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秋，曹操北征乌桓，大胜。
班师途中，登碣石，居高临海，视野寥廓，即兴赋诗一首……
观沧海
曹操（东汉）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数千年潮起潮落沧海和中华到底又有怎样的交集呢？
2007年8月2日，一场政治风暴在北冰洋冰面下静悄悄地爆发。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北极探险家奇林加罗夫乘潜水艇，深入4261米的海底，在北极点插上了一面高一米、能保存100年的钛合金国旗。
对此，加拿大总理哈珀迅速作出反应：“我们亟须采取行动维护我们在北极地区的主权，保护领土的完整。”美国、丹麦、挪威等濒临北冰洋的国家，也纷纷采取行动。北极地区权益之争愈演愈烈。
这是一条热议了上百年的黄金通道。上个世纪，有的国家曾为此展开过激烈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控制了北冰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的新走廊。
冰川尚未消融，群雄已未雨绸缪。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中国该如何确立自己的海洋战略？又该如何梳理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呢？
文明的走向
“我有点儿金，有点儿银，有几条海船在海里，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我还能再要什么呢？”这是一首西班牙民歌，在西方人的概念里，幸福来自大海，来自贸易和征服。
而表达同样的希望，生存于青藏高原东麓的中国人，用的却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幸福就在脚下，就在心血和汗水的耕耘中。
那么，东、西方的文明差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类素来都是以生存为第一需要。
被群山怀抱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积淀着最肥沃的土壤，它不仅养育了先民，也塑造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品格。
黄土地的物理特性，使定居农业成为华夏先民的自然选择。土地和耕作经验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正是在创造生活的过程中，家族和血脉被赋予了神圣的情感。
经过两三千年的颠沛流离，到炎帝和黄帝时期，中华民族由漂泊无根的渔猎时代，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
但中华文明真的是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吗？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印度洋温暖的季风，中华民族真的就此与海洋彻底隔绝了吗？
公元1899年10月的一天，清末的北京人心惶惶，远处的海边似乎已经隐隐传来八国联军的枪炮声。
国子监内，一灯如豆。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这所皇家大学的最高长官王懿荣，正全神贯注地端详着一味名叫“龙骨”的中药材。
也许，王懿荣并不清楚他的发现将石破天惊，但作为京城最权威的金石学家，他一定很清楚，这些模糊的刻符对岌岌可危的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3000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19世纪最后一个深秋？”
“乙亥卜，行贞。王其寻舟于河，亡灾。”
这片甲骨记载的，是商王河中泛舟，平安无事的状况。从卜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3000前的“舟”和今天的木板船非常相似。
占卜是商王朝最核心的机密、通过垄断与祖先和上天沟通的权利，商王将政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占卜使用的材料有来自黄土高原的牛骨，更多的是产自南方深海的龟甲，这是不是暗示着在商王朝创立之初，海洋的气息要远远大于内陆的特点呢？
殷商给华夏大地带来的还有水稻种植、灌溉、漆器、竹器等，以及长舟的制造技术。在可辨识的1000个甲骨文字中，与舟船有关的就有30多个。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海洋对华夏民族的慷慨馈赠。
但此时，商王朝已经远离海洋的涛声，满足于平原上袅袅四起的炊烟了。
这是历史的规律，世界上每一种古老文明所走过的，都是相似的路径，因为土地给人类带来安宁和富足。任何人种、任何民族，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河和肥沃的冲积平原，最终作出的选择，只能是坚守！
对大海充满敬畏，是早期人类共同的心理基调。
当商王朝在中原地区歌舞升平的时候，东部和南部沿海夷人的航海活动，已经从河姆渡的木桨、独木舟，发展成木板船和风帆了。
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海上颠簸，夷人掌握了海风和洋流的一般规律。
菲律宾、北婆罗洲、夏威夷、新西兰、厄瓜多尔……，世界各地陆续有13个地区，发现了源自中国的有段石锛。考古界据此推断：上古先民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逐岛漂航，一直到达了拉丁美洲西岸。当夷人的风帆渐行渐远的时候，中国腹地，殷商建立的政权却岌岌可危。
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甲士4.5万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在经历了“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战后，周人取代殷商成为中国的主宰。
那么，一个给商王朝放牛牧马的蕞尔小邦，究竟是依靠什么入主中原呢？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
在当时，正如一个国家力量的强弱，是因人口的多少而界定一样，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完全依赖于主要的产业——农业。
周文王颁布告示，给每一个新移民提供百亩耕地，这对所有渴望改善生活状况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号召。正是依靠一系列以农为本的政策，周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西部大开发。
到武王伐商时，周的力量与殷商相比，尽管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屯田的农民拿起武器就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当“保家”和“卫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周取代商，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在陆风的熏陶下，发韧于海洋的殷商早已脱胎换骨，但周灭商，依旧标志着植根于大陆的、凝重而浑厚的农耕文化，战胜了如飘萍般、散漫的海洋文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为了巩固统治基础，周天子把土地和臣民分封给王胄子弟和有功的将士管理，即便是商代亡国之君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得到了一块不大不小的领土。
但曾经沧海难为水，殷人并不甘心寄人篱下的生活。
“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
“奄”正是商朝的旧都，翦灭奄国是对殷商势力的重大打击。
经过3年的征伐，周公不仅诛杀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而且几乎将整个东夷、淮夷民族，都彻底赶出了原有的居住地。此后，中国的古籍中再也看不到殷人的痕迹。
海天茫茫，那些失去家园的殷人子民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
借着剿灭殷人叛乱的余威，周人挥师东进，继续征战，终于迫使东夷和淮夷屈服，将王朝的疆界扩展到太平洋边缘。
到公元前11世纪初，当中华文明在黄土地的滋养下灼灼其华的时候，青藏高原西麓，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古文明却相继陨落。
由于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的双重紧逼，埃及王朝彻底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而在此前，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多次遭受践踏，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也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光荣的古希腊。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制高点。
此后，不论朝代如何循环更替，天下如何分分合合，农业，始终是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
梦断琅琊台
公元前210年的盛夏，旭日东升，蔚蓝色的大海被镀上了一层金黄，一代帝王秦始皇久久地伫立在琅琊台上。
咸腥的海风切割着脸庞，汹涌的波涛打湿了衣襟，但秦始皇却像一尊雕像般纹丝不动。没有人能猜透，这位统一中国的英雄心里在想什么？
万里长城的修建，划定了秦王朝的北方边际，但对临海的“燕、齐、越”旧地，秦始皇却始终充满忧虑。
这里原本是桀骜不驯的夷族的故土，时不时会发出反叛的喊声。所以，从并吞天下后的第三年开始，秦始皇就一次又一次地东巡。
公元前219年，为达到“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秦始皇将3万户居民，从中原腹地迁徙到山东琅琊。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第四次东巡，这是他行程最远的一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在会稽，秦始皇稍作停留，然后，“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在黄土地上戎马一生的秦始皇似乎兴犹未尽，在一次梦中与海神大战之后，他从琅琊再度北上。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主要代表，也是方士徐福的先师。热衷于开疆拓土的秦始皇即使不接受邹衍的观点，但海外可能存在的陆地，一定对他有莫大的吸引力。
秦始皇一次次来到海边，是不是另有所图呢？
五十而知天命，但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并没有想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巡游。车队刚刚走到河北沙丘，秦始皇便突发暴病而亡。
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也不存在遗憾。
从炎黄开始中华民族的初铸，到秦始皇中央集权的一统，漫漫绵长的3000余年间，虽然海洋曾给我们数不尽的青睐，但中国的先民从来只是把海洋当作底色。
高耸的青藏高原和浩瀚的太平洋一起，铸就了中华文明坚不可摧的屏障，矢志不移地拱卫着黄土地的安宁。在这个巨大的摇篮里，中华儿女数千年从容不迫地生长繁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驮着中华始皇帝的灵车缓缓西去，目的地是遥远的黄土高原。
伴随着秦始皇的驾崩，海边的四块碣石，似乎成了钉在先民心理上的界碑。曾经横扫六合的秦国军队，再也没有向界碑外迈出一步。
但令人惊奇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目光竟然全部面向东方，面向烟波浩淼的大海，这是不是预示着那个千古一帝无法释怀的心结呢？
车队渐行渐远，海风越来越弱，宽阔的秦直道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散发着海腥味的车辙印……
第二集海上明月
现代世界的雏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越来越多的考古事实证明，它比哥伦布的时代要早得多。在距今800年前的宋元时期，东西方已经被一条繁荣的海上通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条通道上往来的，并不仅仅是丝绸、瓷器、香料和贵重金属，更重要的是，它还传递着科学技术、市场观念、宗教平等、尊重法律，以及通过金融手段管制国家等思想意识……
一句话，我们今天熟悉的许多东西，那时，已经浮现在海平面上。
富国强兵
开封，北宋的都城。龙亭位于城市的正中央，它是这座伟大都城为数不多的遗迹。
公元1068年7月，皇帝、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都在翘首企盼着一个人的到来。街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
介甫，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字。
此前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呼吁变法。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引起皇帝的兴趣。先皇驾崩，他的儿子、18岁的神宗皇帝立刻召见王安石。
神宗不能不急。继位3天，他视察了国库。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100多年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当时，在中国版图上和北宋并存的政权有三个：辽、西夏和吐蕃。在这种背景下，宋朝的前四位皇帝连年用兵。但是，战争的结局往往以失败告终。
为了安全，宋朝不得不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养兵、再加上巨额战争赔款——岁币，使得宋朝国库空虚。
摆脱“内忧外患”，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寄希望于变法。变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富国达到强兵。那么，如何富国呢？
简单地说就是：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来操纵国事。
以金融管制的方式操纵国事，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但是，900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可谓开天辟地头一遭。
那么，为什么北宋的官员们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北宋时，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城市化水平很高，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在宋神宗毫无保留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强力推行新法。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宋神宗曾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
公元1080年，宋元丰三年，朝廷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即便如此，并不是人人都满意新法。变法之初，王安石就曾和另一位朝廷重臣——司马光发生过争论。
