地产和陷入困境的抵押贷款，共计6．34亿美元。这笔买卖是美国房地产史上最大的一宗。11月，索罗斯和雷切曼宣布在墨西哥城将投资15亿美元开发三个房地产
项目。
一旦索罗斯在一定的股票与货币商品市场从事交易为外界所查获，他就能操纵这一场。实际上，他成了市场持续变化的催化剂。
1993年4月，他又瞄准了黄金市场。
索罗斯认为黄金价格将不久持续攀升，从而使黄金比股票、房地产债券更具有储存价值，虽然黄金带不来利息。
于是，量子公司以每盎司345美元的价格购人了价值200万到300万美元的黄金。他又在新蒙特矿业公司投资了4亿美元。以每股39．50”美元价格从雅各布·罗斯查特那儿购买了价值l000万美元的股票，改变了詹姆士·哥尔扬密的拄股权。索罗斯以持有13% 的股
票而成为这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哥尔斯密以30％的股份仍列第一，罗斯查特则不足5％。
索罗斯、哥尔斯密和罗斯查特三人之间相互比较了解。索罗斯和罗斯查特公司之间的联系者是尼尔斯·培布。此人是罗斯查特公司的投资经理，但不在量子公司任职，是索罗斯多年的亲密朋友。
当交易商发现了索罗斯的经营踪这后，黄金的价格便扶摇直上，在近朔最忙的交易日上出现了大量的投机性的黄金买入。一盎司黄金价格上涨了近5美元，达到每盎司350美元，这是自1992年10月以来第一次达到这一价格。
索罗斯投机于黄金市场的一个踪迹是：1993年夏天，索罗斯大获其利，心满意足之后，使悄然拍身隐退。不料，伦敦《星期六时报》于8月15日作了专门报道，称索罗斯以每盎司385至395美元的价格抛售了他所持有的全部黄金。在伦敦，黄金价格在两个星期之前还飞涨到每盎司400美元，然而，好景不长，有关索罗斯退出黄金交易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告急剧下跌。
1993年初对量子公司来说是比较顺利的。前4个月，公司财富增长18％，部分原因是该投资公司在日经指戮股票成功的投机，此时日经指数在16，000点左右，到1995年5月11日，日经指数达到了20000点。
第三节 现代的米这斯
在有些人对索罗斯影响市场能力多有不服的情况下，索罗斯仍试图创造新的纪录。1993年4月13日，索罗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同黛俗拉·玛奇妮主持的“商业日”节目采访时，他不同意玛奇妮的看法：认为黄金价格的上升是由于来自俄罗斯有关叶利钦和他的改革赢得了最近一次全民公决的消息的结果。
索罗斯争辩道，来自于俄罗斯的消息对黄金价格上升毫无影响。金价的上升应归因于他购人新蒙特矿业公司的股票。
除了在CNN作大胆的断言外，索罗斯并不急于利用自己新地位谋利，甚至在所有宣传把他吹捧为市场的救星时，也是如此。“我对我的权威感到满意”，他告诉《商务周刊》说，“我承认这一点，我怎么能否认？但这只是一回间的事情。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我能对人们的想法有所影响，找到不足和批判性思考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房地产和新蒙特投资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空罗斯在市场的行动信息一旦传出，将引发市场的进一步行为。新市场行为不过是索罗斯行为的冈版，而这些行为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加索罗斯的市场份额。1993年4月3日．《每日电讯》以大标题形式质问索罗斯：“我们为什么彼现代的米达斯所述恋？”
答案是明确的，乔治·索罗斯看起来就是现代的米达斯，为他所述恋是极其轻而易举的。追随他就能发财致富，这样做有什么错呢？
在索罗斯看来，即使限下声名显赫，他也做不了多少事。“进行交易是我的事，我的职责，我的职业行为，如果不能在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我就不能继续管理我的公司。因此我要在新蒙特矿业股票市场捞取份额，并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
另外一些金融能手为索罗斯的特殊权势极为崇拜，“许多手中握有比索罗斯更大资金量的投资商对索罗斯的判断奉若神明。”皮特·罗纳说，“这就是索罗斯的影响所在。”
但是另外一些人受到的影响则不大。许多人喜欢对索罗斯吹毛求疵，认为他并不能影响
市场。其中一人就是亚西·诺兰，他争论道：“虽然有些经理掌握大量资金能短期影响市
场，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市场，因为从长期角度来看，市场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
另有一些人则否认索罗斯具有特殊的直觉，相反，他们坚持认为索罗斯的所做所为是极不适德的。但是，一个人通常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有较高的地位，这不是罪过，他们乐于承认这一点。他们还感叹没有一项恰当的法律能把某些人造进监狱。另外，他们承认在旧的关系冈背后有许多邪恶的东西对人具有吸引力。
例如，《观察家》杂志在提及索罗斯与詹姆士·哥尔斯密和尼尔斯·塔布的密切关系时说：“这种内部的密切关系使主要投资商对索罗斯所关注的事情感到惊奇。他的合伙者在谈论索罗斯的第六感觉时，大多数评论都集中于索罗斯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网络以搜集信息的印象上。”
那么，在适当的范围内有许多朋友算得上什么真正的错误呢？
凯利·格拉斯提，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商务经理，兴致勃勃地解释了索罗斯善于认识世界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他说：“乔治有许多知识界的朋友，从而形成了一个联系全球各地的巨大网络。他会在他的办公室说，'我对A国感兴趣，便打电话给某某呢……。’在他的经历中，他依靠的是全球各地的顾问，你应看一看他的通讯录就心里有数了。
1993年6月，索罗斯再一次投资于房地产，只不过这一次是在英国。在他与雷切曼建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四个月后，他又建立了一个开发英国房地产的投资公司，由索罗斯的量子公司和总部设在伦敦的房地产开发商英国土地有限公司组成，这次他投资了7．75亿美元，
并收购了英国土地公司4．8% 的股份。
如果索罗斯买入英国的房地产股票，这意谓着英国房地产市场一定看涨。这至少是英国投资商对索罗斯投资影响的理解。结果，股票市场的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得令人震惊：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升值了6．67亿英镑，而他在英国土地公司的5％的股份直接赢利为520万英镑。英国土地公司的股票每股从198便士上涨到了434便士。
显然，索罗斯的魔力仍在发挥作用。《卫报》曾说：“上个月是黄金，昨天是房地产。世界投资界一致裁定如果索罗斯认为某种东西值得买入，他们也将持同样看法。”
索罗斯受到了自己所拥有影响鼓舞，他公开宣称，无论他计划买进或拒买，他的看法都将对市场产生影响，货币市场也是如此。
1993年7月，索罗斯认为德国马克将下跌。这是索罗斯采取的明显的一个步骤”，人们对此并不奇怪。这也是一个人利用他的超常影响所做结论的极端行动。
在6月7日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中，索罗斯对安纳托利·凯里斯5月20日的来信作了回答。在信中，安纳托里·凯利斯要求索罗斯对法郎发难。索罗斯并不同意，他认为并不是法国的货币和债券应抛售，而是德国的。至于德国的短期利率，索罗斯认为应降低。索罗斯在信中写道，无论德国的联邦银行要做什么，“我希望德国马克与其他货币的比价下降，甚至包括英镑。我也希望德国债券在近几个月里与法国的相比也下跌，虽然当德国联邦银行急剧降低它的短期利率时，德国债券价格从严格意义上讲应上升。
“联邦银行保持的利率太高，时间太长，它可以不彤响它的信誉而逐渐降低其短期利率，但它错过了时机。德国现在的经济衰退比法国严重。”
索罗斯认为要是德国的经济衰退日益严重，它迟早将不得不屈服。“短期利率将不得不降低，无论联邦银行愿意与否。”索罗斯补充说，德国债券将上涨，但一旦汇率发生作用，其价格将下降。
不仅仅是索罗斯，金融专家根据索罗斯的经验和直觉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索罗斯承认他们的建议，如果遵从的话，将给他的投资业务带来直接利益。
这是索罗斯第三次公开他的投资计划从而帮助他提高这些投资的价值。“这是一种新的挣钱方式”，总部设在伦敦的摩尔根·斯但利公司的战略决策者戴维·罗彻说，“是明智地投资和公开发难的结合。”
在信的结尾，索罗斯试图对他的两种职业投资者和慈善家作一明确区分。“我想划清我的角色。在你的信中，你同时提到了我在货币市场的活动以及在东欧的恬动，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东欧，我试图推动社会的开放，在金融市场，我为我的股东和我自己追求利润，我在金融市场上的发展能够资助我在东欧的努力。我不想在东欧获得利润，我也不想在金融市场上成为一名慈善家。我竭力避免那些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投机行为，但我找不出理由不参与即使没有我参与也能发生相同结果的行为。当然，在市场判断方面，我也不是比中央银行更高明，少犯错误。”
当市场对他的关于马克的讲话作出积极的反应后，他的权威地位得到了加强。6月11日，马克比价为61美分，到6月25日，在他写信的两天后，降至59美分。量子公司赢利上升10％，这归功于索罗斯的货币交易策略。
6月23日，索罗斯说马克应贬值：美元比值不久就会从1．7马克升至2马克，他又对德国联邦银行没采取措施帮助东欧国家的行为发难，“德国联邦银行的目前立场对德国经济以及欧洲经济是十分有害的，对欧洲一体化也是十分有害的。不久前，美元比值已达4马克，”他补充到，“我相信，只要少于2马克，美元就大使宜了。
第二十四章 傲视群雄
“他非常抑郁，像一条冷冰冰的鱼儿。现在人们谈论的是他如何能改变市场，说他是位首领，这感染了他。他更加开朗，热爱生活。我看到他也笑得多了。”
第一节 华盛顿的猜疑
事憎常常颇具讽刺性。长期以来，乔治·索罗斯希望自己能引起政治家们的注意，如今
他们确实做到了这点。不过，索罗斯要的是他们的尊重而不是怀疑，而他得到的却是后者。
索罗斯在1993年初的令人眩晕的行动连同他在1992年挣了6．5亿美元的新闻，使政治家们不禁踌躇起来。他们清楚地记得八十年代发生的一切，以及迈克尔·米尔肯，伊万·波伊斯基和其他收购时代的明星们是以什么方式大把地扮钱的。
事实表明，米尔肯《波伊斯基和其他一帮不那么耀眼的人物儿是利用内部信息大发其财。起初，每个人对于这些家伙的聪明劲·儿一直吃惊非浅：但后来憎况告诉他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商业明垦并不象他们所表现的那样智慧过人。
现在，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应将目光集中在乔治·索罗斯的身上了。虽然他们并无理由相信索罗斯的手法和米尔肯、波伊斯基同出一辙，但他们觉得，索罗斯的罪过就是他挣了大多的钱。于是，一种不安的情绪在华盛顿生成了。
由于在华盛顿有着大批的财政专家，他们经手大笔大笔的金钱，元人和华尔街没有过瓜葛，且看起来深知金融家们如何行事和发财致富，这样，这种观点就逐渐在华盛顿站住了脚：应向索罗斯和其他套头交易基金组织的人间一些试探性的问题并要求作出说明。
于是，1993年6月，权力颇大胁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利·冈扎尔斯宣布，他打算要求联邦储备银行和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予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会从事的外汇交易以密
切注意。冈扎尔斯在众议院发言时说，他对于知道索罗斯如何赚取如此巨大的利润颇抱兴
趣，并希望弄清索罗斯的资本中有多大一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以及美国银行在多大程度上
向索罗斯的基金开放。“在今后不久，”这位议员说道，“我将要求联邦储备银行与证券交
易委员会对索罗斯先生对外汇市场的影响作出评估，以便判明象索罗斯先生这样的一位个人
是否可能操纵外汇市场。”
“操纵”。这可是一个强烈的字眼，对索罗斯来说可不象在公园里来次汉步那般轻松。
冈扎尔斯还说道，“充分了解索罗斯先生操纵外汇市场的方法极符合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利益。归根结底，他们是和他并头竞争以图操纵各种邀货的价值。”
这样的听证会在将近一年之内还不会举行，不过冈扎尔斯的声明还是给所有的套头交易基金组织的活动实上了一层厚厚阴影。在观望之际，索罗斯和所有套头基金组织的人都必须琢磨在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
第二节 从容应对
不过，到了l993年的夏天，索罗斯的感觉又好了许多。他看起来轻松自如，镇定自若地大肆谈论着要成为市场上的领袖。与1O年前相比,他显得更为乐悠悠。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埃德加·阿斯泰尔发现，他比早年要对现状满意得多。那时，“他非常抑郁，象一条冷冰冰的鱼儿。现在人们谈论的是他如何能改变市汤，说他是位首领，这感染了他。他更加开阔，热爱生活。我看到他也笑得多了。”
索罗斯似乎喜欢引人注目．不过他把这只看作很表面的东西。他说：“我没有操纵市场。但我不能否认，有时有一回把我当成市场支配者的神秘罩在了我的周围。现在人们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关注甚多。纽蒙特股份交易之后的金价上升15美元（在l993年5月中旬）确实和我的买入有关系。不过，如果我行动失当，人们也就安静下来了。”
索罗斯也会聪明地操纵传媒。在引起了新闻界的兴趣后，他知道他必须抵制记者们蜂拥提出的一大堆关于他在市场上正有何作为的问题。他要使焦点聚集在他的援助计划上并在这点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实际上：至1993年和1994年，大部分关于索罗斯的文章主要涉及的是他的乐善好施。记者们确是觉得有必要报道索罗斯的投资活动，可是由于只能得到一丁点儿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只好粗泛地涉及这个话题。
索罗斯深知为公众所注意能给他的援助活动带来什么好处，所以他对传媒抱一种热憎姿态。在1992年9月后的时间里，他更多地安坐下来接受采访，随之而来的是有了许多关于他的积极报导，尤其是在英国。比如，《观察家报》在1993年1月10日对他的报导的标题是“征服银行界的人”；3月14日的《伦敦标准报》的报道则名为“宇宙的主宰者”。
来自于英国和美国的电视制作人还请求索罗斯在拍摄关于其生平的纪录片上提供合作。于是，他头一次允许在他在纽约的投资办公室和他曾窜身以躲近纳粹的布达佩斯的地答里摄像。
对索罗斯来说，这当然是值得的。在一部由美国广播公司拍摄、于1993年12月13日在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中，他说道：“（我的基金）已变得如此庞大，以致于如果我不花些饯的话，它就没什么意义了。……似乎挣钱比花钱还容易点。我看起来往挣栈方面而不是在作出正确的用钱决定方面更具才华”。
第三节 领袖谈《领袖》
在对自身的认同方面，索罗斯未辽到多少危机，他似乎是一个极其有满足感的人。不过，生活的其他方圃的许多东西还是令他有所噎叹，这清楚地体现在了l993年7月《领袖》杂志对他的著名采访中。
当记者问索罗斯他如何看待此时的自己时，他答道：“我是一架处于日益良好的运转中的机器，对于各种事件的发展轨迹，我十分满意。相比于我刚刚涉足于赚钱行当之时，我今天对于自己要中意得多，感到更加圆满了……如果我的更好地了解事物是怎么被纲合到了一起，那将令我非常惬意。”
总而言之，索罗斯依旧想为他；5O年代在伦敦做学生时所关注的那些问题找到答案。
记者还间他是否有个中止点，意思是他是否会退休。
索罗斯带者不情愿的口吻答道：“我认为那是一种失败。我会使事情彼保持在某种限度之内，以使我不会迈向那个阶段。很明显，总有事情过多以致于我无法处理的时候。”
他是否曾觉得自己不中用了？所有很有饯的人都会不时地这么想。索罗斯呢？
“不。在注意这种危俭并且避开它方面，我党得自己做得十分好，我把这当成这场游戏的一部分。”索罗斯口答道。
记者还问：“你谈到了拥有如此多的饯并以不会使你被视作自私自利者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钱的责任。这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享？”
索罗斯答道：“我对此并不真正关心。我确信即使故事尚未开始写，它也将会被写。我不以为我有什么需要辩护的。我党得问题是在其他方面。我究竟是我的成功事业的一个奴隶，还是我命运的主人？”“有这样一种状态，你觉得自己太成功了，可又感到离成功还有许多要做。我需要在其间取得良好的平衡，不使我被自己的成功卷至一边。我不必被吸纳进超出我的能力之外的事情中去。这就是我生命中真正的竞赛，因为这需冒风险。”
接下来问的是一个极好的问题：如果你并没有挣这么多钱，你现在也许会在于什么呢？
索罗斯承认他也曾考虑这样的问题。他第一次这样问自己是在六十年代初他首次返口匈
牙利的时候。他说，当时“我的答案是，我会当个接送游客的出租车司机，以图赚点外汇。”
索罗斯或许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商人。难道他真地这么想：假如事情的发展遇然不同，就去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出租车司机，为养家糊口而奔忙?
第四节 远征欧陆
当1993年夏天来临的时候，索罗斯正成为金融回内一个越来越大的谜。”此时，在人们的眼中他几近于一个神话，他的每句话都被看成了是对未来的市场发出的信号。
不过，在这个夏天出现的欧洲共同体金融动荡期间，索罗斯的观察者们发现，他们日益难以估测这位金融高手的所思所虑，并猜想他喜欢关注于金融市场的那个方面了。他就象一个坐在跷跷板上的人，时而浮起，时而落下，这可把那些试图随他而动的人弄得晕头转向。
每个人都努力想弄清楚，当欧洲的汇率机制看来正在瓦解之时，索罗斯会做些什么。以往，索罗斯每在这个机制上打一次主意，他就获得一次成功。如今有人又开始担心他会卷土重来了。
法国法郎正处于日益增大的压力之下。高高在上的德国利率使资本远离法郎，被德国克吸走，这使法国货币跌到了欧共体汇率机制所允许的最低程度。投机者们都在拍售法郎，
但法国人却不愿意将其贬值。
在7月26日、星期一这天，索罗斯告诉法国的《费加罗报》他不打算拿法郎做文章，理由是：他不想让任何人谴责他破坏汇率机制。就这个表态的本质而言，索罗斯给法郎投了一张信任票，向人表明了法郎将会顶住当前的危机，而法国也不必为此而从汇率机制中撤出。
此时的索罗斯看起来轻松自如。可是，当德意志联邦银行经内部协商，决定不变更它的基本贴现率时，索罗斯不由地颇为恼火，好象仙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我认为这个体制即将完蛋”，他预言道。
7月刀日，星期五。索罗斯用传真向伦敦的路透社发了份稿子。他在其中声明：“在德意志联邦银行做出不降低其贴现率的决定之后，我觉得自己不再受我在《费加罗报》上作的声明的束缚了。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基石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冈其他成员的利益而行事的时候，还试图置身于货币交易之外以保护这个体系是徒劳无益的。”
他将法国法郎比做一位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妻子。她尽管饱尝拳脚，却仍与她的丈夫——在这里是汇率机制——厮守在一起。索罗斯说：“我不相望目前的安排在下星期一上午会产生效果。 他还宣布，此时他在拿法国法郎做交易方面有着充分自由。
对索罗斯的迷惑再度充溢了金融界，人们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些什么，他想表达的是哪般意思。在欧洲国家的部长们在布鲁塞尔为拯救汇率机们而紧张忙碌的同时，索罗斯依然超脱于危机之外，他想给人创造出这种深刻的印象：这一口他根本不打算将另一场汇率机制的危
机搁在心上。
当《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拨通给索罗斯的电话时，他正在他位于南安普敦的家中的游泳池旁悠哉游哉。这位记者觉得，索罗斯在电话中听起来更象一个老牌政客而不是个通货交易商。“正是因为我不想使市场陷入疯狂，我才不准备说出我要做些什么。”索罗斯如此告诉记者。他压根未透露出什么秘密，他所说的只是：在星期五申午之前，他坯没有时欧洲的货币有所动作。这听起来似乎意味着他在这个时间之后将开始行动了。
的确如此？
索罗斯不想就此再多说什么。他迫切想使他人打消将其仅视为一个投机者的看法，为此他继续象一个老牌政治家那样行事。他说道：“我坚决认为这个体制应该存在，它的参与者应关注于如何保全它而不是怎样为自己赚取收益。”
但接下来索罗斯不再觉得自己可以置身于外了。
8月4日．索罗斯就德国马克发表了一个公开谈话。他表示相信，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政策正将德国进一步推人衰退中，为此他要抛出马克。“我自己正拟对马克进行投机，卖出马克。买进美元和日元，”索罗斯对德国电视台说道，“从长远来看，这是对马克应持的态度。”他还补充说、德意志银行实行高利率政策是自取其拢，它应降低利率以帮助恢复欧洲经济的活力。
一开始，索罗斯似乎是有道理的。在索罗斯作出首次预测的6月份，马克对美元的比值是1．625。在7月底它跌至了1．75。但是。到9月中旬，德国货币针对美元的地位又明显坚挺了，达到了1．61马克换一美元。
第五节 围城
在此刻的节骨限上，很少有人对索罗斯就他自己的交易状况发表公开声明的权利提出疑问，只有一些头圃人物做到了这点。不过，人们愈来意认为，在对世界上的政治家们提出建议方面，索罗斯也许走得过远了。
比如，在8月1日，索·罗斯出现在了一家英国电视台的节目中，谈到了西方在巴尔干的军事干涉。他断言，容忍实行“种族清洗”的国家哲学标志着文明的终结。
是谁，又是如何使仙具备了这种地位呢？
1993年8月5日的《每日电讯报》在一庸社论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许多人在那个夏天对索罗斯所具有的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感觉。其中言道：
“自他出l00亿美元为英镑将会撤出汇率机制而打赌以来，他的每番话都被当成圣谕而备受重视，而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信件和文章都被视为神来之笔……”
“任何人都不应期望索罗斯先生身体出了毛病。欧洲大陆的政治家们和中央银行的头头们最近几天一直将汇率机制崩溃归咎于象他这样的投机家们，他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怒气；过错完全在于他们自身，因为他们试图保持无法得到支撑的汇率和利率……”“不过也有理由小心谨慎一些。索罗斯先生传送给传媒的、越来越有点夸夸其谈味道的讯息不免让人党得他有点高做自大
“当我们在这周得知索罗斯先生支持发动空袭以解萨拉热窝之围，我们开始觉得他需要去度度假了。他或许逐渐相信，决定外汇市场乃至对外政策对他而言是举手之劳……，但整个世界乐意倾听索罗斯先生的意见不应使他愚蠢到对化所说的颇为自以为是。
两天之后的8月7日，《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名为“喋喋休”的文章中对索罗斯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
“乔治·索罗斯是不是疯了？这个以纽约为总部、生于匈牙利的投资家关于从金融业到波斯尼亚的每件事的颇具轰动性的言论日益充斥着报纸和广播。近来，在欧洲汇率机制百病缠身之时，索罗斯先生的观点所吸引的注意至少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首脑得到的一样多。新闻界对索罗斯先生感兴趣不是没用的，毕竟他是那个使英格兰银行元气大伤的人……。可是，有着和他同样力量的其他投资者们们向于保持超常的冷静，为什么他不呢？”
这家杂志还问，为什么贸罗斯如此频繁地公开指手划脚？它给予了如下回答：
“第一个原因必定是，索罗斯先生对于被看作当代声名显蠢的投资界领袖并不避讳。他也确实配得上这种荣誉。”
“另一个动机也许是索罗斯不再满足于仅是一位有钱人，他想影响关于当代的重大间题的公共政策。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雄心，只是实现它的更佳方式或许是通过他正在东欧实施的慈善事业。”
“索罗斯先生对于出风头的明显欲望后面的一个最终原因是，和他从前埋身于量子基金会的日常事务的时候相比，他愈加无所顾忌。”
传媒继续对索罗斯猛烈开火。8月16日，又一家杂志加入了这场攻击之中。它说道："
“以往，索罗斯是属于不声不响类型的。多少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回内一位谷智和受到很好评价的人士。可是，现在他不是以他的行动来做代言人，天知道他怎么说个没完呢。”
“最近，乔治过度地违背了自己保持沉静的允诺。一些星期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你打开伦敦的电视却未见他的身影占据了荧屏。他给报纸去信，写专栏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公开地指责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而言之，他在成为一位传奇式投资家之外，还变成了一个公务活动家。”
“乔治也许感到有什么东西促使他要为他的慈善话动大声嚷嚷，或以富人们在赚钱已成为一件元甚意思的活儿时贡有的方式来橄一个俗气的哲人，这并不令我们惊奇。假如我们不太了解他的话，我们将会怀疑他身上是否有着一丝叫做'高做’的常见毛病。”
一位《商业周刊》的记者在那个夏天找到了机会向索罗斯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变得如此“喋喋不休”呢？
“我通常不想为公众所瞩日，除非我有什么要说。”索罗斯一上来如此答道。他接着说，“在可能的限度之内，我愿意用我自己的词语来表达。但我发觉，在我接受了某次采访之后，我的话往往在脱离了原来背景的情形下被引用。即使引用的是我的原话，它还是被歪曲了，和我的本意并不相同。”
