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04年留学日本会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1906年冬奉命返川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同盟会员，并积极组织起义，先后在泸州、成都、广安、嘉定发动起义，均失败。
1911年4月27日参加了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武昌起义爆发，组织蜀军北伐，并任蜀军北伐总司令、蜀军第一师师长。“二次革命”爆发，与杨庶堪成立讨袁军，任四川讨袁总司令。讨袁失败后被迫解散部队，化名陈颐丰逃到日本东京。
1915年参与蔡锷、唐继尧讨袁护国之役，任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
1918年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
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参与反蒋活动。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国防委员，
1939年与刘文辉、邓锡候等商议，共同策划反蒋事宜。
1949年7月在成都组成“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任主任委员，12月与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70年病逝于北京
乐山历史故事-熊克武智斗清兵
熊克武是老同盟会员，年轻时就追随孙中山从事推翻满清的斗争，还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后来又发动过讨袁义举。
有一次，满清官府将成都四门紧闭，关起城门捉拿革命党人，熊克武当然是“要犯”之一。于是他换上了一套破旧的毛蓝布对襟大褂，头上戴顶破草帽，一副农民打扮，穿过满街的清兵，来到城门口想混出城去。
他站在背阴处仔细观察了一番，只见城门洞排着两行官兵，要出城的必须挨个检查盘问，有可疑之处，就立即扣押，看来真是插翅难飞了。
正在为难之时，只见一支马队向城门口驰来，正巧有一条黄狗也来凑热闹，正跑到他的身旁。这时熊克武急中生智，飞起一脚踢在黄狗身上，黄狗痛得汪汪狂叫，一下子飞窜到马队跟前。奔马见恶狗迎面扑来，顿时受惊，跃起前蹄嘶鸣。后面的马一一时止不住，猛撞在前面的马上。一时间，马翻人仰，乱做一团。城门洞的卫兵也慌忙上前，维持秩序。忙乱中，熊克武夹在四散奔跑的人群中挤出城门，拣小路直奔家乡井研去了。
犁田
在成都没有捉住熊克武，没过多久，又传来熊克武已潜回老家井研的消息，于是又急忙下令到井研搜捕。
有一天，熊克武又被两个差人追赶，他凭家乡路熟，东弯西拐，差人始终追不上他，便他也难把这两个家伙甩掉。
急匆匆走过一段田埂，只见一个农民下在田里赶着牛犁犁田。他灵机一动，挽起裤脚跳下田去，对农民说：“让我来帮你犁！”
家乡人好多都认得熊克武，一见是他，又听说官府在抓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将犁头和牛鞭递到他手里，还给他披上蓑衣，戴上斗逢。这一下，熊克武变成一人犁田的农夫，谁也认不出来了。
这时两个差人赶到，站在田埂上大声吆喝道：“喂，犁田的，看到一个人跑过去了没有？”
那位农民回家说：“刚过去一会儿，恐怕跑了一里多路了。”
两个差人赶紧不要命地追去。
等他俩不见了人影，熊克武才爬上田埂，急忙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隐身
摆脱了差人，熊克武来到乡下一家亲戚处藏身。
一天，他的亲戚从外面回来，告诉他说，大门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是不是与他有关？熊克武悄悄向外看了一阵，断定是来逮他的，就赶紧从后门逃跑人。
没想到，路上又遇见了几个差人。只见他们正从前后围了上来。此刻，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唯一可以藏身之处，就是路边仅有的一户人家。没有办法，只好钻进去再说。
围上来的差人，明明看见熊克武跑进那座房子里去了，以为是瓮中捉鳖，十拿九稳。但是，几个人把屋里屋外抄了个遍，也不见熊克武的影子，问主人，主人也没有看见，无可奈何只得走了。