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将民间的财富聚敛到了国家。王安石反驳说：“真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变法的倡导者。为此，他曾专门给宋神宗解释通过加快货币周转，来增加社会财富的道理。
围绕变法，统治阶层分裂成了“新”“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北宋的国策，就在这种争斗中摇摆不定。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女真铁骑兵临城下。应验了他们之前对宋朝使臣所言：“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
“靖康之变”，是一个王朝的结束，同时，它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的开始。
海洋帝国
公元1129年，中国农历己酉年。南宋王朝的命运正漂浮在这片海面上。
金朝军队在兀术的统率下，追击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为了避敌从台州入海，大约有半年时间，宋高宗的御船就在温州一带徘徊。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
晕船，首先减弱了金朝士兵的战斗力。接着，他们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
这支水师，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400多年前，在白村江海战中，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发展到宋朝，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的，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
金军一触即溃，仓皇北顾。当兀术准备在镇江渡过长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了金军退路。
双方在焦山寺外的江面上激战40日，据说战斗最激烈时，韩世忠的夫人梁氏亲自在焦山寺击鼓助战。最终，南宋的8000水师将10万金军包围在了南京东北70里的“黄天荡”。
兀术被围之后，曾提出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但韩世忠严词拒绝，万般无奈之下，金军花了40天时间掘开老鹳河古道，狼狈逃回北方。
公元1161年9月，金朝皇帝完颜亮率数十万大军再次侵宋。
和以往不同，完颜亮将取胜的希望也寄托在水师上。他命令7万金朝水师，携战船600余艘，从山东密州出发，沿海路，入钱塘江口，准备直捣南宋的都城——临安。
10月，南宋将领李宝率水师3000，战船120艘，直扑位于山东黄岛的金军水师大本营。在兵力上，南宋和金朝是3000对7万。战船数量是120对600。
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宋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
1161年10月27日，世界海军史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在中国黄海海域进行。
此后，金朝再也没有能力威胁南宋政权，很大程度上，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
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
北方沦丧，使南宋朝廷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税收。而长江、两淮、川陕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需要备战、养兵。巨大的国防开支，几乎将南宋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
幸而大量人口南渡，使物产丰富的南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局促于东南沿海，即使生产出再多的东西，也找不到更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依然入不敷出。
王朝该如何维持下去呢？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
1955年，从广东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艘陶制的船只模型。专家们推测，它很可能是一艘河海两用船只。
为了验证这种推测，1974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库诺克·诺伯尔按原样复制了这艘船。船只从香港起锚，沿日本海岸向东北漂去，在太平洋中航行了3000多海里，最终抵达阿拉斯加。
也许就是搭乘这样的船，公元166年，罗马帝国执政者安东尼派出的使节来到中国。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东、西方海上通航的起点。
如果说，在汉、唐时，由于大陆的强盛，海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南宋，却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宋高宗赵构曾下诏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
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
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展现在人们面前。
“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巨大的宋代船舶，给当时来中国旅行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也留下了类似的记录：“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养豚、酿酒中……”船上不仅能够储藏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除了船，南宋海外贸易的优势，还在于驾驶这些船的人。
在宋代，航海家们对季风和洋流已经颇为熟悉。在福建泉州的九日山上，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记录航海前“祈风”的石刻。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写道：“在11世纪中，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
流风所及，甚至宋代的士大夫对于海洋气象、水文知识也不陌生。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4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这提示出另一项先进的航海技术——罗盘导航。
罗盘随着船队一起到达了印度洋，印度和阿拉伯的航海家们如获至宝。接着，欧洲人开始受益。恩格斯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中国“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
此后，指南针不仅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马克思说过，“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
凭借无可比拟的科技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不仅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
巨大的中国商船，往来于广阔的海洋之上，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到1128年，海外贸易所得已占居国库收入的20%。这种现象，在传统中国也是孤例。
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
中国，不仅和整个东半球的贸易伙伴交换着商品，也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传播到不同的港口、城市和村庄。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现代世界的雏形，呼之欲出。
是什么力量，最终推动了它的成型呢？
公元1279年4月，1000艘南宋战舰，在广东崖山外的海面上结成庞大的阵列。决定王朝存亡的战争，再次在海面上爆发。
此时，南宋的对手，已经从金朝变成了元朝。过去的4年中，这个来自草原的王朝，先灭亡了南宋的老对手西夏、金朝。接着在1276年，元朝水师突破长江防线，从钱塘江直抵杭州城下。
仓皇出逃的3位南宋皇子由水师护送入海。漂泊3年之后，最终在广东崖山，与追击的元朝水师遭遇。元军的快速分队，在最短时间内断绝了南宋水师的淡水供应，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接着，元军开始用大炮轰击南宋皇帝的御船。在它的无情轰击下，南宋水师土崩瓦解。
在海上流亡3年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
而灭南宋，只是元朝征服史的一部分，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已经将元朝建造成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
元朝主导的“全球化”
中国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共同生活在帝国广阔的疆域中，他们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也承袭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管理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呢？
和其他的征服者相比，元朝统治者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态度。他们不在乎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也不在乎公文是否遵循儒家士大夫的古文传统，更不在乎印刷和绘画是否得到教民们的赞同……
元朝强制实行技术、农业和知识的统一标准。1267年，在阿拉伯学者的帮助下，工匠们为元世祖忽必烈制造出了地球仪，上面绘制着亚洲、欧洲和非洲。
12年后，在郭守敬的建议下，元朝在全国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台，最北的测点接近北极圈，而最南的测点在南海。
最初的商业路线就是骑兵的行军路线，但是，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可以依靠战马在陆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
在元朝，隋唐以来利用大运河运送漕粮的方式，改由海运完成。
海运漕粮，只是元朝海上事业很小的一部分。
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幸目睹了帝国强盛的海上事业。1291年，马可波罗搭乘的船队先后停靠在越南、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商人们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中国还不易出产。从波斯湾起，船队进入了元朝势力以外的地区，商人们携带的中国产品依然大受欢迎。瓷器、茶叶、丝绸，为船队换回了大量的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索马里货物，以及欧洲的钢材、挂毯、沙金和武器。
帝国变成了一个大“公司”
新的商品被不断发掘，而旧的商品也被纳入了新的流通体系。从染料、纸张到开心果、爆竹和中药，每一样东西都能找到买主。
在《元史新编》中，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指出：“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来自草原腹地，但不仅不排斥海洋，反而努力沟通陆地和海洋，这是元代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通过海洋，世界被连成一体。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权，而公平的自由贸易是第一原则。相比之下，后来崛起于地中海沿岸的海上霸权显得是那样的狭小和局限。
世界因此而改变，改变它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观念。当人们试图用市场来解释世界时，改变就注定要发生了。
帕多瓦，意大利东北部的小城。
在城里的教堂中，保存着一幅绘制于1306年的壁画——基督圣袍。令人惊异的是，圣袍在布料和式样上，完全采用了蒙古人的习惯，不但如此，圣袍的金色边纹实际上就是元朝的八思巴文。
和以往相同题材的宗教画不同，披着圣袍的圣母和基督脸上，充溢着人类的情感，正因为如此，很多欧洲的艺术史学者把它看作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批作品之一。
当这幅画开始绘制时，在欧洲，一部游记开始广为流传，它的作者正是马可波罗。沿海路回到故乡一年之后，马可波罗口述了这部作品。
公元1492年8月3日，又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航海家率领3艘船，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他的名字叫哥伦布。
在随身行囊中，哥伦布携带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马可波罗游记》。
第三集 潮起潮落
听起来，这更像一个传奇故事。
公元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停靠在东非港口马林迪。船队由3艘帆船组成，目的地是印度。作为第一个开辟东方航线的欧洲人，达·伽马向当地居民夸耀了自己的船，然后，急不可待地提出了贸易要求。
看着葡萄牙人拿出的小玩意——玻璃珠子、铃铛、珊瑚项链、洗脸盆……非洲人的脸上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接下来，村中的长老向达·伽马展示了精致的丝绸、瓷器和一顶镶着金边的乌纱帽。他告诉目瞪口呆的葡萄牙人，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人驾着数不清的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那些船很大，葡萄牙人的船看上去像座房子，那些人的船，看上去超过了整个村庄。
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将信将疑的欧洲航海家询问了村中的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朱棣的雄心
南京城西，秦淮河蜿蜒曲折地流出城市，从这里注入长江。
600多年前，繁忙的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四川、江西深山密林中砍伐的巨木，在广东打造的铁钉，来自江南省的棉布，以及全国各地征集来的棕绳、胶、瓷器、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
那是明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船厂，正在日夜赶制即将“出洋”的巨舰。