他还说道：“我和传媒不存在一个爱或恨的关系。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会远远地避开。倘若你现在写了一篇不利于我的评论，从我这挑出了什么毛病，这不会对我有什么损害。所以你尽可以去这么做。”
索罗斯似乎是说他其实并不怎么在乎传媒，不过这显然不是事实。假如不运用一个庞大的、运转自如的公共关系机构，索罗斯也会变得像他最好的发言人那样八面玲戏。他的聪明足以使他认识到，如果他发份传真或写封宿给纪辑们。而不是接受采访。他更有机会让他的意思为人所理解。这种手法一直行之有效，报纸或杂志收到索罗斯的信件或传真后，都将其全文发表。他还懂得了有时要对新闻界说些什么，有时则要闭上嘴。当索罗斯在那一年采取一个大胆步骤，雇佣了纽约颇负声望的科克斯特公共关系公司时，他隔信达家公司对他会尽可能谈论得少。
对某些人来说，索罗斯在就投资形势发展公开言论时，也确实是太狡猾了。华尔街的一位主要的金融业人士曾让索罗斯的所作所为弄得很是尴尬，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说道，“我不但为什么要作这些公开的表态。”他坚决认为，就索罗斯的憎形而言，作这些声明是不恰当的。这也许不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但却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
第六节 闭嘴，索罗斯
索罗斯依然没闭上他的嘴。到了8月底他又引发了另一次和传媒相关的风波。这口，他的面孔上了《商业月刊》的封同。在以往，他也许会将这种成就视作死亡之吻。他的一些助手为此事而局促不安，其原因读一读这期封画报道的开头一段就知道了。
《商业周刊》的记者声称索罗斯将要予这家杂志一次采访机会。这令一直被说成是索罗斯的资深证券投资经理的吉拉尔德·马罗洛维西很是心烦。
“格雷。”马罗浴维西一对索罗斯的主要行政管理人员格霄·格拉斯藤说道，“你必须阻止这件事，我对此十分认真。”
格拉斯藤转身找到那位记者，抱歉地向他笑了笑，说道：“我们不容欢成为注意的中
心。我们乐意保持一种低姿态。”
一位颇有见地的华尔街观察家评论道，像索罗斯这样的人爱好吸引公众的注意是既不慎重，也不定运。“华尔街是一种很俗气的商业场所。乔洽·索罗斯在投资活动中打交遭的是些对挣钱之外的东面毫不关心的家伙，他们并不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索罗斯也许关心这点，但他们不。在华尔街颇有市场的见识是，一旦你变得引人注目，你也就化作了历史；一旦你上了《商业周刊》的封面，你也就可以和现实吻别了。而索罗斯恰恰出现在了封面上”。
索罗斯辽到了来自于他的助手——包括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他们要求他管住自己的嘴巴。索罗斯的基金机构内部的想法是，他的公开言论限制了基金的行动自由。如他的一位前同事说道，“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上帝间给庸人充斥的投资界的一位奇才，但现状是他的位置变得如此醒目以致于他需要不停地买入卖出以证明这点。而拥有如此多的通货和固定收入使它的基金失去了在市场上的灵活性。
这样，在经历了一个“健谈”的1993年夏季之后，索罗斯采取一项新的策略。每当被记者发间时，他总是拒绝说他喜欢或不容欢什么证券或通货。他看起来已觉察到他的每句话都处于监控这下。假如他拥有他被赋予的权威，这或许反过来只能给他惹麻烦。他知道这点。所以他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多嘴多舌了。
第七节 愤愤不平
索罗斯力图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他从后者那儿几乎未得到什么称赞。它们对于他一直“干预”欧洲货币事务十分恼火。
1993年9月底，时任欧共体部长理事会主席的比利时外交大臣威利·克拉斯间接地指责索罗斯企图颠覆欧洲联合大业。在和法国杂志《观点》的一次谈话中，克拉斯说，“存在着一种阴谋，在盎格鲁——萨克森世界中，有些组织和个人愿意有一个分裂的、扮演二流的经济角色的欧洲。不想要一个拥有其自己的货币和对外政策的强大欧洲。
索罗斯的发言人戴维·克诺菲尔德对克拉斯的言论不屑一回，他声称，“我们不打算对这种关于什么盎格鲁——萨克森阴谋的无稽之谈作出回答。”他再次强调，索罗斯支持一个行之有效的欧洲货币体系，但确信在该体系于最近解体之前，它不再对欧洲国家有什么积极作用了。
第八节 索罗斯在1993年
总体上讲，1993年对量子基金会是非常不错的一年，它的资产上升了61.5％。在1969年投在量子基金会上的1万美元如今已升值为2100万美元。而同期投在standArd＆POOR500的证券上的一万美元仅增幅至12．2万美元。
索罗斯的每一个基金项目都表现得十分出色。最佳的是“Quantum EmergingGrowth”，涨幅为1o9％，其次是“量子”和“Quota”，它们分别是72％有余。打1969年以来，索罗斯已创造出了约为35％的令人惊讶不已的年度增长率。而S＆P500的这个指标只有10．5％。
索罗斯在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大一笔买入的对象是拉蒙通讯公司，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计算机网络领域内的公司：纽布里奇网络公司和DSC通讯公司。他卖出股份最多的是MedcoContainnlent servlces。其他的卖出表明索罗斯正力图使自己少受金融企业的牵累，他的10项最大卖出中，有5项是在该领域。
第二十五章 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
索罗斯将自己看成上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招他的宗教信件当作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东西。
第一节 犹太圣徒
索罗斯将自己看成上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把他的宗教信仰当作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东西。
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本人的经历都未拉近乔治·索罗斯和犹太教之间的距离。即使当年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不让索罗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背景，它也未对他的宗教思想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索罗斯在1944年为逃避纳粹而东躲西藏，这使他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冒险，学会了一套生存技巧，但并没有使他更具有犹大局性。
如果说索罗斯从这场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像欧洲的犹太人这样的少数种族必须在将来保护好自己，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少数种族被赋予了权利的多元社会。
“我在1947年去了英国，后来在1956年又去了美国，”索罗斯写道，“但我从未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美国人。我把匈牙利抛在了脑后，而我的犹大属性也未使我个人的意义在一种对族群的忠诚之感中得到充分表达，从而让我去支持以色列。相反，作为一个少数种族中的一员，一个能够察觉到问题的另一面的外来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曾让我痛苦地感到处于危险和屈辱之中，但具备进行批评思考和高屋建瓶的能力弥补了这一
切。”
犹太身份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个负担。它未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除了生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所承受的“危险和屈辱”。因此，在战后年代，索罗斯对他的宗教属性一直轻描淡写，他的智慧中也没什么发端于犹太源泉。
他长期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巴伦·维恩评价道：“乔治从不力图表明他不是个犹太人，他从不隐晦他的身份，但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不想使这成为他的认同感的中心。”“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这是他的认同的中心内容。身为一个犹太人的事实意味着他不得不跑开，不得不逃避，不得不隐藏起来。当他来到美国时，犹太身份的确给他打上了框框，而乔治希冀摆脱一切框框的束缚。他要使自己因为他本人的职业、智忑和成而被人接纳。他不把自己和犹大事业拴在一起，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回避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设定任何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他不会戴上一个志，上写'我是犹太人’。
第二节 难忘今宵
1992年10月上旬，索罗斯邀请了一位名叫本尼·兰达的以色列企业家和他一起在他的纽约公寓吃饭。这个夜晚对两人来说都是他们所度过的夜晚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个。
1977年，兰达在离特拉维夫不远的一个叫雷赫沃特的以色列小城建立了一家名为“英迪戈”的高技术公司。它很侠发展成了全球高质量数字彩色印刷产品领域中的领头羊。
1977年6月份，兰达请求“第一波士顿”这家美国投资和银行业务公司为英迪戈作些战略规划。“第一波士顿”建议先为这家企业进行一私人宣传，若干年之后再将其向大众推广。当“第一波士顿”快要撰拟好一份将被发送给潜在的投资者的备忘录时，索罗斯听说了英迪戈公司的打算。在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请求英迪戈取消发行备忘录的计划，并且说如果他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他将承担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
“这可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惊奇，因为我们起初预计要弄到5000万美元，至今应有半打的投资人，”坐在雷赫沃特的四径办公室里的兰达在1994年8月如此口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双方敲定条件之后，索罗斯又告诉兰达他对于这桩买卖有种私人兴趣，并打算在一切事宜办妥之前见见他。这样，他就邀请兰达去纽约赴宴了。
索罗斯和兰达见了面。在场的有另外面个人：索罗斯的同事P。C查特约和“第一波士顿”的执行总裁罗伯特·康拉兹。这个晚上之所以有意义在于谈话的性质。外人也许会想，这回个生意人因一顿工作晚餐而聚到一起，他们所谈的将主要是他们的工作。但查特约和康拉兹两人实际上整个晚上都没说什么东西。事后兰达说道，他相信这两人听到索罗斯和他整晚上谈论的都是非商业性的话题之后，瞠目结舌得什么也说出了。
两年之后再描述那个晚上的情景时，兰达回忆起了许多细节。似乎他昨天才同索罗斯吃过饭。这个晚宴开始于傍晚7点30分。持续了4个小时。在就坐后，索罗斯请求兰达谈他自己及其公司。这大约花了20至30分钟。接着兰达间索罗斯是否该轮到他来问些关于这位投资家本人的问题了。
“当然可以，”索罗斯答道，他猜想他也许会被提一些关于他的投资经历的问题。
“那好，”兰达张口说道，“我对我所了解的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颇感兴趣。”此时他并未留意索罗斯听到这些是否皱了皱眉，“我所感兴趣的是”——兰达提醒自己不要说得太唐突——“对于作为一个犹大人，你有什么想法？是否和一家以以色列为总部的公司做生意有着某种意义？”。
兰达原先就略知一些索罗斯对犹大事务的漠不关心，他也知道这位投资家是个犹太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兰达来说，要在索罗斯的幸兔于难和他在犹太问题上的中宣之间找到一致多少有点困难。所以，他问了上述问题。
索罗斯看起来对这个问题觉得意外，尽管没有不舒报的表情。他答道： “无论怎么讲，这点对我来说不说明什么。我们之所以有兴趣，不是因为你们是一家以色列公司，而是和你们合作看来像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中，索罗斯谈论了他的犹太身份、他几时的经历，尤其是他在二战中躲避纳粹的事儿。“这是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他告诉兰达，“那种躲藏就像玩'警察和小偷’游戏，令人刺激不已。”他们还谈及了犹大民族主义。不时地，这顿晚饭看起来象一场辩论，不过气氛一直是友好的，尽管他们总是围绕着那些用兰达的话来说是“私人性质的、敏感的问题。
在和索罗斯交谈的同时，兰达在猜想是什么使这位投资家拒绝持有来犹大憎感。听到索罗斯的战时经历时，兰达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他发现，虽然索罗斯一直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绘成一场过蠢的游戏，但实际上他不得不一边又一邀地口味那场难以想象的恐怖，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于是他的结论是，对于索罗斯，身为一个犹太人必定是一个负，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在这顿晚餐中间，索罗斯还透露道，只是在80年代初他曾在公开场合愉快地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之前，他只想回避这个话题。“也许商业上的成功最终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去承认我的犹太身份，”索罗斯表白道。
谈到民族主义时，兰达表示，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犹太复国运动尤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和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我希望使你走近它，”他告诉索罗斯。
可索罗斯从纳粹那儿尝到了如此多的苦头，以致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以较高评价。“它只会带来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有可能使民族主义只保留其建设性的一面而不具有其负面特点，也不会造成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破坏，那么你是正确的。但是，这不可能。”
在他们谈话的同时，索罗斯正受着东欧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真可笑，”他说道。“他们竟把我和什么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老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扯在了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地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索罗斯很少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犹太人。
当钟点将至11点毕的时候，索罗斯和兰达已因过去的历史而感到一丝精神上的倦乏。
兰达朝索罗斯看去，带着一种坚定的神憎正言道：“我感到，最终使你和以色列达成感情上的一致是我的一项使命。要让你回归犹太世界。”
“这很有趣，”索罗斯模棱两可地答道。
晚餐结束后，在电梯上，查特约对兰达说，：我吃惊不浅，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乔治的这些我从来不了解。”兰达也感到惊奇。这个晚上对他和索罗斯来说和工作没有多少牵连。
几个月以后的1993年1月，兰达和索罗斯在后者的纽约办公室再次握手寒喧并签署协议。索罗斯此时必定想起了10月份的那顿晚餐，他也许觉得上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太愿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因为这多少过分暴露了他的犹太身份。索罗斯力囹让兰达打消这种想法，于是，当和兰达握手时，他说，“你知道，我很高兴这个公司位于以色列。”兰达认为此话意味着这笔交易对索罗斯来说终究还有点私人性质上的意义。他借机邀请索罗斯去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第三节 造访以色列
与本尼·兰达的邂逅折射出的是乔治·索罗斯身上的一种深刻变化。在90年代初，他的朋友和同事就开始注意到，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他的过去有了一种新的兴趣。索罗斯开始让一些熟人——其中有丹尼尔·道伦——给他找些书。《塔木德经》也位列其中。“他变得对犹太文明感兴趣了，”道伦说道，“霎那间他认识到他不是来源于真空之中。”索罗斯的变化还通过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正式揭幕典礼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声明：“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桑德拉·普拉隆当时在现场，她记得人们都惊诧不已。罗马尼亚人是不习惯于听见某人公开声称他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的。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个恬了50多岁还不愿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还将犹太身份看作负担的人来说。如今，在叨年代初，这一切看来在变了。
什么使乔治·索罗斯的种族意识觉醒了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及其犹太身份的攻击。另一个原因是，它日益不因他的犹太血统感到别扭了。他已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他某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得起攻击，他不再需要担心身为犹太人会让他遭罪。
最后，索罗斯在东欧尤其是在叨年代初的波黑战争中亲眼目睹的昔难使他不由想起，在本世纪上半叶，他的犹太出身使他经历了多少痛昔。在他资助重建萨拉热窝的供水系统和天然气管道之后，一位记者曾间他：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会同情一个穆斯林国家？索罗斯答道：“假如你曾经历了某种大屠杀而现在又目睹了另一种，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共鸣。对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屠杀，我抱有一种特别的关注。”
不过，索罗斯对于犹太种族新生的温情的最显著标志还是他将于1994年1月对以色列进行的首次公开访问。多少年以来，他的犹太同事一直力求使他给予这个犹太国家更多的注意，但毫无效果。对于他对犹大事业的冷若冰霜，对于他似乎耻于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十分不满。但是，他们懂得，无论他们自己有何种说服力，索罗斯本人必须在经历了某些变化之后才能进行这次访问。
索罗斯曾一直声称，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做法，他不会涉足这个国家。有关于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色彩很依的经济模式对投资者来说过于但硬和缺乏吸引力。当索罗斯的助手们把精力投到了使东欧和前苏联的封闭社会趋于开放上时，他没有什么理由要去民主的以色列找个立足点。他不认为以色列也需要“开放”。
但这些并未阻止其他人力图劝服索罗斯并诱使他去以色列。
在l993年秋天，以色列宣布，它业已和巴解组织秘密进行了旨在达成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协议的谈判。此时，以色列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觉得时机已经来到，该写宿请索罗斯再次考虑以色列之行了。
“你是否记得，我们曾说起要你来以色列而你却拒绝了？”欧菲尔写道，“现在好了，在过去几年中以色列正在进行认真的经济改革。而且我们也将会得到和平。是重新考虑你和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了”。可是欧菲尔一直未得到国音，直至索罗斯宣布他将于1994年1月份访问以色列，他才得到间接的口答。
索罗斯决定去以色列也许不是由于他对这个犹太国家新萌发了兴趣，而是因为他想对世界表明；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的攻击并使他怎么样。在被指责为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之后。索罗斯大概想要告诉人们，这种攻击不可能让他退缩到一旁。
尽管以色列入迫切想见到索罗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造访他们的国家，但是一些人只予这条消息以谨慎的欢迎。这种谨慎更多地是与一位叫罗怕特·马克斯韦尔的国际金融家而不是索罗斯有关。几年之前，以色列入也曾为马克斯韦尔铺下红地毯，他和索罗斯相似，只是到了晚年才重新找口了自己的犹太根。不过，马克斯韦尔走后，以色列入就十分懊恼地发现，马克斯韦尔说轻点是一个名声不佳的人，说重一点就是一元赖。所以，一些以色列入担心，有着几十亿美元、从事着令人捉摸不透的金融活动的裳罗斯是另一个马克斯韦尔。
虽然大多数以色列入从未听说过乔治·索罗斯这个人，但以色列政府的要人们可知道，他们决定给予索罗斯四星级的接待。对他们来说，索罗斯在踏上归途时能对以色列有个积极印象很重要，因为他在国际金融界说一句好话也许就能促长以色列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其实，单是索罗斯出于商业目的而访问以色列的事实就能被以色列公共关系部门利用来证明该国经济正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于是，从总理伊扎克·拉宾到过去曾与索罗斯共事过的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以色列多数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官员都会见了索罗斯。拉宾告诉索罗斯以色列正努力加大将一些国有公司私有化的力度并欢迎他参与其中。索罗斯在以色列有两笔小的投资，他访问
了这两处。一个叫“格奥特克”，是一家经营专业的移动无线通讯设备的公司；另一个就是英迪戈公司。索罗斯拥有后者的17%股份，它在1993年价值7000万美元，次年就翻了一番。
访问中的一天晚上，在位于特拉维夫以北、濒临地中海的赫尔兹利亚的阿卡迪亚饭店，举行了一次为索罗斯安排的宴会。以色列金融界的大约250名头面人物到场出席，索罗斯理所当然应对他们讲番话。在这个晚上的早些时候，索罗斯问本尼·兰达他应谈些什么。兰达说，听众不仅喜欢耳闻你的商业生涯，对于你做为个犹太人，身在以色列有何想法也颇感兴趣，，'就把我们上起吃饭的那个晚上你对我说的话讲给他们吧。”索罗斯同意了。
索罗斯说了20分钟。通常，他是一个很善于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人，但这次的即席发言却让他很吃力。兰达回忆道，索罗斯“变得很困窘，他结结巴巴，东拉西扯。”这可能是因为这是索罗斯首次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一种私人方式谈论他的犹大身份。假如他整辈子都是一位自豪的犹大人，他也许会说得很流畅。可是，在试图但言彻时其犹太出身的长期隐瞒时，索罗斯不能不体会到，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为是犹太人而骄做，而且在那场大屠杀中失去朋友和亲属的人绝不在少数。他必然懂得，要使他关于对犹大身份的自憎和自我否认的叙述听起来令人情服和有感染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这20分钟里，索罗斯将大约一年半以前他对本尼·兰达讲的话重述了许多。他谈到，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朋友称他为“非犹太人”令他如何兴奋；这么多年来他如何对以色列保持沉默，出于相信对这个犹大国家并元好感的他最好还是闭上嘴的缘故。他
也谈到，由于以色列如今看来放弃了它的沙文主义并为和阿拉伯邻居达成和平而有所动作，他是如何地感到欢欣鼓舞以致于乐意进行这次访问。他还言及了他的济世哲学，说以色列一直是一个伸手向他人索要的国家，而他个人党得它不应再持这种做法，以色列应是一个吸引
投资家而非慈善家的地方。他根本不打算向以色列推及他的慈善事业，但他业已在此有了两项投资，他正在考虑进行更多的投资。
以色列入对索罗斯的访问的反应并不全是积极的。许多人压根不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他们听闻他在阿卡迪亚饭店的讲话之后，都感到泪丧。“对那些听众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夜晚，”本尼。兰达回忆道，“人们对于他不效忠于犹大事业非常失望。许多以色列入听了他的话都很不是滋味，原因是，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坦率、说私下话的.
