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在秦朝就已经出现了面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数姥毐，作为秦太后的专用御鸭，他差点让秦朝改朝换代。想当年姥毐以跨下之物，推200石重之车于秦市，可想而知他是多么强悍的男人。
男风，到了汉代，是大大发展了。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至几个美男作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真是书不胜书。其中有个特点是这些美男多数是宦者， 以后的地位显贵了，仍扮演着这一“性逆转”角色。有人统计，自西汉高祖至东汉宁帝，就有１０个帝王有过男同性恋的史迹，在西汉２５个刘姓帝王中，占了４０％。又如被认为是英明君主的汉武帝，所宠的男子竟达５个之多。
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风气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春秋战国以至于秦、汉，男风主要存在于君主和贵族阶层之中，是他们淫奢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已扩展到了民间，成为社会上某些民众的一般性嗜好，形成这种风气和当时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民无所从的形势分不开。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以颓废、放浪、利己的态度对待人生，“风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当时男扮女装之风很盛，如魏明帝时的何晏、王夷甫、潘安、裴令公、杜弘治等，都以美男子而善敷朱粉、作妇人相见闻于世的。此外，一般豪富之家都以蓄养娈童乐伎作为“财富”的象征。
其实面首大兴其道是在唐朝，唐朝初年，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这就是“贞观之治”。唐太宗死后，继位的唐高宗体弱多病，让皇后武则天处理政事，她逐渐掌握了大权。高宗病死，武则天于公元６９０年正式称帝，改唐为周。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总的看来，武则天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为了打击政敌，她滥用酷吏，奖励告密，冤屈了不少好人。此外，不少书籍记载她私生活很淫荡，有些事还见诸正史，例如多少年来设置了一连串的“面首”。对这后一点要加以分析，有些事可能是夸大事实，这是因为她是个女皇帝，“牝鸡司晨，唯家之索”，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当皇帝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在历史上有许多人长期地攻击她，而要中伤一个女人，从性的方面入手是最有效的了。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武则天确有其事，又怎么样呢？人人都有性的需要，男皇帝能利用所掌握的大权设置三宫六院，女皇帝为什么不能利用所掌握的大权设置几个“面首”呢？如果要批判，批判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淫乐腐化是可以的，而只批判女皇帝淫乐则是不公正的。
在武则天临朝前后，据史家记载在宫廷中淫行昭著的女子主要有四人，除武氏外，还有太平公主、韦后和上官婉儿；次要的还有韦后的四个女儿、上官母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赵氏等。从这一段历史看来，一些女人呼风唤雨，操纵政局，秽乱宫廷，反反复复，这在中国古代是少有的。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宫廷秽乱，似乎达到了顶点。武则天不仅自己广置“面首”，而且给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的母亲阿臧找情人，配“私夫”。韦后、上官婉儿共同私通武三思；韦后又有马秦客、杨均等男宠，秽声传出宫外。公主们的性放纵更剧，高阳、襄阳、太平、安乐、郜国、永嘉公主等都有情人，而且常常是一群男宠，襄阳公主甚至跑到情人家中对其母行拜见婆母的礼仪。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关系暧昧，路人皆知；而杨国忠出使多时，其妻在家竟身怀六甲，杨还自我解嘲地说这是夫妻情深所致，对此时人无不讥笑。在宫廷之外，一些高官及娼家属的性关系也很混乱，如张亮、裴淡、裴光廷之妻都有私通行为，许敬宗的继室竟和许前弃之子有染。这类事情在唐代是如此众多，以致后世的道学家讥之为“唐乌龟”，同时又有“脏唐烂汉”之说。
在理学盛行的宋代，性禁锢、性压制和道学家的虚伪，都未能从根本上抑制住人们的性需求和性活动，也未能从根本上压抑男风。宋代的男风之事仍旧不少。《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是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这说明当时的男同性恋关系，天下仿效， 连夫妻关系也受到影响，也不能算少了。据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的记载，宋代浙江人不喜说“鸭”字，这是一种禁忌，因为“鸭”字在那时是暗指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的。
宋皇室南迁之后，使南宋能偏安江南，醉生梦死，社会出现了一时的繁荣景象，西湖画舫，夜夜笙歌，商贩往来如织，在这种情况下，男风更盛。这些男娼穿女人的衣服，涂脂抹粉，互相称呼如女子，这是一种十分畸形的社会现象。
明代的男风也是很盛的。明代皇帝好男风的很多，和汉代有些相仿。其中明武宗朱厚照是很突出的一个。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但对射箭、骑狩与曲乐十分喜欢，也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有一次甚至在宫中封了１２０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赐姓朱。他在南巡的时候，因为喜欢一个歌童，侍宦以为武宗要纳他入宫，于是将这个不幸的歌童阉了。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
当时，把同性间的性关系称为“外交”，把男子与妻妾的性行为称为“内交”。不少士人和士人之间都有“外交”行为。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
在明代，男妓馆相继开设，此风至清不衰。“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 悬‘长春院’ 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美妓娈童相竟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性环境的一幅图画。
根据许多史籍和笔记的描述，福建是明代男同性恋比较公开与普遍的地区。当时，福建海运很盛，去菲列宾、台湾、日本等地通商的很多，而航海的人都相信，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则船会出事，这样，长期在海上的人就以同性恋作为性泄。“契”这个字，在福建就是指男性间的性关系。中国传统的同性恋的关系，当要受社会承认时，就要举行一种“契”的仪式，建立“契父”和“契儿”、“契兄”和“契弟”等关系，在福建地区，这类关系很多，它和广东孤婆庄的妈祖阶层，都是中国传统的同性恋关系的表现。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家庭关系和家庭形式，所以同性恋关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姊妹相称。
到了清一代，男风仍盛。尤其是清朝的北京，不但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世界近代史中的一个焦点，而且，也是男风的鼎盛之地。清代的男风几乎是和清王朝的统治共兴衰，在所谓乾隆盛世时男风也十分鼎盛，到了八国联军进京后，男风就处于衰微。清代的官员搞同性恋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拥有自己的侍童、侍官、侍员，常侍左右，以至荐枕席；二是玩弄优伶，蔚然成风。那位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是个同性恋者，和身边的几个僮仆还有其他人士都相好过，到老了还有这嗜好。他在《板桥自叙》中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这一段话说得很坦率，他也看透了，他已老了，还愿和他搞同性恋的人不过是为了骗他的钱罢了。
清代的男风之所以这样兴盛，除了和前朝相似的传统的文化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统治那么多的汉人又怕被汉族同化，于是严禁满汉通婚。可是，性交又往往会发生，于是同性恋就变成统治者所默许的一种性方式了。清王朝为汲取前朝荒淫腐朽而亡国的教训，在一个时期内严禁官吏狎妓，所以同性恋又成了一种合法的泄欲方式。明代覆亡后，不少遗臣和文士既不愿腼颜以事新主，又感到回天无力，于是披发佯狂，寄情声色以自娱，狎妇童、醉醇酒就成了政治逃避的方法。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溺于声色之好就不大会起来造反了。
１９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兵舰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于这些强盗们的铁蹄之下，封建社会开始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者蹂躏中国，压榨中国，并要以西方的习俗、观念来“改造”中国。他们讥笑中国人的“野蛮”与“文化低落”，公开的男性同性恋就是一个“毫无道德”的佐证。他们要玩女人而不要玩男人，于是妓女之业大开，而男风日益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