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简介-爱华网

车尔尼雪夫斯基罗永年郭锷权编著

· 第一章　　萨拉托夫—少年 /1

· 第二章　　求学远赴彼得堡 /9

· 第三章　　意气风发大学生 /16

· 第四章　　超越自我大飞跃 /23

· 第五章　　地下小组遭破坏 /31

· 第六章　　毕业求职费心思 /38

· 第七章　　成家立业两手忙 /46

· 第八章　　三杰共撑《现代人》/53

· 第九章　　峥嵘岁月文坛事 /61

· 第十章　　风雨铁窗苦著述 /69

· 第十一章　　苦役流放志不屈 /76

· 尾声 /90

· 附录 (大事年表)/91

第一章　　萨拉托夫—少年

引言

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个黑色的日子：1864年5月31日（俄历19日）！

沙皇俄国京城圣·彼得堡的梅特宁广场。天色阴暗，细雨迷茫。广场的中央搭起一座行刑平台。台上竖立着一根粗大的黑色木柱，柱上的铁链闪着冷光。

广场周围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密探弹压；行刑台前由宪兵和警察排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柱子。

俄而，响起“立正”的口令声。一辆由宪兵押送的黑色四轮马车驶到了广场中央，从马车走下来三个人：两名手提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一名身着黑衣的“囚犯”。

全场肃穆，上千的群众向“囚犯”默默致敬。

“举枪！”一员军官发出口令。刽子手取下“囚犯”的帽子，把一块写有“国事犯”字样的大木牌，挂在他的脖子上。接着便是宣读判词，读了大约一刻钟；刽子手又摁他跪下，在他的头顶上将一把剑折断。然后，将他的双手捆绑在行刑柱上的铁套环里，当场示众一刻钟。

这是沙俄当局精心导演的一幕“假死刑”。

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已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古老的俄罗斯帝国，却因为背负着沉重、腐朽的农奴制举步维艰，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这必然导致经济、科技和军事的落后，政府的官僚体制腐败无能，广大人民在残酷的沙皇独裁统治下痛苦呻吟。1853年，俄国和土尔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当然是俄国战败。

俄国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促使民众幡然觉醒。反对农奴制的呼声遍及城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据沙皇政府秘密警察机关的统计：1858年农民起义有86次；1859年90次；而1860年上升到了108次！

农奴制己成为一个危机四伏的火药库，时刻威胁着沙皇的独裁统治。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迫不得已在1861年2月19日，正式颁发了改革农奴制的法令。但是，这项法令并不是仁慈的恩赐，而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大骗局。法令规定，农民必须交付极高的一笔“赎金”给贵族地主，才能买得人身的“解放”，和一份土地。农民的生存环境没有多少改善，不过俄国却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轨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从这时起直到1895年，俄国的解放运动由贵族时期，进入了平民知识分子（或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然后才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到来。

这天的受刑人，就是本书的传主、著名的俄罗斯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唯物主义哲学家、评论家兼作家的车尔尼雪斯基。

他因反对农奴制、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而遭此迫害。他被逮捕后，已在彼得保罗要塞受拘禁两年之久。最后经沙皇御笔批准“照此办理”，枢密院宣布判决他7年苦役，褫夺公民权利并终生流放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对重要的政治犯，放逐之前都安排一场凌辱性的“假死刑”。目的是企图摧毁其革命信念、侮辱其高尚人格、消除其在群众中的声望，并向革命人民显示独裁政权的威严。表演结束了，效果大出导演者意料之外：竟演成了一出难以收场的活闹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再次被押上了马车，立即要送往流放地西伯利亚。这时刑场上的人群不顾刺刀和警棍，势如决堤的洪水，冲破警戒线向马车拥了过去。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是来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的，他们向他抛去一束又一束的鲜花。其中有一位献花的妇女被警察抓走。人群依然不肯散去，大约有10来个人赶上了马车，和马车并排走着。有一个年轻的军官，甚至脱下帽子领头喊了一声：“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

跟在后面的人群一拥而上，又去追赶马车……

马车上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再点头向人群致谢。并用手示意，这样做有危险，你们请回去吧！

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激起了所有进步人士的愤怒谴责和声讨。流亡国外的著名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他主办的《钟声》杂志上发表文称：

“你们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绑在耻辱柱前一刻钟，而你们乃至整个俄国，将要在这根柱子上捆绑多少年呢？该诅咒你们，一旦可能还要对你们进行报复！……这样一幅画面，对子孙后代来说无异于是一帧圣像；而对那些用对付罪犯的办法对付人类思想的愚蠢恶徒来说，将使人们永远记住他们施于人的侮辱……”

后来的列宁，也高度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盛赞他是“惟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

1. 神甫的后代

1828年7月24日（俄历12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城。

那时候的萨拉托夫，远没有今天的繁华热闹，还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经常发生野狼把城外渡河的行人吃掉的事。站在紧靠河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院子里，可以听到狼在河对岸嚎叫。

查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谱”，实在有点寒酸。列祖列宗一片模糊；可追溯到的，仅限于他出生前半个世纪以内的情况。

他的父亲1793年出生。祖辈的生活贫穷而单调，属于社会底层的乡村神职人员。后来长辈中的某些人变成了农民；于是在他的家族中，除了助祭和教士，又出现了务农的庄稼汉。

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出生在奔萨省切姆巴尔县车尔尼雪夫村。上中学时，他将就用所住村庄的地名，作为了自己的姓氏。加夫里尔从小丧父，母亲无力养育。领着衣衫褴褛的儿子，去找唐波夫市的大主教，含泪哀求把她母子留下。大主教动了恻隐之心，用“官费”送加夫里尔·车尔尼雪夫斯基上了教会学校。这个小孩根本不识字，不过看来渴望学习。他在这所教会学校呆到1803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然后转到奔萨教会中学。奔萨中学毕业时，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希腊语。接着又任命他为学校图书管理员和诗歌班的教员。

1818年，一个偶然机遇结束了他的教书生涯。

这一年，萨拉托夫的谢尔吉耶夫教堂的大司祭戈卢别夫去世了。萨拉托夫省的省长潘丘利泽夫，请奔萨省的大主教，在中学毕业生中遴选一名“优等生”，接任大司祭的职务。但有个附加条件，继任者必需娶已故大司祭的女儿为妻。另外呢，省长本人在办这件事的时候，也没忘了给自己捞点好处。他提出第二个附加条件：派一个受人尊敬、学识渊博但家境不甚富裕的人，为的是让继任者兼做他孩子的教师。

大主教看中了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和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戈卢别娃结婚后不久，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便成了“继承”的谢尔吉耶夫教堂的神甫。作为戈卢别娃的嫁妆，他还得到了一栋房子和一大片地产。这地产从谢尔吉耶夫大街，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边。

于是，这个奔萨中学的教师，竟意想不到地被抬举成了一位神甫。同时也进入了由岳母娘戈卢别夫遗孀实行专横统治的家庭。

戈卢别娃为了使其家族继续“控制”谢尔吉耶夫教堂，嫁出了大女儿叶夫根尼娅不久，又嫁出了小女儿亚历山德娜。如果说出嫁大闺女，是因为需要一个人去填补神甫的空缺；那么嫁小女儿，则是为了攀上一个贵族家庭。她这样做并非为虚荣心所驱使，而只是“生活上的”实惠需要。戈卢别夫家原有许多奴仆，都是“老头子生前买来的”农奴。当时这些农奴，是以一个贵族的名义买来的。老太太把小女儿嫁给了贵族，才可以把农奴转到女儿的名下……可惜好运不常，二女婿年轻短命。他死后，年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德娜·叶戈罗夫娜，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另一个贵族佩平。

1828年7月24日上午9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夫妇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做尼古拉。这孩子就是前言中出现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时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他成了大司祭、教区的监督司祭和宗教法庭的成员。不过，他的家庭还是连省里的中等人家都够不上。

家庭并不贫困，靠年长者的辛勤工作足可维持。生活上的必需品一应俱全，就是缺少活动金钱。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佩平，从早到晚忙于抄写公文。一人每年就要抄写1500～2000份“公文”。尽管如此，他还是挤出时间来教育孩子知书识礼。他不仅教小姨子学法语，而且还教她学希腊文。外甥女、儿子、以及后来成为科学院士的外甥，最初接受的都是他的教育！

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完全是父亲的功劳。他后来回忆道：

“我大多是自学的，但拉丁语除外——是父亲辛勤教给我的……我们两家的母亲，从早操劳到晚。待到精疲力尽时，她们便边休息边读书。”

而且，儿子自幼从父亲身上接受了这样一些优良素质：善于工作，兴趣广泛，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在这个家庭里，读书是受到尊敬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本人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为了购置珍本，他从不吝惜钱财。对于孩子们的事情，主要由孩子自己作主。温和而又矜持的父亲，尽量不去干预儿子的自由；母亲则相反，对儿子的爱表现得很严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青少年时，为了不违背母亲的意愿，不得不违心地顺从听话。佩平家的农奴，全都忙于各种家务。

在熟悉人的眼中，这个孩子活跃、高兴和多话。而在陌生的环境里，则表现得胆怯、腼腆和拘谨。他的眼睛从小就深度近视，这对他的举止有很大的影响。和小朋友嬉戏时，如果他不握住对方的手，几乎认不出对方的脸。他后来曾这样描绘自己的童年：

“在童年，我的小朋友会用铅笔刀剪小纸人，用泥巴捏东西。可这些玩艺儿，我一样也学不会。连编织逮小鱼用的网子，我也没学会。网目结得大小不一，成了一堆乱线团，根本不管用。”

眼睛近视，使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中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近视也使他养成孤僻性格。这种孤僻性格，促使他变得少年老成。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喜欢各种儿童游戏的，尽管不一定那么入迷。

冬天，他最喜爱的一种娱乐，就是在山坡上滑雪橇。通常是当晚上父母外出做客不在家时，才去作这种游戏的。在漆黑无人的街道上，几个小孩跑到一起。他们从雪橇上取下那只用来从伏尔加河提水的大桶，然后把雪橇拖到中学大街。那里有一条倾斜的坡道，向伏尔加河边滑去。孩子们滑得很快，从歪斜的小房子旁边飞驰而下，因为惊险刺激而兴奋无比。

对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最感亲切的莫过于自己家的院子、波克罗夫大街、莫斯科大街、新大教堂广场，以及最近的这一段伏尔加河岸。萨拉托夫城的其余地方，他就不大熟悉了。

家里过的生活是相当朴素而单调的。这是一个兴趣有点狭窄的闭塞小天地。成天不外乎是游戏和读书。家人平常谈论的、大人和小孩经常所想的，都是教堂、神甫、做礼拜、大主教、忏悔等一类的事。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不分彼此。尽管佩平一家，可以说代表“上流社会”，但这并没能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习惯。佩平家的“上流社会”生活准则，不仅不显得对立，相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所代表的“宗教”准则，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不过，这种“宗教”的东西，已完全尘世化。在这个家庭里，人们主要是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每件事。丝毫没有狂热的迷信，没有禁欲主义和神秘情绪。当他们讲到教堂时，主要是指父亲工作所在的谢尔吉耶夫教堂……他们讲“神甫”，主要是指亚科夫·亚科夫列维奇，即在教堂里的一位同事……仅此而已。

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家人，对宗教并非抱着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教堂之间，不单纯是职务上的关系。家庭留给这个孩子的宗教偏见，实际上长期影响着他。摆脱这些偏见并非轻而易举，而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

2. 勤勉的学童

人活着，每天都有各种需求；生活本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宗教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辈都是平常人，当然受到各种并不奢侈的需求的纠缠。幼小的尼古拉在他们当中成长，已经习惯于他们的言行和思维。以致在后来需要从理论上辨别真伪和善恶时，这些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上面描述的家庭及其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对这个敏感的小孩子，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童年就有机会观察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辛。农奴制、兵役、当局的专横残暴，给农民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在伏尔加河岸边，到处可以见到纤夫和搬运夫的住宿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受着骇人听闻的剥削。还有，成群结队的囚徒，沿着察里津大街被驱赶而过。从1835到1845年的10年间，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因造反从萨拉托夫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佩平家在阿特卡尔县，拥有一座不大的庄园。佩平家的农奴，经常从那里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在紧靠佩平庄园的一个村子里，农民打死了一个虐待他们的地主。当局残酷镇压农民的消息，也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小孩的耳朵里。

在城里，经常可以见到当众鞭笞犯人，和在校场处决犯人。萨拉托夫城里驻着一个团的部队。在校场上，士兵进行步法操练和持枪操练。稍有差错，立刻就地当众受到惩罚。征兵站前聚集着人群，母亲们满面泪水，她们将要和儿子分别25年。被抓的壮丁则显得满不在乎，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在萨拉托夫的那段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

“不是在高贵的社会中长大的。所记得的，都是粗野贫困的生活。一群群喝得醉醺醺的纤夫，踉踉跄跄地走过古城的街道，他们喧闹着，吼叫着，唱着粗犷豪放的歌曲。”

老百姓的逆来顺受和无可奈何，引起了年少好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并使他感到忧虑不安。

1836年，小尼古拉8岁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开始为儿子启蒙，教他学习识字读写，决心亲自为儿子进入教会中学创造条件。送给了孩子一个笔记本，本子上写着：“劳动能征服一切”，“诚实者受人敬爱”，“唯上帝为万物之本”等等。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不仅有教育才能，而且还有点教学经验。他能够流畅地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在数学、史学和地理方面，也颇有基础。儿子很有天分，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引起所有亲友的注目。

一位比尼古拉大5岁的亲戚拉耶夫，曾作如下描述：

“你很难看到他手里不拿着书的时候。不论是吃早餐、用午饭、还是同别人谈话，他总是手不释卷。他父亲藏书室的各种书籍，他都读过。我经常看见他在翻阅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阅读的酷爱，简直令人吃惊。在他的影响下，我当时也读了许多书。包括罗连的整部《通史》，此书是由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译成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只有10岁，其知识的广博，15岁的中学生也很难与之相比。他13岁那年便帮助我准备考大学。”

对阅读的酷爱，引起了祖母的反对，却得到了父亲的鼓励。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认为，大量阅读有助于儿子培养翻译文笔。他不时称赞道：“奇怪，希腊人的思想，科利亚（尼古拉的小名）用俄语转述得多么好。”

父亲布置的功课，科利亚完成得很快。然后他就到大街上去玩或坐下来看书，再不然就和祖母下棋。祖母一边下棋，一边给孙子讲述古老的故事。

1836年9月5日，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儿子送进了教会学校。

其实只办了入学注册手续，说好他可以不上课，各自在家里学习；但必须参加每次考试。他这样做，是想让儿子躲开教会学校的不良影响，因为这所学校的粗暴，已经根深蒂固，盛行体罚和死记硬背书本。

教会学校坐落在一栋肮脏的两层楼房里。冬天供暖很差，学生们穿着大衣和短皮袄上课。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知道，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个酒鬼，住在学校集体宿舍的那些教师，都是些作风粗暴和不学无术之辈。他得出结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不受这种学校的影响。

科利亚在家学习，求知欲很强，记性好，聪明过人，学过的东西掌握得很牢固。家人预料，他日后的生涯将在宗教界，所以准备让他考教会中学。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教会中学的基本课程。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教儿子学这两门语言。其实，他只能断断续续地教儿子。妻子抱怨说：“他哪有工夫教科利亚呢？他从教堂回来，和科利亚谈上半个小时，布置点希腊语作业，便又上宗教法院去了。而科利亚坐下来写功课，写罢便出去玩。”

尽管在这偏僻的城市里，处在神甫和助祭之中，是难以满足求知欲望的。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语言产生了兴趣。他家不富裕，不能像其他贵族家庭那样给孩子聘请家庭教师。

在学习上，科利亚很有主动精神，很能想办法。比方说，有一次他偶然结识了一个卖水果的伊朗人。便提出教那人说俄语，作为条件，对方教他波斯语。伊朗人每天卖完水果，便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里。把鞋脱下放在门槛边，盘腿坐在沙发上，开始互教互学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法语。他发现同学笑话他的发音，便不再上私立寄宿中学学法语。不过，他虽然不到学校去，却自学得很用功。表兄弟们一起向一个教音乐的德国移民学德语。作为交换条件，这个德国人向他们学俄语。在进教会学校以前，他已开始学拉丁语、希腊语、动物学、博物学、几何学、俄语语法、文学理论、历史、地理、德语和法语。并进行了从斯拉夫语到希腊语和从希腊语到俄语的翻译练习。进教会中学以后，除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外，他还给自己增加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和鞑靼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培养好的文笔，开始作些简单的修辞练习。过了几年，便能着手翻译古罗马历史学家科尼利厄斯·尼波斯、西塞罗和李维等人的著作。

除了必须做的功课外，这个“书蠹”几乎无所不读，包括俄国天文学家佩列沃希科夫的《天文学》。在这部书里，每行文字几乎都附有整页的积分方程式。至于他父亲的两个书柜里的藏书，他当然尽情饱览。这里藏有18世纪至19世纪初，俄国作家的重要文史书籍。如卡拉姆津著的《俄罗斯国家史》，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A·韦尔特曼的《世界景象》等等。

父亲不满足于自己的藏书和所订的报刊（他只订了《绘画评论》和《莫斯科公报》），他和城里的贵族来往密切，经常从那里借回来许多书刊。于是便有了普希金、茹柯夫斯基和果戈理的作品，以及厚厚的大型月刊《祖国纪事》、《读书文库》和很出名的《现代人》杂志。

还在上大学前，他就在《祖国纪事》上读到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著作。

3. 教会中学生

184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升入萨拉托夫教会中学念书。

在教会中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编入一年级。一年级当时称为低年级，又称修辞班。它上面的中年级为哲学班，再往上的高年级，是神学专修班。教会中学能给予这个勤勉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按说，他的成熟程度和知识水平，已远远超过这所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不该学的东西之外，在这所学校里他几乎没有什么可学。

学校的教学方法烦琐死板，只能白白浪费他的时间。哲学课仅仅是为了适应神学的需要而开设，语文课程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布道说教的能力。他的朋友、也是著名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稍后曾就读于此校。

若干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教会中学的情形：

“即便才智平平的学生……也不能不抱怨这所学校教学上的空洞无物。像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聪颖过人、酷爱科学、知识渊博的学生，就更为浪费时光而懊恼。他蔑视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根据大纲所设的功课。”

上课时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半用来摘抄词典，学习外语，为的是扩大语言方面的知识。奇怪的是，有时老师突然袭击向他提出问题，他一点也不惊惶失措。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站起来竟能应付自如，对答如流。

学生特别喜欢听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历史问题。平常这门课上得死气沉沉。历史课老师西奈斯基精通希腊语，但历史知识甚少。当教师让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时，喧闹的课堂顿时鸦雀无声。听他答得有声有色，内容超过课本的东西。

他的作文被认为是范文。语文老师向校长报告说：“只有大学的教授，才能把作文题发挥得这样好。”学校经常用的作文题目屈指可数：修辞班常出的题有《受苦方知上帝亲》、《忍耐之益处》，《近墨者黑》之类。哲学班有《论灵魂与躯体之别》、《思辨法与经验法优劣论》等。总之，在整个中学阶段，作文题目总共不超出一百个。而每年要写几十篇作文，老师只好让大家旧题重做，老调重弹。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文独立思考，结果引起了老师的批评。那次他用拉丁文写了一篇“论应否将学校教育置于家庭教育之上”。在文章中，他结合自己的实际，高度赞许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制度和方法，颇有微词。老师不满意了，赏给他一个2分。从帝俄到后来的苏联，学校数百年一贯实行的是“5分制”。得5分为满分——成绩优秀；4分为良好；3分算及格。2分是最低分——不及格，包含了从0分到59分这个幅度。所以优秀未必就是100分，大致相当90分以上吧；2分就可能是0蛋一个。

这个教师的评语是：

“阐述得很好，很清楚。但思路以及只注意学校教育的缺陷，是错误的。丝毫未提及最高当局办学的目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入教会中学时，已经14岁。他外表腼腆，温柔，再加上近视，好静……看来他这些特点，可以成为调皮学生取笑的对象。况且，在旧学校里，“名列前茅”不仅引人注目，而且还可能使自己孤立于其他同学之外。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他博得了同学的尊敬和爱戴。学习上同学们经常向他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

当时，一般的教会学校，盛行粗暴野蛮的教育方法。相比之下，萨拉托夫教会中学的做法还算稍微温和。这里不把鞭打学生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偶尔脾气大的教师也体罚学生。学生犯有过失，常在墙角罚跪，被迫磕响头。

冬天，教室的供暖很差，没有安内窗。房门破烂不堪，室内冷得使人难受。课间休息时，学生就挤成一团打打闹闹，摔跤取暖。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一角边看边笑。有时他也被同学拖出来，参加角斗。往往等他摔累了，别人便把他抬起来送回座位，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拉丁文很好，乐于帮助同学。总是提前来到教室，检查同学们的拉丁文作业，并向他们作解释，从来不见他表示过不耐烦。

他和班上大多数同学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和几个人还建立了某种友谊。这期间他惟一的知心朋友，是米哈伊尔·列维茨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中只有三个这样的至交：中学时期的M·列维茨基；大学时的B·洛博多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的杜勃罗留波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拿三位朋友的这些特点，和自己身上的缺点作对比。他经常责备自己的性格太“柔和”，过于“顺从”。其实这仅仅是外表的，对他的行为和信念毫无影响。然而，年轻时的他，却特别敏锐地感到这种矛盾。

好冲动的列维茨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点相反。列维茨基对教师的意见，总是公开表示出来，经常和教师、同学争论。在教室里他俩是邻座：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第一排第一个座位，列维茨基坐第二个座位。

宗教课老师彼特罗夫斯基说：

“列维茨基，你是个正统的新教徒。不过你的反对意见不合新教的精神。你争论不是为了弄清真理，而是想摸我知识的底，想抓我的把柄，当众使我难堪。”

最后，列维茨基被取消了享受官费的资格。因为有一次上希伯莱语课时，他涂抹了教师的笔记本。教师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何在？他回答说：

“你干吗胡说八道？”就是这个爱抬杠的家伙，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最亲近的朋友。他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过，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疟疾，将近三个星期没来上课，列维茨基却不敢去探望他，因为找不出一套像样的衣裳。平日冬天他穿一件粗尼农民上衣，夏天穿一身黄色土布长袍。

列维茨基被剥夺官费资格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离开萨拉托夫教会中学，到彼得堡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听到这消息时，感到好难过。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列维茨基几乎是俄罗斯未来的骄傲。这位才华出众的列维茨基，性格却不够坚强。一旦失去惟一的物质来源，就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时常借酒浇愁，变成了一个酒鬼。后来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

在中学阶段，这个刚满14岁的孩子，居然想到要发明“永动机”。

那次祖母突然病了，让他去请医生。在医生那间摆满了各种药品和仪器的诊所里，他看到了水银温度计。他突然联想到，根据这个原理，可以造一个特殊的钟表仪器。从那天起，他经常琢磨用各种方法来改进这个设计。最后他坚信，他是在发明一种可以产生永恒运动的机器。他甚至幻想发明成功了，他被召进了冬宫。皇帝给他说：

“你发明这种机器，改变了地球面貌。从事体力活儿的人将摆脱繁重的劳动和贫困。你希望得到什么奖赏？”

他能希望得到什么呢？他设想的回答，应该向皇上显示出豁达、无私和纯朴。于是他回答道：

“把我父亲调到彼得堡的谢尔吉耶夫大教堂吧……”

发明这种机器的幻想，后来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他真的做了实验，失败也没有使他不安和失望，而是努力寻找新的、更为正确的途径。继续琢磨校准、修改和重做这台仪器的零件。在探索中度过了好几年，直到最后他确信“永动机”是不可实现为止。

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中学毕业之前很久，家人就为他的前途费心。他究竟该选择宗教生涯好，还是上大学好？

恰好这时父亲在宗教职业中，遇到一件不痛快的事情。那天他在教堂的花名册上，给一个新生婴儿登记时，违反了宗教的程序。因这事就被免除了在宗教法庭担任的职务。这一委屈似乎使这位父亲受到启示：

儿子最好不走他的老路。

这桩意外，使得母亲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不知所措。她以前总是毫不怀疑地认为，儿子长大就应该子承父业，在宗教界供职。可是……真作孽啊，眼前出现的不痛快的事动摇了她的决心。她说：

“每个可怜的神甫必须小心翼翼地干，而奖赏则只授予最精明的人。上帝原谅他们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吧。”

其实，尼古拉本人并不愿进入宗教界。中学的鞑靼语和阿拉伯语老师萨布卢科夫，在这个问题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说服自己的学生，不要局限于接受教会中学的教育，而应争取上大学深造。本来这两种语言，并非中学教学大纲规定的必修课，但是萨布卢科夫把用功学习的学生吸引住了。后来进了大学学习，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和顽强精神，研究斯拉夫语言学。这种良好的研究习惯，和对语言学的浓厚兴趣，就是在跟随萨布卢科夫学习时形成的。萨布卢科夫很器重这个学生，经常鼓励他。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忘恩师的教诲，许多年后还说：“作为学者和我的老师，您最受我的尊敬，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您最为我所热爱。”

这样一来，全家意见统一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父亲便向正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念书的亲戚拉耶夫打听，儿子能否提前上大学。

1845年12月，还在哲学班里学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向教会中学提出退学申请：

“征得我父亲加夫里尔·车尔尼雪夫斯基、‘永恒救世主’教堂大司祭的同意，我想到一所俄国的帝国大学继续深造。”

学校没有阻拦，很顺利给办理了退学手续。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成绩，学校给的书面评语是：哲学、语文和俄国历史——特优；东正教、圣经、数学、拉丁语、希腊语和鞑靼语——优；很有天分，非常用功，品行良好。

第二章　　求学远赴彼得堡

1. 拳拳慈母心

尼古拉退学后，抓紧时间在家自学复习，为升大学做准备。

同时，全家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是，儿子究竟到哪里上大学？是就近在喀山，还是到莫斯科或者京城彼得堡学习更好？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了的。经过几番考虑，最后是因为亲戚拉耶夫住在彼得堡，所以才决定到彼得堡念书。

上遥远的京城上大学，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小事。家人以极其激动的心情对待儿子的这次长途旅程。因为除了父亲到过伏尔加下游东岸教区的一些县份之外，其他人哪儿也没去过。从萨拉托夫到彼得堡，大约有1800公里。现在全家人的主要精力，便是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动身作准备。

大司祭的薪金收入寥寥，送大学生到首都去，所需费用不菲。即便自己租马车——这比乘驿车要节省得多——也要花很大一笔钱。一切都得精打细算：路上吃的燕麦、车夫及其三套马车旅途上的粮食草料、公路费、客店费。还有上课前的种种开支：租房子、做校服、买课本。做母亲的怎么也不同意让儿子一人前去；尽管她身体不好，仍然决定亲自陪儿子到彼得堡。她想亲眼看到，儿子在远离父母的地方是怎样安顿的。因此还必需筹措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回程的路费。

从萨拉托夫城启程的日子定在5月18日。

临出发前，准备工作一直拖延到傍晚。开始告别了……最后，18岁的尼古拉和母亲坐到马车的位子上，马车便上路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马车里向外望了最后一眼，他看到父亲高高的身影。父亲穿着一身便服——一件细尼料的半长衣，腰间围着绣花的腰带。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家到了遥远的、神话般的彼得堡时，父亲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形象就是这样的……

旅程漫长而艰苦。

第一天才走了12俄里（1俄里约相当于1.06公里），在奥尔尚卡过夜。这种慢吞吞的旅行，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啼笑皆非。他在路上给表弟佩平写信开玩笑：

一路上他兴高采烈，一想到是到首都去学习，就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为了不使母亲怪罪他离开老家满不在乎，他极力掩饰着高兴的情绪。

马车经过贝尔加滋——基托夫拉斯——巴拉绍夫，这些地方对两个萨拉托夫人都很新鲜。不过天气起初使人不舒服。寒风驱赶着云层，绵绵的阴雨使本来已很泥泞的道路更难行走。马车在坑洼和辙窝之间颠簸，在进入村镇时，常常陷入大片水洼里。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松软的田野，还有小块的小云杉林，孤零零的带条纹的路标……

到了月底，才终于抵达沃龙涅什市。

一路上白天颠簸，夜宿小客店或烟雾腾腾的农舍。在该地母亲斋戒祈祷，然后进圣餐，参拜沃龙涅什的教堂、寺院。还为萨拉托夫的外甥女买了许多小神像和戒指。

离开沃龙涅什第的十天，到了莫斯科。他们径直去找位于小布龙纳亚大街的教堂里的神甫克利延托夫，他也是萨拉托夫人。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决定在他那里停留几天，小事休息。

这几个外地人便去参观克里姆林宫。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到邮电总局去，领取父亲寄的存局待领信件，并往萨拉托夫发回平安家书。他感到奇怪的是，路过库兹涅茨克桥时，竟看不见桥。大学生多得令他吃惊，到处闪动着蓝衣领子，尽管时值假期。

翌晨，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说，她决定在儿子快要上大学时，带他到大寺院去做一次祈祷。她希望克利延托夫家主管家务的大女儿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能陪他们一同去。

亚历山德娜温文尔雅，举止适度，性情忧郁，这些都博得大家的好感。人们查觉到，女儿们在父亲这里生活得并不顺心。据了解，她已结过婚，丈夫死后回到娘家，并挑起照料这个大家庭的重担。和俄罗斯许多家庭一样，父亲对她态度恶劣，卑视这个丧夫的女儿，把她当作佣人使唤。

这一切都看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眼里。这个年轻妇女的痛苦遭遇，引起他深切的惋惜与同情——她丧失了个人的欢乐，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父亲和妹妹们的身上。

只是在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一再恳求下，克利延托夫才允许女儿陪他们母子一起到大寺院去做祈祷。在大寺院里，他们“祈求”上帝别再下雨，好让彼得堡的路好走一些。

在回来的路上，母亲在车里打瞌睡，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有机会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攀谈起来。谈得很认真，时间很长。她善于理解，判断正确而不带偏见，对生活的看法单纯，这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惊讶。

他根本没想到，和他谈话的这位妇女，会是赫尔岑的夫人纳塔利娅·扎哈林娜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密友。

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很不愿意谈个人的事。不过，即便通过这次路上仓促和断断续续的谈话，他对对方的身世也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于是，他越来越为她的不幸所感动，越来越同情她……

做祈祷回来后，母子回顾了从萨拉托夫城出发，直到莫斯科这些天来的情况，把大小开支计算了一下。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最好和马车夫萨韦利分手，订两张公共马车座位票。这样做花销稍大些，但走得比较快，比较舒服。当初协商好，萨韦利不仅送他们到莫斯科，还要把他们送到彼得堡。但他们发现此人是个酒鬼，很不可靠。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拉丁文给父亲写信，说除了这些原因外，这辆马车没有弹簧。他身上碰伤多处，再加上颠簸，胸部乃至浑身像散了架，妈妈就更不用说了。上帝保佑，我们身体还好，但颠簸得难受，要是乘公共马车就不会这样。

车票事先已买好。动身那一天，邮政总局宽阔的院子里，停放着好几辆公共马车。旅客聚集在那里等待，搬运夫从车身后的梯子往上搬行李。

又经过三整天的旅行，他们乘坐的马车，终于在6月19日的黎明，在小莫尔斯卡亚大街和涅瓦大街的拐角处停了下来。

天一蒙蒙亮，母子俩便去找拉耶夫。拉耶夫盛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亲戚，立刻帮他们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临时住房。

这地方很不错。从窗户能看到伊萨基耶夫斯基大教堂。镀金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白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踱步来到熙熙攘攘的涅瓦大街。行人之多，简直无法挪步。就像所传说的，50年前伏尔加河里鱼多得船只无法通行一样。这个青年在各家书店的柜窗前久久矗立，图书之多使他万分惊讶。他以外省人特有的好奇心，贪婪地观赏彼得堡的一切，为的是把自己的观感写信告诉家人。

在给亲人写信时，他尽量使信的内容适合每个人的兴趣。他给祖母讲，在涅瓦大街看到了总主教，并说他可能看到沙皇。还看到轮船，它行驶得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快。他给父亲讲富丽堂皇的大教堂，讲在彼得堡有成就的同乡人，讲自己对未来的安排，讲入学前的奔忙。并说，“能到这里来读书，该怎样感激您，我亲爱的爸爸……”他向萨沙和表妹开玩笑地描绘说，对年收入50000卢布的人来说，首都的生活有多么惬意。

离入学考试还早，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已在做准备。不到两个星期，这个萨拉托夫来的“书蠹”，便已翻遍彼得堡著名书商的图书目录。

7月12日是他的生日。这天车尔尼雪夫斯基报考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的文史专业。

做母亲的心里不踏实，认为要想考取还得求人活动活动。比如拜访主考的教授，告诉他们自己带着儿子从远道而来，花了许多钱。这就能取得他们的同情，求他们笔下开恩。母亲的想法伤害了儿子的自尊心，他不需要怜悯和恩赐。他说：

“你去诉说我们经济拮据，长途跋涉1500俄里，你把自己当成了有知识的乞丐。难道别人就会对你的示弱表示同情吗？就算上帝保佑，别人录取了你，可是你整整四年都要遭到人们的耻笑！”

8月2日，早起开始考试。第一门是物理。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和彼得堡教育区的督学穆辛·普希金，都参加了监考。口试时，三个考官都提了问题。穆辛在场时，按着姓名的字母顺序喊考生入场。两个钟头后他走了，不再挨个喊，考生像去作忏悔一样，自己走上前来。轮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督学已经离去。教授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

“很好，你是在哪里上的中学？”