第二十六章 情人节的灾难
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
第一节 痛苦时光
在1994年伊始，索罗斯采取了大肆卖空德国马克的手法。可是，尽管索罗斯起初相信德国的利率会下降，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为高利率会相当地损害德国经济，所以索罗斯打赌德国将降低其利率，而这将使德国马克贬值。德国人对此不大愉快，他们不想见到索罗斯这号人拿他们打赌。
虽然对索罗斯来说，1994年有个不错的开头；但渐渐地，乌云开始集聚于地平线上。在一些愤世嫉俗的人看来，1月份的《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关于索罗斯的封面报道对索罗斯可不是一个好兆头。这基本上是一篇善意的文字，由曾著有畅销书《谎言的揭露者》的迈克尔·刘易斯所写，主要说的是索罗斯的慈善活动。在去年的11月，索罗斯让刘易斯跟随他进行了一次为期两星期的“援助旅行”，后者亲身经历了一连串旨在显示乔治·索罗斯在东欧如何具有影响力的事情。
但不到一个月，天塌了下来。
1994年2月索罗斯遭受的挫折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不在于他赔了钱，索罗斯以前曾亏过；也不在于这次的数目是如此之巨：6亿美元。
这一次失败显得与众不同的原因是，索罗斯对它的解释是就事论事，而这看起来是在掩饰这次灾难的大小程度。这起事件发生在1994年2月14日，量子基金会内部的雇员称其为“圣瓦伦丁日屠杀”。
一段时间以来，索罗斯一直打赌日元对美元会贬值。为了在贸易谈判中更好地向日本人施压，美国政府一度乐意使日元坚挺，园为如果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产品就会变得更加昂贵，从而更难以在世界上行销。索罗斯相信，克林顿总统和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将解决两国间的贸易争端，而这将使美国政府愿意让日元下跌。
但索罗斯这回算盘错了。在2月11日，星期五，克林顿和细川的会谈以失败告终。当外汇市场于三天之后重新开业之时，原先一直下跌的日元突然飓升。交易者们的结论是，美国企图将日元往上抬，以减小和日本的贸易赤字。日元攀升将令美国市场上的日本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
星期一纽约外汇市场收盘时，日元对美元的比价是102．20。比上星期五的收盘价107．18变化了差不多5％。令索罗斯懊恼的是，它没考虑到贸易会谈的失败会使日元如此迅猛地浮动。
索罗斯并未对1994年2月14日的事情作过多少评论。在其中的一次，他说道，“日元在一口之内下落了5% ，我们在同一天内也损失了5％，而其中的一半是和我们过于容易受到日元的影响分不开的。我不清楚哪一方面出了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处理还是那些相互争斗进而造成了这种变动的政府的态度。”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索罗斯的6亿美元的损失对他的声音仅造成了相对较小的影响。几乎无人对索罗斯的金融机器提出质疑，说它一夜之间自毁门庭；也没有人说索罗斯这位世界级的投资家自己葬送了自己或者从此将默默无闻。
“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
第二节 后生可畏
索罗斯不仅挺了下来，还愈加充满生气。为此他运用了极富聪明才智的手法。
在1987年10月的金融动荡中，索罗斯力图让传媒相信，他的损失总计只有区区3亿美元，而非传言的8．5亿美元，但未能如愿。如今，在1994年2月，传言又四处而起，说索罗斯的损失远不止6亿美元。索罗斯这次明白，他必须迅速行动以扫清这些流言蜚语。
他想到了自己的左右膀斯但莱·德鲁肯米勒，要求他去和新闻界打交道。德鲁肯米勒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意味着将发生一场地震；而在1994年2月14日这天，这场地震来临了。索罗斯确实需要某个人将他的基金从别人的脚底下拯救出来。
德鲁肯米勒和新闻界见了面。他一上来就聪明地指出损失的就是6亿美元，一分不多，一文不少。他说索罗斯基金之所以赔了钱，主要是由于它错误地预计日元对美元将会贬值，但他宣布，该基金会所卖空的日元数额远比传言要少，只是大约80亿美元，绝非一些市场报道所说的250亿美元。接下来，德鲁肯米勒表示，在某个时期，索罗斯基金的确握有大量的日元，但到2月14日之前，数量已相当地减少。他还解释道，一段时间以前，他判断在1994年中日本经疥将出现有力的增长，而较高的产出将减少日本的贸易盈余，因为这会使日元下跌，所以索罗斯基金采取了大量卖空日元的做法，买进了不少日本公司的股票并将日本人的债券抛出。从1993年夏至该年的稍后时候，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变动关系对索罗斯基金是比较有利的。但到了年底，索罗斯基金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处于一种对日元“超额认购”的地位。德鲁肯米勒认为这在今天几乎不算一回事，但承认当初他和同事们应该重新评估一下他们对于日元的对策。
现在该对索罗斯的这次挫折作些评析了。
德鲁肯米勒指出，6亿美元只占索罗斯全部资产的5% 。这看来似乎将使索罗斯的金融机器陷入无底之渊，但它的二号人物强调说根本没这回事，人们依然还保有余下的95％。顺便说一下，在那些日子里，索罗斯的总资产约是12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没提到这点。
这样，一些简单的算术运算告诉我们：即使损失了成百上千万美元，索罗斯依旧握有114亿美元的资产。另外．德鲁肯米勒声称，量子基金会业已使2月14日的损失多少得到了些挽回。到2月23日，该基金会的资产额只降低了2．7％。
这笔资产足够索罗斯为位于俯瞰中央公园的摩天文楼上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职员们发工资了，他也有足够的钱分配给在东欧和前苏联的那些基金会。
这些机构依然可以开足马力地运转。索罗斯在一夜之间损失了6亿美元，但这几乎未引起什么对他保持其金融机器活力的怀疑。他在1994年早先几个月中表现出的巨大信心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6亿美元的损失对于索罗斯的金融业务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大众心目中，索罗斯作为一位金融场上的魔术师的形象并未能发生变化，哪怕是极微细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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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之旅
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第一节 众矢之的
尽管索罗斯的基金在2月份遭受了一次大失败，可是，当4月份来临，索罗斯需要站在华盛顿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时，他仍是金融领域内的大腕，世界级的投资家。该地位依然使他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索罗斯这次上头版某种程度上和金融圈里的一些咦咦叨叨分不开，后者也得到了传媒的附和。人们觉得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正日益地引人关注。这种关注来源于1994年早些时候金融市场上的风波。不过，索罗斯不认为他需为此向外界道歉，他说，“我依旧将自己视为一个自私、贪婪的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某种圣者，我有着很好的胃口而且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索罗斯并非将赌押在日元身上的唯一一个人。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也卷了进来并且同样遭到重创。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套头基金组织需要筹集现金，这迫使其部分地出售以日本或欧洲国家的证券这种形式存在的资产，而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甚至那些并没有拿日元打赌的套头基金组织也未能幸免于这场风波。它们的管理者相信，高失业率将促使欧洲各国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大肆购买、积聚欧洲国家的债券，认为只要欧洲国家的利率下降，这些债券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一些套头基金组织由于日元方面的原因而大亏特亏，另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则开始急于抛售其手中的欧洲债券。这使得这类债券的价格一跌再跌，并迫使欧洲的债券发行者提高利率以吸引购买者。结果，欧洲债券市场陷于一片混乱，一些套头基金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这种背景下，乔治·索罗斯大概希望保持一种低姿态以图赢得时间去收回损失，并使人相信“圣瓦伦丁日的屠杀”再也不会发生。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他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是太出名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3月份要在巴塞尔聚会，国会听证会也定在了4月份。这两方面都发出了要对索罗斯和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采取行动的威胁，令后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回应，索罗斯在那个春天成为了套头基金组织的某种代言人。他决定尽可能地采取和解态度。3月2日，索罗斯在波恩宣称，中央银行对大的套头基金组织进行规范是合情合理的。“我感到不规范的市场有着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他对记者说。“我认为调控者们
理应进行规范。我相信缺乏规范的市场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所以（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是一项非常合理之举。我们乐意和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还希望，他们采取的任何规范措施不会是弊大于利。”
当被要求就套头基金组织的活动增大了“市场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项指责进行回答时，索罗斯说：“我要说的是，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所以我压根不相信市场
完美元缺。我也不认为套头基金组织是完美元缺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在一天之内损失5％。
当巴塞尔会议结束之时，10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首脑们并未找到什么充分理由，以便他们觉得有必要制定针对套头基金组织或那些使用自身资本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的银行的新的规定。自从这年早些时候的动荡发生过后，市场凭借自身力量很快地恢复了正
常，并元多少道理能让人预言还会有其他的麻烦。但是，让一些观察家们念念不忘的是，套头基金组织这一次使用了各种伎俩才逃脱了应有惩罚，对他们需要严加管理。
在这点上，迪安·维特·雷诺尔德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和主要的投资战略家威廉·卜多吉说道：“在今天，未经登记的衍生性产品如何能四处泛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物品未经登记，所以关于它们的交易就不会被要求在某个地方进行。如果是这样，有关的纪录和交易额就不会为人所知，而市场的规模、交易的条件、个人间买卖的大小程度也不会为人所了解和掌握……。套头基金组织的投资活动的规模已是如此之大，其结果是，如果这些投资失算，它们将对金融体系造成全方位的危险，并进而危及社会的金融结构。
第二节 国会山的演讲者
1994年初的金融动荡为美国国会里的冈扎尔斯听证会搭起了舞台。这出听证会按原计划只是为了一般性地调查套头基金组织，如今却可以拿一项具体的案例做参照；后者向人传达的信息是套头基金组织是金融市场上的头号恶棍。众议员：亨利·冈扎尔斯注意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业已一年了，对他来说，索罗斯遭受了其生涯最中严重的一次失败不说明什么问题。鉴于年初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如此动荡不定，他有着充足的理由对索罗斯追着不放。
于是索罗斯去了华盛顿。
听证会的目的——冈扎尔斯对此并不讳言——就是要看看那些从事套头基金投资的人是否像被人描绘的那样诡计多端，是否他们通过其行动确实影响了金融市场，是否应当对他们施加更多的制约。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冈扎尔斯还发布了一个宣言，威胁道要使在金融领域的”不当处置”被视作“对法律的直接侵犯”，“并表达了自己要加强国会对衍生性活动的监管的怠愿。
这听起来并不坏。不过，在银行委员会能够建议出新规章制度之前，它必须解决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尽管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是金融领域，但并无多少成员知道·一个套头基金组织是如何运转的，几乎无人清楚他们使用了什么诡秘的金融技巧。
为了得到一些答案——实际上是为了上一堂可称为“套头基金入门”的课，他们在1994年4月13日这天把索罗斯这位“大师级”人物请到了面前。当举行听证会的房间差不多坐满的时候，显而易见索罗斯是那天中在华盛顿最具风采的一个人。
“套头基金人门”一课开始了。老师的开场白是声称在坐的议员们找错了对象。接下来他开始运用自己的金融理论来解释其中的缘由。
索罗斯断言道，金融市场上的状况能够予一国经济中的基本因素以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市场的状况和充分市场理论所认为的正常状态是大不相同的。市场的繁荣与萧条的更替之所以具有破坏力，正是由于它们影响到了经济生活的基本因素。
索罗斯接着说道，只有在“随大流”行为主宰了市场的情形下，兴衰相替的现象才可能生成。“所谓随大流”索罗斯说道：“我指的是人们不加思索地在价格上涨时购进，而在价
格下降时卖出。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你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导致了随大流行为？套头基金组织的活动也许是一个因素，所以你们不无道理地注意到了它，虽然就我的套头基金组织而言你们是看错了地方”。
“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索罗斯更中肯的观点是，是共同基金和机构投资者而不是套头基金使市场趋于不稳，因为这两者都有着随大流倾向。他说“当资金大量流入时，他们趋于保留少于常量的现金，因为他们估计资金会继续流入；当资金大量流出时，他们又需要积聚较多的现金以备兑付。”结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泡沫金融。
接下来索罗斯简要地论述了当前的市场形势：“我想强调的是，我未发现任何近在眼前的市场崩溃的危险。我们刚刚刺破了一些在资产价格上生成的泡沫，结果，金融市场的状况比去年年底要健康得多，我不认为目前投资者应过分担心。”换句话说，现在完全可以买入美国的国债或S＆P期货了。
索罗斯还抨击了克林顿政府在与日本人的贸易争端中采取的强硬路线和力图使美元下跌的做法。他说，“这对于美元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极为有害。把压低美元作为一种处理我们和日本有关的贸易政策的手法是一项我们不应使用的危险策略。”人们不难从这番话中读出这
么一条市场讯息：买入口元，卖空美元，直至美日贸易谈判局势明朗化。
索罗斯始终力图使套头基金组织不成为听证会的中心话题。他强调套头基金组织并不是投资世界的很大一块组成部分。尽管基金管理处的日均通货交易额达到35亿美元，但索罗斯告诉委员会成员这种规模的交易不应对市场产主什么影响，因为套头基金组织只控制了外汇市场每月交易量中极小的一部分。
索罗斯对通货危机和市场动荡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实行固定汇率，“这太僵硬了，”他说。他也不赞成实行浮动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有其缺陷，因为市场总会发生过度偏差。”索罗斯的解决方案是：七国集团内的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金融人士需要协调他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消除是市场不稳定的根本所在的那些巨大差别。”
委员会成员们提出的问题让索罗斯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套头基金组织究竟从事一些什么活动依旧知之甚少。“到底什么是套头基金组织？”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这类问题。索罗斯试图传授给他们一些知识，但他不得不承认'套头’这个标签已经被贴在了许多本来和它无关的东西上。”这个词被用得如此不加区别以致于它已囊括了许多活动。“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经营者们得到的报偿是根据其表现而不是按照被经营的资产的某个固定的百分比。”索罗斯这个套头基金投资领域中的国王对套头基金作的这种描绘看起来古里古怪。不
过，他对于就套头基金的定义开一个研讨会没有多少兴趣。他只想传达这么一种认识：套头基金组织实际上在金融市场中举止不错。
索罗斯强调，由于从事套头基金投资的人是完全根据其表现得到报酬，套头基金活动是针对机构投资者的随大流行为的“一剂有力的解毒药。 以他自己的基金会为例，它通过针对普遍的买入或卖出趋势逆其道而行之，对多变的市场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他说：“我们更趋于稳定而不是扰乱市场，我们有这样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是为大众服务的机构，而是因为这是我们赚钱的风格。”
索罗斯直言不讳地为套头基金进行辩护，他对他的听众们说道：“坦率他讲，我不认为套头基金对你们或管理者们来说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物。不应将年初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大跌归咎于它。我反对任何认为我们的活动有害或制造动荡的断言或影射。
索罗斯还被问道，是否像他这样的私人投资者有可能积聚足够的资本以操纵如意大利里拉或英镑这样的通货的价值？
“不会，”他回答道，“若短期内的情形不算，我不相信某个市场的参与者能违背基本的经济原则成功影响主要货币的交易状况。相对于全球通货市场的规模，套头基金组织只是小小的参与者。次要货币的市场缺乏流动性、这也起到了防止任何投资者成功地影响小货币的价格的作用。由于流动性的缺乏，任何力图通过掌握大量的这种货币来影响价格的投资者在将它们卖出时都会面临灾难性结果。
索罗斯谋求使自己尽可能地不和衍生物、不和从股票、债务或商品中衍生出的那些金融契约扯上，而委员会则对衍生性金融工具倍感兴趣。在这方面，索罗斯的言语听起来好象是，连他这么一个老到的投资家也不大知道如何去了解它们。另外，他指出套头基金组织并不是衍生性工具的签发者，而更可能是其客户。所以它们对金融体系可能造成的风险要小得多。
为什么对于衍生物会产生疑惑呢？
索罗斯的看法是：“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衍生物。其中的一些是如此地令人捉摸不透，以致于所涉及的风险连最老到的投资者也不能正确认识，我自己应是其中的一位。一些衍生性工具看来就是被特意用来使机构投资者能进行在其他情形下不可能进行的赌博。”
索罗斯还说：“我们不滥用衍生性工具。我们的活动是逆潮流而动而非随大流的。我们力图早早地跟紧新的趋向，然后在稍晚的时候及时采取行动以不被趋势的反向抛在一边。”
索罗斯给人留下这么一个深刻印象：他并不怎么觉得国会应对衍生性工具进行规范。同意这样做只会令他有些愧疚，因为他周围的其他人一直力求他直言不讳地反对这么做。“要知道，”他对就近期金融市场的动荡向他提问题的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布鲁斯·文托说，“当我们就我在这儿的露面进行准备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点这些。我说，直率他讲，应该被规范的是衍生性工具的发行。而我的伙伴指出，很不幸，规范会造成一种非人所希望的后果，因为进行规范的人关注的只是下层而非上层，他们想避免一场灾祸。所以如果你要求把对衍生物进行登记规定为一项义务的话，这完全会招致官僚阶层的抵制，因为规范者们的利益和市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他使我打消了提出建议的念头。
在听证会上，索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位不主张再制订某些规定的人。一些作证的规范者们也指出，套头基金投资和衍生物对金融体制和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并不是那么大。尤金·路德维希认为，几个国有的金融机构平均只有不超过0．2％的资产处于这种风险之中。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小亚瑟·内维特表示，他确信根据当前所有的银行业和证券法规，几乎全部的套头基金投资活动都得到了很好的管理；不需要再订新的法规。不过，三位作证的规范者都认为有必要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不赞成再订立法规，”联邦储备银行的约翰·卜内维尔说，“但我们强烈希望知道更多的东西。”
委员会对索罗斯的陈述有何反响呢？次日的《纽约时报》登了一篇由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撰的文章，它恰当地总结了委员会成员当时的所思所想：“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们看来既对承受这个有着米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利治亚国王，贪恋财富，曾求神赐给点物成金的法术。——译注）的点金术的人物教导感到敬畏，又对套头基金世界中的秘密怀有浓厚的好奇心。他们耳闻目睹的各种事件，包括索罗斯在近期的通货交易中损失了6亿美元，看来非但没有使套头基金组织的神秘色彩黯淡下去，反而使其更加惹眼。”
索罗斯在那一天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的观点在华盛顿为人接受。不过单单去影响国会还是不够的，他还力图改变传媒的看法。这项任务被指派给了罗怕特·约翰逊，他是曾经陪同索罗斯去华盛顿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执行主任。
在听证会结束后对新闻界的谈话中，约翰逊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让国会和公众正确认识到乔治·索罗斯的所作所为。他说：“最大的问题所在是关于套头基金的神话。为此应该和新闻界有更多的沟通。 为了更突出地体现这种坦诚，约翰逊还披露了索罗斯资产分配状况。
这样，乔治·索罗斯顺利地捱过了听证会。各种情况表明，他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元罪。
两个月之后，在巴伦·维恩与SEC的一位成员共同进餐时，听证会和索罗斯的表现成了一个后题。维恩事后说，这位sEC成员认为“乔治做得如此出色以致于SEC和国会都不再对套头基金组织忧心仲忡。”总之一句话，索罗斯可以大大地心满意足了。
第二十八章 比42个国家还富
假如索罗斯是一家公司，他在收益的徘名表上位居第37位。他的所得超过了至少4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旦和像乍得、瓜德罗普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大致持平。拿另一种方式衡量，按每辆19万美元的价格，他能买5790辆罗尔斯·罗伊斯车，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那鲁和哥伦比亚的每个学生付三年多的学费。这倒不是个坏主意，一些家长或许会这么说。”
第一节 大举东进
乔治·索罗斯这位智慧大师从来未放弃过赢得尊敬的希望。自《金融炼金术》一书出版以来，7年已经过去，尽管索罗斯乐意看到他的观点以书的形式流传，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读者中出于学术上的兴趣而购买此书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问题是，”他告诉《泰晤士报》的经济版编辑阿纳托利·卡内茨基，“每个人买这本书只是为了发现赚钱的秘诀。我想我理应预见到这点。 1994年5月，该书的平装本出版了，索罗斯又一次燃起了这般期望：读者们会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论，而不仅仅是搜寻赚钱的窍门。
与此同时，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也正力图在1994年东山再起，虽然他们在2月份吃了大亏。不过量子基金在春季将Genen。tech这家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卖空之举未能有助于这个目标，《今日美国报》认为这是一件虽小但影响不可低估的失误。索罗斯的损失只有大约1000万美元，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笔零花钱，但其他的投资者却付出了重大代价。为此，记者丹·多夫曼写道：“给投资者们的一个教训是：仅仅因为听说索罗斯玩起了某种股票就投身于其中是愚不可及的。”
到了1994年6月22日，量子基金的资产只比这一年的开始之际少了l％。当然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表明还存在着索罗斯遭遇其基金会历史上第二个亏损年的可能。但和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相比，索罗斯的业绩已经够夺目的了。泰戈的“美洲虎基金”同期亏损了11．5% ，莱昂·库琅曼的“欧米前基金”损失了23％，而迈克尔·斯但因哈特的基金会则为30% 。
反映了索罗斯所感到的压力的一件事情是，他在6月透露他已改变了自己的一项神圣原则。在过去十年中，索罗斯从不允许自己的基金在他有着慈善基金会的地区一一一东欧和前苏联一一·进行投资。迟至1993年1月，当《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问他是否这项禁令意味着他不会购买东欧的巴士工厂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绝不会。实际上，我把这视作一种利益的冲突。”
可现在情形改变了。
在1994年中，索罗斯让他的投资基金的经理们明白，他们如今可以投资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了。索罗斯的发言人在6月透露了，在过去的6个月中。1．39亿美元业己被投到了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的项目中，而且还会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因为这是“我们商业活动的正常进程”的一部分。
索罗斯近来的投资包括给布达佩斯的“第一匈牙利基金”新增4500万美元资本。这是一家主要由英、美的机构投资者支持的基金。它在食品加工、制药和服装领域有着投资。当它于1991年成立时，索罗斯曾位列董事会之中，但很快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认为，这样做是和他的布达佩斯慈善基金会的工作相冲突的。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时，索罗斯解释了他的转向。他说，他的慈善基金会己是相当地强固和具有独立性，足以承受他在该地区的投资所造成的任何压力。这个地区投资机会，他的基金应该加以利用。他还说：“我在过去奉行这么一项简单不过的准则：我们不在有着慈善基金的地方进行投资。原因是我不想让这些基金会被抵押在我的金融利益上或者相反。不过，由于这一地区的市场正处于实际的发展之中，情形已经变了。我没有理由拒绝我的基金或者我的股票持有人享有在那儿进行投资的可能。或者不让那些国家有机会利用其中的一些基金。”但是，索罗斯明确表示，尽管量子基金现在有着在这些地区投资的自由，但他自己不会在自己的账户中掏钱来这么做。
也许这位慈善家试图引发新一轮“随大流“行为。在被问及是否索罗斯基金会的攻势会诱使其他的投资者转向东欧时，索罗斯说这对他无甚害处。
第二节 多事之秋
6月底传来的一个消息是《金融世界》将索罗斯列为了1993年华尔街第一号的赢家。根据这家杂志，索罗斯在1993年挣了11亿美元。这是第一次一个人在一年中挣了这么多，而且其数量比位列第二的赢利者朱利安·罗伯逊多了一倍。
索罗斯又一次上了这家杂志的封面，这一次他是坐在一张棋盘前，看起来好象正为下一步如何走而苦苦思索。在杂志的中间，有着他的不少姿势各异的照片：或在打电话，或赤脚着双便鞋、穿着红色运动衫躺在7张沙发椅上读着一本艺术书。
《金融世界》还并非开玩笑地对索罗斯的11亿美元收入作了如下评价：“假如索罗斯是一家公司，他在收益的排名表上位居第37位。他的所得超过了至少4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和像乍得、瓜德罗普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大致持平。拿另一种方式衡量，按每辆19万美元的价格，他能买5790辆罗尔斯·罗伊斯车，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那鲁和哥伦比亚的每个学生付3年多的学费。这倒不是个坏主意，一些家长或许会这么说。”
这家杂志还提到，在1993年，索罗斯一个人所挣的就和拥有169600名雇员的麦当劳公司的当年利润一样多。恐怕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家杂志列出的当年赚得最多的前l00人中，有9人是索罗斯的金融帝国的成员。
在评论索罗斯的11亿美元收入时，《卫报》说道：“我们对亿万富翁已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总是那些拥有像油田、船队这类来钱的资产的人士。这些财产我们中也许没有谁曾拥有过，我们可以借此来为自己开脱或说那些人很走运。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把大把的钱当成薪水来挣的人，于是我们都不禁幻想能在今年成为一个像索罗斯那么富的人。”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索罗斯再次出现在了一家杂志的封面上时，他和基金机构正在和不利的处境相对抗。
1994年秋天，索罗斯比往常更多地忙于他的慈善基金的事务，这也是他的主要工作所在。对于这些机构是否能比他恬得还长，他并元把握，它们身上尚存有不少问题和麻烦。尽管索罗斯试图将大部分的决策事务交给这些基金会在当地的领导机构，但不言而喻的是，索
罗斯和他的金钱才是使它们保持活力与前进方向的动力。不过；索罗斯对于他的投资基金会是否能一直顺利地运转下去更有信心。他相信，凭着优秀的人才和管理制度，他业已将它们充分地组织化了，它们正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
在1994年全年中，促使乔治·索罗斯继续呆在金融业的峰巅上的压力依然在上升。许多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对他亦步亦趋。期望自己能学习到他的一些天才技巧并成为另一个索罗斯。另外，在1994年秋天，在华尔街的内外还传送着这么一个故事：在拉什摩尔（该
山山崖上雕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美国总统的头像。一一一译注）对面的那座山上还有着可雕塑四尊头像的位置，而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华尔街另一位大金融家一一一译注）的头像已经开始被凿进山石中·了。一位和该故事相关的高级投资经理说道：“山脚下还有许多家伙等着被凿上去呢广
传媒也给索罗斯增添了负担。他们“发掘”出了索罗斯，可不愿让他轻易离去。如果说两年半之前索罗斯还只是一位不太知名的绅士的话，如今他已经被剖析、丈量、评判得仔仔细细。索罗斯在1992年还是一位升起的新星，可两年过后，一些金融传媒目睹了他在1994年的灰暗表现，便宣布他已淹死于水中了。他们开始舞动铁锹来为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的领导人们挖掘坟墓，虽然套头基金的时代看来只是刚刚开始。
在早些时候，索罗斯也许不会因受到那么多的注意而厌烦，可现在他不同了。他上升得如此迅猛，他希望好好品尝位于金融世界之巅的快乐。假如1994年对他来说顺顺当当，他或许会抽回身于去照看他的慈善基金会，使自己远离他的投资事业。可是，由于1994年的挫折，索罗斯觉得自己还必须把一部分心思放在投资方面。他周围的人声称，他需做的只是成为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顾问：可事实是，索罗斯依旧觉得走了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他还受到如此频繁的注意之时。在整个1994年中，索罗斯一直在寻求上演一出大手笔，他不相信他在1992年 9月针对英镑的行动只是一时的偶然。他干出一回这样的事，就能干第二回，这对他来说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在过去几年中，索罗斯一直认为英国的房地产市场会十分兴旺。他的观点没有大错特错，不过他从房地产交易中并未大赚一把，收益率只有17％。于是，在1994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索罗斯宣布，他将撤出不景气的英国房地产市场。而在18个月之前，他还答应和“不列颠大地”联手向这个市场投资7．75亿美元。如今，索罗斯宣布量子基金会将把他所拥有的英国地产基金的一半股份卖给“不列颠大地”。后者根据原先协议，享有优先购买权。
索罗斯也会在投资方面犯错误，对此他反而骄做地从不避讳。他愿意昭示于人的是，他的成功的秘决所在就是他比大多数人更善于在较早的时候就将失误大而化小,小而化无。他从英国房地产市场上抽身是否就是该种意义上的行动呢？
