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适——吴敬梓传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
椒县的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他生于清康熙四十年，死于乾隆十九年（西
历1701—1754）。他生在一个很阔的世家，家产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钱，
不久就成了一个贫士。后来他贫的不堪，甚至于几日不能得一饱。那时清廷
开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他应试，他不肯去。从此，“乡试也不应，
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后来死在扬州，年纪只有54 岁。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据金和《儒林外史跋》）；
《诗说》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说一部（积晋芳《吴敬梓传》作五
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评本五十六卷，齐省堂本六十卷）。据金
和跋，他的诗文集和《诗说》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传世间，为
近世中国文学的一部杰作。
他的七卷诗，都失传了。王又曾（毂原）《丁辛老屋集》里曾引他两句
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这两句诗的口气，见解，都和他的《儒
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晋芳《拜书亭稿》也引他两句：“遥思二月秦淮柳，
蘸露拖烟委曲尘。”——可以想见他的诗文集里定有许多很好的文字。只可
惜那些著作都不传了，我们只能用《儒林外史》来作他的传的材料。
《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书
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
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
书里的马二先生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
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
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
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
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一段话句句是恭维举业，其实句句是痛骂举业。末卷表文所说：“夫萃天
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这个道理。国家天
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
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
“那个给你官做”？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
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
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
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
“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
那样热中的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的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
酸，匡超人那样辣。又看他反过来写一个做戏子的鲍文卿那样可敬，一个武
夫萧云仙那样可爱。再看他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诸人的学问人格那样
高出八股功名之外。——这种见识，在二百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了！
程晋芳做的《吴敬梓传》里说他生平最恨做时文的人；时文做得越好的
人，他痛恨他们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骂八股文人，有几处是容易看得
出的，不用我来指出。我单举两处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写范进的文章，周学台看了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第四回写范进死了母亲，去寻汤知县打秋风，汤知县请他吃饭，用的是银镶杯箸，范举人
因为居丧不肯举杯箸；汤知县换了磁杯象牙箸来，他还不肯用。“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
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种绝妙的文学技术，绝高的道德见解，岂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最妙的是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的谈话：
张静斋道：“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
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
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张
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
又用毒药摆死了。”汤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
这一段话写两个举人和一个进士的“博雅”，写时文大家的学问，真可令人
绝倒。这又岂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这一篇短传里，我不能细评《儒林外史》全书了。这一部大书，用一个
做裁缝的荆元做结束。这个裁缝每日做工有余下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
欢喜做诗。朋友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
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
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
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相与？
我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
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
的社会心理。
（选自《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 年版）
鲁迅——吴敬梓之《儒林外史》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
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
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
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
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
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
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
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
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
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
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
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
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1701—1754）。所著有《诗说》七
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皆不甚传（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
卷首）。
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
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
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
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
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
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
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
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选家马二先生自述制艺之所以可贵云：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
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
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
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
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
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
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
十三回）
《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
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详见本书上元金和跋）。此
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真率，又尚
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
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
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
在：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
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上了岸，散往各
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
店，..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
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到觉有些滋味。吃完了出来，..
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湾，便像些村庄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也走不清，甚
是可厌。马二先生欲待回去，遇着一个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那人道，“转
过去便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顽？”马二先生于是又往前走。..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
下下许多房子盖著琉璃瓦，..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金字直匾，上
写“敕赐净慈禅寺”；山门旁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那些富贵人家女客，成群
结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
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
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
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
二先生觉得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多走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第十四回）
至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
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两人（张静斋及范进）进来，先是静斋谒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
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
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
“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
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
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
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第四回）
此外刻画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
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
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
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
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杜少
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
（程绵庄），皆贞士；其盛举则极于祭先贤。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先贤祠
亦荒废；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一为“会写字的”，一为“卖火纸筒子的”，
一为“开茶馆的”，一为“做裁缝的”。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荆元，
能弹琴赋诗，缝纫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间亦访其同人。
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凉山来。..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
背后。这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这日，荆元步了进
来，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的紧？”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发清楚
些。特来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请用一杯。”斟了送过来。荆元接
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于老者道，“我们
城西不比你们城南，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荆无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
那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
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近
来想是一发弹的好了，可好几时请教一回？”荆元道，“这也容易，老爹不嫌污耳，明日携琴
来请教。”说了一会，辞别回来。次日，荆元自已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
在那里等候。..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
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
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第五十五回）
然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固非“儒林”中人也。至于此
后有无贤人君子得入《儒林外史》，则作者但存疑问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传钞，后刊木于扬州，已而刻本非一。尝有人排列全
书人物，作“幽榜”，谓神宗以水旱偏灾，流民载道，冀“旌沉抑之人才”
以祈福利，乃并踢进士及第，并遣礼官就国子监祭之；又割裂作者文集中骈
语，襞积之以造诏表（金和跋云），统为一回缀于末，故一本有五十六回。
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既不论，语复猥陋，而亦杂入五十六回本中，印行于世，
故一本又有六十回。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选自《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题目为编者所加）
陈美林——吴敬梓身世三考
第一部《吴敬梓年谱》是胡适在20 年代所作。在年谱中，胡适搜集了不
少资料，对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作了一些考索，有一定的贡献，对后来学者
也很有参考价值。但由于材料和治学方法的局限，关于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
也作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论断，例如对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吴敬梓考取
秀才的年龄以及吴氏家族纠纷的性质等问题的论说，间有失实或不足之处，
并不完全可取。但这些论断至今仍被一些著作所袭用，因而对这几个问题作
进一步考索，很有必要。当然，有些问题的最后结论，仍有待于文献的不断
发掘才能做出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今天已经掌握的材料作一些必要的
考证，进行合理的推断。
关于吴敬梓的父亲问题
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在吴敬梓自己的文集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在吴敬梓
朋友的文集中也鲜有提及。胡适从吴敬梓的《移家赋》中找到他父亲曾任“赣
榆教谕”的记叙，然后又在《全椒志》里“寻出”一个“做过江苏赣榆县的
教谕”吴霖起，从而错误地断定吴霖起就是他的生父。由于胡适弄错了他们
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影响到对他进学年龄的推定和对他家族纠纷性质的分
析，所以必须解决他生父是谁的问题。
根据对有关方志、墓志铭和文集的考辨，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吴霖
起不是他的生父，而只是他的嗣父。
朱绪曾在《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四中说：
敬梓，字敏轩，上元人。全椒廪生。有文林（木）山房集。始祖转，自六合迁全椒。曾祖
国对，顺治戊戌第三人及第，官侍读。祖旦，以文名。父雯延，诸生，始居金陵。乾隆初，诏
举博学鸿词，上江督学郑某以敏轩应，会病不克举。江宁黄河云：“吴聘君诗如出水芙蓉，娟