每个考生都看着教授当面给他打分。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视力欠佳，弯下腰去看记分册呢，又有失礼貌。况且这位教授也是个高度近视，填写分数时，脑袋几乎遮住了桌面，什么都看不清楚。

第一炮打响了，第二天的代数和三角考得更棒。遗憾的是分数他还是没看清楚。当时他真恨不得戴上一副眼镜。考语文时，出的作文题目是：《写自首都的一封信》。这篇作文得了满分。考拉丁文时，他满怀信心向主考人费赖塔格教授走去。因为他的水平完全可以顺利翻译文学和历史著作。他本想还用拉丁语和教授对对话，没想到弗赖塔格已转向另一考生了。结果这一门只得了四分。

总的说，他考得很不错。彼得堡大学的录取分数线，33分就能取得入学资格。满分是55分；车尔尼雪夫斯基得了49分。

考完试的第二天，他们上街订做了一顶学士帽、买了一把佩剑。这是学校规定必需购置的。原先想去商场里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旧货。但由于心情高兴，所以花钱订做新的，也就不心痛钱了。

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放心了，满意了；稍感遗憾的是，她马上要回萨拉托夫，没来得及看到儿子穿上大学生礼服。

8月26日，母亲和一位女同伴离开彼得堡，儿子把她一直送到城门口。她是先乘三套马车到莫斯科，再自雇马车直达萨拉托夫。

从这时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要孤零零地留在陌生的大城市里。当母亲未离开时，他并没有明显感到难受的滋味。现在，母亲把亲人的最后一点温暖带走了。

临告别时，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故作高兴状。笑着问妈妈何必买这么多路上吃的芜菁，和许多别的玩艺儿。妈妈也怕儿子难过，强作笑颜。答应在路上不会伤心，可以作作祷告，和同伴玩玩纸牌。

2. 一年级新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按照事先的安排，搬到了拉耶夫那里共住一个房间。

拉耶夫是从法国人阿莱家租下这个房间的。它位于戈罗霍夫大街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大楼里。房间相当宽大，有两张当作床用的长沙发，五六张椅子，一张旧写字台和一个上面堆满书籍的书架。

拉耶夫即将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此人有点干巴，很矜持，过于谨慎；具有适应京城官吏生涯的素质。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喜欢，但也无处退避；他只好对这些作风保持缄默。后来，由于两人习性相去太远，分歧加深了。拉耶夫表示，他从不同意这位亲戚的政治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爱把事情说得好些。在给父母的信中，他一再说，住在这里很合算，好处多多。因为房主是法国人，可以不花时间和学费，就能学会法语。其次呢，白天除了老女仆，屋里没有别的人，非常清静……其实，房主人一早就去上课，夜里十一点才回家，根本听不到他说法语。女主人在外当家庭教师，每天上课回来时，总是拉开嗓门唱歌，没完没了地和儿子聊天。总而言之，一个劲地妨碍自己的房客，压根儿就没有一刻安宁。

同样，他在信中向父母谈及有关饮食起居的话，千万别都当成是真实的。他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免除他们的悬念，打消他们的忧虑。后来随着他的精神世界日益独立、与家庭的传统观念越来越远，家书中的这种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可是，要摆脱同家庭的精神联系传统习惯，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内心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母亲离开彼得堡的第二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学校教堂的隆重祈祷仪式。然后听了校长普列特尼奥夫的首次训话——此人当年是著名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好友。

接着正式上课。大学的一切，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吸引住了。他按时听课，慢慢和同学们熟悉了，习惯了学校的秩序。

车尔尼雪夫斯基办事一丝不苟。他已经计算出从宿舍到学校的精确距离：费时16分钟，跨1920步，折合1俄里300俄丈（1俄丈等于2.134米）。比在萨拉托夫时，从家里到教会中学稍远一点。这不光是个习惯问题，而是那种思考专注、心无旁骛者的共同特点。和在萨拉托夫时一样，他在这里也经常走错家门。

他在日记里如是纪录：

“我一出门，走的总是戈罗赫大街或涅瓦大街，经过海军部大厦，然后到达学校。除了版画和石印画商店墙上不断更换的图画，我什么新东西也没看到。”

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安排那每月20卢布的生活开支。确定吃饭、买蜡烛、文具、日用品、乃至洗澡等，各要多少钱。还为自己规定了作息时间，每小时乃至每一分钟，都有条不紊地去生活……

他的心情很兴奋、愉快；不过很快就被对事物的清醒估计所取代了。开学没几天，他给父亲写信提到：

“这里的课似乎不值一提。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您写。怕您要为我担心了。不过，我以前不也是这样谈论教会中学的功课吗？但我何尝旷过一次课？还得公事公办嘛。怎么想都可以，但还得老老实实坐下来听课……这里多少有点像萨拉托夫的情形，谢天谢地，也还有点儿不同。”

就这样，他坐在课堂里听啊听啊。内心却认为，教授讲课的方法很落后。不如某些大学，教授讲得不多，只限于评述本门学科的参考书目。因为教育的真正手段，是阅读图书，而不是听演讲。没有阅读能力，学生只跟着阿贝拉尔（法国烦琐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在荒漠中瞎转，是没多少用的。

几乎上课不久他就这样设想。在一周的21堂课中，只有5堂课值得注意：两堂库托尔加上的通史，两堂菲舍尔上的心理学，和一堂卡斯托尔斯基上的斯拉夫方言。教学大纲规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内容太简单，他已掌握的比这多得多。他也瞧不起赖科夫斯基上的神学课。在这个具有丰富神学知识的教会中学学生看来，赖科夫斯基对神学的了解，实在过于肤浅。

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家庭给予他的宗教偏见。他请父亲给他寄一份记录各种斋戒和斋戒日的单子，他好恪守斋戒。不过，他的内心正在逐渐产生一些新的观念。

还在入大学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社会道德问题就很关切。从教会中学到彼得堡这一过渡时期里，他勤奋地追求知识，充满着理想主义。读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和席勒的作品读得入迷。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单是欣赏诗情画意，还为其崇高的社会理想所吸引。到了彼得堡，他这种思想倾向，进入了一个急剧发展的新阶段。他经常给尚在中学读书的表弟佩平，用拉丁文写长信，信中往往涉及一些不便用俄文写的事情。信里提到可能要出现农民问题。

1846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兄长的身份，交给佩平一项任务：将几行拉丁文诗句，翻译成俄文，且不得破坏原诗的韵律和意境。佩平翻译出来，发现了一个危险的秘密：

愿谎言和暴虐消失

若正义得不到伸张

就让苍穹倒塌……

让正义得胜

或叫世界毁灭

瞧，这个一年级大学生，从别人的诗句中挑选了什么样的“口号”！这就是表兄的思想趋向。

在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读到了著名作家欧仁·苏新的长篇小说《捡来的儿童马丹》。他急忙把作品的内容和涵义，写信告诉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斯卡娅。他对《捡来的儿童马丹》之所以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描绘法国农民的苦难境况。

读了欧仁·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车尔尼雪夫斯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高尚的小说，真正用耶稣爱的精神写成。就思考：能否使那些被社会环境毁坏了的人，在道德上复活。他已经看到，人类陷入了污泥浊水，他们在受苦难，遭折磨。但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环境使然。他甚至考虑运用耶稣的教义来净化人类的社会环境。

看得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开始在这位一年级大学生心里萌芽；而又奇妙地和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

如此庄重的探索精神，似乎和他18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称。

过了些日子，他和一位旁听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和革命家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米哈伊洛夫。

在一次课堂上，米哈伊洛夫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个眼睛近视、穿灰制服的学生。

“您大概是留级生吧？”米哈伊洛夫问道。

“不，您也许是根据我这身衣服作出的判断吧？”

“是的。”

“这身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我从市场买的旧货。”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说来也奇，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孤僻、拘谨，感情不外露。米哈伊洛夫则易于激动，情绪多变。两人的差别也表现在行动上。一个笨手笨脚；另一个举止非常自然、优雅，善于表达感情。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都憎恨那些压迫人民的家伙。所以他们认识不久，就亲近起来。

米哈伊洛夫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只因全部心思放在文学上，考前准备得很差，入学考试不合格，只好在大学里当个旁听生。

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博学多才，熟知世界文学，别人都称他为“活书目”。除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诗人之外，他还熟悉所有著名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作家。最近他还在《画报》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和翻译的诗、文。而且，他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较早摆脱宗教偏见的影响。在教会中学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习惯于帮助别人。现在呢，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值得他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其影响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视野大为开阔。可以说，第一个促使他走上向前发展之途的就是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的祖父，原是辛比尔斯克和奥伦堡地方一个女地主的农奴。米哈伊洛夫幼小时，常听到家人讲他祖父的身世。地主婆死后，他的祖父获得了自由。但解放证书没有及时办妥，地主的继承人以此为借口，重新使他沦为农奴。他的祖父心中不服，据理提出抗议。人家便把他投入大牢，整得死去活来。米哈伊洛夫的父亲，临终前给儿子留下遗言。希望他“牢记祖父的身世，永远不当地主老爷，永远保护农民”。

他的革命信念，可能就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

3. 彼得堡大学

语文系里，一年级学生比较少。在这不多的学生当中，有10来个来自教会中学。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非贵族出身的青年，涌进了高等学府。这使贵族子弟感到不那么舒坦。到了40年代，各大学里已挤满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他们出身于下层职员和市民家庭。后来，欧洲各国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沙皇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想方设法阻止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大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恰好是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来到彼得堡大学的。

1848年，国民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发布了一个秘密通令，强调：

“现今人们想受教育的期望，越来越迫切。在此情况下应予关注，不要使这种过分的期求，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国民的阶级结构，不要让它诱使青年人狂热地追求奢侈的知识。”

过了一年，大学招收新生的人数降到了最低点。1849年，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只招收进了两个学生！

日子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到，教授中也有社会出身和他差不多的人。他对这一类教授特别怀有好感。他以尼基坚科、乌斯特里亚洛夫和涅沃林三位教授为例。除俄语之外，他们不会讲其他任何一种外国语言。他们年轻时哪有可能学会讲外语呢？尼基坚科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原是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农奴，后来被解放了。而涅沃林则是神职人员出身。这些曾经当过农奴的教授，有的人随波逐流，丧失了自由思想和反抗精神，逐渐安于现状，反而帮助沙皇政府实现它的意图。他们当然不会像狂热的农奴主穆辛·普什金伯爵那样，死心踏地为专制制度效劳。他们对官方的思想压制，也时有不满；却不敢去直接反抗。总是想方设法躲躲闪闪，其处境是相当可悲的。跟他们学习的平民青年，本能而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米哈伊洛夫在大学呆了一年多，便退学到下诺夫哥罗德城谋事就业的原因。许多青年很快就意识到，来彼得堡上大学不是为了受到真正的教育，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萨拉托夫的亲人写信说：

“现状就是如此，想多少有点作为，就得上大学，就得在首都做事，没有这两个条件你就会依然故我，一事无成。”

到处都笼罩着萧条和肃杀的气氛。正如赫尔岑所说的，兵营和衙门已成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治科学的支柱。警察分局长们占据了大学的教研室。教授们的活动，受到公开或秘密的限制。

尼基坚科教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在督学穆辛·普什金主持的校委会特别会议上，宣读了一个“按皇上旨意”写成的部长的命令。命令规定：

“民族性……即无限忠于并绝对服从君主制度，而西斯拉夫传统不应引起吾人的任何同情。”据此，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表示，希望教授们讲课时，一定要根据这个大纲和政府命令，来阐述我们的民族性。讲授斯拉夫方言、俄国历史和俄国法律的教授们，更应如此。

难怪这所大学的学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语文系学习只好白浪费时间。一切都是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废话连篇，咬文嚼字……

学生们在私下交谈中，经常讥讽那个“希腊科学文化的巨擘”——教希腊语文的老夫子格列费。此人一日不用错动词就没法过。除了希腊语的词源，什么也不想知道。

对于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来说，语文课和俄罗斯文学史课的教学，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语文课由尼基坚科主讲，文学史由普列特尼奥夫主讲。这两人都是非同一般的文学家，文学史上都留有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才能，很少显示在教学上。学生还感到惊讶，为什么普列特尼奥夫在文章中，时有很中肯的见解；而在课堂上却废话连篇，催人入睡？尼基坚科则千方百计回避某些“尖锐”问题，只讲作品表层的东西。如果学生请他阐述作品深层面的内涵时，他便巧妙地在暗礁之间迂回，用些含混不清的字眼高谈阔论，借此摆脱困境。

对学校这些著名教师的怯懦和不彻底，车尔尼雪夫斯基自有他的评价。他无法尊敬那些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唯命是从的教授先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单调。听课，上图书馆，和同学研讨、辩论、闲谈、按时给家里写信。时间便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过去。

他博览群书，书使他和外界隔开了。一旦得到一本想看的书，他便高兴异常；如果弄不到需要的书，他就会闷闷不乐。他不上剧院，害怕看戏耽误学业。对父母则说，他看不惯那些戏。他本想每逢星期天去参加学校的音乐晚会，但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冬天得交三个银卢布。不如把这些钱花在买书上。学校的舞会在他看来实在可笑——女舞伴由男学生装扮。学生会餐也没他的份儿，他滴酒不沾。他有时到同乡、父亲的熟人和朋友处作客，彼得堡有不少萨拉托夫人。有的当了大官，生活得自在而阔气。父母劝他和有用处的人保持来往，他也想顺从父母的意愿，但他那种性格不允许这样做。如果有人生硬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都会使他感到受辱。倘若仅仅是拜访，谈些无关痛痒的事，这样交朋友还有必要吗？

实际上他无时不感到缺钱。为了勉强度日，他处处紧缩开支，节省每一个戈比。他不仅为几个钱而操心，还想到父母供他上大学很不容易，因而心里难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和多子女的佩平家是分不开的。所有沉重的生活负担，历来都由两家平均承受。所以他急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自己挣钱，哪怕是当家教给人上课也行。

冬天快到了，他打算不购置皮大衣——好在寓所离学校只有走15分钟的路程。去浴室可以穿光板皮袍；不过没有礼服和制服大衣怎么行呢？他本来想向一个枢密官的儿子，用半价买一件旧礼服。可是这件礼服的领子是舞会式的，绣着金色花边，不好意思穿上身，只好去订做一件。

哎呀，这里生活花消太大，东西贵得吓人，白面包比萨拉托夫的贵两倍半。看戏要雇车——他连想都不敢想。为了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他只在星期天喝一次茶，或者根本不喝。

表面上，他的生活过得平淡清苦；不过内在的精神生活，确是丰富极了。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能以惊人的毅力和平常的心态，忍受生活中各种贫困、痛苦的原因。

第三章　　意气风发大学生

1. 两位好朋友

父母原以为，儿子天资超人，必定会引起学校领导的注意。母亲功名心切，不时直接写信追问：哪位教授特别留意她的儿子？虽然儿子回答，菲舍尔和卡托尔斯基对他表示赏识，但他自己并不很关心这些东西。

不错，他本打算以后从事学术研究，但又不喜欢官办科学的气氛。他看到，在目前的条件下，除了肤浅的知识，在学校里不可能涉猎到什么。他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的名人考试都考不好？为什么这些名人总是同政府格格不人？他知道的例子就有伟大的评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还有更熟悉的普列谢夫。连旁听生米哈伊洛夫也离开科学的殿堂。

车尔尼雪夫斯基新交了一位朋友洛博多夫斯基。这人也愤愤地嘲讽大学的教学空洞无物。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家人写信，内容也得有所选择。不过在信中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异端”思想。父亲便小心翼翼地追问，交的朋友是些什么人，领导是否注意学生的个人生活。他有时很想念家乡，便开始计算，离明年5月份的学年考试，还剩多少日子。考完试他就可以回家了。

冬季的几个节日最难熬。他的命名日，母亲的命名日，圣诞节，新年——碰到这些节日，家里都非常热闹。而在这里一想起在家过节的情形，只能徒增孤独之感。

年轻的伊斯梅尔·伊万诺维奇·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使语文系窒息的气氛稍微活跃了一点。他是年初从哈尔科夫大学，调来斯拉夫方言教研室的。他讲课生动，有激情，不知不觉就把听众吸引住了。他周游过一些斯拉夫国家，讲课中能运用亲身观察到的丰富材料。

斯列兹涅夫斯基对自己的学科一片赤心，富于创造精神。他善于引导学生独立钻研编年史以及其他古籍，因为这些东西有助于了解祖国语言的发展历史。车尔尼雪夫斯基热心地投入这一研究课题。他用纸做成卡片，遵照斯列兹涅夫斯的指导，按字母顺序把编年史中所有的词汇，都一一记录下来。他整月整月地做这种死板而细致的工作。有时一天8小时、10小时、甚至12小时，坐在那儿摘录卡片。这就是斯拉夫语言学。

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成天去做这种咬文嚼字的死板工作，实在有些不大相称。25年后，他本人也以嘲弄的口吻谈到自己所做的这件事。真是命运弄人，“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称呼自己），却要在文字游戏中消磨大好时光。

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打算大学毕业时获得学位。为此，他必须提前选定一位教授作导师，并且日后把他留在学校当助手。他在工作上的严谨和认真，受到斯列兹涅夫斯基的赏识。这就是他能长期孜孜不倦地在语言学上做这种费劲儿工作的原因。不过，如果斯列兹涅夫斯基只是个干巴巴的学究，他未必能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去玩文字游戏。到了期末，斯列滋涅夫斯基主持考试的严厉态度，引起一些学生的强烈不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不满差一点就迁怒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因为他总是顺利完成教授布置的作业，并且在准备一篇争取获奖的论文。

学年考试快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想早日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又舍不得离开同学和图书馆，他已习惯了彼得堡。但他生怕伤父母的心，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依从父母的意愿，回萨拉托夫度假期。

考试非常顺利，各科全得满分。考试临近结束他便开始准备行装。

6月7日黄昏，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上四轮马车到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三天，一方面等家里寄来的旅费，同时寻找同车的旅伴，并办理驿道旅行证手续。找到了一位旅伴，是一个官吏，因公事乘用自己的轻便马车出差。他们一行途经梁赞和唐波夫，6月下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回到萨拉托夫。

暑假结束，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回到彼得堡。这时他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

他从萨拉托夫回来后，生活上有些变化。亲戚拉耶夫从法律系毕业后，托人情当上了一名科长助理，开始在官场上缓慢而艰难地往上爬行。这一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可是家中父母不放心，担心儿子一个人在京城里，无人照料管束。恰好这时他的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卡娅，嫁给了萨拉托夫的一个官吏捷尔辛斯基。大家都主张新婚夫妇移居彼得堡，可以住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一套住房里。倘若没有得力人物的帮助，捷尔辛斯基是不可能调进彼得堡的。幸好他们的同乡列平斯基已经当了高官；另一位同乡科卢姆博夫，现在是莫斯科法院的检察官。这两人对这件事都帮了大忙。

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等待亲戚的到来。但可能是传说霍乱将蔓延到彼得堡，表妹夫妇久久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他终于得到消息，说捷尔辛斯基夫妇已经动身。不久就会来到彼得堡，和他住在一起。

从二年级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给人上课，能挣一些钱了。他设想，一旦表弟佩平来彼得堡考大学，他多多少少能够帮助一些。

现在要做的事多了，得备课，还需要耐心完成斯拉夫语文功课。不过内心要比以前安宁，因为他已不必再担心父母负担过重。从萨拉托夫给他汇款的次数少了，这点使他很高兴。

他终于确信，大学本身不可能给他带来大的好处。偶尔去听某些课程，不是因为这些课有什么价值，而是为了应应卯，让教授们看见他在座，以后考试时，不至于对他吹毛求疵。他的时间整天整天花在公共图书馆和鲁缅采夫博物馆里。

这段时间没有结交新朋友。和过去一样，时常来往的还是米哈伊洛夫和洛博多夫斯基两人。他们几乎无日不来往，在一起阅读杂志《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通霄达旦地谈论文学、政治，也谈论学校的事。他在家信中简略地提到他们：“我有几个朋友从事文学活动，很可能我也即将进入这一领域。”

可是，同米哈伊洛夫的交往不久便不得不中断。因为米哈伊洛夫生活费用无着，于1848年被迫离开彼得堡大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城（后改名高尔基市）去谋生，当了监务局的一名小录事。虽然分开了，但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友好关系没有中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洛博多夫斯基了解越多，对他的好感也与日俱增。洛博多夫斯基的生活经历丰富，曾在教会中学学习。他聪颖机灵，各门功课总是名列前茅。他也经常帮助同学，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些教师就讨厌洛博多夫斯基，因为他爱争辩好反驳，常常能指出教师讲课中矛盾的地方。连上神学课的校长，也因这个“好挑毛病的捣蛋鬼”，而不得不小心备课。后来终因一次鲁莽行径，学校领导忍无可忍，把他开除出学校。离校后便开始周游俄罗斯各地，有一段时间又在神学院学习。后来工作过一段，接着重新流浪。最终来到了彼得堡，考上了大学。

洛博多夫斯基那充满惊险的经历，具有巨大的诱惑魅力！一个昨天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为了献身于有益的思想而渴望得到非宗教的身分，这多么崇高！他不知遇到了多少障碍，然而他不胆怯，不动摇。千里跋涉到首都，他费了多大的劲——露宿森林，冒犯警察，三灾九难，危险重重！命运使他时而当了地主家的补习教师，时而当了衙门的录事，时而重新走上流浪之途。他曾经路见不平，为一农妇出庭辩护；因为他亲眼看到因欠税款，这个农妇的母牛从院子里被牵走。

他兴趣广泛，聪慧博学，懂哲学、历史、文学和多种外语。能背诵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许多诗歌。当他情绪好的时候，他便朗诵这些诗歌，或扮演果戈理作品中某个滑稽角色。他本人也写诗，写得还颇有特色，确实具有文学才华。到彼得堡不久，他把旅途中的感想，写成了随笔，投寄给刊物试图发表，但没成功。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往期间，他又在翻译歌德的诗歌《科林特的未婚妻》，还想翻译《浮士德》。不过他总是一无所成。

洛博多夫斯基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与地位之间，有一段大大的距离。他开始烦躁不安，对周围的人挑剔，容易发怒。他听课听腻了，匆匆忙忙搞些翻译；翻译也搞厌烦了，就抱怨命运。宁可在无所事事中过着贫困的生活。

生活的挫折和流浪的疲惫，使他的性情变得乖戾。他终于丧失了斗志，变得怨天尤人，把自己的挫折，归咎于各种不可克服的障碍。他需要一个能相信他、满怀同情的好朋友。他终于在学校里遇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并非一下子就了解透洛博多夫斯基的性格的。那时候他深信，洛博多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既刚毅又温柔的高尚的人。

2. 无果的初恋

大二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已是19岁的青春旺季。

他的初恋，与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的婚事有关。

1848年初，洛博多夫斯基认识了一个驿站长的女儿——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没过多久，便昏头昏脑向她求婚；蒙她不弃，慨然俯允。到了这一地步，他突然产生了疑虑：他能爱未来的妻子吗？

洛博多夫斯基认真对这门婚事作了估价，认为大不适宜。何以见得呢？

他觉得未婚妻是个目光狭隘和不开通的姑娘，自己未必能把她改变过来；但同时他又感到，既然已经正式求了婚，就有义务娶她。即便得不到幸福，他也要竭尽全力，使她感觉到幸福。

也许，婚姻会推动他积极起来，不再对世事采取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他开始考虑金钱，努力工作和争取学位。

“不过，看来我无法爱她，和她不会有共同的感情。”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这件事，一开始他便对好朋友推心置腹。

不久便举行了婚礼。车尔尼雪夫斯基充当了傧相。给新娘祝福时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亲朋好友陪伴新婚夫妇向教堂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新娘的父亲，同坐在一辆马车里，走在人群的最后。

几天前，一场从未见过的暴风横扫了彼得堡，其残痕还随处可见。沿途尽是倒塌的篱笆，花木凋零、杂乱无章的花园、连根拔起的树木、吹倒的岗亭和柱子、掀掉的房顶和板棚。暴风毁坏了叶拉金桥，折断了沃斯克列先斯基浮桥，把九艘支撑浮桥的木船都弄沉了。

婚礼进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表面一本正经，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人家还以为，他在分析刚读过的几本英国著作哩……

非也！车尔尼雪夫斯基想的根本不是英国书。他第一眼看到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时，发现她和洛博多夫斯基所评价的大不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她是个美女，那么高雅，那么妩媚，简直十全十美。

他暗自思忖：“难道这样的姑娘，可能目光狭隘吗？她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她天生的聪慧。”

婚礼进行曲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越看越觉得她美。当她从傧相身旁走过时，她瞥了他好几眼；每一眼都使他产生非同寻常的快感。

他想：如果能博得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好感，便觉得称心如意了。

他悠然自得地回到宿舍，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身影老在脑际出现。不过，起初他甚至难以辨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他开始寻思，分析，琢磨：“也许，这是我的自尊心在作怪。因为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能使我产生好感；而这种好感，有别于姐妹对我的爱，显然是不寻常的。这也说明，我并不是一个不懂得爱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这些内心意识流，外人是不可能知晓的。许多年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写的《生活札记》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这次婚礼。只是“傧相”这一角换了个名字：叫做“库鲁舍多林”。

其实，他从来没有和女人交往过，而确实已经到了求爱的年龄。这个向成年困难的过渡，使他对爱情的认识，带上了忧郁的色彩。他对她的感情，绝对是纯洁的，丝毫不怀有不可告人的打算。但确是难以抑制地思念她。一想到自己多少有点明白爱情的甜蜜时，便觉得无比幸福。

洛博多夫斯基婚后的第三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写日记。他用在教会中学时，独创的一种速记法。开始记的，就是这次婚礼的情况，以及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见面后自己的心情。

他一边写日记，一边细想他对洛博多夫斯基夫妇的态度。啊，这分明是不可能结果的花枝呀！

为什么对他们的思念，超过对其他人的思念？为什么他因期待见面而思绪不宁？这样的情形他从来还没有过。这并不是因无所事事而想入非非；他很忙。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学年考试迫在眉睫、脑子里正酝酿一部文学著作的构思。此外，他准备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搞一项大的科研工作。

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做什么，忙于何事，他的思绪老是关注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身上。他们夫妇间的关系将会怎样？丈夫会不会正确理解妻子的性情？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洛博多夫斯基能不能设法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这一切，都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惴惴不安。

很快得知，这两个人的生活变糟了。洛博多夫斯基的抱怨，使他感到伤心。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父母，也百般埋怨……

在这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朋友有困难，也曾解囊相助。现在他决定把开支紧缩到最低限度，将节约的钱送给洛博多夫斯基。只要能使这对新夫妇过得好些，他自己再穷也行。每次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之后，他都赶紧跑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那里。除留下必需花的三四个卢布，其余的都给洛博多夫斯基。

他觉得，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洛博多夫斯基就会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琢磨，从哪里能弄到钱，使他俩摆脱贫困。

可是，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不幸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想到，万一肺结核夺走他朋友的生命时，他准备随时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假结婚，使她不至于像莫斯科的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那样，回娘家去受气，给父母弟兄充当佣人，被人看作“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

过了些日子，知识分子中经常谈论的话题，集中到巴黎的革命和俄国的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洛博多夫斯基当时已敏感到，俄国近期有可能发生革命。

有一次，他听到洛博多夫斯基慷慨激昂地说，也可以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的因素是存在的。其实，许多村庄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拒绝互相出卖，当局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来惩办一些人。但不过，他们缺乏团结，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我早就有参加并率领起义的想法。”

要在1848年发动俄国的农民起义，率领它和沙皇的军队作战……这一切，连当时最敢做敢为的人，作梦也不敢去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此仰慕洛博多夫斯基，这毫不奇怪。他们相好的期间，正是洛博多夫斯基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后来，洛博多夫斯基逐渐消沉，丧失了年轻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参加并率领起义——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逐渐才清楚，他的这位朋友的革命情绪，是很不牢固很不稳定的。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年长的一个以热情勇敢开始，以当了五等文官而默默告终；年幼的一个开始时优柔怯弱，最后却成了一个伟大的、坚忍不拔的革命者。

经历的人和事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冷静反思得出结论：“我对人总是一下子就过于肯定，把人家看得很高很高，后来又不得不把自己捧得很高的人降下来。”

3. 告别旧观念

捷尔辛斯基一家来到京城，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不自在。

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他觉得拘束压抑，仿佛是个外人。还在1849年秋天，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回萨拉托夫度假时，就觉察到表妹夫妇之间，有某种虚伪的庸俗东西。他们表现得异常亲热，互献殷勤，窃窃私语，旁若无人。现在，他们这种专门作给外人看的表演，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舒服。他脑子里不由得呈现出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幅图景：

“常常这样，他们坐在长沙发上，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烟斗，另一个撂了活儿（如果这时手中有活儿的话），懒洋洋地亲起嘴来。时间之长，可以抽完一支雪茄烟。”

捷尔辛斯基以前也是教会中学的学生。不久前从神学院毕业，当上了枢密院的一名官吏，自负得不得了。此人是个伪君子、不可救药的墨守陈规者。家中的闲暇时间，他是在和妻子胡扯、翻阅杂志里的图片或谈《圣经》中度过的。他把个人的安宁和功名，看得高于一切。为升官和获奖而祈祷，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把钱积攒起来。平时极端吝啬，空着肚子的客人走后，他总是叹口气说：

“没法喂饱每个人啊！”

捷尔辛斯基不遗余力地节约每一支蜡烛。天黑该点蜡烛时，他总是小心而又客气地阻止：

“怎么，你莫非想点蜡烛了？”

在他们看来，漆黑之前，至少应该在昏暗中坐上20来分钟。晚上所有的人都该挤在一间屋子里，这样只点一根蜡烛就可以了。

而且，捷尔辛斯基夫妇，对洛博多夫斯基的态度甚不友好，弄得双方都很生气。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开始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捷尔辛斯基夫妇。他表现得客气而宽容，只是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时，他才变得冷峭和倔强，决心想法悄悄地摆脱他们。

有一次，捷尔辛斯基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把蜡烛拿来！”

这使他大为激动，差一点吵起来。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去斥责对方的无礼，默默地照办了。只因从幼小起，他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尊重亲戚。

有时，他为表妹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感到悲哀，甚至有些可怜她。

同捷尔辛斯基家的密切接触，使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10多年后，他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作品已成为几代革命者必读的教科书了。这个主题，就产生在和捷尔辛斯基的争辩中。当时他极力向妹夫证明，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妇女只不过是家庭专制的牺牲品，是丈夫的奴隶。她们完全被剥夺了参加社会生活的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这个亲戚，不仅在妇女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在一切方面都不断发生争论。尽管他明白这种争论是白费时间，尽量避免主动挑起，但还是忍不住要与捷尔辛斯基争辩起来。因为后者总是当着他的面，诽谤生活中的一切高尚的东西。不管是谈论家庭、国家、法国的革命、果戈理、莱蒙托夫、拜伦，还是谈论俄国的官僚等级，他们的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俄国的农奴制是野蛮的残余。捷尔辛斯基则是农奴制的忠实维护者，他不能容忍任何触动这一制度基础的看法。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我不高兴别人当着我的面，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做，就会使自古以来就已确立的国家体制遭到破坏。甚至会造成法国目前出现的那种情况。”

“依了您，即便（政府）动用棍棒武器（对付百姓），头头还是头头……他们攫取得也太多了。他们忘了，不是百姓为他们而存在，而是他们为百姓而存在。不是真理为国家存在，而是国家为……”

对方闭上眼睛作打瞌睡状。车尔尼雪夫斯基中断了谈话，各自按字母顺序摆起了编年史中摘下的单词卡片。

第二天，捷尔辛斯基故意谈起一个萨拉托夫的官吏，两人不知不觉又就昨天的问题争论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说：

“他并不比别的官员坏，大部分身居高位的人，不一定具备无愧于其职位的才能和知识。大部分官吏和当政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撤换掉，因为在我们这里，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予他职位；相反，是得到职位后，职位给予他相应的声誉。”

捷尔辛斯基忍不住了，他气急败坏地说：

“别说啦，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过了一星期，他们谈到一些伟大的作家，这对冤家又争吵起来。

捷尔辛斯基说道：

“拜伦既然是个酒鬼，那他就和所有酒鬼一样，是个坏蛋。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是个卖艺人罢了。当官的就不是那号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争辩说：

“不，作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分子……假如说他们身上有弱点，那么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因此，拜伦嗜酒的原因和别人嗜酒的原因不同。”

“胡扯，全都一个样。远看他们似乎很伟大，近看和我们毫无二致。他们在人民中煽动叛乱，挑拨离间，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样浅薄、愚蠢地议论伟大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受辱。

“正是这种现象现在使我感到不安：莱蒙托夫、果戈理这些作家——怎么能把他们称之为卖艺的！多么可悲啊……”

他和捷尔辛斯基争论时还小心翼翼，没有向他完全袒露隐藏在内心的思想。在同学当中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他随便得多，可以自由而热烈地谈论革命思想。

他对真理、善良和正义的追求，起初是抽象的、模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了。但他还没有彻底摆脱宗教偏见的束缚，仍旧信仰基督；不过这时他的宗教情感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缝。

同捷尔辛斯基争论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流露，内心的变化异常急剧。他发现，他的宗教观点和他的“其他见解”，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没有宗教就没有社会’，这是柏拉图说的，我们也附合着说。其实，柏拉图本人也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很自然，他这话的意思是指道德信念的总和，是自然宗教，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宗教。”

这一新旧决裂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读了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最终促使他永远地摆脱了宗教观念的影响。

1850年，是他彻底过渡到唯物主义哲学的一年。近两年来，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政治信念，正在逐渐形成。他所谓的“其他见解”，正是逐渐占据他思想的社会主义学说。