索罗斯在1994年中对美元一直持有毫不动摇的信心。尽管这种信心使他在年初时损失了一大笔，但他认为美国经济正渐显活力，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以防止美元地位恶化。索罗斯还颇有信心地认为，美国和日本迟早会解决相互间的贸易争端，而这将促使美元对日元升值。不过，实际情形是，美元看起来并未因各种强化措施而反弹。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的若干次干涉努力也未见效果。
甚至索罗斯个人针对于此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也归于的败。8月2日，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索罗斯为美元进行辨护，断言绝不应允许美元的大幅度下跌，因为这会使美国经济趋于不稳定。他说：“如果你愿意这种货币贬值过多，那会使局势极为动荡，因为这会导致通
货膨胀并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当被问到他是否正买进美元时，索罗斯却含糊其词，他说：“我不打算告诉你。我眼下既可能买进也可能卖出，这我并不能事先确定”。索罗斯在1994年的失败并未使其他交易者们不再跟随他的脚步，不再倾听他的每句话。因此，他们都
注意到了10月4 日索罗斯对路透社的谈话。他说他觉得日元对美元很可能要更大幅回落，从99．55日元变动至115至120日元换一美元。
两天之后，在纽约的一次大型金融机构经理们的晚餐会上，索罗斯的美元将大幅升值的预言成了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宾客们让索罗斯的话弄得惴惴不安，他们期望索罗斯清楚地知道他究竟在说些什么。索罗斯在那么多的时候都是正确的；当人以领袖自居并发布公开谈话时，他的观点看起来都会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得到证明。自然，索罗斯以前曾栽在美元上，但他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么？
索罗斯的这次公开评论暴露出了他对于1994年中的通货投机所抱的一种失望之情。10月3日的《商业周刊》登载了一篇对索罗斯的采访及报道。在其中，当被问及年初的挫折使他吸取了关于通货市场的什么教训时，他说：“目前不是一个对进行通货投机来说特别有利可图的时机如今，过去两三年中存在的紧张状况、导致通货的大规模流动的不平衡都不存在了，最大的未解决的问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就收支平衡盈余展开的唇枪舌战。我们认为它将被解决，因为解决它极具意义。这正是我们自年初以来就出错的根源，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被解决得很快而不是很馒。非常可笑，我们依然还丝毫不差地这般认为。”
不过，死抱着美元将升值的希望不放看来是一项日益暴露出其不足的战略。到1994年上旬，美元跌至了战后时代的一个低点。
无论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努力要让人感到他们对1994年是如何地乐观，《金融世界》<华尔街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却持一种截然不同的调子。 “交易者们说，索罗斯再次在日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是11月10日的《华尔街日 报》的大字标题。根据这家报纸，索罗斯基金管理处因为像在2月份那样再次将赌注押在美 元对日元的升值上，又赔了4亿至6亿美元。 如果说对于2月的挫折，索罗斯的金融机器业已流露出了某种腻烦的话，这一次一 1994年11月一一一它表现出的是一种更具守势、更显怒气、也更加含糊的调子。德鲁肯米 勒再次出现在了记者们面前，不过此时他所谈的要泛泛得多。他对《华尔街日报》说：“一 般情况下，我们不发表评论。但目前的流言纯属可笑。”在声称量子基金的净资产“在今年 并来减少”的同时，他补充道，“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乐于公布我们的损失。不过，说我们 在通货方面还有其他某种程度上的损失是令人可笑和毫无根据的，基金会在通货上依然保持 着边际收益”。但是，德鲁米勒不愿就所拥有的日元和美元的规模透露任何细节。 对外人来说，索罗斯的经营状况比他在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同行好得多元甚意义。在 1994年，量子基金会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二个最糟糕的年头，资产额仅比去年上升了32．9 ％。可是，其他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却下降了20--30％，并且失去了主顾：另外一些套头基 金只能关门了事。但这些吸引不了人们的注意，金融传媒仍相当地聚焦在索罗斯身上。它依 旧觉得索罗斯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依旧试图渗透进他的投资帝国的内部密室。其结果常常 令索罗斯极为不快。 例如，曾在1994年的7月将索罗斯列为1993年度美国头号赚钱能手的《金融世界》杂 志到了11月又将他在1994年的表现说得一无是处。这家杂志的11月8日这期的封面标题 是：“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点金术大师失去了触觉。”在封面照片上，索罗斯用右手撑着前 额，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似乎在说：“怎么弄得这么一塌糊涂? 索罗斯曾声称，在1993年投资于量子基金——当时其资产是50亿美元——的人获得了 63％的收益。《金融世界》对此提出质疑，说这个数字只有50% 。它还对索罗斯的量子基 金在1994年前6个月中增值了1.6％的说法表示了异议，说实际上是损失了9％。这家杂志 还提到了另一件也许会让索罗斯觉得棘手的事情。那就是，截止到1993年底，量子基金拖 欠未付给索罗斯的咨询和操作费用连同利息达到15.5亿美元，相当于该基金净资产的25 ％。不过，只要量子基金表现良好，同时索罗斯不打算讨回欠债以弥补个人亏空，这笔“债 务”并不意味着什么严重的问题。 传媒对索罗斯的攻击还在继续。11月底，报纸上又报道，尽管量子基金的净资产值在 1994年增加了1%，但生意量却比过去大为减少。它的股票的净资产值从1993年12月31日 的22107．66美元跌至1994年11月初的17178．82美元，股票的市场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 是资产值之上的溢价，而量子基金的溢价率在1994年之始是36% ，到11月上旬猛降了 16%。其中的含义很清楚：投资者们不再乐意付出许多额外费用以成为索罗斯的金融机器的 一部分。 索罗斯的辨护者们力图给这种下跌一个说法。他们声称，在1994年中，套头基金组织 普遍来说都遇到了巨大压力。在这种不利的情形下，索罗斯比其他套头基金的管理者们干得 要好。只是由于传媒都围着索罗斯大肆渲染，量子基金的股票溢价才人为地被弄得那么显 眼。 到了1994年底，越来越少的人还在问这个问题：乔治·索罗斯还是那么无比地强大 么？虽然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表现远不如以往的年份辉煌，但问题的答案看来还是很清楚 的。1994年中的事件并未使索罗斯的套头基金投资领域之王的名声黯淡下去。由于他的多 年投资业绩、长延不衰的超级投资家的形象和在该领域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他依然被视作 一位帝王。 事实就是，尽管有着1994年的风风雨雨，索罗斯的影响仍旧巨大。虽然自宣布不再掌 管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日常事务起，自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慈善事业 起，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但他仍被看成在华尔街和伦敦城最具影响的一股力量。若间纽 约或伦敦的任何一位金融投资者是否他们仍要对索罗斯亦步亦趋，回答总是肯定的。 索绕于人们心头依然是这种感觉：索罗斯以及其他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巨头们是如此地 具有影响，以致于单是他们的“块头”和不论协调得如何的集体活动就能对金融市场上的行 为产生作用。例如，在1994年秋天，当套头基金组织掌握的美元数量是如此之巨，他们逃 出险境的心情是如此急迫之时，在交易者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正是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组 织加大了美元的脆弱。他们强调道，他们总是在美元开始止跌的时候出卖美元。这就削弱了 美元的地位。 第三节 理解万岁 虽然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索罗斯极具影响，但这类看法对索罗斯本人而言远不如华盛顿 对他的认识令其关注；他也的确相信，他在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内具备的才识应引起首都的 决策者们的兴趣。可令他吃惊的是，他发觉他们对于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乔治·索罗斯 并不那么看得上眼。 1994年初在国会的银行委员会面前的表现使索罗斯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他开始自己 确信，也许那些讲求事理的人们最终会倾听他的意见。不过，令他不能理解的是，位居那些 高做自大的金融组织顶端的都是一些根本不想被人一一一当然不仅仅是被一个乔治·索罗斯 ——告知应如何去做的人。想起像德意志联邦银行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索罗斯就有一 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对此，纽约的《格兰特利率观察》的主编乔治。格兰特先生评论道： “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高级人士。拥有三个学位，又写过不少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你一年 半以来满眼看到的都是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们都是笨蛋，你会怎么想呢？索罗斯先生已煽 起了全世界政策调控圈中的人对他的敌意’。” 索罗斯也明白他尚未获得他的同行的充分尊敬。“他在对政策施加影响方面有问题，” 巴伦·维恩承认道，“他发表了一通意见，却觉得'他们依然不听我的，他们并没有照我告 诉他们的去做。… 索罗斯也完全知道应避免在那些他并无多少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意见。可是一旦他在某 个方面有了某种个人的体验，而又可以和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聊天的话，他就觉 得自己的观点应该被听听。他相信，西方对于开启东方封闭的社会并无非常充分的兴趣。他 还认为，尽管西方国家曾经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并作出了回应，但 在这些威胁已经消失的90年代，西方反而陷于榜惶之中。“我们甚至未认识到以一种新的 世界秩序去替代冷战的必要，“他在1994年7月说，“或者说未认识到不这样做，世界就 会陷于混乱之中。”索罗斯让人听起来似乎改变这种松懈的使命落到了他身上，他说：“我 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种奇特的形势中：某个个人在争取一个开放的社会方面比多数政府还 要做得多。” 他还提到，在他声称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并不明智之后，市场上的德国马克就开 始下跌；可是，当他批评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的政策时，他“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告之呆在 自己的本行之内”。有时，索罗斯也靠近了权力的堡垒，但还是差那么一点未能抵及。比如 1994年7月，他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国际地议，却未有机会和总统会面，也未能和国会领导 人相聚。 这种会见正是索罗斯需要的。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和记者们聊聊了。他敦促世界上的主 要国家就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货币汇率的新的协调体制达成一致。“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严 峻的形势之中。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在政治方面。 他说，他还言道，随着苏联的解体，西 方国家间的团结已缺少足够的粘合剂，“我们如今没有任何（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体 制”，“所有的汇率制度部有其缺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就失灵了。所以你必须 一直保持灵活性并调整制度。 简而言之，索罗斯所要求的就是权力。他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并很喜欢这种体验。“权 力令人陶醉”，他说，“而且我获得的权力已超过了我当初之想象，即使它只是在硬通货的 供给极为紧张时将它们花出去的权力。 但这种动用大笔金钱的权力并不会令索罗斯满足，他要求更多。“我希望人们会更多地 倾听我的观点。除了我通过我的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事之外，我对于西方对于前苏联的政策的 影响少得可怜。”他曾如此说道，“很奇怪，为什么白宫不动用我这个它所拥有的珍稀资源 呢？” 在索罗斯的密友巴伦·维恩看来，很明显，这位投资家期望呼吸到白宫的中令人飘飘欲 仙的空气。他说：“乔治也许想成为伯纳德·巴鲁克（1870一1965年，美国金融家，靠在 华尔街做投机交易发迹，后曾成为美国总统的顾问——译注）。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成 功、睿智的人士，而且罗斯福总统愿意从他那儿汲取思想。乔治也认为克林顿可从他身上得 到灵感，或者沃伦·克时（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国务卿——译注）这么做。 在1994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它似乎把正走近6岁生日的索罗斯感到的失望 都蕴含到了其中。在这一天，匈牙利向索罗斯颁发了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这是匈牙利 次高级奖授索罗斯是因他对匈牙利的现代化的贡献而获此荣誉的。不过，一位政治家荣获了 大十字勋，而中十字勋章是授予“普通人”的。 一个普通人！这可不是自孩提时代起就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索罗斯所期待的认可。那么， 他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出生国给他的这种待遇呢？当然是感到自豪。他自1947年就离开了 这个国家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奉送给了他的祖 国，而后者如今向他表达了尊敬之意。只是，这并非他一直追求的那种荣耀，他压根不希望 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待。 第四节 观赏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让英格兰银行焦头烂额的人，予英镑以重创的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 家，操纵着市场走向的人。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动人的词儿呢？许多人对索罗斯很是有敬畏之感，这极其自然。他 通过运用他的基本的交易工具一一一他的智力、他的电脑和他的分析天赋，将他的同辈都抛 在了后面。当然，一种嫉恨也因此而产生了，它常常表现在了那些财源滚滚但并非奋斗者或 劳作者的人身上。一些人还充满怀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仅凭着分析一下各公司的报告， 和其他投资者聊聊天，读读报纸和作些猜测就能聚敛大笔钱财。 索罗斯是如何做的？他怎么挣了这么多钱？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人迅速地想到，因为看起 来难以想象的是，一个人竟然可以绕开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走的那条崎岖之路去变成大富翁。 不过，对乔治·索罗斯来说，积累大笔财富根本不是简单易行之事，在其早年更是如此。所 以，其他人毫无理由去对其胡乱猜疑。 可另一方面，索罗斯本人——即使他是不经意地——也确实促升了我们对他的疑问。他 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赚钱比花钱还轻松；他爱摆一副神秘感；他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 投资“秘决”的一本书，那么多的解释却又支支吾吾；他宣布找到了一种解释金融市场的理 论，接下来却又表示它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因为它并不适用于任何情形。有些时候，似乎索 罗斯乐意让人向他内心的金融之道投进一瞥，以便我们能得到一点满足井同意让他一个人呆 会儿；另此时候，索罗斯令人听起来好像他真诚地希望我们能领会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论 索罗斯是多么地有神秘感和令人琢磨不透，他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公众观察他的运筹帷 幄。并对他的成功惊羡不已。当关注于索罗斯的运作时，人们也力图把他们的怀疑搁在一 边。他们愿意相信，索罗斯不是大自然的偶然创造，他能够被模仿，他们也可以成为赚钱机 器。在说完了这些之后，一句结束语是：促使其他人梦想达到索罗斯的那般高度的正是他手 中所握的根本性的权力。 第五节 1997年前后 在1997年中，乔治·索罗斯将他的大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到了他的慈善性工作上。他希 望有一天他可以将他的慈善基金会转交给其他人，就如他在差不多10年之前对他的商业事 务所做的那样。他还依然期盼能被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哲人，他声称这种名声比被看作一个赚 钱大王更能让他得意。“我愿意通过促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改变世界，”1995年9 月21日他在其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对听众讲道。 截止1997年2月，索罗斯的赚钱生涯依旧是一帆凤顺。如今他的“旗舰”量子基金 （投资额是49。3亿美元）连同其他的“量子”集团属有的基金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50亿美 元。索罗斯骄做地向人夸耀说，在量子基金27年的历史中，它一直被普遍地认为是投资基 金中业绩最显著盼一家。 1997年初，《福布斯》杂志认为索罗拥有25亿美元的财富。 在他肠岁的时候，索罗斯一年拿出了3．5亿美元以实现其在东欧、前苏联和世界的其 他地区建构开放社会的目标。由他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网络分布于25个国家之间，包括南非 和海地。 在90年代中期，索罗斯决定将其慈善事务扩展至美国。对于他所认为的美国在帮助东 欧迈向开放性社会方面的无所作为，他非常失望。这种不满使他转而思考美国的社会和经济 问题。“我开始对我所居住的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我感到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相对开 放的社会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在1997年2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 道。 不过，他承认他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不会像在东欧那么引人注目，“我觉得我在前共产党 国家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我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在1996年9月5日的《慈善活 动纪要》中讲道，“在美国，我就不处于这么一个位置。我只是很多参与者中的一员，而且 我认为我们的活动也不是那么独一元二。在东欧我们是开风气之先，在这儿我们只是加入一 大群人之中。” 索罗斯向一系列帮助犯人们重铸生活的计划提供了100万美元。其中的一个计划是资助 女犯在出狱后找到住房，另一个是协助犯非暴力罪的首次犯罪者在出狱后找到工作。他的一 项颇具争议的主张是要求实行一种“更明智”的美国毒品政策，他说在那些业已登记过的吸 毒者的治疗处方上应该有海洛因和某些其他非法药品。他在《邮报》上写道：“将滥用毒品 作为犯罪来打击弊大于利，这不利于进行有效的治疗并使大多的人被投入了监狱。”由于这 项激进的的改革建议，索罗斯受到了华盛顿的政治家和媒体专栏作家的批评。但他并未退 缩，“我盼望有这么一天，”他在《邮报》上写道：“这个国家的毒品控制政策能更好地体 现出一个开放社会的理念。” 在《慈善活动纪要》上的那篇文章中，索罗斯预言他的慈善基金会在他逝世后只会继续 存在10年时间。他还希望自己很快地从对这些基金会的日常监督中解脱出来。他说：“我 已不再介人我生意上的实际决策了，我也想从基金会的决策中摆脱出来。我要创建的是一个 没有我也能运转的组织。在生意上，我已做到这点。在慈眷基金会方面，我还有路要走。 另外，在1997年2月，索罗斯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攻击，指责它未来和穷国 分享财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采访时，他陈言道，西方总是把像东欧人民那 样的穷人们抛下不管。“认为市场制度是完美的观念是危险的，”他告诉CNN，“因为实际 上市场很不稳定。而且，它也不会导致资源的最佳分配，它倾向于使富者更富。 还是在2月份，在于《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索罗斯对西方进行了更多的 指责，宣称：“我相信，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共产主义威胁而是资本主义威胁。”他 认为，在消除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开放的社会如今正面临着一个来自内部的威胁一一一他 称之为“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 针对索罗斯的上述言论，批评家们称他是个虚伪的家伙，因为他攻击的是那些他在其中 借助于西方金融市场而赚了几十亿美元的国家。但是，索罗斯对此不屑一顾。“说这只是个 已发家致富的家伙，因必不必将其放在眼里当然很容易，”他对CNN评论道，“可是，我赚 了这么多钱的事实正证明了市场的不完美。我察觉到了并利用了这点，这就是我的致富之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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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索罗斯谈论索罗斯
第一节 如何成为明智的投资人
一一一成功之道（一）
我能假定市场总是错误的”。
问这些日子以来，在华尔街有一个故事正在广为流传，就在举世闻名的拉西莫尔峰的对面，又出现了另外一座丰碑，以献给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金融大亨。有两个人物已被雕塑进了那种丰碑的正面，一个是沃伦·巴菲特，另一个就是你自己了。
答你不可能再去找到两个如此不相同的人物了。
问你认为你值得被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家之一吗？
答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事实上就是如此一一一呆在那上面。然而。在那儿我会呆多久却是另外一回事。
问如今，你在金融管理方面已不如过去那样生龙活虎，底气十足。
答这恐怕就是我有幸呆在那儿的原因吧。
问量子基金会已成为了有史以来足为成功、最引人注目的投资者实体之一，如果其中的红利被加以重复投资的话，那么，在1996年投入的l000美元如今就已经升值超过200万美元。对于量子基金会来说，有什么十分特别的吗？使得量子基金会如此出类效率，这在具体架构上是否有众多的与众不同呢？
答是的，量子基金会的结构的确不同一般，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杠杆装置。我们将基金会定位于把握更大的潮流与趋势的位置上——我们称之为宏观投入（Macro～investing）——在那些令人限花眩乱的市场行情中，我们也还先择股票和股票组群，因此，实际上，我们是在众多的层面上施展自己的身手。如果你把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有价证券一览表看作是某种平面或二维的东西，就如其名称本身所提示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是最为快捷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有价证券一览表更像一座建筑物，它有其结构，还有其龙骨，将我们的证券资本作为基础，我们就会构造出一座三维的高校大厦，主要证券的各种附加值就足以便它稳如磐石。我不能肯定它是否已让我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清晰可辨。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掏腰包去购置股票，其中50％我们用现金支付，另外50％我们则赊帐。相对于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借贷更多，用l000美元我们可以购买至少价值50000 美元的长期有价证券。我们也能将股票或证券卖空：“我们借用证券，然后再将它们抛售出去，并不指望过一阵子再以更便宜的价格将它买回来。于是，我们就能在货币或金融指教的交易中据有一席之地面无论其时期之长短。这些形形色色的阵地彼此配合，相互强化，以创造这一利润风险井存的三维立体构架。通常只需两天的时间一一，一天在上，一天在下一一一就足以明示我们这笔基金究竟位居何处。
问这样看来在你的基金与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一览表之间存在有一些差别，其一就是你使用了所谓的杠杆（leverage）；其二，是你在多不同的资产层面上进行了投入，比如，除了金融资产以外，你还在货币领域不惜血本；其三，除了买空卖空以外，你在那些各不相同的资产行当上还打算进行持久的作战，对不对？
答是这样的。
问你坚信，你所处的各种各样的阵地赋予了你的有价证券表以一付准备承担风险的轮廓，它能够反映出你所指出所谓“宏观”看法。
答正是这么回事。
问各种派生物也起作用吗？你怎么看？
答，实际上，其作用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强，我们的确采纳了交易指数的方式，有时是出于套头交易的目的（所谓套头交易，即在交易所中买进现货卖出期货或反之以避免损失），有时则是要么在长期方要么就在短期方赢得市场曝光率。我们并不玩命地耍弄选择买卖的特权，因为我们不清楚如何将它们融合进为我们所甘愿承当的风险之中，当你赢得了选择买卖的特权，你就在向那些行家里手支付高昂的奖励基金，为他们向你提供了一种杠杆，使自己能够从中获益菲浅。应当承认的是，在股票交易中立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够将股票交换回来，其中所承担的风险比起去赢得选择买卖的特权来，要大得多，但是当我们面对实际的风险时，比起用有买卖的主动权来。我们还是可以更好地克服掉这些麻烦。当你转手出买卖的特权时，你会为承担风险而得到补偿。这可是一件有利可目的事情。只是它通常与一份可加以操纵的有价证券一览表中的内在风险并不相容，因此我们很少有机会认同各种买卖特权，它还无法适应我们那座三维架构的建筑——类似于一根伸出窗户，危及整个房屋的大梁柱，这恐怕就是我们相对较少过问买卖特权的缘由了。
问在量子基金会仍处在成长阶段时，你承担的金融风险是否比现在要小？
答不，我得说现在从本质上看，我们承担的风险要小些，而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却常常得为生存而战。
问那是什么意思？比如，为了获取一亿美元，平均起来你得借纳多少？
答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投在财政证券上的一亿美元，比起投在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上的一亿美元，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风险因素。我们可以试着把事情绪弄简单点。在我们手中并没有一套度量风险的实用或科学的方法。那些置身于各种派生行当的人们通常都有微妙精细的风险考虑，我们都是门外汉，我们都还生活在石器时代。想一想还真是如此。
问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在度量投资帐目的风险方面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为什么你没有采纳这些量化的科学手段呢？
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它们通常是构筑在市场充足理论这一假说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理论本身与我的不完全理解论和自反律（ref1exivity）背道而驰，我想，在99%的时间里，这些方法能够大行其道。然而，在剩下的1％的时间里却会狗屁不通。我就是更为关注那l％的时间。我发现了某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并不能为那些假设市场是连续的理论所节略。对于非连续性，我尤其感到兴趣，于是，我发现那些被捧为至宝的度量方式对我毫无用处。
然而，我们的确是在努力把问题加以简化而非复杂化。例如，当我们处理利润率的事情时，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都等同于一张为期30年的有价证券。因此我们甚至还把一张时间表兑换成为一张等同于为期30年有价证券之类的东西。我们心甘情愿地沿着三大轴心投入我们的资金，即股票、利率与货币。沿着每一轴心，我们的身影在正负100％之间闪动。然而，其中某些风险彼此兴风作浪，相互对应，因此我们几乎不愿沿着任何一条轴线，将我们证券的100％置于风雨飘摇之中。
偶尔，还会出现第四根轴心，因为我们时不时地要在商品交易中抛头露面。最近，我们还增加了第五个层面。我创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名日：“量子实业保股基金会( QuantumindustriaI Holdings），目的在于进行产业投资。该基金会将其资产的20％保留作与量
子基金会相同种类的宏观投资，并且那20％的资产已足以为涵盖整个基金会的宏观构架提供支撑或购买力，其余的则保留作为工业资本。至于该基金会非动用的部分，换而言之，那笔被保留作为工业投资但是却并不实际花费的钱，暂时被投放在量子集团的股份当中，这是全新的概念，有可能导致比量子基金本身更能充足有效地使用金钱的结局。
问很显然，某种杠杆装置对于你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你不曾动用这种杠杆，l000美元会变成多少呢？换句话来说，这些年来，量子基金会有多大的收益已彼归功于这种杠杆装置呢？
答（神秘的一笑）这是又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该基金会本应该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经济动物，因为我们之所以采取许多行动只是在于我们动用了某种杠杆，才变得实际可行。如果不能通过某种杠杆加以调节，我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某种特定投资的。比起只拥有一份二维的股票一览表就自行其事来，杠杆装置赋予我们大得多的灵活性。如果证券商们对利率持积极态度的话，他们是可能将他们所持有股票的期限延长至——最大可到一15年的。然而，当他们持有的是消极态度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使得股票平均期限非常之短。我们则有大得多的自由度可以纵横掸阎，游刃有余。当我们身处熊市时，我们就能清仓卖空：当我们身处牛市时，我们倒也不必购置长期证券我们可以购进短期证券，但是却手中又不闲着，可以使用众多的手段。
问那会更为有效吗？
答可能是这样的吧。我给你举新近的一个事例：在1995年年初，如果你在利率上面看涨，牛气十足，就如同我们一样，或者说，如果你相信联邦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蓄署）会停止紧缩银根的政策，你就可以在短期证券上大发横财，而在长期证券上收获就会相对较少，因为短期证券要运作得比长期证券出色得多。
问因为产出曲线发生了变故。
答是的，我们的确时常进行这种所谓“产出曲线式的交易”（a yield carvetrade），即使得长期证券与短期证券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一点已为众多力图缩小其风险的华尔街因内高手所做到。但是，我们并不从事过多的产出曲线式的交易，因为我们通常关注于利率的大方向，倘样于其中的证券市场的目的只是一道配莱。相比之下，许多大内高手无所事事，只是以一类证券去与另一类相交易。
问在分析金融管理家的成功之道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可以确定的是，资产分配管理至少可以对股票证券结果的80％加以解释，股票选择和其他因素仅占大约20％，你对资产分配有何看法吗？
答没有，我想你所说的或许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在“宏观”中挣得了我们大部分资产的，而“宏观”就是资产分配的三维等同物。它能够更为有效，因为在一纸有价证览表上，你只能分配出符合某种特定投资理念的一部分证券，而按照我们的宏观观点，我们通常能分配超出我们资产的证券。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如此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并且使其鹏程万里，还有其他方面吗？