秀欲滴”，“词亦白石、玉田之流亚。”
这里明白无误地记载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而且全椒吴家是从雯延开始寓
居金陵的。朱绪曾是南京有名的藏书家“开有益斋主人”，交游也十分广阔。
陆心源说他“无书不览，藏书甲于江浙”，称赞他所作的《开有益斋读书志》
是“仿《郡斋读书志》之例，而精核过之”①。他是道光二年举人，其中举时
间距吴敬梓之死虽有68 年，生年当更早，因而其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特别是
朱绪曾作小传时，已看到《文木山房集》，所引黄河的评论即出自黄河为《文
木山房集》所写的序言。小传除将“文木山房”误为“文林山房”、“转弟”
夺一“弟”字而外，其余所述是可信的。这还可从程廷祚的著作中找到证明。
程廷祚长于吴敬梓10 岁，两人交谊甚深。他也是安徽籍而流寓南京的。
在南京，两人时相过从，他曾替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写过序，在自己的
《青溪文集》中还收有给吴敬梓的信，他对吴敬梓是十分了解的。吴敬梓的
姐姐去世，曾请他写过《金孺人墓志铭》，铭文中说：
① 《仪顾堂题跋》卷五《开有益斋读书志跋》。
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起。曾祖
国对，官至翰林院侍读。祖旦，文学。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孺人在室，以孝谨称。年二十二，
适滁州文学金绍曾。..生男二女一，后先俱殇。..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后
绍曾十有九载。..嗣子为鼎，以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山。弟敬梓，持所为传诣余，泣而言曰：
“吾鲜兄弟，姊又无子，后虽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①
从这里可以知道金孺人是吴敬梓的姐姐，死于乾隆五年，卒时47 岁（是年敬
梓40 岁，小于其姐7 岁），是秀才吴雯延的女儿而过继给吴霖起，曾祖吴国
对，祖吴旦，而本生祖却“不具书”。从这一段话里可以明白：吴旦只是金
孺人嗣父吴霖起之父，不是金孺人亲祖，金孺人既然已经过继给吴旦之子吴
霖起为女，当然“本生祖”不便“具书”；其亲祖为吴旦之亲弟吴勖（详下），
同为曾祖吴国对之子，所以“本生祖以上”因前文已提及，此处就不必再“具
书”。以程廷祚的铭文和朱绪曾的小传相比推求，可以知道吴敬梓和他姐姐
一样，原是吴雯延的子女而过继给吴霖起的。
吴雯延是谁，为什么要将他的子女过继给吴霖起？这可从陈廷敬写的《翰
林院侍读吴默岩（国对）墓志铭》中得到答案。陈廷敬与吴国对同是顺治十
五年孙承恩榜进士，吴国对是探花，陈廷敬后来入阁大拜。在康熙三十年会
试时，吴国对的侄子吴昺考取榜眼，而陈廷敬却以户部尚书身份担任这次会
试的总裁。他对全椒吴氏是十分了解的，他作的《吴国对墓志铭》当然确实
可信。铭文说：
..（吴国对乃）孙承恩榜进士。..君之子旦贤而有文亦死。余与君相见于京师，君鬓
发飒然皆白，其意气亦衰矣。谓余曰：旦之死命也夫。..君初娶陈氏，赠安人；继娶汪氏，
封安人，先二年卒。男子三人：旦，考授州同知，先卒；次勖，国学生，俱陈安人出；次昇，
戊午举人，女子二人皆适世家子，俱汪安人出。孙男五人：长霖起，旦出；次霄瑞、次霜高、
次雱远，俱勖出；次露湛，昇出。孙女六人，君以庚申十一月一日卒于扬州寓舍，年六十有五。..
①
从铭文中可知吴勖的第三个儿子叫吴雱远。据《广韵》：“延，远也。”《韵
会》亦同。雱远即雱延。此外，雱乃雯之误。吴敬梓的父辈，均以“雨”字
头命名，各不相重。吴国对一支，名字已见上引陈廷敬铭文。吴国龙一支，
亦以“雨”字头命名，储欣给吴国龙的儿子吴晟写的墓表有记载：
吴君名晟，字丽正，号梅原。..嫡长子曰霞举，贡监生；次雷焕，邑廪生；次雱澍，庠
生，俱金孺人出。次霩清，次■济，庠生；..②
可知吴国龙的孙子已有用“雱”字命名，所以吴国对这一支就不可能再有“雱”
字出现，因而应以程廷祚的铭文和朱绪曾的记载为是。民国九年张其浚修《全
椒志》选举表中虽有一个吴露湑，也是以“雨”字头命名。但问题在于全椒
姓吴的并非全为吴敬梓族人，即如吴凤，在蓝学鉴所修《全椒志》中有两个，
① 《青溪文集续编》卷八。
① 《午亭文编》卷四十五。
② 《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二十一。
一为吴敬梓祖辈，一却并非吴敬梓族人。吴国对是蓝志的主要修纂者，编辑
人员有吴晟，校阅人员有吴旦、吴勖、吴昇、吴昱、吴■、吴显，分辑人员
有吴暹吉，均为吴敬梓先人。他们参与修纂的《全椒志》，所载吴氏事迹甚
详，也最可信，但在志中却并未列入吴露湑，因而这个吴露湑，既不能证明
他是吴敬梓族人，便不能否定上述推断。同样，在蓝志中，详细记载了吴氏
家族中有各种功名的人员姓名，在增生栏中有吴霖起、吴雯延，而吴雱远却
不见记载。由此亦可反证吴雱远显系吴雯延之误。有吴氏多人参加修纂的《全
椒志》所记，当然要比陈廷敬门人林佶手写付雕的《午亭文编》更可信。因
而铭文中的“雱”应该是“雯”，因形近而误写，雱延应该是雯延。这样就
弄清楚吴雱远即吴雯延，是吴勖的最小儿子。
这一问题既已清楚，那么，吴雯延的儿子为什么要过继给吴霖起？第一
是吴旦早死，其时吴国对还健在。第二是因为吴旦只留下独子吴霖起。这两
点在陈廷敬铭文中已说得很清楚。第三是吴霖起没有子女，吴敬梓对程廷祚
就曾说“吾鲜兄弟”。这样，长房吴旦这一支就面临着绝嗣的局面，因而就
必须在同是嫡出的二房吴勖的三个儿子的子女中择人过继给吴霖起。吴雯延
排行第三，且子女众多，吴敬梓所说的“吾鲜兄弟”是对嗣父吴霖起这房而
言，而在生父吴雯延这房至少有两个哥哥，在《文木山房集》中记有住在“与
乌江项王庙相近”的大哥，写有“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
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既有伯兄，就有仲兄，兄弟至
少三人。雯延可能有两个女儿，否则一般是不会将独生女过继出去的。这样，
吴雯延的儿子之一吴敬梓和一个女儿（金绍曾妻）幼时就过继给吴霖起为子
女了。程廷祚铭文中说“金孺人”自幼即过继出去；而吴敬梓14 岁时就随嗣
父吴霖起赴赣榆教谕任，可见均在幼时过继给霖起为子女。
现根据有关方志、墓表、文集等材料，将吴氏家族关系列一简表，上限
以始迁全椒的吴聪起，下限断于吴敬梓的下一辈。曾祖五支中以亲祖国对为
主，其余四支除与本文叙述有关者稍加排示外，一概从略。（表附后）
吴雯延是吴敬梓之生父，的无疑义。除上文所征引的材料之外，道光十
七年生的陈可园在《金陵通传》卷三十三为吴烺所作传中也有明确记载：
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上元人。始祖转自六合迁全椒。祖雯延，始居金陵。父敬梓，字敏
轩，以诸生举博学鸿词，病不克赴。烺应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
但自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作了错误论断以后，后之学者又沿袭其误，造
成研究吴敬梓生平的一些疑问，下述两个问题即由此而产生。
关于吴敬梓进学年龄问题
吴敬梓进学（考取秀才）是18 岁，不是20 岁，也不是23 岁。
胡适根据“庚戌除夕词”说吴敬梓“20 岁中秀才”是错误的。所谓“庚
戌除夕词”是指雍正八年（1730）除夕，吴敬梓所写的八首《减字木兰花》，
胡适引的是第四首，词说：
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篇，落魄诸生十二年。..①
这一年吴敬梓30 岁，上推12 年，则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时年18
岁。这才是吴敬梓考取秀才的一年，而绝不可能是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
20 岁时才进学。胡适的错误十分显然，奇怪的是解放后一些论文中仍沿用这
一错误说法。当然，也有人看出胡适的错误，并加以辨正，然而结论也还可
以商榷。他们根据金两铭为吴敬梓三十初度写的诗中，有吴敬梓是在父死后
进学的叙述，再从《移家赋》中查出“先君于壬寅年去官，次年辞世”的记
载，从而得出吴敬梓是23 岁进学的结论（壬寅是康熙六十一年，敬梓22 岁；
次年癸卯是雍正元年，敬梓23 岁）。从此，这一结论为不少文学史著作和研
究论文所采用。其实这一结论也是欠当的：一是与吴敬梓的自叙18 岁进学显
然矛盾；二是按照清代科举制度的规定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在清代，童生要
取得秀才资格，必须通过学政主持的科岁考才行。而学政一般于子、卯、午、
酉之乡试年八月，由京任命赴各任所。任期三年，到任后第一年即丑、未、
辰、戌年举行岁考；第二年即寅、申、巳、亥年举行科考。在三年任期中主
持两次考试。科岁考的任务大致相同，一方面从童生中选取秀才，一方面对
秀才进行甄别考试。科考还要选拔优等秀才参加高一级的乡试，谓之“录科”。
如说吴敬梓20 岁进学，其年为庚子，23 岁进学则为癸卯年，这两年均无科、
岁考，所以是不可能的。而18 岁进学，则适逢戊戌岁考年。因此吴敬梓的自
叙是可信的，即18 岁考取秀才。
那么，金两铭的诗和吴敬梓的《移家赋》是否可靠呢？金两铭与吴敬梓
为表兄弟，其兄金榘且与敬梓为连襟，三人关系很为密切，是不会记错的。
《移家赋》出自吴敬梓本人，更不会误记。问题就在于吴敬梓既有生父吴雯
延，又有嗣父吴霖起，金诗和吴赋各叙一人，本不相关。且看金两铭诗：
..三河少年真皎皎，风流两字酷嗜贪。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会当学使试
童子，翁命尔且将芹探；试出仓皇奉翁返，文字工拙不复谙。翁倏弃养捷音至，夜台闻知应乐
耽。青衫未得承欢笑，麻衣如雪发■鬖。..①
诗中说吴敬梓“侍医白下”，而朱绪曾、陈可园记载中就有雯延寓居金陵的
事。再参以吴敬梓族兄吴檠为吴敬梓三十初度所作的诗中，有“汝时十八随
父宦，往来江淮北复南”的记叙，可以知道金两铭诗中“弃养”的“阿翁”，
乃是生父吴雯延；也正因为雯延“病剧”，吴敬梓才从嗣父任所赣榆赶来南
京“侍医”，所谓“北复南”是也。按照封建宗法制度，过继出去的子女当
嗣父健在时，是不能为生父守制的。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极为复杂。
首先是封建统治阶级随时都在破坏自己定下的道德标准，并不恪守；其次是
血亲关系决不可能被继承关系所完全排除，有时社会舆论也不容许一个嗣子
完全按照统治阶级“为人后即为人子”的宗法道德标准行事。《儒林外史》
中关于过继问题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描写：严贡生为子劫夺亲弟严监生的遗
产，在过继问题上表现了极其丑恶的品质。他不择手段地逼迫弟媳，甚至到
处上告。他的过继是为霸占遗产，心目中根本没有守制不守制的问题。另一
① 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
① 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
处是戏子鲍文卿，为了解救秀才倪霜峰的穷困，将其子倪廷玺过继为己子，
而表现了一些下层人民的优秀品德。当倪霜峰去世后，“鲍文卿又拿出几十
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廷玺）披麻戴
孝，送倪老爹入土。”拿吴敬梓亲笔所描写的情景，去对证金两铭的诗作，
可以断定吴敬梓虽然过继出去，仍有可能依然为去世的生父披麻戴孝。金两
铭写诗时只是描写实际情景，是不会考虑符合不符合宗法制度的规定后才下
笔的。因而诗中写的确是“始居金陵”的吴敬梓生父吴雯延。在清代，已出
继之子为生父守制事，并非绝无仅有，此处不一一列举。
《移家赋》中所记癸卯年去世的父亲，才是嗣父吴霖起。赋中先写他的
任教情况“春秋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龠”；接着写他“捐赀破产修学宫”
的事迹；下面就是“归耕颍上之田，永赴遂初之约”，用欧阳修致仕居颍撰
《归田录》和孙绰写《遂初赋》的故事，表明他的辞官归里；最后则是“贤
人则岁在龙蛇，仙翁则惟遗笙鹤”，用《后汉书·郑玄传》和《列仙传》中
蓝采和的故事，说明他的去世。这段叙述正是一个县学教谕从任教到辞职归
里而逝世的经历，因而可以断定是嗣父吴霖起。他在辞职之后即归乡里，没
有卧病南京的一段生活。病卧南京的确是吴雯延，朱传虽说他“始居金陵”，
并未说他有房产。从他借居道院读书，吴敬梓移家以后自己购买居屋来看（参
见《吴敬梓“秦淮水亭”考索》），他“居金陵”还是寄寓性质，病重之后，
要赶快返里，归正首邱，所以吴敬梓才“仓皇奉翁返”。再说，“颍上之田”
一般虽泛指，但总是指的乡里，而不可能指大都市南京。同时此处用“颍上”
一典，也很切合吴霖起从江苏赣榆回到乡里全椒的情况，颍上正是安徽颍州
府所属①。吴敬梓在《赠真州僧宏明》诗中所说自己“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
里”，也就是跟从的吴霖起，这还可以从金榘的诗中找出佐证，金诗说：
..我前叱曰勿复语，我三十时尔十三；是年各抱风木恨，余方招魂来湖南；见尔素衣入
家塾，..旋侍家尊到海澨，斋厨苜蓿偏能甘。..②
“海上”、“海澨”，都是指的地处海滨的赣榆；而“斋厨苜蓿”正写的是
教谕生涯。由此可知，吴敬梓14 岁时随嗣父吴霖起赴赣榆教谕任，在18 岁
前后因生父吴雯延在南京病重，赶来“侍医”。此时正遇上岁考，乃去应试。
捷报传来，雯延已经病逝。这时吴霖起尚健在。
经过这样的梳理，可以明白：说吴敬梓23 岁进学的错误根源，仍在于相
信胡适“考证”的吴霖起是吴敬梓的父亲，因而把金两铭诗中所记的生父吴
雯延与《移家赋》中所记的嗣父吴霖起相混淆所致。但从吴敬梓进学年龄的
错误推断中，又反过来证明吴敬梓确实既有生父又有嗣父。
关于吴氏家族纠纷的性质问题
由于吴敬梓有亲子、嗣子的双重身份，在宗法制度财产继承问题上，容
易引起矛盾。因而争夺遗产的继承权，这个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
的问题，就成为吴氏家族纠纷的主要内容。
① 《清史稿·地理志》。
② 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
可是胡适却说“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因而引起族
人不满，似乎这就是吴氏家族纠纷的原因。这一论断，在解放以后的一些文
章中还隐约出现，认为吴敬梓把祖上的遗产“花得精光”，“挥霍光了”，
“化费得很快”。这实际上是以生活作风的叙述替换了社会关系的分析，从
而也遮掩了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丑恶本质，因此就不能正确地剖视吴氏家族
的纠纷，也就不能正确地考察吴敬梓中年以前的生活、思想，这就不利于深
入研究吴敬梓的思想发展历程。
吴氏发家史，除了《移家赋》中有所记叙外，大学士李霨替吴国对的“孪
生”兄弟吴国龙写的墓表，也可供我们稽考。李霨作的《清礼科掌印给事中
吴公墓表》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李霨曾担任吴国对考上探花的顺治十五年的
会试总裁。墓表说：
..公讳国龙，先世居东瓯，高祖聪迁江宁之六合。又迁全椒，遂为全椒人。曾祖凤；祖
谦；父沛，以公贵赠如其宫，..公（沛）为诸生，博学负才名，屡应省试不售，淮南学者多
游其门，称为海若先生。..
由此可知，直到吴沛时，吴氏尚未发家。吴国龙自己也说“臣父生员吴沛，
力学好修，穷年攻苦，未博一第，赍志而没”①。但吴沛是一个对八股制义深
有研究的教书匠，他命次子国器“主持家政”，其余四子专攻举业，结果都
考上进士。李霨墓表又说：
（吴国龙）兄弟五人，登制科者四人。国鼎，公同榜进士；国缙，壬辰进士；国对，戊戌
进士，官翰林侍读；公其季也。..一门贵盛，乡里以为荣。②
吴敬梓曾祖吴国对且是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再加上他擅长
书法，“兼右军、松雪之长，碑版存者，士人多拓之”①，声名更是显赫，其
门下多有显达之士，如李光地等②。从此，吴氏也才发达起来，占有大量土地、
房屋和奴仆，成为官僚地主家庭。到祖辈时，国龙的儿子吴晟是进士，吴昺
是榜眼；国对的儿子吴旦是增生，考授州同知，吴勖也是增贡，考授州同知，
吴昇则是举人。吴旦的儿子吴霖起是拔贡，吴勖的儿子吴雯延是秀才，功名
最小。吴氏发家后，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就产生了，这就
是《移家赋》中所说“君子之泽，斩于五世”，从吴沛起到吴敬梓止，正好
五代。其实还不到五代时，吴旦死后，即有族人向吴勖提出“析产”，而吴
勖则“泣谢不许”③，可见这种争夺是不断进行的。
吴勖的“泣谢”只能搪塞于一时，它终究不能克服地主阶级贪婪的财产
占有欲。“再分配”是必然趋势。遗产的继承问题，终于在吴敬梓的生父和
嗣父先后去世时爆发。《移家赋》中所谓“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
可证（集蓼，见《诗·蓼莪》，谓父母皆亡；毁室，见《诗·鸱鸮》，谓弱
① 蓝学鉴《全椒志》卷十三。
② 同上书，卷十六。
① 张其浚《全椒志》卷十。
② 《文木山房集》方嶟序。
③ 张其浚《全椒志》卷十一。
者强凌）。此外，吴檠诗云：“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身后何■含？”这就
是说父亲死后家中即发生纠纷。接着吴檠诗又云：“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
恶声封狼贪”（钟鼓，见《诗·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怪鸮，
见《诗·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④，就说明纠纷的性质在于争夺财
产。
在这场争夺中，吴敬梓处于所谓“弱肉”的地位，“饕贪”的是他的叔
伯和堂兄弟。吴敬梓一方面是长房吴旦的独孙、吴霖起的独子，从宗法制度
讲，是遗产的当然继承人，可以多占利益。但他又是嗣子而非亲子，各房对
这份遗产也都有染指之意。另一方面，他又是二房吴勖的亲孙、吴雯延的亲
子，出继后虽不再有继承权，但先人的遗赠、血亲间的不动产以外的授受仍
是可能的。雯延尚有霄瑞、霜高二兄即敬梓的叔伯辈，吴敬梓还有许多堂兄
弟，在他们看，敬梓既已过继出去，就和二房无涉，不能再来均沾物质利益。
这种种关系，就使得有“亲子”、“嗣子”双重身份的吴敬梓处在遗产纠纷
的漩涡中心，成为遗产争夺战的矛头所向。
在这场纠纷中，叔伯和堂兄弟的步步进逼，引起了吴敬梓的极大愤慨，
他在《移家赋》中感叹“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据《后
汉书·淳于恭传》，淳于恭之兄“崇卒，恭养幼孤，教诲学问，有不如法，
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陈太邱指曾为太丘长的陈寔，据
《后汉书·陈寔传》，“寔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
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吴国对对陈
寔就十分推崇，说“有一陈太丘在乡，一乡遂慕为长者”①。吴敬梓在《移家
赋》中引用这两个故事，就是说在遗产争夺的纠纷中，叔伯之中没有一个能
像淳于恭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抚教子侄，也没有一个能像陈太邱那样排难解
纷、处事公正。而在堂兄弟中，却大有“熊虎之状”、“豺狼之音”要灭祖
灭宗的越椒一样的人物，也还有像宋恕、宋浑兄弟那样倚势贪暴，以致“相
次流贬”，败坏其父宋璟“风教”的子弟，这就是《移家赋》中所说的“若
敖之鬼馁而（见《左传·鲁宣公四年》），广平之风衰矣（见《旧唐书·宋
璟传》）”。
叔伯和堂兄弟的虎噬狼贪，引起了吴敬梓的极大厌恶，不再愿与他们生
活在一起，在30 岁前后就有离开故乡的念头，而到33 岁时“乃以郁伊既久”，
终于怀着“逝将去汝”①的忿怒情绪，移家金陵。这场持续了十余年的遗产之
争，至此方告结束。由于嗣父的财产在生前因修学宫花去很多，而在遗产之
争中，吴敬梓又没有得到多大利益，30 岁前就说“田庐尽卖”②，所以他是
不可能腰缠十万来南京的，因而说他的财产是“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只
是没有根据的臆测之辞。在南京，吴敬梓倒是不断穷困下来，最后过着“日
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③的生活。
弄清上面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对吴敬梓身世中的一段作如下的概括：他
是吴雯延的儿子，从幼过继给吴霖起。在康熙五十七年他18 岁时考取秀才，
④ 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
① 蓝学鉴《全椒志》卷十三。
① 《文木山房集·移家赋》。
② 《文木山房集·减字木兰花》。
③ 顾云《盋山志》卷四。
此时雯延刚死不久；而霖起尚在赣榆县教谕任上，直到康熙六十一年才辞职
还乡，次年去世，这年敬梓23 岁。在生父和嗣父相继去世后，遗产之争即趋
激烈，有亲子和嗣子双重身份的敬梓，就成为各房所指向的目标。这场纠纷
持续十余年之久。这就表明吴敬梓在20 岁左右到30 岁左右这十余年中，除
了父母双亡、前妻去世、功名不遂之外，还有争夺遗产的苦恼。在这一系列
的变故中，他所分得的不多财产逐步化为乌有，而对族人的厌恶却与日俱增，
终于离乡出走，寄寓在他生父曾经住过的南京，最后陷入困顿。这对他此后
走向下层、与人民接触和创作《儒林外史》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李汉秋——《儒林外史》的版本及其沿递
《儒林外史》写成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程晋芳于乾隆三十五
六年间写的《文木先生传》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
争传写之。”可见此书在18 世纪70 年代初，还只以抄本流传。其后一个半
世纪中，扬州、苏州、上海，先后成为刊印《儒林外史》的中心，出现过许
多印本。经过一番爬罗梳理，各种版本沿递的轨迹已依稀可辨，兹考述如下。
一卧本、清本、艺本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说，是“全椒金棕亭先
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金棕亭名兆燕，作