这样的繁忙景象也不仅仅出现在帝国的首都南京，设在福建、苏州等地的船厂，也在做着相同或类似的工作。几乎整个帝国都被卷入了造船的计划，而计划的制订和组织者正是当朝的皇帝——朱棣。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朱元璋的眼中，他，是最有才干，也许还是最有野心的一个。于是，他被派往北平去对抗帝国的最大威胁——蒙古骑兵。十多年的大漠征战，不仅将朱棣塑造成一名杰出的领袖，同时也给了他维护领袖地位的力量——一支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军队。
公元1399年，朱棣将这支军队投入到争夺皇位的战争。他的目标是自己的侄子，朱元璋亲自指定的继承人。
战争进行了4年，结局是：侄子全家自焚于皇宫。
1404年，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朱棣宣布了派遣庞大船队下西洋的计划。此时，蒙古骑兵仍威胁着帝国的北方，南方复辟的阴谋还没有彻底铲除。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疑问从朱棣的朝堂，贯穿600年，一直延续到今天。
公元1498年5月20日，经过近一年的远航，卡里卡特港的轮廓终于浮现在达·伽马的面前。
印度，在欧洲人的脑海中，堆满了黄金、香料，以及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宝，卡里卡特的繁荣，或多或少证实了这种印象。
来自东南亚的香料、楠木；来自南亚的棉布、粮食；来自非洲的象牙、黄金，云集于此。当时，这里是印度洋沿岸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当地居民好奇地打量着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欧洲人。
“你们来干什么呢？”
“基督徒、香料”，达·伽马用两个单词概括了此行的目的。
当时在欧洲，谁控制了同东方的贸易，谁就能获得惊人的财富。意大利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城邦，依靠庞大的商船队和强盛的海军，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威尼斯执政者自豪地炫耀自己的政绩：威尼斯有小型船只3000艘，中型船只300艘，巨型战舰45艘，水手3.6万人，每年用于贸易的资金达到1000万金币，而当时教皇的侍从一年的收入，只有30金币。
但是在1453年，土耳其苏丹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古老的丝绸之路被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阻断了，被逼无奈的欧洲人只能冒险从海上想办法。哪个国家能首先找到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就能取代意大利城邦，成为欧洲的首富。
1498年，达·伽马获得了成功。
古里王宫建造在离港口不远的山坡上，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整个港口，而且可以看到港口两侧绵延数公里的种植园，园中栽满了丁香、肉桂、生姜以及珍贵的胡椒。
1498年5月的一天，古里国王远远地注视着葡萄牙人的3艘帆船。作为国际商港的统治者，他接待过各种各样访客。他们虽然肤色不同、民族各异，但最终目的几乎都是为了香料。
葡萄牙人的到来，或许会让古里人联想起90年前的往事。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
三宝太监郑和命令船队在距离卡里卡特5海里的洋面上抛锚。卡里卡特，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古里。它是郑和首航的目的地。
依靠旗语和钟鼓，抛锚的命令被迅速地传递到317条大船上。868名文官，442名将校，35名通事，180名医生以及1万多士卒、水手、工匠……有条不紊地做着登陆前的准备。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船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一支船队的规模可以与之媲美。
当时的国王亲自到港口迎接天朝的使节。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使节来访的目的。在家门口，毫无预兆地一口气出现2万多名官兵、几百艘大船，任何人都会小心翼翼。
禁海与开海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12月，朱元璋的一纸禁令使延续了1500多年的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趋于窒息。
“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原本已浮游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气息被彻底剥离，普通百姓被硬生生地阻隔在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当“开国禁海”作为祖宗旧制延续下来，成为朱明王朝的长期执政国策，中华民族也就开始从海洋退缩，变得更加封闭而内敛。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延续唐、宋、元各朝鼓励远洋贸易的策略，而是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呢？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独断专行，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他坚信“农桑”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同时，倭寇的猖獗，也更坚定了他禁海的决心。
在以后的岁月里，朱元璋不仅多次下诏彻底禁止民间海洋贸易，甚至连渔民出海打鱼都在被禁之列。
既然如此，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组织大规模的航海行动呢？
罗卡角，欧洲的“天涯海角”。正是从这里起航，航海家们为贫瘠的葡萄牙，也为危机重重的欧洲大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海风凌厉，海浪咆哮，600年过去了，这茫茫海天还记得那些一往无前的勇士吗？
“陆地从这里结束，海洋从这里开始。”那么，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的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葡萄牙呢？
1499年9月，葡萄牙王国被兴奋和狂热的情绪所弥漫。虽然达·伽马率领的170名船员中只有54人返航，虽然出海的3艘帆船只回来了一艘，但运回的香料获得的利润，却相当于远洋费用的60倍。
此后一个多世纪，依靠海上霸权，这个只有20万平方公里土地、230万人口的国家，在欧洲保持了无所匹敌的强势。但专制的王权，也从根本上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崛起，从而注定了葡萄牙盛极而衰的命运。
这一点，与90多年前的大明王朝有着惊人的类似。
公元1403年，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向28个国家派出使节。他修订了父亲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性律令，并解除了对胡椒等舶来品的进口限制。
朱棣谕令官员说，“今四海一家”，“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从永乐元年到永乐二十年，包括日本、朝鲜、锡兰等超过50个国家，都向中国提出了贸易要求。在各种奢侈品的刺激下，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明王朝有条不紊地运作着这个庞大的垄断体系。
但如此巨大的远洋贸易，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公元1424年7月，64岁的朱棣病逝在远征蒙古的归途中。
明王朝的一切娱乐都停止了，新都北京，各寺院鸣钟3万下，在沉重的钟声里，朱棣的灵柩被移送至两年前造好的皇陵中。
但即便是在国丧期间，朝野上下对于先帝的种种议论就已经开始了。迁都、绥靖安南、远征蒙古……种种劳民伤财的举动，让天下怨声载道。
下西洋，当然也是大臣们诟病的对象。
1430年，郑和率领船队又一次来到马六甲。
6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荒凉的海边渔村。郑和在这里建立了仓库、补给站，并且三次把马六甲城作为整个船队的集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马六甲逐渐成为国际化的商港。
这是宝船队第七次下西洋，前六次都是受明成祖朱棣派遣，斗转星移间，皇帝又换了两任。
出海前，郑和命人在闽江口立起了这块石碑。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
在碑文中，郑和骄傲地回顾了远征的壮举，这是“混一海宇”，远超历代的海上成就。之所以如此仔细、不厌其烦，也许是因为他对《明实录》将如何评价“下西洋”毫无把握。
60岁的郑和预感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远航！
公元1433年4月，郑和病逝在远洋途中。
“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大海是郑和一生奋斗与光荣所在，也是他最后的葬身之处。但郑和的心灵却无法真正皈依海洋，不得不在陆地留下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衣冠冢。
此后不久，明王朝彻底停止了远洋航行。当君主的荣耀、野心以及欲望不再那么强烈时，鼓动船帆的风，也许会慢慢地减弱下来。
诚如英国当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所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
但这支没有对手的水师却不可逆转地选择了自杀，一艘艘海船停泊在寂寥的港湾里，任凭岁月流逝，悄无声息地霉烂着、腐朽着……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中国人“像村庄一样巨大”的宝船一天天从大海上消失之际，欧洲航海家们却在中国罗盘的指引下，驾驶着“像房子”一样的帆船，向富饶的东方一步步逼近。
郑氏的“海上王国”
涨潮了。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这就是历史。
又过了100多年，当封闭的大明王朝像死水一样走向腐败的时候，东南沿海，曾经被打压得奄奄一息的民间海商，又积聚起了重出大洋的力量！
公元1633年10月22日，清晨，金门料罗湾，9艘不可一世的荷兰战舰突然遭受来自中国水师的袭击，刹那间，炮火和硝烟将这个宁静的港湾变成了沸腾的战场。
这是一场被遗忘的海战，它的指挥者是一个被中国历史淡忘的“海上国王”郑芝龙。
明隆庆元年，即1566年，迫于压力，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今天福建的海澄，每年约有150艘帆船从这里领“引票”出海贸易。
但禁海难，开海更难。中国海商与移民所面对的世界环境，与200年前郑和航海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了。
过去的大洋是一个无组织的自由世界，中国的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处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海商所面临的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殖民征服的军队，重出外洋举步维艰。
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
料罗湾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贸易霸权，福建巡抚的捷报引民间说法：“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来，此捷创闻。”
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中国势力自郑和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霸权，赢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扩张，挑战外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竞逐富强的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最后的一线光明也将被扑灭！
公元1646年，清兵一步步进逼福建安平，南明平国公郑芝龙作出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抉择：叛明投清。但清政府不仅没有兑现让他成为“三省王、闽粤总督”的承诺，反而迅速挟持其北上。
在北京，这位海上枭雄终日战兢危惧，他密书儿子郑成功：“众不可散，城不可攻。”5年后，康熙皇帝登基，郑芝龙被处决。
就在这一年，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亲率2万余人的大军，300艘战舰，从金门起航，浩浩荡荡，收复了被荷兰人盘踞37年之久的台湾。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1662年6月23日，民族英雄郑成功因病去世，年仅38岁。3个月前，他派人给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送去了战书。
康熙皇帝闻讯，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能这样评价对手的，无疑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伟大的君主。但不论是康熙皇帝，还是被南明皇帝赐封为忠孝伯的郑成功，都无法摆脱皇权中心主义的束缚。
当西方世界将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结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的时候，中国剿灭了具有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的民间海外力量，再次为西方势力让出了整个中国海。
第四集仓皇海防
公元1895年2月，北洋舰队危在旦夕。
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威海城、南邦、北邦炮台相继陷落。日军已经将缴获的大炮调转炮口轰击港内。
北洋舰队残存的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为固定炮台使用。最后的突击力量鱼雷艇编队，或是被俘、或是被击沉。朝廷的援兵，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劝降书。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打开东方的大门
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即公元1793年，经过一年的海上颠簸，英国勋爵马嘎尔尼率领一个超过700人的使团来到中国。
这是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为了这一天，欧洲的航海家已经在海上搏击了近300年。正是在寻找中国的过程中，欧洲人发现了世界，并掀开了轰轰烈烈的工业文明全球化的大幕。
9月14日，秋高气爽，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了马嘎尔尼和他的随从。
马嘎尔尼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在中国增开舟山、宁波、天津口岸，减免英商关税，设常驻外交使节，并开放租界等通商请求。