等差人走远了，熊克武才从一张桌子下面钻出来，奇怪的是，一张桌子保以能藏身？原来熊克武用双手和双脚死死地蹬在桌子四周的横木上，将身子提起紧贴在桌面的下边，就谁也看不见了。
他就这样机智地一次又一次地躲地了清廷的搜捕。
1913年8月4日
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
在重庆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的熊克武
1913年8月4日，四川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第五师是由军校学生组
建的蜀军演变而来，革命性较 强。袁世凯命川督胡景伊镇压，重庆党人和五师旅团 长要求起兵，熊克武遂下决心。宣布独立后，即分兵两支，向隆昌和立石 站、寒坡 场进击，并出兵配合龙光进攻沪州。胡景伊令王陵基部由北路进攻重庆，令刘存厚部 沿江东下，12日，袁世凯令鄂 督黎元洪、陕督张凤慧、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 拨劲旅，会合兜剿”。四都督遵令拨兵援川。
战斗开始后，两军相持不下，互有进退。14日，川军周骏部营长梁渡、贺重熙、
吴行光在隆昌前线击毙团长吴成礼 ，响应讨袁，28日，梁渡率部夜袭沪州，血战两 昼夜不克。
《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续十三
熊克武进入成都后，在滇、黔的扶植下出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掌握全川军政大权——然而这个貌似辉煌的胜利，也只是个名义而已。
既然这是个以力搏胜的时代，那么真正的胜利者，自然就不会是本钱短少的国民党，而是股份最多的后台大老板，野心勃勃的唐继尧。
那时的唐继尧是多么的志得意满啊！他派出劳军使，到驻川滇军中到处派送他的相片和纪念金币，还给各路将领授勋，连在书信中也大大咧咧地以汉光武帝自居起来。
他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随后孙中山又重新任命了一回，不过把民政权从熊克武手中剥离了出来，改以杨沧白为省长），以滇军将领赵又新任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任叙泸镇守使，叶荃任夔万镇守使（后又率第八军进入陕西），划川中南重镇资中、简阳、内江、泸州、自流井、叙府为滇军驻扎区，另有华歌封一个旅驻扎川南的会理；另以黔军将领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划川东重镇重庆为黔军防区。
全川要地，尤其是川南的盐场，重庆的商埠等财富之地，几乎全部控制在滇、黔两军手中，他们自署官吏，截流税款，名义上的川督熊克武对之也无可奈何——后来被认为是四川军阀混战罪魁祸首的“防区制”，就源于滇、黔军这一时期的驻屯体制。
然而，这也就是滇军在四川战场上最后的辉煌了。
因为此刻的滇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地步。
就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中，滇军虽然最终侥幸取胜，但其表现已经大不如前，让人跌碎了眼镜。
列位看官大概忍不住要问上一句了：那支在护国时代慷慨激昂，三千人打遍全川所向无敌的滇军，怎么会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就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枉自兵力扩大了十倍，却连川军这帮乌合之众都能随便欺负它了呢？
冰冻三尺，固非一日之寒。
我们得从滇军的建军和发展轨迹中找原因。
从前清组建新军以来，滇军一直是一只规模虽小但却极其精悍的部队，直到护国战争前，才不过有两个正规师加上警备队共四十来营的兵力。因为兵力小，组建时间又长，所以部队装备整齐，人员训练有素，兵将相习，上下齐心。
然而护国之役的迅速胜利，使得滇军在瞬时间便拥有了广达数省的势力范围——与之相应的是，它也背上了更为沉重的防务负担。
防务上的急迫需求和物质上的暂时充裕，使滇军即刻进入了一个急速扩张期。唐继尧在短短的数年间，穷兵黩武，竭西南之财力，竟然将滇军扩充成了一支拥有八个军实力的庞大武装力量——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也正是这个大扩张时期使滇军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从此走向衰败。