答噢，我们对于投资者的理解与其他的金融管理业者并不敢苛同。我们可是一个多劳多得、论功行赏的基金会，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是按照利润比例的大小而获益的，而非依据我们运作的资金的数量。绝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旨在吸纳尽可能多的资金，然后，再对这些资金进行体面的管理，以使得投资者不会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将其资金规模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他们正是依照他所能掌握的资金的总量而图谋生计的。我们则试图让基金会的利润膨胀到最大限度，因为我们能够从利润当中获取某种份额的收益。而且，这种利润是以绝对条件来度量的，而非相对于某种指数。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差异：在基金会，我们拥有自己的资金，而我则是该基金会中一个重要的股东。由于我们能将论功行赏所挣资金重新投入基金会里，那么，基金会存在得赵长久，其业绩越是成功，管理阶层所拥有的资金份额就会越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务必荣辱与
共，同舟共济，因此不言而喻对于我们的投资者的理解应该是，他们是由我们驾驶的汽车里的乘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这种说不出来的契约关系的本质应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下是一种托付的责任。当然，我们还得履行我们的信用义务。
问使得量子基金会鹤立鸡群的明显特征是什么呢？现在有大量的基金会都在群起效尤，纷纷模仿，然而，你依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开拓者。
答真有意思，实际上，并没有哪家基金会的的确类似于我们，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嘛。不过，眼下倒冒出了一个所谓的“套头交易基金”（Hedge Flind旬的基金会族群。就“套头基金”这一名称而言，确实包揽了多种多样的运作活动。我觉得，将所有的套头基金都放进同一蓝子总会是一个错吧，别的咱们勿论，众多的套基金组织不屑于采用宏观投资方略，或在采取这些技巧时，其方法与我们大相径庭，而仅仅只是采取宏观手段。但是却不愿意面对某种特定股票的套头基金会，还是为数不少的。相比之下，运用三维的方法，我们就能在名种层次上一展身手，游刃有余，使我们能在千变万化的商机面前，从容不迫地做出决策。当然，这是一种宏观决策，是本基金采取的某种姿态。在那种宏观举措中，包括有买进或卖出股票的终极裁断，也还有究竟应采取何种方法的战略部署。一般而言。如果能用一种宏观手段去执行某项宏观决策，我们就会选择这样做，而不是通过更为具体的投资举措来达到目的。
问你指的是什么？
答我可以给你举出一个事例，假如某一股票基金会证券行情看涨，当时，它或许就会套进公益股票。我们则不会这样做。当然，我们也可能买进公益股票，但是这只会是在我们热衷于某种特定的公益股票的情况下，否则我们买进股票，只是因为这能给我们带来更为直接的市场曝光率。
问你提到过存在着一个宏观套头基金组织的族群，那么，使得量子基金组织有别于其他宏观基金组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答啊……，这都是一些更为隐秘的特征，并且还是特定的态度和方式崭露头角的用武之地。
问你又如何来描述你特定的投资风格呢？
答我的爱好就在于我并没有某种特定的，一陈不变的投资风格，更准确他说，我得努力使自己的投资方式随机应便。如果你查阅一下该基金会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特征己技改变了许多次。在创业初始的前10年，基金会实际上并没有运用宏观手段。后来，宏观投资才成为压倒性的主旋律。最近，我们又开始在工业资产方面倾泄资本。或许，我应该这样说我并非依照某一套指定的规则来施展拳脚，相反，我要在这种游戏的规则中寻找某种富有活力的变通。
问你曾经说过，在你那辉煌耀眼的投资业绩中，直觉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不妨来讨论一下这种直觉，当你说你将直觉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时，你所指的又是什么呢？
答我做啥事都得有某种假设，我会对事件的预期结果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然后，我会将事件的实际过程与我的理论进行全方位比较，这样，我就能获得某种标准，用它我就可以评估我们的假设了。
这自然包含有一定的直觉的成分，然而，却无法肯定直觉的作用能非常之大。因为我也还怀揣着一套理论上的框架。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我倾向于挑选那种能与这套框架相兼容的局面。我会寻找不均衡的状况。它们能够发出某种激活我的动力的信号。实际上，我的决策
就是理论与直觉的混合体，如果你愿意，你干脆就称之为直觉好了。
问通常，人们认为金融管理家兼具想像力和分析力，如果将所有的投资技巧归纳为这样两类，那么，哪一类你特别在行呢一想像力还是分析力？
答，哈哈哈，我党得自己的分析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但是，我又的确具有很大的钻牛角尖以及吹毛求疵的本事。唉，我倒并不是一个专业级的证券分析高手。我宁愿将我自己称为不安份的分析家。
问这是一番挑逗性的陈辞，你是指什么呢？
答我意识到或许我会出锗，这就让我有点不自在。我的不安全感促使我卧薪尝胆，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去纠正我的错误。我能在两个层面上做到这一点。在抽象深奥的层面上，我已将自己易于犯锗的念头转变成了一整套深恩熟虑的思维皙学的奠基之磐石：在个人微妙的层面上，我就成了一只苛刻、不留情面的动物，专好自寻麻烦，就如同于眷长给别人挑刺一样。嗅，尽管我十分热衷于盘根究底，但是，我也相当宽大为怀、饶人之处且饶人吧。如果我不能原谅自己，恐怕我就会无从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对于我，认识到错误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了。只要我认识到有缺陷的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侣，就不会因为错误百出而倍感伤心丢脸，然而，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再度绊倒，这恐怕就有点叫人难为清了。
问你曾这样评述过自己，你比别人能更敏锐地意识到错误。这听起来似乎是投资生旅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优秀品性。那么，如果你出了差错，你指望的又是什么呢？
答正如前面我告过你的那样，我干活得凭借一些投资假设，我得在意事件的实际过程是否与我的期望值不谋而合。如果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就得承认自己肯定撞见厉鬼了。
间但是，有时候事情只是暂时出现了一点乱子，随后又能恢复到正轨上去。你怎样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恐怕就得依靠天才了。
答（扮作了一个鬼脸）在我的预期设想与事件的实际运作轨迹有所出入时，并不意味我就得一古脑儿地将手中的股票抛售一空。我会重新检验自己的理论，试图弄明白什么玩意儿出错了。我会修正我的看法，或者我会去冈箱倒柜地找出某种闯入其中的外来因素。我会实际上卷上重来，东山再起，我要去强化我的地位而不是拂袖而去，临阵脱逃。我肯定不会呆在原地坐以待毙，也不会对于那些该死的出入视而不见。我会进行一次歇斯底里的盘查。通常，我对见风识舵、人云亦云，抱有重重顾虑，尽管我并不能完全拒绝。
问你曾提及过“逆潮流而动的乐趣”，那么，你要遇到什么样的讯号才能确定反潮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呢？
答咳——，由于我这个人有点好钻牛角尖，通常都要彼此上一顶社会叛逆者的帽子。但是，实际上，与社会大潮流分庭抗礼时，我总是十分谨慎小心，要知道，我可易于被众人踩倒在地。依照我对最初尚能修养生息，最终却落个弄巧成拙的结局的看法，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大潮可以成为你的良师益友。那些赶大潮的人只是在转折关头才会落身遭创，而正是在这种转折关头，潮流发生了逆转。至于我，大多时间里都是一个潮流追随者，但在所有的时间里，我都会意识到自己浪迹于姜姜草民之中，我要时刻提防转折关头的不期而至。
眼下有一句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谚语，说什么市场总是对的。我就持相对立的观点，我能假定市场总是错误的。即使我的假设偶尔也会误人歧途。我还是将它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前提来加以使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要永远与流行的趋势力敌，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市场的大行情会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的错误能得以纠正只是偶尔才会有的情况。也只是在那些具体的情形中，一个人才应该逆潮流而为。这种推理的方式使得我惯于在各种投资理论中专门找岔。当我将这些弊端一一刨将出来，那种不安全感才会稍稍有所平息。这并不会使得我抛弃这些理论，相反，运用起来我还会信心倍增，因为我知道这些理论出了什么问题而市场却没有。这样，我就能站在市场变化的前面。我会警觉地搜寻某种市场行情行将但旗息鼓的蛛丝马迹，随后，设法逃离苔姜众生，重新寻找不同的投资方略。或者，如果我认为市场上的行情已处于被弄得十分过份的境地，我就会起而与之相抗争。如果我们选择了与市场为敌的道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将遭受到惩罚，只有在转折关头。我们才会侥幸收获颇丰。
问除了逆潮流而动以外，你曾提过，常常抚玩于手中的一个技巧就是让自己脱身于具体过程之外。你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怎样才能让自己挤身圈外呢？
答我就置身于圈外。我还是一个有头脑的参与者。我的头脑整天都在盘算着逃离你在加以思考着的主题之外的手段。相对于其他的人而言，对于我这或许会来得轻松点，原因就在于我善长抽象思维，确实乐于看到各种从外界舶来的事物，其中就包括我自己。
问你以善长自我控制和自我超脱而闻名于世，你认为这些都是必要条件吗？
答自我超脱，嗅，的确是一种条件；自我控制却不是的。在钱场之上损失修重时，它使得我伤心落泪：而大发横财，时来运转时，我又变得其乐无穷。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忽视你的情感更具自我毁灭力的了。一旦你感知到了你的情感的存在，或许你会觉得无需将它们公之与众。然而有时，特别是在你处于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形之中时，有意隐藏这类情绪就会使得你所面临的压力将无法容忍。我还记得在我早期的运作生涯中，当我的个人帐户实际上已被席卷一空时，我却仍在继续手中的活，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这种压力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了。午餐后，我几乎不能使自己挣扎着回到办公室里去。这就是我要鼓励同事们有难同担的缘由吧；如果这帮人愿意承认他们自己遇到了各种麻烦的话，我本来是十分乐于助人的。
问 乔治，在你目前的运作方式中，辨析有所帮助的人士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在圈内还是当你选拔金融管理人员时都是如此。你能对在分辨那些有可能在投资活动中大获成功的人士——既能做为你会将资金投入其中的某个基金会的管理者，又能成为你的班子中的一员——就你所要期盼的某类特征，发表任何意见吗？
答令人惊异的是，最重要的方面居然是人的性格特征。我可能会相信某种人，他们应该是我想要与之成为合作伙伴的那类人。有些人在挣钱方面简直就是天才，然而，他们太不可思议了，我根本就不能相信；要他们作为我的合作伙伴，我才不愿意呢！当米切尔·米尔肯洗手退出商界时，在旧货股票的行当中就徒然出现了一个真空。这几乎又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弄得我神魂颠倒。恨不得立即就能将那一真空填补掉，在那里可以大大地发一笔呢！我与好几个曾在米尔肯集团里干过事的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他们应该都是些潜在的外围管理者或合作伙伴。然而，我却发现他们不约而同的持有某种不道德的态度，——当然，这是米尔肯集团交易机构（明显有别于投资银行机构）的明显胎记。很显然，他们都是一些勤奋上进，聪慧能干，才华横溢，与众不同的人。然而，就是这种不道德的工作态度提醒借贷者务必多加小心，我可不屈意充当这帮人的借贷者，我就是感到忐忑不安。
问一次，J．P。摩根的儿子被要求描述一下在借钱给某个人之前，他所期待的这个人所应具有的特征，在他看来，性格特征是再重要不过的了。“如果我不信任一个人，那么，我连一分钱都不愿借给他，既使他能搬出基督教世界所有的担保物品。”
答啊，我可没有他那么虔诚与纯洁，然而另一方面，我却并没有从事借贷这一行当。
问显而易见的是，投资要求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们不妨谈论一下在非道德的方式与负责任的、富有进取意识的且极具高风险的方式之间的差异。
答（满脸的苦笑）可以说什么呢？承担风险自然是令人痛苦不安的。要么你愿意亲自忍受这种苦楚，要么你就试图将它转嫁给其他的人。任何人冒险从事金融活动，然而却又不能面对结局，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问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素质良好的投资者？智力因素怎么样？它在塑遗一个优秀的投资者方面起到了何种作用？
答具有相同智力的人在性格方面恐怕会相去甚远。某些人来到山崖边，但却永远也跨不过去；其他的人面对悬崖时，只是偶尔才能克服这一障碍。这是十分难以确认的事情了。但是，我却不想让任何替我卖命的人去跨越那道崖悬。
问你想要驱使人们走向悬崖吗？
答我是一个过去偶尔也去悬崖边光顾一番的人。但是，我将所有经年累月积蓄下的财富都放置在火山的边缘。我可不愿让其他的人由于我的那堆钱而去出生人死，赴汤蹈火。从前，我曾有一个天才的金融交易人，然而，他却瞒着我去承担了一起巨大的金融货币冒险活动。尽管这笔交易利润丰厚，但是我却立即与他分道扬镳了，因为上帝在警告我：如果遭遇不同，除了自己以外，我将无人可以拿去开刀问罪。
问有些人认为，干金融这一行当的人恐怕是太聪明了，而最聪明的人绝少能够成为最成功的投资家的。
答（笑）我希望是你错了。
问这使我想起了在你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东西，现在不妨牵强附会地用在这里；即你对于自己的看法。曾几何时，你曾说过你怀有一种救世主式的憎绪，这能成为你大获全胜的缘由吗？它是不是一种由性格、智力以及某种我们未曹涉及的事物，再加上某种你先前提及且与悬崖边缘概念直接相关的某种无所畏惧，相互混合而成的产物？
答（哈哈哈!在投资方面，我肯定没有救世主式的念头。我将自己救世主式的奇恩异想只是沉溺于施舍我已挣得的钱财之中，但是，我却不敢在挣钱方面怀揣这种危险的悬念。我会试图控制自己莫名奇妙的异想天开。在挣钱上不会有任何善施的事情。然而，诉诸于边缘战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还是蛮管用的呢。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危机局势那样能够挑战人的心召了。我的确需要那种与承担风险相关的激越之憎，以使得我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这是我的思维能力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了。对于我来说，承担风险是思维敏锐不可或缺的成分。
问你是由于对这种游戏憎有独钟，还是由于其惊心动魄，从而获得你所需要的刺激的呢？
答是由于其独有的危险性，正是它刺激得我心里直痒痒的。冈，请千万不要对我刚才所言有任何误解：我不喜欢任何危机四伏，我希望能敬而远之，永不沾身，这就能使我财运亨通，扶摇直上。
问你又是如何在这种游戏里飞黄腾达的呢？
答正如我所述叙的那样，我惯于在每一种投资理论中寻找任何细小错误的蛛丝马迹，一旦发现了这些毛病，我就会感到获取了某种保证，如果我所看到的仅仅只是事物的积极面，我就会六神元主、忐忑不安。再说一次，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人，我惯于居安思危，我不会拒绝某种投资策略，正因为我没有发现其消极面，我仍会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另一方面，我又特别关注那些不为市场所接纳的投资学说，如果不出意外，它们通常都是最具说服力的，有这样一句谚语：“无市不优”（The marketclimbs on awall of worry)
问OK，精益求精的思考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他你以为十分重要的事项又是什么呢？
答有关投资令人眼花燎乱事情就是做某种事的门道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们这类人可以被称为冲击型的投资者（mo-mentum investors），但是，也还有出类拔革的价值型投资者（value in-vestors）。在我们这一行当，价值型投资者做得并不那么出色，因为他们没有谈得开的人。我与我的一个投资顾问P。c。查特约就有一段十分有意思的经历。他的基本理念是把技术公司视为资产雄厚的公司，在那里，顾客就被认为一笔资产。如果某家公司在顾客当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既使其管理无方，缺乏产出，它也可能价值不菲。查特约觉得，只需稍作努力，这些价值就能开启。这被证明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想法，例如，他在巴拉岱套进了一笔大买卖。我与他一道前往视察这家公司，而当我得知他们问题成堆，举步维艰时，我大失所望，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弄不清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去弄这种股票，届时又将如何得以脱身。然而，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AT＆T以我们双倍价钱买走了这家公司，他对于在顾客中打下坚实基础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看待公司的方式却与我的不同。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市场跌宕起伏，紊乱异常的时期屡见不鲜，而我的投资手段已坏得不能再坏。在套进市场之前，我坚持要求形成某种前提假设。但是，为了替市场上一种显而易见的动向寻找一条论据却要劳神耗时。有时，就在我们努力规划出某种看好市场行情的理论时，市场却突然逆转，如果反反复复地捣腾几阵，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我所善长的是拨弄市场浪潮，而不是游泳池中的涟畸。20世纪80年代之初，曾经一度，市场上风平浪静，只有少许涟清浮过。我发现了一名商品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维克多·李那得赫夫（Victor Niedethoffer），他就有一套追赶涟崎的手段，以随机步行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方法有根有据，他把市场看成一个大赌场，市场上的人都是赌棍，他们的行为可通过研究赌徒来加以诠释。例如，赌徒们在星期一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他们在星期五的行为方式，在上午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下午的行为方式，如此等等。依靠这种理论，他能有规律地赚上一小笔钱。于是，我将一部分资金交由他去运作，他则回敬以良好的回报率。尽管如此，他的方法始终存在着一个缺陷，只有在莫衷一是、风平浪静的市场中，他的方法才会奏效，如果出现了某种实实在在的涌动，某种动向，那么这些纯粹由投机行为所导致的小波小浪转瞬之间就会无形元踪，他将遭受可怕的重创，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套合适的自我拯救的机制，我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的方法与我的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当然，也还有他的方法大行其道的时机，对待正确的方法，我已经学会了心胸开阔，坦荡无私。只要我还能依赖于他们的正直与诚实，我就心甘情愿地使用不同类型的人，采纳不同类型的手段，这就叫博百家之长，攻一家之短嘛。
问维克多·李那得赫夫怎样了？
答在整个市场像一只元头苍蝇囚处乱擅的时期，他大发板财，可谓春风得意，风光无限。但是，后来他却不断地开始流血。我们站在市上引人注目，几乎没有几个商品交易商能做到这一点。
问最近一段时间他又进展如何？
答他干得还不赖。
间你现在还拨付资金给他吗？
答不了。
问当你与某个人交谈时，你还期盼有其他的特征吗？
答我对人的性格特征一向捉摸不准。我在股票方面是一个狐吼叫的行家里手，对于历史的见地也非同一般，但是，在判断一个人的性格方面却一直在心里发毛。要知道，我已经犯下了许多错误，搜拢这帮管理队伍耗费了我5年的时间，其中的风风雨雨真是一言难尽。令人兴慰的是，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们，无论如何，我现在不能夸口说，我在选拔我们工作班子方面与我实际处理金融事物一样大获全胜。
我在想，作为一个高级合作伙伴，或者说作为一个老板，我是十分称职的，因为我对那帮基金管理人员所面对的毫无头绪的重重困难深有所悟，过去我就是这样干出来的，毕竟是同病相伶吧。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我就会跳将出来，拔刀相助。我就觉得，这会有助于在公司上下创造一种良好的工作氛围。但是，唉，我却并不那么扛长于扰选他们。
问在你的诸多能力中，有多大的份额来源于选准市场而不是投资活动？
答这可说不准，其中既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一特定股票中的经历。也有我瞄准市场或市场板块的经历。上面我就说过，我不依赖于一成不变的规则来玩这种游戏，我要在游戏的规则中寻找蛛丝马达的变化。
问如果你要在游戏的规则当中寻找任何一类的细微变化，那么，在你职业生涯的漫漫长河中肯定就会冷不防地出现生死存亡的关头。若是你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某一持续的基础，恐怕你就不会意识到这些至关重要的时刻。你与我的一个重要差别之一就在于你似乎能够明察秋毫，及时辨认出这些特殊的时机。
答在我职业生涯之初，当我还是在与位于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对面的交易房中的办事员的时候，我有一个老板，柯乐尔·波葛茨基，他就是一个连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躬身亲问的人。他每天一大早就会像一只小鸟一样早早地抛头露面，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用小刀将他的铅笔削得尖尖的。他曾训导过我，如果元事可做，那么，当你离开时，铅笔尖就应当与刚进来时一样尖尖的。我不会忘记他给我的这一善意的指教。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运作一份有价证券一览表并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文字活。它是另有所指的，它不要承担风险，你所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是与你的成功保持一种反比关系的。这就是说。如果你干的是一份寻常恬，你是一位推销员或手艺人，那么，你的成功就与投入的工作总量保持正比关系。你越是工作勤奋，你的付出也就越多；你造访的顾答赵多，你所收到的订单可能也就越多；其中存在着比较直接的联系。在你承担风险时，如果你判断准确，深思远虑，明察秋毫，你倒无需役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地干活，若是你出了差错，在你的假设与事件的实际过程之间有了出入，你就需要真正地劳神费心一番，刨根究底地查出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越是干得不成功，你就越得有必要扭转局势。如果一览表的活干得不差，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这其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哩！
问嗅，事情果真如此吗？难道你会自我取笑吗？·有时，当一切都看起来风调雨顺的时候，实际上，事情却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灾难的边缘。当看起来万事大吉时，难道你不会时不时地干些前期性的工作，以防止发生可能出现的意外？
答当然啦，应该怎样就怎样，但是我却不屑于拼死拼活的傻干。要做出一项决策，我只做必需的绝对意义上的最少的活。许多人对于活可谓一往情深，他们惯于汇集一大堆杂乱元章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为做出某项决策所必需的量。他们对于某些投资牵肠挂肚，念念不忘，因为他们对这些项目太了解了。我就不同，我会专心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当非得由我亲自出马时，我也会发疯似地大干一场，因为我害怕我还会揽上更多的事：当我役必要工作时。我就不去于，悠哉游哉，好不快活。这就是我们工作方式中一个本质性的因素，如果我弄明白了会出什么样的差错，我就会拿出两手来，阻止它！但是，事情的发展可就不是这样，我们得面对它；在单个的股票管理者的业绩中，既有走大运的记录，也有倒霉运的结局，他们将事情弄得条理顺畅，他们就会干得相当不坏，随后他们或许就会变得目中无人，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结果该他们倾家荡产的时候就到了。这些事情我也并不例外，真可谓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生意一切顺畅无阻时，我就感到恰然自得，但随后就开始出乱。生意场上的事情转瞬即变，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要么我去控制局势，要么就让局势控制我。这恐怕就是一个人永远也不要丧失不安全感的缘由了。经验教导我，通常我能将损失控制在20%的限度内。回过头去看看我的兴衰成败史，在一年里，有关某一特定运作我能损失到20,随后我能亡羊补牢，奋起直追，结果，一年到头结果依旧菲然，这种情况倒是屡见不鲜。
问你是否采纳了一套正式的程序去减少各种损失呢？
答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我又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我会认为起初的看法仍然是站得住脚的，损失则是由外界不可知的缘由造成的，我会宁愿选择买进而不是抛空的方式，我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我被放了一次血。
问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你又是如何找到罪魁祸首的呢？
答我会感觉到痛（哈哈哈)。我太依赖于动物的直觉了。当我窜上窜下地运作量子基金会时，我的背会让我痛不堪言，我会将这种钻心似的疼痛的最初发作看成一种信号，暗示我的股票行当中又出现了什么乱子，当然，背痛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出了差错——你知道的。后背是短期股，左肩是货币，哈哈哈！——然而，当我舍此就元他法之时，它却在极力怂恿我打着灯笼就寻找那些走迷的乱子，这可不是运作股票证券最为科学的方法，对吧？哈哈哈！
问然而，你已不再接手量子基金会的管理工作了。
答如果我还弄那事，恐怕我已元暇与你在此谈天说地。长期以来，我单枪匹马卓有成效地管理着基金会，我是这艘大船的头儿，同时又是铲着煤往火里扔的司炉。当我爬上舰桥，摇响了铃，大喊：“左满舵”，随后我就立即钻进机房，实际执行命令。在此期间，我会稍作停顿，气喘嘘嘘，我算一下要买进何种股票，等等，这些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有了一个组织，甚至我已将船长一职托付给了别人，我只是扮作董事会的主席，处理些战略性的大问题。
问你能告诉我，你只是船上的一名乘客吗？
答啊，我得说我还不仅仅于此吧，我像是这条船的主人。
问你会闯进驾驶室，然后接管控制权吗？
答我会去拜访船长，但我却不会去夺权。因为这是一项事关重大的工作，如果我妨碍了那种责任，那就将是十分有害的。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从实际的金融管理事务中退出来的？
答1989年我已经深深地卷人到东欧正在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了。你知道，东欧正是我期盼早日恢复其昔时之光彩的第一故乡，我无法继续料理我的日常事务，不可能再继续守候在电话机旁，我已有点心猿意马。于是，我将金融控制权交给了由斯但菜·德鲁肯米勒牵头的一组年轻有力的金融家。
问然而，你仍然在1992年对英镑挣下了10亿美元的战役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这还是在你将金融控制权移交给了斯但莱之后。他应当由此而名声显赫吗？
答是的，我从未为此而过功请赏，我参与了那一事件的过程，作为一名督查者，我对他说，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承担风险就会财源滚滚，无限风光在险境嘛，我们应当比平常的规模还要大一点，来一次真格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问你对量子基金集团杠杆作用的程度负有全责。然而，在英镑上走短期的最初想法却是他的，对不对？
答是的，他专门槽询过我，但是，最终是由他作出的决定。
问如果没有你的谆谆教诲，他恐怕将永元出头之日，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公正？你难道没有驱使他将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吗？
答我曾建议他打蛇就要打七寸，如果没有我，他倒也或许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所采用的手段并非 总是那样神奇，不可战胜，因为我们只有一些证券在担当风险，或者稍稍多出一些什么吧。
间这就是你所获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在过去的岁月里，量子基金会也对货币的走势做出过某些判断，只是效果不尽如人意。你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答与我在英镑大战中的角色并无出入。1994年我们在日元问题上碰了一同大钉子，当时我们所遭受损失的程度被极大暄染了一番，外界纷纷扬扬地散播谣言，说我们损失了10亿美元，但是，事实却并非 如此。1994年2月，我们损失了6亿美元，但是到年末岁初，我们也将本捞了回来。毫无疑问，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走霉运，我是整个决策程序的一部分，因此，我得承担起责任，就如同我在英镑大战中那样。在确定我们在何处弄糟
了事情方面，我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关注于美国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徐徐拉开的序幕。当时，支持日元强劲的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一点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
问你现在在纽约花的时间也不像从前那样多了，你主要潜形于东欧，从事你的基金活动。
答再也不那样了，我现在耗在东欧的时间就比过去的5年要少。
问当你浪迹天涯，你又如何频繁地就商务上的事情与在纽约的办公机构进行沟通的呢？
答只要电话联系畅通无阻，我就每天与办公室聊聊天。
问你会与斯但莱说几句吗？
答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问斯但莱还向你征询意见吗？你与他进行沟通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还是你们之间的交谈只是就事论事？
答他负责全盘运作基金会，我不会将任何东西强加到他的头上。在许多方面，斯但莱在40岁时比起我在那个年纪要强一此
问这是不是量子基金会继续取得成功的原因呢？
答这只是部分原因，斯但菜是一个十分出色并且心胸开阔的人，因此，就凭他也能使得公司尽纳天下之贤士。基金会因此更加名声大振，在英镑危机过后更是如此。我们可以让最棒的年轻一代加入到我们的公司队伍里来，现在我们的金融管理蒸蒸日上，这一点我们过去从未做到过。
第二节 索罗斯的全融谋略
——成功之道（二）
向人们展示最不为人所体会的投资思维。
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总是不完善的。o在其后来才畅销一时的《点石成金》（TheAlchemy Of Finance)一书中，索罗斯第一次就其在投资活动中所凭借的基本构架大发宏论，他暗示，在其只靠大脑挣钱吃饭的生涯中，这本着实令人晦涩难懂的书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索罗斯一再声称，《点石成金》一书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当所有一切看起来都无可救药的时候，思想就成了其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了。
索罗斯耗尽心血所构思的那些想法使得每一个人都大感困惑不解，实际上，他的主题思想就在于，我们对于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从根深蒂固的层面上看，是相当不全面的。为了做出决策而需要了解的局势，实际上又是受到这些决策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在参与某些事件的人的期望值与这些事件的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不可改变的差异。有时，这类差异过于微不足道，人们几乎可以视而不见；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差异却又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能够成为确定事件过程的关键因素。在索罗斯看来，他的这种想法可不是那样能轻易地加以表述的。