他起初，只是浏览一些报刊。然后逐渐阅读主要的历史著作和社会主义文献，寻求各种的问题的答案。

可以举车尔尼雪夫斯基，对1848年巴黎公社革命事件的看法为例。在学校和同学交谈时，他热情地为社会主义者辩护。当听说巴黎成了巨大的战场时，就完全同情那些用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们。

184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回家过暑假，他留在彼得堡。整个暑假他是在阅读《死魂灵》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度过的。

其实，很难把这简单地叫作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细心琢磨作品中的每一句话，抓住每一个细节久久不放，研究每一个场面。最后，他着手抄录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他只能在夜里，当捷尔辛斯基夫妇躺下睡觉时抄写。有时也当着他们的面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装着抄写编年史的词条。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是多么醉心于莱蒙托夫的作品。在这样的时刻，他要同《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单独呆在一起。

果戈理和莱蒙托夫，就像活着的人一样，联袂进入了他的生活。他经常独自遐想，要是真能同他们会见，将会多么令人激动啊！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脑际萦绕的，尽是这些他喜爱的书。阅读了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那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在周围生活中随处都能印证。他越来越相信，“对认识和评定一个人来说，小说确实非常重要”。他想，如果不读果戈理的作品，捷尔辛斯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他爱把日常接触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东西联系起来思考。否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日后也就不会成为伟大的评论家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才能，正是从研究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开始的。他从作品中解析出主题思想，斟酌作品的各个部分与全书的关系，分析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研究每一个细节。总之，他在学习评论艺术，他以极大的热情拜读名家的作品。

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天赋的评论才华已初露端倪。在他的大量读书笔记中，不仅细致地分析了《死魂灵》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抓住了最难捉摸的富有诗意的细节，而且已能通观这部史诗复杂的结构艺术。

笔记中也流露出政论家的热忱。他把文学看作能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的力量。

他在札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也许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向精神领域，也就是向道德和实践领域，沿着一条较新的道路，将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人。我觉得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完全是独创的。他们的作品，也许是欧洲文学近年来登峰造极的。正是这两位作家向我证明了……是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成熟程度，决定着一个诗人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还不具有世界和全人类的作用，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不会拥有全人类的作家……总之，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证明，俄国已到了在精神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就像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前所做过的那样。”

这一观点，和别林斯基的看法何其相似乃尔。

第四章　　超越自我大飞跃

1. 我是革命党?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学习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学校开学，没有使他产生什么特别印象。还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头乱发的雷特金；温和谦虚的斯拉温斯基；结巴的奥尔洛夫；愚蠢到令人吃惊的扎列曼；马虎粗野的格拉西姆·波克罗夫斯基……

还是那些教授。学究习气十足的弗赖塔格；70高龄、老态龙钟的格列费；自鸣得意、喜好卖弄的库托尔加；为人厚道的普列特尼奥夫，总是拄着那根普希金赠送的黑手杖。还有口若悬河的尼基坚科，他好作手势。说到“优雅”这个词时，喜欢高举右手，让食指和拇指形成一个圆圈。他不停地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可惜是一些过时的论点；还有关于真、善、美的老生常谈。

尼基坚科还算是个优秀教授。除了他和斯列兹涅夫斯基，其余的人讲课，车尔尼雪夫斯基压根儿不愿听。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图书馆里，翻阅埃尔什和格鲁伯主编的《百科辞典》，偶然看到关于雅各宾党人雅克·勒奈·阿贝尔的词条。完全是以谴责的口吻写成的，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阿贝尔——卑鄙的蛊惑者，借助革命的严酷日子获得幸福。宗教的死敌，一伙权欲熏心的狂徒的不讲道义的首领。”

说也奇怪，这些贬抑之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起作用。他觉得自己真要成为《红色共和国》的追随者了。他不由讶然自问：

“我是不是成了革命党人？”

他在彼得堡仅生活了两年，但思想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他研究历史人物。对17世纪英国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和法国国民公会那些伟大的活动家深感兴趣。当代人物中使他倾心的，有法国革命家巴尔贝斯，巴黎郊区的工人阿尔贝。

1848年7月，发生了平民蒲鲁东和梯也尔在议会中的那场著名的论战。彼得堡大学内的反应各不一致。车尔尼雪夫斯基全力维护蒲鲁东的观点。而教通史课的库托尔加教授，在学生面前破口大骂蒲鲁东。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烈地同情革新者。因此，对库托尔加教授的高论大为反感。他甚至想写一封信维护蒲鲁东的观点，偷偷将它塞到教授的桌子里。不过，这封信一直留在他口袋里，没有拿出去。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成熟了，认识到蒲鲁东理论体系之缺陷，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现在已不是1793年那样斩尽杀绝的年代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政治反对派的信念应该得到尊重。不能认为发表新思想就是大逆不道，而送上断头台。

他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社会主义者不是想消灭所有制和家庭，而是希望这些现在只属于少数人的福利，能扩大为全体人民所享受！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思，早已飞越出校园；但他还得耐着性子照常听课、作笔记、交作业等等，直至细枝末节。实际上，他与希腊、拉丁语教授弗赖塔格和格列费的关系，已紧张到要争吵的地步。在开学前约两周，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定主意索性不去听他们的课，或者在课堂上干别的事，比如写日记或给家里写信。

他对督学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也很反感。此人依仗权势，随时找学生的岔子。时而说他没有带佩剑，制服上的纽扣没扣好；时而说他头发太长，应该去理发店。车尔尼雪夫斯基干脆连课间休息也呆在教室里——不想在走廊碰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也许两教授已发现这个学生故意不听课，有一天不满终于爆发，演变成一场争吵。督学穆辛·普什金立刻来干预，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严厉训斥一顿。自尊心很强的这位青年，忍受不了督学的做法。很长时间他都想报复，用某种手段羞辱他。

某位同乡获悉这桩争执后，一五一十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双亲作了报告。远在萨拉托夫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急坏了，连忙写信问儿子：

“你在学校闹了什么事？”

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语文学、斯拉夫方言和通史等三门课。

尼基坚科的课，公认“合乎教育原理”。课上得很活跃，因为课堂主要是分析学生的作业，宣读他们自己写的文章。还讨论各种文学问题，没有严格的教学大纲。

车尔尼雪夫斯基打算选择尼基坚科提出的课题——分析《当代英雄》。这部作品的每个情节，他都仔细读过不知多少遍。曾经一页一页地抄写过这部小说。尽管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但仍和当时一样，感到它的巨大魅力。不过后来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想写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题目——《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这位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当时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个“抽象”的题目，后来使他蜚声文坛。他写作的这篇硕士论文，在校外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和反响，把读者截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赞扬他，另一部分人抨击他，进而仇视他。

不过，那次他并没选这个题，也没有选关于《当代英雄》的题目，而是动手写另一篇东西。结果使他后来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哈内科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着手写一篇关于歌德的短文，很着重心理分析。他刚读了《诗与真》的原著，印象深刻。

1848年11月的一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尼基坚科的课上，宣读了自己那篇题为《论歌德的利己主义》的论文。当他走出教室到存衣室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青年人走到他跟前，问他：

“刚才好像是您在宣读自己的论文？”

“是我。”

“这么说来，您对揭开歌德性格之谜很感兴趣啰？”

“是的，当然很感兴趣。”

“得啦，这事在学术上已经有人完成了。”

“您指的是仅用十行字来描绘诗人性格的黑格尔吗？”

“不，我说的是傅立叶。他找到了12种最原始的激情，一切性格的基础，都是由这12种激情及其派生的情绪构成的。”

这个青年人叫哈内科夫，彼得堡人，曾是东方系的学生。去年因“行为危险”被开除学籍。他二十三四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一些。

他们并肩走出校园。一路上，哈内科夫继续谈论傅立叶的学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聚精会神地听着。哈内科夫所谈的一切，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新鲜而陌生。特别是满口的新名词术语，听起来有点古怪：诸如社区，集体劳动组织，协会，法伦斯泰……

真是闻所未闻。最初，他觉得哈内科夫讲得有点冲动和杂乱。

“莫不是这个过于狂热的新信徒在吹牛吧？”

但他马上又责备自己，不该急忙作出带有偏见的结论。从哈内科夫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傅立叶学说的信仰之深。他认为这位法国思想家的伟大使命，就是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和人类本身！……

“这不是梦想！……不是乌托邦！……”哈内科夫高声说道。“请读一读他的《普遍统一论》。那里面一切都作了精辟的论证。读完之后您就会同意，法伦斯泰尔里最糟糕的一个劳动者，也比最强大的一个统治者幸福。

“傅立叶的思想，代表了整整一个世界，包含了数不清的财富。我问您，如果我们把这个宝藏开发出来，世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愚昧无知和因循守旧的人，总是要反对新思想的。然而不能对此感到害怕。他在自己的祖国得不到理解和重视，但他的论述在世界上引人瞩目。在我们这块黑暗沉闷的地方，也有不少的人在追求光明、探索真理。”

哈内科夫继续说道：“我们的祖国戴着镣铐，专制和无知窒息了它，但变革这种状况已为期不远……”

他们在马厩大街的拐角处又停下来。哈内科夫讲起了那些不堪虐待的自由逃民，谈到历史上多次发生起义的诺夫哥罗德城。告别时，哈内科夫若热情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还说：

“如果您想读，我可以把傅立叶的书借给您。我住在基罗奇纳亚大街上梅尔策的房子里。星期六晚上来找我，我等您。”

他和哈内科夫的交情，其实还不深，更没有发展成深刻的思想联系。哈内科夫介绍的傅立叶的思想，倒是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不过他的洞察力很强，很快就明白那多半是空中楼阁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写的小说《怎么办》里，在《薇拉·巴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这一章里，关于理想国的描写，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2. 地下小组织

在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阶层中，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出现了一些半地下状态的小组织。哈内科夫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

这个小组正在积极活动，传播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当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普及后，人们才知道那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哈内科夫当时却是这一学说最热心的传播者之一。

1848年3月，当局就得到报告，说住在彼得堡私人住宅的“九品文官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具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并肆意宣布自己的准则”。“他结交甚广，周围约有800人，并与其中若干人组成社团。每周在约定的星期五晚上，总有15～30人聚集在他家里。有文职人员，大学师生，也有军人，都是与他志同道合者。这些人不打牌，一味读书、谈话和争论，直至翌晨四时。”

这样，这个地下革命组织，早已上了警察和宪兵的黑名单。

其实，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从1845年便开始活动。起初只是一个读书会，通过彼得堡书商卢里，订购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书刊。沙皇俄国严格封锁消息，禁止传播革命思想，将这类书刊列为禁书。这些难得的“非法”图书，就成了吸引人们来聚会的主要原因。

每逢星期五，晚会接连不断。开始人不多，只具有“学术性质”。熟朋友到这里来聚会，主要是交流新书信息，交换读书心得体会。

彼得拉舍夫斯基朝气蓬勃，刻苦好学，是个胸怀广阔、意志坚强的人。他又是个天生的鼓动家，精力旺盛，广交朋友，寻找一切机会传播他那隐藏在心中的思想。

1845至1846年间，经常到他家聚会的人当中，较著名的有诗人普列谢耶夫、政治家米柳京、批评家B·迈科夫、未来的《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丹尼列夫斯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近卫军军官蒙别利，和大学生哈内科夫等。第二年冬天，到他家来的还有Φ·陀思妥耶夫斯基、恩格尔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又将各自的朋友带到他那儿，于是新来者源源不断。集会越来越活跃，活动内容越来越多样化。聚会者就共产主义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作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庭和宗教的学术报告。逐渐地，小组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政治色彩更加浓厚。他们经常围绕俄国社会各种热点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如农奴制度的腐朽、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官僚的昏庸、书报审查制度的严酷等等。特别在欧洲大革命的影响下，小组的一些成员准备组织秘密团体，采取激烈行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尽管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思想千差万别，尽管星期五的来访者形形色色，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现存制度不满，渴望改变现状。

这一代人，是在沙皇尼古拉统治下长大的。用伟大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的话说：“他们忍受着全身骨折的痛楚，但他们幻想着全人类幸福的到来，并以此抚慰那受伤的心灵。”

据赫尔岑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了解，他这样评价：这个小组“当时对我来说是颇为新鲜的。40年代初，我只看到了它的萌芽，它发展于彼得堡，在别林斯基的事业快到尽头的时候。而它的形成，则在我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前。组成这个圈子的，都是些年轻有为、极为聪明博学的人；但这些人却有点神经质、病态，走不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警察暗探密切注意着这个小组的动态，时刻等待行动信号。它的名声和影响，却在警察机关的眼皮底下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内部，开始出现了分歧和裂痕。一个没有明确纲领和目标的自发组织，发生这样的事是很自然的。一部分人开始议论，打算组织秘密团体，准备为起义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另一部分人相反，被激进的变革想法所吓倒。地下组织的分化，已是不可避免。

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不再满足于在他家的聚会。1848年3月，他抱怨说，每星期五来的人，“一无所知，又不愿学习……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连基本概念都不清楚。”

在闹分裂这一阵，哈内科夫属于“纯傅立叶主义者”这一派。他正在积极征集自己的支持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哈内科夫独具风格，思想活跃，性格果断，信念坚毅。由于结识了哈内科夫，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接触到了40年代末期革命知识分子的左翼。他们那受到压抑的活动，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后来领导的、60年代的先进人物更为气势澎湃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前奏。

如果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对俄国将来社会变革的实质，仅有模糊的认识，那么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已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通过消灭专制和农奴制度，人民才可能获得解放。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刚开始和这个小组的人员接触，还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彼得堡的另外一个“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

伊里纳尔赫·韦津斯基也是萨拉托夫人，算是同乡，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长15岁。他8岁的时候便离开父母，被送进宗教学校。他的胆子忒大，最早独自去到莫斯科接受非宗教教育。

这个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嗜书成癖，书本成了他惟一的乐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弄到手的一切书刊，接触到了大量俄国的和翻译的文学作品。后来他成了狄更斯作品的著名翻译家。他还钻研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一共掌握了7种。

到了莫斯科他没能进入大学，便进了神学院。神学院教授的课程他毫无兴趣。有时从城郊步行到莫斯科去旁听大学的课，深入学习语言和文学。

1840年初，韦津斯基徒步到了彼得堡碰运气。首都初时对他非常冷淡，他一连好几天无物充饥，有时露宿在公园的亭子里。27岁时终于进入了彼得堡大学。

命运使韦津斯基遇上了阿拉伯语文学教授、《读书文库》的编辑先科夫斯基。这位教授对韦津斯基的能力甚为赏识，就把他吸收到编辑部工作。韦津斯基就开始不停地写，《读书文库》上大量出现他的译文和评论文章。与此同时他继续在大学学习。

1842年8月，他顺利地在彼得堡大学毕业了，获哲学候补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贵族团，后来在炮兵学校教俄语和语文学。1847至1848年期间，每逢星期五朋友们都到他的寓所聚会。谈论政治，议论俄国必须发生变革，讨论欧洲的事变。这个小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部分成员有联系。1849年春，韦津斯基也遭到了危险。有人向当局告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间接了解到有一个叫韦津斯基的人，是个神甫的儿子。据说他聪明过人，恪守某种不讲道德、反对宗教的信条……他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挚友，但行为谨慎，因而不从属任何社团。”

一场灾难有惊无险。小组仍然到他那里活动，只是时间改在星期三。谈的东西比较小心——谈用笔杆子挣钱的办法，谈出版者和杂志，谈翻译，谈学校。1949年底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按期到这里来。韦坚斯基不止一次地向大家介绍：

“他知识渊博，掌握了大量透彻分析的材料，而且思路开阔、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有一副惊人的头脑！也许，他将超过别林斯基。”

近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突发奇想：万一他瘁然暴死，来不及整理他那用特殊的速写方法记下的日记，就谁也无法读懂成了一部天书。他的日记字体细小，笔迹密密麻麻，混杂使用了俄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四种字母，外加特殊的线条符号。这种写法的代换和缩写，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预感到自己不是平庸之辈，难道不该把这些本子，留给后来的传记作家吗？

看着眼前这些本子，心中一阵忐忑。这些日记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是联系在一起的呀！

他抄写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时，用的就是速记方法。因此，他觉得这篇东西，可以成为别人解读他的日记的钥匙。

除了笔记的命运，他又想起了少年时代醉心的“永动机”。

从中学起，他就幻想创造出有利于人类的东西，使之流芳百世。这个幻想，是和他的“永动机”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以防万一，他想把所有的设计图纸整理好、绘制完成。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他还从未进行过机器模型的试验，只是停留在脑子里琢磨。不过他坚信，这个设计是可行的。除了主要的设计图，他的心思曾一度放在一个附属的设计方案上。这个方案，在总体上正好与加里斯在1848年发明的仪器大同小异。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看到加里斯的这项发明时，起初有点怅然若失，似乎他的发明权被夺走了。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比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合实际，不如发明一种“永动机”，可以为普天下的人造福。

这之后，他更加用心琢磨这项“伟大的”发明。

3. 不迷信权威

国际风云突变。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大陆，车尔尼雪夫斯基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对政治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这年，法国巴黎连续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广大群众高唱《马赛曲》走上街头，喊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口号。

同年德国也爆发了柏林三月起义，并取得成功。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改组政府，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

奥地利、匈牙利也掀起革命风暴。

但是，不久欧洲大革命相继失败了。

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法国的形势发生了令革命者沮丧的转折。

在德国，参加国民议会的民主党领袖罗伯特·布鲁姆，被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杀害。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公然充当国际宪兵角色，派遣军队进犯匈牙利，残酷镇压了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加强了对国内民主思想的控制和镇压。

彼得堡的大学里，一片肃杀之气。大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明显下降了。

有一个常来大学听讲座的海军军官，以前经常引导学生讨论政治问题；现在这类谈话很少听到。军官觉察出青年人的情绪起了变化，就很少到学校来，最后干脆销声匿迹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打算和这人认真交个朋友，接近他。

正直、热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初衷不改，对政治越来越敏感，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以激动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动荡的欧洲。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自己对大革命期间的事件、思想、人物的态度，爱憎是那么分明，反差是那么巨大。好像涉及到的都是他休戚相关的人和事。有的使他崇拜景仰；有的使他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有的使他轻蔑和憎恨。

1848年9月日的日记中有：

“嘿，先生们，先生们，你们以为问题在于徒有共和国这个虚名，而权力却掌握在你们手里。——问题在于要使下层阶级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能摆脱其奴隶地位……在于使他们丰衣足食、男婚女嫁、养儿育女、供养父母、受到教育。男人不变成行尸走肉或坏蛋，女人不致出卖肉体。否则就是胡说八道！……”

他对镇压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人民运动的刽子手，在日记中予以愤怒的谴责。他写道：

“普鲁士政府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奥地利政府也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对于他们，这种称呼还嫌不够，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对屠杀布鲁姆的刽子手们的极端厌恶。”

这时，自我牺牲的想法，突然十分尖锐地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面前。他在日记中有如下的独白：

“其实，假如我坚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并将取得胜利，那么为了我的信念的胜利，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富裕的胜利，为了消灭贫困和罪恶，我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假如我相信这一切将得胜，我就不会因看不到胜利的日子和平等博爱主宰人间而感到惋惜；只要我坚信这一切，我就会含笑而不是流着眼泪地死去。”

直抒胸怀，激扬文字；何等激昂慷慨，又何等大义秉然！

谁能想象这个腼腆的书呆子，政治视野竟如此之开阔，革命情怀竟如此之博大！他的心，早已飞越出了大学的校园。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证明，他年轻时为革命而牺牲的想法，绝不是昙花一现的流露。因为他确实坚信，“为了理智的目标而忘我的人，总会为这些目标而去牺牲自己的。”

过了许多年，他在小说《怎么办？》中，全面发展了这一主题思想。然而，还在年轻时，他就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自己言行协调一致，如何使自己行为始终如一，如何使观点和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同哈内科夫交往，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起了良好的作用。他认为这位新朋友是一个聪明、精通哲学问题的交谈者。从他的谈话和借给的书本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了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还有康德的“实证主义”、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费尔巴哈。从那时起，车尔尼雪夫斯基便认真地研究各学派的著作。不是选读片断（如他以前接触黑格尔著作时那样），而是精读原著。

哈内科夫对德国哲学不感兴趣。觉得它太抽象、太难懂，语言繁琐空洞，实在令人生厌。吸引他的是生活，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就精神素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使他产生的景仰心理。他当时以为，黑格尔宣布的真理将普照一切，并使他内心有一种泰然的感觉。

他1848年10月在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几乎完全属于黑格尔，当然，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同意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我在决定一件大事。即对于小我的一件大事。而我预感到，我将迷恋上黑格尔……”

奇怪的是，当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深入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没有别人的指点，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两面性。发现它在原则和结论之间、方法和内容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只有完全成熟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作到了。

1849年1月底，哈内科夫把一本《哲学原理》交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翻译其中的某些段落。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仔细阅读这本书时，他立刻发觉其哲学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即结论的反动性、狭隘性和中庸之道。

40年过后，回忆起年轻时研究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在原著里，黑格尔更像17世纪的哲学家，甚至更像经院哲学家，而不像人们用俄文介绍他的哲学体系时的他。”

这位青年当时已看出，黑格尔的思想“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是现实情况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前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使俄国的哲学思想摆脱“黑格尔学说”的束缚这一事业上，各自起过促进作用。赫尔岑不无自豪地写道：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俄罗斯精神终将彻底改造黑格尔学说，尽管我们受过各种哲学思想的熏陶。富有活力的气质必将取胜。”

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以同样自豪的心情谈到，在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模棱两可和无所作为的说教之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的权威，发展了彻底的观点。

他写道：“在我们祖国的精神生活中，现在第一次产生了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思想家并驾齐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当他们的学生的人。以往，我们每个人在欧洲的作家中，都有一个乃至几个崇拜的绝对权威——有的人从法国文学界里找到，有的人从德国文学界里找到这样的权威。自从我们精神运动的代表，独立地批评了黑格尔的体系以来，我们的运动已不再受任何权威支配了。”

举出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其洞察力多么敏锐。

再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初次接触傅立叶的著作时，善于在这些著作中，发现隐藏在奇特外形下的伟大真理的萌芽。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忽略其中的弱点、观点上的局限性、以及缺乏根据。但他仍然明白，这个学派无可争辩地将会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接触到了康德的哲学体系。它留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很不美妙。他把康德的实证主义简要归纳为：

“也许，这只不过是个颇为局限的头脑，为自己的数学体系找出社会、历史和哲学等科学的依据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年轻时起就不盲从权威。对他来说，真理重于一切名字；不管这些名字已受到社会的公认。

他一旦发现即便是伟大思想家的谬误，也毫不犹豫地抛弃它。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对“种族主义”的这种看法，始于大学年代。1849年，《祖国纪事》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黑人化——游非洲内陆所见》的文章。作者在谈到黑人时，强调黑人“一点也不比我们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拜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从心底里同意这种看法。当我听到相反的说法时，我就觉得，这就像亚里斯多德说的，住在希腊以北的各民族，由于气候和肤色的缘故，注定要当奴隶，注定比别人野蛮一样荒唐。”

第五章　　地下小组遭破坏

1. 投稿碰壁记

他写作得很勤奋，大学三年级开始向刊物投寄稿件。发表作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在他心中躁动。他相信编辑部的大门会向他敞开。近一段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脑子里，一直在酝酿一个故事，构思逐渐成熟。内容是关于一个沦落到黑社会、最后被押上法庭的女青年的故事。故事原型是从一位老乡那里听到的真人真事。

起先犹豫了一阵，不知是采用描写叙述的方式好，还是正面议论的形式好。

若泽菲娜——女青年的名字——的故事，之所以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因为它反映出现行教育制度不合理。题名就叫《若泽菲娜的故事》，他写得很费劲，进展十分缓慢。出于谨慎，他在小说中避开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把她叫作卡济米拉。但还是写得太真实，走笔受到约束，总担心会给若泽菲娜惹出麻烦。

写了一大半，觉得平淡无味，便扔下了。他觉得笔下流出来的故事，既失去了真实可靠性，又缺乏诗情画意和想象力。过了些日子又觉难以割舍，还是捡了起来，硬着头皮写下去。这位未来的大文学家，鉴赏、剖析名人的佳作头头是道；此时却真正感受到写作实践之艰难。初期大约也难免眼高手低的通病吧。

第一次投稿前，他还把重要的刊物认真加以研究。不是简单地从读者角度阅读《祖国纪事》和《现代人》。而是像参与编辑这两个刊物，对每个细节——内容的取舍、版面的设计，铅字的型号、栏目的划分、标题的安排——都一一详加分析。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设在阿尼奇科夫桥附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路过那里。他好几次很想窥探一眼这个神秘的地方。许多读者每月月初，都以激动的心情期待着新一期杂志的问世。他目前还是千千万万读者中的一个；孰能料想几年之后，他就进入了《现代人》编辑部，并成为该杂志的掌舵人。

那将是他一生中短暂的、但却灿烂辉煌的一个阶段。

准确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三，车尔尼雪夫斯基捧着小说《若泽菲娜的故事》，向《现代人》进军。

前一天晚上，他把誊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重新彻底检查了一遍。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短信，说明这篇小说的主旨。把稿子投到《现代人》以后，便急不可待地等候编辑部的录用通知书。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过去了，稿子宛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继《若泽菲娜的故事》之后，另外一个题材又打动了他：就是洛博多夫斯基一家倒霉的命运。

车尔尼雪夫斯基琢磨了很久，这个题材究竟该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是突出洛博多夫斯基的性格，以剖析人在世上生活多么艰难；还是写妇女的命运？他选择了后一个想法。

小说就这样开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它起名为《理论与实践》。仅看小说的标题就知道作者缺乏写小说的经验。而且议论太多，情节发展不自然，人物描写公式化。但不过这篇失败的作品也有所得：某些情节、乃至整个主题思想，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得到了完美的发展。

这时正好要进行年终考试。写小说不成功，他打算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另写一篇争取“得奖”的论文。

能像斯列兹涅夫斯基那样吸引学生的教授并不多。不过，也没有多少教授，能像他那样严格、一丝不苟。考试过后学生对他的好感便消失了。最懒散的学生还大发牢骚，要求别的同学一起抵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科列尔金，被认为是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们俩都协助他编纂俄罗斯编年史词典。两人同在1848年开始撰写争取“得奖”的论文。正是这个缘故，两人都受到同学的攻击。

科列尔金对各种责难充耳不闻，继续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接近。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经过一段犹豫后，决定不再为争取“得奖”而写论文。

主动放弃竞选“得奖”论文的机会，车尔尼雪夫斯基内心是深感遗憾的。离举行竞赛结晓仪式的日子越近，就越觉得惋惜。因为下年度的论文题目，是属于别的专业的，他只好和斯拉夫语文告别了……

每年的2月8日，学校开学那天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教育部长、教区督学、宗教界头面人士、荣誉校长以及其他社会要人都应邀到会。

按照传统习惯，校长作一年来学校工作报告。接着由一位教授作学术报告。最后向论文竞赛优胜者颁发奖章。

竞赛结果是保密的。不仅稳操胜券的人可以参加，抱着侥幸心理者也不妨一试。每篇论文作者的姓名都用文章标题覆盖密封。论文先由所属学科的教授审读，再在系务会上讨论，然后系务会将结论送交校学术委员会审查批准。开学这一天，当着校学术委员的面，隆重启开装着初选入闱论文的纸袋。

这样做，失败者的自尊心免受损伤，不致遭到嘲笑。奖励分三个档次：表扬、银质奖章、金质奖章。获得金质奖章的人，以后可以不再专门呈交学位论文。

能“得奖”的论文，大多是已得到教授青睐的高年级学生。

1648年，哲学系只提出两个“选题”：一个是关于编年史的，另一个是关于波斯诗人萨迪和哈菲兹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班同学，普遍认为第一个选题的金质奖章非他莫属。只有个别人知道，他这一次已放弃呈交论文。不过也不敢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一刻是否能信守诺言，顶得住那枚金质奖章的诱惑。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作了概述俄语历史的简短报告之后，大会开始发奖。校学术委员会正而八经宣布：

“根据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103条，题为《斯洛文语和俄语是同属一个语种》的论文，应由学校资助出版，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授予文章作者、三年级普通语文专业学生尼古拉·科列尔金金质奖章。”

事先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清楚，科列尔金今天将会获奖。尽管如此，当他听到正式宣布后，还是感到几分惋惜。

跨入1849年度，校学术委员会的选题公布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呈交一篇题为《雅典统帅克里昂传》的文章。

离大学毕业的时间越近，选择前途的问题就越经常出现在他的脑际。

回想过去的一年，他曾多次试图和《祖国纪事》挂钩，但不得要领。把小说《若泽菲娜的故事》投到《现代人》，也不见下落。投稿碰壁，文运欠通，这两家大杂志的门坎很高。

他需要考虑其他的出路，以解决谋生之道。也许应该设法接近系里的教授，为进入学术领域作准备。

1849年5月，最后一次学年考试过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未作什么准备，除希腊语外，其他各门功课都得了5分。成绩虽好，毕业后的出路依然大成问题。这关键时候，还是斯列兹涅夫斯基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斯列兹涅夫斯基出身于社会下层。从亲身经历中深知平民子弟，哪怕才华横溢、浑身的本事，要想闯出一条道路是多么艰难。生活要求出身寒微的人，须具有顽强刻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教授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地理学者布雷切夫身边，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具体工作是帮助摘录各种有关西伯利亚的资料。

无独有偶，另一个穷学生杜勃罗留波夫，在不同的时期也接受过斯列兹涅夫斯基的熏陶培养。两人通过这位教授而互相认识，并先后走上了学术和文学的道路，这都与恩师的熏陶培养分不开。后来在《现代人》杂志社，他们又成了亲密的战友。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斯列兹涅夫斯基在哲学系的第一批学生。所有给他上过课的教授当中，对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印象最深刻。这位教授的思想独特，既能鼓舞人，又具幽默感。他敢于大胆分析，敢于嘲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坚信科学、精力充沛、热爱工作、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他千方百计把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他所从事的学科领域。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体会到，这位教授虽然对人严格，但处事公正，待人真挚。越了解他，学生对他就越尊重，都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一生从事斯拉夫方言的研究，尽管这门学科非常冷僻。

斯列兹涅夫斯基这个时期对斯拉夫语文简直入了迷。他为争取科学院出版一本斯拉夫学期刊而奔忙。科学院第二分院，是在原俄罗斯研究所的基础上组成的。斯列兹涅夫斯基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应该把论文准备好，可以发表在未来的杂志上。学生听罢谨遵师命，全力以赴编撰去年留下的那个编年史词典。

没想到工作量非常之巨大，要做的事很多；不过他非常顽强刻苦。他先考虑好词典的编写体例，试用了各种编排材料的方法，然后选定最佳方案动手编写。为了这个词典，他一天埋头工作8～10个小时。按这样的进度，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的不是几个月，而是要若干年。

后来研究成果倒是发表了，那是在4年之后的事。那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移到文学评论和政论方面去了。

2. 大审判丑剧

1849年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沙皇政府破坏。许多小组成员遭到逮逋。

7个月之后，彼得堡街头贴出告示，要公开“审判”一批“罪犯”。

12月的一个清晨，人群向谢苗诺夫校场走去。校场上站满了卫戍部队的士兵，他们在木头搭起的平台四周围成一个方阵；台面上覆盖着黑纱布。八点钟左右，“犯人”被马车押运出了彼得保罗要塞。每人身边立着一名卫兵，队伍前面开道的是手握军刀的行刑队。马车的玻璃窗结冰了，没法看清囚徒的面孔。城墙上站着无声的人群，整个广场积垫着昨夜刚下的白雪。

“犯人”们被推下了马车，让他们排成单行纵队。这些被捕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已有8个月没有互相见面了。他们彼此打量对方削瘦而苍白的脸颊，互相默默点头致意。

马车继续开来。囚犯一个接一个从车里出来。其中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利沃夫、菲立波夫、斯佩什涅夫、哈内科夫、卡什金、叶夫罗佩乌斯、陀思妥也夫斯基、杰布兄弟、帕尔姆……都是知识界的精英。

宣布判决之前，先押着他们绕场一圈示众。走在前头的是一位神甫，“犯人”们一边在厚雪中走着，不时轻声交谈几句话：

“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

“行刑台上立的柱子是干什么用的？”

“想必是要吊……军事法庭，可能枪决……”

“谁知道会怎么样……也许都弄去服苦役……”

围成圈的士兵，用神秘而又冷漠的目光盯着走过的囚徒。

绕场完毕，犯人踩着吱吱作响的阶梯上了平台。军事法官依次点名，校场副官注意察看，验明正身。犯人奉命站成两行，和城墙成90度垂直线。嘶哑的号角声突然划破寒空，令人毛骨悚然。

“举枪！”发出了口令。

“脱帽！听候宣读判决！”

校场副官看到只有少数人听他的命令，便怒气冲冲地指挥士兵动手，摘下那些人的帽子。

军法官匆匆念完公诉书和军事法庭的判决，士兵们便给犯人穿上死囚衣——带风帽的白色粗麻布尸衣。神甫拿着圣经和十字架走上行刑台，士兵随后抬来了诵经台。神甫向犯人们简短地布了道。当他离开后，士兵根据校场副官的指示，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和蒙别利，分别绑在三根柱子上，每根柱前挖了一个坑。

士兵用风帽遮住他们的脸。对面的一排士兵，根据口令已瞄准枪口……这时响起了鼓声，已瞄好的枪口忽然间向上一抬……

一辆轻便马车飞驰到了行刑台跟前。出来一个机要通信官，他带来沙皇的“特赦诏书”。免去死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