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不断地涌入部队，大量低级干部在短时间内就被提拔到旅、团长的重要职务上，大量乱七八糟的老旧武器也被从仓库里拎出来重新使用（据后来驻粤滇军朱培德部师长王均抱怨说，他的部队，装备还比不上驻地村中的民团。作为堂堂正规军，这可真是丢人哪）……
以前那些用惯了皮实的德械装备的连、排长，在一年半载间就被提升为了旅、团长，领着一帮刚从云南乡下带出来，不谙军纪战术，既不会打枪也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手里拿的还是成都兵工厂出产的，故障百出的土造步枪——仅仅是如何保养枪械和排除简单故障，就够这些毫无常识的小伙子们学上好一段了。
而那些新提拔上来的官长们自己呢？他们连自己连、排里那几十百把号人还没有带好，连马克沁机关枪、克虏伯山炮这些稍微复杂些的武器的保养维护还没完全弄清楚，连地图还看不太明白，有些人连字都不识数都不会算……突然头头们就让他带上一个团、一个旅去战场上冲锋陷阵，这样还不出故障才怪！
更深而言之，对那些刚从一个古老时代的帝国躯壳里走出来的新军人而言，他们接触这些西洋军事技术和手段的时间，也实在是太短暂了——从云南新军创建算起，至此才不过短短十年，他们还缺乏起码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常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时期来让他们适应和掌握。
可是，那又是一个疯狂而急功近利的时代，容不得他们有如此的悠闲。于是，这场大扩军，反倒成为了滇军走下坡路的开始。
发展不是坏事儿，但如何使规模产生效益，而不是产生拖累，正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与目标，这却是一系列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可那些被初期的成绩鼓舞得信心爆棚的家伙，却往往见不及此，因而头脑发热走上歧路——他们只看见了自己拥有的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看到在那貌似慑人的力量之下还有多少空洞需要去夯实。就这样，他们变成了一戳即破的纸老虎。
唐继尧和他的滇军，就是这样从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
地盘的扩张过速，和兵力的扩充过度，使得滇军这栋大厦，虽然架子看起来越来越大，但其基础却愈来愈显得薄弱，到处是洞，亟待夯实。可滇军的主人唐继尧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只看到自己过去的两个师，变成了现在的八个军。
而历史成绩也在误导他：既然一两年前，三千滇军便可以打遍全川，那么现在有了如此强大的一支武力在手，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积极参与中原逐鹿，进而争霸天下呢？
于是，这个好惹是非的唐继尧便在整个西南事务上，到处插手，除云南本省外，四川、陕西、广西、广东、湖南、贵州……差不多半个中国都有他派出去的干涉军。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就在这时，那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恶的魔鬼——鸦片，又一次出场了。
在早期滇军出征时，部队经常手头拮据。为了筹措军饷，便往往随军携带一些云南土产的鸦片沿途贩卖——就像如今的烟草一样，当年的“云土”也是云南的第一大品牌商品，是滇省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呢！
最初，在推翻满清哪、推翻帝制哪，以及种种其他伟大口号的鼓动下，军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大烟贩子并无两样，但他们毕竟有更为崇高的目的嘛！
唉，那个时代的人就有这么个坏毛病，他们总是以为只要目的高尚，使用什么手段去实现总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而发动战争的题目却越来越莫名其妙。
军队扩充得太快，军饷也越来越难于筹措，在拮据的经济状况下，那些失去了高尚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军队头头们也变得越来越现实。