但令英国人意外的是，这些他们认为并不过分的要求，却被乾隆皇帝一口拒绝了。
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英国人艳羡不已。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
而对于英国人精心准备的礼物，天文望远镜、船只模型、钟表和武器等，乾隆皇帝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
因为在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以上，即便是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也对中国推崇有加。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肯定地说：“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区都富强。”
没有人能预料到正在萌芽的工业革命，会有如此巨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也没有人能相信，那些在海上搏命的洋人们，最终能够成长壮大，并为全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的坐标。
事实上，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大帝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
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论道：“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但闭关锁国，真的就能保障大清的江山永久太平吗？
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嘠尔尼不得不离开北京，在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半个世纪后，1840年，马嘎尔尼的话变成了现实。
强敌来自海上
1832年，一艘300吨的英国商船擅自闯入中国领海，从广东出发，沿海岸，经厦门、福州、定海、宁波、镇海、上海、威海卫等地，最后驶往朝鲜。
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商船如入无人之境。连船上的翻译都纳闷，本地所有军舰都去哪里了？竟然不能阻止一只商船的进入。
实际上，在上海港，天朝水师曾竭力阻挡，但商船依旧在上海停泊了18天后，扬长而去。天朝水师只是在它离境6海里之后，开始鸣炮，以示英夷的商船已被驱逐。
此时，管辖上海港的江苏巡抚，恰恰是日后名满天下的禁烟英雄——林则徐。
当林则徐建议朝廷成立现代海军的时候，道光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是“一派胡言”。
1841年7月13日，正在浙江戴罪的林则徐，又将被发配新疆。挚友魏源闻讯，专程从扬州赶来相送。
8月的一天，两人在镇江对榻倾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翻译的外国书报资料赠与魏源，希望能尽快编撰成书。
就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内，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用10年时间，编成了100卷的巨著《海国图志》，一反重陆轻海的陈旧观念，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宏大的海洋蓝图。
魏源指出，国家应创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
50年后，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海军就是为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服务的，并将海军舰队、商船队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归纳为“海权”的三大组成要素。
“海权论”成为了美国海上力量崛起的基石，也成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行动纲领。直至今天，强大的海权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赞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下，美国国会批准了一系列的造船计划，而联邦政府对海军的投入更是成倍增长，最高时，美国海军支出竟然占到了联邦总支出的20%以上。
但在中国，为什么魏源设计的“海权”蓝图，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非但没有实现，甚至无人问津呢？
毫无疑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浩瀚的大海曾经是天然的屏障，护佑了中华文明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茁壮成长。但从1840年开始，这种宁静的生活已经被永远击碎了。
1842年8月29日，在英军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欧美列强紧随其后，竞相侵犯中国主权。
整整30年，条约体系下的中华帝国沉溺在天朝旧梦中，苟且偷生。直到1874年，连近邻日本也派兵登陆台湾，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后，清政府才如梦方醒，匆忙筹建水师。
但正如李鸿章所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在无能之辈的掌舵下，这艘巨大的破船只能敷衍一时了！
海防“一日不可缓”
1894年9月，黄海海域风云突变。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的军舰聚集在这里，等待集体观摩一场影响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历史进程的殊死搏斗。
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上演的蒸汽铁甲舰队之间的决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大清朝的北洋水师和日本的联合舰队。
这是两支年轻的海军，后人评价说，如果日本海军是一支成熟的海军，决不会去挑战北洋水师，因为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而北洋水师如果是一支成熟的海军，也决不会畏惧联合舰队的挑战，因为同样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
北洋水师的巡航范围除了中国沿海港口，还远航至今天韩国的仁川、釜山，俄国滨海，以及南洋群岛各地……稳稳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1890年4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6艘军舰出访新加坡，当地华侨无不雀跃。华侨报纸称：“盖10年前中国与今日之中国大有不同。……中国情形，先如睡而后如醒，整军经武，昼夜不遑。”其存心不是想结怨于人，或者夺人土地，“不过欲以自强起见，保护吾民耳”。
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在详细评估之后，认为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8，而日本海军则名列第16位。
清朝的海军建设，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
日本海军史称北洋舰队访日为“海军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几个月后，1887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捐出皇室费用30万元作为海军经费。
1893年，明治天皇再次颁发诏书，催促国会通过海军扩展计划，并允诺在未来的6年中捐出180万元作为海军经费。他甚至每天仅吃一餐饭，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文臣武将做示范。
“帝国海军一日不强，朕一日不再食矣。”
日本朝野深为感动，贵族院议员决定捐出年俸的1/4，政府官员决定捐出收入的1/10，作为造舰和海军装备之用。
日本倾全国之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了上来。
在日本全力追赶的同时，中国却停滞不前。
1887年9月，光绪皇帝的师傅，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上奏，“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储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添办……”所以海军建设可以暂缓。
翁同龢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有人认为，翁同龢之所以反对继续给海军部拨款，是基于对李鸿章的个人恩怨。这种推测是否成立，没有定论。
但即便有根据，如果没有慈禧和光绪的首肯，单是一个户部尚书，恐怕也不能只手遮天。翁同龢的建议最终能坐实，和慈禧太后有莫大的关系。
一年前，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之际，光绪皇帝的父亲、时任海军总理大臣的醇亲王奕環却上奏折，建议恢复在昆明湖操练水兵的旧制。
当日，海军衙门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于是，在百姓的哀号声中，投资巨大的颐和园破土动工。
更加讽刺的是，建园经费很大一部分，是由李鸿章代为筹集的。
这样做的理由是：“慈圣听政垂30年，克成中兴，再定大统，忧勤宵旰，驯至升平……凡在臣子，敢不仰体圣主之心。”太后为国操劳30年了，享受一下也不过分，做臣子的怎能不体谅呢？
挪用海军经费、海军建设中的贪腐，不仅对购舰、铸炮……造成灾难性影响，对海军士气也是极大打击。流风所及，北洋舰队训练废弛、军纪败坏。舰队虽有赏罚条例，但是“将官多不遵循”。
每年北洋封冻，舰队南巡之时，官兵“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嫖娼、赌博成性的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那么，当日本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为什么清政府却放任好不容易建起的海军荒废下去呢？仅仅是因为腐败吗？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认为并不如此简单。
在北洋水师学堂中，严复按照留学的经验设置课程，希望学员毕业时都能达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要求。但10年之后，满怀期望的严复对自己的弟子渐渐失去了信心。
在晚年，他常常引用一位英国官员的话来形容海军：“海军像一棵树，只有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开花结果。”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注意到，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结识的日本同学们，此时正在合适的土壤中疯长。
最晚到1880年末，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它的工业产量约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世界工业增长的速度为3%。
日本开始被人称为“亚洲工厂”。日本的一些企业，不仅掌控着国内市场，而且开始与欧洲公司争夺中国和印度市场。1868年~1893年，日本蚕丝出口量增加了4倍；棉纺织品约50%输往韩国和中国；20世纪初，足尾铜矿及提炼厂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地之一。
大量的商品输出，必然带动海运的崛起，而海上贸易航线的安全，左右着国家的兴衰。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几乎是倾全国之力在建设海军。
1890年，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这本书出版不久，日本政府就特别命令，将此书译本分发给陆军、海军、政治领袖和学校。据说，在甲午海战前，每位日本舰长都随身携带一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同样被日本政府奉为经典的，还有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本被中国人束之高阁的著作，日本人期待了许久。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3年间，《海国图志》至少被翻印了21个版本。
和日本相比，北洋舰队这棵树，俨然是“无本之木”。
1891年，黄海的战鼓已隐约可闻，而大清朝廷却明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此后，北洋舰队再没有增添过一炮、一舰。
1892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吉野”舰完工，日本预定的海军扩张计划基本告成。
甲午之战失败后，李鸿章曾经替自己辩解称“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这是托辞，但未尝不是事实。
1886年12月14日，北洋舰队的铁甲舰——“靖远”号，在英国举行了隆重的下水仪式。
按照西方惯例，典礼上需要演奏国歌。然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并没有法定的国歌，因此用一首古老的西方名歌《妈妈好糊涂》来代替。
一语成谶。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最终被清政府亲手葬送。
1894年11月7日，修葺一新的颐和园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为了庆祝60大寿，慈禧太后大宴群臣，赏戏3天。
1个半月前，9月17日，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相遇，李鸿章苦心经营了20年的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观战的列强用相机，为我们记录了110年前的耻辱和悲壮！
第五集云帆初扬
农历八月十八日，浙江海宁人头攒动。
1916年，刚刚粉碎了袁世凯的复辟梦，孙中山先生在夫人宋庆龄和蒋介石等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到盐官镇，观赏“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潮。
近代中国，与海洋渊源最深的政治家无疑是孙中山。在短暂的59年的生命历程中，他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一生在海上航行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5圈。
谈笑间，一平如镜的江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银练。如城墙般的海浪，从遥远的天际逼来，渐移渐近，忽然化成一座横亘江心的银山。
万马奔腾，惊雷贯耳。联想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坎坷和艰难，孙中山先生感慨万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16个字，如同眼前这汹涌的钱塘潮一样，振聋发聩，在东亚大陆上久久回响！
悲壮的民国海军