扬州府教授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768—1779）。可惜此种金
刻本迄今未发现。
今所见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简称卧本），
共十六册，五十六回，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卷首有乾隆元年闲斋老人序。
北京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其次是嘉庆二十一年的清江浦注礼
阁本（简称清本）和艺古堂本（简称艺本），北京图书馆等处有收藏。清本
和艺本的版框、行格、文字都与卧本完全相同，连卷首闲斋老人序的字迹、
行款也一模一样，仅仅是内封上的版主和刊行年代经过挖补作了更动，实际
上都是卧本的覆印本。兹举数例如下：
卧本版面凡有空缺，清本、艺本也都空缺。如第十二回第十七页（上）
第二行都空缺“遂与订交”的“与”字，第四行都空缺“权潜斋”的“潜”
字；第四十二回第八页（下）末行都空缺“我们”二字；第四十六回第二页
（上）第一行都空缺“还是意”三字（艺本后来用另一种较小较细的字补上
“还是客”三字，即如这样的修补也难得再见）。
卧本的错刻，清本、艺本都一仍其旧。如第十六回第十二页（下）第三
行，“借”字本应在该行的末字，却都误植在该行的首字；第十九回第十四
页（下）第二行末三字“妻子一”，都误植在下一行末三字的位置上；第三
十八回第十三页（下）第二行“往陕西去”的“往陕”二字与第十四页（上）
倒数第二行“风餐露宿”的“露宿”二字，都因在页中的位置相似而互调误
植；第三十九回第五页（上）第四行“二十里”的“二”字与下一行“有一
位”的“一”字都互调而误植；第四十六回第十四页（上）第二行“故家乔
木”的“木”字与隔行相同位置的“副”字都互调而误植。
前引金和跋说明，《儒林外史》的刊刻中心最初在扬州。卧本回评常引
扬州习俗和谣谚，如第二十二回引“扬郡风俗”说明王义安戴方巾之“无足
怪”，第二十八回引两首“扬州乐府”针砭扬州盐商。清江浦即今江苏省淮
阴市，离扬州不远，当时同隶淮扬海道，清本既是卧本的覆印本，那么，卧
本是否属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的范围之内，很值得进一步考证。清本、
艺本既全同于卧本，后文以卧本统之，不再单列。
二抄本和苏本
苏州潘氏抄本（简称抄本）是今仅见的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共六册，
五十六回，半页十行，行二十五字，无框格。抄字工整，似出三四人之手。
卷首封面剪贴有“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大字题签，旁一行小字“同治癸酉
二月祖荫重装并题签”。每册封面分别写有“敏斋杂著”一、二、三、四、
五、六，第一册封里有题记：“凡六册，‘敏斋杂著’四字皆文恭公手书，
光绪戊寅三月十八日祖荫记。”卷首回目后有识语：“全椒吴敬梓，号敏轩，
一字文木，举鸿博不赴，移居江宁，著诗集、诗说，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
外史》行于世。”字迹与“敏斋杂著”同，当同为“文恭公”手书。书前贴
附潘祖荫抄写的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书内有两条潘祖荫手书的眉批。
“文恭”是潘世恩的谥号。潘世恩字槐堂，号芝轩，江苏吴县人。生于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
四朝，直枢廷几三十年。好刻书，有《潘刻五种》等行世。咸丰四年（1854）
卒，终年86 岁。抄本既是潘世恩阅本，出现的下限可断在1854 年，当是嘉
庆咸丰间的抄本。
潘祖荫是潘世恩的裔孙，潘曾绶之子，字伯寅，号郑盦。咸丰二年进士，
授编修，官至工部尚书，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傅，光绪十六年（1890）卒，
谥文勤。好藏书刻书，所刻几及百种，有滂喜斋、功顺堂丛书。
抄本之后有苏州群玉斋本，五十六回，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卷首有排
印的闲斋老人序。此本字大清晰，是当时很流行的版本，覆印过多次，现存
本子有如下几种：
（一）内封署“同治己巳秋摆印”，“群玉斋活字板”，正文后有金和
原跋（如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藏本）。
（二）内封与上同，正文后没有金和跋（如复旦大学藏本）。
（三）书前不署年代、版主，正文后有金和原跋（如原合众图书馆藏现
归上海图书馆藏本）。
在《儒林外史评》里，天目山樵光绪三年识语说：“此书乱后传本颇寥
寥，苏州书局用聚珍板印行，薛慰农观察复属金亚匏（按：金和字亚匏）文
学为之跋。”据此，过去论者每以金和原跋为苏州书局本的标志，把没有金
和原跋的另称群玉斋本（1980 年底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版《儒林外史》关于
版本的说明中仍如此）。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实际，上述第（一）种本子，既
有金和原跋，又署明“群玉斋活字板”。事实上群玉斋本就是苏州书局本，
它的几次覆印本仅仅在金和跋和内封的有、无上有变化，正文文字完全一样。
所以此类本子可称为苏州群玉斋本（简称苏本）。
抄本的抄主是吴县人，这对于苏本的刊印可能起过某种促进作用。从好
斋辑校本贴附王承基给徐允临的信，说苏州书局本“翻刻时并未校对，颠倒
错字甚多，阅之颇费心目，所谓潘季玉校正善本，想传言之讹耳”。同书徐
允临跋也说：“苏局摆本，潘季玉观察未加校雠，误处甚多。”可见当时曾
有“传言”认为苏州书局本是经过潘季玉校雠过的。这一传言看来并非无因。
潘季玉就是潘祖荫之叔潘曾玮，字玉泉，因是潘世恩的第四子，故称季玉。
他家居苏州，又曾旅居上海，他家传的《儒林外史》抄本当时已传扬于外，
因此人们认为苏本是由他用家传的“善本”校雠过的。看来潘家颇乐于此道，
光绪十五年（1889）俞樾在苏州就是根据潘祖荫带来的《三侠五义》而修订
出《七侠五义》刊行的；《续小五义》初刻本尚有潘祖荫写的小序，说他捐
俸余三十金帮助刻板。金和跋说苏州书局本《儒林外史》是由“吴中诸君子”
印的，以潘家对《儒林外史》和其它小说的重视以及他们在苏州的地位和影
响，参预此举是有可能的。金和又说，是薛慰农观察嘱他为苏本写跋。薛慰
农是全椒人，久在江浙做官，太平天国革命时，他与潘季玉曾同在上海李鸿
章幕中，潘季玉如是刻书的“吴中诸君子”之一，薛慰农正好又是联系的一
条渠道。从以上种种迹象看来，苏本在付梓时以潘氏抄本作校本也是很可能
的事，只是校勘工作并没有认真进行。
抄本、苏本同出于卧本，回目与卧本相同，卧本所无第四十二至四十四、
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凡六回回评，抄本、苏本也无。前举卧本第四十二回空缺
“我们”、第四十六回空缺“还是意”，第三十八回“往陕”与“露宿”互
调而误、第三十九回“二”与“一”互调而误等，抄本都同样沿袭。
卧本的讹误，抄本先沿袭而后由另一笔迹改正的情况，全书所在多有，
单是第二回就有三处：“只得”，先沿误作“这得”，后改正；“有些准”，
先沿误作“有些淮”，后改正；“那时弟吓了一跳通身冷汗”，先沿误作“那
时弟汗吓了一跳通身冷”，后改正。
抄本第一回在翟买办与王冕“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之后，比卧
本少了“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十八个字，这正好是
卧本第九页的完整一行；第五十一回在“万中书同凤四老爹上岸闲步”之后，
比卧本少了“了几步，望见那晚烟渐散，水光里月色渐明，徘”十八个字，
这也正好是卧本第二页的完整一行。看来都是依照卧本抄写时漏抄了这一
行。
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抄本承袭卧本的明显痕迹。
抄本订正了卧本的一些明显讹误，有一些是后来各本所未曾订正或改得
不妥的，在校勘上就更有价值，兹列表举列：
第五回第十回第四十回第五十三回
抄本
卧本
苏本
申一本
申二本
巧黠
巧點
巧點
巧點
巧點
趋奉
趣奉
趣奉
趣奉
趣奉
架词混渎
架词混卖
架词混卖
架词混控
架词混控
亭子外面周围一丈
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抄本绝大部分章回都按卧本照抄，极少有更动。但第三十七回以及第五
十二至五十六回则作了较多的减省和改动：第三十七回改动了七八十处，减
省去一百余字；第五十二回改动了一百三十余处，减省去约一百二十字；第
五十三回改动了约九十处，减省去五十多字；第五十四回改动了二百余处，
减省去二百二十字左右；第五十五回改动了一百五十多处，减省去一百三十
多字；第五十六回改动了十九处，减省去十五字。经减省改动后，大多数语
意尚可通，有的则不通或打了折扣。常见的减省如：
（1）姓名称谓：“秦二侉子”作“秦二”，“胡八乱子”作“胡八”，
“陈四老爷”作“陈四爷”，“徐九公子”作“徐公子”，“施御史的孙子”
作“施公子”，杜少卿、陈木南、金修义省去姓氏等。
（2）省去结构助词“的”，时态助词“着”、“了”，语气词“哩”，
方位词“里”，判断词“是”，表示重复的副词“又”，数词“一”，量词
“个”，趋向动词“来”、“去”，能愿动词“会”、“要”，同位语位置
上的代词“我”、“你”、“他”、“我们”、“这”、“那”、“这个”、
“这些”等。
（3）合成词后缀成分“子”，联合式合成词如“寺院”、“祠宇”、“说
道”、“看见”等词中的一个成分。
卧本的回评，时常也被缺略，如第三回少五段，第四回少九段，第五回
少二段，第六、七回各少一段，第十七回全缺等。
苏本同抄本一样，订正了卧本中一些明显易辨的讹误，也沿袭了许多讹
误。例如前举第三十八回，“风餐露宿”是常用词组，卧本误作“风餐往陕”，
对此易辨的讹误，苏本订正了；而卧本中因与此互调而造成的把“往陕西去”
误作“露宿西去”，苏本就不察而沿误。卧本第三十九回“有二位萧昊轩”，
错讹明显，苏本订正了；而卧本中因与此互调而造成的把“二”误作“一”，
苏本就不察而沿误。
苏本一边对卧本有所订正，一边却又新增加了许多讹误。如第四十八回，
苏本订正了卧本的六个错字，但同时又把卧本的“王玉辉道”误作“王玉辉
这”，把“备饭留二先生坐”误作“备留饭二先生坐”，同样是个校勘不精
的本子。
三申报馆排印本、从好斋辑校本
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简称申一本），半页十五行，行二十八字（天目
山樵曾嫌它“字迹过细，大费目力”），卷首有闲斋老人序，回评与卧本、
苏本同。有的本子附有经删节的金和跋和同治癸酉（十二年）天目山樵识语
（即天目山樵所谓“近日西人申报馆摆印《外史》，并附金跋及予语”），
有的本子阙如。申一本也不止印过一次，校勘证明，覆印本又订正了初印本
的一些错讹。
申报馆第二次排印的是巾箱本（简称申二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七
字，内封为“平江忏因生署”，封里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字样，卷
首有闲斋老人序和光绪丙子暮春天目山樵识语，五十六回末有“武进陈以真
璞卿氏校定”字样。书后附金和跋（经删节，同申一本）和王又曾《书吴征
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中的三首，以及同治癸酉暮春天目山樵
识语。
申二本直承申一本，而申一本是以苏本为直接底本的，下表可为例证：
第十四回第十七回第二十六回第四十四回
卧本
抄本
苏本
申一、二本
齐省堂本
道把
道把
便把
便把
遂把
不憧
不憧
不知
不知
不懂
吩咐他门
吩咐他门
吩咐你们
吩咐你们
吩咐他门
这领青矜
这领青衿
这领青襟
这领青襟
这领青衿
以上加着重号的词语，卧本均误，齐省堂本后来作了订正，抄本只订正了后
二例，苏本的校改或误或不准确，而申一、二本都承袭苏本。类似情况全书
所在多有。
申一本校正了卧本、苏本的许多讹误，如：卧本、苏本经常把“撤”作
“撒”，“幅”作“副”，“入殓”作“入敛”，“晚近”作“挽近”，申
一、二本一般都校正过来。卧本、苏本的另一些讹误，如：第六回把“合家
大小”作“合家大口”，第三十二回回目误作“杜少卿平居豪杰，娄焕文临
居遗言”，第三十七回“储信”（人名）的“信”漏刻，第三十八回郭孝子
在成都“思量要到东山去寻萧昊轩”误作“山东”去寻，等等，申一、二本
都予订正。
申二本在申一本基础上又做了一番校订，订正了过去各本的许多讹误，
但又不像齐本那样以己意大删大改，它在校勘上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独有的依
据，如卧本、抄本、苏本、申一本第四回“写蔬”均误作“写法”，第六回
“米烂陈仓”均误作“米烂成仓”，第八回“虚糜”均误作“虚縻”，申二
本都已改正。
申二本受齐省堂本影响，对卧本也作了一些不必要或不妥当的改动，例
如第七回写范进到山东要照顾恩师嘱托的“同门”荀玫。梅玖突然冒充“同
门”，范进初见荀玫时就问他：“你知方才这梅玖是同门么？”这里实包含
着“和咱们是同门么”之意，因他心心念念荀玫是自己的“同门”，不复考
虑荀玫并不知道底细。这一问话入木三分地表现了他此时的专注神态和笃实
性格。齐省堂本和申二本把它改作“你和方才这梅玖是同门么”，把自己置
身于荀玫的“同门”之外，这一改看似合理，实未能贴切地表现范进此时的
神态。
从好斋辑校本也是以苏本为底本，并附有徐允临、王承基、华约渔的题
跋、书信多则。光绪甲申徐允临写于从好斋的跋语说他的这个本子辑录了天
目山樵等的评语后，王承基借阅，对正文的讹误“随手改正，十得八九”。
他自己“继复假得扬州原刻，覆勘一过”。在对扬州原刻的面貌有不同拟测
的今日，经过与扬州原刻覆勘过的这个本子，就很值得重视了。可惜在本子
中已分不清哪些是王承基的改动，哪些是徐允临根据扬州原刻的校勘。徐允
临覆勘后并没有说扬州原刻只有五十五回或五十回，只是在写完跋后补记说
王承基来信认为“末回蛇足，大可删去”，这就为我们探讨原刻本的回数提
供了线索。
四齐本和增朴齐本
齐省堂增订本（简称齐本）是巾箱本，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文旁时有
圈点。卷首有同治甲戌十月惺园退士手书的序言、闲斋老人序（经过改动）
和“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五则。
齐本对原本作了大量的减省改订，天目山樵识语所说“常熟刊本，提纲
及下场语、幽榜均有改窜”者，即指齐本。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说有一
种“吴氏重订小字本”，不知是否指齐本。齐本例言说，该本在回目方面，
“总以本回事迹，联为对偶，名姓去其重复，字面易其肤泛”，比原本“大
觉改观”。对于第五十六回幽榜，改订者嫌原书“去取位置未尽合宜”，因
而“姓名次序俱为另编”，也大异于原貌。对全书的文字，改订者“代为修
饰一二，并将冗泛字句稍加删润，以归简括”。这种“删润”、“修饰”，
遍布全书，改订者率以己意删改，有许多伤筋动骨之弊，把原书某些细腻的
描写和精华所钟之处删落了。例如，第三回原本写久困场屋的老童生周进，
骤然之间中了举人、进士，当上广东学道，坐在堂上考童生，看见老童生范
进衣服朽烂，有一段精彩的传神之笔：“周进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
等辉煌。”堂上堂下之比同他自己今昔之比相溶合，无限深意尽在这一比之
中。齐本删落这十几个字，无异抹去传神的颊上三毫。
但齐本在“删润”字句之际，对原书的误字确做了一番订正的工作，改
正了以前各种本子的许多错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以往本子所没有提供的校
勘依据。如卧本、抄本、苏本和申一、二本第三回中“大肠”均误作“大觞”，
第四回“气不忿”均误作“气不分”，第二十七回“锅台”均误作“锅抬”，
第三十回“十几个唱生旦的戏子”误作“十几人唱生旦的戏子”，齐本均已
改正。
因校改者识力不够而误改反致错误的也不少，如第二十九回金东崖说：
到扬州来看荀运使，“承他情荐在匣上”，这个“匣”是两淮盐商类似同业
公所组织之专名，齐本改作“闸”，把金东崖从盐商公所推到河工闸上，有
悖原意。也有擅改而有损原意的，如第四十七回，成老爹说：“而今所以来
惣成你的。”“惣成”是安徽方言，意谓出力撮合成功，有利于对方，齐本
改为“总成”，失去原来的语言韵味。
增补齐省堂本（简称增补齐本），最初是上海鸿宝斋石印本，四册，六
十回，卷首增入光绪十四年（1888）东武惜红生叙于侍梅阁的序文，文末钤
有三印：“居世绅”、“隶华”、“一生清净仰梅花”。东武惜红生是居世
绅的别号，此本盖即居世绅所增补。
所增四回文字，从原本第四十三回中间插入，直到第四十七回上半回，
写沈琼枝成为盐商宋为富妾，到寺院乞仙借种等事，完全歪曲了这个叛逆女
性的形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事既不伦，语复猥陋”，洵为的评。
除妄增的四回外，其他各回正文和眉批上承齐本，个别文字有所更订。
此本的翻印本很多，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慎记书店石印本、光绪三
十二年（1906）上海海左书局石印本、民国初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1914 年
上海育文书局石印本、1922 年上海二思堂石印本、1924 年上海大一统书局石
印本、1927 年上洋受古书店石印本、1930 年上海沈鹤记书局石印本等，有的
还加了绣像插图。
五商务本、亚东本
商务印书馆印本（简称商务本）是据申二本重排的，个别地方有所订正。
它同申二本一样，在正文中以双行夹批插入天目山樵评语，封面标明“天目
山樵评”。卷首有闲斋老人序和光绪丙子暮春天目山樵识语，卷末有金和跋
（经删节）、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中的三首
以及同治癸酉暮春天目山樵识语。
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简称亚东本）是今见头一个正文只有五十五回
的本子，但仍将第五十六回作附录。由汪原放加新式标点符号并分段。卷首
有胡适《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第四版增入），陈独秀《新叙》、
钱玄同《新叙》，并收入闲斋老人序、金和跋、惺园退士序。汪原放作《本
书所用的标点符号说明》。
亚东本初版于1920 年，两年之内印了三版。前三版是参照艺古堂本、齐
本、商务本、增补齐本四个本子校改的，采取“取其所长，舍其所短”的办
法折衷于其间。后来觉得折衷的办法难定去取的标准，不妥当，而且刊于嘉
庆年间的艺古堂本比刊于同治年间的齐省堂本要可靠，因而从1922 年第四版
起专用艺本作底本，间用齐本校正艺本中“有证据的错误”。为此汪原放写
了《四版校读后记》。此书版次繁多，到1932 年已印了十五版，1948 年有
第十六版，影响颇大。
辛亥革命后至今出现的本子，连近年台湾、香港出版的计算在内，不下
四五十种，率皆依违于以上各本之间，此不备述。
（选自《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
解放以来，《儒林外史》的研究工作日益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
迄今为止，仍有不少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儒林外史》写于何时，创
作过程怎样？就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谈到《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间，一般论著都有意无意地采用胡适的观点：
《外史》刻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一篇序，这个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于乾隆
元年三月在安庆考博学鸿词的省试，前一月似无作小说序的余暇。况且书中写杜少卿、庄绍光
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况且那时的吴敬梓只有三十六岁，见解还
不曾成熟，还不脱热衷科名的念头，元年《除夕述怀》诗可以为证。那时的吴敬梓决做不出一
部空前的《儒林外史》来。
丁巳（乾隆二年，1737 年）以前，先生觉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了。试
看他宁可作自由解珮的汉皋神女，不愿作那红氍毹上的吴宫舞腰：这便是大觉悟的表示了。
我们可以推测他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于乾隆五年（1740 年）。①
胡适的中心观点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不可能早于1737 年；大概
是1740 年。理由有三条：（1）《闲斋老人序》的年月靠不住；（2）杜少卿
辞试故事不可能写在1736 年以前；（3）吴敬梓写出了《美女篇》，才标志
他“见解成熟”，有了“大觉悟”。
对于胡适的中心观点，也有些论著虽然提出了异议，力主“1736”说和
“1739”说，但因未能充分驳斥胡适的论据，所以不同的看法有着共同的逻
辑：吴敬梓36 岁“辞试”以前，受思想的局限，还不可能创作《儒林外史》。
其实，《儒林外史》的创作，早在吴敬梓36 岁以前就已开始了。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对《闲斋老人序》的著作权问题作出明确
判断：它是吴敬梓所作。吴敬梓为什么要用“闲斋老人”自名呢？这得从“闲”
字说起。所谓“闲”，传统理解是“闲业”和“闲居”。闲业对做官的“正
业”而言，指礼、乐、射、御、书、数或是《诗》、《书》等“六经”；闲
居的意思是绝意功名和“闲静居坐”。②因为优游六艺、弃绝功名的“闲”，
恰恰符合吴敬梓的经历和思想，所以他在《移家赋》和《买陂塘》中，秉承
了潘岳《闲居赋》“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退而闲居”的说法，特别强
调“笙簧六艺，渔猎百家”，“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和“身将隐
矣，召阮籍稽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①也因此把自己的情怀称作“闲
情”②，以南京的寓所为“闲庭”③熟悉他的朋友则进而概括其寓居秦淮的生
活为“闲居”④。由“身将隐”、“闲居”、“闲庭”到“闲斋”，寓意相同、
① 引自胡适《吴敬梓年谱》。
② 丁福保笺注陶渊明《和郭主簿》“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句时指出：“闲业者，正业之对文。..