他们渐渐忘怀了最初那些纯洁高尚的初衷，转而却把贩卖鸦片这种牟利的手段，当成了真正的目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越来越不堪，这些家伙甚至将倒卖鸦片视为了替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门道。
于是，军中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当一支军队从云南向外省开拔时，士兵的军饷往往都是积欠着的。长官就用这些积欠的军饷作为本钱，以三元一两的价钱大肆收购云南土产的烟土。等到这支部队来到四川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了，这些烟土就能为长官带来巨额的利润——比如说在邻省四川，一两烟土就至少可以卖到七元以上，其利润高达百分之二百三十三。
在鸦片贸易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夺取贸易通道，垄断四川乃至长江流域的烟土贸易，也就成了滇军一再侵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一支原本意气昂扬的军队，业已沦落为了大烟贩子，并开始试着用武力去保卫和推行鸦片贸易，甚至普遍地吸食上了鸦片，你还能指望它继续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么？
当然不能！
一支没有了理想，丧失了技能，甚至连躯体也垮掉了的军队，在这样的乱世里，便彻底沦落为了诸侯们进行封建割据的工具——可即便是当割据的工具，现在的它也不再是一件好用的工具了。
可唐继尧却浑然不觉，仍然在做着用武力独霸西南的迷梦，于是他的倒霉也就指日可待了。
此刻正处于蜜月期的唐继尧和熊克武，也逐渐开始变得貌合神离起来。
在唐继尧看来，熊克武只是他用以统治四川的工具。而在熊克武看来呢？唐继尧扮演的脚色也可爱不到哪里去，国民党也只是拿他当个冤大头罢了。
然而无论是统治工具还是冤大头，他们都不喜欢永远当配角，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规划未来。然而，这两种思路在本质上又是不可调和的：一个非要吃霸王餐，另一个却死活不肯买账——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即将有一场新的冲突来临。
1918年的8月间，唐继尧以筹划北伐为名，兴冲冲地来到了重庆，准备召开所谓“五省联军”会议。
唐督军一路上威风很大，仪仗甚盛。连一众驻川滇军将领前往迎接时，也不禁纷纷咋舌，他们看到的场面是如此的穷奢极欲，直拟于帝王：
前导骑兵的战马皮色整齐协调，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
骑兵身背骑枪，腰挂战刀，足蹬皮靴，头戴德式尖顶铜盔。随后是形同唐家禁卫军的佽飞军，其服装与骑兵一致，唯装备略有差异，为右手持方天画戟，左挂十响驳壳枪。
再后是掌旗官，乘高头骏马，身背十响驳壳，掌一面杏黄滚金丝穗大旗，上绣有斗大的“唐”字。接着是一顶绿呢八抬大轿，内有绣龙金黄褥垫靠，轿顶镶一个五岳朝天锡鼎。
轿后随一匹黄骠马，配紫金鞍，再往后又是佽飞军——率队的也是号大名鼎鼎的人物，佽飞军大队长，下任“云南王”龙云。
唐继尧在他辉煌的行营里请众将吃西餐。行营的天花板墙壁均用白布衬挂，地上铺青松毛，壁上还挂几幅名人字画做装饰——据说这套行头共有两套，以备每天轮流打前站布置，连带中西餐具食料，共有一百多驮。
一众滇军将领当场就糊涂了：您老这是在革命，还是在实习当皇帝？这场仗我们到底实在为天下苍生打，还是在为个人权利打？我们到底是在为新时代流血，还是在为改朝换代流血？
可这个答案，他们还需要思考很久，但最终他们中的个别人找到了它。
9月17日，唐继尧一行抵达重庆黄桷垭，熊克武率高级军政人员及重庆工商学各界代表迎出十里之外，沿途布有佽飞军步哨。入城时，全城张灯结彩，鸣礼炮二十一响，重庆报纸称之为“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会议于9月24日开始，所谓的“五省联军”，系指川、滇、黔三军，以及此时正在四川，暂时听命于唐继尧的湖北鄂军、河南豫军各一部。
与会者计有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滇、黔军旅长以上军官，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及国民党系统的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等，原占据鄂西恩施一带的蓝天蔚（士官二期，大名鼎鼎的士官前三杰之一，辛亥时代的北方风云人物之一。不过辛亥之后越混越差，现在几乎沦落到山大王的地步了），原荆襄镇守使黎天才和豫军司令王天纵等人，以及其他各省的一些代表——而旧川军系统的实力派人物如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却均未与会。