1931年9月18日夜，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
第二天，日本军队轻易地侵占了沈阳，长春等20多个城市。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
支离破碎的旧中国，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当时，一位战地记者感叹道：“李鸿章，他说碰上了‘3000年未有之变局’，哪知，后浪逐前浪，我们碰到的变动，比他还大得多。抚今思昔，不觉出了一身冷汗；由现在想到将来，又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半个多世纪，为什么除了冷汗，还是冷汗呢？
如何守卫漫长的海岸线？海洋与中国的兴衰存亡有多大的关系？
从林则徐、魏源到李鸿章、严复，再到梁启超、孙中山，这一串串问号，始终萦绕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心头。
1919年，在《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提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但遗憾的是，直到1925年病逝，中国的门户权依然是他最担忧的问题：“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猛烈的枪炮声再次敲碎了宁静的夜晚。以此为标志，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这是中国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距离孙中山去世仅仅过了12年，东洋人的坚船利炮又来了。
江阴，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水域，扼长江之咽喉，为南京之屏障。
1937年盛夏，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42年后，日本海军和中国海军在这里又一次相遇。
对中国海军而言，如果说甲午之战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失败的话，那么，江阴会战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
8月12日拂晓，“通济”号训练舰宁静异常，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手握望远镜，一言不发。
不久前，南京当局认为国民海军既无力量同日军在海上决战，也无能力扼守海口，于是，决定调集主要舰艇和一部分商船沉入江阴航道，制造一条阻塞线，遏制日寇长驱直入的势头。
综观世界海战史，这是最不可思议，也是最悲壮的一页。
一艘艘军舰和商船在江面上一字排开，水兵们打开了舱底阀门，刹那间，浑黄的江水在船舱内卷起了浪花。
接下来，这群流着热泪自沉舰艇的海军官兵，又在长江上杀敌建功。
8月13日，淞沪战起。16日，7架日军轰炸机即飞临江阴上空投弹，但遭到中国军舰猛烈的炮火还击后，向北遁去。
9月下旬，日本海军增派战舰70多艘、飞机300多架和10万士兵，围攻江阴，力图打通长江防线。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9月22日和23日。
“平海”号枪炮指挥官刘馥在日记中写道：“炮弹如洪水般攻来。敌人如波浪一般，一层退下去，又一层层地冲击过来。”
弹片横飞，水柱冲天。“平海”舰、“楚有”舰、“青天”舰、“邀日”舰、“江元”舰……中国海军的舰艇被陆续击沉，其中包括以国父孙中山的字命名的“逸仙”舰。
江阴血战以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全线拼光的代价，打破了日本海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彻底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
1937年12月1日，中国官兵含泪撤离阵地。
中国海军在物质上由盛而衰，在战斗精神上却由衰而盛。“中国海军军人特具的性格、所表现的沉着英勇和誓死牺牲的伟大精神，以及他们破釜沉舟的做法，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效仿的。”
这段话，刊登在当时美国研究远东问题最权威的《密勒氏评论》上。
江阴血战，也让国人看到了中国海防的希望，“我们不能因为这柄刀太小而失望。一把小刀杀不死一头牛，那就应该换一把大刀；绝不能一口咬定用刀是杀不死牛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抗战胜利的曙光刚刚照耀中华大地之时，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壮大国防，重建中国海军，还得期待另一个时代！
从泥潭里起锚的共和国海军
1949年6月12日，刊登在《大公报》上的一条公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报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
同一天，上海重庆南路182号挂出了一块牌子——“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登记办事处”。
没有人能割断历史，这就是历史。
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海军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兵种。但在中国大陆还未获得全部解放之时，毛泽东的目光已经转向了海洋。
1949年1月，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织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和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3个月后，长江北岸，百万雄师蓄势待发。
就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前夕，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受命从大连一路风尘，火速赶到江苏泰州。在这里，他将揭开中国海军史上崭新的一页。
但在白马庙驻地，映入将军眼帘的却是这样一番景象：
由于有些部队没有征集到船，有些战士就在地下挖一个坑，官兵们坐在坑里面，用铁锹代替桨，来进行划桨的训练。
此情此景，让张爱萍百感交集：从泥潭里起锚的人民海军能走向大海吗？
4月23日，星斗满天，张爱萍一行13人，分乘3辆美式吉普车离开白马庙。在向江阴进发途中，张爱萍宣布华东海军正式成立。50年后，1989年，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确定这一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日。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一天傍晚，长江南岸，那群曾经用热血抗击日寇的国民党海军官兵，却在第二舰队司令员林遵的率领下，集体起义。
长江中下游，国民党防线全面瓦解。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千帆涌动、万桨齐划的壮观场面，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标志性的影像。
说到底，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是武力，而是民心。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和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将领林遵、金声、曾国晟等。
毛泽东郑重地对起义将领说：“你们有丰富的海军知识和经验，有科学技术，我们新海军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
正如张爱萍将军后来所形容的，两个“跛子”，互相取长补短，走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
对新中国而言，能不能掌控制海权，是能否生存的关键。
在夹缝中求生存，是新中国的第一选择。
共和国的领袖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海军，就无法保卫我们的海防，就无法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毛泽东奋笔疾书：“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
1月的莫斯科，天寒地冻。
1950年，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毛泽东惦记的，依然是人民海军的筹建工作。13日，在即将前往列宁格勒的间隙，他给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发了电报：
“可即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此点亦请告聂荣臻。”
3个月后，4月14日，借用北京协和医院的礼堂，肖劲光主持了海军领导机构的成立会议。一个新的战略军种出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
1950年8月10日，人民海军建军会议在北京召开。
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会议制定了人民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并决定优先建设潜艇部队。
在现代兵器体系中，潜艇和航空母舰是天生的对手。
潜艇的设计初衷，便是隐蔽地攻击敌方军舰。因此，航空母舰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潜艇的攻击目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一共有4艘护航航空母舰被敌方的潜艇击沉，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击沉了大量潜艇。这样，在潜艇威胁航空母舰的同时，航空母舰也成了潜艇的克星。
进入冷战时代，苏联的水下舰队成为西方世界不灭的梦魇，为此美国海军特意维持了一支专用反潜航母舰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并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
8月初，美国又派第13航空队驻守台湾，并发表“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在“协防”台湾当局的名义下，美国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
战争的乌云笼罩东南海疆。那把命运之剑，再次高悬在中华民族的头上。
1951年10月，组建。
1952年6月，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成立。
1954年6月19日，在旅顺潜艇学习队的基础上，人民海军的第一支潜艇部队在青岛成立。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首次视察海军部队，乘“长江”舰航行了4天3夜。虽然一直穿梭在风平浪静的内河中，但毛泽东的目光却超越了长江，超越了现实。
“过去帝国主义侵略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
离舰前，毛泽东给“长江”舰、“洛阳”舰的指战员留下了这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随后，在视察“南昌”舰、“黄河”舰、“广州”舰等舰时，也留下了同样的题词。
4天内，同样的内容书写了5次。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初为独立军种
1955年1月18日，在参谋长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华东军区陆、海、空三军联合发起了进攻一江山岛的战役。
当时的一江山岛被蒋介石集团称做“生物通不过的钢铁堡垒和打不沉的美国造军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着反攻大陆的决心和信心。
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下午5时30分，解放军完全占领一江山岛，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
人民海军组建不过5年，却经历100余次战斗，协同陆军、空军解放了绝大部分的近岸岛屿，并快速形成了近岸防御能力。
夺取一江山岛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渡海作战。它标志着人民海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已经形成战斗力。
这是一段被复述了无数次的辛酸的往事。
1950年3月，新上任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视察威海，由于没有军用船只，只好租借渔船前往刘公岛。船老大满腹疑团：“你是海军司令员呐？怎么还借我这个渔民的船啊？”
肖劲光脸色如铁，扭头对随行人员说：“记下，海军司令员肖劲光，1950年3月17日乘渔船视察刘公岛！”
仅仅过了7年，1957年8月4日，人民海军在青岛举行了第一次海上阅兵式。这支从泥潭中起锚的军队，在边打边建中，已经成长为包括舰艇大队、航空师、海岸炮兵团、防空兵团，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在内的重要军种。
这在有海无防的旧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随着一串红色信号弹的升起，人民解放军的炮弹如疾风暴雨般地射向金门岛国民党守军阵地。
10天后，正当世界惊愕之际，中央军委突然下令：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面对前线将帅的质疑，毛泽东解释道：“我们要给蒋介石留一点念想，不能把台湾彻底推向美国的怀抱。”
金门、马祖等岛屿，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在地域上的纽带，为了粉碎美国提出的“划峡而治”的阴谋，海峡两岸领导人巧妙地以一场军事对抗，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9月4日清晨，万籁俱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在鸦片战争爆发118年后，中国人终于有能力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海权，屈辱了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第六集 长风大浪
1963年5月2日，不论是华盛顿、莫斯科，还是汉城，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中国远洋货轮在公海遭鱼雷被击沉”。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立刻传遍全球，加重了冷战气氛很浓的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更有引发战争的危险。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半个月后，中国海军的调查编队进入了作业海区。
但奇怪的是，美国第七舰队和苏联远东舰队也几乎同时到达，并停泊在附近海域。更有甚者，在中国海军开始作业时，美国飞机频繁在头顶低空盘旋。
一艘货轮的沉没，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军舰的目光？中国海军究竟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航道呢?