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别利和格里戈里耶夫三人松了绑，复被带上平台。军事法官重新向每个犯人宣读了最后的判决。宣读完毕，两名身穿黑色长衣的刽子手，将犯人摁下跪倒在地，在他们头顶上将一把把剑折断。

动作持续了20多分钟。然后几名铁匠登台，给流放罪犯钉上重脚镣。

彼得拉舍夫斯基习惯地歪着头，不动声色地站着。突然，他从刽子手的手中夺过一把重锤，扑通坐到地板上，发狠地将自己脚上的镣钉紧。

一辆三匹马拉的篷车驶到了台前，木轮子压在雪地上吱吱发响。车里又下来一名宪兵和一个机要通信官。把一件公家的皮袄和一顶护耳帽子给彼得拉舍夫斯基穿戴上。宣布“皇上恩准”，只将他这名“首犯”无限期流放西伯利亚矿区服苦役，立即从谢苗诺夫校场送走。

“该出发了！”机要通信官催促彼得拉舍夫斯基上马车。

“我的事还没有做完呢。”彼得拉舍夫斯基回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校场副官惊异地问。

“我要同我的朋友们告别。”

“好吧，你得快一点。”校场副官不满意地嘟哝道。

彼得拉舍夫斯基戴着脚镣，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一一同他的组员们拥抱告别。和有的人默默相对，和有的人说上两三句话。难友们眼里都噙着泪花。

“别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说罢，他再次鞠躬致意。

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停下脚步。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冷冷一笑，说道：

“瞧，他们多么会给人打扮啊！穿上这身衣服，对自己也要生厌！”

这句挑衅的话，显然让站在旁边的一位将军大为恼怒。他骂了一声，向彼得拉舍夫斯基吐了一口唾沫。

“混蛋。我多么想看到你也穿上我这身衣服！”彼得拉舍夫斯基回敬他一句。

马车开动了，从人群旁边缓缓驶上大路。这时有一个人走出人群，脱下身上的皮大衣和帽子，向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马车扔过去。马车拐向通往莫斯科的大道，越驶越快，转眼就看不见了……

其余的难友等待着，看会拿他们怎么样。

要塞司令走上平台宣布，他们不直接送往流放地。动身前先送到要塞司令办公室。

被捕者中，只有帕尔姆一人免受惩罚。他胆战心惊地喊了一声“沙皇万岁！”

没有人响应，没有人理会。马车开了过来，囚犯坐上车走了，相互没有告别……

假死刑表演，到此匆匆落幕。

这一天沃尔夫糖果点心店生意特别好。顾客坐满了“读报室”、台球室和茶点部的全部座位。这里可以边喝咖啡边浏览当天的报纸，可以不停的耳语、低声的交谈。顾客都急着向报童买《圣彼得堡公报》和《俄罗斯残废人报》，因为它登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同志的消息。

车尔尼雪夫斯基勉强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很快扫了一眼手中的报纸。看见第一版有一条重要消息：

“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异端邪说，它使整个西欧产生了骚动和叛乱，有引起推翻任何秩序和毁灭任何繁荣的危险……经调查发现，服务于外交部的九级文官布塔舍维奇，和彼得拉舍夫斯基首先发难，图谋推翻我们的国家政体，以便建立他的无政府制度。为了传播其罪恶的意图，他在住处定期纠集各阶层的青年……

“1848年底，他在这种定期集会之外，又着手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

共谋者还有莫斯科团的禁卫军中尉利沃夫，和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贵族斯佩什涅夫。参与者中的蒙别利建议，成立名为‘秘密同志会’或‘互助及持异端见解者协会’；利沃夫确定了该组织的人选，斯佩什涅夫拟订了在国内发动总起义的计划。

“最高军事法庭审理了军法委员会提出的案件，认为21名被告，在某种程度上都犯有罪责：阴谋推翻现存的国家法律和国家制度，故判决处以枪决……”

罪犯名单第一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最后一名是帕尔姆。第八号的姓名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熟悉：“圣彼得堡大学旁听生亚历山大·哈内科夫(23岁)。”

同哈内科夫会面以及进行友好交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哈内科夫热烈地向车尔尼雪夫斯基证明，俄国的革命完全可以实现，等待的时间已经不很长了。这个政府千方百计想使人民麻木不仁和沉默不语……其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为期不远……

使他稍感安心的是，那天在刑场当众忏悔和贬辱自己的，是帕尔姆，而不是先前误传的哈内科夫。

3. 丑剧的余波

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的消息传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便不断地收到家人的来信。忧心忡忡的父母，拐弯抹角地提出一些问题，想了解儿子的同学中，是否有人卷入风波？学校的课程进展是否受到影响？儿子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和谁关系特别密切？他每天都忙什么？

心神不安的母亲仿佛预感到，儿子的一切并不像他在信中所描述的那么顺当。不过儿子一再安抚她说：

“亲爱的妈妈，关于我的功课，实在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功课。有时需要作些课前准备，有时需要修改或重抄笔记。我最近没向你们谈及我的朋友，那是因为一个新朋友也没有交往。至于老朋友，我在一、二年级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写信告诉过你们了。我常和洛博多夫斯基及拉耶夫见面……”

至于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哈内科夫、杰布、托尔斯托夫认识，乃至参与韦津斯基家的聚会，当然只字不提。

父亲来信特别询问，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姓菲利波夫的彼得堡大学的学生，涉嫌这宗“阴谋案件”判了徒刑。儿子只好回信解释；不过说得很含蓄、很谨慎。

“……关于菲利波夫，我本人真的不认识他。听别的同学说，他在博物学系学习，很用功。……还听说，他卷入此案是因为和其他被告过从甚密；倘若他的性情不那么暴躁，本可以无罪获释。他因无辜被监禁在要塞里而非常恼怒，回答法官的问题时不够礼貌，激烈地谴责他们。就因为这个他被认为是极端危险的人物！……不知传闻是否完全属实；或许他确实参加了什么活动，但没人说得清楚……总之，这里很少有人谈及这个案件。除了那些有熟人卷入此案件的人之外，谁也不去谈论它，考虑它，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场过于无聊的喧嚣。在地方上，人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来到这里的人通常都爱打听。总之，这是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

萨拉托夫商人波利亚科夫的儿子来到彼得堡，顺便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捎来了一个包裹。车尔尼雪夫斯基极力向此人解释说，“哈内科夫一伙的案件”是不值得注意的。

在这种表面平静之下，他的内心一点儿也不平静。他在获悉彼得拉舍夫斯基等人被捕后所写的一则简短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话：

“这大概是最无耻、最愚蠢的事件了。这帮畜牲，像布图尔林（书报检查特别委员会主席）、奥尔洛夫（沙皇宪兵首脑和三厅总长）和杜别尔特（宪兵团参谋长）之流，都应该被绞死。”

1850年1月中旬，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上学着装不整齐，没带佩剑，制服大衣没系扣子，被督学关了“禁闭”。

被留在“禁闭室”里，时间很难过。为了分分心，他在烛光下面对着墙壁写起了日记。借此机会，他要认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他前思后想，今昔对比，发现自己逐渐摆脱了许多束缚思想的矛盾和偏见，大大向前迈进了！

的确，大约一年前，年仅20岁的他自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同情人”；但实际上仍然抱着天真可笑的幻想。比如对待世袭君主制。那时他认为，既然普天之下都是沙皇的臣民，君主制就可以超越阶级偏见，在社会走向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他幻想，这样一来地上的天堂便可以建立。

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大审判丑剧之后，他认为以前的想法简直是白日梦幻。他打开日记本，密密麻麻地奋笔疾书。使用的当然是四种字母加符号，可以异常迅速地把思想记录在纸上。

“……现在我坚信的正好是相反的东西——君主，特别是专制的君主，完全是贵族阶梯的组成部分，只是这一阶梯的顶峰而已。这犹如贵族圆锥体的锥尖……

“那么我现在要说：让它崩溃吧，越快越好！让人民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吧，即便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但在斗争中他们会更快地把自己武装起来……

“……被压迫者将会意识到，在现存的制度下他们是受压迫的；但可能会有另一种他们可以不受压迫的制度……我极其渴望革命早日到来。虽然我明知，平平稳稳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人走路不就是摇摆晃动的吗？他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前后左右的摆动，他走过的路线是由一连串的摆动组成的。认为人类可以沿着平坦笔直的道路一往无前，是愚蠢的想法，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他想把这一卓越的思想，十分准确而又形象地表达出来。就挥笔画了三条横线：一条像锯齿形，次一条是直线的，第三条是曲折回环的，绕来绕去。

“如果人类的道路能像第一条线，摆动着向前进那就好了；直线前进是不存在的；不过人类更多的时候，走的是图里的第三条线……”他自言自语说。

1851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了。

目前要解决的，不是关于遥远未来的捉摸不定的前途问题，而是毕业后何去何从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实际的问题：是留在彼得堡，还是回萨拉托夫去谋职？本来投身学术领域，是他到彼得堡不久就确立的目标，至今也没有改变的意思。但怎么样才能使它变成现实，却让人为难。

毕业考试前半年，母亲就问他：

“在彼得堡有什么打算？将来准备干什么？”。

他难于回答。临近毕业考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听说萨拉托夫缺一个中学教师。他马上着手联系，能否成功还难预料啊！

早在毕业前他的思想就远离大学。他脑子里的宏伟设想渐趋成熟，满希望把自己的信念化为实际行动，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思想。

他的日记中，经常有与普通劳动者交朋友、推心置腹谈心事的记载。

比如，同一个普通的农民、和一起同船渡过涅瓦河的士兵、还有1850年2月的一个深夜，同送他到城里韦津斯基家的马车夫，都交谈得十分投机。

他告诉他们：世世代代捆绑人们的链条不会自行脱落——要靠人们把它摔掉。自由和权利不会自己到来——要去争取。靠善心必将一无所获，应该使用力量去夺取。

他敏锐地感觉出，政治已经支配了他的一切志趣，占据了他内心世界的中心位置。当他展望个人前途时，大体上预想到大学毕业后的情形：

“……若干年后，我将成为杂志编辑，激进左派的领导人或主要人物之一……”

在日记里，他很怀念大学早期的朋友米哈伊洛夫：

“……我即将毕业，是留校供职呢，还是碰上什么干什么？……更可能是随便在什么地方找个教师职位。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我就动手写作和翻译……

“从1848年2月到现在，我越来越为政治所吸引，越来越坚定地成为具有极端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不可能真正拿起毛瑟枪干革命。手中的武器只是笔杆子，他一度曾有秘密安装一台印刷机的打算。有朝一日将用它来印传单，号召农民起义，以此来鼓动人民，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

他明白，要实现这个计划不大容易。只有当他拥有了单独的住宅，钱除了吃饭还有富余的时候才能办到。不过他觉得自己有勇气去做，哪怕为此牺牲也无怨无悔。

大学生活结束了。回想四年前，在母亲护送下来彼得堡时，还是个胆怯而腼腆的少年。今天已成为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视野广阔的22岁的青年。他那广博的知识足以使学者羡慕。他的学识不是抽象和空洞的，而是和生活息息相关。

赫尔岑说过，“完整地认识过去，我们便可以了解当今；更深刻地理解过去的意义，我们便可以揭示将来的真谛……”

毕业考试结束，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为回萨拉托夫看望家人作准备。

四年前初进大学校园时，他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就要穿上学生装。而现在他感到一身轻松，因为他即将脱掉学生装。

他满意地打量着自己购买的东西：大衣、胸衣、领带、手套和制帽。

6月15日早晨，他坐上公共马车离开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萨拉托夫那段路，将要乘坐驿车。

第六章　　毕业求职费心思

1. 毕业回家乡

在返回家乡探望父母的途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意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周。

他特意去拜访克利延托夫一家。1846年他和母亲去彼得堡，路过这里时曾在克利延托夫家呆过。

当时在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陪同下，他们曾参拜了特罗伊茨基大寺院。这次活动给他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现在他才知道，那之后不久，克利延托夫家遭到了不幸：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三个姐妹都先后去世了。其中的安东宁娜在姐妹中最有诗才，她写的《我那椴树生长的地方……》这首诗，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当他在彼得堡罗要塞的囚室里写《小说中的小说》时，又想起了这首诗。在小说中他有意摘引几句，并回忆起这个生前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得不到欢乐和爱情便死去的年轻女子。

这时他无意中得知，原来亚历山德娜年轻时，和赫尔岑未来的妻子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交情甚深。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亚历山德娜的桌子上，看到有一本小说《谁之罪？》，这是作者赫尔岑的妻子赠送她的。

“您认识书的作者？”她问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能不认识。在俄国人当中，他最受我尊敬，我最愿意为他效力……”

亚历山德娜拿出这位女友写的信给他看，信中还有赫尔岑的附笔。她说：

“我想让您看到，她是配得上他的。”

“别那么想，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他回答道，“只要知道她是您的朋友，就可以对此深信不疑……”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亚历山德娜的友好和怜悯之情，再次油然而生。

在彼得堡读大学时，经常回想起她。他曾经打算以她作原形，写一部文学作品，争取发表在《祖国纪事》。这次回到萨拉托夫后果然动手写了，书名就叫做《脱手的女儿》。这个书名取之于生活，它是对受父母之命而出嫁的俄罗斯女子屈辱地位的生动写照。

“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很早以前，和洛博多夫斯基谈话中首次听到这个比喻。它就像一滴水，却反映出社会的本质问题。女子地位之低贱，几乎与减价脱手的处理商品相似。

很可惜，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中篇小说，未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而且手稿已经失落，世人永远无缘读到他的精彩描写。不过小说的主旨和构思，当是和小说《理论与实践》、与长篇小说《怎么办？》是一脉相承的。

米哈伊洛夫的随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成书于60年代。目前他们两人都还处于准备阶段，为走上文坛在作初步尝试。早在大学生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在《理论与实践》里，刻画一个胸怀理想而又言行一致的“新人”。

还是言归正传。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亚历山德娜，比起洛博多夫斯基的妻子娜杰日达来，要成熟得多。他和她谈论赫尔岑、俄国文学、新哲学，谈论天意的不可信……她都善解人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扪心自问也感到奇怪，对她的这份热情，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呢？

主要是她那不幸的遭遇。这正是他想在小说《脱手的女儿》里表现的东西……也不知是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还是他自己的想法：

“你不应该爱别人，你立过海誓山盟，许配给了死者……我也许情愿同她结婚，只要能使她摆脱不幸的处境。”

临到同她告别时，他说：

“当然，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向您用事实证实我说的话，不过您随时都可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我愿意为您做一切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过像对您这样的好感。”

这已是求爱的语言了……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返回彼得堡途中，又和她见了几次面、双双好几个小时漫步于林荫小道间，并且说他将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献给她；但是命运始终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回到了萨拉托夫的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尽量避免和父亲谈那些“微妙”的事情，但也用不着说谎话耍滑头。好在父亲一向很有分寸，对儿子的事既不详细打听，也不去触及敏感的问题。看来老人家不可能弄明白，儿子在信念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不过一出家门，在熟人和中学同学之间，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比较随便和直率。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谈自己藏在心里的想法。

有一天，遇见了一位年长的老熟人。此人思想保守，他第一眼就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了很大变化：原先有点驼背，现在腰杆子挺直了；目光炯炯有神，双手好动；有点剽悍豪放的气派。他们相互握了握手，吻了吻，然后坐了下来闲谈。

年轻人环视了一下主人简朴的住处，像是在寻找什么。终于指着房间里摆着的那尊圣像，找到了话题：

“伊万·乌斯季诺维奇，怎么，您还像以往那样生活？”

“还像以往那样。”

“还为沙皇陛下祈祷？”

“是的，为他祈祷。”

“还给神像上烛？”

“是的，还上烛。”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开导对方：

“不要再按古老的传说生活了，科学很快就要把宗教偏见从人们的头脑中驱走。人们将只承认经过实践验证的东西为真理。”

这个熟人听完这番话，大不以为然：

“请您说一说，难道圣彼得堡大学给您的就是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有什么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道。“在那里，人家是捧着老皇历讲课的。坦率对您说，当今还没有真正的光明，只有一点小火星。我们把这些小火星收集到一起，使它照亮普天下。不过，请不要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家父……”另外，他还会见这时住在萨拉托夫的十二月党人别利亚耶夫。他在西伯利亚服满苦役后又在高加索服兵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了大名人，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不论交情如何，都纷纷撰写与他有关的回忆录公开发表。这些普通的谈话，都变成了好文章。

在家乡住了一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动身返回彼得堡。这次他不是一个人单独上路，同行的还有表弟佩平。佩平在喀山大学读了一年，现在决定转学到彼得堡大学。路过喀山城时，佩平要去学校领取转学证明书。

他们乘的是普通四轮大车。母亲不顾儿子的反对，硬给车上装了大量甜食、核桃、罐头果酱。她满怀惆怅地为儿子送行，和儿子并肩坐在大车上，说道：

“要是能和你一道去莫斯科多好哇。不过不要紧，我心里挺好，挺平静……”

……母亲是多么忧伤，多么可怜，一股惜别之情不禁涌上心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终于含泪分别了。我们已走出两俄里……还一直往后望着亲人。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意识到，把亲人孤零零地留在萨拉托夫，让她担忧受怕，我是多么冷酷，多么可恶！我后悔了，恨不得马上往回走……我想啊，想啊，足足想了两站路，脑子里终于冒出了一个主意：到喀山城活动活动，让上面分派我到萨拉托夫中学教书。这样一想，我心里总算平静了，仿佛我已经获得了这个职位。”

路过下诺夫哥罗德城，他们在米哈伊洛夫家稍事停留。米哈伊洛夫见到久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格外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彼得堡的那段生活，讲到他初到彼得堡时生活大手大脚。后来情况逐渐不妙：父亲去世后经济接济中断。他只好放弃大学学业，离开彼得堡，回下诺夫哥罗德住下来。这里有他的一位叔父，是盐务局的高级官员。有了叔父的提挈，年轻的诗人当了一名录事。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十四品文官，现在代理科长。不过米哈伊洛夫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他继续写作和翻译，他的作品偶尔出现在地方报纸和《莫斯科人》杂志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佩平，在下诺夫哥罗德呆了两天。米哈伊洛夫给他们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喜剧《大娘》，《值班》和小说《亚当·阿达梅奇》的头一章。这部小说后来发表了，很快使他成了名。两年后他便离开了盐务局，东山再起重赴彼得堡，专心致力于文学和革命活动。

两兄弟是乘坐一辆不大的四轮马车到达莫斯科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忙着购买到彼得堡的公共马车的“敞座”票。这种座位每车只有两个，在车的前面和驭者并排而坐。因为是不带篷的，价钱最便宜。一路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向佩平介绍彼得堡大学，介绍自己的友人，还背诵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克拉列德沃尔手稿的片段。他边朗诵，边翻译，边解释。这样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于8月11日终于到达首都，暂时在捷尔辛斯基家住了下来。

2. 求职奔波忙

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二天就去会见韦津斯基，托他帮忙在军事院校找一个教员差事。

除了有人引荐，还必需接受考核。首先要准备两个课题在教师和督学委员会成员面前试讲。给的两个题目是：语法方面——《组句的方式》；语文学方面——《语文学理论是否有助于提高写作技巧，其作用如何？》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真准备讲稿，引用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他力图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语文学的理论来写这篇论文。讲稿没有保存下来，但从1850年底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所言，讲稿的基础就是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1850年9月15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军事院校发表了这篇演讲。那天晚上在座听讲的有20多位专家教授。他本来准备对陈腐的艺术理论，进行一番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由于大家公认他开头部分讲得很出色，所以不必讲完就得到认可。也就没有机会进一步展开阐述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展开尽情讲下去，未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好评。

就这样，他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住一间屋子，自然就发现他表兄的种种活动。表兄还在阅读从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传递的那些书刊，现在当然更为谨慎。佩平没有仔细去读，因为他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这些书刊是被当局严格禁止的。在彼得堡人们冒着风险，仍然传阅这类外国的社会主义书刊。有一个名叫卢里的书商，专门做禁书买卖。他手下有一批卖旧书刊的货郎，背着一个大麻布口袋，找着熟悉的禁书爱好者的住处兜售。他们走进屋里，解开袋子倒出货物：全是些禁书。其中大部分是法文的，也有德文的……后来旧书商被警察发现，通通撵出了彼得堡。书商被赶走，并没能停止禁书的买卖和传播。

9月的某一天，当他到学校图书馆还书时，学监看到他就说：

“你住在什么地方？请你明天到督学办公室去一趟。”

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道，督学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你不是申请萨拉托夫中学的一个职位吗？办公室收到复函，说有一个空额。”

这个消息没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高兴。在萨拉托夫时，舍不得和家人分别；来到彼得堡住惯了以后，又不愿意离开它。何况他已经在武备学校有了工作，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彼得堡。离开了它就谈不上地位的晋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展。

他不想离开彼得堡，便故意找些借口推延。对督学说，他缺少到萨拉托夫的路费。而且提出，若派到萨拉托夫中学任教，还应破例免除再次考核这一道手续。他满以为督学不会同意他的条件。

出乎他的预料，提出的条件被督学完全接受了。

1851年1月，督学下达文件，任命他为萨拉托夫中学的语文教师。

退路和借口都没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收拾行囊再回萨拉托夫。很顺利找到了两位同车的旅伴，都是到辛比尔斯克（后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的。一位米纳耶夫，到辛比尔斯克赴任供职；另一位是教师冈察洛夫，就是著名小说家冈察洛夫的兄弟。

3月12日，他们一道乘冈察洛夫的马车，向萨拉托夫方向进发。米纳耶夫他已相当熟悉，最近几个月他们常在韦津斯基家见面。米纳耶夫经常参加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他虽然不很熟悉社会政治理论，却同情传播革命思想的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他当时也受到审讯。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眼看到，米纳耶夫在韦津斯基家里的一大群人中，大讲“沙皇的粗暴残忍”。并宣称“最好能有一个敢于牺牲自己的勇士去收拾他”。他这番话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镇压之后讲的。就凭这个，他也够得上勇士了。

米纳耶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龄将近大一倍、但对这位青年人相当敬重。他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曾借阅过一本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对于处在沙皇反动统治下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赫尔岑的思想就像一颗闪烁的巨星。

现在他们成了旅伴，一路上都在谈论共产主义，西欧的风潮以及革命和宗教问题。共同的旅途生活快结束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传播了许多革命道理。

这次行程途经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因为要赶路，春天到了，冰冻开始消融道路很快就要变得泥泞难走。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他得悉她惟一的一个妹妹出嫁了，亚历山德娜更是孤孤单单只有形影相吊了。告别时他邀请她到萨拉托夫，虽然他并不太相信她会去。

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米哈伊洛夫不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等待他，一个半钟头以后，冈察洛夫的马车便向喀山城出发了。

马车夫对乘客说，这样的季节乘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行驶在伏尔加河的支流上，小河水温较高，冰已开始解冻。乘客听后有点慌，让马车夫放慢速度。

傍晚时分到达喀山城，乘客想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好明天一早赶路。但是人家不让马车过河，要他们在驿站过夜，等明晨河面冻得坚实点再走。

第二天清晨，风吹云散，路也干了，水洼上面结了一层薄冰。马车尽量绕过冰窟窿和裂缝，一步一步缓慢向前移动，费了好大劲终于到达对岸的马车店。

从喀山到辛比尔斯克这段路最难走，足足花了两天两夜。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过了辛比尔斯克，到萨拉托夫这段路他只好一个人独走，不会再有同伴。但米纳耶夫决定到萨拉托夫处理一件私事，就可以同行到终点了。

辛比尔斯克的邮政局长，建议他们在城里小住几天。等道路情况好转，过河就容易一些。他们照着办了，与其被困在野外，倒真不如在城里多留几天。

经过多日的跋涉，马车终于在4月上旬的一天，到达了萨拉托夫城。

回到家乡，他没有立刻到学校去上课，因为学校的假期尚未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住在顶楼上。透过窗户能看到宽阔的伏尔加河、葱绿的江心小岛、对岸的波克罗夫镇、还可以隐约看到岬上的乌韦克村……

刚回来的头几天，他忙于熟悉环境，和旧日友人见面，看望老同学，拜访未来的同事。他并不打算在萨拉托夫扎根，对家人对朋友和学生，都不隐讳自己的想法。萨拉托夫中学仅仅是一种过渡，只会是短期的；他真正的希望不在这里，而在彼得堡。

回来大约两个月，他在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就写道：

“您觉得下诺夫哥罗德城太偏僻，我在此地的这种感觉更甚。我希望能更快地结束自己的事，而一旦把事情结束，我便可以溜回彼得堡。”

离开彼得堡的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向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许下诺言。到萨拉托夫以后，他不放弃编年史词典的工作。编完词典，他还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然后将献身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则介绍他认识一位基辅大学的副教授。此人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是个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人，写了许多论述俄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因在基辅参加了基里尔——梅福季协会，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组织，于1847年3月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囚禁一年，尔后，被放逐到萨拉托夫城，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回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去拜访这位被流放的副教授。

科斯托马罗夫年龄比他大得多，已将近34岁。他的母亲原是农奴，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省公署里挂名当翻译，实际上根本无东西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到他们家去，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有时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平心静气探讨学术问题。空闲了或下棋，或一起漫游郊外。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相见，几乎无话不谈。当然把基里尔——梅福季协会的详细情况都讲了。

科斯托马罗夫非常热爱历史科学，丢不开自己的专业。他等待着有朝一日当局能允许他离开这里到省城去居住。最好是允许他回原来的部门工作，哪怕不当教授，做做图书馆员或杂志编辑之类的工作也行。他试图写作，但成果得不到发表。他写过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贵族的解放战争史专著，但书刊检查机关把它删削得不成样子。他不想糟蹋自己的著作，把它扔进了写字台。这部历史专著，对17世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的状况、及其同俄罗斯的合并，作了崭新的阐述。从此他长时间不想再写东西……

科斯托马罗夫对年轻的中学教师的印象，在其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命运促成我和他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的信念不完全一致，经常发生矛盾和争论。我们的交往从萨拉托夫开始，持续到彼得堡，直至大学生游行示威引起的事件之后我们才彻底分手。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华超群，富有吸引力，为人质朴、谦虚、厚道，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是的，他们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当时就有明显分歧，这导致他们日后关系破裂；但认识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非常高兴。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多次称赞科斯托马罗夫的历史著作。直到晚年，他还在自己所翻译的韦伯《世界史》第十一卷的附录中，引用了科斯托马罗夫著作里的论述。并加了个注释：“德国学者认为科斯托马罗夫是俄国当代最卓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希望准备钻研俄国历史的青年人，细心地研究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

不过，他也恰如其分地批评了他政治观点上的局限性。只要一涉及斯拉夫各民族的命运问题，涉及宗教的作用以及对待当权者的态度，两人就争论不休。

3. 中学当教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该登上讲台为人师表了。

在进入中学执教前，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教学经验。他曾在彼得堡的一个大官沃罗宁家当过家庭教师。离开彼得堡之前，他又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大约三个月的书。所以到萨拉托夫中学教语文，并不完全是一名新手。

一到学校他就发现，这所中学的学生颇有教养、尊敬师长、文明有礼。这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至于对老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考虑到他们总还是在大学里混过的人，那就既可悲，又可笑了。他们除了学生的练习本，对什么都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也许其中有一位多少有点文化修养，而其余的几乎全都处在童稚状态，就像还没有尝到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亚当一样。”

他引用的“智慧树”，是圣经上的一则典故。圣经里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树，凡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是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听神命，偷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心明眼亮了，能辨善恶了。为此就触怒了耶和华先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至于这所中学的校风，令人实在不敢恭维。和帝俄时代许多学校一样，奉行专制主义治校，体罚制度盛行。校长和教员辱骂、鞭打学生是家常便饭。教学方式有如填鸭，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注重形式主义。教材内容陈腐过时，绝对不允许加进一点新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这家因循守旧的中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他上头几堂语文课就很新颖，对学生的人格非常之尊重。学生们大开眼界，一个个惊异不已。他的课堂上，死背硬记的现象没有了，学生可以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讲授的方法生动活泼，引导学生阅读、鉴赏、分析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有一个姓沃罗诺夫的学生回忆：

“他朗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时，给我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深刻。当时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孩子，特别喜爱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我记得，童话诗《鲁斯捷姆和佐拉布》，使我们感动得哭了。当然，他朗读得非常出色，很有感情。”

这个沃罗诺夫，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熏陶感染，50年代成了恩师的秘书，并为《现代人》杂志撰稿。

另一个名叫扎列斯基的学生的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善于朗读，读得引人入胜：

“他进入人物的角色，根据不同的内容变换声音和动作，仿佛在亲身经历作品所写的事件。他就是这样朗读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茹科夫斯基的诗歌，以及其他作品的”。对于这些大作家，那里的学生以前知之甚少。这所中学的课程教得很肤浅，学生对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了解得很差。他便不局限于课本，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撇开陈旧的教材，补充许多新内容和相关的知识。

特别是历史知识。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只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崇高的信念和社会实践知识。他在讲授进步文学作品时，有意联系到残酷的农奴制、不公正的法庭、落后的教育制度等等。公开谈论这些，当时都是犯禁的，可是学生从中了解了许多新东西。

他还注意开发第二课堂。有时邀请高年级学生到自己家里，把藏书借给他们阅读。和他们一道读文学谈历史。偶尔邀请科斯托马罗夫来辅导，因为他是历史学家。另一种方式是组织小型座谈会，让学生讨论上次作文的优缺点，吸引每个学生发表看法各抒己见。他通过这些办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阅读的能力，教学水平大有提高。

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他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非常喜爱这位语文教师，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上课。只要他登上讲台，整个教室雅雀无声。连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竖起耳朵注意听，生怕漏掉一句话。

每天课后放学回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大群学生。他同这些孩子亲切交谈，了解他们家人的健康情况，打听他们的住址，和他们开玩笑，同到家门口的孩子握手告别。到了夏天，傍晚时分车尔尼雪夫斯基总要出去散散步。他看到学生在院子里嬉戏时，也走进院子同学生一块儿玩。他兴致勃勃，尽量游玩。太累了便坐到树墩或木板上，同孩子们随便聊天……

然而，这种对旧教育制度的离经叛道，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憎恨和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校长梅耶尔。

这个梅耶尔迂腐而专横，对顶头上司百依百顺。对教员和学生则粗野暴躁，动辄发火。只准许教师按照上司规定的框框讲课，容不得半点新思想新方法。经常可以听到他大声训斥学生：

“如果明天你还不理发，我就叫人敲着锣当众把你的头发剪光！你这个小流氓！可恶的进步分子！”

他平时抖起做官的架子，决不会在俱乐部同官衔在五品以下的人打牌。这种类型是沙皇尼古拉时期学校管理人员的代表人物。当时学生中流行着一首讽刺打油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领章制服身上穿，

老师脸色多难看；

校长大人管得宽，

简直叫人心厌烦！

这样的校长，不可能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生磨擦。

当梅耶尔发现这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的作品时，就开始暗中监视他的活动。上语文课时，经常偷偷摸摸站在教室门外，从门缝窥视里面的动静。有时干脆直接闯进课堂，无礼打断教学。某次，当着学生的面对督学说：

“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这样随便？他在记分册上竟用铅笔打分。请吩咐学生把墨水给他送去。”

当学生送去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这样做学生的知识并不会增长……”

有一回出现了这样的场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讲到精彩处，梅耶尔突然闯进教室，打断了教学：

“别讲了，请向学生提问功课。”

车尔尼雪夫斯基答得不卑不亢：

“我还没有讲解完。请允许我先解释完，然后才按您的要求向学生发问。”

梅耶尔转过身，一言不发便走出教室……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梅耶尔走进教室，讲课便嘎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校长大人，使他狼狈不堪。

“您这是干什么？请继续讲下去。”校长说道。

“不行，我太累了；再说学生也累了，得让他们休息休息……”

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考试时，校长对这班学生百般刁难，故意挑剔，压低学生的分数。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愿向校长让步。他非常清楚，梅耶尔对学生的挑剔，实际是对他本人不满。他不等考试结束，愤而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小小的萨拉托夫城里一时流言纷起，说语文教师利用课堂鼓吹革命。

这当然是出自梅耶尔之口。因为他曾不只一次对老师们说：

“有人简直是在搞自由化！公开给学生讲法国革命，我会因为他而被送到堪察加半岛去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里有数，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中学。

这种停滞、保守、闭塞、压抑的环境，他早已无法忍受。而且，教中学对他来说确实太狭窄了。彼得堡在吸引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和报刊工作，更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1853年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辞职离开了萨拉托夫。

第七章　　成家立业两手忙

1. 奇特的求婚

1853年1月26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应邀参加一位远房亲戚的命名日晚会。在晚会上，出现了一位他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她活泼、爽朗、落落大方；有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风采。

别人告诉他，姑娘名叫奥莉佳·索克拉托芙娜·瓦西里耶娃。一听到这个名字，他马上就有印象。

记得一位熟人给他讲过，这女孩思想进步，在某次娱乐晚会上，她曾经大胆地高高举起酒杯，欢呼“为民主而干杯”。从此人们就称呼她是个“民主主义者”。哎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倾倒。现在他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个活泼可爱的19岁的姑娘了。他觉得仿佛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是否有点轻率和唐突呢？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谨慎又大胆，冷静又热情的青年。他决不会像那些纨绔子弟，随意玩弄美好的感情。此前他倒是尝过一点恋爱的滋味。大学时曾经爱慕过同学的妻子纳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在同亚历山德娜的交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感情。回萨拉托夫一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他的学生科贝林的姐姐产生过好感。他自己觉得老是惦记着她，有一次甚至想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回避了，也许她心中明白，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她父亲在城里颇有地位，是不会愿意同一个中学教师结亲的。