索罗斯宣称，要总结他那些貌似深奥的想法，用几个词——确切他说，就两个词——就已绰绰有余，即：不完全理解（英文：Imperfect Understanding）。后来，索罗斯在其传记中曾说过，其实，即使是这两个单词也还不足以真正表白他的全部想法，因为，非完全性不仅涉及到人们的理解能力，也还事关人们身处其中的事件的动态以及所努力寻求弄个水落石出的现实世界。索罗斯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他扬言，现实可是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靶子，人们的理解过程本身也会对它产生影响。
一方面，现实可以在人们的思维领域得到某种反映一一一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机能；另一方面，人们还会做出可能会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决策。这些决策倒也并非基于现实，而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基础之上一一一这一点索罗斯将其称之为人的参与机能。这两种机能相互对立，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又能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采取了双向反馈的机制形式。
索罗斯显然是借用了法国语言的文法特色。他采取了反身动词的结构，这种动词的主语和宾语都是同一个词，其中“反射”这种说法和“反映”一语也有点关联，但却不能与生理意义上的反射混为一谈。
《点石成金》一书涵盖了索罗斯那些让人百恩不得其解的思想的全部，他有理由认为，
该书是其思想领域中一项最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试图表达了反映的想法，这对于我进行市场行为分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然而，索罗斯也承认，他这种反映理论的陈述也是不完全的。
《点石成金》一书最初几乎没有销路，令出版公司一筹莫展，索罗斯将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几个人弄得懂我正在试图说些什么”。当然，索罗斯也获得了某些意料不到的收获，“多少能够让我心满意足了一番。”例如，他与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邂逅，就是后者在拜读完这本书之后找到他的；还有保罗·根德·琼斯，此翁就曾三令五申，谁要替他做事，就得首先阅读完此书，并且还得弄明白索罗斯说了一些什么东西。
然而，索罗斯终究给他的那部宏论带来了好运气。当他在美国家喻户晓之时，《点石成金》一书还真被当成一回事了。居然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之一，各大传媒纷纷炒作，一些学术团体还专门举办各种研讨会。在出版公司的仓库里，原来堆积如山，几乎形同废纸的《点石成金》一夜之间价值连城，各书店之订购单雪片般飞来，令公司头头们大喜过望，眉开眼笑。
索罗斯从知识界获得了某种反馈，暴露了一些存在于他的那套理论中的不足之处。“眼下，我终于意识到了在使用某些字词，甚至于'反映’这一术语过程中，很不严谨的举措比比皆是。我既用它去描述存在有深思熟虑的参与者的事件的架构，也用它去描述某些特别事例。其中，双向反馈机制是一种导致失衡的方式，既中断了事件的程序，又破坏了参与者的观点。”
索罗斯认为，其理论的第一要义就在于观察事物的方式，一种普通理论总有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性。第二要义则是一种仅仅只是偶尔间歇才会发生的现象，然而，当它出现时，却能创造历史。
就索罗斯普通意义上的反映论而言，本质上，它与有头脑，明察秋毫的参与者的角色相关联，当然，也涉及到他的思考与他所参与事件的关系。索罗斯相信，一个深思熟虑的参与者实际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因为他需要去理解局势，不幸的是，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从传统角度来看，人们把理解这一行为看成是本质上十分被动的一个角色，而具体参与则是一个积极角色。事实上，这两个角色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就使得参与者不太可能在纯粹或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任何决策。
古典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是依照充分完全理解事物的基础而从事活动的。这个假设在索罗斯那里是站不住脚的。参与者的思考影响着他们参与的市场，而市场行为也反
过来影响着参与者的思考。这些人不可能得到对于市场全部的知识，因为他们的思维永远影
响着市场，市场反馈也会永远波及他们的思维。这就会使得对于市场行为的分析比起如果能
够全盘了解的假设站得住脚的那种情况，要难得多。
索罗斯惯于向美国的经济学界发出各种挑战，他扬言，“经济学理论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因为在经济运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仍元人间津的不确定成分，没有任何门类的社会科学能够指望获得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无可非议的结果，经济学
也不例外。所以，索罗斯宣称，对于思维在影响事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人们必须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索罗斯的理论认为，人们习惯于将事件看成是一连串的事实；一个系列伴随着一个系列，永无止境，没完没了。当有头脑会思考的参与进入局势之中，事物的环节并不会将事实直接联系上事实，而是将事实与参与者的思索连为一体，然后又将参与者的思索引向下一
系列的事实。
要了解参与者扮演的角色，索罗斯宣称，必须首先弄清楚，参与者的思路不能深陷于具体事物当中而不能自拔，参与者也还得考虑其他人和他自己的思考。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换言之，此时参与者的思考就不再与事实保持一致，但却可以在影响和塑造事实方面起到某种作用。思考和事实不仅有所出入，而且参与者的认知力和实际情况之间也会存在差距，更不用说参与者的盘算和实际结果之间的误差了。索罗斯认为，这种误差正是了解历史过程以及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所在，他宣称，错误观念和举止失误在人间万事方面所起的作用，一如变异在生物学领域所起的作用。
索罗斯十分着重他的那套反映理论，并极力加以宣扬，上述想法就是他自我标榜的核心概念。他承认，这种概念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而这些影响对于旁人未必重要，对他却意味深长，他的一切都来源于此。
索罗斯觉察到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与芸芸众生所持的流行看法，在许多方面都大相径庭。
其中一个的广为流传的看法是，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均衡状态之中，只是其中存在有各种差异，事物的结症就在于市场并非天衣元缝，其性质有如随机扩散一样，到头来还会受到其他随机事件的影响。索罗斯曾对这种看法口诛笔伐，认为看法错误的来源就在于错误地套用了牛顿物理学中的原理。
索罗斯认为，出现差异本源自不完整的理论，金融市场的实质之一就是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力与实际情况存在多重隔阂，有时这种差异尚可视而不见，但有时人们却必须考虑到这种差异，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弄明白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在金融市场中，这种状况可谓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它们通常都以大起大落的顺序呈现在人们眼前，虽然，并非永远都是这样。索罗斯所提及的这种大起大落不是均衡对称。加速的过程是渐迸式的，随后才以灾难性的逆转到达事物的高潮。在《点石成金》一书中，索罗斯提及过一些事例，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集团化浪潮；堪称经典案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问题；源自70年代，后终触发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国际借贷浪潮，等等。索罗斯不甘寂寞，一夜之间就炮制了一套关于外汇汇率自由波动的理论，外汇汇率易于狂升狂
跌，但总算还能相互抵销。索罗斯在书中也还讨论过一些并不单纯的情况，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球的收购企业大风暴。在这些例子中，风行一时的偏见和盛极一时的趋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作用机制。当然，这些事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过特殊挑选过的，在任何连续的事件中，都有很长一段时期，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点，索罗斯在其《点石成金》一书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他用“反射”这种表述方式来说明双面性的交互作用，以及存在着这种交互作用的事件的结构。索罗斯虽然意识到了他所借用的“反映”一词给他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但是他却不敢抛弃这种说法，因为那有可能会导致其整个引以为豪的理论解体与崩溃。
在所谓的通常情形下，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其间也有别的力量在起作用，能够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能够从经验当中获益菲浅，另一原因则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或塑造社会。这就是索罗斯惯称的准平衡状况。
然而有时人们的想法和现实距离很近，只是不会最终完全合二为一，索罗斯将此称为极不平衡状况。这种状况又可以分成两类，其一是所谓动态失衡。当动态失衡的状况发生时，广为流传的偏见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潮流相互强化，直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扩大到足以导致一场灾难性大崩溃的地步；其二是所谓的静态失衡，其特点在于极端僵化、极端教条化的思考方式，加上极其僵化的社会局势，但双方都不会出现变化，因此各种陈规教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一直都很大。假如社会出现了变革的迹像，而各种教条却不相应地进行调整，那么，即使
这些变革的速度十分缓慢，思维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也会愈来愈大。这种局面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事例就是前苏联。相形之下，前苏联解体则可视为一个动态不平衡的实例。
索罗斯把动态失衡和静态失衡视为两个极端，而准平衡则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况，索罗斯喜欢把三种状态比拟为物质的三种物理状态：气态、固态和液态。这三态性质相差泅异。以水为例，水在这三种状态中都有不同的特点。相同的原则在市场参与者的思考方面也可适用，在正常状态下，索罗斯认为，他所称谓“反射”的双向反馈机制并非必不可少，相反，倒是可以置之不理的。然而，当这些人趋近或达到所谓极度失衡状态时，反射就变得重要了，大起大落的场面就会接匠而至。
索罗斯认为，区别准平衡和极度失衡两种状况，对于投资者来说极其重要。然而，索罗斯又说，两者之间的分野十分模糊，常常有一些力量和势力，将人们投入到极端失衡的状态中。尽管存在有某种抗衙力量与之对抗，而且抗衡力量一般都能如愿以偿，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抗衡力量也会抵挡不住，于是就会发生改朝换代或革命流血之类的变化。生性好斗的索罗斯对这类情况自然深感兴趣盎然，但是，他又承认这并不能说明他已经掌握足以清晰地解释或预测这种情形的成熟理论，他还只是处于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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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扫荡东南亚
“ 自由浮动的货币有某缺陷，因为市场总会发生过度偏差。”
第一节 不幸的预言
大约一年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但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预言：按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危险信号衡量，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从而有可能出现墨西哥式的经济大灾难。接着，他又坦言，泰国的墨西哥征兆比其他亚洲国家多，换言之，如果东南亚发生金融动荡之类的危机，那么，泰国将首当其冲。
戈尔茨但及其所代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国家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前者被亚洲的后起之秀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言人和装饰品。在这些昔日的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看来，相信他（它）们无异于出卖本国的民族利益。
这是一道由历史编织的隔阂，人类从此失去了相互信赖、相互协助的可能。偏见使人的思维狭隘，愚昧又让人难以面对现实。
戈尔茨但先生并未得到东南亚诸国的重视，尤其是在泰国，朝野上下都为一道描绘未来
的蓝图所陶醉，如何又能接受得了前途未卜的预言。
就这样，戈尔茨但被赶跑了。然而，被他所最先预言的灾难却如期降临了。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和金融当局在手忙脚乱之中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顿时一泻千里，处于无人救助、无人敢救的悲惨境地，并创出历史最低点的黑色纪录，货币风暴终于在一夜之间爆发了。随即而来的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金融市场也开始剧烈动荡，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新加坡元、甚至连经济闭塞的缅甸货币也纷纷走软下滑。人们不禁担心，东南亚诸国会不会重演一场由索罗斯担任导演而一手策划的类似于墨西哥式的金融大危机？
直到此时此刻，泰国人乃至整个东南亚诸国人才认识到戈尔茨但先生的预言是何等之准确，当然，对于戈尔茨但本人而言，东南亚危机只是被不幸言中罢了。
第二节 泡沫中的六色光
进入1997年，一直风平浪静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不宁，5月以来，外汇市场更是倾刻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泰铣、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不断大幅贬值，印尼盾、新加坡元等国货币也未能逃脱这一大劫难，均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关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了种种应急措施，打击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货币投机行为，千方百计地维护本国市值稳定，却事与愿违，屡施各种方策之后仍无法解脱困局。7月2日，泰国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一天之内泰铢即狂跌20％。与此同时，眼看就要倾家荡产的泰王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美国等金融大户发出了求救紧急资金援助的申请，使得在泰国酝酿已久的墨西哥式金融危机终于浮出水面，让世人一睹其面目。
90年代前期，当西方发达国家在衰退中苦苦煎熬，西方文明的殒落似乎就在眼前闪现之时，东南亚经济增长却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令世界为之惊叹，连那些一向眼中无人的白人老板也自愧不如，心中充满着嫉恨。
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大跃进，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以求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并想当然地认为，21世纪即是亚洲的世纪，而亚洲的世纪即是东南亚的世纪，世界权力的重心从此将向这个渐露雏形的地区偏移，云云。然而，被舶来的葡萄酒灌了个头重脚轻的东南亚人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东南亚过去几十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延投入的增加，而非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因而在如此局限的增长模式基础上竟相放宽金融管制，与世界顶尖金融强手争吃大金融市场的“蛋糕”，无疑是在沙滩上兴建摩天文厦，隐患重重，极易被外力击破。
这一点，老谋深算的乔治·索罗斯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索罗斯是一个惯于钻牛角尖及吹毛求疵的人，东南亚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他的掌心。他一直在等待着最后机会的到来，他要捞一大笔，创造出另一个类似于击跨英格兰式的奇迹。
其实，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劳工素质低下。贸易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上扬，正面临经济过热的危险；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因超额生产能力、企业债台高筑以及缺乏高等教育和技术劳工等，将遭遇“成长性的衰退”（Growth Recessi0n），有可能陷入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之中。克罗斯比公司认为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东南亚企业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和公司人员规模，因此造成了“乐观的错误”。有关当局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往往又会对“乐观的错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届时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泡沫经济四处膨胀，整个市场被蒙蔽在一片虚假繁荣的七色光圈之中，从而为诸如乔治·索罗斯这样的“金融苍蝇”创造出绝好的进攻机会。
然而，沉浸在“东亚奇迹”的喜悦和梦幻之中的东南亚诸国，对上述忠告均置若罔闻，态度类同于对待戈尔茨但那样。这一切，索罗斯一直在心中暗暗高兴。
早在1992年，泰国的经济界人士，特别是金融界人士，就不知从何处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以为曼谷应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成为第二个香港。在这种简直就等同于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推动和刺激下，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了金融市场大门。果然，外国银行带来了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财源滚滚，乐不可支，并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似地把近30% 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使房地产业就如同中国北京的小胖子一样盲目发展，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许多贷款难以收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据日本大和综合研究的援引泰国有关方面资料，截至1997年6月底，泰国金融机构所有的风险债权数额为4860 亿铢，为贷款总额的
31．5% 。更有人估计，泰国金融业坏帐高达8O00亿到9000亿泰株（约合310～350亿美元）。肆意挥霍低息资本，巨额所需项目赤字极易引发金融危机。1996年泰国所需项目逆差已相当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2％，而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债务危机那一年也只不过为7．8％。这样，泰国爆发危机就实属正常了。
泰国正在玩火自焚，索罗斯向部下发出了信息。从1997年初开始，泰国房地产气泡开始失去了光泽，并很快趋于破灭，外国投资者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便纷纷抛售泰铢。索罗斯一见时机已到，便浑水摸鱼，亲率国际金融投机大家，集中全力进攻建立在沙滩上的泰铢堡垒。一时间，泰国金融阵地发发可危，硝烟弥漫，其震动波及到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第三节 进攻！进攻！再进攻
进入90 年代，国际金融市场风暴迭起，危机四伏。经济学家们均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周围游荡着一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十分明显地感觉得到的“巨手”，一只可怕的魔鬼般的巨掌。对于这只巨手，经济学家给它冠以了一个比较通俗化的术语：热钱。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粗略统计，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证券至少有7．2万亿美元，并且有与日俱增的趋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巨额热钱的全球快速流动成为可能。要调动巨额资金甚至只需打个电话或接个键盘，天大的交易在市场上一秒钟之内即可成交，相反，为规避风险。资金的快速撤离也是轻而易举之事。自从1992年索罗斯率众将英镑打得一败涂地，1994年索罗斯又伙同其他大户在墨西哥大闹天宫，把这个中美洲最大的国家弄到了几乎要砸锅卖铁的地步，国际社会着实领教了这个来元踪、去元影的索罗斯的厉害，各国似乎对其均敬畏三分。在索罗斯的率领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热钱尤如脱组的野马横冲直憧，难以捉摸。当某一地区资本收益率可观时，热钱便会蜂拥而至，一有风吹草动，尤其达到了目的后，便又会如风卷残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1997年7月25日，咆哮如雷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大骂闻名于世的大炒家乔治·索罗斯是东南亚货币受投机者狙击从而大幅贬值的幕后“黑手”。各种迹象显示，这位西方金融市场“传奇人物”统帅套头交易基金组织自1992年狂沽英镑大获全胜之后，早把“猎取”目标瞄准了亚洲新兴市场，伺机下手。1993年这伙掌管套头交易基金组织的经理们在马来西亚“小试牛刀”，初露风头。当时，投资者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市值被低估，看来必涨无疑，于是在索罗斯的号召下，国际热钱开始围剿林吉特，可是马哈蒂尔却偏不买索罗斯的帐，坚决捍卫低市值的林吉特，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各自统帅一方，在金融市场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捉对撕杀。1994年1月，马哈蒂尔下令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索罗斯一看机会无多，无奈只得率各投机大户全线撤退，休兵养马，以备再战。
转眼又过了两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爆涨，繁荣日趋明显。由于通货膨胀节节上扬，景气过热的威胁不断加重，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热钱涌人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再战。创
造了新的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人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一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
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据新加坡外汇市场的消息，在东南亚各地外汇市场上，亚洲货币远期外汇市场每日交易总值约达60亿美元，其中泰钵成交量增长最快。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了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
然而，布尔曼的声音还是没有被听见，这就使得索罗斯最后下定决心，要在东南亚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国家集团的力量。
面对各国货币市场投机盛行，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对市值的变化率一直在犹豫不决，尤其担心热钱像流入国内一样迅速流出，从而使汇急剧波动。但是此时此刻，这只被重新打开的资金龙头要拧上已很困难了。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已经走到了它们的最后关头。
看准时机的索罗斯出动了。
不过，此次索罗斯及其部下不但显得小心、谨慎，而且还选准了从80年代未已成为地区通货的泰铢下手。因为印尼与菲律宾利率虽然比泰国高，但印尼汇率经常受到印尼官方人为操控，比较不易投机，而菲律宾也对外汇市场有较多管制，同样不便放开手脚来大战一场，以决胜负。相比之下，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最高，资本进出自由；除
了利率较高之外，泰铢长期紧盯美元，汇率相当稳定，风险最小：另一方面，泰国经济“虚假”繁荣景气最旺，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拖垮来腰包鼓鼓的金融业，因此泰铢市值实际上也就最不稳定，最易攻破。
索罗斯之所以拿泰抹开刀，这在于看中了上述有利条件，这就叫“擒贼先擒王”，打破泰铣堡垒之后，就能够彻底扫荡东南亚了。就这样，索罗斯吩咐手下，将资金暗中向东南亚转移，以便最后时机一俟成熟，便可大举登陆东南亚，将这些尚在美梦之中的人群杀个措手不及。
索罗斯终于悄悄地向东南亚诸国宣战了。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索罗斯及其手下认为，这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暗示，便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待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冲击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最低跃至1 美元兑26．70铢。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跨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
泰国中央银行第一步便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铣；第二步效法马哈蒂尔在1994年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抹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O00至1500厘。三管齐下，新锐武器，反击有力，致使泰抹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位。
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当头一棒。
然而，索罗斯毕竟还是索罗斯。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了，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自己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自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东南亚诸
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
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卧薪尝胆达数年之久，此次他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先头部队的一次挫折并不会令其善罢甘休，索罗斯还要三战东南亚。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全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
一片混乱，战局错踪复杂，各大交易所简直就像开了锅似的热汤，人们发疯似地奔跑着，呼嚎着。
这是一场个人对抗国家的战争，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结果来看，则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铺天盖地面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国人只得拿出最后一招，来个挖肉补疮，实行浮动汇率。不料，这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各种反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泰铢的命运便被索罗斯定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了。泰铢继续下滑，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其被索罗斯所宰杀之状，实在令世人惨不忍睹，泰国人更是心肉跳，捶胸顿足，责问苍天。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索罗斯暗中发誓，此次定要将东南亚各国搜刮一空，灭了这帮不识好歹之徒企图取西方而代之的迷梦。
闻得索罗斯大军兴风作浪，腾云驾雾不来，其他东南亚国家均倾全力进行了殊死抵抗。菲律宾抛售了25亿美元，马来西亚抛售了10亿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但在索罗斯的强大攻势面前却难以阻止比索、林吉特的贬值。同时印尼盾、新加坡元也剧烈波动，一时间，东南亚货币市场风声鹤吹，草木皆兵。这究竟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前兆，还是金融风暴的尾声？恐怕谁也不敢妄下结论，其秘密也许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索罗斯。
第四节 索罗斯飓凤
大凡与索罗斯交过手的人，每每说起他，都不觉有谈“索”色变之感。有人称他为魔鬼，也有人称他是天使。然而，索罗斯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具能量的人物，在世界上恐怕只有北美的飓风能够与之相提并论：风起之前，谁也无法预测；只是一旦成风，所到之处，只见断壁残垣，生灵茶炭，一派残不忍睹之景色。事过之后，便又立即无影元踪，一派风和日丽，普照万物之象。
当年大英帝国倾空国库之所有，耗尽上百亿美元，力图阻挡索罗斯这股北美飓风的袭击，无奈，曾不可一世的大英王朝之威势早已日薄西山，随江东去，终究没能战胜索罗斯，被迫将英镑贬值百分之十五，同时退出了欧洲货币蓝子一一一统一汇率机制。区区索罗斯一人就让欧洲统一货币进程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创伤。至今，元气尚未恢复的英国人和欧洲人还对索罗斯恨之人骨，提起索罗斯就连声诅咒他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嗜钱如命之徒）。通过这一战役，索罗斯银行帐户里又增加了10亿美元。随后，索罗斯飓风又向南方席卷而去，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将这个拉美大国几乎摧残得国破家亡，捞足了赚头。
此次，索罗斯飓风远渡重洋，千里迢迢，不辞艰辛，进攻东南亚众多小虎，虽三次进攻，楔而不舍，但最终还是大获全胜，尽将这数亿小富民刮得惶惶而不可终日，一天到晚皆忙于祷告救世主的仁慈。
索罗斯大举讨伐东南亚诸侯国，着实使他们领教了一番。