唐继尧此行的题目，是筹划“五省联军”北伐，然而其提出讨论的“准备北伐案”，却志不在北伐，而是十足的“强滇弱川”政策的延续。该案主题有三点：
第一点、以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的补充；
第二点、以四川全省的厘税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
第三点、以上两项由联帅（亦即唐继尧）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
在熊克武等四川首脑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北伐准备案，而实实在在就是唐继尧抢夺四川兵权财权的催命符。
就如前面所言，滇、川矛盾，实质上是个难以调和的生存问题。所以无论主持川政的是谁，是先前的尹昌衡、胡景伊也好，后来的周道刚、刘存厚也好，如今的熊克武、杨沧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不可能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让步。
于是川督熊克武、省长杨沧白，对唐的提案均不肯爽快答应。熊克武说财政问题归省长管，应该去问杨沧白，而杨沧白则顾左右而言他，总之是一再敷衍推托，言不及义。于是会议也就僵持下去，从9月24日一直开到10月1日。
除了川省因事关本省利害反应消极外，唐继尧长期以来的忠实盟友黔军也开始不那么合拍了。黔军统帅王文华也认为，西南自辛亥以来连年战火，民生凋敝，应趁此机会应该与民休息，静待时变，因而和唐继尧继续扩张的意见相左，最后王文华不待终会便跑回贵阳去了。
唐继尧见夺取四川军政大权的计划不能得逞，大怒之下便于10月8日转回云南，态度也为之一变：由先前扶植熊克武，转为积极策划驱熊。
于是以川、滇利益矛盾为导火索，西南各省之间又一次剑拔弩张。
大战即将到来，但四川方面的情形却很不妙。主持川政的的国民党人，犹在你争我斗，唯恐天下不乱——这就是所谓的“九人团”与“实业团”之争。
所谓“九人团”，系以熊克武为首，其主要成员有熊克武、但懋辛、李蔚如、喻培棣（熊克武、但懋辛以前的老大哥，大名鼎鼎的黄花岗烈士喻培伦的弟弟）、余际唐、张冲、吴秉均、刘光烈、龙光等九人。此九人都是留日出身，因同学、同乡这两重关系，过往甚密，遂被称为“九人团”。这帮人注重实干，也能带兵，但不大讲政治，这是其致命的弱点。
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后，以李蔚如为参谋长，但懋辛为第一师师长，喻培棣为第一旅旅长，余际唐为川江防司令兼重庆镇守使，张冲为督军署警卫团长及第二混成旅旅长，吴秉均为兵工厂兼造币厂厂长，刘光烈为政务厅长，因此一举掌握了四川的军、民、财三大权。
而“实业团”，则以谢持、杨沧白为首。
谢持，四川富顺人，字慧生，1876年生，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成为四川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07年11月，谢持与熊克武等人密谋在川南发动武装起义，但黄复生在制造炸弹时失手爆炸（这帮革命党在辛亥前的炸弹技术简直惨不忍睹），因而事泄，遂逃往广东。1909年，谢持等人又跑到陕西建一牧场，打算发展实业，顺便解决党人生活问题。当然还有句话没好意思说——就算将来进不能兼济天下，退亦能独善其身。而另一位骨干石青阳也于这时候在重庆办起了“蜀眉”丝厂，这是重庆最早的近代化企业之一。
因为这支人马早年主张大办实业，实行“实业救国”，故被称之为“实业团”。其成员主要是四川高等学堂和师范学校的学生及以及四川教育界人士——也就是领导重庆独立，创建“蜀军政府”这帮人了。其骨干人物有谢持、杨沧白、张培爵、夏之时（这位老兄属于半路出家性质，在蜀军政府时代后就很少参与活动了）、颜德基、黄复生、卢师谛等。
辛亥革命后，这批人均投身于军政界，因其多为文人秀才出身，喜好吹牛吵架却不谙军事，因而又被称之为“长衫军人”。他们和“九人团”正好相反，懂政治却不肯实干，这毛病也很要命。
讲实干的“九人团”在四川握有实权，但在国民党内却因与中山先生关系疏远，屡遭排挤。讲政治的“实业团”则正好相反，他们在四川势力微薄，但凭着朝中有人的优势，在党内颇有地位，因此每每能给熊克武难堪。