然而，这一切和他认识奥莉佳后所产生的强烈爱情相比，以往曾经闪现过的情愫，便不值一提了。

他起初半开玩笑地，接着便越来越热烈地向她倾诉自己的感情。他坦率而又大胆地对她说：

“我对您充满热爱，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您身上的确存在着我设想您具有的那些品质。”

在欢乐而喧闹的舞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抓住每个机会，越来越殷切地要她相信，他的爱情是真诚的。稍后，在同她跳卡德里尔舞时，他对她说：

“您不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吗？那就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吧。请您要求我作这样的证明。”

后来奥莉佳回忆说，他那天晚上的举止使她深感惊异。第一次见面就求爱，使她觉得有点过于鲁莽，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也许，最好还是用开玩笑把它岔开。

但用开玩笑把它岔开已无济于事了。有的人是不可用爱与之开玩笑的……

第一次见面后，他们逐渐了解加深。

她是萨拉托夫的一个医生索克拉托夫·叶夫根耶维奇的女儿。母亲不大喜欢她，哥哥对她也不好，目前她深为家里的处境所苦恼。于是，他便更加同情她，并产生了想与她结合的想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婚恋的态度很有特色。他自己说：“往往由处境的可悲和艰难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洛博多夫斯基和亚历山德娜，这是我真心喜爱的两个人。引起这种喜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不幸境遇，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品格。”

不管如何，第一次的爱情成了他终生保持的、惟一的爱情。这种感情后来经受了许多考验，始终没有动摇或者衰败。

为了帮助她摆脱家庭的束缚，他决心尽快与她结婚。2月19日，他向奥莉佳正式求婚。

这次求婚非常奇特，除了一般的表白爱情，谈婚论嫁，海誓山盟，另有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过分沉重而又过分严肃的谈话。

他直率地对奥莉佳说：

“您可以笑话我，恕我直说。您想出嫁，是因为你们的家庭关系很紧张。”

“不错，这是事实。当我还年轻时，是欢乐的；但现在，我发现家人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感到十分痛苦。如果说我有时表现得高兴，那多半是强装的。”

他看到奥莉佳同他坦率相待，便继续说道：

“请您听完我发自内心的话。我在萨拉托夫这里没法生活……在这里前程渺茫。我得去彼得堡。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在这里自力更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家庭生活。不错，妈妈非常爱我，她会更爱我的妻子。但我们家里的规矩不是我所能生活下去的。所以说，我应该到彼得堡去。到达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要大量地工作。”其实，不只是这些困难；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另有一件心事。他说：

“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跟我自己结合在一起，在我来说是卑鄙可耻的。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可能要随时等待宪兵的到来，等待他们把我弄到彼得堡，把我投入监狱。天知道，我会在监牢呆多长时间。我在这里干的这种事，是要罚苦役的——我在课堂上就发表这类谈话。”

“这我知道，我听说过。”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变得淡漠些，不过也未必。”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改变吗？”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我生性如此。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朝一日会淡漠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这种倾向还只是在加强，变得更为明显，越来越成为我的习惯。总之，我随时等着宪兵的到来，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随时等待吹响最后审判的号角声一样。再说，我们国家即将发生暴动，一旦发生，我必定参加。”

她几乎笑了起来——她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个发生法？”

“这个问题您很少考虑，还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呢？”

“根本没考虑过。”

“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人民对政府，对苛捐杂税，对官僚和地主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厉害。只要有一点儿火星，就能把这一切烧着。受过教育而又敌视现存制度的人正在增加。这样，火星已准备好了。不能确定的是什么时候燃烧起来罢了。也许再过10年，也许会快一些。一旦燃烧起来，尽管我胆小，我将无法袖手旁观，我必定参加。”

“和科斯托马罗夫一道吗？”

“未必，他这人过于高雅，感情过于丰富，屠杀会使他感到害怕。无论是手持棍棒的喝得醉醺醺的农民，还是屠杀，都吓不倒我。”

她说：“也吓不倒我。”

“结果会是怎样呢？不是服苦役就是上绞刑架。所以我不能把别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结合在一起……母亲的命运已同我联结在一起了，她经受不住这类事件。做这种人的妻子，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我给您讲个例子，您知道赫尔岑这个名字吗？”

“记得。”

“他很富有。他同一个在一块儿受教育的姑娘结了婚。过了不久宪兵把他抓进去，在监狱关了一年。他的妻子怀了孕，因担惊受怕，生下了个聋哑儿子。她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最后赫尔岑被释放了，但必须离开俄国；理由是他妻子有病需要矿泉治疗，还要医治儿子。到了法国，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想为沙皇效劳，逮捕了赫尔岑并将他遣返俄国。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便倒下死了。我不敢拿自己同赫尔岑的才华相比，但我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他，我应该等待类似的遭遇。”

尽管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估计不足——他们今后所承受的考验，要比赫尔岑承受的艰难痛苦得多。

好个奥莉佳，并没有因他的这些警告而离开他。她分明懂得，供她选择的这条道路充满着危险。也许她那时并没有坚定的信念，可能只是出于本能。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跟未婚妻商量好，开春以后他先到彼得堡逗留几个月。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再回萨拉托夫来接她。但很快又改变了这个计划，奥莉佳在家里处境艰难，同母亲及哥哥的矛盾扩大，一天也不愿多留。她开诚布公地表示，结婚后要马上同丈夫一起到彼得堡去。

男方的父母，起初对这门婚事持否定态度，因为市民舆论姑娘过于活跃。车尔尼雪夫斯基敬爱父母，一贯顺着他们。但这次他宁可使他们伤心，自己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表明态度：

“婚姻问题上他们不是裁判员。因为他们和我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政治或宗教等问题上，听从他们是荒唐的；在婚姻这件事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是奇怪的。”

母亲起初试图阻止儿子，但她发现儿子的决定已无法动摇，终于被迫让步了。婚礼定于1853年4月29日举行。谁知母亲没等到良辰吉日，突然得了重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去与世长辞了。儿子也因忧伤劳累，生了一场大病。

婚后不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偕同妻子动身去彼得堡。出发那天来了很多学生，住房的周围挤满了人，他们含泪给老师送行。

2. 定居彼得堡

在去彼得堡的路上，他无时不惦念着留在家中的父亲。老人家年事已高，母亲的去世使他深受震动并万分忧伤，内心的寂寞孤苦可想而知。

车尔尼雪夫斯基旅行途中每到一站，利用短暂的停留必给父亲写一封书信。在楚纳基、阿尔扎马斯、下诺夫哥罗德等地，无论多疲劳，都坚持写的。为了安慰父亲，他报告说他的身体好些了，已不那么虚弱无力，不再发冷发热。

他们行进得很缓慢，只是白天走，晚上停下来歇息。奥莉佳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四轮马车上头晕得厉害。车尔尼雪夫斯基急着快赶到彼得堡，因为韦津斯基正准备出国，希望在他走以前能见面，所以马车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小时。韦津斯基可能帮助他在军事院校找到教书的工作。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他们乘坐的是刚开通的火车。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萨拉托夫任教的两年，亲眼看到人民的生活多么艰辛。无权、愚昧和赤贫的农民，遭到多么深重的凌辱和痛苦。少年时代他就生活在这里，不过那时他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更不知道打破古老生活秩序的办法。大学时期扩大了他的精神境界。萨拉托夫的两年使他加深了生活体验。现在他决心已定，此生要投身于革命斗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彼得堡，因未找到合适的住房，暂时住在捷尔辛斯基家。捷尔辛斯基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但仍然同佩平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保持着亲戚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以惊人的精力，开始去实现既定方针。

他的主要愿望，是在文学和政论领域大干一番。但这一愿望没能很快实现；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时间，需要作准备，需要和期刊出版界建立联系。除了这个长期目标，当务之急是谋个职务，挣钱养家糊口。在他看来最具吸引力的是在大学当教授，要不就在公共图书馆里当一名学识渊博的图书馆员。但也要一两年的努力才有可能谋取到这种高级职位，而且首先必需取得学位。于是便向教育区的督学提出申请，要求参加硕士学位考试。督学答应他等到明年秋天应试。在这之前，他决定在中等武备学校教书。

他偕新婚妻子来到彼得堡，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比他所期望的还要亲热。

韦津斯基暂时出国，他把自己在军事学校所教的大部分课程，交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担任。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已完稿的《伊帕季耶夫编年史词典试编》，交给了斯列兹涅夫斯基，希望刊登在《科学院通报》上。斯列兹涅夫斯基接受了这部稿子。这部书稿并不能获得物质报酬，按当时的规定，这类著作没有稿酬。但专著的发表会增加他在大学教师中的威望。可以说这是为科学、为他的学术地位投入的无偿劳动。为编纂这部词典历时数载，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现在还得关照词典的排版、校对和印刷，要花大量的劳动。他本人也说：“和别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是最枯燥、最难懂，恐怕又是最费力的一部东西。”

这年夏天，他同《祖国纪事》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商谈，为这家杂志撰稿的问题。果然，这份杂志的7月号上，刊出了他对《论斯拉夫语和梵语的共同性》和对《诗人文选》两书的评论文章。这两篇书评处女作，标志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评论的开始。

《祖国纪事》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别林斯基在主持该杂志的评论栏目，把它办成了优秀文学和进步思想的阵地。1846年别林斯基离开编辑部后，由克拉耶夫斯基主持编务，刊物每况愈下今不如昔了。到了五六十年代，杂志完全丧失了以往的战斗性，变成了一份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杂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民主主义立场，当然郁郁不得志。直到1853年秋天，结识了主持《现代人》杂志的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并加盟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境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来到彼得堡，各种各样的事情简直忙不完，根本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去消遣，给父亲写信也只匆匆数行。为了生计他得拼命工作。在第二武备中学教课，算是本职工作，每月固定收入40卢布，大部分花在伙食和房租上面。所以每月他必须撰写120页以上的稿子；靠稿酬补贴家用。还要设法给私人上课、业余担任《俄语及教会斯拉夫语历史语法》一书的校订工作。此外，他还要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撰写学位论文。

他的工作习惯是上半月搜集阅读资料，下半月集中力量写作。工作起来寝食俱忘、通宵达旦。妻子奥莉佳为丈夫的健康非常担心。他自己却越忙越痛快，还开玩笑道：

“上帝保佑，但愿天天忙碌；因为在彼得堡没有事做，比任何东西都可怕。”

刚到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生活十分俭朴，每一个戈比都要精打细算。第一年，他们只上过两次剧院。很少出门作客，更少请客。大学时的朋友当中，常来拜访的是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的宿愿这时终于实现了，已经从下诺夫哥罗德迁居来到彼得堡。专为《现代人》杂志撰稿，时而也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

奥莉佳待人接物表现得活泼、质朴、聪明大方，这使诗人米哈伊洛夫对她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有一次他在她的纪念册里作了一首题名为《肖像》的诗：

和仙女一样，

她的眼神似闪电般地发光；

和活泼的波兰少女一样，

声音如银铃般柔和地响；

和痛苦的小伙子一样，

她脸色是那样惆怅。

你可以不迷恋上她那双美丽的眼珠，

你可以不为她那亲切的话语所打动；

但在她的跟前，

你决计不会去爱别的姑娘。

在斯列兹涅夫斯基家里，奥莉佳也受到亲切的接待。

1853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因词典的印刷事宜，偕同妻子一起到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家作了几天客。奥莉佳很喜欢老师一家人，特别是老师本人和他的母亲。斯列兹涅夫斯基的母亲为学生有这样一个好妻子由衷地高兴。

8月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迁到彼得堡城内、邻近韦津斯基家的一处房子。韦津斯基有三个小孩，房子太挤，所以只好住在他附近。三间宽敞的大房间，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和佩平分占。不错，房租是贵了点——每月20卢布。但没办法，这样的住房少于20卢布上哪儿找！他早就喜爱这条沿河大街，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

佩平在学术界已初露头角。他即将结束大学学业，成绩很好，已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表发了一篇关于18世纪剧作家卢金的论文。教授们预言他前程无量，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和渊博的图书知识，使教授们感到惊讶。

就内心世界而言，这对表兄弟相距甚远。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未来的教授和院士，精神方面的需求过于狭隘。他那模糊的自由派观点和中庸的社会理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佩平不作他的绊脚石，不与他争吵，不妨碍他，而是专心致志于研究古代语文和文学。因此，他们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日常生活中从没发生过任何冲突，相处得非常和谐。佩平终日坐在写字台边，编纂他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词典，为杂志写学术论文，并准备一篇争取在学校获奖的文章。

有时他们一起去参加尼基坚科、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等人举办的晚会。车尔尼雪夫斯基深知，佩平的成就会使他的双亲感到自豪。便写信回萨拉托夫告诉他们，说佩平那篇关于卢金的论文非常成功。学术界权威人士对这篇文章称赞备至，还说应该为年轻的佩平在刚创办的哈尔科夫大学谋一个职位。

表弟的文章虽好，并没有引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大的兴趣。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大读者中传播进步思想。首先是别林斯基的思想，而不是去搞那些历史和文学领域里纯学术的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发现如今人们变得对政治淡漠；已经无法辨认两年前认识的那些人……文学评论不再是传播思想观点的手段，已成为单纯的图书介绍。别林斯基在杂志上的地位，已为图书学家所取代；这些人能背得出珍本的目录，只醉心于咬文嚼字的考证。这位思想活跃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深知，编年史词典或古斯拉夫语的论文，对社会生活最不可能产生影响。他在寻找另一条更能发挥自己力量的途径。

3. 论文答辩会

1854年秋，硕士学位考试并没有如期进行。这件事反反复复拖得令人难受。

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放弃搞学术活动的想法，打算考完硕士学位再考博士学位。他本人哪里知道，他的这篇学位论文，因为观点非常尖锐、公然向一切传统观念挑战，引起了大学主管人物的不满。所以对论文答辩的事，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拖延。

9月底，系主任尼基坚科总算抽时间把论文读完，并授权“准备答辩”。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又把论文送交尼基坚科，征求他的正式意见。等尼基坚科签署了意见，又拖过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21日，系主任才通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学术委员会即将批准打印论文。

“即将”二字乃是模糊的将来时，至于要拖到何年何月，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论文打印好后，依照程序首先呈送给教育部长诺罗夫审阅。部长读了论文大大吃了一惊，认为通篇都是异端邪说，怎么能公开辩论呢？部长大人把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主任严厉批评了一顿，又把此事挂了起来。

转眼间，时间跨入了1855年。

1855——这一年在俄国历史上非同寻常。俄国与土尔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遥远的克里米亚前线，不断传来令人忧虑的消息。尽管萨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表现了无比的英勇，但俄国的败北已不可避免。一时间举国舆论哗然，一致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极其落后，政府官僚机构腐败透顶。

著名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写得一针见血：

“祖国到处被廉价出卖！”

社会上人们的政治热情又高涨起来。到处公开议论朝政，批评官方的战报尽在说假话。军队缺乏应有的装备，医院一片混乱。军粮及其他后勤供应濒临断绝。还谈到库尔斯克义勇军，用斧头去对付敌人的远程大炮。连持保守观点的人，也指责起沙皇政府来了。

就在萨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正处于激烈紧张阶段，2月18日老沙皇尼古拉一世突然一命呜呼！

消息传开，进步知识分子欣喜若狂，都把沙皇之死看作农奴制度行将崩溃的征兆。他们认为俄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都期待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沙皇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撰写评述普希金作品的第二篇文章。他心潮澎拜，用笔在草稿的边上和底下批注：

“此时得到了消息”，“此文于1855年2月18日写毕——最后几行是在人所共知的这个事件的影响下写成的”。

也许当时的政治气氛，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论文的命运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件原本只需两个月就该完成的例行手续，在拖了18个月之后，系主任尼基坚科终于决定，在1855年5月10正式举行论文答辩会。

终日忙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有机会没忘记给父亲开个善意的小玩笑，好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他从数千里外寄去一册装订好的论文，和一张答辩会的请帖：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阁下：

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校长恭请阁下，于星期二下午一时，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语文硕士论文的答辩。无请帖者请勿到会。”

远在萨拉托夫的老父亲，收到儿子寄来的东西当即写了回信：

“我的宝贝儿子，谢谢你把你的专论寄给我。……评论你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不是我的事，干这件事有别的人。一切新东西都将受到鉴定。这篇论文我之所以珍贵，因为它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和慰藉；它是我儿子的著作。为了表示我的感谢和满意，特附上25个卢布。”

5月，在彼得堡正是春回大地，积雪消融的好时光。气温迅速升高，彼得堡人脱下了厚重的皮大衣，换上了轻便而漂亮的春装。车尔尼雪夫斯基面对盖满灰尘的论文，真感到啼笑皆非。他明知答辩会将是枯燥而沉闷的，评议委员对他写的东西知之甚少。当然提不出什么反驳或质疑，因此无需专门做准备。答辩的前一天他还在埋头干他的编辑工作，阅读《现代人》的校样，为《祖国纪事》翻译英文长篇小说。

5月10日下午1点正，在校长普列特尼奥夫的主持下开始答辩。会议设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

校长普列特尼奥夫亲自担任评议委员会主席，委员有尼基坚科教授和苏霍姆利诺夫教授。旁听者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人和朋友：奥莉佳、佩平、安年科夫、韦津斯基、克拉耶夫斯基等；还有他的老乡皮萨列夫、拉耶夫和捷尔辛斯基。另外还有许多学生和一些局外人：军官和青年文官。实在太拥挤了，旁听者有人站在窗台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论文，以崭新的思想、有力的论证、朴素的文笔、清晰的阐述，令与会听众深深佩服。不过，尼基坚科在肯定论文的优点的同时，却企图否定它的哲学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据理进行了答辩，他仍和往常一样谦虚，但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作的答辩引起青年听众的高度赞赏……正如他估计的一样，评议委员果然再也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对意见。

答辩的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答辩完结后，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连通常的礼节性的祝贺都不表示，只丢下一句话：

“我在课堂上对你们讲的，好像根本不是这些东西嘛！”

他讲完，拂袖离开会场。

教育部长诺罗夫从内心就不想批准学位报告，但碍于惯例，又不便推翻学术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的报告。这篇论文遂又被束诸高阁。直到四年之后，取代诺罗夫上任的新部长，才批准了彼得堡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这份报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可以束之高阁，但学位论文中所宣布的伟大思想，却是封锁不住的。

为什么这篇论文会引起一波三折呢？看来有必要适当作些介绍。

在1848年俄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巨擘别林斯基逝世后，沙皇政府严禁出版他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在书报上涉及他的名字。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逆流，所谓的“纯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谬论一片乌烟瘴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有的放矢，题名叫做《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它完全不是那种四平八稳、旁征博引，以讨好评委为目的的学位论文。它继承了别林斯基的美学思想，坚决批判唯心主义，为发展俄国唯物主义美学、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在文艺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美学。这种学派认为，“美就是观念与形象之完全吻合”，美仅仅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当中；在客观现实之中，并不存在美不美。现实是丑恶的，为了满足人们对美的渴望，艺术家应该摆脱现实，在主观幻想中去追求美的理想，去创造艺术作品。艺术的对象仅限于美，所以，艺术是不依赖现实而存在的，它是永恒的精神的一种表现。这种美学观，成了俄国文坛上流行一时的“纯艺术”学派的理论基础。

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说，他“是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来研究的”。在论文中表达了当代的革命思想，宣布了崭新的艺术观。他认为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美；人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因此，他给美下了一个简单而又明白的定义：

“美就是生活”！

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引起了美学领域里的一次革命。它把唯心主义关于美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论，彻底颠倒了过来。证明也很简单，“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

当然，绝不是说生活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进一步阐述，“只有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那么，怎样的生活才算是“应当如此的生活”呢？按他的解释，只有健康的、劳动的、符合人民愿望与理想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这中间就蕴含一种革命精神——召唤人们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理想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美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其审美标准彼此不同。

既然艺术的源泉是生活，那么艺术就应该面向全部生活。现实生活包罗万象，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因此，艺术既要歌颂美好和光明；也要批判黑暗与腐朽。同时，艺术还有两种作用，即说明生活，并对生活作出判断。艺术应造福于人民，成为“生活的教科书。”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位年仅25岁的评论家的第一篇美学论著，还存在诸多不足和缺点。但是瑕不掩瑜，这篇学位论文为发展唯物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它不仅促进了俄国文艺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国外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八章　　三杰共撑《现代人》

1. 初进编辑部

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问世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在《现代人》编辑部站稳了脚跟，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代人》杂志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1836年创办的大型刊物。它在全国名气很大，影响很深。

1847年，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该杂志的发行权，特邀请别林斯基主持评论专栏。有了别林斯基掌握方向，杂志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参与工作。如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家，都是《现代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由于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通力合作，《现代人》越办越好，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培养进步作家的肥沃土壤。可惜紧要关头别林斯基不幸逝世，文学评论专栏改由德鲁日宁继任。此君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文人，学术崇尚唯美主义。在他的手中杂志质量江河日下，进步作家纷纷转投别处。加之这年月沙皇政府强化思想控制，书报检查制度越来越严酷。几乎每一期都要遭到审查机关大刀阔斧的砍削，有的篇章竟胎死腹中。为了保证能按期出版，涅克拉索夫经常不得不自己提笔“补白”。直累得这位主笔自叹分身无术，《现代人》杂志面临困境。

恰好这时，慧眼识人才，他发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

那还是1853年，刚到京城不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给《祖国纪事》等报刊写稿，发表了几篇文学评论。涅克拉索夫凭着多年搞编辑工作的经验和过人的洞察力，从那最初的几篇评论中，发现了年轻人的才华。他马上预感到，这个小青年很可能成为别林斯基第二。于是主动发出邀请，两人在编辑部会晤面谈。这次见面时，主编的热情接待和诚挚的谈话，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以此为契机，决定了他投身文学和革命事业的道路。

真是时来运至，梦寐以求的愿望突然实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邀请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遂辞去武备中学的职务。这个在当时社会上最有影响的刊物，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使他有可能针对俄国社会最重大的问题，发表指导性的见解。别林斯基去世后的俄国文学评论界，呈现出一片萎靡不振、死气沉沉，奉行的是中庸之道。评论家们在名作家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根本不敢触及作品的缺点。他们写的所谓评论文章，装腔作势、言之无物、模棱两可、又臭又长，令人生厌。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伊始，对名家和权威的作品绝不迷信和盲目崇拜。他的评论语言新鲜活泼，直率尖锐，一扫评论界多年来死水潭般的沉闷。

不仅批评文学作品，他进而批评整个评论界丧失了战斗性。车尔尼雪夫斯基鲜明地提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应当同时注重它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千万不可只看它贴的是哪位名家的“标签”，而判定其优劣。他的这些评论文章，观点之鲜明、内容之深刻、角度之新颖、风格之泼辣、分析之精辟，与当年别林斯基一脉相承。

那时的俄国刊物有个习惯：文学作品发表时署上作家笔名；评论栏刊登的文章，大多不署名。《现代人》杂志上出现的系列不署名评论文章，在文坛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地震。许多大牌作家，特别是自由主义派文人，始而惊讶，继而愤怒。是谁敢于打破文坛秩序、对众多名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们向涅克拉索夫打听：撰写这些评论的究竟何许人也？

主笔坚决采取保护态度，顾左右而言它，不作正面回答。某位知名评论家，似乎听到一些风声，单刀直入追问：

“涅克拉索夫，你说老实话，有人说你从一所教会中学挖掘出这么个评论家。是也不是？”

涅克拉索夫回答：“这是我的事情，无可奉告。”

心有灵犀一点通。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艺观点而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同心协力办好刊物，决心使《现代人》成为一面指引人民群众向前进的旗帜。

《祖国纪事》开始与《现代人》论战了。有趣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在两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观点。1855年以后，他完全与《祖国纪事》脱钩，专门为《现代人》一家撰稿。

车尔尼雪夫斯基得罪的人多了，首先遭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有人企图破坏他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制造不和，最后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赶出《现代人》杂志。其中以德鲁日宁最积极，他不断地攻击、诽谤、挑拨。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冒犯了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德鲁日宁自己忿然辞职。

德鲁日宁所说的重要撰稿人，的确非同小可。他指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样一些大作家。

本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思想，同这些作家是有距离的。加之有人从中挑拨，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俄国文坛，文学艺术观点和作家间的关系，就这么错综复杂。

那时的托尔斯泰与德鲁日宁观点相近，当他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中，有“艺术就是对生活作出裁判的一种人类活动”这样的见解，简直感到“惊讶不已”。读罢那篇论文，他甚至说那是作者奉献给公众的一个“臭鸡蛋”。看见德鲁日宁被迫离开《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编辑部得势，托尔斯泰很不高兴。他在1856年6月写信责备涅克拉索夫，并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

“……他的为人愤懑、易怒、毒辣……您从我们的联盟中放走了德鲁日宁，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涅克拉索夫直言不讳地回信写道：

“……对您写的我丝毫也不能同意。使我非常难过的是，您竟这样责骂车尔尼雪夫斯基……您说对待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但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着气愤是可憎的，但对于真心愤怒的人我却愿五体投地——难道促使我们气愤的原因还少吗？”

大作家屠格涅夫，对《现代人》的新倾向也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当时对文学理论上的辩证观点并不一概拒绝。他并不是“纯艺术”的辩护士，但他总是站在中间立场，在纯艺术和民主主义之间持双重态度。他的政治态度，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特别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这可能是他的贵族自由派思想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的社会隔阂吧。

大作家们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矛盾，使涅克拉索夫这个主编的处境为难。他既想要保持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与《现代人》杂志的特殊联系，但也明白分裂早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评论栏既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纲领，上述作家是不会赞许的。

1856年春，又是那位知名评论家，写信给涅克拉索夫，推荐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主持评论专栏，条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再参与此栏编务。涅克拉索夫断然拒绝，反而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聘为专职编辑。到了8月，涅克拉索夫因健康状况不佳，需出国长期治病。此时他索性把《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权力和责任，完全委托给了他。毫无杂志工作经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编辑部总共才干了一年半，便完全熟悉了业务。因此，知人善任的涅克拉索夫，才能放心地把重任相托付。启程前夕，两人订立了一个协议。涅克拉索夫另写了一份文件交代工作：

“在我即将离开之前，谨向您提出请求：除了参与《现代人》各栏的工作之外，还请您主持杂志的工作。我把有关杂志选择和订购资料、编辑、选用稿件等权限，都委托给您。希望杂志上不出现任何一篇未经您同意的文章——请您在同意发表的原稿和校样上签上字。”

根据和涅克拉索夫协议的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除了领导整个杂志，还要给评论栏和书刊介绍栏撰稿，还要主持这两栏的编务；为科学、综合和国外消息栏写文章；编写刊物简评；审阅《现代人》的第二校校样。关于报酬，协议中也明确规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一年应得3000卢布，亦即每月250卢布。稿酬年底按文章的页数结算。”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在涅克拉索夫离开后，为了专心一意工作，建议妻子带着儿子亚历山大回到萨拉托夫老家过夏天。

2. 《诗集》惹风波

车尔尼雪夫斯基接手《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职务时，已经是一个知识渊博、完全成熟的学者了。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季节。为了指导刊物的方向，他把主要力量用在研究作品和撰写评论上面，真个是文思如喷泉，成果满枝头。他写的书评或其他论著，几乎涉及一切知识领域。他熟悉每门学科的最新成就，掌握了大量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他研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国外的狄更斯、贝朗瑞、海涅、拜伦、乔治·桑等著名作家。

他在1855～1856年间，陆续在《现代人》上发表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一书，在他的论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可说是一部权威的俄国文学评论史。它概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学评论思想的发展，批判了这一时期一些反动评论家的文艺思想，特别阐述了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及其文学评论对俄国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1856年，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发表了《外省散记》，对俄国社会生活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对丑恶现象无情鞭笞。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评论称：“《外省散记》不但是出色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本属于俄国生活历史的高贵而卓越的书。”

托尔斯泰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小说描写农民生活和刻画农民心理相当成功，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著文充分肯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中，经常拿西方作家和俄国作家作比较研究，找出俄国和西方文学的差别。他多次指出俄国作家有一个突出特点：对祖国发自本能的热爱。西欧作家则不然，大多数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只忠于科学和艺术，却未必考虑给各自的祖国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莎士比亚、歌德等等。他写道：

“他们的名字，使人想起的是他们在艺术上的建树，而不是为祖国的利益优先思考的愿望。我们则不是这样：每个俄国伟人的历史作用，是以他对祖国的功绩来估计的，他的人格是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来估价的。”

还有，比如在1856年写的札记中，他对卢梭和果戈理两位作家作了很精采的比较分析：

“果戈理的性格乃至整个命运和卢梭的性格及命运有许多共同之处。卢梭贫困、受人诽谤，他逃离祖国，但又忧伤地怀恋着祖国。他疑心重重，但有时感到十分自豪。他很不愿外露思想，但却什么也不会隐瞒。他藐视一切，但又有求于所有的人。……但他仍然心灵纯洁、质朴和天真，但纯朴中又带点狡黠，而且很识人心。同时代的人觉得他神秘莫测，后代人却非常理解他。他是个天才的、高尚的、对人充满温情的厌世者。”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祖国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于竭尽全力帮助克服俄国生活的落后面。

不仅忙于写作，他作为杂志的领导人，天天坚持不懈地关心《现代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他要严格把握杂志的基本方向，又要努力维系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关系。终日心神劳累，于是难免忙中出错。稍不留心就捅出了一个大漏子，惹出了非同小可的后果。

这件事是关于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因起的。

涅克拉索夫在国外逗留期间，书店里出售了他的一本《诗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当他在1856年秋天看到这本书时，便认定这是“俄国文学上未曾有过的好书”，想写一篇长文加以评论。但又觉得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似乎不大妥当；因为涅格拉索夫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恐有吹捧之嫌。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在《现代人》上刊登一则小消息。只报道诗集出版了，不作任何评价，甚至不谈读者的热烈反映。

于是，《现代人》第十一期《新书》栏里，刊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一篇简讯：《涅克拉索夫诗集》——莫斯科1865年读者当然不能期待《现代人》会详细评论编辑之一的《诗集》。我们只能列举收集在这本书里的诗作。

这就是目录……读者会发现，许多诗作是以往未曾发表过的。有些虽已发表过，但这次所发表的要比以前的更为完整。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中，我们举出一些篇目：

《诗人与公民》、《被遗忘的乡村》、《加兰斯基伯爵笔记片断》………

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发这么一条消息，倒也罢了；但他从《诗集》中选择一些革命倾向性最强的片段，转载在杂志上，问题就出来了。这给狂热的农奴主和《现代人》杂志的敌对派提供了一个借口，书报检查官员们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掀起的一阵鼓噪并不在意。他以为过两三个月，这件事就会被忘掉。但很快他就发现，鼓噪变成了轩然大波，招来了非常麻烦的后果。

这件事的结果是，书刊检查机关要对《现代人》进行长达3年的管制，编辑部受到严厉的训斥。并受到警告：如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杂志将禁止出版。《诗集》四年内不准再版。

过了几个月，涅克拉索夫从国外回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见面便自责，因为他的过失极大地损害了《现代人》。

涅克拉索夫听后表现得很豁达，说：

“是啊，这当然是个错误：您没想到，既然我没有将《诗人与公民》刊登在《现代人》上，就说明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

仅此而已，以后再也没提到过这件事。而且丝毫也没有改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任，继续把他当作《现代人》最重要的一个编辑。

这年12月份，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

“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个好样的。请记住我的话，这是俄国未来卓越的报刊编辑和撰稿人，他比我这个罪人要纯洁。”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工作遭到挫折的日子，个人生活也遇到麻烦，心情大受影响。

妻子奥莉佳这时正怀第二胎。因为医生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曾提出过警告：她以后再生小孩就有致命的危险！

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爱妻子，他以惶惶不安的痛苦心情，等待分娩日期的临近。他一向沉着镇静，这一次再也沉不住气了。从1856年秋天起，不安的心情就完全破坏了他的正常生活，心乱如麻，甚至不能安心写作。

在紧张的心情中度过了大约四个月。次年1月7日，奥莉佳终于平安生下了小儿子维克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终于平静了下来，以十倍的精力又投入了《现代人》的编务。

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手提旅行袋、身穿破旧衣裳、举止腼腆的青年人突然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这人是萨拉托夫的地主，名叫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赫梅捷夫，从前在家乡见过面。他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把庄园和财产都卖掉了，决定永远地离开俄国，虽然他热爱祖国。

从后来的谈话里才弄清楚，巴赫梅捷夫受到社会主义文学，特别是赫尔岑作品的影响，思想发生了突变。决心与旧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要到太平洋上的法属马贵斯群岛上去建立一个农业公社。完全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的新生活，让人们兄弟般地相处。他还想顺便到伦敦去会见赫尔岑，把他卖庄园所得的一大部分钱，捐助赫尔岑用于宣传俄国的事业上。

客人告别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送他一程。他们便一同出来，边走边继续谈论巴赫梅捷夫的计划。越谈越入迷，不知不觉在丰坦卡沿岸大街上来回逛了一整夜。

巴赫梅捷夫这个不寻常的人物，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印象：此人生活中的某些特点，为后来塑造小说《怎么办》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这个形象提供了素材。

巴赫梅捷夫果真言行一致。到了伦敦同赫尔岑会见，把20000万法郎捐赠给《钟声》报作为宣传之用。至于他到马贵斯群岛的情况如何，是否实现了建立公社的计划——这就不得而知了。