伴随抛售泰铢，抢购美元的狂潮，大批工厂开始倒闭，公司纷纷减员，物价大幅上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在索罗斯发起的悄无声息的进攻中，1997年7月29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自动宣布辞职，而在此之前，泰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业已含恨告老还乡。
大力光火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厉声点名责骂索罗斯，气急败坏的泰国人则发誓要将索罗斯绳之以法，抓回泰国判刑人狱。
沉默，沉默，索罗斯一言不发，后来干脆就说是其手下所为，他冰人根本就是一无所知，云云。至于索罗斯基金的总管斯但莱·德鲁肯米勒在泰钵贬值之后则喜形于色、按捺不住内心的欢悦之情。大声宣布：
“我们赢了！”
继泰国战役之后，索罗斯飓风很快又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刹那间，印尼即出现了“黑色星期一, 印尼盾大幅狂泄，民众出现了抢购美元的狂潮。自7月21日以来，印尼盾汇率开始大幅下跌，其降幅已连破历史纪录。从年初到8月20日，印尼盾对美元已贬值23％左右，远远超出了政府一厢憎愿所制定的每年5%-6% 的指标，贬值幅度之大，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受汇率影响，雅加达证券市场的股票综合指数也一降再降。仅8月份头三月就下降了20% 以上，一个月内降下150．55点。印尼银行界、经济界及社会大众哭天喊地，捶胸顿足。
印尼盾贬值后，给印尼经济带来的最明显影响，是以进口原料为主的制造业成本大增，导致包括汽车、计算机在内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建筑材料涨价，主要日常必需品价格也上涨了5％至13％。业内经济人士认为，物价上涨将使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从预计的6％以下升至8％以上。盾市贬值，由于货币利率的区制，各公司债务一夜之间剧增l00％，这样将导致目前已超过1,100亿美元的印尼外债进一步攀升。
索罗斯飓风之威力又由此可见一斑。
索罗斯在东南亚大耍淫威震憾了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世界各国政界和经贸界人士纷纷作出了各种反应。
由于索罗斯冲击波的余威仍在逞能，它又迅速波及到了巴西证券市场和波兰货币兹罗提，随后袭击了新加坡、台湾和希腊，促使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东南亚金融之动荡而处于高度警惕状态，并使从亚洲到拉美和东欧的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降。
7月17日，手忙脚乱的希腊政府承认，他们不得不从国库拿出8亿美元支持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因为投机商纷纷打赌说德拉克马将下跌。
不稳定的局面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官员忐忑不安。他们对1994一1995年索罗斯在吕西哥兴风作浪所酿成的危机记忆犹新。正是那场危机使吕西哥出现了严重衰退并震动了整个金融市场，克林顿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当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它们当然也与受到影响的国家保持着密切接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和研究部负责人杰克·布尔曼说：”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确是认真看待的。我们对个别国家表示关切，也对可能开始出现一个市场蔓延到另一个市场的某种现象感到不安。
7月19日，泰国货币出现了大幅度贬值，就在此前的一个星阀，中部欧洲的“宠儿”——捷克共和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取而代之以浮动汇率。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另一头一一一
面半球也立即产生了反响：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感到了地震，它们的股市普遍出现了下跌，并且风传巴西货币雷亚尔将会贬值。就这样，拉美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圣保罗股票交易所的指数下跌15％，这相当于道一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12oo点。
索罗斯飓风有可能产生回旋标效应，从而对美国自身经济构成威胁，尤其是如果它继续蔓延的话。
俄亥俄州哥伦布银行第一银行投资曰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安东尼·陈说：“如果再发生多次这样的动荡，就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不移定，这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的兴凤作浪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们务和贸易逆差激增。这最终将阻曰它们不久前仍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从而反过来有可能影响美国对这些国家商品和服务的输出。货币贬值有可能会助于这些国家向国外销售更多的产品，但同时使美国产品的价格大大提高，尤其是在美元日益坚挺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数据一一一麦格劳一一一希尔公司研究金融的高级经济学家西亚·拉塔元不忧虑他说：“这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
看来，索罗斯给美国带回的并不总是慈善资金。或许有一天，他在美国也会成为某种类型的不受欢迎的人物。附录一法国《解放报》载文：
货币台风席卷亚洲寄迹
龙舌兰烧酒喝醉之后，如今又要被清酒灌醉？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会不会波及到东南亚
所有的新兴国家？自从泰国抹贬值之后（7月2日贬值了20%），从吉隆坡到雅加达，从仰光到马尼拉，该地区内所有国家都出现了货币危机。德意志银行亚太处首席经济学家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烟花燃放前的凡个小鞭炮而已。”他认为，泰国铢贬值而引发的冲击波可能影响到亚洲、东欧以及拉丁美洲十几个新兴国家。
到目前为止，泰国铢贬值的多米诺效应已经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马来西亚的货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星期五（11日），在投机商的压力下，菲律宾不得不任其货币比索比价波动，几小时内贬值了近7% 。同一天，缅甸的缅元在自由市场上的兑换价也达到了历史最低纪录：240缅元兑换1美元（几个月来，这一比价一直保持在160 ：1左右，几周前开始出现下跌的趋势）。
比价的变动对商品贸易产生了影响：一些进口物品的价柏几天内上涨了近30％。林吉特（马来回亚货币）的投机活动日益猖撅，马亚西成了受害者。为此，吉匠坡中央银行不得不在星期五（11 日）决定将利率从前一天的9％提高到50％。这样，投机活动（从银行贷款到市场出售）的成本一下就提高了。
该地区最具实力的国家——日本试图扑灭这场大火。日本当局决定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泰国铢的稳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东京方面还试图让亚洲开发银行也行动起来。香港和新加坡也参与了此次拯救行动。据有关方面的消息说，曼谷正在寻求200亿美元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泰国，查清这里的金融危机的现状，并尽快采取相应的措施。
迄今为止，亚洲国家的腾飞一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那么，应如何解释这些“意外”呢？法国储蓄及信托银行负责新兴国家的经济学家法迪勒·拉库阿说：“该地区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工业投资过多、房地产危机、进口增加、经济增长放慢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泰国金融崩溃的起因就是房地产的投机。5月中旬，那些在投资房地产的金融机构投入了大量资金的国内外投资者发现，这些金融机构的利润已大不如前。这些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领域总共投资了2，300亿法郎，无力偿还的贷款额总计达700亿法郎。已建成的0万平方米的办公楼中，有一半以上找不到买主。这还仅仅是一个估计的数字。总而言之，大部分金融机构无法偿还从国际市场上借来的资金。怀疑的情绪开始产生，进而演变成为对出现灾难的担心。随着经济增长的放慢（今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3.5％，而1996年为7％，1995年为8% ），泰国银行和外国投资者收回投资的希望越来越小了。钱就这样流失了。
投机的气泡破灭之后，泰国体制上的种种脆弱性便开始表现出来。首先是汇率体制的脆弱。泰国铢主要与美元挂钩。一年多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上升。对泰国来说，美元比价的上升意昧着出口的下降。其次是中国、印度和越南的竞争：泰国的出口还面临低工资的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一些企业家转向工资更低的地区。
这么一来，泰国的有关经济指标在许多专家眼里变得十分危险了。
无论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还是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与泰国有着共同之处。为了帮助国内疾病缠身的银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为了扩大工业投资，这些国家都必须从国际市场上借钱。然而，就像这些国家如今意识到的一样，外国的投资（长期以来是这些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是有利有弊的。那些昔日十分有信心的投资者和投机者时刻在警惕着任何贬值的迹象。为了保证国内货币的稳定，有关国家除了大幅度提高利率以外几乎别元选择，而这将反过来窒息经济活动。
（法国《解放报》，1997年7月14日）
附录二《日本经济新闻》载文：
亚洲经济越来越不明朗
以泰国铢暴跌为开端发生的货币动荡，使开始趋于回升的亚洲经济的前景又出现了不明朗的局面。泰国14日大幅度下调了增长率的估计值，此外，香港、新加坡等的出口速度明显放慢。依赖区域内贸易的程度很大，因此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使人担心会影响整个亚洲经济的回升。
泰国中央银行6月下旬将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估计值从7．1%下调到5．9％，14日又下调到4.6％。货币实际贬值造成的汇兑差额损失使国内最大的制造业厂商萨阿姆水泥公司也将面临亏损，总之将大大影响企业的盈利。过去一直存在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发生破裂以后，国内需求出现衰退，1一5月的汽车销售量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12．5% 。
菲律宾的出口形势良好，1一3月的增长率创造了5％的纪录，但是，与泰国一样，房地产的行情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形势，再加上为了保护本国货币比索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将直接打击国内经济。当地的证券公司人士说：“高利率政策如果长期坚持下去，势必会对设备投资和企业筹措资金产生影响。
继泰国和菲律宾之后，货币动荡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估计今年经济可望增长8％左右，但是货币如果继续动荡的话。政府发展经济的计划必然会被打乱。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的出口额的38％和直接投资的37％都是面向区域内的。泰国的一位证券分析家说：“对区域内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货币动荡对东南亚的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另外．香港和新加坡的货币虽然没有动荡，但是，人们担心会影响出口。占新加坡出口70％的是电机和电子仪器，因为需求不旺，进入1997年以后，除4月以外，出口都比前一年同期有所减少。香港也是如此，1一5月的出口徘徊不前。由于中国的劳务费提高等原
因，把生产据点迁往中国的香港企业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
台湾1一3月的经济增长率是6．8％，但是，由于发生猪传染病而给有关产业罩上了一层阴影：另外，经济增长率也由6．28％下调到6．24％。中国经济虽然很坚挺，上半年的增长率可望超过10％，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例如国有企业的开工率下降等等。
亚洲货币的动荡对口本经济也将产生影响，东亚在日本的出口中占的比罩由1900年的30％增加到了1995年的42％。日本同亚洲经济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
日本在海外建立的企业多数是从日本购买机器和部件，当地的货币贬值使劳务费增加，迸而影响当地法人的盈利。另外，高利率引起市场冷清也是令人担心的因素。现在已经有人担心他说：
“如果当地法人的分红减少，就会影响总公司的收入，甚至有的企业没有利润。”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7月15 H）
第三十一章 热钱烫伤东南亚
国人理应当自强
“力图通过掌握大量的货币来影响价格的投资者在将货币卖出时都会面临灾难的结果。”
第一节 紧急总动员防范索罗斯
索罗斯飓风所到之处，无坚不摧，他给自以为是的东南亚人好好地上了一课，现在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应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他人之覆辙，贻笑天下之大方。
自索罗斯大举进攻东南亚各诸侯国后，在北京中南海的院落中立即笼罩上了一阵紧张气氛，在新华门，车流日夜穿梭不息，各种新的信息不断汇集，各种新的指令不停下发，决策者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如果类似于泰国的那种危机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上演，其后果会有多么可怕啊！
然而，中国岂能容忍索罗斯肆虐！
中国不是泰国！
中国也不是东南亚！
对于索罗斯，中国政府决定先发制人。
1997年7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
1997年8月1日．中国国务院任命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任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任副主席；
委员会成员还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福林：
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
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周小川：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耀先；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廷焕；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史纪良：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黄达教授。
7月31日，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戴相龙主持了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货币政策委员会全体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议事制度。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在四季度的第一个月召开例会，讨论有关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一定时期内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等。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尚福林向全体委员介绍了当前金融形势，讨论了东南亚金融大风暴等敏感度极高的问题。
《人民日报》宣称，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科学化的重大举措。
泰国乃中国之友好邻邦，西方称之为中国之准盟国，虽不能说一衣带水，但至少也是唇齿相依。如今泰国全国上下深陷于索罗斯飓风当中而不能自拔，于是，中国国务院的决策者们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如今又来了一个“抗索援泰”。
中南海向全世界，更向索罗斯传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号：中国将把宗罗斯阻挡在境外，中国不会坐视泰国经济发生危机！。
于是，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了。
1997年8月13日晚10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戴相龙分别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泰国新任中央银行行长致函，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承诺10亿美元的贷
款，并将参加在泰国召开的关于具体融资协议的会议。
戴相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的一揽子贷款安排给予积极考虑，他表示相信泰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和亚洲国家的援助下，能够抵御外国资本的挑衅，顺利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泰国货币可以保持稳定。
针对东南亚货币风波的冲击，戴相龙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出现类似危机。
戴相龙强调：中国在引进外资的数量和结构上是合理的。据统计，目前中国利用外资为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2000亿美元，国际融资1200亿美元。前者有64％是外商直接投资，后者有88％是长期资金。他认为，一定要防止外债过多，过份依赖外债，特别要注意防止房地产、股票上的泡沫经济。
戴相龙说，中国中央银行从东南亚货币风波中得到启示，一定要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 左右，经济增长不要过高。他认为，货币的稳定首先决定于国民经济能量的平衡，决定于汇率制度的更加合理，同时具有防范似于索罗斯之类投机者的能力。
戴相龙此语一出,立即如巨石击水，在国际上泛起层层涟倚，分析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承诺的这10亿美元很有发言权，是十分合乎时宜的战略努力。
香港舆论认为，中国的决策者们一直被指责为过份地照顾国内，确定重点时只依据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然而这一新举措可以被看作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准备负责地对待该地区的问题。香港因此而倍受鼓舞，既然中国准备以这种方式帮助泰国，那么，如果香港也落人索罗斯的圈套，它肯定会支援香港。
怀疑论者迫不及待地指出，中国的动机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是对的。这一地区的各国经济若出现动荡，则中国在贸易、采购和投资可能性等方面都肯定会受到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可以说，中国帮助泰国稳定其货币，就是在帮助自己。
香港舆论认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隐藏在中国援泰计划的背后。对中国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武力的日益增强，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以惊恐的心情加以看待。除了显示中国富强了并不一定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减轻这种恐惧呢？
此举不仅使中国完全有资格在地区事务中以主角的面貌出现，而且还可以通过首次参与对一个外部国家的救授计划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的增长，但是，其邻国出现的货币贬值和混乱将削弱中国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分析家们说，拥有1，2oo亿美元外汇储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10亿美元紧急援助。
一位驻北京的外交官说，中国通过帮助泰国可以指望泰国支持它逐步和谨慎地开放中国经济的政策。在谈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指责中国只想加入后得到好处，而不愿意承担义务。中国这次破例与其他有能力的国家一起参加对泰国的紧急援助计划是想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
法新杜8月15日从北京发出的电评则以为，中国对于泰国抵抗索罗斯先生的援助，标志着该国已成为亚太经济中一个成熟的金融大国。
电评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一项多边的金融营救工作。一个国际金融组织驻北京的代表说：“中国当然没有仓促作出这一举定，但它深知，要想成为不可忽略的地区金融大国，就必须参加工作。”他说：“这并不等于中国宣称自己变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北京想参加并占据它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所应得的一席之地。”
同日，美联社发自北京的电文则认为，中国决定为泰国陷入困境的财政系统提供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不仅反映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且反映了它有能力应付地区市场出现的不稳定局面。这是人们所知的北京首次参加对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一揽子救援计划。中国通过与其他亚洲国家一道参加本周早些时候中国的货币基金组织撮合的一揽子紧急援助计划，标志着自己已享有该地区重要大国的地位由于在今年7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2oo亿美元，因此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10亿美元的支出。
附录一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
素国不是墨西哥
如果用“泰国铢”代替“墨西哥比索”．这样看起来好像世界金融市场危机在今年夏季又出现了。
但是历史不会重演。1997年的泰国不是1994年的墨西哥。时代不同了。政府、投资商和国际金融专家记取了以往的一些教训。
这仍可能是一场金融恐慌的第一幕、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场戏的情节将与上次的不同。
诚然，表面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令人害怕。像墨西哥那样，泰国以其在经济政策方面获得的一些成就而远近驰名，这理所当然。但是也像墨西哥那样，它向国外借债大多；对它的银行极少担心；感到自己无法保护它的货币以及随着货币不可避免地贬值一些做法格外拙劣。
同样像墨西哥的是，泰国不愿承认它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急救。西方的一位中央银行行长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从具有雄心壮志的亚洲虎之一沦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救授的名单中。”
更加不祥的是，这种状况有蔓延的迹象。自从泰国铢7月2日贬值以来，菲律宾比素下跌了6％，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菲律宾经济曾准备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名单之外，现在又回到了急诊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货币目前疲软。希腊正在应付投机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人们早就预言的危机看起来好像要在巴西发生。但是相似之处并不总是很明显。泰国人和墨西哥人都喜欢辛辣食品。那又怎么样呢？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情况：
泰国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同的。
泰国比墨西哥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欠债没有墨西哥多，它在耗尽它的所有储备之前就对镰采取了措施。它可能需要外国钱使它的银行摆脱困境，但是与拉丁美洲明显不同的是，泰国及其亚洲邻国经济增长迅速，通货膨胀率适中，而且拥有庞大的国内存款。为摩根公司监督新兴市场情况的德里克·哈格里夫斯说：“泰国的问题比较容易纠正，而又不会发生一场可怕的经济衰退。”
世界更加精明
是的，每天都有事情提醒我们，投资商在借钱给新兴市场问题上显得头脑发热。前摩尔多瓦苏维埃共和国上月发现一些买主很愿意购买欧洲债券。
但是，一些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上述情况正在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且在确实处于困境的国家和无辜的旁观者之间采取不同的态度。在墨西哥经济出问题后，研究全球经济的明智人物提出两个目标：使得一些国家较难长期奉行一些无法维持下去的政策并使得一个国家的弊病较难影响到其他国家。
与泰国的灾难向其他国家蔓延的速度一样重要的是，一些国家政府作出反应所使用的精明手法。例如，马来西亚可能设法用小幅度贬值的办法来减轻其货币受到的压力而又没有使其经济遭到大规模破坏或使利率激增。
继续关注日本
在泰国大多数冒有风险的投资商们并不是把他们的存款投放新兴市场公共基金的那些美
国人（比如向墨西哥投资的那些人），而是日本银行。依赖出口的日本（比美国依赖出口的程度要大得多）对让较小的亚洲国家通过货币贬值获得具有竞争力的贸易优势地位感到不安。
泰国人已经到日本去朝圣，尽管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似乎不愿在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下借钱结泰国。但是日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想关注这个问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们给泰国人钱而不迫使他们进行必要的政策改革。
提防艾伦·格林斯潘
从部分程度上讲，墨西哥的问题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一一一以便把资金从新兴市场收回到美国去——时开始出现的。
迄今为止，没有通货膨胀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提高利率的借口。如果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利用他交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提醒每个人他仍担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对美国利率的满意心情到明天就可能消失。格林斯潘先生的几句话就可能停止美国股票和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并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上升，给大多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
当然，美国的短期利率在1994年曾经格外低，而今天却不那么低了。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日本的利率现在很低，因此肯定会上升几个点。泰国不是墨西哥，但是这场戏还没有完。
（美国《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21日）
第二节 飓风能否刮到中国？
索罗斯逞威东半球，在东南亚兴风作浪，弄得国内一些人忧心忡忡。眨肋之中，他们联想到了中国的1992年和1993年，回地皮。盖别墅、建公寓、炒楼花——房地产投资连年翻番，地产房价持续飘升，大量现金违规介人，安居工程建设无人问津。房地产热带动原材料价格猛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94年物价涨幅高达21。7％。若此时索罗斯半路杀出，其后果岂可设想，……
本来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微不足道。一则中国目前人民币仅实行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二则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对外开放，索罗斯等国际大炒家在国门之外恐怕只能由衷感叹不已。
然而，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香港既是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新兴资本市场，其余融市场开放程度之高，资本进出总量之大在亚洲首屈一指。近十几年香港资本市场投资回报业绩骄人，索罗斯等人早已虎视眈眈，垂涎三尺。而且香港作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窗口”，众多国际游资已把香港作为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跳板”，索罗斯正在渗透中国。1995年1月，索罗斯冲击基金的成功令墨西哥比索贬值大获其利后，便将目标转移到新兴市场，泰铢、印尼盾、林吉特及港市，皆成为炒卖对象。因此，中国对此次东南亚金融市场的动荡表现出了比对以往英镑贬值、日元升值更大的关注。
此番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港市总算平安无事，令人欣慰，然而却不能不使人对索罗斯倍加警惕。
自从1979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励利用外资的政策，不断改进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连续五年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名列发展中国家榜首。据1997年7月23日出版的世界银行《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指出，1996年中国总共吸引了52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累计流入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外资已达3000亿美元以上。
如果说由于体制因素1994年以前国际热钱没有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话，那么1994年初
的外汇体制改革,1995年底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则给了索罗斯一个意外的惊
喜，使其有了渗透中国的可能。
1995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利率高悬，而且当时通货膨胀接连攀升，促使银行利率不可能掉头往下，所幸的是，索罗斯再度被拒之门外。香港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资金周转中心，在港市与美元联系汇率下气港市存款利息比内地人民币存款利息低4％，因而吸引大量中资机构和香港本地华人金融机构利用香港国际银行抵押资产融资，将资本利用各种政策“灰色”地带或地下黑市渠道汇人内地以合法的“贸易结汇”的方式套息。
1996年一年间，许多香港资金以进口远期信用证的形式打入内地，以此来掩盖其资本项目往来的投机目的。有的省份1996年与1995年相比，进口额增长幅度远低于同期进口远期信用证累计开记金额的增幅，这便是入境游资的证明，索罗斯等人混迹其中恐怕亦无人知晓。
现在中国出口企业流行吃“融资洋快餐”，即国内出口商收到买方开立的境外银行信用证，并押存于融资银行，再由外资银行给出口商提供融资，用于支付购买原材料等所需的资金。这种只能用于生产或贸易性的流动基金，融资期只有3个月至1年，如今已成了索罗斯之流进入中国市场的“护身符”。