闲业为六艺。”李善注潘仁安《闲居赋》时明言：闲居者，“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
① 参见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②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曰：“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
③ 《文木山房集》卷二《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有“闲庭两三间”之句。
④ 如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中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见《丁
辛老屋集》卷十二。
一脉相承。“闲斋”必属吴敬梓自名，毋容置疑。至于“老人”之谓，似乎
不可思议，因为吴敬梓当时年未四十。但从科名的角度看，他早有迟暮之感：
33 岁那年，就深感“长安”路难，叹息“新例入资须少壮”⑤；34 岁那年，
又以“岂知盛年去，空闺自长嗟”⑥的美女自况。在《移家赋》中则再次发出
了“叹老嗟卑，思来述往”的悲叹。应该说，这里的“老人”，是功名迟暮
的一个特殊概念。
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这一点，胡适似乎未敢否定。按理说，既有序言，
就必有作品；既有作品，就决不能作出尚未动笔的判断。正因为如此，胡适
避开了闲斋老人是谁的问题，一味在“序言”的写作时间上做文章；通过对
“序言”的否定，为他的“1740”说服务。
为了弄清“序言”和作品的写作时间，我们有必要解剖胡适的所谓论据。
36 岁的吴敬梓依旧“热心科名”吗？诚然，以“家声科第从来美”自诩
的吴敬梓，早先确实醉心举业。29 岁那年参加科考，他甚至表演了一出向试
官“匍匐乞收”的丑剧①但是，希望越是迫切，失望后的打击就愈益沉重。正
是在这次乞求收录遭到斥逐和稍后的乡试再次落第以后，吴敬梓终于发出了
“狂来自笑，模索曹刘谁信道”②的叛逆呼喊，产生了远离毷氉声喧的全椒，
移家“秦淮十里”的强烈愿望③。应该说，公然反对科举世家的传统，乃至离
乡背井，抛弃祖宗的家业，这是对礼教和科名改变看法的明显标志，也是思
想急转直下、出现变迁的有力证据。正因为思想有了变化，所以吴敬梓蔑视
八股制义和利禄功名的情绪日益强烈。30 岁那年，他明确表态：“不婚不宦，
嗜欲人生应减半”④；31 岁那年，又用“捉鼻低头知不足，且把棋秤共赌”⑤
来自我解嘲；33 岁那年，他再一次述志抒怀：“身将隐矣，召阮籍稽康，披
襟箕踞把酒共沉醉”⑥。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嘲讽“摸索”和移家秦淮是吴敬
梓思想转变的一座分水岭；33 岁以后，他鄙薄科举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既
然如此，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吴敬梓思想的“成熟”和看破科名的“觉悟”任
意推迟到1737、1739 或1740 年。当然，吴敬梓毕竟出生在科举世家，束身
于名教之内，所以他跟科名的决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难免会出现
反复。但从总体上看，打从移家南京以后，日益叛逆是其思想的主流，徘徊
顾盼只是支流。胡适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所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按照胡
适的逻辑，吴敬梓对“征辟”有所眷恋和“悔恨”，就是“不脱热心科名的
念头”，那岂不可以进而推论：因为吴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还在《金陵
景物图诗》首页自诩为“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
所以他对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儒林外史》！这是荒唐的逻
辑！问题还在于：《丙辰除夕述怀》不仅不能作为吴敬梓没有“大觉悟”的
依据，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反复的“铁证”。具体地说。诗中“相如封禅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七。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古意》。
①
参见《泰然斋诗集》第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
③ 参见上书之七、八。
④ 引自上书之一。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等四句，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涵
义：一是胡适所讲的“悔”。当然这种“悔”的原因并不是“因病辞试”，
而是“托病辞试”。二是“瞒”。唯其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托病”，
所以在悔恨之际，也不忘用“采薪”来加以掩饰。这里，有必要重提胡适的
另一个明显错误：他仅仅根据江宁教授唐时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断言
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真病”。对于这一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撰文驳斥，
这里不再赘言。当然，无风不能起浪，联系上述引自《孟子》的“采薪”二
字来看，吴敬梓当时很可能确有小病。但是，把小病装成大病，借“大病”
辞去廷试，决不等于“因病辞试”，因为小病是不允许辞试的。由此可见，
吴敬梓1736 年辞试的行动，恰恰是他1729 年叛逆呼喊的延伸和发展。否定
“托病辞试”是错误的，认为“托病辞试”才算思想飞跃的标志也是不全面
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吴敬梓真为“因病辞试”而悔恨，充其量也只是一次
思想的大反复。用后来的反复去否定早先的飞跃，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总之，从对待科名的态度看，吴敬梓早在辞试和吟咏《美女篇》以前，就已
具备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了。
理清了吴敬梓思想转变的脉络，是不是有“余暇”撰写《闲斋老人序》
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前所述，吴敬梓既已鄙薄科名，热衷“笙簧六艺”，
自名闲斋老人，也就投诸闲散，有的是时间。何况《闲斋老人序》只有短短
五百零一字。
那么，吴敬梓为什么要选择1736 年2 月写“序”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把他在“征辟”前后的情况罗列一下：1733 年，雍正诏令保荐“博
学鸿儒”者。两年以后，雍正再下诏令。这时候，35 岁的吴敬梓已经风闻有
可能被保荐①，所以赶忙“追”写“美人之赋”（即《移家赋》），用以表明
自己“不工封禅之书”②的心迹。同年秋天，被荐的风声紧了，他又写下了《秋
病》八首，再次流露了“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心声。由于
吴敬梓蔑视科名，对保举又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乾隆元年正式被保荐时，并
没有受宠若惊，手足无措。相反，他胸有成竹，“凿坏而遁”；酗酒秦淮，
乔装“狂疾”③。朋友们责以固执已甚，他机敏地诉说了自己的衷肠：“吾既
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
足贵耶？”④这一切，充分说明当时的吴敬梓，镇定自若，未雨绸缪。进一步
看，他既能用《移家赋》去反衬《子虚》、《上林》，以装病来辞去廷试，
也就必定会自矜俚俗粗村的小说家身份，嘲讽借词赋博取富贵的枚乘和司马
相如之流；用鄙夷功名富贵的《闲斋老人序》去否定“博学鸿词”的终南捷
径。“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吴敬梓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
图》⑤中的这两句诗，不就表现了他对征辟荐举妨碍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吗！
既然如此，自称闲斋老人，借“序言”述怀明志，声言“以辞却功名富贵，
①
顾云《钵山志》卷四《吴敬梓传》：“乾隆间，再以博学鸿词，荐（吴敬梓）”。顾云既用“再”字，
则很可能吴敬梓1736 年前就曾被当作保荐对象。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
③ 金兆燕《棕亭诗抄》集三《寄吴文木先生》曰：“昔岁鹤板下纶扉，严徐车马纷猋驰。蒲轮觅径过蓬户，
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白著接..，秦淮酒家杯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
④ 参见顾云《钵山志》卷四。
⑤ 白参《文木山房集》卷二。
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吗！
早在乾隆元年以前，吴敬梓已经走上了背叛科名的道路，1736 年2 月，
他又写下了《闲斋老人序》。根据这两点，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吴敬梓
着手创作《儒林外史》，决不会迟于1736 年。可是胡适又认为：“书中写杜
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也就“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
怎样看待胡适的这一论点呢？笔者以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错误的方
面。诚然，作品中杜少卿、庄绍光等形象，无疑是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程廷
祚作为模特儿的，因此有关的章节确实不可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问题在
于：第一，胡适仅仅考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几段故事的原型。
三十四回以前的取材情况怎样，一系列生活素材是否发生在1736 年以后呢？
大家知道，《儒林外史》的结构具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特点，所以
作者完全可以写写停停，零写整编，决不会弹指之间，一挥而就。就是说，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的内容固然只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后，但决不
能就此作出结论：三十四回以前的故事也必定写在同一时期；更不能把吴敬
梓开卷伊始的时间随意拉到1736 年以后的某一年。这一点，后文将作详细论
述。第二，胡适顾此失彼，无视吴敬梓借助某些诗词对小说创作的时间和情
况所作的曲折说明。例如，上述“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等两
句，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这里所说的“著书”，当然指撰写《儒林
外史》。所谓“仰屋”，分明援引和活用了《宋史·富弼传》中的典故，意
思是“计无所出”，奈何不得。正因为吴敬梓处境艰难、心情抑郁，所以才
用“著书”来排遣愤世疾俗的怒火，寻找聊以自慰的欢乐。但正当他笔墨酣
畅的得意时刻，传来了被安徽巡抚赵国麟保荐的消息。他毫无理由拒绝预试，
只得“春光抛掷”，“孤负秦淮”①风尘仆仆地“涉险”到安庆，言不由衷地
写下了“金门赋”，也即《正声感人赋》等六篇“试帖”②。这真是强人所难
的“无端”啊！由此，我们不就看清了这样一种事实：1736 年2 月，吴敬梓
正在撰写《儒林外史》，而且早已进入了欲舍不能的境地。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论定：《闲斋老人序》确实写在1736 年2 月，
吴敬梓在此以前已经开始创作《儒林外史》。那么，究竟哪一年动手的呢？
笔者以为，当是1736 年。理由是：（1）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与亲友们频
频交往，把酒沉醉，诗词唱和，还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推为盟
主”③。他自己又洋洋自得地认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④。就
经济生活而言，虽然祖传的“三万金”，在移家前已经基本花去，但还没有
陷入“乞食近年诗”⑤的绝境。另外，在移家后的第二年，他的糖尿病开始发
作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敬梓似乎还不可能潜心创作《儒林外史》。当然，
没有动手不等于没有想法。从写在33 岁七月五日的《金缕曲》来看，吴敬梓
可能早有“著书”的潜在动机⑦。但想法毕竟不是行动，何况他一提到“著书”，
①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虐美人》、《西子妆》。
②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③ 引自《儒林外史》金和跋。
④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四。
⑥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有“消渴病难除”之句。
⑦ 《金缕曲》中有这样的话语：“苟卿正遇游齐日，叹胸中著书千卷，沉埋弃掷。尚有及时一杯酒，身后
旋即援引晋代张季鹰的话语作出了否决。（2）《移家赋》与《儒林外史》的
创作，都跟“辞试”相反相成，互为因果。从吴敬梓的征辟问题上的态度转
变情况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当在《移家赋》以后。关于《移家赋》的
撰述年代，过去大都沿用胡适的观点，认为它写在1733 年。这是错误的，因
为作者明白宣称“追为此赋”。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1734 年说，这也靠不
住。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吴敬梓移家南京，既是
叛逆的表现，也有着冀求知遇的因素；一方面说明他已经绝意乡试、会试之
类，一方面证实他对包括征辟在内的荐举存有幻想。正是出于后一种原因，
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无数次提到冯谖、董仲舒、枚乘、司马相如等凭借学术
而被荐举的文人，不厌其烦地罗列“天人策”、“封禅书”、“子虚赋”、
“上林赋”等敲门砖式的作品。依循这种特殊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吴敬梓
33 岁移家之初，曾以“落魂相如”自况①。时隔一年，才开始憎恶“荐举”，
发出了“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赋”②的叹惋。由冀求到憎恶，
这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时似乎还没有出现促使他用《移家赋》去对抗“相如
赋”的机缘。——如果硬要寻找对抗因素的话，倒是自比美女，吟哦“岂知
盛年去，空闺自长嗟”可算是一种表现。只有到1735 年被保荐的消息传来以
后，以“赋”对“赋”，以“美人”对“荐士”的灵感才顿时产生了。你看，
《移家赋》的主旨不就在于“任终隐以无伤”吗？你听，《移家赋》中不是
公开宣称“不工封禅之书，聊作美人之赋”吗！毫无疑问，“美人之赋”就
是《移家赋》；用《移家赋》来对抗“封禅之书”，说明它必定写在吴敬梓
被荐的1735 年。不能设想，没有《移家赋》这篇“辞试宣言”，就能出现《儒
林外史》楔子中的王冕形象，就能有《闲斋老人序》中对“辞却功名富贵”
者的高度礼赞！何况从《古意》的吟哦到《移家赋》的撰写，一脉相承，深
思熟虑；用“美人之赋”去对抗“封禅之书”，堂而皇之，稳操胜券。正因
为如此，所以《儒林外史》的创作必定在《移家赋》之后。对照吴敬梓1735
年的经历，他在《秋病》之二中，有“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
两句。据此，我们不妨作如下的判断：最迟到1735 年秋天，《移家赋》已经
完稿。接下来，吴敬梓就着手创作《儒林外史》了。握笔伊始，大概在1735
年秋后。
如果说，在《儒林外史》初创时间的推算方面，胡适的观点存在根本错
误的话，那么，在该书脱稿时间的判断上，他的问题只是不够全面。
《儒林外史》脱稿于哪一年？胡适依据程晋芳写在乾隆戊辰、庚午年间
的《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等两句诗，论定它成书于1748—1750 年之间。对此，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
诚然，《儒林外史》确实在吴敬梓49 岁前后已经大体写定，根据它的取
材情况就可以找到佐证。像汤镇台的原型杨凯于1751 年第二次“出山”，庄
绍光的原型程廷祚于1751 年再次“荣膺”“经明行修”之荐①等等，《儒林
之名何益！张季鹰斯言堪述。”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满江红》。
① 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重要人物考实》据《皖志列传稿》条列程廷祚是年被荐之经过，
惜未详。笔者曾记甘熙《白下琐言》卷四有言：“..（乾隆）十七年，吏部侍郎雅尔哈善又保举（程廷
祚）经学。其考语有‘涵养淳笃，学问淹贯，尤能研深《易》理’云云。惜皆不遇。”特抄录为先生补遗。
外史》都未加描写，足证胡适的判断不无道理。
但是，文学创作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作家都有权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
去截取生活的原型材料，没有义务写尽模特儿的一生。另外，又恰恰是胡适
提到的程晋芳，在其1754 年冬天撰写的《哭敏轩》之三中，有如下两句诗行
和一条自注：“艳歌蛱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征（君好为稗说，故及之）。”
就是说，到了1748－1750 年之间，《儒林外史》固然有了“整编”的稿子，
但作者未必就此搁笔，可能还在“散录”零碎篇章。据此，我们只能作出这
样的结论：1750 年之前，《儒林外史》已经大体完成，但并未全部完稿。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看法，让我们从取材的角度来举例说明。先看第五
十五回的一个例子。这一回的开头有如下话语：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