3. 尼古拉三杰

就在编辑部人手最紧张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前来加盟，给《现代人》凭空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杜勃罗留波夫是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当他还在学习期间，思想上已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学生中间建立了秘密小组，学习、宣传革命思想。1856年，他把一篇论文投寄《现代人》杂志，希望能够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仔细阅读了来稿，觉得很有见地，当即约来编辑部面谈。两位年龄相差8岁的年轻人，一夕畅谈之后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信念、以及精神气质非常一致，好似乃兄乃弟一般。这一次长谈，奠定了他们日后亲密的战斗友谊。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这位21岁的大学生思想早熟、知识广博、目光深邃，对各种问题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投来的论文是他的处女作，但已经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文学才华。当时他就非常赞赏杜勃罗留波夫的才能，手边的确也急需人才；但出于对朋友的爱护，还是劝阻这位小弟弟暂时不要离开学校，最好等到毕业后再出来工作。

等到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参加了《现代人》编辑部。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文学评论和书刊介绍栏交给他去负责，他本人脱开身来，全力去抓更为重要的栏目——即政治、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栏目，以及研究更为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

这样一来，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加上新来的杜勃罗留波夫，三人分工合作组成了编辑部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共同支撑起这份杂志。这辆三套马车合作得很协调。涅克拉索夫善于用人，三人共同拟订每期的计划，他自己不很在行的问题，给助手们充分的自由去处理。说来也巧，三个人的名字都叫做尼古拉；于是人们称他们为“尼古拉三杰”，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自从担任杂志的领导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考虑好一个改革《现代人》的计划。现在充实了力量，有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他决心将计划付诸实施。

他计划彻底扫除旧习气，摆脱盲目仿效西欧的作法。调整杂志的内容，大力充实学术栏。精选优秀的原著，取代译作和编译的文章。压缩

“综合栏”的篇幅，为学术栏目让路。取消“时尚”栏，诸如巴黎的戏剧、外国的趣闻逸事、浅薄庸俗的小品之类，没有必要占据版面。小说评论的分量应该降到第二位；多评论内容严肃而实际的书籍。同时多发表一些密切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民命运的文章。这个改革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现代人》办成一份反对沙皇农奴制、变革现实的有力武器。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逐渐成为公认的《现代人》杂志思想上的领导者。接着又有米哈伊洛夫、谢拉科夫斯基两位志同道合的新人参加进编辑部工作。从1857年起，还不满23岁的杜勃罗留波夫开始主持评论和书刊介绍栏；米哈伊洛夫分管诗歌，谢拉科夫斯基编写国外消息。

涅克拉索夫的住宅，当时被称为“文学客店”。它共有四个房间，来访者熙熙攘攘络绎不断：有熟人和朋友，还有与《现代人》相关的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经常在涅克拉索夫住所工作，三人便于随时磋商。即使有客人来访，工作也不因此稍有停顿。

晚上，《现代人》的一些同仁常聚集在涅克拉索夫的书房里交谈。在这种时刻，涅克拉索夫总是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叫来一块儿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碰到熟人便活跃起来，谈得非常生动有趣。

每星期在涅克拉索夫住所都要举行一次编辑部午餐会。为《现代人》撰稿的作家都应邀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般不愿意出席这种集会，涅克拉索夫一定要请他参加。因为他善于和监督他们杂志的检查官周旋。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回忆道：

“自然，倒霉的检查官不知不觉地在这里扮演着可怜的角色。一般说来，只有我能用愉快的谈话使他不感到那么孤独——我参加午餐会就是为了要起这么个作用。”

现在可说是《现代人》的鼎盛时期，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在尼古拉三杰的领导下，所有同仁齐心努力，使《现代人》成了当时最富有战斗性、在读者中享有极高声誉的文学杂志。

涅克拉索夫重用改革派年轻人、杂志彻底转向革命立场，不可避免地要触怒贵族自由派作家群。他们指责涅克拉索夫偏爱“乳臭未干的中学生”（这是他们对杜勃罗留波夫的蔑称），又嫌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太死心眼。但涅克拉索夫没有让步，他的心完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

奇怪的是，贵族自由派作家尽管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智力上和道义上的巨大力量。大家公认，在《现代人》的编辑和撰稿人中间，屠格涅夫公认最为博学多识。而屠格涅夫曾亲口对涅克拉索夫说：

“我很奇怪，刚离开校园的杜勃罗留波夫，怎么会对优秀的外国作品了解得这么扎实透彻！记性也很了不得！”

涅克拉索夫回答道：

“我已对你说过，他的脑子非常好！指导他的智力发展和教育他的，准是最杰出的教授！老兄，这是天生的俄国才子……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它表明俄国人智慧的力量，尽管社会的生活条件是那样不利。再经过10年的文学实践，他们在俄国文坛上将会起到与别林斯基相同的作用。”

然而无须等待10年，在很短的时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就在俄国文学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对这一时代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国内阶级矛盾达到白热化。封建农奴制度摇摇欲坠，帝国已如大厦之将倾覆。克里米亚战败后，全国上下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农民问题成了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新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己也承认，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革命，倒不如主动采取措施，由上面下令来解放农民。

1857年初，沙皇指令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着手起草农奴制改革方案。

围绕农奴制改革的办法，社会上的舆论不外乎两种态度。革命民主主义派代表广大农奴的要求，竭力主张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农奴制，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与此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和农奴主。他们希望保存沙皇专制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自上而下实行有限的改革。其代表人物卡维林说得很直白：

“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可以使俄国保持500年的稳定。”

两派力量针锋相对，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思想领袖，历史性地落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通过《现代人》杂志传遍了全俄国，教育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随着名气的增大，他家里来访者络绎不绝，经常高朋满座。每逢星期四约定俗成有一次大型聚会。这种时刻，他的客厅里可以见到各种职业和地位的人物：文学家、教授、军职人员、大学生和普通群众；自然而然这里形成了一个国内进步思想的交流中心。

他的妻子奥莉佳是个贤内助。她热情帮助丈夫接待宾客，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每次聚会丈夫和友人密谈时，她就领着大家在一边唱歌、跳舞、说笑逗趣，好像在开家庭游艺晚会似的。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俄国出现了许多分散的革命小组织。其中很多都与他的这个“中心”有联系。最大的一个秘密革命小组名叫“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接参与下建立起来的。该小组的领导人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他的学生和战友。

1862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倡导下，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象棋俱乐部”，成员达到100余人。名义上是消遣娱乐，切搓棋艺，实际上又是一个秘密活动集中点，成了“土地与自由社”的外围组织。

这段时间，在国外也形成了一个俄国革命中心，与国内的革命力量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为首的是老一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流亡伦敦的著名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他们在伦敦建立了一家“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5年开始出版一种不定期丛刊《北极星》。丛刊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精神，刊登国内被禁的作品。

1857年又创办了《钟声》杂志，公开主张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还人民以言论自由，取消报刊检查制度。他们在海外团结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宣传革命思想，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毕竟是个文化人，他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使用批判的武器。他主持下的《现代人》杂志从1858年第五期起，专门开辟一个栏目，讨论农奴制改革问题。其中大部分文章出自他本人之手。他利用问题讨论的方式，揭示了农奴制的不合理，分析了废除农奴制的迫切性。尤其是他写的《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一文，鲜明地提出：无偿把土地分给农民，无条件彻底解放农奴。这篇文章立刻引起沙皇政府的警觉。

书报检查总局认定，该文完全违背政府意图，恶意攻击政府。宪兵头目亲自下令，严厉追查文章作者；给予审阅这篇文章的检查官以警告处分。同时责令教育部长从严把关，绝对不允许再刊登类似文章。

第九章　　峥嵘岁月文坛事

1. 编《军事文集》

自从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加入《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有可能抽出时间干点更重要的事情。1858年机会来了，军事科学院邀请他主编《军事文集》。

我们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萨拉托夫中学任教之前，曾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几个月的文学理论课。他能够到武备中学任职，全凭韦津斯基的帮助。韦津斯基早在1852年，已经是军事学校俄语和文学课的教学组长，在军校教员中声望很高。从萨拉托夫返回彼得堡后，再次来到第二武备中学，接替韦津斯基的课程。但在这里任职不久——总共只有几个月时间。

他之所以离开这所学校，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造成的。

那天课间休息时，一个班里的学生不知为了什么吵闹起来。值日军官还没来得及把这个班的秩序弄好，另一个班又吵了起来。这时休息时间已过，教师陆续走进教室到各班上课。车尔尼雪夫斯基拿着课本已经走进教室，可这个班的喧哗仍未停息。这时候值日军官跟在他后面走进来，要斥责学员维持秩序。车尔尼雪夫斯基转过身来阻止军官，说道：

“现在您不能进来！”

值日军官感到受了委屈，课后向领导提出申诉，要求这位教员向他赔礼道歉。车尔尼雪夫斯基断然拒绝这个要求，马上提出辞呈。接着便参加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

不过他在教书这段时间，结识许多军内人士；离开武备中学后仍然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后来的客人中，经常能够碰到军人：有军官，有总参谋学院的教师和学员。随着政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的增长，他对俄国军官中先进人物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再后来，杜勃罗留波夫通过他的介绍，也和军人建立起了联系。他曾经打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和米哈伊尔，安排到武备中学去教书。

且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的军人中，有一个近卫军团的军需官卡尔采夫将军。此人还是位军事作家兼军事学院战术教授。正是这位卡尔采夫将军，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出任主编，办一份军事专业杂志《军事文集》。

出版这么一份杂志的设想，是参谋学院教授米柳京在1856年就提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形势迫使沙皇政府考虑进行某些改革。其中军队改革的问题占有显著的位置。米柳京在报告中指出：军官们养成了轻视科学的习惯，认为科学只对考试有用，在实际工作中根本用不上。他们逐渐迟钝，变得不善于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份面向广大军官阶层的军事杂志，提高他们的军事水平，并有助于在他们中间传播文化。

米柳京的想法当时未获实现；因为不久他被指派到高加索集团军，离开了彼得堡。但他设想的这份杂志，1857年底独立近卫军团司令部重新提了出来，自然就水到渠成。为了最后落实出版《军事文集》的计划，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上报的意见书年初获得皇上“恩准”。

该计划最后决定，杂志内容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官方文件（沙皇诏书和军方的命令）；二、军事科学论著（战术，战史，军事统计学，军事行政，筑城学和炮兵学）；三、文艺（军队生活故事，回忆录，游记，传记）；四、综合类（包括书刊评论）。

时任近卫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的卡尔采夫将军，希望吸收有经验、有声望的文学家参加新杂志的编辑工作。于是便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肯定地说，委员会当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毫不了解，否则决不会走这一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委任为《军事文集》主编，主要是负责给文章润色。因为大部分来稿的文字很糟糕，不加工达不到发表水平。全部稿件由他最后审阅，看是否言之有理，文笔是否通顺，最后决定取舍。此外还负责管理杂志的庶务工作。派给他的两名助手都是军事学院的教师，一位阿尼奇科夫中校，另一位是奥布鲁切夫大尉。他们只负责纯军事内容的文章，从军事角度评价它们的价值。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这是一个在军界广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的好机会，就认认真真担任起《军事文集》的主编来。

他本人并不想在《军事文集》上发表东西，而是沙里淘金，挑选投到编辑部来的稿件。为了在军官中培养写作的志趣，编辑部往军队各单位发布了消息。又在《俄国残废军人报》上刊登征集稿件通知，邀请军官们支持新杂志的工作。这个通告由车尔尼雪夫斯基起草，通告的结束部分写道：

“许多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而又深谙业务的人，难于通过报刊将他们的成果公之于众，只因为他们被所谓标准语言的要求吓住了。但是，精通专业以及正确的观点，比华丽的词藻更为重要。假如文章出自这样人士之手，又能清楚地表达思想，那么这种文章将会因其内在的优点而受到重视……”

一开始编辑部就遇到来自书报检查机关的干扰，第一期拖到5月份才出版。不过杂志出版后在军队中很受欢迎，《军事文集》的周围形成了几十名军官组成的创作积极分子。第一年，发行量达到了6000份，而且仍在不断增加。这个数字在当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军事文集》第三期上刊出了这样一则通知：

“订户数目超过了编辑部的预料，因此第一期杂志已重印。但第一次印刷本和重印本俱已订完，本年度恕不再接受新订户。”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是《军事文集》主编，但他没有军籍，属于编外的职务。这样他可以少受约束，不依附于将军们。好在他的助手阿尼奇科夫中校和奥布鲁切夫大尉，都是他的知交，思想比较一致。他们尽量贯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编辑方针。奥布鲁切夫大尉写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背景》、《论武装力量及其体制》两篇论文，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写成的。文章中有这样的阐述：

“国与国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斗争从实质上讲，与其说靠军队解决，不如说靠有关民族本身的相对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主要力量在于人民；靠人民能办到的事，单靠军队就远不能办到；今后，只有那些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善于发挥人民的潜在力量并用之于使国家变得伟大的政府才是强有力的。”瞧，简直就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如出一辙！

《军事文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下，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彼得一世、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俄国军事家的优秀传统。同时大胆正视军队的阴暗面，揭露了军事当局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暴露出的问题。编辑部从来稿中选择一些重要问题供人们讨论：如像废除体罚尊重士兵的人格、改革兵役义务减轻百姓的负担、反对“兵窃”（军官克扣、偷盗士兵的给养）、提高军官素质等等。

编辑部抱有一个善良的目的，想解决军队中自古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舞弊行为。可惜根本行不通，尖锐的揭露捅了马蜂窝。

《军事文集》的这一倾向，肯定要引起上层军官的敌视。有的人立刻大喊大叫起来，说军队纪律被破坏了，说《军事文集》在军队中宣传革命。参谋副官苏马罗科夫伯爵和勒热武斯基伯爵，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军事文集》。而且其中的一位直接指责《军事文集》编辑部在散布“有害的错误观点”。

军内书报检查官施蒂默尔上校早就紧紧盯住这份杂志，他给上面写了一个反映《军事文集》问题的情况报告。

武装部长接到报告后，叫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一份检查呈报沙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份说明书，驳斥了施蒂默尔的指责：他“对荣誉的理解，和俄国军队大多数军官的理解不一样”。“《军事文集》的这个方向不是编辑部，不是近卫军团的领导，而是俄国军队的军官们自己所赋予的。”

尽管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将书报检查官的指控一一驳倒，尽管卡尔采夫抱怨军队书报检查官吹毛求疵，埋怨武装部长本人对这个刊物采取敌视态度；但那些反对《军事文集》的大人物寸步不让。结果是《军事文集》只出了7期，杂志被迫暂时停刊。编辑们受到申斥，全部被撤换；卡尔采夫本人气得生了一场大病。

1858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辞职。他离开之后杂志再度复刊，完全置于武装部长的控制之下。这个部长任命一名少将为杂志的新主编，《军事文集》便成了一份纯官方性质的刊物了。

由于《军事文集》事件，加上在《现代人》上发表的《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沙皇政府简直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为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厅已将他列入危险人物黑名单，派出大批密探随时加以监视。

一副罪恶的黑网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悄然张开。

2. 衔命伦敦行

1859年夏天，伦敦出版的《钟声》杂志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杂志来。老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现代人》编辑部同仁之间，发生了一场内部大混战。

导火线是杜勃罗留波夫写的一些评论文章。

在这之前几个月，杜勃罗留波夫提了个倡议，《现代人》新开辟一个名为《口哨》的栏目，借助嬉笑怒骂抨击社会的弊病，鞭挞丑恶与奸诈。

按照杜勃罗留波夫的想法，《口哨》栏的矛头不仅是要对准露骨的反动派，也可以适当批评批评那些“抱残守缺者”和所谓的“进步分子”。进步而冠以“所谓”，是特指当时某些也在高唱暴露文学、实则“小骂大帮忙”的文人。

当时确有一批很时髦的“暴露”作家，他们只热衷于在“上面”允许的范围内批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仅不会动摇专制政权，相反，它把社会的注意力引离事情的本质，让人们忽视“这台某些人竭力加以修复的机器已经是破烂不堪”。而且，这类对旧制度毫毛无损的时髦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民主的假像。似乎允许人们自由说话，文学作品可以干预社会生活。

对这种人幽他一默又有何妨？

杜勃罗留波夫不仅在《口哨》栏，而且还在自己的长篇评论中无情地揭露这类所谓的“暴露文学”。他在《现代人》4月号上发了一篇《去年文学琐事》，尖刻地嘲笑了暴露派小说家们的那套雕虫小技：

“倒霉的是那些录事、区警察局局长、市议会秘书、区监督。遭殃的还有警士和乡村警察。即便有时触及省一级的官吏，这样的暴露文章大部分也是用以下公式炮制的：突出一个极为高尚的省长，这是省内上下的大恩人，他主张一切按法律公开办事。他身边总有两三名心地善良的官吏，由他们来惩处有各种舞弊行为的人。……但是请仔细听听这种暴露文章的腔调吧，每个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一切丑恶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区警察局长狡诈，警士们粗暴。”

这一新的栏目果然博得了读者的赞许，但贵族自由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为恼火。

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1859年突然在《钟声》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非常危险！》。文章对《现代人》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似乎《口哨》的方向大错特错，是在扼杀刚刚起步的言论自由。并把《口哨》栏目的撰稿人，和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动政府混为一谈。他在文章的末尾作了侮辱性的暗示：

“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丑们忘了，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吹口哨，不仅可能滑到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那里，而且还可能（但愿千万不要）滑到斯坦尼斯拉夫那里……”

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都是办反动杂志的俄国作家。用他们来类比《现代人》杂志的同仁，必然会挑起一场文坛大论战。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赫尔岑与《现代人》杂志的革命策略也格格不入。就思想倾向而言，赫尔岑更接近于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中的自由派。此时他仍然相信，可以凭借沙皇和贵族的仁慈，使俄国人民的状况得到改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处境、政治态度，以及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相信人民，号召人民觉醒起来。而赫尔岑呢，按列宁的话说，则“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俄国，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

6月5日清早，情绪激动的涅克拉索夫来找杜勃罗留波夫，告诉他流亡在伦敦的赫尔岑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来。涅克拉索夫本人还没有见到那期《钟声》杂志上的原文，但在俱乐部里别人跟他说，《钟声》杂志的那篇文章，暗示《现代人》已被当局所收买。当天杜勃罗留波夫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这事属实，那么赫尔岑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报刊上如此轻率地评论别人，太蛮横了。我越是琢磨这个消息，就越相信这仅仅是涅克拉索夫的感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暗示。必须尽快弄到《钟声》杂志看看那篇文章，然后才好决定怎么办。至少应当给赫尔岑写封信，把问题解释清楚。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老是忐忑不安，仿佛在我口袋里找到了莫名其妙地落在里头的别人的钱……我个人并不因为赫尔岑的刻薄而感到很失望。不得已时，我可以和他论战一番；但涅克拉索夫却焦躁不安，因为赫尔岑在我们社会的优秀分子中影响很大。暗示被当局收买这件事特别使他感到受侮辱，他几乎下决心要亲自到伦敦去做一番解释，说这种事完全可以导致决斗。我不明白，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我也觉得必须进行解释，为此我愿意前往……”

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都认为，同赫尔岑见面时应力争使他收回那篇文章。伦敦是非去不可了，但不是他俩，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涅克拉索夫觉得选杜勃罗留波夫去不合适。他担心杜勃罗留波夫心直口快，话语尖锐，谈判容易弄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赫尔岑“决计不会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承认这些话不真实，就会在读者心目中贬低自己。”

但涅克拉索夫一再坚持和恳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很不愿意，但还是同意衔命伦敦行，去和赫尔岑交换意见。

得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上述文章的第五天，涅克拉索夫就给《现代人》杂志办公室主任伊波利特·帕纳耶夫写了封信。请他“今天尽早”提取车尔尼雪夫斯基“明天出国”要用的款子。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赴伦敦的路途上时，他的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却在萨拉托夫等待儿子回来。6月26日，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伦敦那天，父亲寄了一封信去彼得堡给儿子和儿媳奥莉佳：

“我亲爱的孩子，你们本月16日写的信，23日收到了……我没想到，没猜到我亲爱的儿子会出国，并且还要到伦敦——我们还准备本月23日迎接你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伦敦逗留的时间不长，6月30日他便启程回国。和赫尔岑面谈了两次，其中的细节外界知道得不很多，但交谈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

大致情况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向他谈了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责难赫尔岑把《钟声》办成所谓的“暴露性的”杂志：

“如果我们的政府稍微有点头脑，它本会因你们的暴露而感激你们；这类暴露使它有可能比较冠冕堂皇地对自己的爪牙严加控制，同时又不使国家制度受到触动。而问题的实质正好在于制度，而不在于那些爪牙。您本该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比如立宪的，共和的，或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切暴露才算重申了您的基本要求……”

由于感情过于激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眼泪夺眶而出。赫尔岑几次想打断他的话进行反驳，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说还没有讲完，不过很快就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完后，赫尔岑昂然地扫了对方一眼，冷冷地、教训式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是的，根据你们狭隘的党派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从一般的逻辑观点来看，这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说明是正确的。”看着那副神气的样子和最后的表态，车尔尼雪夫斯基大为惊愕，顿时心乱如麻……

尽管观点相左，有趣的是两人对对方的评价却那么相似。

车尔尼雪夫斯基眼中的赫尔岑：

“真是个聪明人……可惜远远地落后了。他至今还以为他是继续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说俏皮话挖苦人，是在和一位老学究拌嘴呢。然而，今天时代在飞速前进，一个月等于过去的10年。仔细一看——他还是莫斯科老爷的那个脾气。”

赫尔岑反过来则说：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聪明而又如此自负，这尤其令人吃惊，因为他深信《现代人》杂志乃是整个俄国的中心。我们这些罪人早就被他们埋葬了。我觉得只是他们的倒头经似乎念得太早了——我们还要再活一阵子呢。”

且不管事实如何，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开伦敦不久，《钟声》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文中谈到：

“在第44期上，我们曾提醒我们那些猛烈攻击暴露文学的俄国同行，他们这样做有意无意地在给训导委员会帮忙。如果我们使用的讽刺被看成是侮辱性的暗示，我将十分难过。我们凭良心请你们相信，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无此想法；如若有此想法，我们就不会是这个揭露法！……我们并没有指任何一位文学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出自谁的手笔——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说几句话反对这些文章。并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忠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860年初，《钟声》杂志第64期刊登了一篇《外省来信》，作者署名“一个俄国人”。作者究竟是谁难以考证，但这封信的立场观点和语言风格，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清楚地论证，不应该相信沙皇的“善心”，因为这种信任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伊始，尼古拉紧紧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稍微松开了一点，于是我们便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一个个诏书下达之后，大家都弄得晕头转向——似乎万事大吉了，农民有了土地，自由了。大家都在谈论中庸之道，谈论各方面的进步，但却忘了农民的命运已交给了地主，而地主是不会放过任何得利机会的……

“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老沙皇式的獠牙来……对沙皇的信念，已经贻害俄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念……只有武力才能从沙皇政权手中为人民夺得权利……只有争取来的权利才可靠。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管用！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促使问题和平解决，您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请您改变腔调吧，但愿您的《钟声》不是招呼人们去作祈祷，而是向人们报警！您号召俄国人拿起斧子吧！”

赫尔岑对这封信的回答，再次证明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多么严重。

“只要还存在一线不用斧子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就拒绝号召人们“使用被压迫者的最后一着——斧头”。

文学艺术上的争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往往短期内很难争个是非。然而《钟声》杂志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辩，却很快由沙皇用实际行动替他们作出了结论。

那就是两年后沙皇政府对农民实行血腥镇压，农民的鲜血擦亮了赫尔岑的眼睛。他终于结束了彷徨和动摇，毅然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他的《钟声》杂志随之转变了态度，第96期上写道：“旧的农奴制为新的农奴制所取代。总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人民被沙皇欺骗了！”

从伦敦回来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了趟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9月1日返回彼得堡。

3. 分道各扬镳

俄国全社会围绕农奴制改革问题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领域。

在文艺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组成的进步阵营，以文学为武器，抨击丑恶、针砭时弊，为人民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一批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集结成营垒，把文学当做欺骗人民、巩固农奴制度的舆论工具。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渗透进了《现代人》杂志的内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分裂。

《现代人》杂志，曾经努力团结一批进步的贵族作家，引导他们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创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学天才。如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在这家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优秀杰作。每当这种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表示真诚的欢迎，著文给予足够的评价，向广大读者推荐。

1859年9月16日，屠格涅夫从巴黎给赫尔岑写了一封信，中间问道：

“其实，我给你写信，为的是想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真的拜访过你，其目的是什么，你觉得此人如何？”

屠格涅夫之所以这样提问，当然事出有因。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此人究竟如何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学评论，看作是纯学术研究；总是把文学评论与宣传革命思想密切结合，而赋于鲜明的战斗性。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价每部作品，主张好的作品应该是“生活的教科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教益。他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文坛的动向，旗帜鲜明地支持一切积极、进步的新事物；毫不留情地批评落后、有害的倾向。

用他的话说就是：

“评论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价。评论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播。”

1856年发表的评论奥加廖夫《诗集》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60年代的革命人物，应如何对待贵族分子的革命性的问题。指出文学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历史舞台的匆匆过客。他在文中论述道：

“奥涅金被彼巧林所代替，彼巧林被别尔托夫和罗亭所代替。我们听到罗亭自己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指出一个可以来代替他的人。我们在等待这个继承者，他从幼小时候起就熟悉真理，并不是抱着战栗的狂热、而是怀着欢乐的爱来观察我们；我们盼望着这样的人以及他的朝气蓬勃、同时又是平静果决的言论，从这种言论中听到的不是对生活表示胆怯的理论，而是证明理论能够支配生活，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同他的信念取得统一。”185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文章《幽会中的俄国人》中，讲得更为直率。对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中那位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软弱无力的主人公进行了批评。贵族文学最宠爱的人物，所谓“最优秀的分子”不过是“多余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新人”的榜样。后者正准备去和他们所痛恨的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作殊死的决斗。其实，他翘首盼望的新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几年之后，他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终于出现了新时代人物的模样。这些“新人”坚强、沉着、果断；他们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憎恨夸夸其谈和孤芳自赏。他们和周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小说家霍桑的文章，间接涉及了长篇小说《罗亭》。

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又发表了评论《前夜》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这篇评论成了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最终决裂的导火线。

杜勃罗留波夫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分析得出俄国社会已处在大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并大声疾呼革命“新人”的出现。

“每一天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另一天的前夜。这一天，它到底是要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的：总共只有一夜之隔吧！”

这种革命性的诠释把屠格涅夫吓坏了。本来他对革命民主主义就格格不入，他羡慕的是温和的、贵族的立宪制。

由于《现代人》坚定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终于导致了编辑部内部的分裂。先后有一些徘徊于贵族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作家，如格里戈罗维奇、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文坛名家，纷纷脱离了《现代人》。1860年初，在一次文学朗诵会上，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期而遇。两人话不投机，就围绕《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争论起来。最后屠格涅夫气冲冲地说：

“对于您我还可以忍受；但是对于杜勃罗留波夫我就不能了……您是一条普通的蛇，而他却是一条眼镜蛇！”

他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刊登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写了一张只有两句话的便笺：

“任您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

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有着长时期的私人友谊。但事关政治立场大是大非，这位主编拒绝了老朋友的要求。

后来，涅克拉索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了一首诗《致屠格涅夫》。诗中回忆起当年曾经并肩战斗；惋惜他“吹灭了自己的火把”，“对年青人的热情发出怨言”，“渐渐听不见狂暴的皮鞭的鸣响和人民的幽幽哀怨”。最后诗人鼓励老朋友不要动摇，继续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写作：

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

人民的忠实的朋友，

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

在杯底——就是自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屠格涅夫再也没回到《现代人》的朋友中间，还单方面发表了一项声明，彻底拒绝继续为《现代人》撰稿。这样一来，他们之间首先为《现代人》撰稿的稿约协议，从此便失去了效力。

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与革命民主主义方面完全对立。当初他曾站在德鲁日宁一边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胸怀坦荡，把个人恩怨置之度外，尽量设法去争取、团结这位极富艺术才华的作家。1856年11月，他得知托尔斯泰要到彼得堡来。当即和涅克拉索夫商量，“我要去看望他，不知是否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样，不论是对他或是对《现代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一个月后，他又专门写了文章，评论托尔斯泰的创作。对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满怀热情、毫无偏见地对其艺术特色作了非常精当的评价。

可是，托尔斯泰还是离开了《现代人》。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尼古拉三杰坚持杂志方向的决心。

在《现代人》1862年的出版情况通告里，有如下的申明：

“《现代人》的方向是读者所了解的。在继续将此方针尽可能地贯彻到学术和生活的各个栏目的同时，编辑部近年来不得不考虑可能要改变对某些（主要是为小说栏写稿的）撰稿人的态度。过去，当这些作家的写作倾向不十分明显时，其作品经常受到本刊读者的欢迎。本编辑部为不能继续获得这些作家的赐稿而深表遗憾；我们期待他们将来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不想牺牲本刊的基本宗旨，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宗旨是正确和正当的。”

假如说，三年前当涅克拉索夫暂时不在《现代人》编辑部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关心的是如何把屠格涅克、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些作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难以实现的，他和这些人的道路不同。

在《论战之美》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离开《现代人》作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思想屠格涅夫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不再表示赞同。我们开始觉得，屠格涅夫先生新近写的一些小说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太一致，不像以前那样。那时我们不太清楚他的倾向，他也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于是我们分道扬镳了。”

反动文人暗暗高兴，断言没有了几位大文豪的支持，《现代人》将会一蹶不振。

没有了几位文豪，地球照样转动，《现代人》照样办下去。现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批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舍尔古诺夫、塔拉斯·谢甫琴柯、谢拉科夫斯基以及许多大学生和青年军官。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一起推动俄国的社会变革。这份杂志的影响反而迅速扩大，团结的群众不断增加，杂志销路节节上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威望迅速树立起来，近似于当年的别林斯基，只是范围更广。

第十章　　风雨铁窗苦著述

1. 潮起又潮落

1861年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废除农奴制法令，正式予以公布实施。

果然被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幸言中——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难怪沙皇在接见贵族代表时直言不讳：

“请你们相信，为了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凡是能做到的一切，我都做到了。”

这个“废除农奴制法令”，的确充分代表了贵族地主的利益。农民要想获得人身自由和一份土地，必须向地主缴纳数额巨大的一笔赎金，加上若干无偿的劳役。如此“解放农奴”，实在令全俄国农民大失所望。改革前农民辛辛苦苦耕耘成熟的沃土肥地，大多被地主抽回。而今只好以更为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赁土地来耕种。如此“解放”，无异于给农民戴上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锁。

那些日子涅克拉索夫正在家中生病。公布改革法令的当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前去探望病情。一进门就发现涅克拉索夫躺在床上阅读报纸上的法令文本，脸上流露出一派义愤之色。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马上站起来挥着那张报纸嚷道：

“看吧，这就是他们给的‘自由’！这就是他们给的‘自由’！”

车尔尼雪夫斯基倒显得异常冷静：

“这个结果早就在预料之中。难道还能抱什么希望？”

自上而下炮制的所谓“废除农奴制法令”，原本是沙皇统治集团打的如意算盘。既索取到大笔赎金，又平息掉社会矛盾，博得改革的美名。满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稳坐江山五百年，何乐而不为呢！一些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自由主义者，马上山呼万岁，趁机进献赞歌，颂扬皇上的德政。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假改革这套伎俩早就洞若观火，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如今他们冷静地观察、思考，积蓄着革命力量，相信又一个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从亲身的感受明白自己被沙皇欺骗了。长期渴望的解放竟是更加沉重的枷锁。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出愤怒的吼声！

统计资料显示，1861年内俄国总共爆发大大小小农民起义1200余次，大有燎原之势。规模最大斗争最烈的一次发生在喀山州的别兹德内村，附近的农民聚集在这里抗缴租税。他们高举红旗，喊出了革命口号：

“自由！自由！”、“全部土地属于农民！”、“再也不缴纳地租！”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果然露出了老沙皇尼古拉式的獠牙来。毫不犹豫地派出军队前往残酷镇压，当场打死打伤300多人。领头组织起义者安东·彼得罗夫被捕，很快被处以极刑。

农民起义带动了学潮。喀山大学的学生罢课游行，为被枪杀的农民举行追悼会，抗议沙皇政府的血腥罪行。首都彼得堡的学生奋起响应，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当局虚伪的农奴制改革和新颁布的镇压学生运动的条令。首都出动了大队军警宪兵，大肆逮捕游行学生。结果有数百名大学生被抓去，囚禁在克琅斯塔要塞。

消息传到国外，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发出抗议。赫尔岑主办的《钟声》杂志急剧转向，严厉谴责沙皇政府的暴政。

一场革命暴风雨即将席卷俄罗斯大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理想，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彻底摧毁农奴制度，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这时候，革命民主主义者们觉得革命时机成熟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力图将各地分散的、自发的起义农民，汇集成一股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力量。

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笔起草了《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在这篇宣言式的文件里，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政府所谓的农奴制改革的大骗局。沙皇就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与各地的地主是一丘之貉，绝不会把自由和解放白白恩赐给农民。文件劝告农民丢掉一切幻想，赶快举起斧头进行战斗。要求农民与士兵联合起来、将个别的、分散的起义农民团结在一起，才可能彻底推翻沙皇制度，获得土地和自由。

另一位战友谢尔贡诺夫起草了《士兵的同情者向沙皇的士兵致敬书》。诗人米哈依诺夫起草了《告青年一代书》。有一张传单最负盛名，题名《年青俄罗斯》。它满怀激情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大声疾呼：

“被折磨和被掠夺的农民，将和我们一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一天很快、很快就会到来，那时我们将展开未来的伟大旗帜，红色的旗帜。高呼：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万岁！——我们将向着冬宫进军，把住在那里的人消灭光。”