只要看看杨沧白当上四川省长后，都找中山先生要了些什么人来帮忙，咱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实业团”的分量了。
杨省长一开口，就要朱执信（孙中山手下第一流的政治思想家[这里谨向指正谬误的缪人凤老兄表示感谢]）来当省府秘书长，向楚来当政务厅长（向楚以前也在重庆府中学堂，教国文，那个专讲晦涩难懂的龚定庵文章的家伙，就是他）。
如果说这两位的名头我们如今还不太熟的话，那么接下来两位在近代史上的江湖名头可就如雷贯耳了——财政厅长杨省长要了廖仲恺（廖先生的大名还用多说么？），警务处长更厉害，他竟然要了蒋中正（这就是当年沪军都督府里那个叫蒋志清的小伙子了。他先前的老大哥陈其美在日本被袁世凯的人暗杀后，就改而追随孙中山，现在连名字也改了。不过他此刻还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人物，杨沧白能点名要人就算很抬举他了）……
估计杨省长这通要人的电报，也把中山先生吓了一跳——党中像点样的人物都给你调到四川去开分店了，那咱们广东的主营业务还搞不搞？
不过谁叫这“实业团”就是孙先生的宠儿呢，虽然很有点心疼，但最后中山先生还是打五折满足了杨省长的要求——把向楚和廖仲恺两位许给了他。
这可真是个历史性的对折！
亏得孙先生“吝啬”了一把，四川人民才没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沦入“蒋匪帮”万恶的魔爪之下，只得又让军阀们多折腾了十几年。
可要真要提前去了四川，这蒋中正他还能不能成为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蒋中正”，那可又是个问号了。
唉，历史有时候就是一团混沌的糨糊，她太淘气，太黏乎，有着太多的“偶然”和“可能”。唉，我们还是大度点，原谅这个在蝴蝶迷离的翅膀下，永远不知所措的小姑娘吧！
却说当时廖仲恺先生，受命之后便启程前往四川，可才走到宜昌，便又满肚子不高兴地打道回府了……
原来，熊克武麾下的将领们居然通电反对他入川！于是，这就成了杨沧白后来倒熊的重要口实：这丫的他居然敢反对中山先生！这条罪状就这么跟了熊克武好几十年。
可没奈何熊克武先生去世得晚——有抽鸦片嗜好的杨沧白先生，于1942年去世，而熊克武先生则活到了1970年。对于那些生命历程跨越了三个朝代的人物来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段人生啊——最重要的是，长寿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自由去争辩这一点。
据他老人家回忆，阻廖一事，并非如杨所言，乃是如此这般：“因为杨、谢这一方面有人不赞同，而原财政厅长刘公潜又是他们团体的核心人物，不愿意把财政权交给外人，既不便自己人出面反对，也不好说我反对，就捏造说熊部将领反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充炮手呢？道理是很简单的。”
唉，说来这两派虽系同党，但其斗争甚至比异党来的还要厉害——国民党渊源如此，这个坏毛病一直都没有改过来。这可不，直到现在还在对面的台湾岛上明争暗斗着呢！
不但国民党有矛盾，川军在整体上也有矛盾。
1918年10月，熊克武鉴于财政困难，召开四川整军会议，决定全川部队一律以有无快枪装备为标准，加以裁汰缩编。
最后川军被缩编为八个师——川军从清末的一个师，到尹昌衡时代的五个师，再到陈宦时代的三个师（两师两混成旅，约相当于三个师），再到熊克武时代的八个师……
仅从军队数量与政局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分裂与统一的差异，看到战乱与太平的缘由，看到这个古老的帝国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苦难历程。
缩编后的川军各部如下：
第一师，师长但懋辛，驻防成都（国民党，九人团。熊克武的忠实助手）；
第二师，师长刘湘，驻防合川（旧川军）；
第三师，师长向传义，驻防德阳（国民党，暂时倾向于九人团。但在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摇摆不定）；
第四师，师长刘成勋，驻防新津（旧川军）；
第五师，师长吕超，驻防绵阳（国民党，政治立场同向传义，但比向传义晃悠得更厉害）；
第六师，师长石青阳，驻防顺庆（国民党，实业团）；
第七师，师长颜德基，驻防绥定（国民党，实业团）；