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
上面已经提到，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大都实有其人”。但直到作者49 岁那
年，那些现实中的“南京名士”，如吴蒙泉（虞育德）、程廷祚（庄绍光）、
樊圣谟（迟衡山）、冯粹中（马纯上）等等，虽然不少都老了，但几乎一个
也没有死。那么，何谓“也有死了的”呢？解释只能是：五十五回很可能写
在吴敬梓逝世前的一二年。因为现实中的吴檠（杜慎卿）和冯粹中，恰恰死
在1750 年和1752 年。
又如，荀玫的原型卢见曾，乾隆元年曾任两淮盐运使，七年“因事遣戍”，
“往军台效力”，九年“召还，授滦州知州”等官职，“十九年（1754）还
任两淮盐运使。”①对此，《儒林外史》均有描写。其中第二十二回点出了荀
玫的“两淮盐运使”身份，第二十九回交代了“因贪赃拿问”的情况，第三
十四回再次提到他担任“盐运司”的官职。“还任盐运使”时在1754 年，可
见作品中有关荀玫再任盐运司的穿插，必定是吴敬梓1754 年逝世以前添上
的。
弄清了《儒林外史》的具体创作年代，新的问题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难
道13 岁“便堕绮语障”，30 岁就能“下笔C C 千言就”①的吴敬梓，写一部
40 万字左右的小说要花整整19 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19 年中，具体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笔者排列过专家们刊发的《儒林外史》的源流材料，
编录了作品的“人物表”和“纪历表”，阅读了涉及作者思想和经历的某些
论著。在这个基础上，深感《儒林外史》是分阶段创作而成的。具体地说，
开头至第二十五回，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其中第二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写
在1735 年冬季作者自扬州返宁以后的两个月内）是为第一阶段。第二十六回
至第三十五回，写在1736 年至1739 年之间。是为第二阶段。第三十六回以
下部分则陆续完成于作者逝世以前。是为第三阶段。
何以见得《儒林外史》的创作分三个阶段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时
间线索所表现出来的明显迹象。
如同一般的古代章回小说那样，《儒林外史》使用了借前代（明代）反
① 转引自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34—35 页。
① 引自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金榘和吴檠的两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
映当代的手法。除“楔子”假托元末明初以外，从第二回直至结束，涉及明
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等六代，总计描写130 年①中发生的
故事。跟一般章回小说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以短篇连缀的结构形式，反
映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因而时间的线索显得更重要，更需要疏理清楚。
正因为如此，所以除第一回外，吴敬梓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六次直接标明了“年
月日”，并用朱宸濠谋反等史实来加以附会和佐证。但是，又恰恰在时间线
索方面，《儒林外史》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其中之一是，在上述直接标明的
“年月日”中，除掉三个必须放在开头和结尾以外，其他三个则有用非所用
的情况：
第二十回：名士牛布衣客死芜湖，“此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
第二十五回：穷秀才倪霜峰卖子，立下“过继”文书，时在“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第三十五回：庄绍光应征辟进京，被皇帝召见，“这时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熟悉《儒林外史》的同志都知道，在书中的假名士中，牛布衣并非描写重点；
跟“祭先圣南京修礼”等篇章相比，倪霜峰卖子算不得大事件；至于庄绍光
陛见，只能说是杜少卿辞试的映衬。那么，作者为什么不在涉及主人公、大
事件的有关章节标上时间，反而着眼于某些并不重要的人与事呢？原因在
于：公开标明的“年月日”，恰恰是作者创作活动中断和持续的标志。谓予
不信，请看第二十五、三十五回标明“年月日”前后的两个时间错乱的例子：
其一，鲍文卿在救援向鼎以后的第二年，过继了16 岁的倪廷玺。后来向鼎重
遇鲍文卿父子时说道：“同你分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可鲍文卿接着向
向鼎介绍其养子倪廷玺时说，“他今年17 岁”①。其二，庄绍光陛见，时在
杜少卿移家后的第二年。隔了十四载，杜少卿在秦淮河上遇见庄濯江，庄绍
光却对庄濯江说，杜少卿“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像这种发生在相隔
几回、甚至同一回中的差错，有力地说明作者在中断写作之前，为了减少续
写时的麻烦，才标上了“备忘”的“年月日”。但因中断时间很长，或者虽
短而注意力另有转移，所以一旦重新握笔，仍然出现了不少局部的、严重的
时间错误。
时间线索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三阶段的迹象，是真相还是假象呢？三个阶
段的具体创作时间又是怎样推测出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而
分析作品的取材情况和写作特点。
令人惊讶的是：就像时间线索所显示的迹象那样，作品第二十五回以前
和第三十五回前后的取材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吴敬
梓几乎全部取材于历史和社会的传闻。例如：
范进中举后发疯的描写，可能借鉴了明末袁体庵“中举发狂”的故事②。
南昌知府王惠“三样声息”的描写，分明脱胎于顺治年间荆州知府袁于
① 按笔者《纪历》推算：“楔子”自1323 年写至1371 年，计48 年。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自1487 年写
至1537 年，计50 年。第二十五回至第三十五回，自1538 年写至1556 年，计18 年。第三十五回下半回至
第五十四回，自1556 年写至1575 年，计19 年。第五十五回写1595 年事。第五十六回写1616 年事。
① 此处按笔者《纪历》推算，倪廷玺当为26 岁。
② 参见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伶讽刺其长官的故事③。
“侠客虚设人头会”，“憨仙烧银骗钱财”，显然以唐代冯翊《桂苑丛
谈》中《崔谈自称侠》和《李将军为左道所误》为蓝本。
“乐清县贤宰爱士”可能是清初官僚徐乾学延誉后进的有关传闻的花样
翻新①。
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侧重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为题材。其中第
二十八回以后出现的季苇萧、杜慎卿、迟衡山、庄绍光等人物故事，分明以
吴敬梓的亲友李啸村、吴檠、樊圣谟、程廷祚等为模特儿，杜少卿则是作者
的自我写照。第二十八回以前的三回与第一阶段相承接，继续描写鲍文卿父
子的故事。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1）《闲斋老人序》明言：他原想描写
对待功名富贵持不同态度的四类人：“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
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清高被人看破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从第二十五回以前
的创作情况看，前三类已经依次写完。鲍文卿形象的出现则是进入第四类的
标志②，也是“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儒林外史》即将“终结”的标志。
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征辟”问题闯进了作者的生活。所以继鲍文卿谢恩辞
赏的描写以后，作者势必要续写自身的辞试经历；取材情况也就随之而陡然
变化。《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六回回末评语说得好：鲍廷玺“丧父娶妻”以
后，作者就“换一副笔墨去写二杜”了。（2）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化，作者的
认识也在提高，所以他面对“征辟”，写下了表示辞试决心的《闲斋老人序》。
（3）依循现实题材的轨迹，大致可以断定这一阶段的创作时间约在1737 年
下半年至1738 年上半年。因为作者原本与他的从兄吴檠关系密切。1737 年
吴檠“博学鸿词”落第以后，吴敬梓才厌恶其人品①。作品中的杜慎卿形象，
恰恰从出场开始，作者就满含调侃、讽刺之情。另外，以吴蒙泉为模特儿的
虞育德，1737 年中进士，1738 年到南京任上元县教谕②。而虞育德在这一阶
段并未登场。
第三十六回开始，作者一方面继续以自身及其亲友的现实活动为题材，
一方面插进了很多历史和社会的传闻材料。1738 年，“难进易退”、襟怀冲
淡的吴蒙泉开始跟作者直接交往，使他耳目为之一新，山外又见青山。为此，
他围绕虞育德在南京期间的生活，几乎用“实录”的方法逐一地作了叙述，
又借助历史和社会的传闻不断地加以穿插。这样写的结果，使第三十六回以
后的篇幅，出现了两种时间概念：其一是生活中的真实历程，其二是作品的
自然纪历。两相比较，前者喧宾而夺主，成了主要的线索。抓住这条主要的
线索，就很容易弄清第三阶段的写作时间：
虞育德的原型吴蒙泉，1738 年南京任上元县教谕，1744 年离宁赴京，1748 年出任浙江遂
安县知县。
③ 参见尤侗《艮斋杂说》。
① 参见赵冀《檐曝杂记·徐健庵》。
② 《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四回回末总评有言：士大夫有“名儒而实戏”者，“鲍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
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这条评语正确揭示了作者借鲍文卿描写“辞却功名富贵”的内在意图。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三《酬青然兄》和《贫女行》。
② 参见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
迟衡山的原型樊圣谟，1749 年应聘回原籍句容修县志。
杜慎卿的原型吴檠，1745 年中进士。
跟上述真人真事相适应，《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有祭泰伯祠的描写，
第四十六回对虞育德离开南京、杜慎卿“铨选部郎”作了顺叙和补叙，第四
十八回特意点明杜少卿到浙江去“寻”虞博士，第四十九回则对迟衡山回句
容“修理学宫”作了交代。把素材故事发生的时间与艺术形象出现的先后联
系起来看，第四十六回就必定写在1746 年以后，第四十八回决不会写在1748
年以前，第四十九回则很可能写在1750 年，..。另外，根据《全椒县志》
等的记载，吴敬梓40 岁那年，为了祭祀雨花台的先贤祠而卖掉了“江北老
屋”。前此，又为刻印《文木山房集》而三度奔波于南京与仪征之间。所以
特传式的“真儒降生”和仪程式的“南京修礼”决不会写在1740 年以前。也
就是说，作品第三阶段的创作，开始于1740 年以后，结束于吴敬梓去世之前。
从写作特点方面来看，作品的第一阶段主要采用“杂取”和虚构的方法。
为什么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凿凿有据地“揭示”了《儒林外史》的人物原
型，可是人们普遍否定诸如“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庄”，“范进之
姓陶”等等说法？为什么有些专家在纠正了金和的某些错误，考实了范进、
荀玫、严贡生、牛布衣等人物的原型以后，并未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其主
要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一阶段也有几个人物，如权勿用、马纯上等，是
以一个原型为主来塑造的。但即就马纯上而言，他跟原型冯粹中相比，何尝
没有区别！据《滁州志·冯粹中传》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五的记
载，冯粹中并不像马纯上那样只是条知进不知退的“亢龙”，他还是个“诗
文有奇气”，很懂得“水道利弊”的人物。反过来看，马纯上在片石居观看
扶乩的描写，分明揉合了“崇祯爱请仙”和“云间客扶乩”①等传闻故事。“作
文之心如人目”之类，又明显借鉴了古代文论中的说法①。
《儒林外史》第二阶段的形象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像季苇萧、杜慎卿、
娄焕文、杜少卿、迟衡山等都以一个原型为模特儿。有关的故事情节也大都
事出有因，有案可稽。如杜少卿“平居豪举”，“移家秦淮”，“称病辞试”
等等，都跟吴敬梓的经历相吻合。因为这一阶段描写的人物故事大都是作者
铭心刻骨的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所以尽管带有纪实色彩，依然生动真切，
栩栩如生。为什么一般的读者，特别爱看第二十五回以前的篇章，也还并不
厌恶第二阶段的描写？为什么第一阶段的“共名”人物特别多（如周进、马
二、严监生、牛布衣等），第二阶段也还不乏杜少卿这样的典型？道理就在
这里。
① 参见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七，陆次云《湖濡杂记·片石居》。
① 第一阶段有些描写，似与原型故事发生时间不符，有人就此否定“写于1736 年前”。如第十四回鲍文卿
营救向鼎一节，有些论著以为即指1740 年商盘任南昌知县期间“中蜚语，势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
也就认定作者不可能早于1736、乃至1739 年动手创作。其实，联系向鼎被委任赴宁国府摘印而惊恐等描
写来看，作者写向鼎被参，目的在于揭露险恶的官场，而“伶工营救”之类，显系虚构，这种虚构确有生
活基础。吴敬梓《老伶行·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中就有“乐舞雩门祭孝陵，行宫夜半喧歌吹”，“本朝家
法重明良”，“新磨安敢呼天下”等句，足见他了解康熙南巡故事，也就肯定知道曾经作为行宫的曹雪芹
家被抄的情况。另外，鲍文卿预政、营救向鼎，显然是对“新磨安敢呼天下”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反击。可
见不了解“虚构”法，就很可能胶柱鼓瑟、以片盖全。
毋庸讳言，一般读者是并不爱看第三阶段的故事的，特别是那些“言之
有据”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三阶段的创作着重采用“实录”的方法。第一，
它实际上用真人真事发生的时间作为线索，甚至出现了回目数字与真人真事
发生年月相凑合的怪现象。像上述吴檠1745 年中进士，第四十六回就补叙杜
慎卿“铨选部郎”；吴蒙泉1748 年到遂安，第四十八回就写杜少卿去浙江；
樊圣谟1749 年回乡修县志，第四十九回就交代迟衡山到句容修学宫，等等。
第二，它为了求“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结构形式，出现了“从头
讲起”的“传记”。如第三十六回整回追溯虞育德的直到祭祀泰伯祠以前的
经历，第三十八回和第四十七回对尤扶徕、虞华轩的为人处世情况作了倒叙。
上述追溯和倒叙的内容，都发生在人物登场之前，都属节外生枝，明显偏离
了“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①的结构特点。
另外，唯其作品由虚构转向纪实，所以作者竭力用第三阶段的“真人”去附
会一、二阶段的“假事”，从真实的角度去交代虚构人物的归宿。例如，第
四十四回有关汤镇台的经历描写，酷似吴敬梓朋友杨凯的现实遭遇。从创作
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作者竟然把写实的汤镇台与虚构的汤奉
拉扯为兄弟，说什么汤镇台“做高要县知县的乃兄”已经告老在家。“两朵
高眉毛，一个大鼻粱”的汤奉，第四回出场时已是个进士出身的知县，最少
得有30 多岁。从第四回到第四十四回，时间已经相距75 年，难道汤奉活到
100 多岁才致仕？又如，作品第一阶段描写的马纯上，不乏虚构的成分；到
了祭泰伯祠的时候，这个形象已经在向“纪实”转化；第四十九回里的马纯
上，则已等同于冯粹中：冯1752 年于顺天中举，第四十九回就预言马“进了
京，一定就是得手的”。这里姑且不论用马二经历贯穿三阶段有违一、二两
阶段结构的惯例问题，就说他的经历吧：第十三回交代，马二“补廪二十四
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第十五回中，他又向匡迥发出过“我..年
纪又大了”的感叹，可见当时他至少得有40 多岁。从第十五回到第四十九回，
按作品的纪历推算，已经过了50 年。请问，封建社会中会有年近一百的士子
离乡背井、到千里之外去参加乡试的吗？诚然，文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出
于塑造艺术典型的需要，即使作品中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差错，也是情有可原
的。问题是作品第三阶段的时间概念一错再错，而出现差错的根源恰恰在于
写法的改变。第三，《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以后纪实的篇章，大都是概念
的说教。除上面谈到的“祭泰伯祠”以外，“青枫城奏凯”分明是“兵农”
的图解，“郭孝子寻亲”无疑是孝道的演绎。换一个角度看，《儒林外史》
全书共有626 个人物，第三阶段竟出现了264 个。按理说，即使像《儒林外
史》这种特殊结构的作品，愈到后面新出场的人物也愈少。上面这种反常现
象，不也是概念化的明显表现吗？
从取材和写法的前后差异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明显经历了三个阶
段。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很大的三个不同创作阶段的呢？这自然与作者的经
历、思想和构思有关。就经历和思想而言，吴敬梓始而为地主阶级的公子，
继而为“败子”，终则为“浪子”。在科举功名的道路上，他弹唱了一首“三
部曲”：29 岁以前狂热追求，此后的11 年愤懑诅咒，不惑之年就彻底幻灭①。
① 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①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自注：吴敬梓40 岁那年，曾有“何如父师训，专储制举材”
的诗句。
唯其身为“败子”，吴敬梓力图借科举来重振家声；唯其科举碰壁，才使他
移家南京，进入“浪子”阶段，着手创作《儒林外史》。此后，他在半是徬
徨、半是愤怒的状态中奋勇向前，经历了“辞试”的考验，记下了心灵的胜
利历程。40 岁前后，他生活更形困顿，但总算实现了刊刻《文木山房集》的