应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在当时是最激进的，也是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可是毕竟马列主义尚未产生，受到时代的局限，总体还未能超越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他不可能懂得，历史的进程自有其客观规律，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条件。他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农民起义上，却不知道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政党来领导。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分散的、自发的起义群众，岂是一通宣传、几张传单就能联合得起来的？更何况，此时沙皇的国家机器力量还相当强大，农民的力量相对弱小、思想觉悟又还很低。尽管英勇的起义农民前赴后继，但他们心目中的“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还不可能变成实现。

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不幸！也是俄国历史的不幸！

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先后被沙皇政府各个击破完全镇压下去。起义者和支持起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陆续遭到残酷的迫害。这一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经常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诗歌的米哈依洛夫，被宪兵逮捕入狱。下一个目标不言而喻该轮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了，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第三厅早就侦察得知，这个人是革命阵营的精神领袖，是一条“大鱼”。之所以没有立即加以逮捕，惟一的原因就是还没拿到证据。

1861年真是潮起潮又落：上半年闹革命风风火火，下半年跌落低谷灾难频频。到年底，首都彼得堡气氛异常紧张，大学校园不断出现学生请愿。当局经常突然戒严，进行大规模的搜查逮捕。12月14日，在赛特内依广场公开宣判诗人米哈依洛夫假死刑，并褫夺公民权，然后流放西伯利亚。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这几个月是黑色的日子。一连串打击接踵袭来，真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先是小的一个爱子不幸夭亡。不久父亲生病不治去世。在抗生素类药物问世之前，许多常见疾病都是可怕的致命威胁。人类的寿命是那么的短暂，人类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还没等他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11月17日，他最亲密的战友、天才的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又溘然长逝。他死于贫病交集，他死于忧郁愤懑；死时非常年轻，仅仅25岁！

这一次的打击来得特别沉重。杜勃罗留波夫是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中坚，是《现代人》杂志的顶梁支柱。在短促的有生之年，他写下了很多精辟的论著，为俄国的文学评论事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情同手足，心灵相通、苦乐与共；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管制下，他们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而今他英年早逝，有如一颗耀眼的流星横空陨落；无论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界或是文学界，都是非常重大的损失。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怀念战友更是久久悲痛难平。他在日记中写道：

“两个半月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带着眼泪而过去的。我也是一个有用的人，然而宁死我也不能死他，俄国人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维护者。”

诗人涅克拉索夫写下了一首《纪念杜勃留波夫》，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

一颗怎样的心停止了跳动！

哭泣吧，俄罗斯大地！但你很值得骄傲——

自从你在这天空下崛起，

你还没诞生过一个这样的儿子……

2. 被捕陷囹圄

为了搜集“罪证”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秘密警察第三厅紧锣密鼓行动起来，几乎想尽了各种恶毒办法，使出了各种卑鄙招数。

他们不断书写匿名恐吓信，警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住所四周安插便衣密探，日夜监视其行动和往来接触的人员。重金收买他家的佣人，充当官方的耳目。更有一帮御用文人为虎作伥，挥舞如刀之笔为政治迫害大造舆论。其中有一个卡特科夫，在《俄罗斯通报》上疯狂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

“你不杀人放火、你不打不砸，但是，在你的可能的限度内，你就做出完全和这些相当的行动。你有着……各种各样的狂暴行动的本性……”。

也不知是官方的走狗或是别有用心之徒，给第三厅投送黑材料故意伪造民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青年的头目，……是个诡计多端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你们不把他除掉，必然会酿成大祸，就会要流血。俄罗斯不应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哪儿都是危险分子……为了公共的安宁，把我们从他的手下解放出来吧！”

有的则公开叫嚣：

“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伙以及《现代人》一起消灭掉……这是社会的敌人，而且是极端危险的敌人——比赫尔岑更危险！”

更有毒辣阴险的一招。三厅暗中派遣一个名叫斯托马罗夫的文化特务，不时给《现代人》投寄几首翻译诗歌。逐渐混进杂志的作者队伍，从内部伺机进行破坏。

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火灾起因不详，大火蔓延很快殃及大片街区，烧毁了很多房屋和设施；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家产悉化灰烬。很快传出一种谣言，说这次灾祸乃是激进大学生和对政府不满分子纵火而起。有了借口，警察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在学生和知识界逮捕了很多嫌疑分子。同时强行封闭星期日成人学校、国民阅览室和象棋俱乐部。6月份，《现代人》和《俄罗斯言论》两家杂志被查封，勒令停刊8个月。

到了夏天，一个机会来了。

秘密警察在边境检查站发现一个可疑入境者。那人由英国伦敦来，从他的身上搜查出一封赫尔岑给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信函。内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准备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这里或者在日内瓦出版《现代人》。刊登这个建议吗？你以为如何？……”

警察当局得到这封信如获至宝，以为这下终于抓到了把柄，立即层层报告上峰。最高层批准后，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决定迅速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

7月7日深夜出动大批宪警突击抄家，搜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搜遍了每一个角落，抄走了全部书信和手槁。最后用马车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逮捕押走。

这时候宪兵司令和第三厅才如释重负：这件事干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市民群众，没有引起抗议骚动。他们立即向上峰汇报邀功请赏：

“感谢上帝，昨夜全市平安无事，……逮捕进行得很成功。”

消息传到国外，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赫尔岑感到非常震惊。这时的赫尔岑，回想起他们三年前的那场争论，真是后悔莫及。他诅咒沙皇政府，他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争取祖国人民自由的斗士、最优秀的俄国政论家之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赛三角堡中。这地方曾经关押过许多重要政治犯，有“俄国巴士底狱”之称。他被关在第11号牢房，这是一间石室，狭小、阴暗、潮湿而寒冷。

为了审理这一案件，政府成立了专门审讯委员会。可是令委员们大为尴尬的是，除了在边境获得的那封赫尔岑的书信，从抄家搜查得来的大量文稿和信件里，竟再也找不出任何顶用的“罪证”。警察机关软硬兼施，提出条件要求他与政府合作。只要含含糊糊承认有罪，便可从轻发落释放出狱。车尔尼雪夫斯基凛然不屈，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并要求当局马上无条件释放。在狱中他抗议当局对他的非人待遇，他10天拒绝进食，首开俄罗斯政治犯绝食斗争的先例。双方僵持不下，官司就拖延下去。这一拖就拖了将近两年，他被关在阴暗、潮湿而寒冷的11号牢房里，被折磨了整整678个日日夜夜。

沙皇政府必欲置这个危险的政敌于死地，费尽心机继续搜集证据、罗致罪名；可是仍然一无所获。最后黔驴计穷，竟使出了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官方伪造证据。

第三厅收买了一个叛徒B.柯斯托马洛夫。此人是个自由主义作家，曾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有过交往。由他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笔迹，伪造了一些犯禁的信件。为了做得更牢靠一些，又收买了一个无赖汉雅科夫略夫充当证人，让他庭审时证明这些假信的真实性。

这个雅科夫略夫，口袋里有了钱就天天进酒吧，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开庭那天，他又是酩酊大醉。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柯斯托马洛夫当面对质，他义正词严，驳斥得叛徒无言对答。轮到证人作证时，也不知是醉糊涂了或是良心发现，雅科夫略夫竟把受人收买如何奉命作伪证的事合盘托出。这一来弄巧成拙，那些审讯官出乖露丑，一个个狼狈不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庭宣称：

“无论把我关多久，即使我头发斑白，即使老死狱中，我决不会承认有罪！”

可是，枢密院依然根据业已破产的假证据，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罪，并上演了本书《引言》中描述的那场假死刑闹剧。

沙皇没有忘记论功行赏。他批示让打入《现代人》杂志的文化特务发一笔小财：

“皇上特旨，给予B.柯斯托玛洛夫一次性嘉奖500银卢布，直接从国库开支，以示奖励。”

过了两年，第三厅决定让这个“犹大”继续扮演文学家的角色。作出一个决定：

“为嘉奖B.柯斯托马洛夫的功绩，公款出版他的《全集》。所需的1366卢布35戈比经费，全部由我厅担负……”

财政部长拟定了一份收买叛徒杀害革命者的财政计划。1863年8月5日，他用暗语写信通知内务部：

“杀害激进的乐队指挥者，明晚9——11时，可从Φ.Τ.Φ.处领取1000卢布。他必须以自己母亲的名义先准备好一张收据；但不过，其母亲不应该知道此事的具体内容……”

再说铁窗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起10年前的往事。

记得和未来的妻子的几次谈话中，就预感到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曾对她说：

“每天都可能被逮捕……从我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证，可是却把我当作重大嫌疑犯。叫我怎么办？我只有沉默，沉默。可是，却缠住我不放，这是很使人讨厌的。如果我大胆而激烈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呢？那么，就很难出狱了。”

可见他早就有了随时被捕入狱的思想准备，也有了如何应付的策略。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身陷囹圄并不等于解除武装停止斗争。他准备长期坐牢，他的斗争武器就是笔、墨和纸张。

在等候审讯的情况下，他向当局提出一个正当而又合理的要求：你们知道我完全是靠卖文糊口的。而今被捕在押，家属孩子无以为生，因此要求允许在狱中读书和写作。不能再写政治论著，总还可以翻译一些外国文学，写一点无关政治、纯粹是家庭生活的消闲文艺小说之类罢。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侦查委员会正而八经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白说：

“顺便说说，我早就想成为一个文艺小说作家。可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不宜在年轻时代从事文艺创作，过早了也不会有成就。如果不是因为被逮捕中断写政论，因而非常缺钱，我也不会在35岁的年龄开始发表长篇小说。要知道，卢梭和英国作家戈德温都是大器晚成。小说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这是一种严肃而郑重的事业。它形式的灵活性，是通过厚实的思想内容来体现的，从而使读者受到启迪。所以，我搜集材料是为年老时搞创作而准备。”

他的这个请求，表面看来近乎天真；而暗中却充满了某种隐秘的机谋。

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及早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不是信中陈述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当初他是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和普及唯物主义看得高于一切的。目下他更不只是为了金钱才要求写小说。如今他身囹圄，只有选择写小说作为一种手段，在它的掩护下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刚好歪打正着，他的这封信骗过了侦查委员会的眼睛。警察们专心一意要寻找的是反政府的“罪证”，根本没把秀才做文章看成什么大事情。上面批准同意；但文章须经过委员会审阅。

于是，身居囚室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认真真做起文章来。在等待判决期间，他加紧翻译各种历史文献和文学名著。如像卢梭的《忏悔录》、贝朗瑞的自传片段、圣西门的回忆录片段、麦考利《英国历史》的个别卷、施洛谢尔的《世界史》、格尔温努斯的《十九世纪史》、纽曼的《美国史》、金莱克的《克里米亚战争》等等，都是在被监禁的1年零10个月期间翻译完的。当时为写卢梭传记准备的大量材料还保存至今，其中有上千页的卢梭文章摘录，和他所作的批注。后来因流放西伯利亚，《卢梭传札记》的写作被迫中断了；有关的手稿以及卢梭的著作，又没有寄往西伯利亚。

铁窗内的小说创作也大获丰收。写了不少中篇和短篇。完成了《阿尔菲利耶夫》，《小说中的小说》，《自传片断》和《小小说》。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长篇名著《怎么办？》

据统计，在678天里他总共写出了200多个印刷页的著作。当他的表弟佩平到监狱探望，替他送出大包手稿时，简直对他的超人毅力和写作速度感到万分惊奇。

3. 大器狱中成

1863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位穿着简朴的官员，经过铸造厂街时他的脚被一包东西绊了一下。开始那官员很高兴，以为财喜临门；可是很快就失望了，原来是一大摞文章手稿。上面有一个奇怪的标题赫然入目：《怎么办？》他等了片刻不见有人转回来认领。于是便步履蹒跚地往家走，思索该怎样处理这包东西。

过了一天，在《圣彼得堡警察署公报》上刊出了一则寻物启事。

“遗失手稿启事。2月3日，即星期日下午一时，在铸造厂街和巴塞恩街转角处，遗失一包物件。纸包内有装订整齐的一摞手稿，标题是《怎么办？》。若有人拾得这个包裹，请送到克拉耶夫楼房，交涅克拉索夫收。即付酬金50银卢布。”

寻物启事所要找的手稿，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长篇小说的前几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囚禁要塞的第五个月，就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他在受审和宣布绝食的同时，还不断利用间歇从事写作。1863年1月26日，手稿的开头几章上呈警察总监。总监只会侦察破案，未必懂得分析文章；按规章通过审查认为没有问题，便认可放行。趁表弟佩平探监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托他把手稿转交给《现代人》编辑部。涅克拉索夫不等小说完稿，就决定在《现代人》杂志上先行发表开头几章。那天他亲自把手稿送印刷所，可是他突然中道折回，心急火燎地对妻子说：

“咳，糟糕，我把手稿丢啦！……今天鬼使神差去坐简便马车，没坐轿式马车。这次距离很近，却把厚厚的一摞手稿丢了！”

就在涅克拉索夫发布手稿遗失启事的这天，恰好要塞医师向司令报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又一次宣布绝食。

4天过去了。在《圣彼得堡警察署公报》上接连登了三次遗失启事都毫无反响。涅克拉索夫打算到各家报刊去登启事，定出更高的赏格。第五天他在英国俱乐部吃中饭，收到家里一张便条：“手稿送来了……”

那么，这部多灾多难的《怎么办？》，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我们且抄录它的开头第一段以飨读者：

夜里——那一夜有云，黑沉沉的，——两点半钟，利坚桥中央忽然火光一闪，

发出手枪的声音。看守桥梁的听到枪声马上奔过去，几个过路的也聚拢了，但是发出枪声的地方竟不见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可见这不是杀人，而是自杀。

有些喜欢潜水的人，过了一会儿就拿出钩竿，甚至还拿来一副鱼网。他们钻进水里，摸索、打捞，结果只捞起五十来块大木片，尸体却没有找着，没有捞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自杀者是谁？为什么自杀？他（她）的命运如何？悬念迭起，使读者欲罢不能，完全是惊险侦破小说的手法。

其实这是作者故弄玄虚，以骗过呆头呆脑的书报检查官。这部在极为特殊条件下写成的小说，一点也不惊险曲折；正如他事先保证的那样，描写的是家庭生活。小说的结构很新颖，开场颇具匠心。全书共6章，每章的标题都是关于女主人公的婚恋纠葛。它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青年女子薇拉·巴甫洛芙娜抗拒买卖婚姻，在家庭教师罗普霍夫的帮助下双双逃离火坑，不久两人结为夫妇。薇拉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创建了一家缝纫工场。共同生活了大约两年，薇拉又对丈夫的友人吉尔沙诺夫产生了感情。罗普霍夫为了使心爱的人得到幸福，便设计了开头那个假自杀的场景，以摆脱这种爱情三角纠葛。他隐名埋姓悄然出国，几年后化名毕蒙特归来。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薇拉的女友卡佳，后来和她结了婚，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两个家庭又会面了，他们一直友好相处。

小说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事实依据。还在开始写这个长篇以前两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给妻子奥莉佳的信中说，他想编纂一本“知识与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供学者们使用，而且面向广大的读者群众。

“然后，我把这部书改编成普及读物，类似长篇小说的形式。里面羼入闲闻轶事，俏皮话，涉笔成趣，使所有的人，甚至除了小说什么也不读的人，都喜欢读它。……人们的头脑愚昧，他们贫穷而可怜，粗暴而不幸。应当向他们解释明白，真理在哪里，他们应当怎样思索和生活。”

《怎么办？》这部小说，是1862年12月14日动笔，到次年4月4日完稿，历时110天。它通过审讯委员会一章一章地审查，才在《现代人》杂志第三、四、五期上连续刊载。奇怪的是小说的每一章竟滑过了警察局这第一关。很可能是因为开头部分已经过审讯委员会过目认可；后来审查《现代人》杂志的官员，见手稿上已盖有上峰的印章和装订线，也就不敢说三道四提出相反意见。很难搞明白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审查过程出了漏洞，还是检查官先生有眼无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成功地愚弄检查官已非止一次。这一回巧妙地把政治小说说成是纯粹的“家庭读物”，当然起了掩护和麻痹作用。

小说《怎么办？》当然不会是纯粹的家庭纪事，而是寓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政治色彩很浓厚。小说中提出了一整套新的道德原则，塑造了新型的革命家拉赫美托夫，还为人们描绘出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

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完毕，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现代人》供不应求，被抢购一空，全国读者争相传阅。这时候政府才恍然大悟，自己干了一件多大的蠢事。于是急忙“亡羊补牢”，下令查禁这部小说，并将有关的检查官员撤职查办。

然而为时已晚无补于事。小说在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它所宣传的思想在千千万万民众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长篇小说《怎么办？》，可说是大器成于监狱中。这是作者有了革命斗争经验、思想已经成熟时期的成果。他在20岁写的小说《理论与实践》没能解决的问题，在《怎么办？》中得到了解决。那时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必然要出现新思想体系的人物。60年代生活本身给他提供了作品主人公的原型。

赫尔岑分析《怎么办？》的深刻社会意义时，曾有这样的评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洛夫及其朋友们，在俄国号召为资本吞噬的男劳动者和被家庭吞噬的女劳动者，去寻找新的生活。他们号召妇女通过工作以摆脱世代的约束、摆脱未成年女子所受的屈辱和靠作人姘妇而维持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最伟大的功绩。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是对现今苦难的回答，给在水深火热中濒临死亡的人送来了慰藉和希望，给他们指明了出路……”

小说《怎么办？》在国外很有影响，许多革命伟人都从中受到教益。

马克思非常了解这本书，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国批评家”。列宁青年时代的藏书里，就有《怎么办？》在国外秘密发行的版本，甚至谙熟书中的每一个细节。后来列宁曾给这部小说专门写过评注，可惜在战前出国时散失。不过在列宁的其他著作中，间接作出了评价：

“……请读者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请想一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

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出版的《〈怎么办？〉序言》中说过一段话：

“还在35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工人，刚刚踏入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时候，小说《怎么办？》就在我身上显示了深刻的、不可抗拒的影响。我还应当说，不管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没有一本文学作品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在我的革命教育上起着那样强烈的作用……”

第十一章　　苦役流放志不屈

1. 漫漫流放路

官司一拖再拖，不放不判实在说不过去了。官方最后根据那些假证据作出如下的判决：

“解职的九品文官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年35岁，图谋颠覆现行制度，计划暴动，起草煽动性宣言《告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并大量印行传播。据此，着即剥夺一切权利，流放矿山服苦役14年，然后永远谪居西伯利亚。”

判决书呈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示下来是：

“照此办理，惟苦役期限减半。”

1864年5月19日，从梅特宁广场押送回彼得保罗要塞后，等待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将是一场生离死别。

他的妻子奥莉佳和大儿子，佩平表弟，捷尔辛斯基，叶利塞耶夫，博可夫和安东诺维奇来到要塞为他送别。

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和镇定。大家没有哭，因为他本人显得很愉快，他们在会见室里作了倾心长谈……

他清楚地知道沙皇政府没有掌握像样的材料，罪证只有粗暴的歪曲和无耻的捏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亲人说：

“一开始我有权利说，现在我仍然有权利说，他们要对我提起公诉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放弃希望，他想到了流放地点继续写作，用笔名发表作品，挣些稿费在物质上帮助家庭苦度岁月。在分手的时候他对送行的人说，到了那里他一定写很多很多，寄给《现代人》杂志去发表。如果不能用他的名字发表，就用笔名，或者随便用个名字寄给编辑部。

可是他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他的作品即使用笔名也不可能在俄国发表，当局不会愚蠢到重蹈小说《怎么办？》的覆辙！

在赴西伯利亚前夕，他把在要塞里写的全部手稿和书籍开列了个清单，请求狱吏把它转交给表弟佩平。然而这一包作品被第三厅扣留，一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档案室里发现。

从彼得堡到苦役地涅尔琴斯克工场，相距数千里。要经过维亚特卡河、佩尔姆、叶卡捷琳堡、秋明和托博尔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面临着艰苦的漫漫流放之路。他的亲友为了减轻他长途跋涉之苦，在规定的日子里把轻便马车和必需品送到了要塞门口。可是当局耍了个花招，提前行动了。5月20日夜晚，由两名宪兵押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已乘驿站马车转移到托博尔斯克的流放犯管理局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行晓行夜宿，加紧赶路。官方知道车尔尼雪夫拥有不少崇拜者，特别关照押送人员要小心防范。

6月5日到达托博尔斯克，因为有一个星期的停留，把他临时寄押在地方监狱里。那里还羁押有一批波兰起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结识了其中的革命者斯塔赫维奇。

一些波兰人因事到监狱办公室去，回来告诉斯塔赫维奇：

“到办公室去看看吧，您来了个俄国老乡。”

斯塔赫维奇走进监狱办公室，马上认出这个囚徒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推测，车尔尼雪夫斯基会和波兰人同住政治犯大牢房。可是监狱长出来宣布：按照上峰的指示，车尔尼雪夫斯基必须单独关在秘密囚室。可是监狱长允许斯塔赫维奇有时可以到单人囚室去会见。

一次，斯塔赫维奇来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说：

“通知我说，在托博尔斯克的时间不长了，只有几天时间了吧。才放下行李一会儿又要打点行装。你有什么书吗？我想挑几本这两天看看，以免枯坐寂寞。”

从斯塔赫维塔说出的几本书名中，他借了丰克的德文原版《心理学》。过了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书时对他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本书中，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我们俄国的科学家，如，谢切诺夫，雅库波维奇，奥弗先尼可夫等。”

这次相识后，他们曾一同在亚历山大工场和在外贝加尔服苦役。

过了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托博尔斯克动身，要去伊尔库茨克，行程要三周。

那天他们乘船过河，当押解他的宪兵走开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马车夫：

“你为什么要当车夫？你有钱，却还要挣钱。”

“你说什么，老兄，上帝保佑你，我哪里有什么钱？一个钱也没有！”

“你说，你上衣怎么会有那么多补丁？。大概把钱装在补丁里保险些，是吗？”

车夫明白这是在开玩笑，就说：

“谁维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7月2日到达伊尔库茨克。因为地方长官也不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该在哪里服苦役。害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沿着安加拉河到乌索利耶；回到伊尔库茨克又沿阿穆尔大道转赤塔；最后从赤塔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里才是他服苦役的地方。

涅尔琴斯克苦役队的会计巴哈鲁可夫，回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初到苦役队的情况：

“1864年8月中旬一天的中午，宪兵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当时我正在矿山管委会值班。大家都得到特别通知，预先知道他要来。我们这些小官员只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是同一类型的人。后者早两年就来到工场服苦役……我们见他形容憔悴，面色黝黑，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的，架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透过镜片打量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惶惑，就走出去了……”

矿山管委会另一个职员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整夜都在房里踱着大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他对监视他的士兵说：

“睡吧，睡吧，亲爱的，您明天还要执勤。可是我们的同志很多，如果每来一个，您都得熬更过夜，那会累垮的！”

从涅尔琴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个哥萨克军士的押解下，下放到了靠近中国边境的荒僻农村卡达亚。

卡达亚是个不毛之地，荒无人烟，光秃秃的山岗上一派凄凉景象。没有灌木丛，也没有明净的湖泊。在一块陡峭悬岩上，有很多波兰起义者的坟墓；每座墓前竖立着一根木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埋葬着饱经忧患的战斗者的骨灰。而新的政治流刑犯，又络绎不断地押来卡达亚矿山。有单个来的，也有成批解来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彼得堡到外贝加尔，经过千里跋涉，人简直累跨了。加上水土气候不服，病得很厉害。矿山当局安排医生作了检查诊断，他得了坏血病和心脏病。根据病情，如果继续下井劳动，他的身体就无法恢复。因此允许他在警卫的监视下，到卡达亚简陋的卫生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他见到了早来两年多的革命战友、诗人米哈伊洛夫。

在涅尔琴斯克矿区，国家政治要犯的情况，由地方录事逐月上报。档案纪录：

“1、米哈依洛·拉里奥诺夫·米哈伊洛夫。34岁，前省府秘书。因恶毒散发传单，并参与了传单的撰写，旨在发动暴动，反对最高当局，撼动国家根基……根据1861年11月23日下达的最高命令，米哈依洛夫被褫夺一切权利，流放到矿山服苦役6年。卡达亚区段……在卫生院治疗……2、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35岁。退职九品文官。因蓄谋推翻现存制度，印发传单，煽动和号召农民暴动。根据国务委员会决定，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褫夺一切权利，放逐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服苦役7年。卡达亚矿山……在卫生院住院……”

住了半年医院，车尔尼雪夫斯基总算死里逃生出了医院。而他的好朋友重病卧床不起。1865年8月3日晚，车尔尼雪夫斯基获悉米哈伊洛夫病危，头上连帽子都没来得及戴，气急败坏地跑到医院。不顾卫兵的阻拦，想最后见朋友一面；可是年青的诗人已经长眠不起，离开了人世间……

关于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切消息，直到这时赫尔岑才知道。他在《钟声》杂志里再三提到卡达亚囚徒的悲惨命运，他们不求饶，“昂着头去服苦役。”

各地的朋友和同志没有忘记自己的导师。一位年轻的战友写信给赫尔岑说：

“您从事革命宣传15年，我们向您学习。同时，在俄国我们还向另一位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我们成长起来了，坚强起来了。大家毫无例外，……积极地从事共同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我不得不忍受着最卓越的同志和导师的牺牲，但我们决心为他们复仇！”

敌人也没有忘记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是那个睚眦必报而又批复“照此办理”的人。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年轻时和著名作家阿·科·托尔斯泰是好朋友。在冬季打猎的时候，托尔斯泰利用他接近沙皇的机会，决心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句公道话。当皇上问到俄国文学最近有什么新作时，作家很巧妙地回答说：

“俄罗斯文学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冤判而黯然失色了……”亚历山大二世勃然变色，打断作家的话：“请你托尔斯泰任何时候也别向我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2. 悠悠两地情

车尔尼雪夫斯基出医院后，被安顿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子里。这间屋子到处是缝隙，冷风不断钻进来，把他的风湿性关节炎折磨苦了。

流放的艰难和困苦都不在话下，只有抛妻别子使他深感疚歉不安。

他给妻子奥莉加写信：

“原谅我，我亲爱的小鸽子。由于我生性清高，没有让你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我对此太不在乎了。尽管在我本人的生活中，早就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变化也已发生了。但我没有估计到，这种变化竟长久地剥夺了我为你效力的机会。”

他们结婚的日子和她的生日，他记得很清楚，把它们当作节日来庆贺。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欢乐，我惟一的爱人，我的灵魂莉亚列奇卡！我好久没有像我心里渴望的那样给你写信了。现在，我亲爱的，我压抑着激动的感情，因为这封信不仅写给你个人，也可以公诸于众。要知道，这是在我们结婚的日子写的。我亲爱的欢乐，感谢你照亮了我的生活！”

从他们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了25年了。他喜欢她活泼愉快的性格，很赞赏她那种勇敢而泼辣的精神。譬如，她喜欢乘着三套马车，响着铃铛，唱着歌飞奔，相互竞逐！她敢于冒着风暴在海上荡舟。有一次，彼得堡遭遇洪水，她女扮男装，划着船去为别人抢救飘流在涅瓦河上的财物。

以前，她是多么善于创造欢乐啊！他们的客人都知道，奥莉佳在哪里，哪里的气氛就变得活跃，谈笑风生的。现在，他劝她别难过，别忧伤，要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尽情地欢乐！可是，又怎么能够呢？

奥莉佳呢，也和他一样，住在家乡苦苦相思。这个女子性格坚强，无怨无悔与丈夫同舟共济，含辛茹苦地担当起抚育子女的职责。

过了不久，奥莉佳写来一封信，说她要来流放地千里寻夫。

这个消息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亦忧亦喜，他回信说：

“对于你要来这里的打算，我怎么说呢？我亲爱的，我的小鸽子！你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关山阻隔跋涉难啊！你知道，我一贯赞同你的决定，把它当作最好的主意。可是，我请求你考虑考虑路途的遥远和艰辛。”

路途再远再险，也阻挡不住她的心意。

过了一年，5月初，奥莉佳带着8岁的小儿子米哈伊尔，在医师巴甫里诺夫的陪伴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外贝加尔。

这次她来得很不是时候。因为在首都刚刚发生了卡拉科佐夫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事件，全国实行戒严。东西伯利亚总督向涅尔琴斯克工场总监下了一道手令：

“严密监视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一来对他的看管加紧了，在他的小屋子前新增加了一道岗哨；家人探望变得难上加难了。

既然已经到达伊尔库茨克，奥莉佳写了一份申请递呈总督，请求允许她探望丈夫。总督的答复提出了一个恶毒的条件：

“如果她愿意到涅尔琴斯克工场看望丈夫，那么就得一辈子留在西伯利亚，一直到丈夫死去。而且她本人要受到国家规定的对待国事犯家属的一切约束。”

奥莉佳不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大儿子还留在老家里。她再次请求允许探望，哪怕会见时有宪兵在场也行。并答应和丈夫谈话时只用俄语，不用别人听不懂的外语。总督请示了彼得堡，上峰批准了这次探望。但条件是必须一直有宪兵军官在场，不得传递任何秘密消息。

奥莉佳几乎在伊尔库茨克等待了一个月。最后她带着儿子，在宪兵上尉赫麦列夫斯基的随同下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个宪兵乃是厚颜无耻之徒，一路上行为放肆。因为巴甫里诺夫医师已不允许继续陪随。据小儿子米哈伊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

“8月23日……我们来到卡达亚。这是只有几家木板棚屋子的小村庄，离中国边境大约15俄里。父亲就住在其中一个小屋子里……有两个小房间。地板上堆着书，记得有黄色封面的《祖国纪事》。我们的探望时间不长，总共才5天（我们是8月27日离开的）。因为对父亲来说，宪兵老在一旁监视，太难堪了……父亲当然高兴见到爱他的母亲，可是，高兴中掺和着痛苦。因为，来探望一次，住不过几天，却需要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还要花费一大笔钱，并惹来许多不快。他在随后的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央求母亲，不要再来探望。指出关山阻隔跋涉不易，而且当地生活条件极苦，难以忍受。同时他深信，苦役刑满以后，他会转移到靠近俄罗斯的地方。全家就可以在那里团聚，就能够恢复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没有料到，前面等待着他的却是更大的失望和痛苦。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怕妻子担心，每次给她写信总是轻描淡写，尽量往好处说。都是“身体健康”，“生活不错”，甚至把后来囚禁他的维柳伊斯克县的荒凉古城堡，形容得如同“宫殿”一般美妙。

不幸摧残了奥莉佳。为丈夫的命运担忧，为贫困发愁，为儿子蒙受的屈辱痛心。这一切彻底扭曲了她的性格。她常常默诵着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沉重的十字架，钉在她的命运上。”

奥莉佳离开不久，也就是在1866年9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卡达亚矿区被转移到不远的亚历山大工场。

途中经过几个村庄，牲口过冬地，此外就是草原，一望无际的紫罗兰色的草原……亚历山大工场四面环山，山上是洪荒的原始森林。一座大屯子环绕银铅冶炼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流放政治犯和被判在地方牢狱服刑的苦役犯。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安顿在警察所的一间房子里，隔邻住的是刺杀沙皇的卡拉科佐夫事件的参加者，以及波兰起义者。这些人都很年轻，在他们眼里，这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着一张极其平凡的面孔，苍白而清秀。灰褐色的眼睛高度近视，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稀疏的淡黄色的胡须，蓬乱的长发……经常穿着一件白羔皮的袍子。脚蹬一双毡靴，头戴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

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办？》的作者，都把他当成尊敬的老师。

3. 刑满不释放

1867年6月，考验期结束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监管稍微放松，允许他住进自由民的住宅。

他住在总监家对面的一座小屋里，主人是当地教堂的一个小职员。一边住着主人一家，他的房间在窗户临街的那边。房间的右角放着床，床上一条灰色的被子。窗户间的墙壁处放着写字台和书。另一张桌子上放着装水的瓦罐和碗，房间的中央立着一个大火炉。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教当地居民的孩子念书。

空闲时他经常手里拿着书和钓竿，到加济穆尔河去。他坐在岸上，把钓饵往河里一扔，就埋头读起书来。往往是路过的孩子注意到漂儿在动，才把他从书中唤醒过来。夏日黄昏，他搬个方凳到凉台上倚栏而坐。书本放在膝盖上，完全沉浸在阅读里，或者陷入遐思。

他住的地方离监狱只有一箭之遥，允许他节假日到监狱去看朋友。他把自己写好的作品朗读给他们听，讲述构思中的小说情节，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和文娱活动。他出口成章，能背出整篇小说或者长篇的片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果真成了大家的老师，总是乐于给人解惑释疑。他说：

“对于我来说，求知的时光已经过去，我早已不满足于仅仅追求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我乐于和人们共同探讨知识的奥秘。”

他的日常家务，如劈柴、担水、烧炉子等，难友们轮流替他做。他们在值日表上从不派他的差，顶多派他干一点削土豆皮之类的轻活。

在漫长而难熬的冬夜，囚徒们经常搞一些自编自演活动。没有幕布就用被单代替；女角由男人扮演。在观剧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心地哈哈大笑，答应给“剧组”写几个剧本。他果然兑现诺言，写了《惹事生非的女人》和《没有收场的戏》几个剧本。

他对每一个交往者都很热情。如果难友们来访，你不喝茶就不让走。他亲自动手烧茶，用一只皮靴把火煽旺。巴洛德的苦役期满要迁往其他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把惟一珍贵财物——一只金表送给他。他说：

“要钱用时就卖掉它，也能值个30卢布的。”

尼古拉耶夫和斯塔赫维奇来告别时，他别无他物了，一定要把百科辞典赠给他们。人家知道那是他非常需要的工具书，不想夺人之美，坚决谢绝了馈赠。

在流放地外贝加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顽强地从事著述。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打算先写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方面的论著。可惜资料不足，许多手稿残缺不全，中途而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写小说。