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驻防嘉定（旧川军）。
另有余际唐（国民党，九人团。忠实的熊派）的江防军三十余营，分驻涪陵、南川、綦江一带。
此外，国民党系统的黄复生、卢师谛（九人团）两部民军，不够单独编制为师的资格，要合编吧，黄、卢二人又都想当师长，争执不下。最后只好各编为一个旅了事，驻防下川东。
经熊克武整顿后，川军八个师中，旧川军系统尚存刘湘、刘成勋、陈洪范三个师，其实力几乎没有受损，因此对缩编抵触情绪不大。但因国民党系统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其上，故也有些不满。
这就是川军中的第一个矛盾，新与旧的矛盾。
在这次整军中，国民党系的武力大大增加，由先前的一个师，发展到五个师又两个旅，还另有江防军一部。
但一贯喜欢吵架的国民党人，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好处，这反倒促成了他们的大分裂。用一句老话来评价这帮国民党，那就是——可以共苦，不能同甘。
在国民党人扩编出来的五个师中，熊克武“九人团”系统有但懋辛、向传义、吕超三个师；“实业团”系统则有石青阳、颜德基两个师及黄复生、卢师谛两个旅，算来也是五五开。但黄复生、卢师谛因为没有当上师长，到处散布反熊言论，而石青阳、颜德基却觉得理所当然，也并不领情。
旧川军实力依旧，国民党大肆扩充，那熊督军这次风风火火的整编最后到底裁汰了谁呢？
裁汰的都是那些由地方袍哥、土匪队伍发展起来的杂牌队伍。
说来惭愧，这些队伍的头领，大多是些绿林大学毕业的山大王，既没有士官同学的照应，又没有东斌、保定、武备、速成诸学堂的同窗肯接纳提携，加之枪械杂乱粗劣，名声还不好。
熊督军不裁他们，还能裁谁呢？
这帮人是该裁汰。不过话又说回来，熊督军这裁军，也多少算是有点背信弃义的。因为这帮大王，大多是此前为响应南方革命政府护国、护法诸役的号召，才揭竿而起的，就算没有什么功劳，多少还是有些苦劳吧？可熊督军眼前一闹财政危机，便就顾不得这些了。
熊督军这一裁军，固然缓和了财政上的困难，但却让大王们白辛苦了一场，他们自然就很不高兴了。于是在遭到裁编后，很多人又重操旧业，四川匪患因此而日甚。
在撤裁的土匪袍哥部队中，就有一位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傻儿师长”范绍增。范傻儿是个典型的生前不出名，死后天下知的人物，托了影视传媒的福，在军长满街走，师长多如狗的四川军阀中，如今他倒成了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大有压倒刘湘气死杨森的势头——所以就让人不得不浓墨重笔写上一写了。
范绍增，四川大竹县青和场人，上海滩大老杜月笙的亲家。
此公在川军中地位不算顶高，但其一生颇富喜剧色彩，江湖气也相当浓，是个性情中人，也是川军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袍哥大爷，兵匪一家的典型。所以编剧们也特别偏爱他，于是以他为原型的方言连续剧《傻儿师长》系列便天下闻名了。
这位老兄从小好赌。家里送他读私塾，他不好好念书，倒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泡在赌场里。结果书没读出来，却阴差阳错地练出了一手好赌艺，在川军中出类拔萃不提，就连他上海混混出身的亲家翁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其手段高明——就这一条，咱们还真不能说他虚度了光阴。
可他祖父却看不到未来。
这位在统一时代度过了大半生光阴的老太爷，思想当然是传统的。他习惯性地认为，只有饱读诗书才会有出息，于是每每教训孙子——其手段恐怕也不见得温柔。
当一种旧经验顶用的时候，人们就会尊重它，可要反过来呢？人们就会嘲笑它，甚至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安度晚年。
范傻儿就是这么干的。
在十三岁那年，正处于叛逆期中的范傻儿，某次被老太爷打急了，在情急之下竟然失手误伤了老太爷。
以下犯上，这还了得？范老太爷怒气攻心，立刻叫人把孙子捆起来，扬言要活埋他。可巧当天老太爷伤的是眼睛，目不见物，于是参与活埋行动的亲戚朋友们便忽悠他，才将范傻儿埋了半截，就说埋完了，于是范傻儿才得以大难不死。
事后，他母亲偷偷塞给他一块钱，含泪让他自谋生路去。初中一年级生岁数的范傻儿走投无路，左思右想，自己也只有赌博这一门技能而已，于是便慕名逃到袍哥大爷张作霖（和东北长大帅同名而已，运气可就差得远了）处投靠，给开赌场的张大爷看场子，就此加入了袍哥组织——按照二十四史中的春秋笔法，这位大老的早年可以这么描述的：