夙愿，因而他在借“治经”安身立命②的同时，断断续续地写完了《儒林外史》。
受经历和思想的影响，吴敬梓的艺术构思也有个演变过程。他从讽世转
为匡世，由揭露变成言志，从“文行出处”渐进到“礼乐兵农”，由抨击科
举发展为鞭笞时政。质言之，吴敬梓创作之初，着眼于八股制艺。他力图沿
着科举的多级阶梯来描写对功名富贵持不同态度的各种儒生，《闲斋老人序》
就是这种艺术构思的说明书。后来，他觉察到政治主张比道德规范更为重要，
社会的流弊也远不止科举一端，一味嘲讽醉心功名富贵的儒生更不能“救助
政教”和“造就人才”。鉴于此，在他40 岁前后，出现了新的构思：以虞育
德为中心，在“指擿时弊”的同时极写理想，从“真儒”的楷模生活扩展到
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说，作者原先是以不应考、不从政的隐士王冕为崇拜
对象的话，那么，后来就更加钦慕应了试、做了官、力图“以德化人”、赞
助“兵农”之事的“贤人”虞育德。由此，他给儒生们以更多的怜悯。让季
萑、臧荼之流参加祭祀活动，甚至由马纯上充当“三献”就是一例。通过陈
木南给欺世盗名的权勿用开脱“奸拐”尼姑的罪行又是一例。杨执中、匡超
人、严大位、牛浦郎等竟然忝列“幽榜”更是宽容、平和与“匡世”态度的
表现。简单地说，《儒林外史》的三个创作阶段有三个重要人物：王冕、杜
少卿和虞育德。其中王冕和虞育德是作者心目中的两竿标尺，处于构思的中
心位置，而杜少卿则是前后两幅蓝图中的过渡人物。
总之，从作者的经历、思想、构思和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来看，吴
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的整整19 年中，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原载《江汉学刊》1984 年第1 期）
②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吴敬梓“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见《勉行堂文集》卷六。
孙逊——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
（一）
现存《儒林外史》的最早本子是刊刻于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
本，以后出现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艺古堂刊本，同治八年（1869）群玉
斋活字本、苏州书局本等，都是根据卧本复刻和排印的。卧本前有乾隆元年
（1736）春二月闲斋老人序，此序向为研究者所重视，并被部分研究者认为
即系作者本人所撰，但究竟确否尚需进一步研究。后来根据卧本复刻和排印
的本子，都保留了这篇重要的序言。此外，卧本差不多每回回后都有评语（第
四十二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除外），评者佚名，或疑为作者本
人，似难以成立，但其为作者亲友之可能性较大。其评颇能一言中的，且用
语老辣，对作者创作意图和经运匠心颇为了解。以后根据卧本复刻和排印的
多种刻本和活字本也都保留了这些评语。此外，上述苏州书局本板匡、行格、
文字均同群玉帝本，但多同治八年金和跋文，此跋也是研究《儒林外史》的
重要资料。概述之，以上本子，从回数来看，都属五十六回本；从其所录评
语性质、部位看，也可大致归为一个系统，由于评者佚名，名称可拟为“卧
闲草堂系统评本”。
同治十三年（1874），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卷首有是年十月惺园退士
写的序，原闲斋老人序则作为原序抄入。此外还写有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
“例言”五则，说明它对回目、正文和评语，都有所改订。其中特别是评语，
除了原卧本的回末总评都抄录外，又新增写了不少评语（尤其是眉评）。“例
言”第二则云：“原书每回后有总评，论事精透，用笔老辣，前十余回尤为
明快。惜后半四十二、三、四及五十三、四、五共六回，旧本无评，余或单
辞只义，寥寥数语，亦多未畅。是册阙者补之，简者充之，又加眉批圈点，
更足令人豁目。”证之于评本，正是如此。“阙者补之”，原卧本所缺的第
四十二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六回评语，此本均已补齐；“简者
充之”，如第五十六回卧本原只有一段回后批，比较简单，此本又增写了一
段；“又加眉批”，原卧本无眉批，此本每回都加了许多眉批。这样，就使
评本的面目在原先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变。这些新增补的批语出自何人手
笔？笔者疑即有写序的惺园退士。因其所撰序中云：“余素喜披览，辄加批
注，屡为友人攫去。近年原板已毁，或以活字摆印，惜多错误，偶于故纸摊
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闲居无事，复为补辑，顿成新观。”虽然他说是“于
故纸摊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自己只是“复为补辑”，但这种伎俩我们
在旧小说整理者中每每多见，其实增补者即为他自己。
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增补齐省堂六十回本，卷首增加了“光绪十有四年
岁次（1888）著雍困敦余月东武惜红生叙于侍梅阁”的一篇序，同治甲戌
（1874）十月惺园退士的序则作为原序抄录，删去了早先闲斋老人的序。此
本据齐省堂本增多四回，是为六十回。“例言”五条，亦同齐本，只是于第
一条内加入增四回为六十回之文。所增四回插入第四十三回至四十七回之
间，原第四十三回拆成两半，一半置第四十三回前半段，一半置第四十七回
后半截，内容主要为盐商宋为富如何纳沈琼枝为妾，沈如何求“仙”得子，
宋又如何纵欲暴亡的故事，内容荒唐，文笔淫秽，明显属后人作伪，或疑即
东武惜红生所为也。此本在批语方面基本按齐本照录，只是多了它所增四回
的回后评和眉评。以上两个本子，从回数讲，一为五十六回本，一为六十回
本，似不属一个系统；但从评语的性质看，当归为一个系统，名称可拟为“齐
省堂系统评本”。
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即差不多与齐省堂本同时，上海申报馆出了第一
次排印本。此本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末后除有金和跋语外，还抄有同治十
二年癸酉（1873）暮春天目山樵识语。天目山樵写于光绪三年的一条讽语云：
“近之西人申报馆摆印外史，并附金跋及序语，字迹过细，太费目力。”当
即此第一次排印本。天目山樵即南汇张文虎。识语抄录了王谷原（又曾）《丁
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十首绝句中的
三首，并就王的诗序中的内容作了一些发挥。此本正文虽还未插入大量的天
目山樵评语，但它已开了一个新评本的先河。
到了光绪七年辛己（1881），申报馆又第二次刊印此书。笔者所见为是
年春月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其正文仍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卧本原有之回
后总评也均抄入，卷末有金跋和天目山樵同治十二年写的识语。除此之外，
卷首、卷末又新增了天目山樵于光绪年间写下的一些识语，正文则插入了大
量天目山樵的评语，故全书标为“天目山樵评本”。原卧本回末总评虽也抄
入，但相形之下未免有被淹没之感。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夏，又出版了宝文阁刊单行本《儒林外史评》
上下二卷，题“天目山樵戏笔”。卷首有是年午月当涂黄安谨子昚写的序，
内称：“先君在日，尝有批本，极为详备，以卷帙多未刊。迩来有劝者，谓
作者之意醒世，批者之意何独不然？请公之世。同时天目山樵亦有旧评本，
所批不同，家君多法语之言，山樵旁见侧出，杂以诙谐，然其意指所归，实
亦相同，因合梓之。”黄安谨父名黄小田，序谓以其父所评和天目山樵评合
刊。天目山樵写于光绪三年七月下弦的识语（载于卷末）亦云：“昔黄小田
农部，示余所批外史..农部所批，颇得作者本意，而似有未尽，因别有所
增减。适工人有议重刊者，即以付之三年矣，竟不果。去年黄子昚太守又示
我常熟刊本，提纲及下场语、幽榜均有改窜，仍未妥洽。因重为加批，间附
农部旧评，所标萍叟者是也。”可见黄序所言是实。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
小说书目》“儒林外史评上下二卷”条下注云：“今所见二卷本卷第下但题
‘天目山樵’。所录评语，亦无别识”。第一句话是对的，后两句话不合事
实。二卷本中确有标明“萍叟”的评语，这当就是黄小田之手笔。只是相比
山樵评语来说，其数量之少，已可达到忽略不计的程度。该书卧本原回末评
一律不录，唯有针对原评天目山樵又下评语的，才把有关部分标作“原评”
抄入。如第五十六回回末原评：“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
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山樵评：“瞎闹，我疑此五十六
回即评者所作。”又，此本所录天目山樵评语比之申报馆第二次印本删却了
不少。
在上海师院图书馆藏书中，还有一部正文属卧本系统，但手抄了大量天
目山樵评语的本子。此本原扉页上题：“同治己巳秋摆印儒林外史群玉
斋活字版。”但卷末有金和同治八年跋文，可知即是前面述及的同治八年
（1869）苏州书局本。全书分装十四册，原书款式均同卧本（卷首只有闲斋
老人序，评语唯有回后总评，并缺其中六回的评语）。但在原书前后，又另
附了许多空页，中缝印有“从好斋辑录”字样，上面手笔抄录了大量天目山
樵先后写下的识语，其中卷首有：“光绪二年丙子（1876）暮春之初”识语、
“庚辰（光绪六年、1880）花朝”又识语，卷末有：“同治癸酉（同治十二
年、1873）暮春”识语、“光绪三年（1877）七月下弦”识语、“丁丑（即
光绪三年、1877）嘉平小寒灯下又书”、“已卯（光绪五年、1879）夏”识
语、“光绪辛已（光绪七年、1881）季春”又识语等。除了卷首和卷末手抄
的大量识语，又在原书眉上手抄了更多的批语，批语主要是天目山樵的，兼
有少量萍叟等人的。笔者粗粗校阅一遍，这些批语基本上同申报馆第二次摆
印本，与删却过批语的《儒林外史评》二卷本稍有不同。孙楷第先生《中国
通俗小说书目》“五十六回本儒林外史”条下注云：“光绪七年辛巳申报馆
第二次排印本，有金跋及天目山樵识语，仍以闲斋老人序本为底本。正文插
入天目山樵评语。文与单行本之《儒林外史评》稍有异同。盖天目山樵评凡
数次，屡为友人借去过录。因所据者非一底稿，故评语亦不尽同也。”这一
分析是对的。评者写于“丁丑嘉平小寒灯下”一条识语就云：“予评是书，
凡四脱稿矣。同郡雷谔卿、闵颐生、沈锐卿、休宁朱贡三先后皆有过录本。
随时增减，稍有不同，当以此本为定。”“已卯夏”一条识语又云：“杨古
酝大令借此本过录一通。”这说明“屡为友人借去过录”确是造成各本评语
不尽相同的一个原因。但在此藏本卷末，还写有评语整理者和抄写者徐允临
的一段跋语，其中讲到“此书眉批为先生删去者，加朱笔尖角圈以别之。”
这里“先生”当就指天目山樵。笔者将《儒林外史评》二卷本、申报馆第二
次仿聚珍版刊本与此藏本粗粗校对了一下，发现“加朱笔尖角圈”者在二卷
本里都删去了，而申报馆仿聚珍版则都保留着。徐跋讲“加朱笔尖角圈”的
是“为先生删去者”，可见各本评语的不同还包括了评者自己的增删。另外
此本除原书已印入金和跋文外，徐氏又另在卷后空页上手抄了一篇金和跋
文，手抄金跋与原金殷文字稍有不同，而与天目山樵评本系统的金跋相同，
可证金跋后也经过人删却（估计就是天目山樵）。
此外，在此书卷首新加空页上，题有石史一段识语：“此书经南汇张啸
山先生着批，使读者悦目赏心，并华约渔批语均录于卷端。余管窥所及，则
加石史小印以别之。”石史即徐允临，上海人。张啸山即张文虎，天目山樵
是其别号。华约渔不详何人。审之评本，除去大量天目山樵的评语以外，确
夹有华约渔和石史本人的批语。如卷首就抄有“戊寅（光绪四年、1878）暮
春百花庄农约渔”所记的一段话：“此书即高出外史之人亦喜欢读。其不欲
读者，即第一回王元章所看之物。如书中高翰林辈，则又无奈其读之而不懂
何也。世传小说无有过于《水浒传》《红楼梦》者，余尝比之画家，《水浒》
是倪黄派，《红楼》则仇十洲大青绿山水也。此书于两家之外别出机绪，其
中描写人情世态，真乃笔笔生动，字字活现，盖又似龙暝山人白描手段也。”
其它在书中则标明“约记”二字。徐允临的批语，则如他所说，加其本人小
印。只是他俩批语数量均不多，且较零碎，因而多数价值不大。
在此本所加最后一页空页上，还写有徐氏一跋语，有一定资料价值，现
抄录如下：“允临志学之年，即喜读《儒林外史》。避寇时，家藏书籍，都
不及取，独携此自随。自谓生平于是书有偏好，亦颇以为有心得。已卯秋，
余戚杨古酝大令葆光过余斋，见案陈是书，亟云：曾见张啸山先生文虎评本
乎？余曰：未也。古酝曰：不读张先生评，是欲探河源而未造于巴颜喀喇。
吾恐未及其蕴也，因急从艾补园茂才礽禧假读，则皆余心所欲言而口不能达
者，先生则一二笔而出之，信乎是书之秘钥已！遂过录于卷端。今年七月，
与甥婿闵颐生上舍萃祥，会于法华镇李氏，纵谈外史事。因言张先生近有评
语定本。闻之欣跃，遂不待颐生，旋径驰书向先生乞假以来，重过录焉。同
里王竹鸥方伯承基，与有同好，尝假余过录本，辄曰：得读张先生评，方之
汉书下酒，快意多矣。特此书原刻不易觏，苏局摆本潘季玉观察未加校雠，
误处甚多，随手改正，十得八九。而余偶有感触，亦时加一二语，附识于眉。
继复借得扬州原刻，复勘一过，然恐尚有舛讹耳。苏局本有金亚匏先生和跋。
曩晤先生哲嗣是珠茂才遗，言先生作跋时，失记季苇萧即李筱村，逮书成追
忆，深以为憾。此亦足补张先生考证所未及。窃惟是书于浇情薄俗，描绘入
微，深有稗于世道人心。或视为谩骂之书，而置而弗顾，以其人必有惮夫谩
骂者而然尔，不足与语此。安得有心者详校其讹，汇列评语，重刊以行，俾
与海内之有同嗜者，共此枕宝耶。光绪甲申（光绪十年、1884）冬十月既望
上海徐允临石史甫识于从好斋。”跋语中所涉及的人物时间都能与天目山樵
识语相合笋，可知徐氏与张氏有一定间接关系。山樵于光绪辛巳季春识语中
也云：“旧批本昔年以赠艾补园，客秋在沪城，徐君石史言曾见之，欲以付
申报馆摆印。予谓申报馆已有摆本，其字形过细，今又增著批，不便观览，
似可不必。今春乃闻已有印本发卖，不知如何也。”看来他俩还直接交往过。
此外徐氏与金和的儿子也有过交往。徐氏跋语中云：“继复假得扬州原刻，
复勘一过”，不知此“扬州原刻”是否即金和跋语中所云金兆燕官扬州府教
授时（大约在乾隆三四十年之间）梓行的本子，抑或就是指卧闲草堂本？如
是前者，则于光绪年间原刻本尚存焉。张氏识语中所云那个“字形过细”的
申报馆摆本，即其第一次刊本；所云“今春乃闻已有印本发卖”，即光绪七
年申报馆的第二次印本，这个本子基本上把张氏评语收罗无遗矣。
上述几个本子，即从申报馆第一次摆印本到第二次摆印本，再有《儒林
外史评》二卷本、上师图书馆藏徐允临抄评本，则又可归为一个评本系统，
即“天目山樵评本”。属于这一系统的还有民元以后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排印
本，此本同样把天目山樵识语和评语基本收罗齐全。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不妨把《儒林外史》三大评本系统列简表（见69
页）。
（二）
以上我们介绍了《儒林外史》的评本情况，下面就各个评本系统的评语
作一简单的综述。
先说卧本系统的评语。总的来说，这个系统的评语价值较高，无论在揭
示小说的思想意义或是艺术成就方面都确有些心得体会。如对小说主题的揭
示，卧本第一回和第二回分别有两条批语指出：
“‘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
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
“‘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起首不写王侯将相，
却先写一夏总甲。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而彼意气扬扬，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
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蝼蛄不知春秋也，文笔之妙乃
至于此。”
《儒林外史》评本一览表
所属系统代表性评本名称回数时间评者说明
首有1736 年闲斋老人序，所录评语均为回
卧闲草堂本五十六1803 佚名末总评，缺第四十二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
卧闲草堂至五十五回六回评语。
系统评本艺古堂本五十六1816 佚名″..
群玉斋本五十六1869 佚名″..
苏州书局本五十六1869 佚名均同群玉斋本，唯卷末多同治八年金和跋文。
佚名，疑首有1874 年惺园退士序，闲斋老人序作原
齐省堂增订本五十六1874 即为惺序抄入。补齐了卧本所缺六回评语，新增了
齐省堂系园退士大量眉评，卧本原评也稍有增补。
统评本首有1888 年东武惜红生序，惺园退士序作
增补齐省堂本六十四1888 ″.. 原序抄入，删闲斋老人序。评语同齐省堂本，
唯多所补四回的评语。
申报馆第一次排
印本
五十六1874 佚名
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卷末有金和跋文，并
有1873 年天目山樵识语，但无山樵评语。
申报馆第二次排天目
卷首卷末新增了天目山樵于光绪年间写下
印本
王十六1881
山樵
的识语，正文插入了大量天目山樵的评语。
其他同第一次排印本。
天目山樵
《儒林外史评》
只录评语，不抄小说正文。卷首有1885 年
系统评本
二卷本或：宝文五十六1885 天目山黄子眘序，谓以其父黄小田所评与天目山樵
阁刊评语单行本
樵、萍叟评合刊。黄评即所标萍叟者，但评语数量甚
少。
天目山
原书为苏州书局本，但经徐氏手抄了大量天
徐允临石史抄评五十六1884 樵、萍
目山樵识语及评语，兼少量他人评语。卷首
本叟、华约
卷末写有徐氏本人所撰识语及跋语。
渔石史
谓“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是此书之大主脑”，真
可谓一言中的。像这样高度凝炼地点明小说主题的评语，在我国古典小说评
点派里也是不多见的。
围绕了小说总的主旨，评语还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细微的剖析。如开卷
第一回先写一躲避功名富贵的王冕，评语便云：“功名富贵，人所必争。王
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不独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贵，元
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贵。呜呼，是真其性与人殊欤！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耳。”
王冕是轻视功名富贵之正人，此外小说写了大量羡慕功名富贵、追逐功
名富贵之形形色色者。儒林中代表如牛浦郎，他为求功名，偷了“牛布衣诗
稿”，并干脆冒名顶替。对此有评语指出：“牛浦想学诗只从相与老爷上起
见，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真乃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靠人之功名富贵者。
吾儒所谓巧言令色，病于夏畦；大雄所谓咬人矢橛，不是好狗也。”“窃财
物者谓之贼，窃声名者亦谓之贼。牛浦既窃老布衣之诗，又窃老僧之铙罄等
件，居然一贼矣。故其开口便是贼谈，举步便是贼事，是书中第一等下流人
物，作者之所痛恶者也。”
不仅儒林中充斥了此等丑类，且污泥浊水染及女子。小说第十一回，就
写了一个精于八股、沉于举业的鲁小姐，对此又有评语指出：“娴于吟咏之
才女古有之，精于举业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于举业，则此女