为何不欢而散
1959年10月1日，这一天的阳光依然令人陶醉。
新中国迎来了10周岁的生日，举国欢庆，万民同乐。但天安门城楼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却浮现在毛泽东的眉宇间。
前一天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攻击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指责中国不该发动金门炮战，“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10月2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一场更大规模的争吵爆发了，当时的情形，亲历者们常常用“吵得一塌糊涂”来形容。
在稍稍冷静之后，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双方销毁了10月2日的会谈纪要，以抹去这段不愉快的记忆。
多年以后，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言行依然耿耿于怀。
“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
实际上，毛泽东不仅仅是动怒，他认为这种所谓的协议，将会伤害中国主权。“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也许，赫鲁晓夫的确不能明白，他这种想当然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已经触及了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
是告别，也是新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程开始了！
青岛观象山，中国近代海洋科学事业的起点。
1921年冬，华盛顿会议召开，并签署了《九国公约》，迫使日本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一切交还给中国。
胶济铁路交了，青岛也交了，却唯独留下了青岛观象台。
日本继续占有青岛观象台的理由，得到了列强的认同：中国没有技术人员，而观象台不能运转将严重影响来往于胶州湾的各国船只。这样，大家的经济利益都要受损。
争海权也就是争利益。中国政府坚决地拒绝了！
1922年12月，强词夺理的日本抛出了最后一个条件：中国只有蒋丙然先生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如果他来，观象台当交。
此刻，身处上海的气象学家蒋丙然正在家中养病，闻听此言，第二天一早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1936年7月，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举行了奠基典礼，蒋丙然和伙伴们希望能让中国的海洋科学事业更上一层楼。
1958年9月，一大批海洋科学家云集青岛。
来自海军、中央气象局、中国科学院、水产部、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60多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共同协作，依靠4艘护卫舰改装的简陋的调查船，先后完成了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普查工作。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洋综合调查。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是中国声学界的摇篮，每年有上百名声学专业和信号、信息处理专业的博士、硕士生从这里起锚，驶向科学的海洋。
而其起点，正是50多年前的那场海洋科学大调查。
事实上，当时世界的海洋意识都很原始。在冷战的背景下，除了国家安全，没有人在意能从海上得到什么。海洋还停留在战略通道的层面上。
国防水声学的研究目的，是建立反潜预警体系。在当时，有人将之形象地比作“水下万里长城”。重点防御的对象只有一个——核潜艇。
1954年1月21日，美国第一艘“鹦鹉螺”号核潜艇在康涅狄格州下水，原子核裂变后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猛烈撞击着一度处于沉闷状态的世界海军。
1958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列宁共青团”号出海。其主要设计者什马科夫宣称：“根据设计，鱼雷可以到达美国任何一个滨海城市的海湾。”
现代军事家们称：“如果战争爆发，一个国家全部被摧毁，但只要海洋深处还有它的一艘未被打击的导弹核潜艇，它将携带导弹从水下发射出来，就几乎可以摧毁敌对国所有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目标!”
也许，正是为了让核潜艇的威力发挥到极致，赫鲁晓夫看上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但组建联合舰队的构想，却被毛泽东坚定地拒绝了。
对中国人而言，1960年，是和饥饿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但同时，也少不了“背信弃义”“雪上加霜”这样的词汇。
1960年8月23日，苏联全部撤回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专家。这些专家不仅留下了一大堆没有竣工的项目，而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数据。尤其是核潜艇，合作还没有开始，协议已变成了废纸。
毛泽东义愤填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跃进”号沉没的背后
5月，春天的麦苗已翻成了波浪，但海风依然寒冷。
凌晨5点，渔民们出发了。这是海带收割的季节，如同农民需要赶秋一样，收海带也得抢时间。天气一热，海带就会大面积腐烂。
今天，中国的海带产量占据世界的95％，紫菜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但在30年前，我国几乎见不着野生的紫菜。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和能源危机的出现，许多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海洋，并逐步扩大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首先提出向海洋进军的口号。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向国会提出“美国必须开发海洋”，要“开辟一个支持海洋学的新纪元”。而苏联、日本、英国等国家也纷纷加大海洋开发的力度。
基于中国海洋缺乏统一管理的现状，1963年春，29名科学家联名上书党中央和国家科委，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加强海洋的调查和领导工作。
而与此同时，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使形势变得更为紧迫！
1963年5月1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已于4月30日下午从青岛起程，首航日本的门司和名古屋，开辟中日航线的新闻。
“跃进”号货轮全长169.9米，载重量15930吨，能在封冻区破冰航行，并能在中途不补充燃料的情况下，直达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港口。
5月1日下午1点55分，“跃进”号在苏岩礁海域突然发出“我轮受击、损伤严重”的密电。随即，在海面上彻底消失。
第二天，这条新闻成了世界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
被击沉还是自沉？被日本渔民搭救的船员们陆续回国，这些亲历者认定“跃进”号是被鱼雷击沉。
但接下来，美国却发表声明，说美国潜艇没有对中国货船发动过攻击；南朝鲜、苏联都声称与“跃进”号沉没无关。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1963年5月18日9时，在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浩天的率领下，由10艘舰船组成的海上编队驶离吴淞。
这是人民海军首次大规模远赴公海执行任务。为保证万无一失，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和副参谋长傳继泽也亲临指挥舰“成都”号一起出海。
大海似乎在有意隐藏秘密。5月19日8时，编队在浓雾中到达预定海域。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和苏联太平洋舰队也相继到达。
5月29日，终于找到了沉没的“跃进”号。
潜水员共摸到破洞3处、凹陷5处，破口都呈长条状。船体上的3条大焊缝完好无损，证明没有建造方面的质量问题。
对苏岩礁进行了4天10人次的探摸，终于发现有遭受激烈碰撞的痕迹，潜水员还捡到了8块粘有红色漆皮的礁石。
至此，“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已确凿无疑：驶入公海后，风平浪静。然而，这是掌握在一些初学航海的人们手中的一条巨轮，在看似平静的航道中，蛰伏着意想不到的凶险。
预定的导航图上写着：距苏岩礁15海里转向。但由于水流变化、风压、流压的影响，船长和大副都没有准确判断出自己的位置。当大家以为仍在苏岩礁15海里之外的时候，实际上，这块水下礁岩已经在脚下。
船慢慢下沉，倾斜。在被苏岩礁致命一击后，“跃进”号拖了长长的两公里，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最终沉入海底。
6月3日，新华社发出电稿：经过周密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一触即发的危机消解于无形。
长风大浪任纵横。征服海洋是近代志士仁人的一个心结，但英雄主义的浪漫并不能取代科学的理性。当时，中国甚至没有一张准确的国际航线图。
在“跃进”号携带的航海图上，苏岩礁只是一个虚线范围，没有明确的方位和水深。
郑和大航海以降，中华民族疏远海洋已经500多年，再次重返这个舞台，还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
艰难前行的海洋事业
1964年夏末，一列特快列车飞奔在京广线上，年近50的南海舰队副司令员齐勇少将凝视着窗外。
北京，一项特殊的任务正等待着他。
1964年1月4日，国家科委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正式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并提出了国家海洋局的任务和职责。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也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介绍了当时海洋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海洋工作未来所要面临的任务，也论述了成立国家海洋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9月1日，北京王府井大街，国家海洋局对外挂牌办公。
千百年来，中国有人开海、用海、禁海，却无人管海的状况，变成了历史！
20世纪60年代，青岛、宁波和广州，有这样一批军人引起了市民们的好奇：说是海军，却没有部队番号；有时穿军装，有时也穿便装；船是军舰模样，却有特别的舷号和涂漆。
时间一长，人们戏称之“7083”部队，意即七零八散。艰巨复杂的使命，使他们难以说明自己，但一套军民共享的海洋调查管理和研究体系，却从此建立起来，至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打个简单的比方，要想知道一桶水的温度，只须插上一支温度计，对水的某一个部分测量就可以完成。
但断面调查却是对意志的考验，看似单调的工作，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持之以恒地重复。创建之初，这是国家海洋局的头等大事。
船小，风浪大。从此，每个月都有人雷打不动地颠簸在汪洋中。
凋尽朱颜白尽头！
这就是海洋科学工作者用生命和汗水，一年一年，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断面调查资料。
海流、海浪、风速、能见度……这些数据看起来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它们究竟有什么用呢？
海洋科学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有了前人的耕耘，后人才有可能收获。正是前辈们默默无闻的工作，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基石。
1964年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火热地上演着。
告别了三年困难时期，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也是在这一天，赫鲁晓夫退出了历史舞台。核威胁，这个笼罩在中国人头顶上近20年的阴影，竟然以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果画上了句号。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蘑菇云的光芒，也照亮了深入海洋的航程。1965年3月20日，经中央专门委员会第11次会议批准，核潜艇研制工程全面开工。
第二年，在文化大革命袭来之际，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开始了。
但核潜艇项目涉及到27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为此，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道“金牌令”——《特别公函》。
边设计、边试验、边生产、边建厂房，核潜艇的建造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核潜艇长什么样，从来没有人见过。设计者的手中，除了两张模糊不清的核潜艇照片，其他资料一无所有，究竟该怎么办呢？
无意中有人听说，有个出国访问人员从香港带回一艘核潜艇玩具。
大家非常兴奋，连夜找来拆开了进行研究，我们的核潜艇的起步，就是从两张照片和一个模型上受到启发的。
敲敲打打，拆拆卸卸。
为了节约经费，设计者们最终用纸壳、木头、废钢铁和塑料板，打造了一个核潜艇模型。几度寒暑中，科学精英们就在纷纷扬扬的碎屑与刨花中，获取了大量的感性及理性知识。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举行了隆重的下水仪式。中国人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美国10年的历程。也许，这不单单是一个速度的问题，这牵扯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8月19日，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陪同下，88岁的朱德元帅专程检阅了核潜艇。海风猎猎，这位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以完美的方式，写下了戎马生涯的最后一页。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但路漫漫其修远兮，万里长征刚刚走完第一步，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海洋，还得经历一场由内到外的变革！
第七集 走向大海
1979年元旦，邓小平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这一天，太平洋风平浪静。在敌对了40年后,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的美国与人口总量占世界第一的中国，正式建交。
《时代》周刊这样评价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弘、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打开国门进军太平洋
开放国门，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依赖国家的实力。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的旋律在太空中回响。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使“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性能得到了验证。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提议，用“长征二号”作为动力火箭，试射一枚洲际导弹，只有这样，中国才算真正拥有了战略武器。