他给亚历山大工场的难友们朗读的第一部小说，题名叫《陈年旧事》。而他这时期创作的最优秀的小说名叫《序幕》。它直接反映了围绕“农奴制改革”展开的斗争。这部小说居然完整地保存住了，他生前就在国外出版过。

主人公的名字叫伏尔金。他的外貌、举止和性格特点，使人一下就想到了作者本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由民家里居住的时间不长，仅过了一年后，又被投进牢房。这次坐监的原因，是他的一个难友逃跑了。

这个战友是曾任上校的克拉索夫斯基，他散发了告士兵书，号召他们拒绝执行镇压农民暴动的命令。他不是乘坐驿车押赴苦役地，而是按刑事犯惩罚条例，步行整整一年递解到西伯利亚的。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通过了考验期，不再由警察看管住进了自由民住宅。克拉索夫斯基早就拟定了一个逃跑计划。在收到一宗汇款后，他画了一张中国边境地图，弄到了一张假护照。1868年6月11日，他策马出逃了。3天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他的尸体，头部被枪弹穿了一个洞。

开始大家以为是带路的哥萨克图财害命。后来在他的尸体旁找到了一张纸条：

“我打算跑到中国去，可是，机会太不巧啦。夜间行路我丢失了两件重要东西，足以暴露我的行踪。宁愿死，也不愿活着落到敌人手里。亚·克·”

他丢失的两件东西是：日记本和中国边境地图！

因为这一事件，不仅把车尔尼雪夫斯基重新收监，而且当局加强了管制，以防止这个名气很大的囚徒逃跑。

根据判决，车尔尼雪夫斯基1870年秋就可以解除苦役。他期望和家人一起在西伯利亚某个城市居住团聚。在给妻子奥莉加信中他写道：

“从8月10日起，对你和孩子，我不再是废而无用的人了。我想在伊尔库茨克或附近安顿下来，我又可以像从前那样工作了……”

可是这种“优惠”并未光顾到他的头上。相反，苦役期满后，当局却千方百计羁留他，使他与外界隔绝。

东西伯利亚总督给宪兵总司令发来一份密码电报：

“如果让他自由，要想保证皇上的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请示如何办理？”

有人给第三厅打了“小报告”：

“一，在彼得堡和各大城市，经常有人把募捐所得的钱寄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资助他从西伯利亚逃跑；二、有几个囚犯参与秘密销售其著作的活动；三、多次查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照片。四、人们对他依然崇拜，对他著作中的要点能背诵如流。”

第三厅也在给宪兵司令的呈文中强调：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社会上出现的激进情绪，大都是报刊煽动和支持的。他们大张旗鼓地向读者们鼓吹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其中最活跃的是《现代人》杂志……它掌握在一小撮青年人手中，为首的就是那位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逮捕也不能使他改变信仰。”

1870年9月，宪兵总司令向沙皇建议，释放车尔尼雪夫斯基多有不便，此人出去很可能成为革命中心。沙皇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又是“照此办理。”

于是，决议这样定下来：

“继续监禁车尔尼雪夫斯基，采取措施将其变成当地的移民流刑犯，消除逃跑的一切可能性……并平息青年们要求释放他的呼声……”

为了消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力，警方决定将他转移到更加荒芜偏僻、完全与世隔绝的维柳伊斯克县。从苦役流刑犯变为移民流刑犯，等于加重对他的刑罚。他将失去一起服苦役的难友，完全处于精神上的孤独状态。

1871年12月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宪兵的押送下，从亚历山大工场出发。沿途加强了警戒，不让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外界接触。4名押送人员中，一人必须坐在马车前座上，停车时寸步不离如影随形。另一名则坐在后排车尔尼雪夫斯基身旁；每次靠站必有一名军官同住在一个房间里。

到维柳伊斯克的路程遥远而艰难。由轻便马车组成的小车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和原始森林中跋涉。越过河溪中的冰锥时，马车随时都可能倾倒和沉没。

过了伊尔库茨克，就再见不到俄罗斯人了。驿站之间相距很远——这算什么驿站！几个简单的雅库特帐篷，人和牲口都挤在一起。这样的旅程延续了22天，走出原始森林之后总算来到一个类似街道的地方。右边一座教堂，教堂后面一片荒地直抵河岸，临河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上耸立着一座带围墙的木料结构尖柱古城堡，这就是专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人准备的“单间”牢房。这地方一年之中只有4个月勉强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连骑马送邮件也常常耽误。周围是原始森林、河流、悬崖、泥泞的沼泽，完全封闭了这个小城堡。它就是一座天然的监狱。

尽管如此，当局仍然责令县警察局对“要犯”严密监视。上面专门派来一个极端残酷而又多疑的宪兵伊热夫斯基负责监管，还有两名当地哥萨克团的军士作助手。监视的军士每年都要轮换，以免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影响。

这地方说是县城，实际上连俄罗斯人所理解的村庄都不如。只要生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病，那就必死无疑。全城没有一间店铺，商品是在商人家中出售；家庭日用品出高价也难买到。全城的居民男女老幼加起来不到500人。他们是雅库特人、哥萨克人以及俄罗斯小市民。全部“知识分子”就是几名小官吏和两个神甫。城里充其量不过10多栋俄罗斯式的“建筑物”，雅库特人只住帐篷。就在这样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整整度过了12个年头。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仍按以往的习惯，把处境描绘得比实际好些，给妻子写信说：

“……至于我，在这里生活得很舒适：我所住的房子有1个大厅和5个宽敞的房间；屋里很整洁；也很暖和”。

每当奥莉加表示要去探望时，他总是不安地央求道：

“……先别急于实现这个愿望。也许再过一年半——也许再过一年——也许再过半年，我就会让你给我带来幸福：跟你和孩子见面。不过要等到我请你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之前你还得等一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他的“宫殿”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日子过得缓慢而单调。他不能和任何人来往，只有散步、看书和阅读亲人的来信，能多少减轻一点苦闷。除了看守军士和送茶饭的那个雅库特人之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别的人。

就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外面的政治犯们派来了一个联络人列梅舍夫斯基。他成功地潜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并给他带来一包信件。

久旱得甘霖。这时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两眼发亮，双颊通红，话声也显得铿锵有力了。他感谢联络人给他带来了鼓舞，激起他重新生活的愿望……顺便委托列梅舍夫斯基替他带走一大包手稿，送到俄罗斯设法出版。

4. 营救历险记

官方掌握了情报，有人试图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营救出流放地。

的确多次有人酝酿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最大胆的一次营救活动，是一位民粹主义革命家格尔曼·亚历山大洛维奇·洛帕京发起的。

这是一个意志坚强，能随机应变的人。别看他才满25岁，却颇具斗争经验。不久前他自己成功地越狱出来，又帮助流放中的民粹主义者拉弗洛夫逃跑到了巴黎。

他随即也到了国外，在伦敦认识了卡尔·马克思。在那里洛帕京被选为共产国际总委员会成员。这时候洛帕京正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交谈中马克思曾多次称赞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俄国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引起了洛帕京进行营救的考虑。这位热血青年发下誓愿，如果牺牲自己能把一位最有影响的革命家救出牢狱，他将毫不迟疑地为此献身；就像一个士兵用胸膛去掩护敬爱的将军一样！

1870年底，洛帕京以土耳其臣民沙基奇的身份来到了彼得堡。他弄到几张西伯利亚地图，更名尼古拉·柳巴文。冒充地理学会的成员，前往伊尔库茨克作科学考察。他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切地址，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将近一个月，逐渐打听到一些消息。

可是俄国警察署的驻外机关，获悉有一侨民从国外潜入西伯利亚，就把这一情报转给了第三厅。1871年2月1日，洛帕京在伊尔库茨克被捕。

宪兵们明白抓获了一个危险而有经验的革命者；但尚没弄清楚他的活动目标。所以把他关押在伊尔库茨克监狱，加紧侦察破案。洛帕京不会束手待毙，他居然从警卫的眼皮下三次冒险越狱，终于逃出了警察的魔爪，跑到国外去了。

洛帕京第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监狱逃跑时，当时的值班宪兵就是那个极端残酷而多疑的伊热夫斯基。洛帕京在狱中恨死了他，因此故意选择他值班的日子逃跑。一旦越狱成功，伊热卡夫斯基就要倒霉。但洛帕京的报复没有成功，他被8个骑马的宪兵追踪擒获，再度投入监狱。

当洛帕京被赶上时，气得发疯的伊热夫斯基，差一点没用马刀把他砍了。这之后，宪兵伊热夫斯基专门被派去监管车尔尼雪夫斯基。

洛帕京在1872年第二次逃脱。乘了一条双桨独木舟，沿安加拉河顺流而下，到达叶尼塞河上岸，一个人全程走了约2000俄里。在安加拉河上行船特别艰难。有的地方为了回避险滩，只有拖着小船在陆地上走。过了险滩再度登舟，冒着小船随时可能被碰碎的危险，顺着急流飞驰而下。上岸后穿过60俄里的原始森林，走上阿钦斯克大道，最后坐着农民的马车来到托木斯克。

他的逃跑引起了一场惊慌。9月1日，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收到伊尔库茨克省长一个通报：

“东西伯利亚总管理局委员会主席迪特马尔少将报告说，十级文官格尔曼·亚历山德洛维奇·洛帕京，8月7日失踪，至今未找到。此人曾被监禁于伊尔库茨克监狱，今年年初释放，但仍受警察秘密监视。洛帕京在伊尔库茨克滞留期间，改名柳巴温，有人怀疑他企图从流放地救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此，东西伯利亚总督派副官、宪兵上尉戈利岑到雅库茨克和维柳伊斯克检查国事犯的监管情况。希望您协助戈利岑公爵，并采取措施，加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防范，以免他逃跑。”

维柳伊斯克县长遵照上峰指示，相应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并向省长报告说，维柳伊斯克地区没发现十级文官洛帕京。已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密切监视，他根本不可能从维柳伊斯克逃跑。

洛帕京这时正好出现在托木斯克，口袋里装着一张医生的身份证。他还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当局已经把他的照片发至西伯利亚各地。根据照片，他在托木斯克街头被一个警察认出来，当场被抓获。

洛帕京并不惊惶，反而大声威胁说要控告这个警察。警察不放走他，把他带到了省长那里。洛帕京见了省长也不害怕，反倒不依不饶演起戏来。他控诉警察发了疯或者喝醉了酒，在街头随便乱抓正派人。警察出示了洛帕京的相片；洛帕京哈哈大笑，说照片上这个人不像他这个医生，而更像美国总统林肯。省长被搅糊涂了，他为这场误会向洛帕京道歉，并命令马上放人。可那警察不服气，坚持要把洛帕京带到旅馆和一个认识洛帕京的波兰人对质。这样一来事情便急转直下。他们刚一踏进波兰人的房门，那人看见洛帕京身边跟个警察，慌了神就说漏了嘴。

他再次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监狱。

洛帕京鲜明的个性引起了伊尔库茨克总督西涅利尼科夫的注意。总督常到牢房去看望他，长时间同他交谈，对他的智慧、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深为尊重。

洛帕京利用这个机会充分进行宣传。他对西涅利尼科夫坦然承认，到这里来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极富感情地描绘了这位伟大学者的艰辛处境：被囚禁在偏僻的维柳伊斯克，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总督听后也为之动容，决心在第三厅面前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情。请求改善他的处境，在警察的特别监督下把他转移到稍好一点的地方。同时，西涅利尼科夫还请求停止审讯洛帕京逃跑一案。

过了些日子，总督收到了上面的电报答复。只字未提改善车尔尼雪夫斯基处境的问题。至于洛帕京，电报说皇上不同意停止审理此案，因为“对他那可耻的行径，皇上耿耿于怀”。

1873年6月10日，洛帕京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法庭去接受审问。在穿过法庭院子时，他看见一个到法庭来查询情况的官员，把马拴在系马桩上。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法庭中间休息时，洛帕京要求和“副守卫”走出台阶换换空气。他乘机飞跑到马跟前，使劲把缰绳扯断，纵身跳上马背，沿着雅库茨克大道向北逃进了大森林。

洛帕京历尽艰险，一个月后，他穿着农民服装，坐在自己的马车里不慌不忙地向托木斯克走来。这一回很顺利，他乘船来到火车站，到了彼得堡，接着很快便离开那里去到巴黎。

洛帕京的第三次逃跑震动了西伯利亚行政当局。警方又担心洛帕京迟早要实现营救计划。信使再次扬鞭飞奔，给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带来指令，要他采取一切措施寻找洛帕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实行24小时最严密的监视。

1873年底，伊尔库茨克总督收到一封隐名信，说革命者巴枯宁和乌京制订了一个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总督马上派人到维柳伊斯克，对监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城堡进行突击搜查。惟一的战利品是一大包手稿和310卢布，但也得出一个结论：由于维柳伊斯克的特殊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要逃跑是不可思议的。

在搜查过程中，官方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那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企图把他营救出西伯利亚。他们这样做反而害了他，政府就不可能改善他的处境。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道：

“你不能不承认，你永远也不会忘记普希金、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名字。同样，现在的青年将会记住我的名字，虽然我并不追求这些……如果说我10年前提出的思想被认为是犯法的，那么我听命于法庭，已为此吃够了苦头。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服完苦役之后，你们还把我困在这里，禁止发表我的作品，使我的遭遇变得更坏。”

尽管善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自身难保，但雅库特人那穷困而原始的生活情景，仍然使他深为忧虑。他暗自问道：

“这算什么？这是人还是逆来顺受的牲口？……当然是人，是善良的人，他们并不愚蠢；也许比欧洲人还聪明……但这又是可怜而贫困的人，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人了……他们甚至不愿进城。”

看到这些逆来顺受和胆小怕事的人，他心里就难受。雅库特人见到他这个囚徒，老远就脱下帽子，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光着头，毕恭毕敬地呆站着。他们不懂俄语，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试着用手势向他们解释，大可不必这样。每当他走近呆立着的雅库特人，有的撒腿便跑——以为他想打他们。

他经常到最穷苦人家的帐篷里问寒问暖，用些简单方便的药物医治生病的孩子。日子长了，雅库特人开始喜欢这个俄罗斯人。

5拒绝求赦免

1874年夏天，当局企图说服车尔尼雪夫斯基，让他呈请赦免。东西伯利亚总督派自己的副官温尼科夫上校，专程来维柳伊斯克同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判。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上书提出请求，当局就可以解除他在维柳伊斯克的监禁，并送他回俄罗斯。

到达维柳伊斯克之后，温尼科夫上校来到古堡。这时是下午两点，在屋里没见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犯人出去散步了。”宪兵向他报告，朝一个小湖的方向指了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湖边的一张长凳上。

温尼科夫走到跟前，自我介绍说，他受总督委托前来了解，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申诉，缺不缺什么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凳子上站起来，瞥了上校一眼，说道：

“谢谢您，看来一切都满意，没有什么要求。”

温尼科夫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下，告诉他说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要讲：“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我是受总督的专门委托前来的。请您读一读这个，然后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车尔尼雪夫斯基默默接过一张纸条，仔细看了看，稍过片刻说道：

“谢谢。不过您要知道，我为什么需要请求赦免呢？这是个问题。我认为，我所以被流放，只是因为我的脑子和宪兵长官苏瓦洛夫的脑子构造不一样。难道为此也需要请求饶恕吗？多谢你们的费心，我断然拒绝请求赦免。”

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温尼科夫没想到对方会这样回答，怅然说道：

“这么说，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您是拒绝罗？”

“断然拒绝，”车尔尼雪夫斯基简单而又平静的重申道。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我请您证明一下我给您出示了总督的信。”

“签个字表示我已读过？”

“是的，是的，签个名字。”

“遵命。”

他们向古堡走去，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房间。他靠桌旁坐下，用清晰的笔画在纸上写道：

“已读过。拒绝提出请求。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笔。”

温尼科夫后来说：“当我离开维柳伊斯克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

这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物，连敌人也能影响。在维柳伊斯克古堡服役一年后的那些宪兵军士，从“囚犯”那里学会了读、写、计算，比以前变得机灵而成熟了。看守人员不断更换，而看管人员本身也受到监视。难怪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受到雅库特省长的正式警告：

“车尔尼雪夫斯基善于使派去监督他的人对他产生好感。”

1875年7月，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代理局长伊万·日尔科夫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报告说，几天前有一个名叫梅谢里诺夫的人，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乘坐出租马车，从奥廖克明斯克到达孙塔尔，请密切注意。

当天又有消息说，这个梅谢里诺夫向人打听，邮车从雅库茨克开往维柳伊斯克的时间。并说他从维柳伊斯克返回时，将不是一个人。

日尔科夫警觉起来。翌日下午2时30分，梅谢里诺夫本人穿着一身宪兵中尉制服来找他。梅谢里诺夫出示了伊尔库茨克宪兵局给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的3个重要文件。第一个函件写道：

“兹送上本局收到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发给您的电报。本局谨请您协助梅谢里诺夫中尉，完成赋予他的任务。”

第2份是一封电报，也是责令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给予宪兵团梅谢里诺夫中尉以必要的帮助，后者受指派押送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布拉戈维申斯克。

第3个文件，要求准确而迅速地执行梅谢里诺夫中尉的一切命令。

这位县警察局长疑惑不解：为什么梅谢里诺夫没有驿马使用证？为什么没带护送人员，也没有直接顶头上司——雅库茨克省长的信件。此外，在公文中不使用“国事犯”这个术语，却用了“被关押者”这个词语？不管怎么说，日尔科夫断然拒绝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交给梅谢里诺夫。他加强了古堡的警卫，不允许梅谢里诺夫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声称没有雅库茨克省省长的命令，就是宪兵局局长，他也不允许靠近车尔尼雪夫斯基。

梅谢里诺夫毫无办法，只好到雅库茨克去。县警察局长日尔科夫为他准备好上路所需的一切，并派了两个哥萨克跟着去。名为陪送，实际上是送去一封报告情况的信件。到了半路，梅谢里诺夫换了便装，把制服交给了其中的一个哥萨克。后者发现裤腰带上有两只胀鼓鼓的钱包。

沿途他向两个哥萨克打听经过的村庄的名称，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他还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火药，弄到船支。梅谢里诺夫发觉哥萨克紧紧地盯住他，便决定摆脱他们。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向他们开了枪，打伤了其中一人，然后逃进了树林。

得到了这个消息，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大吃一惊。立刻派出三名“可靠的”哥萨克去追捕逃犯。三名哥萨克警察受命“竭尽全力搜捕梅谢里诺夫，想办法活捉他。万一他反抗，不得已时可以动用火枪；但只打他的腿脚，不要打死他”。

在给雅库茨克省长的报告中，警察局长请求增援12名士兵，以加强本地的防卫力量。他担心还有革命者前来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

不久梅谢里诺夫在雅库茨克州被捕获。他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冒充某个神甫的儿子。他没能抵挡多久，最后被迫道出了真情。原来他是警方追缉已久的革命党人伊波利特·梅什金。

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过去一样，仍然顽强而孜孜不倦地写作。冬天他通宵达旦地写，一到清早又把所写的东西烧掉。百无聊赖啊，如果什么也不写，他就要发疯或者把一切都忘掉。

在维柳伊斯克孤独而漫长的岁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几十部长篇小说。但只有小说《余辉》中的两部保存了下来。作家因怕突然搜查，习惯于把写好的东西销毁。边写边撕，不必保存手稿：写过一次的东西永远会留在记忆里。

他试图通过中间人，把内容全然“无害”的作品寄到《欧洲通报》杂志编辑部。但寄出的作品全被第三厅扣留。人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生怕再蹈《怎么办？》的覆辙。

1877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地听到战友涅克拉索夫病危的消息。他深为震惊，他给表弟佩平写信：

“……如果你收到我的信时，涅克拉索夫还在继续呼吸，就请告诉他，说我热爱他这个高尚的人。……我为他痛哭。他的确是一个心地十分高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作为一个诗人，他自然高于所有其他的诗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不仅使他的知交和战友感到不安，报刊上也出现了为他鸣不平的呼声。但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把这个囚徒看作是誓不两立的死对头，对他决不会施仁政发善心。

生命每人只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帝是公正的。权倾一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不可能万万岁，在1881年3月1日被民意党人的一颗炸弹炸死。他死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境况才有所松动。

沙皇去世的消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实行了严格的保密。

由于害怕革命党人在亚历山大三世加冕典礼期间，会采取恐怖行动，政府方面通过中间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维柳伊斯克迁移的条件，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秘密谈判。1883年5月27日，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恩准”，“在警察的监视下将车尔尼雪夫斯基转移至阿斯特拉罕，但沿途不准人们向他欢呼”。

阿斯特拉罕是俄国南方里海岸边的一座城市。3个月之后，两名宪兵军士带来了要将车尔尼雪夫斯基送往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但转移到什么地方，依然对本人保密；对外只称他是“五号秘犯”。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意识到他命运中将要发生一个转折，所以催促宪兵快快动身。

启程的时间原定在正午12点，但一清早他们就上路了。当一些维柳伊斯克人来古堡找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他已经不在了。

从维柳伊斯克出去没有车路，周围是一片可怕的沼泽地，也没有桥梁，必须骑马淌过小河……惟一的道路就是原始森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车尔尼雪夫斯基拒绝骑马，只好乘雪橇；有一段路不得不以狗取代马。

6. 最后的岁月

到了雅库茨克，车尔尼雪夫斯基被直接送到省长家中。

省长切尔尼亚耶夫过去对这个囚徒极尽刁难之能事，现在对他却热情而体贴。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惊奇，他们到达时，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到了要离开雅库茨克时，才弄明白省长如此殷勤的真正用意。原来人家怕他在城里呆下来休息或上街买点东西，这名重大“国事犯”如果在这里露面，说不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时带着讥讽的口吻说：

“该转回去见见省长大人，吃了他一顿早饭，是不是该付他个把卢布……”

押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公开的秘密”，在离开西伯利亚时搞得满城风雨。通过报纸全俄国都知道了。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到了伊尔库茨克才知道要转移到欧洲城市阿斯特拉罕。

当晚，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被用四轮马车继续往前送了。不是一般地乘行，而是在飞驰。乘的是驿车，日夜兼程，一昼夜走230俄里。时值秋季，第五天他已经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离伊尔库茨克足足1000俄里。沿途各省长都得到了当局的密码电报，要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有人“破坏社会秩序”云云。

经过两个月的劳累行程，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0月22日深夜到达萨拉托夫城。他被安置到宪兵上校的家里。获准可在此地短暂停留，同家人见见面。看来是故意安排在夜晚到达，生怕萨拉托夫人有同情的举动。

家里人并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萨拉托夫的确切日期。奥莉佳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会面的通知。当她得知丈夫已离开伊尔库茨克，正在来萨拉托夫的途中时，写信给他的亲戚说：

“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我连自己在做什么和该做什么都记不得了。现在更是如此！要能飞到前面去迎接他就好了……我大哭了起来……什么也看不见。”

当天晚上，一个侍女进来要找奥莉佳，递给她一张条子。奥莉加看过后激动万分，匆忙披上皮大衣，穿上套鞋……

经过多年的分别，奥莉加在宪兵上校的住所同丈夫短暂会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晚就乘驿车走了。临行前和奥莉佳约好，第二天她也乘轮船到阿斯特拉罕去会合。

10月27日早晨，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伏尔加河右岸与阿斯特拉罕遥遥相望的哥萨克福尔波斯特镇。乘小汽艇过河后，他被送到市中心广场的一家旅馆。

阿斯特拉罕的警察局长已经在动手写汇报：

“车尔尼雪夫斯基已于10月27日上午10时到达阿斯特拉罕城，已委派警察所长及侦探巴卡诺夫对他进行监视。并责成巴卡诺夫定期向宪兵局长汇报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时，未出现任何欢迎场面和发生任何游行示威。”

这一夜，在旅馆的房间里终于剩下他一个人，“护送者”没有了。宪兵办完手续后便回去销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稍事休息后，就到码头去接奥莉佳。城里人声嘈杂熙来攘往，各族人都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人，鞑靼人，希瓦人……他几乎在码头上等了一整天。轮船到达时已是傍晚时分，他从旅客中认出了奥莉佳的身影。

他们在邮政大街找到了一套3室的住房。住宅陈设很简单：两把椅子，一张有点摇晃的桌子，一张沙发，加上床铺，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们刚住进这套房子，儿子便从彼得堡赶来了。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儿子还是小孩，现在亚历山大已经29岁，米哈伊尔也已25岁。

儿子在阿拉斯特罕逗留的时间很短促，父亲没来得及亲近他们，也来不及把他离家20余年的辛酸经历告诉他们。

儿子回彼得堡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表弟佩平写了封信：

“我和我的孩子还很生疏。他们来时我感到非常‘陌生’。他们和我一起只度过了8天，这么短的时间我能很好地了解他们的才能吗？特别是米沙，这段时间老在为家务事忙碌，一天难得有工夫和我谈几分钟。来时他同我很生疏，走时也还是那么生疏！”

说来也辛酸，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最操心的事，是偿还向亲友借的钱。这些人在他流放期间帮助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不仅想还欠亲友的款，而且还想还“公家”的债。尽管在阿斯特拉罕生活的头几个月他经济很拮据，他仍然请省长告诉他，他总共“欠”了公家多少钱——当局在伊尔库茨克贷给他的路费，还有从伊尔库茨克到奥伦堡的一辆新四轮马车车费。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来时体弱多病，但工作的愿望并没有减退。他很想坐下来工作，一直到肚子辘辘叫唤。吃完后再从早干到深夜，或从夜里干到第二天下午……他希望在佩平的帮助下，能在《欧洲通报》上发表小说作品。他在维柳伊斯克流放时，写成并销毁了许多中、长篇小说。内容还非常完整地保留在脑子里，现在可以毫不费劲地口授出来。儿子亚历山大对创作有兴趣，写过诗歌，也写过剧本。作为传授经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两个钟头之内给他讲了他写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章。

还在西伯利亚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拟订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文学创作计划。根据佩平的回信，未经当局的特别许可，报刊是不敢发表他的作品的。结果是反客为主，他计划中只占次要地位的翻译，却成了他维持家计的惟一手段。于是，他便坐下来翻译《比较语言学》，尽管他心中有数，这本书没有什么价值。

贫困在困扰车尔尼雪夫斯基。争取发表作品（哪怕用笔名）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使他十分苦恼。警察时刻钉梢，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在严密的监视下。他们在这里完全成了与世隔绝的人：深居简出，不跟任何人见面，不同任何人交谈。何必给人家造成难堪呢……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迫在宪兵局拍了照，照片被印了24张，送往阿斯特拉罕及各县警察手中。

迁移到阿斯特拉罕一个半月以后，有一天英国《每日新闻》报的一名记者，到他住所来采访。记者感兴趣的是，能独家报导和从囚禁地回来的著名革命家见了面。

不言而喻，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谈话时十分谨慎。稍一漏嘴，他就可能受到新的迫害。这次采访后刊登出来的题为《一个俄国政治犯》的文章，当然不会反映出这个革命者的真正精神面貌。

记者对他年轻的相貌感到惊愕——根本不像55岁的人：一头厚发，看不见丁点儿斑白；精神饱满，态度直爽。不过再仔细端详，记者终于发现，20多年的苦役和流放生活还是留下了痕迹。

过了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到了阿斯特拉罕的消息，传到了首都青年学生当中。

1884年1月12日，在传统的大学节——莫斯科大学建校纪念日，一群大学生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拍了一封电报：

为大学生最好的朋友的健康干杯。

一群莫斯科大学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为不能发表作品而苦恼。到阿斯特拉罕半年之后，他作了个试探性的动作：给表弟佩平寄了封短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萨申卡，请你把下面这则消息寄往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我们听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作品集’……

因为他寄出的信件，警察局都要拆开检查。他想通过这一特殊的办法试探一下，看当局对他恢复文学活动的意图有何反应。

果然警察局获悉了这封短信的内容，便立刻发函到出版总局，要求不能让上述“消息”见报。

一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有关方面了解清楚，当局对他有个限制条件：作品要经过检查，而且只准署笔名——这样才允许他从事文学活动。

1885年，经过朋友的周旋，出版商索尔达琼科夫委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翻译韦伯著的11卷本《世界史》。这项工作足够干好几年，可以解决他的无米之炊了。

英雄迟暮，宝刀不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能力仍和以前一样令人吃惊。他聘请了年轻人费奥多罗夫作秘书，有时开玩笑称之为“打字机”。

车尔尼雪夫斯基每天早晨7点起床，喝茶时便看校样或原著，接着便是一连5个小时口授译文。他念得流畅而轻松，出口便成文章，就像在读俄文书。午饭后浏览报刊，下午3点继续翻译，直至下半夜……

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喜欢这部洋洋巨著，更不赞同韦伯的一些观点（如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色彩）。他不知疲倦地翻译它，除了挣钱谋生，暗中还另有打算。

他被剥夺了发表著作署名的权利，只好利用韦伯的名字作为幌子，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对原文如此这般删节剪裁，清除掉书中的“废话”和反动观点；而且附上一篇专为该卷而写的引文。所谓引文，就是一篇极有分量的评论力作。他的最后几篇论文就是这样产生的，收集起来总的题目叫做《世界史若干问题的科学概念论文集》。

经历了漫长的苦役和流放生活，他现在又使用批判的武器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学说进行战斗。

尾声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阿斯特拉罕被软禁了5年多。家人为把他转移到莫斯科或彼得堡不断奔走，因为在这两处有利于文学工作。可是当局坚持不予批准，直到1889年7月，才准许他迁回萨拉托夫。

回故乡前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出版人潘捷列耶夫交谈时说：

“对于我来说，萨拉托夫和阿斯特拉罕完全一样；不过奥莉佳会痛快一些。我个人倒很想移居到莫斯科，那里有个大图书馆，别的我无所求。”

在房东、秘书和女佣人的帮助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行李用船托运走，他本人于6月24日，在一名警官的陪同下启程，秘书很高兴跟随移居到萨拉托夫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一次回乡探亲，至今已过去整整28个年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沿着伏尔加河岸各个轮船公司的码头鳞次栉比。过去杂草丛生的街道已经铺上石板。平地拔起许多新楼房，城里有了铁轨马车，铁路已把萨拉托夫和彼得堡连接起来；只有城郊那些小房子破烂依然。农奴制废除已经将近30年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多大的改变。

流放只是摧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健康，但丝毫没有使他的聪明才智和精神素质受到影响。他对自己在《现代人》上发表过的文章无怨无悔。他现在的愿望依然是重新登上战斗的杂志论坛；甚至愿意迁居国外，承担《钟声》报的出版工作。

然而，即便他不过早地去世，这些愿望也是注定要落空的。

回故乡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了《萨拉托夫日报》的编辑戈里宗托夫。他说60年代读了长篇小说《怎么办？》，因此被开除出教会中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可以给当地报纸写点东西。不过为了不带来麻烦，发表时当然不署真名。

尽管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和以往一样紧张而大量地工作。他经常回想起60年代的峥嵘岁月，怀念《现代人》编辑部并肩工作的战友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他认为这些人的生活和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写出来传给子孙后代。奥莉佳积极帮助丈夫搜集材料，她还亲自到过杜勃罗留波夫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根据这些材料，完全可以撰写出非常优秀的传记。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写的东西太多太多。然而，他的庞大写作计划来不及实现了。他在去邮局的路上得了感冒，10月份病倒了，很快出了并发症。

1889年10月29日（俄历17日）深夜，车尔尼雪夫斯基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走完了他那荆棘遍地的人生旅程。

他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只生活了4个月。

伟大的革命作家和学者逝世的噩耗震动了俄国。尽管宪兵采取了防范措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葬礼还是变成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人群随着灵柩缓缓行进，灵柩上覆盖着各城市敬献的鲜花和花圈缎带。唁电和唁函从各地传到萨拉托夫，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表示深切的哀悼。

列宁曾经写道：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惟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摒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

附录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大事年谱

1828年6月24日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于萨拉托夫。

1836年12月进入萨拉托夫教会小学。

1842年9月进入萨拉托夫教会中学。

1846年5月到彼得堡。夏天被录取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文史专业。

1848年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哈内科夫结识。

1850年大学毕业，后到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语文。

1851—1853年担任萨拉托夫中学俄语语文课教学小组长。

1853年与奥莉佳·索克拉托夫娜·瓦西里耶娃结婚。5月偕她到彼得堡定居。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秋天，认识涅克拉索夫，参加《现代人》杂志编务。

1855年学位论文答辩。陆续发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1856年认识杜勃罗留波夫。接手主编《现代人》杂志。

1858年被任命为《军事文集》主编。1859年6月份赴伦敦和赫尔岑面谈。

1861年沙皇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起草多种革命传单，开始被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并不准发给出国护照。

1862年6月，《现代人》被勒令停刊8个月。7月7日，被逮捕，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

1863年《现代人》杂志连续刊登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1864年5月19日在彼得堡梅特宁广场当众执行“假死刑”，旋被流放西伯利亚。8月份到达外贝加尔湖地区卡达亚矿山。

1865年始创作长篇小说《序幕》，至1868年完成。

1866年夫人携儿子到卡达亚探望丈夫；9月转移到亚历山大工场。

1871年洛帕京为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伊尔库茨克被捕。7年苦役刑满，12月份又被放逐到维柳伊斯克县。

1875年梅什金企图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

1883年从维柳伊斯克转移到阿斯特拉罕。

1884—1888年被软禁在阿斯特拉罕，翻译、撰写了大量著作。

1889年获准迁居萨拉托夫，6月回到故乡；10月29日因脑溢血逝世，终年61岁。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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