据《中国金融时报》报道，来自几家期货交易所的信息表明，索罗斯早就对中国期货市场虎视眈眈，尤其是1995年中国期货市场异常火爆的那段时间，碍于政策所限，索罗斯等投资者往往利用合法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独资子公司，子公司以交易所会员身份进入期货市场。无奈当时期货市场多空双方拼得两眼出血，把对方的身份以及资金的来源实力弄得一清二楚，在境外观望的索罗斯等人看到自己一举一动都被中国人摄人眼中，便不敢轻举妄动。
金融界人士认为，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相对封闭，国际短期资本毕竟在中国活动空间有
限，一则中国利用外资政策是吸引外资直接投资，向长期资本倾斜，对短期资本流入控制较严，使索罗斯等人不禁望洋兴叹；二则国内金融市场本身发育程度较低，投资品种较少，进出不便，索罗斯等人也不敢冒然闯入，否则，一旦陷入泥泽便不能自拔；三则中国正处于经济转折进程中，不利因素较多，短期内不可能发生类似墨西哥或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危机。
尽管如此，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对开放金融市场更加小心谨慎；东南亚货币市场动荡不安，索罗斯四处巡戈，以待战机，中国对维持港市稳定更感压力重大。有关部门正在密切注视东南亚金融市场动态，急谋对策。香港金融管理局7月以来连续干预市场，以防港市受到投机性冲击。
墨西哥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危机主要是由索罗斯一人造成的。本来，从理论上看，国际游资适度的套利和套汇活动有助干活跃金融市场，也有利于东道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无论是墨西哥还是东南亚，本国经济问题才是索罗斯兴风作浪的温床。一昧指责索罗斯是导致本国货币贬值的元凶，骂其是“无耻的投机者”，无疑是本末倒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既对索罗斯的流窜有所防范，而且还不会阻止短期资本的正常流入，以伺机斩索罗斯于马下，是个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附录一美国《商业周刊》载文：
警告东南亚！
在7月2日促使泰铢被迫贬值18％后，货币投机商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其汇率与美元挂钧的邻近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相继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贬值。下一个有可能轮到新加坡元，特别是因为该国经济尚未从去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薪加坡股市今年已经下跌了16％。香港贝斯腾亚洲公司经济师约翰·西尔警告说：“人人都有危险。”
亚洲的灾难是5年来震撼了全球货币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当中最新的一幕。
东南亚的情况比其他地区要严重。该地区的确有一大长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DIR/麦克格劳一希尔公司亚洲经济学家奥罗拉说，亚洲人还被迫“对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持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恢复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才能重新获得信誉。各国政府将必须对从资金市场到产业规划的一切都进行改革，才能避免殃及邻国的进一步的货币贬值。
然而目前，明确的对策是依靠贬值的货币来实现出口增长。亚洲的货币灾难对取得了多年惊人增长的一个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的根基是一个考验。但是，由于十多年来大量出口半导体等货物，决策者们和货币市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认识到东南亚人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体系的缺陷。这包括倒闭的银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工厂过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中国制造商在其比价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帮助下，正在把东南亚的服装、电器和”电信设备生产者挤走。与此同时，在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中，小虎们与韩国和前苏联国家竞争遇到困难。
在全东南亚，经济回升都将被银行系统的薄弱所掣时。除非决策者们迅速制订方法来实现银行呆帐的证券化并摆脱这种负担，否则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到头来不得不把不多的财力用于紧急财政援助。银行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新创建企业贷款的能力将会减弱。
这场危机还迫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开发金融市场，以便于银行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并使各公司实现外汇储备多国化。DIR／麦希公司的奥罗拉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们必须“找到新途径来给其经济注入活力，鉴于劳动力和资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廉价”。
吉隆坡国际招商银行执行董事甘朋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要量人为出。否则金融市场就会强迫你这样做。”经过本月的风风雨雨，这是东南亚人将很难忘怀的一次教训。
（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7月28日）
第三节 如何面对索罗斯——专家的话
人们对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记忆犹新，东南亚金融风暴又再次使新兴国家想起了“龙舌兰酒效应”——不应陶醉于“热钱“涌来的欣喜中，要想到其可能外逃的潜伏危机。
中国的专家在反思这两次金融动荡时普遍提到，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开放的步伐应循序渐进。在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必须警惕国际短期资本势力——如索罗斯之流——可能混人经常项目之下，进入中国进行套利活动。
首先应当承认，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中国在谋求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顺应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改变了延续几卜年的固定汇率、严格管制的制度，在人民币井轨，导人更多的市场因素之后，又提前四年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试点也在上海浦东展开。
目前中国对资本项目仍有严格的管制，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也有一定的限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不少专家认为，现在想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为时尚早。
中国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重在抑制通货膨胀，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终于实现了“软着陆”，令世界刮目相看。
199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5％，物价涨幅仅有1．8% ，外贸出口增长26％，外汇储备突破1200亿美元。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陶礼明认为，中国此次之所以没有受到索罗斯飓风的冲击，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未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索罗斯无法直截了当，随意地冲击中国金融市场。
陶札明同时谈到了除外汇管理制度这一本质差别以外，中国经济环境较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泰铢采取的是盯注美元的制度，曾经有效地促进了泰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近乎这种长期不变的汇率制度亦显示出消极面，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这种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
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说，放开金融市场可以更大范围、更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同时应当警惕索罗斯此类“飞燕式的投资”，这种资本一有风吹草动就抽走了之，风险极大，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一大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湘认为，中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如《证券法》尚未出台，一旦
放开资本市场，索罗斯爆炒A股又如何是好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张小济说，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后，应当堵塞漏洞，完善管理，防止索罗斯混人经常项目。不能认为外汇储备多了，就可以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中国目前尚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他说，只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提高了，银行的不良资产才能切实降下来，因而加紧国有业改革是根本。而中国通过宏观调控，使过热的经济降温，对过热的房地产和股市进行适度引导是对的，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也是必要的。
其实，外国金融风波不仅仅给中国以稳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启示，也使中国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决策水准。
防范金融风险是1997年中国金融界的重点戏，各商业银行均力争今年内将不良贷款的比重降低2到3个百分点。加强内部管理也就引起高度关注，连巴林银行、大和银行这样西方国家的老牌银行都可能毁于一旦，更何况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不很健全呢。
第四节 下一个目标，香港
索罗斯在东南亚所向元敌，击败了几乎所有的“诸侯国”，便立即又将目光转向了大中华经济圈。在他的一手策划之下，索罗斯的一支人马对香港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试探性进攻，以期寻找某种突破口、随后大军掩杀而来……
7月初，香港金融管理局尚未从回归祖国大陆的喜悦中解脱出来，便隐约感觉到香港金融市场有一股潜流正在蠕动。精明的香港人立即警惕起来，他们判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果然，进入7月中旬，港市汇率开始受到冲击，兑美元汇率从7.7420/30的高位逐渐下滑，特别是7月11日菲律宾中央银行将汇率波动范围扩大、实行变相贬值的当日，港市兑美元一开市即有30／40点正的跌幅，之后其汇率节节下挫，接近7．7500的心理关口。一时间，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民众惶恐不安，各大银行门前挤兑美元的人排起了长队，港市多年来首度告急！
香港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彻夜不眠，思忖对策！
中国中央政府做好了紧急援港准备，以防万一！
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次买入港市，强行干预市场，效果竟然是意想不到的。7月14日一18日一周大部分时间内，美元始终停留在7．75港元水平之下。
7月18日香港收市之后，在伦敦市场红灯再度闪烁，港市兑美元汇价曾一度超越香港金融管理局坚守的7．750港元的关口，最低至跌至今众人心碎的7．7500港元之下。香港金融管理局再度全面挤人，倾全力通过汇丰银行干预市场，港市兑美元汇价随即升至7．7370港元，收盘于7．74900／00港元。
香港人以其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首次向索罗斯人马显示，港市7．7500的关键价位不容挑战，否则必将背水一战，你死我活。
索罗斯的一支偏军就这样在中国人的面前悄无声息地败下阵来。然而，索罗斯并不甘心，于是他又发起了第二次冲击。
在香港，有种种迹象日益表明，索罗斯等国际货币投机基金正在筑起大量美元对港市的远期买盘，准备进行一场金融史上绝元仅有的攻防战。
7月21日，香港开市后，美元兑港市的掸期率扩大，3个月远期升水为250个基本点，货币市场港市同业拆借利率大升，3个月同业拆借率从7月1日的5．75％升至目前的7．06% ，一周外汇基金票据收益率从上周5．31％升至6．53％，对相应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价差扩大。
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紧急动员，明确宣布，港市的联系汇率是不可动摇的。7月24日，管理局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以出入意料的方式，发行了大笔政府债券，推动港市利率大幅抬升，许多期限的港市利率超过37％。这样“挤出”了许多港市空头，港市兑美元大幅上扬，特别是在香港收市后的海外市场，港市兑美元升至近斯的最高点7.7340港元。这又给了索罗斯当头一棒，使得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极不自在。他感到包括新加坡、香港在内的中国人手腕之高明，绝对不在他索罗斯之下，因而倍加小心。
就在此时，市场传说香港金融管理局在纽约市场购买美元抛售港市，加之降低有买盘介人，将美元推回7．7400港元以上，港市随后更一直在7．7410一30港元附近波动。
实际上，这不过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虚晃一招，它只是意图向索罗斯表明，香港行政区决定港市稳定在7．7400一7．7500之间对香港最为有利。同时市场再传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市的银行进行了口头警告，一时间各大小投机者风声鹤立，人人自危。
7月z日，在上海举行了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亚大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对于正在稳定各自货币汇率的东南亚各国及香港来说，元疑是一剂十分及时的强心剂。而索罗斯等人不禁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他知道要想与中、日、澳等诸强叫战，他恐怕只能等待来世了。
索罗斯胆怯了，他不敢再度对大中华经济圈发难，于是他终于下令全军撤退至外国。避开了一个十分明显的目标：港市。
然而，怯阵之余，索罗斯恼怒异常，本来港市是他此次远征东南亚的重头戏，赚大钱的希望早就寄托在了港市之上。索罗斯按奈不住内心的躁动与惶恐，他终于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香港，我索罗斯下次还会来！
在香港，人们虽然预料会出现索罗斯兴风作浪的踪迹，但是投机浪潮始终没有到来。香港金融管理局给索罗斯设下了一个圈套，只要索罗斯发动任何针对香港的投机攻势，隔夜贷款利率就会迅速提高。专家认为：如果港府采用把利率提高到必要高度的办法保持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索罗斯用港市打赌很有可能损失惨重。
当然，在香港人成功地击退了索罗斯轶事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金融实力劝比方面已出现了明显的“地域金融”变化。问题不仅是拥有600万人口的香港外汇储备在全世界占第五位。人们常说的（大陆和台、港、澳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本身各具备一股翻江倒海的巨浪。据最新数据表明，大中华经济目的外汇储备不少于3740亿美元。
然而，日本的外汇储备乃是世界上最多的，到1997年6月截止，日本的外汇储备共有2220亿美元。
中国现在居第二位。到1997年7月截止，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210亿美元。西方认为，中国在外贸方面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因此、在贸易方面能够出现巨额盈余。尽管中国的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但是中国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外汇储备。
港市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这块前英国殖民地从未出现过重商主义反应。香港像任何地方一样都是完全开放的，结果，香港经常出现贸易逆差。
香港的外汇储备由第七位跳到第五位（到1997年6月底已达到820亿美元）是由于现在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另立帐产管理的土地基金外汇储备已加到香港金融管理局所有的697亿美元的外币资产上。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将继续管理其外汇储备，完全同中国分开。因此香港本身完全有资格保卫港元不受投机活动影响。中国已表示在必要时将帮助保卫港元。中国和香港现在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已达2000亿美元以上。这样保卫的理由相当简单：港元的固定汇率是政治汇率。7．8港元兑换一美元的固定汇率是1983年定的，当时人们对浮动范围很广的汇率的信心迅速下降。如果这个固定汇率现在受到索罗斯的影响，那么人们对香港失去信心的结果可能就会毁掉香港的繁荣。
保卫香港货币稳定，抵御索罗斯之流来犯，其意义不可谓不大。任何一场诸如此类的战争，对于香港而言，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死战。
针对索罗斯发出的进军香港的狂言，中国银行立即作出了反应，告诫索罗斯不要乱来，否则必将自找苦吃。
中国银行的官员认为，香港近年来经济基本面良好，从1991年至1996年本地生产点值平均增长5% 以止，预计1997年可达5。5% 。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并且没有外债。而受到索罗斯攻击的东南亚货币，其本国经济在外债、国民收支、通货膨胀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一些问题。
香港外汇储备充裕，达600亿美元，加上200多亿美元的土地基金，合计800多亿美元，全球名列第五。现在港元兑美元日均交投量为20亿美元，800亿美元相当于40天的交投量，索罗斯需付出极高昂的代价方可能对港市造成冲击。
中国银行已经多次强调，必要时将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维护港市稳定，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截至1997年6月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达1209.4亿美元，是港市稳定的强大后盾。而且，香港金融管理局10多年来多次成功击退索罗斯之流对港市的围攻，有关法规也不断完善。
港市兑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是否完善取决于市场对这一制度的信心。近年来，港元资产在香港货币供应总量的比例逐步上升，1994年至1996年，分别为53．8％、54.4％和58．79％，显示投资者对港市信心的增强，这一因素是治市稳定的巨大市场力量。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以来，香港政局稳定，经济持续看好，资金充裕，投资者充满信心，这也为港市汇率的患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银行认为，平息近来港市波动的情况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实力稳定香港的金融市场。香港将不会成为索罗斯的下一个目标，一旦他选择这样做的话，结果将会证明那是一个无法挽口的致命错误。
附录一日本《读卖新闻》
挑战港市
东南亚货币不稳定也波及到了香港市场。由于港市的投机性抛售，香港证券市场行情19日急剧暴跌。预计港市和证券市场不稳的局面将会持续下去。 尽管香港金融当局采取了提高短期利率等旨在保护货币的措施，但有人指出，这可能对不动产市场行情产生不良影响，如果今后行情不稳的局面继续下去，就很可能像泰国一样出现泡沫经济崩戳的局面。这将对众多进入香港的日本企业产生巨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对港市的投机性抛售，是因为以泰国钵为首的东南亚货币相继向浮动汇率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港市采用的是联系汇率制，即以美元为汇率基准，从而使港市成为人们投资的焦点。
8月15日开始出现的投机住抛售，是香港口归后出现的第二次投机行为。每当出现这种局面，金融当局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干涉。19日，为了防止出现投机性抛售，金融当局又提高了短期刊率，从而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一时暴涨至年率20％的水平。这也是股价急剧下跌的原因。
香港回归后执行的是维持联系汇率制这一基本方针，面对这次的投机性抛售，香港金融当局人士仍然认为：“投机行动必定失败。”因此，港市市场没有对设定的防卫线——1美元兑换7．75港市进行大的变更，金融界人士中也没有出现要求尽快取消联系汇率制的呼声。
但是有人指出，联系汇率制是一种不得不跟着经济状况不同的美国的金融政策走的制度。它是造成国际竞争力下降和出现通货膨胀的一因素。随着投机性抛售而出现的高利率可能会使这种矛盾扩大。
有人担心，如果利率上升导致成本增加这种情况对不动产市场行情产生恶劣影响，那么，“为保护货币而付出的代价将会比想象的更高（外国银行的经济学家语）。
金融界人士认为：“如果泰国铢继续下跌，就很可能导致再度出现对港市的投机性抛售。”因此，货币当局似将面临难以驾御的局面。
（日本《读卖新闻》，1997年8月21日）
附录二《中国国防报》载文
索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近几个月来，以乔治·索罗斯大量抛空泰国株为导火索，一场始料未及的金融危机从有
亚洲第五小虎”之称的泰国开始，像病毒一样在东南亚国家迅速蔓延。危机所至，泰国诛、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等东南亚货币纷纷暴跌，金融体系动摇，流入的外资接连撤离，国内债务负担骤增，国内需求衰退，通货膨胀加剧，从7月初至9月初，泰铣贬值了33％，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货币也分别下跌了14%以上，就连经济情况较灯的新加坡也未能幸免。这场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经济与社会以猛烈的冲击，使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弄不好有可能迟滞正在进行中的东南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这场危机甚至使拉美、东欧，使巴西证券市场和波兰货币兹罗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这场危机的高峰虽已过去，但余波未息。国际社会对这场危机的关注已远远超出了金融界本身，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思考。它给世人的警示也不仅仅是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从更高层次上认识经济安全对国家利益以至全人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国际竞争的焦点日益向经济领域转移，经济不仅是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目的，而且成为维护自身安全或影响他国安全的战略手段，经济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和决定国家安全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更多地以其技术贸易、金融等经济综合力量的优势，向对手开展经济战，包括采取经济渗透、经济制裁、经济袭击和经济封锁等手段，以实现其过去只有用军事手段才能实现的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正在日益走向国际化的次工业化国家，在维护军事安全的同时，也在经济领域面临抵御各种外来挑战与冲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严峻考验。各国的安全观也日益发生变化，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和接受。
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两大领域的接合部，兼有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双重意义。经济安全不像军事安全那样具体、直观，而是爆发突然，起于无形；它没有明确的地域界线，而是四方渗透，元处不在；它不单纯依靠深沟壁垒和各种对抗性举措，而是更多地依靠自身健全的机能与合理的相互依存度；然而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来自国家经济的内部风险，也来自外部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的经济攻击与侵袭行动的敌意威胁以及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举措失当，违背经济规律而遭受惩罚的非敌意威胁。对某些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安全是建立在对别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之上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因经验不足、人才匾乏、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监控体系不完善等因素，使国内经济安全存在潜在危机，一旦外部破坏势力趁虚而入，就能顷刻间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混乱，使一个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奋斗的成果一夜间付诸东流。
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也必将推动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中国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将日益紧密。在尖锐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经济安全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来说，更具现实性、紧迫性。经济必须在安全状态与环境中发展，安全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后盾，并要以维护经济发展为重要目标。它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盛衰荣辱，关系着中华民族在下个世纪的国际地位。在冷战后时代对我国全面入侵式的生死存亡危险虽然可以避免，但对我国经济安全上潜在的风险决不能低估，特别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经济安全度包括市场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天全等都不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更自觉地把国家经济安全提到战略的高度给予更切实的关注与运筹。（原文载于《中国国防报》，1997年10月7日）
后记
提起乔治·索罗斯，恐怕您会摇头皱眉，怎么从未听说过？此翁究竟何许人也？然而，或许您知道美国政坛上的克林顿总统，网坛上的桑普拉斯，篮坛上的迈克尔·乔丹、拳坛上的霍利菲尔德……
其实，在涉及全球甚至影响能波及到您钱袋的美国华尔街，乔洽·索罗斯完全拥有与上述各派名流毫无二致的坚实地位。他就是美国华尔街的上帝。
进一步来说，对于此次东南亚金融大风暴，最近香港乃至全球股市笨熊横行，以及中国政府最近成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您恐怕还是有所耳闻吧。揭开幕后，谜底却是惊人的一致：正是乔治·索罗斯在其中兴风作浪。
随着中国进一步推行改革开放，国人教育与金融素质的提高，您不可能不去感知一下乔
治·索罗斯的存在，因为他的手说不定正在掏空您的钱包呢！
索罗斯一一一当今世界上最富传奇色彩、最具个人迸力的超级金融大亨一一一威力大，恐怕4卜凡人之想像力所能及。因为，如果说昔日他还只能与单个国家展开厮杀的话，现在却能与一群国家分庭抗礼。索罗斯何时将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希特勒级的人物，虽然尚不能做出某种结论，但这并非只是一种虚幻的天方夜潭。
世界应该更进一步地了解索罗斯，正如六十年前，世界本应该了解阿道夫·希特动一样，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西方人每每谈起索罗斯，元不闻其色变。
中国人应该倍加警惕索罗斯，因为他已将触觉伸进了中国的南大门一一香港。
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与觉悟，我与马隽，一位娇美的女孩，以及梅然、刘瞩光等几位博士研究生，共同收集、整理和分析了近二十年来有关乔治·索罗斯的著作，以及截止于1997年10月有关东南亚及香港金砂风暴的时事资料。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这本国内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完整的有关索罗斯的著作，以备国内读者及时详细地了解乔治·索罗斯极富传奇的一生，以及他那几乎是天衣元缝的投资作风与运作方式，以期国人在大增金融与股票见识的同时，平添几分防范意识。
该书的第三至十六章由刘日光先生负责，第二十二章至二十七章由梅然先生负责，对于他们二位的勤奋努力，深感钦佩并表示谢意。此外，在出版过程中，该书还得到了九洲图书出版社的热忧相助，在此一并表达深谢之意。
最后，该书由我与马隽小姐进行统稿、校对，并作出相关章节的安排与编辑。由于时间仓促，其中难免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批评指正。
肖伟中
1997车11月9日子北京
对乔治来说如此开诚布公很是不易，但一些人还是要想，为什么要让人们惊悸不安呢？他们说，我们也曾呆在集中营里，失去了我们的亲人，但我们没有变得反犹太。我们抛弃了以色列么？我们放弃了犹太教么？为什么我们应该理解他将自己和以色列远远分开的做法呢？
的确，索罗斯需要克服人们对他的很高期望。一些以色列入预计或至少希望索罗斯会给每个人一个惊奇并宣布他计划在这个犹大国家投资10亿美元。不过，至少索罗斯已使以色列入确信他是一位正直、严谨的投资家。即使他们觉得索罗斯对犹太运动缺乏热情令人不快，但还是毫不迟疑地认定索罗斯是一个谦和、不做作的人，不像马克思韦尔那样喜欢大吹大擂且又不三不四。
这以后在有关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家的问题上索罗斯觉得自己多少也是一位专家了。访问结束后不久，他出现在了1994年1月11日的一个CNN（美国有线电视网）的电视节目中。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也是该节目的嘉宾，她对于以色列和叙利亚是否会很快缔结和平表示怀发。索罗斯则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刚从以色列回来。井强调道：“我的的确确留有根深印象，因为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而且我认为人们确实在为和平而努力，觉得和平会到来。”
有股份的40% 和外国股份的2／3投资在芬兰市场，日本铁路和不动产股份及香港不动产股份。
1986年7月，股市上出现了两种复杂现象：出现了相对立的趋势，股市行情看涨而石油价格下跌。石油价格下跌可能使通货收缩，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最后，到了9月，索罗斯以某种程度上是告别的语气在日记中写道：“最好还是宣布：我称之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阶段已经完结，它标志着下一个阶段已经开始。
索罗斯在当时的运作的确非常成功，他使量子公司从1985年的4．49美元起步，到1986年底发展到15亿美元。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经验也还是有问题的。在日记中写得起多，他越发感到需要调整自己，才能更好地作出某一投资决策。他”开始注意到经验已经成为一种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