在核威胁的阴影下，新中国迫切需要通过试射洲际导弹，来证明和强化自己的生存能力。
但试射洲际导弹，靶场又该选在哪里呢?要选定靶场、靶点需要很多条件，要对海区的自然环境，比如说海底地形、水深、水文气象、生物化学、通信条件以及周边的环境都要了解。这就必须要有一艘比较大的海洋调查船。
“长宁”号，波兰巴黎公社船厂建造，1966年下水，是当时中国交通部运输公司中船龄最短、性能最优越的万吨级远洋船舶。
国家海洋局耗时28个月，将之改装成为一艘远洋科学调查船，并起名为“向阳红五”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远洋科学调查船。
1976年2月，病榻上的毛泽东审阅了“向阳红”编队的远洋计划。对于这次远航，这位83岁的老人充满了期待！
1976年3月30日，“向阳红”编队向大洋深处驶去。尽管中国从汉代就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但从未对任何一个大洋展开过有现代意义的科学调查，因此，“向阳红五”号每迈出一步，都是历史性的创举。
陌生的海域一天天变得熟悉，一个新的时代正乘风破浪而来。
1977年10月，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石油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应美国能源部的邀请，中国政府将组织一个石油代表团访问美国。
1978年1月5日，新中国第一个石油代表团小心翼翼地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在当时，中美之间尚未建交，所以19名团员是以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国石油总公司”的名义出访。
资本家们过度的热情，令代表团意外不已。而更让大家感慨的，是美国先进的海上石油勘探开采技术。
但是，当石油代表团将出访的感受、与外商合作的意向落实在纸面上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种种的质疑。
下一步该怎么走？是退守内陆，还是走向海洋？是继续封闭，还是走向开放？等待答案的，不仅是饱受曲解的石油人，也不仅是痛苦迷茫的中国人。
整个世界，都在等着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
1978年，科学的春天。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国家海洋局明确提出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战略目标。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标志，但对于海洋来说，开放的步伐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春天已经迈出。
8天后，3月2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齐亮。中国石油工业的领军人物齐聚一堂，静静地等待，等待着见证中国海洋事业一次伟大的转折。
中国的门户稍稍露出一条缝隙，西方世界便闻风而动，甚至欢呼雀跃。当时的中国石油人并不了解，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复杂的时代背景。
“全国的同胞们：今晚，我要向你们谈谈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能源问题……我们正在走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能源不足的时期。”
1973年11月7日晚，尼克松总统的电视讲话让饱受汽油短缺之苦折磨的美国人心惶惶。
1978年夏，北京市炎热异常，而更加热闹的是北京饭店：一批又一批财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外国石油公司纷至沓来，寻找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从早到晚，许多市民聚集在北京饭店附近，用好奇和疑惑的眼神，打量着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陌生人。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2月18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
海上圈地纷争
事实上，即使中国不主动打开国门，“蓝色圈地运动”的刀光剑影，也早已无情地逼来。而撬动地球的，正是“流动的黑金”——石油。
1945年初，美国在得克萨斯州沿海发现了石油。当年9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大陆架公告》，主张对邻接其海岸公海下大陆架地底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
公告发布后，许多沿海国家纷纷提出对大陆架的主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斗争。”1973年，参与制定海上“圈地运动”的“游戏规则”，成了重返国际舞台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第一件大事。
但中国人当时对海洋的了解，仅限于海岸带和滩涂，对海洋法学、海洋政治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出国谈判前，中国代表团肩负着三个使命：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支持第三世界；第三，维护国家利益。
但正是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周边一些国家加紧了对南海诸岛的控制，造成了今天中国海洋权益受到侵占的事实。
1982年4月30日，经过10年的交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公约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及对大陆架资源的权利。这个空间，对于刚刚面向海洋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莫大的财富。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于日本企图侵占中国钓鱼岛领土主权的行径，中方均及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但日本变本加厉，不断制造事端，进而抢夺太平洋上的主导权。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正确而明智的做法。但半年后，1979年5月，日本政府却在钓鱼岛修建了直升机场，并派出了调查团和测量船，试图造成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既成事实。
而在南海，岛礁的抢占更加触目惊心。面朝大海的中国，究竟有没有能力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呢？
1980年5月2日，一支船上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混合编队出现在太平洋上。经过连续4次对南太平洋特定海域20多个学科的调查，中国终于获得了洲际导弹预选靶场的几十万组科学数据。
这是人民海军的战斗编队第一次穿越第一岛链，也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济南”舰第一次在大洋上亮相。
5月18日10时30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5号”从甘肃酒泉腾空万里，飞行近半小时后，准确命中在太平洋预先设定的靶心。5分20秒后，火箭数据舱被打捞出水。
与此同时，4艘测量船向指挥部报告了落点。经计算，落点误差只有250米，远远低于导弹研制部门提出的2000米的误差指标。
这一刻，中国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战略防御能力，已经扩大到全球任何一个目标。
洲际导弹，成了保卫海洋权益的定心丸。
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为中国的特区。3年后，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又增加到14个。继唐朝和宋朝之后，中国又兴起了新一轮的港口建设热潮。
与此同时，1981年，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国家海洋局从由海军代管回归到由国务院直管，承担起引领海洋经济开发和维持沿海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
1982年2月15日，在北京长安街31号的一幢三层小楼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9个字——“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没有鞭炮，没有锣鼓，甚至没有一个简单的揭牌仪式。然而，这个静悄悄诞生的公司，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国外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战略举动”。而英国路透社则形象地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比作中国开启国门后，驶出的第一艘面向世界的巨轮，其意义不可估量。
1982年，从大西洋传来的轰炸声震撼了中国海。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爆发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揭开了现代海战的序幕。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这是马岛海战给未来战争的启示。
历史再次聚焦在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上。
1980年底，就在圆满完成中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任务之后，凯旋的“济南”舰却神秘地消失了。
一年之后，“济南”舰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除保留反舰导弹外，舰上增添了卫星导航系统。几年后，“济南”舰又加装了直升机平台，战舰的搜潜、反潜能力和反舰能力大大提高。
海军战斗力的提高，无疑增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但反过来讲，只有与国家海外利益的拓展相结合，海军才能获得内在发展的动力。
与对外开放同步，中国海军建设发展急速驶上了高技术的航道。
1982年9月24日，一场激烈的交锋在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帷幕。
一方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另一方是素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的焦点只有一个：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因为分歧太大，原定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被整整延长了50分钟！
在回忆录中，英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柯立达写道：“撒切尔夫人刚刚取得了对阿根廷战争的胜利，她是摆开一种好斗和不合作的姿态来处理香港问题的。然而，这次会谈的结果令撒切尔夫人很无奈。”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早已预料到，这将是一次艰难的谈判。就在交锋开始前，邓小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
19天后，1982年10月12日，中国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取得圆满成功。这在国际上再次引起巨大的反响。
美国《海军学会会报》评论说：“当中国宣布从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时，事情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海基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大国争霸的世界近代史昭示，在这个71%被海水覆盖的星球上，所有大国的兴衰都取决于海上。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当选为英国首相后，还经常身着海军的制服。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发生危机时，美国总统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但海洋，真的只属于强权吗？
1604年，一位21岁的荷兰青年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海洋自由论》一扫陆地上的陈规陋习和沉重的记忆，为现代国际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位荷兰人，名叫雨果·格劳修斯。“自然从来不将阳光、空气和水据为私有。”
围绕《海洋自由论》的争论，又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世，才告一段落。
从此，海洋告别了强权时代，任何国家都可以依靠国际海洋法，与侵犯本国海上利益的行为，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远海公土包括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海洋资源，属于全人类共有。
舞台有多大
“爸爸，那边冷不冷？”
1998年2月11日，中国传统的元宵节，南纬72°32′，常年被冰川覆盖的南极洲上充满了温情。
当这声来自祖国的奶声奶气的问候，通过赤道上空3.6万公里的同步卫星传来时，现场所有的人，都热泪盈眶。
1984年10月，伴随着沿海14个城市的扩大开放，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向阳红10”号海洋调查船、海军“J121”号救助船，从上海起航南下，越过西风带的狂风恶浪，安然抵达南极乔治王岛。
经过50天的建设，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披红挂绿，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南极与中华民族的心理距离不再遥远。
世纪交替之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为建设具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而奋斗”，并提出了“开发蓝色国土”的概念。
短短20多年，中国的海洋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极地长期有效地开展科学考察活动，既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也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走向海洋的信心。
2005年1月18日3时15分，经过21次征战，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首次登上了号称“人类不可接近之极”的南极冰盖最高点。
“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南极、北极不仅关系到科学考察，更关系到资源和人类未来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能让中国人的视线跳出大陆，把冰川、企鹅和大洋一起镶入心灵的版图，这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建树。
1997年12月31日，就在“98国际海洋年”到来之际，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为整洁一新的中国南极“长城”站题写了站名。
长城，这个古老的名字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第八集 经略海洋
大陆渐行渐远，海水的颜色越来越深，而船上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闷。