子之俗可知..书中言举业者多矣，如匡超人、马纯上之操选事，卫体善、
隋岑庵之正文风。以及高翰林之请元魁秘诀，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也，而
不知举业真当行只有一鲁小姐。陆子静门人云：英雄之俊伟，不钟于男子而
钟于妇人。作者之喻意其深远也哉。”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有关鲁小姐这个女禄蠹在小说第十一回有生动
的描写。评语在此主要强调指出：“功名富贵”四字不仅毒害了广大男性知
识分子，而且连闺中女子也难幸免，说明当时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多
么严重的恶果。所谓“作者喻意”之“深远”便在于此。评语中提及的陆子
静即陆九渊，宋代著名理学家。原句云：“自逊、抗、机、云之没，而天地
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此处有脱误。所云“逊、抗、机、云”
则是指陆逊、陆抗、陆机、陆云祖孙四人。
总之，一部《儒林外史》，主要就揭露了功名富贵、科举制度对知识分
子乃至闺中女子的毒害。而许多评语，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一再剖明了小说
的这一主旨。这又正如第二十五回末一条评语所指出的：“自科举之法行天
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不得手
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
矣。倪霜峰云：可恨当年误读了几句死书。‘死书’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
但可为救时之良药，亦可谓醒世之晨钟也。”
倪霜峰系小说人物，又称倪老爹。他正是那种“读了几句死书，拿不得
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以至卖儿鬻女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
看到了科举制度下牺牲的又一种脚色。如果说，牛浦郎之流呈现的是灵魂的
丑恶；那么，倪老爹一类则更多的是身世的辛酸。
在人物描写方面，卧本系统的评语也有不少独具慧眼的见解。《儒林外
史》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相当高，无论是“女子小人、舆台皂隶，莫不尽态
极妍”，“至于斗方名士，七律书翁，尤为题中之正面”，更是“绘声绘影，
能令阅者拍案叫绝，以为铸鼎象物，至此真无以加矣”（第十七回批）；总
之，在这面镜子里，真可以说“魑魅魍魉，毛发毕现”（第三回批）。
小说何以会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评语对此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
但有一些评语，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启示。如小说第六回，针对有关严老
大的描写有这样两条批语：
“此篇是放笔写严老大官之可恶，然行文有次第、有先后，如原泉盈科，放乎四海，虽支
分派别，而脉络分明。非犹俗笔稗官，凡写一可恶之人，便欲打欲骂，欲杀欲割，惟恐人不恶
之，而究竟所记之事皆在情理之外，并不能行之于当世者。此古人所谓画鬼怪易，画人物难。
世间唯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
“省中乡试回来，看见两套衣服，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一口一声称呼‘二奶奶’。盖
此时大老意中之所求不过如此，既已心满志得，又何求乎？以此写挽近之人情，乃刻棘刻楮手
段，如谓此时大老胸中已算定要白占二奶奶家产，不惟世上无此事，亦无此情。要知严老大不
过一混帐入耳，岂必便是毒蛇猛兽耶？”
这两条批语，结合着严老大这个人物，强调了人物描写要合乎情理，即
使是可恶之人，也要掌握分寸，不要惟恐人不恶之，而把他们一个个写得都
是毒蛇猛兽。这一艺术见解还是颇可启迪读者的。这与脂砚斋评《红楼梦》
时所提出的反对写恶人“无往不恶”是一脉相承的。
又如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性格，这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自李卓吾、
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以来的小说评点派都很注意剖析这个手法。卧本上
的批语也对此作了点拨。如杜少卿和杜慎卿，两人身分相同，但性格气质迥
异，这正如第三十一回批语所指出的：“慎卿、少卿俱是豪华公子，然两人
自是不同，慎卿是一团慷爽侠气，少卿却是一个痴串皮，一副笔墨，却能分
毫不犯如此。”又如肖云仙与肖昊轩，也是一对“对子”，如同第三十九回
批语所指出的：“肖云仙，弹子世家也，而其打法又绝不与肖昊轩犯复，笔
墨酣畅，无所不可。”
对比描写还包括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映带，如第三回范进中举前后胡屠
户的表演，就有批语云：“范进进学，大肠瓶酒，是胡老爹自携来，临去是
披着衣服，腆着肚子；范进中举，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是二汉送来，临去
是低着头，笑迷迷的；前后映带，文章谨严之至。”
在人物描写方面卧本批语还提出一个很好的见解，这是在小说第四回，
因奉旨禁宰耕牛，回教徒们备了五十斤牛肉，求同是教门的汤知县，要他“瞒
上不瞒下”；张静斋引经据典胡吹了一通，让汤知县把行赂者枷了，再把牛
肉堆在枷上示众。对此有一批语云：“张静斋劝堆牛肉一段，偏偏说出刘老
先生一则故事，席间宾主三人侃侃而谈，毫无愧怍，阅者不问而知此三人为
极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绘风绘水手段，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
见也。”
同一回内，写严贡生之为人，也是不加断语，只通过事实本身来说明问
题，如同评语所指出的：“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
猪，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笔为之，必且曰：‘看官听说，原来严贡生
为人是何等样’，文字便索然无味矣！”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即描写人物只须
“直书其事”，让人物用自身的语言行动来说话，无须作者另加“断语”。
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生动，否则便“索然无味矣”。
又如杨执中，是一个活呆子典型，小说也是通过一系列行动语言的描写
使人物“活”起来的，对此第十一回有评语说得好：“杨执中是一个活呆子，
今欲写其痴状痴声，使俗笔为之，将从何处写起？看此文只用摩弄香炉一段，
叙述误认姓柳的一段，闯进醉汉一段，便活现出一个老阿痴的声音笑貌，此
所谓颊上三毫，非绝世文心，未易辨此。”
除去人物描写，在揭示小说章法布局方面卧本批语也不乏一些好见解。
小说第三十三回末，有这样一条批语：“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束。
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
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
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
其结穴处。譬如珉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
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
这条批语以营造宫室为喻，阐述了总体结构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
性，是颇得“大书”三昧的经验之谈。它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惜春画
园所表达的艺术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小说第三十七回，即祭泰伯祠回，卧本又有一条批语云：“本至此卷
是一大结束，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学士不为少
矣。前乎此为莺脰湖一会是一小结束，而湖上诗会是又一结束，至此如云亭
梁甫而先臻于泰山。譬之作乐，盖八音繁会之时，以后则慢声变调而已。”
此批剖析了《儒林外史》结构上的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分别以三会为
标志。其中莺脰湖一会在小说第十二回，西湖诗会在第十八回，祭泰伯祠盛
会在第三十七回；泰伯祠回是全书“一大结束”即一大高潮，过后便只是文
章余波了，就好比乐曲中八音繁会之后，“则慢声变调而已”。
其他如在文章血脉贯串、罗络勾连、起伏照应、变幻穿插等各个角度，
批语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剖析。
此外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卧本批语虽揭示得不是太多，但也有少量批
语涉及到这个问题。如小说第二十二回，写牛浦与其舅丈卜信、卜诚一段对
话，中间夹杂了无数“老爷”二字，牛浦道：“董老爷看见了你这两个灰扑
扑的人，也就够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错了才笑！”卜信道：“我们生
意人家，也不要这老爷们来走动！没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
“不是我说一个大胆的话，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没有个老
爷走进这屋里来。”卜诚道：“没的扯淡！就算你相与老爷，你到底不是个
老爷！”牛浦道：“凭你向那个说去！还是坐着老爷打躬作揖的好，还是捧
茶给老爷吃，走错路，惹老爷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恶心！我家也不希
罕这样老爷！”..对此有一评语指出：“‘老爷’二字平淡无奇之文也，
卜信捧茶之后，三人角口乃有无数‘老爷’字，如火如花，愈出愈奇，正如
《平原君毛遂传》有无数‘先生’字，删去一二即不成文法而大减色泽矣。”
又如小说第四回写严贡生与张静斋、范进在关帝庙内一段对话，也是极
尽传神之笔，对此也有批语云：“关帝庙中小饮一席话，画工所不能画，化
工庶几能之。开端数语，尤其奇绝，阅者试掩卷细想，脱令自己操觚，可能
写出开端数语？古人读杜诗‘江汉思归客’，再三思之，不得下语，及观‘乾
坤一腐儒’，始叫绝也。”
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总括起来说，卧本系统的评语价值较高，对
帮助我们理解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有一定意义。虽然其中所论及的一些命题
是在它之前的一些评点家就提出过的，但结合了小说的具体分析，还是颇能
给人以启迪。把它放在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其价值虽
在李卓吾、金圣叹、脂砚斋之下，但似应在毛宗岗、张竹坡氏之上。
再说齐省堂系统的评语，价值总的似远在卧本之下。这些评语多是眉评，
比较简短，往往是片言只语，没有更多更深入的阐述，但其中有些见解还是
很不错的。譬如卷首“例言”之五，针对了金和跋文中言某某即为某某一段
考证索隐，其云：
“窃谓古人寓言十九，如毛颖、宋清等传，韩柳亦有此种笔墨。只论有益世教人心与否，
空中楼阁，正复可观。必欲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且传奇小说，往往移名换姓，即使果有其
人，而百年后亦已茫然莫识。阅者姑存其说，乃作镜花水月观之可耳。”
这一艺术见解确是相当高明的，它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而且即便在今
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我国古典小说研究中，探赜索隐，“必欲求其
人以实之”的传统影响实在太深了。
眉评多数都比较零碎，除去同卧本批语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以外，齐眉比
较集中地点到了人物说话的声口语气，诸如“乡下人讲京城口气真是如此”
（第一回眉评）、“三字的是头役口气，抑何摹写入神至此”（同上）、“纨
绔口气”（第八回眉评）、“老成典型，声口酷肖”（同上）、“此船家口
角”（第九回眉评）、“阿呆口气”（第十二回眉评）、“是泼皮声口”（第
四十二回眉评）、“的是老学究口气”（第四十八回眉评），等等。这里提
出的“声口酷肖”、“口角如闻”，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
要使人物一开口，就能由其声口而如见其人，所谓“出口便得神得势，文章
家最争落笔”（第二回眉评）。
此外在小说章法文法上齐眉也有少量评语写得还可以，如小说第二回开
首就写了一个申祥甫，写他如何对和尚发威势，对此有评语云：“一部绝大
书，开首先写一个夏总甲还不算出奇，最先便写总甲的亲家气焰便就甚大，
真不知作者如何落想到，此所谓风起于青苹之末也。”又如小说第三十九回
写恶和尚一段，有一眉批指出：“越要紧时，偏慢慢细写，是行文一定不移
之法。”小说第五十回，写万青云冒充中书出外招摇撞骗一段，又有二批语
云：“文情伪中多伪，文笔曲中生曲，真是写得妙绝。”“歧中有歧，笔外
有笔，才是奇情妙文。”诸如此类，虽不免有小说“八股文法”之嫌，但多
少还是可以给人一点启示的。
天目山樵的评语可谓与齐眉伯仲之间，大多也比较零碎，如同黄子昚在
《儒林外史评》的序中所说，“山樵旁见侧出，杂以诙谐”，多数是就小说
的某些描写抒发一些感受体会，诸如“婿何以贤，贤其为老爷也”、“岂有
举人而不通者乎？岂有举人而一字不通者乎？对曰：有、有、有”之类。但
也有一些很好的见解，可供我们今天学习借鉴。
山樵评在以下四个方面比较集中突出：
一是关于破除前人陈腐俗套方面。《儒林外史》所写，都是生活中实人
实事，实情实理，皆日常酬接中所频见，“非如他书便有许多荒谬不经之谈”
（第三十五回眉评）；因而其用笔也非常平实，“绝无俗手蛇神牛鬼之习”
（第三十八回回末评）。如三十八回写郭孝子遇虎一节，有一眉评云：“大
月亮里看老虎，亦是奇景。若落俗手，必要写郭孝子如何神勇与虎相斗，便
蹈窠臼；否则又要请太白金星、山神土地前来救护，种种恶套。”又小说第
三十九回，写老和尚遇老妇人指点明月岭一段，也是眉评指出：“俗手于此
必要写老妇人是骊山老母或观音菩萨化身。”这都通过假使“俗手”如何如
何，把《儒林外史》与一般俗套小说划清了界线。
二是关于人物对比描写方面。山樵评语中甚多这方面的点拨，如小说第
十二回写权勿用被抓后指手画脚乱吵，有评语指出：“杨执中指手画脚在收
监前，权勿用指手画脚在锁链子后，两两相对。”第二十回，写匡二对妻子
说话总离不了“做官”二字一段，也有评语指出：“匡二口口做官，与严大
口口乡绅相对。”第二十一回，写牛浦郎一节，也有评语指出：“细写牛浦
成亲，乃祖一番心力，为后文重婚罪案。与匡超两两相对。”“前书写匡超
人，庸恶陋劣极矣，却接手又写一牛浦郎，其庸恶陋劣更出其上。是即评家
所谓吴道子画牛头马面之说也。”第四十九回回末，又有一批语云：“二娄
之于权勿用，庄征君之于卢信侯，杜少卿之于沈琼枝，秦中书之于万中书，
不同而同，同而不同，作者不避复，读者不厌其复，见叙事之善。”
所谓“两两相对”，所谓“不同而同，同而不同”，都是指的有意识通
过人物对比描写，来刻画人物不同的性格。
三是关于章法方面。山樵评一再强调指出：“文最忌直”（第二十四回
评），要善于穿插，曲折生波。如二娄欲见杨执中久矣，但一直未得相见，
一天看门的来报，说来了一个五六十岁、样子斯文的人，二娄均以为是杨来
了，结果仍不是。对此第十一回有一评语云：“我亦以为必是杨执中。此时
杨执中可以来矣，却仍作一折。因鲁编修事将前文隔断，以下又须写蘧公孙
入赘，故于此略一顿挫，不致抛荒来脉。”紧接着第十二回，写二娄听了杨
执中的介绍，正要同去拜访权勿用，忽又插入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安，
这又正如批语所指出的：“峭接横隔，作者屡用此法。”
同样，小说第三十三回，将写杜少卿会庄绍光，又借娄老爹去世一事隔
开，如批语所说：“将写少卿会庄绍光，却借此一隔，便不平直，全书惯用
此法”。同一回，写杜少卿次日再去拜访庄绍光，对方却又被别人请去游西
湖了，此又正如批语所云：“此番必定会绍光矣，而竟又不然。笔力如怒马，
不可羁勒。”
这些都是就小说章法的某些局部问题所提出的见解，虽只是点点滴滴，
但亦不无道理。
最后是关于小说的语言运用方面。和齐眉一样，山樵评也很注意人物的
“声口如闻”，颇多诸如“说来似是似不是，逼真丫头口气”（第十三回）、
“曰‘死鬼父亲’，曰‘孔夫子的周朝’，乡人声口，可为绝倒”（第九回）、
“是老奶姆口气”（第三十一回）、“画虔婆口角”（第五十三回）等评语；
对小说中一些用得精到的字句，也能寥寥数语，予以提示，如第十二回写宦
成半路上打听权勿用的情况，一个胡子客人一五一十讲他如何如何，“接连
八九个‘他’字，如闻其声”；第二十七回写鲍廷玺媳妇刚进门，“丫头一
会出来要雨水煨茶与太太嗑，一会出来叫拿炭烧着了进去与太太添着烧速
香，一会出来到厨下叫厨子蒸点心做汤拿进房来与太太吃，两个丫头川流不
息的在家前屋后的走，叫的太太一片声响”，“接连几个‘太太’，天摇地
动，日月皆昏”；凡此等等，对帮助我们理解小说一些细微的妙处都不无益
处。
以上我们分别概述了卧本、齐本、山樵三个评本系统的评语情况，要而
言之，以卧本上的评语价值为最高，山樵、齐眉则等而次之。这些评语虽然
不像大块理论文章那样有系统、有深度，但却能说出许多大块文章说不到的
妙处，加之它形式自由活泼，多数不碍正文观赏，因而能一时风行天下，成
为我国古典小说不可分离的部分，成为我国小说批评的一种传统形式。
（选自《明清小说研究》第3 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年版）
文人痛史时代警示
张天翼——读《儒林外史》
“依小弟看来：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
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
——迟衡山
（一）
这几天我非常高兴，因为借到了一部《儒林外史》。温习了一遍之后，
又随便翻开看几段，简直舍不得丢，好像要留住一个好朋友不放他走似的。
这几天为了要陪这位老朋友，连那个长篇稿子都搁着没有写下去，好多要复
的信都没有复。
我忍不住要对你谈起这个。一个人要是遇到了一件使他高兴的事，遇到
了一个他心爱的人，总忍不住要跟人家尽谈，不管人家爱听不爱。
这部书里的那些人物，老是使我怀念着，记挂着。他们于我太亲切了。
只要一记起他们，就不免联想到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联想到我自己的一
些熟人。这在文艺律条说来，是不是要算犯规，我可不知道。我竟忘记他们
是头戴方巾，身穿玄色直裰的脚色了，似乎觉得他们是我同时代的人。后来
越想越糊涂，简直搞不清他们是书中的人物，还是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了。
现在把书一掀开，那些老熟人就一个个登了场，我几乎要问问他们别来
无恙。看到马二先生出现，我老实说有点兴奋。一看见他那高高的个子，黑
黑的脸皮，稀稀朗朗几根胡子，我就喜欢。他对我微笑，搀着我的手到文海
楼的楼上，把他的选本给我看，还用他那口处州腔谈了些举业的大道理。后
来我又跟着他去逛西湖，逛城隍山，又会见了许多老熟人。
于是我想：
“要是他们生在而今..”