“范公字绍增，名舜典，号海廷，蜀之大竹青和场人也。少有豪侠气，与诸少年游（在史书中，这个“少年”意即街头流氓混混，不是好字眼），磊落慷慨，不事产业，精博戏，好酒及色。年十三，为邑豪张作霖主博肆，有能名……”
总之，他正是具备了二十四史上一切英雄好汉早年都不务正业的特殊品质。
他投靠的这位袍哥大爷张作霖，同时也是同盟会员（那时候的同盟会员和袍哥大爷，经常也是不分家的，中山先生本人就是洪门大哥）。他靠开赌场敛钱，有了钱就买枪，有了枪就去打劫商旅，抢来的钱再买枪……
因为经营有方，张大爷数年间便成了拥有千把人，一两百支枪的一方土霸王，见天下英雄鹊起逐鹿，他便也欣然举起了造反的旗帜。等到护法结束后，张大爷就接受了熊克武的招安。
但熊督军回头便大搞裁军，仅同意他留一个连的人枪，其余人马必须全部遣散。这张大爷可就不乐意了，暗地里倒腾反熊，最后终于被熊督军干掉了。
范傻儿侥幸逃脱，又召集来两三百兄弟伙，把原先藏在棺材里的一百来支好枪取出来，重操旧业，占据了达县、渠县、大竹三县交界处的山林，继续做抢人的山大王去了。后来我们还会提到他。
这就是川军中的第二个矛盾，私利与大义的矛盾。
然而对熊克武来说，最要命一条的还是孙中山对他的不信任。
因为这个不信任，直接导致了他与孙中山派来的四川省长杨沧白，以及留在孙中山身边当秘书的谢持之间的不断争斗。也因为这个不信任，孙中山才会密令“实业团”公然反熊，甚至亲电唐继尧请他帮忙——唉，孙大炮也真是气晕了头。论组织原则，论军政关系，论自身利益，怎么说也不应该去找唐继尧啊！
这出戏，可真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
却说熊、杨、谢这三个人，自从日本逃难时代起，就开始不对味，现在在四川军政问题上又常有利害冲突，自然就更是猜忌日甚了。
杨沧白自称是坚定的“孙派”人物，他的态度，多少也就代表着孙大炮的态度。
而孙大炮不喜欢熊克武，这也是当时人尽皆知的事实——当然了，熊克武先生是死活不肯承认孙先生不喜欢他的，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谢持、杨沧白这帮人捣鬼。
不过，我们生活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大可不必把当事人某些不得已的苦衷，误会成历史的事实。
这个“不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还是举例说明吧！
广东护法政府一成立，就蒙着头发表“实业团”重要人物黄复生、卢师谛为川军正、副总司令，石青阳为川东招讨使，全然不顾这几个无拳无勇无兵无枪的“大员”当时所处的江湖地位。
直到熊克武被川、滇、黔各军公推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孙大炮才无可奈何地改弦易张，承认熊克武的川军领袖身份，并在给章太炎的电报中称：“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党难得之士，望执事励其破除顾虑，提兵进取，安国所以保川也。”瞧，他也承认熊克武是有些“顾虑”的。
这算是一次乌龙，可事儿还没完。
刘存厚败退陕南后，熊部团长吕超率先攻入成都城，当即电广东报捷。广东方面再次晕头，居然回电，任命吕超为四川督军——却全然没有想起吕超这会儿只是个团长衔的中层干部，在他上面还有北路军司令但懋辛，再上去还有总司令熊克武这么一干人呢！
那年头对“僭越”这种事儿是很忌讳的，吕团长差点没给吓傻，当即便复电要求辞职，并希望主持此方面事务的谢持同志对今后的军政大务要采取谨慎态度，以免影响革命政府的威信云云。
广州对此电不予理睬。后来还是吴玉章亲去广州说明情况后，孙大炮才改以熊克武为督军，杨沧白为省长。
当上了省长的杨沧白，可就不像昔年当英文老师时那么睿智洒脱了。在他身上，那种天下为公的思想，正在逐渐地淡薄，而宗派之见却越来越浓厚——这倒也是当时革命者们的一条通病了。
他先是疑神疑鬼，怕熊克武尧反对他当省长，于是慌慌张张地在重庆宣布就职（论理说应该在省会成都就职的）。就职之后又不肯好好配合熊克武搞好四川内政，却成天忙着争权夺利，给熊下绊子，使心眼，忙得不亦乐乎。
按四川旧例，盐税和造币厂，皆由督军掌握。熊督军行使职权，要以盐税余款为军费，避免就地摊派，减轻民众负担，杨省长认为这是分了他的权，就老大的不高兴；熊督军要改革币制，以造币厂的赢余为兑换基金，回收滥发的纸钞，造福于民，杨省长还是不高兴。
就像当初可以接受“杨、熊”而不能接受“熊、杨”一样，杨省长倒也不见得是反对这些政策本身——他反对的是由熊克武以督军身份来执掌财权，收买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