这是1817年的夏天，又一个英国使团从中国铩羽而归。失落的使臣阿美士德越来越坚信，只有武力才能敲开中国的大门。6月27日，帆船停靠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那个曾经横扫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被囚禁在这里。阿美士德很想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令人意外的是，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观点充满了蔑视，“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岁月像流沙般散去。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中华民族终于能以包容的胸怀倾听世界的声音。这一刻，我们听到了拿破仑在“睡狮的预言”中，被中国人有意无意忽略掉的一段话。
“感谢上帝，它还沉睡着，就让它一直沉睡下去吧！”
捍卫
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是从海上来的。这缕阳光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2009年3月，美国侦测船“无瑕”号到中国南海侦测军事情报被曝光后，国内一些媒体对国民的海权意识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
结果表明：80.6%的人不知道黄岩岛的正确位置；96.8%的人没读过在西方被奉为经典的《海权论》；57.1%的人不知道中国海监的真实身份。
也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还有被九段线拱卫着的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
“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只有阳光、空气和海洋。”这是日本对小学生进行的国情教育。
1994年12月，第49届联合国大会宣布1998年为“国际海洋年”。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6月8日定为“世界海洋日”。
1998年5月，首届国际海洋博览会在地理大发现的起点——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这次博览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海洋，未来的财富。”为什么说海洋是未来的财富？它对中华民族又意味着什么呢？
“海洋蕴藏着全球超过70%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油气如同埋在地里的马铃薯一样，等待我们去挖掘。”2007年4月，在第四届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览会上，美国休斯敦大学的一位教授做了这样的开场白。
石油被称做是“工业的血液”。“铁人”王进喜有句名言：“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跨入21世纪，人们突然意识到：主宰人类命运的“石油世纪”才刚刚开始……
“1993年，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以《石油风云》一书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人丹尼尔·耶金这样评价道。因为这一年，中国由石油出口国正式变成了石油进口国。
曾几何时，中国人将“贫油国”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举国振奋，扬眉吐气。但无疑，那只是短缺经济下的自给自足。
当洞开的国门将眼花缭乱的现代物质文明带入这个古老国度的时候；当拥有家庭轿车不再是痴人说梦的时候；当中国式发展之路开始令世界瞩目的时候，石油再次成为中国人的心头之痛。也正是从1993年起，中国石油越洋跨海，开始了跨国经营的努力。
而且，与西方巨型石油公司相比，中国石油企业的经济、技术及国际化经营经验等相对落后，在世界石油市场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要走向海洋，开展跨国经营，其困难可想而知。如果说在最初，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是依靠艰苦奋斗的“大庆精神”在闯市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勘探和开采技术的提高，反而成了“中石油”的核心竞争力。
只有在大海中才能学会游泳。2004年，国务院作出决定，批准“中石油”“中石化”“下海”，与“中海油”一起开发海洋石油天然气。5年后，2009年7月8日，《财富》中文网与英文网首次同步发布了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企业有43家上榜，3大石油公司都赫然在列。
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信念；和平地开发利用资源，是这个走向海洋的东方大国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
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石油业在与国际巨头的同台竞技中，从一个“迟到者”“弱者”后来居上，成为强者。但在家门口，在南海，石油人却一直痛心不已！
利益的背后，永远是贪婪的目光。20世纪70年代，这些人烟寂寥的岛礁，成为列强争夺的蛋糕。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的石油公司分别与周边国家合作，进入南沙群岛海域，进行掠夺性的勘探开采。
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主权声明，但南越西贡当局悍然出动军舰，进一步侵犯西沙群岛。1月15日下午，南越军舰向甘泉岛发射炮弹。
一时间，国际社会舆论纷纷。美国《前卫》周刊发表时评指出，“西沙、南沙、中沙、东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在国际参考书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忍无可忍，中国海军奔赴西沙。
在西沙海战中，据说有这样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自从两年前做了一个小手术，88岁的蒋介石已很少过问政事。这一天，一名官员送来急电，请他定夺。
“中共海军导弹护卫舰4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
而这次……蒋介石沉思片刻，然后说了声：“西沙战事紧哪。”那名官员会意地走了。当天，人民海军的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这是25年来的第一次。
也许，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故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民族的利益要高于一切。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大陆、台湾，如同家庭吵架一样，虽然内战打得很激烈，然而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双方是又恨又亲。”
1994年1月，应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之邀，台湾“中油”公司一行11人踏上祖国大陆，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考察访问。海峡，真正成为了血脉相连的纽带。
这，也许是维护海权最有效的方式。严峻的现实是，在南海，除了7个岛礁由人民海军守卫，1个岛屿由台湾军人驻守外，其余稍大一点的，全部被侵占。而赴南沙海域捕捞的中国渔民，还经常受到他国武装船只的骚扰。
30年来，周边国家与200多家西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钻探了约1380口钻井，每年的石油产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一个大庆油田。
2010年2月26日，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制造的、海洋工程领域的“航空母舰”——第六代3000米深水钻井平台，如期驶出了船坞。以此为标志，中国具备了进军深海的能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邓小平针对海洋争端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原则。久而久之，周边国家在主观上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政府“搁置争议”，就意味着搁置了主权。
而且，即便我们对种种“争议”可以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但“争议”依然像幽灵一样，密密地笼罩着中国海域。
今天，我们更应该强调，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前还有4个字——“主权属我”。
“厚土”与蓝海连成一片
2001年11月10日，中国义无反顾地投入经济全球化的怀抱。但经济全球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顺利进入太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宇宙俯瞰自己的家园。地球，也许叫做“水球”更准确。我们引以为傲的大陆，看起来就像一个个小岛，孤悬在大洋中。无疑，海上通道就是人类的“生命线”！
作为马六甲海峡的前端，印度洋对中国的海洋安全，也有着同等的制约作用。因为能够切断中国能源通道的，也包括印度洋水域上的任何一点。
亚丁湾，印度洋出入红海、地中海的必经之地。2008年12月17日，刚刚完成了前往苏丹的运输任务，“振华4”号货轮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
早晨8时，气氛骤然紧张，7名全副武装的海盗步步紧逼……“振华4”号是幸运的，船上的30位勇士也是幸运的，在实力不对等的战斗中，燃烧弹、高压水龙头战胜了火箭筒、自动步枪等军用武器。
2008年12月26日下午，由“武汉”号、“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从三亚亚龙湾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肩负重大的远程作战使命，出现在距离本土4400海里之遥的非洲之角。2009年4月28日，亚龙湾彩旗飘扬。顺利完成护航任务的“武汉”舰和“海口”舰徐徐驶入军港。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道，“郑和又回来了”。在沉默600年后，中国海军又展现出了与其地位相符的军事实力，而这支武装也秉承了中华民族止戈为武、和谐共生的愿望！
但真的是郑和回来了吗？4个月不见，孩子长大了。124天的磨炼，中国海军也成长了。要知道，仅仅在30年前，中国军舰的海上自持力只有10天到15天。
再端详一下掌心中的孩子吧，他充实着我们的现在，也寄托着我们的未来。其实，蔚蓝色的海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专家估计：按可供储量静态计算，中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有21种难以满足需求，有5种将严重短缺。早在2006年，全国18亿亩基本农田的红线已冻结。
水、煤、电、石油、土地……危机扑面而来。2009年7月18日，首届中国海洋博览会，在广东珠海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中心拉开了帷幕。
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深海载人潜水器。上天入海。继航天领域跨入大国行列之后，中国向深海进军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2009年，中国船舶制造业跃居世界第一，中国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30多年前，1978年4月22日，“向阳红五”号考察船从太平洋深处收获的5块锰结核，最终帮中国敲开了“国际深海采矿俱乐部”的大门。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在太平洋东部，中国已经拥有一块7.5万平方公里的、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的金属结核矿区。这个面积，几乎相当于两个海南岛。
猛醒的“睡狮”
海运兴，国运兴。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没有海洋战略意识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2002年元旦，广东湛江养殖专业户韩观成领到了一本特殊的证书——《海域使用权证书》。它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这位老人对眼前这5.6公顷的海域，拥有7年的使用权。
这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也可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因为韩观成领到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海域使用权证书》。2007年10月1日，共和国生日这一天，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这部法律，把国家所有的“海域”如同土地一样列为“用益物权”。等待了3000年，被中国人视为命根子的“厚土”，与风云变幻的海洋，通过法律的形式，终于连成了一片。
早在400多年前，明朝兵部尚书胡宗宪和学者郑若曾就提出了“经略海上”的思想。但后来，割地、赔款、丧权……我们这个民族用最屈辱的方式，承受了漠视海洋的痛苦。
只有到今天，我们才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和法律等手段，对国家的海洋利益和安全，进行战略谋划和经营管理。只有抛弃靠海吃海的掠夺观念，建立更科学、更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意识，龙的传人才能真正回归海洋。
2010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实施，海洋规划、海洋战略日益成为中国决策者的重要命题。
一个国家新区划战略构想——中国“新东部”海洋经济带，呼之欲出。未来正向我们走来。不管沉睡与否，狮子终究是狮子，与其被动地任人宰割或敌视，还不如勇敢地承担起责任。
2008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提出，要“建设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高度着眼，实现整体转型，推进信息化跨越式发展”。
蝴蝶飞不过沧海。在信息化海战中，打败仗的不一定是技术上处于劣势的舰队，而是作战思想落后、体制编制落伍的海军，一如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
2009年4月23日，青岛海域战舰云集。为庆祝人民海军建军60周年，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国际阅兵式隆重举行。来自美国、俄罗斯、法国等14个国家的21艘舰艇参与了检阅。
这是人民海军的节日，更是中华民族的节日。从1840年以降，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奋起直追的痛苦，也收获了走向复兴的喜悦。挫折是成长的代价，失败是前进的动力。在历史的汪洋中，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永远保持一帆风顺！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去责备祖先的保守，因为封闭的大陆，曾经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同样，我们也大可不必再去计较他人的冷眼，因为幽暗的大海，曾经是全人类的梦魇！
睡狮正在梦醒，因为我们凝视着海上升起的太阳！1997年，香港回归，中华民族雪洗百年耻辱。
这一年，一名驻守南沙的战士惊奇地发现：中国的疆域不是一只“雄鸡”，更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是奔腾不息的火苗，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是火炬的托盘和手柄。
放眼望去，神奇的大自然似乎在预示着什么？海洋是人类的未来，而中国，这把照亮东方的“火炬”，其“燃烧”的能量将来自海上，其发展的引力也将来自海上。
经略海洋，拥抱深蓝，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