要是把古人作品里的人物移到而今，当然得使他们改改装。但问题还不
这么简单。我想有些东西是无法移置的。
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吧。要把他们写成现在的人，那不妨让一个穿上西
装，一个着上高底皮鞋，两家头也看电影，也逛公园，还写写“爱人啊”之
类的白话诗。可是除此以外，是不是就可以照《石头记》所写的那种情节原
原本本搬过来？——可是而今世界不同了。而今这姓贾的要娶那姓林的，娶
就是。贾母以至凤姐儿都阻拦不了的。如果再闹一出原书上的悲剧，那么这
双主人公就未免太泄气了。
像贾宝玉那号人物，现在当然有。《石头记》作者是照当时的风气，拿
当时所能发生的事件，来表现出这些人物的性格的。一把他们生到现在，则
因风气不同，所能发生的事件也异样了。就得拿别的情节来表现他们的性格。
《儒林外史》呢，那上面的各种人物，——不用说，而今他们还活着。
我是时常碰见他们的。
至于书中所用以表现那些人物的种种情形，那可也不比《石头记》里所
写的那么难商量。我之所以觉得这部书所写的东西，特别亲切者，大概是这
个缘故。
假若作者吴敬梓先生现在来重写这部书，那原有的故事多半不用另打主
意。不过原有的那些术语，是得改一改的。
怎么改法？
我记起从前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一位老师对我们讲过的话，倒极可
以做一个参考。那位老师说：
“你们一拿到文凭，就是个秀才资格了。我希望你们都去进中学，中学
毕业就是个举人，还希望你们都去进大学，大学毕业就是个进士。”
如此类推。
（现在有些书上把外国的那些国家学会译为“翰林院”，实深得此旨。
前一向看见报上说蔼弗·居里（Eve Curie）小姐来到我国，我一想起她的太
夫人乃是法兰西的头一个女翰林，就觉得非常高兴。）
于是乎马二先生现在就点点头：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
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
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
马二先生虽然说过“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但现在不用
这取士，我想他也不会怎么以为不好。
各代人原有各代人的“本朝”，各有其“本期”的举业，各有其“极好
的法则”：致力于此道，禄在其中矣。这犹如天造地设的一般，谈不到什么
同意不同意。比如造物主造出了我们，使我们去求生存，去求食，因为不吃
东西就得挨饿。难道我们对造物主定出来的这个“极好的法则”，会表示反
对或赞成么？
一个读书人生在唐朝，当然就弄诗赋。生在宋朝，当然是理学。生在马
二先生的本朝，当然是时文。此外都是杂学，要不得的。诗词歌赋之类，连
想也不能让后生们想到那上面去。要是生到乾隆年以后的清朝，诗也得考首
把，那么马二先生当然就也得做做诗了，倒要劝诱得后生们非想到那上面去
不可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马二先生就得教我们专读教科书，专预备功课，
像匡超人先生那么开开夜车。不可去看什么课外书，那尽是些杂览。否则就
拿不到文凭，“那个给你官做？”
何也？——因为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二）
这实在是马二先生的可敬处，他自己只进得一个学，连举也没有中一个。
他却并没有因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而且他一点也不嫉妒那些已经吃
到了葡萄的狐狸们。他倒拿这挣功名的大事来鼓励后生们。人既生于斯世，
就应该这么做：这是天经地义。而做官，是为了行夫子之道。他好像是那种
最虔诚的和尚——为了真正信佛而修行的，做起佛事来也诚心诚意。
然而他没有得到正果。
而那些已经得到了正果的和尚，倒未必有他这样的信念。他们不过是身
为出家人，则只有这一手才博得施主们来随喜随喜，来广种福田，就这么做
做而已。他们非常切实。
你看，跟马二先生同时代的那些翰林公，孝廉公，有几个像他马二先生
那么老实，像他那么想的？那衮衮诸公——难道都也是考虑到这“法则是极
好的”，才去举业的么？
但他们自己既然已经吃到了葡萄，当然就说它是甜的。非吃不可。吃任
何别的东西都不算数。施御史说得好：
“这些异路功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的出
身。”
对那些没有吃着葡萄的同类呢，他们当然是看不起的：
“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
这层道理实在颠扑不破，并且也很容易明白，就等于有人说：
“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得了学位去？”
马二先生也正是这么一个不够有学问的脚色。要照我那位小学里老师的
话算来，他才只有个小学毕业的资格。他连个中学文凭都没有拿到。他没有
什么官好做，只配在文瀚楼当当编辑，替书店里编几部最切用的书来。这断
不是“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因为而今是不作兴时文的了。而今马二先生
要编些“投稿指南”，“各科常识问答”之类了。
他编得极其认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到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无
非是要叫后生们有益，能够“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十篇的道理”。如果现在
有这么一条试题——“何谓悲剧”，他恐怕会规规矩矩从亚里士多德查起，
细细参考各家所定的界说，小心在意地斟酌出一个答案来。
然而书店老板可不大中意这种编法。他们倒是更欢迎马二先生那位后辈
匡超人先生些。
那位匡先生才不像马二先生那么迂哩。他听话得多了。书店里要货要得
快，他出货就出得快。甚至于交货还比老板所预期的早几天。不过屈指十日
之内，就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好马上去赶市场。广告上少不得仍是称
它做“精选”，因为文瀚楼书店少不得也是不惜工本，又并不为图利，而是
专门“为文化界服务”的。所出版的——那不用说，当然尽都是指导青年们
学习，为我辈后生非读不可的书了。
老板高兴得不得了，着实嘉奖了匡相公一番：
“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瀚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
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
能够赶着发客，自然是“极好的”。
书一出，匡超人先生立刻成了老作家，成了个不折不扣的道地老前辈：
他亲眼看见有人供着“先儒匡先生之神位”。那位马二先生也不在他眼内了：
“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
最糟的是——这马纯兄的选本不大行销。这又怎样能够服务文化界呢？
“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
都有的。”
这不足为奇。他比马二先生会做人得多。他能够赶市场，顾到销路，倒
真是个现代化的脚色。他当然会行时。那个文瀚楼老板对他说的那些话，真
一点儿也不错：
“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
马二先生也是为了编辑费而编书。而且一方面也是为图一个名。这跟匡
超人先生原是一样的。
所不同者，只是马二先生老实忠厚，干得认真不过。他一面靠编书吃饭，
一面又要务使读者真正得到点益处，决不肯误人子弟。他这就活该落伍了。
弄得书店老板都不喜欢他。
要是市面上多出现了几个匡超人先生那样行销的脚色，他老先生势必至
找不到一碗饭吃，非改行不可。
幸而——匡超人先生虽然极其行时，可是一出了名，就把这个玩意儿一
脚踢开，到京城里招亲得意去了。
倒是这位不大受欢迎的马二先生，还老是守着这个老行当。竟仿佛把这
个当做他的终身事业似的。
至于别的大选家们，也没有谁看得起他。试听听那卫体善和随岑庵两位
先生在胡三公子家里发的议论看。一提起马静——“那可正是他把个选事坏
了。”
马二先生对后生们排斥了一辈子杂学，于文章讲了一辈子理法。而今倒
招得这位卫老先生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而“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
不知，一味胡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一看见他的选本，就“叫弟
子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
他们自己当然了不起。他俩一唱一和地早就谈过。这个说，近来的选事
益发坏了。那个说：“正是。前科我两人该合选一部，振作一番。”
只有他们两位才真是大批评家：
“比如主考中出一榜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
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
这么着，这两位先生就谈得满座都肃然起敬。
但马二先生不会来这一手。他没有研究过“文坛登龙术”。
从这些地方看来，那么马二先生即使做举业做成了功，乡榜中了，会试
取了，做了官，可是——老实说，我也为他放心不下。
他做起官来，要是老脾气不改，又像他选文章一样迂法呢？也许——时
常一个案子要办好久，不肯苟且下批。上要对得住朝廷，下要对得住子民，
还得处处合乎圣贤的法则。这样，则他的官运是不是好得过匡超人那号脚色，
那可就说不定。
比如说吧，像王惠那样的历练——劝他的同年荀员外不报丁忧，以免耽
误三年的前程。马二先生肯替人家出这样的主意么？那位王员外一补授了南
昌知府缺，头一个关心的就是“地方上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
略有些甚么通融”之类，因为做官原是为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马二先生会这样想么？
后来那位王太守一出马就“置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
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再又较量了
两种板子的轻重，“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马二先
生肯这样干么？
而王太守却是江西第一个能员，不久就升了道台。
要是他马二先生——你想想吧，可行？
他说不定也会落得个没趣。官场上的人也看他不起。人家一提到他，也
许会像高翰林议论杜少卿的父亲一样：
“他中了个进士，只做得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
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
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
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三）
总而言之，我们这位马二先生之为人——处处跟人家不同。人家也谈制
艺，他也谈制艺，然而他的跟人家的不同。人家也做举业，他也做举业，然
他的跟人家的不同。
这部作品把那些做举业的许多人物——不管他们本人愿意不愿意，都一
个一个拖上场来。有得意的，有不得意的。有半生潦倒而一举成名的。有登
了龙而又坍台的。作者剖出了他们的灵魂，判出了他们的命运，画出了他们
的脸嘴。他把他们嘲笑了一个够。
可是半中腰里，忽然闪出了这么一位马二先生：一个忠厚长者，一个极
本分，极正直，极纯洁的人物。叫人看了又敬他，又想拉住他的手跟他亲热
亲热。
可是这位先生一出场——又给描写得叫人笑不是，哭不是。
作者分明也调侃了这位马二先生。
这似乎太忍心了一点了。为什么一定要拖这么一个好人下水，把他也排
到这队丑角里来呢？
马二先生要是不上场，我想谁都可以放放心心地去读这部书。即设我是
有马二先生那么一副头脑，认为举业是“人人必要做的”吧。我也还是可以
嘻嘻哈哈地读下去，十二分轻松。这里所写的那些脚色，诚然极其可笑，甚
至于不堪。可是我仍不妨把它看作事不关己。我可以对自己这么说：
“那不过就是这几个人可笑，不堪而已。这并不能怪制艺本身有什么毛
病。倒是这几个人把这个‘极好的法则’坏了。他们全不知道这个法则的真
精神。所以作者嘲笑他们。作者却不曾对制艺本身嘲笑过，抨击过。”
然而马二先生一登场，可就没这么轻松了。马二先生的见解，对我们的
教训，以及他的行事等等，那确实是代表了制艺的精神的。
别人做举业，也许并不纯正，或者是拿这个来做敲门砖，或者是用它来
做幌子，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干。而马二先生却干得极其严肃，一点不马虎，
一点不随便。他是制艺的真正辩护人。所宣讲的又真是他由衷之言。他赤诚
地捍卫它，发扬它，极力叫世人认识它的真价值。并且他真是说得到就做得
到，以身作则，干上了一辈子。
而今调侃了马二先生，就是调侃到了这制艺本身。
一开首——你对马二先生那些说教不免要发笑。那你就是对制艺本身发
笑。
作者似乎在那里说：
“别的那些人物做举业，也许做得不顶真。他们是些假货色。可是现在
——我让你看看这个道地的真货色。”
再呢，这惟一的真货色，这制艺主义的真代表——照道理说来，他应该
早就高补过的了？
然而不然。别的那些假货倒已经功成名遂，一路顺风。他倒反而没有。
“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他说。
原来这个“极好的法则”，是要叫人碰运气的。遇不遇要靠个缘分。周
进要是不补个廪，也许就以布衣终其生。范进要是不遇到周进来做学道，也
许就被他丈人胡屠户骂一辈子。读书人必须做举业，而当真做起来，前途却
又这么把不定。要靠自己的本领么，那全然作不得凭的。所以只能凭一些别
的东西：例如一个考生的中式不中式——大焉者要看他究竟是不是天上文曲
星下凡，其次也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鬼使神差，或是看有没有什么梦兆，诸如
此类。
像我们马二先生倒不大谈这一套，因为这一套未免太荒唐了点儿。只是
他又不肯撒谎，这就老老实实说个“不利”——命也夫，命也夫！
功名富贵，全是生就了的。
然则文章的“理法”云何哉？
这里我又想起我读完中学的时候，有一位畏友恳切地对我讲过这样的
话：
“你去投考大学，考不考得取——当然要看你的考运如何。好比搓麻将
一样，输赢全靠手气。但你要是简直的不会打牌，你就是上了牌桌也没有用，
手气好煞也不相干。考试也是这个道理。要是你一点也不晓得考试的诀窍，
那你即使命里注定有极好的考运，也糟蹋掉了。”
接着他就谈了一点这诀窍。比如说，试卷上字要写得好。答题要做得开
门见山，而且不要答得太详细。又千万不要过于讨好，去发挥你自己的什么
心得。也不要答得深入，以免阅卷老师看了伤神。虽然你摸不着各位阅卷老
师的脾气，但总得摸清你投考的大学——还是喜欢古文呢，还是喜欢白话文。
你总得迎合他们的口味。他们要打倒旧礼教呢，你就骂骂孔子，他们要卫道
呢，你就骂骂新文化。总之，你要识相才行。
要懂得了这些个，然后才可以去碰碰运气。
那么马二先生之讲究投考指南，或者也不外乎这个意思了。
不过我那位畏友的意思，却又有点与那马二先生的各异。他只是为要应
付考试而已。试卷上所写的，未必真是自己的文章，未必真是自己的作风。
甚或不是自己所愿写，所要写的东西。反正不把它当做自己真正的成绩，管
它呢，就是一个最憎恶时文的人，考起来难道不也勉强作时文？就是一个最
反对这种举业的人，为了出路问题，难道不也是未能免俗，硬着头皮作它一
下？
仅仅如此而已。
即使那些考运极好，历科连捷的时文家——事实上也不免是这样，把它
当做一块敲门砖。功名之门一开，这砖头就扔掉。
至于那些运气不好的，尽敲敲不开呢？那就有两条路。或者老是不死心，
老是敲下去。或者是拉倒，干脆摔掉这块砖头：改行。
马二先生则不然。他想进去的那扇门——没有敲开。而今他不再敲了。
知道这对于他是无缘分的了。然而他可又死抓住这块砖头不放，一辈子小心
在意地捧着它，抱着它，说它是个“极好的”东西。
但这种马二先生精神——明明是跟那“做举业”相抵触的。万万学不得。
所以，他就是讲究那么一点儿投考方法——这方法压根儿也就不对。一
味把这个玩意儿认真当作自己的文章事业，全不去揣摩人家，这怎么行？可
笑他恳孜恳孜一辈子，连个此中诀窍都不曾理会得。
有一位高翰林讲过一些极中肯的话，值得我们后生紧紧记着的。当时迟
衡山谈起马二先生——“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穷秀
才出身。可见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那位高翰林就说：
“迟先生，你这话就差了。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
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
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
用的。”
只有“揣摩”二字，这才是举业的金针。“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
也是不中用的。”
故曰：“那马二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不中的举业。”
那马先生的全部生命力都抛在了这上面。但他生前的功名没有成就，即
在做举业的同行中间，也没有被人看重。并且他那种选本又只行得一时，连
个身后名都没有博得。
他老先生竟做了制艺的牺牲品。
而今你我都知道有个马二先生，那是因为他在《儒林外史》里给立了传。
但作者虽然爱他，却又不得不忍痛调侃他。噙着一把眼泪来笑他，为的他是
代表了制艺的真精神的。
这里，他更是做了制艺的牺牲品。
如果他的灵魂没有这么纯洁，为人没有这么可爱，或是他没有这么背时
的话，则那个箍住了他一辈子的那个“人人必要做的”举业——读者对它还
多少可以宽恕一点儿。惟他是个忠厚长者，待人接物，处处是一片热忱，事
事认真不过，而他终身以之的那个大事业，他倒又没有“侥幸”过，这就使
你我更要笑他，又更同情他，忍不住要为他酸鼻。于是那“极好的法则”就
简直不可原谅了。
（四）
这些做举业的人物，简直没有几个像样的脚色。大都酸溜溜，迂腐，甚
至不近人情。而且多半是除了会几句八股之外，余者就一窍不通，什么都不
懂得。顶好叫他们不要发什么议论。他们一开口就得叫你长一身鸡皮疙瘩。
他们思思念念的只想得到两件事——其实只能算是一件事——就是资格和官
位。
马二先生虽然可敬可爱，又是个特出的脚色，比他们正经得多，——他
读过《纲鉴》，还看了《春秋》——但他既然讲制艺，就不得不把他也算在
这一队人里面。
可是同时，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队。那可是一批高人了。
匡超人在家乡进了学，出外重游杭州，在船上遇见了一位景兰江先生。
一谈之下，他这才知道天地间——竟还有另外一种当读书人的办法。他问起
马二先生时，那位景兰江先生就有点看不起地说：
“那是作时文的朋友。虽也认得，不算相与。不瞒先生说，我们杭城诗
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
诗坛中人不作时文，只作诗。
作诗有甚好处？
“不过要破破俗”。例如芜湖的牛浦郎先生，自知读书做官没有他的份，
就学学诗。要稍微雅他一雅。
儒林中这两队人，自不免彼此相轻。那一队人叫后生们不可沾上一丁点
儿诗赋气，而这一队人就笑那一队所干的尽是些俗事。蘧公孙跟鲁小姐新婚
燕尔之际，就闹得不大愉快。这正是雅俗二者的当面冲突了。新娘子出了个
题目——“修身而后家齐”，要请教新郎一篇文章。不料新郎正要做两件雅
事，“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哩”。
然而诗人们之中，也不尽是布衣。也有生员。也有弄过时文来的。他们
或许也像马二先生一样“科场不利”。俗不出一个名堂，就丢掉那块砖头，
改行来当雅人。
唯有马二先生固执，死也不肯改行。景兰江先生他们自然“不算相与”
的了。
要是马二先生运气好，乡试会试都中了去呢？——这自然又当别论的
了。
像范通政公呢，只要他老人家的船一路过这里，这些诗人们就巴巴地拥
到他船上去作了一天的诗。那位范老先生——连四川的苏轼到底是怎样一个
考生，他都没有打听过。但这不相干。他毕竟也是诗人们极相与的。
蘧公孙的丈人鲁编修公，一看见女婿的文章——“都是些诗词上的话，
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像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就十分不高兴。
至于那位编修公自己有没有作过诗，那更无从打听出来。但这也不相干。鲁
老先生是他们的诗友，极相与的。
这不用说。马二先生之所以不算相与，实在是不能怪马二先生的作时文，
而只能怪马二先生的作文章而“不利”。
要是一经“利”上了，那么马二先生的无论哪一方面，无论学问道德—
—就猛地从不及格而升到甲等了。人也会陡然一下子雅了起来。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人人如此的。比如前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奥国下士，
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后一做了德国的所谓元首，就忽然无所不通。文章经
济自不消说得。就连哲学呀，艺术呀，人类学呀，什么什么呀——只要你叫
得出一个名目，他都是精通的，而每一句话都成了经典。
马二先生自然不是一个人类的例外。只要他一抖了起来，毫无疑义地是
个诗友。即使他忙于替朝廷做事，没有功夫去结交景兰江先生他们，他们自
也会找上门来结交他的。就是从没见过面也不要紧，仍然是——
“这位马公是小弟最相与的了。”
（五）
可见得要做个雅人，也有个一定的做法。假如雅得不通这么一点儿官气，
那又有个什么意思呢？
支剑峰先生跟诗会中同人逛了西湖回来，居然要学李太白宫锦夜行。这
就活该碰钉子：被盐捕分府抓去打屁股。你学李太白？——你不想想人家是
个什么出身，你自家是个什么出身。人家是个什么官儿，你是个什么官儿。
要高雅，顶好是——先要俗得出一个道理来，做了官。然而再来作作诗，
学点名士风流。这是上上。再也没得说的。
其次，就得像赵雪斋先生那样..
不过这么一“次”下来，的确“次”得太远了点儿。这就未免有许多不
方便之处了。
即如他带着个药箱子，坐顶轿子走来走去的辰光，他的灯笼上该写些什
么字呢？要是只写个“诗坛领袖”，那实在等于没有灯笼。这犹如在户籍调
查之际，在职业一栏填个“诗人”，是算不得数的一样。名片上也没有个头
衔可以刻，光头光脑的实在寒伧。
这就是因为——他“到底差一个进士”。
固然他的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翁。然而“儿
子的到底是儿子的”。不但人家这样谈，“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
—是差着一个进士”。
可是景兰江先生问：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
先生就说：
“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
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大着哩。”
这虽然说得十分有理，把一个布衣而做诗人的好处讲了出来，但我总觉
得他差得远。
何也？——因为一个读书人没有做官，就等于没有做人一样。
不过一个人说话总要凭良心。所以我要讲一句公平话：那位赵雪斋先生
终究也是极可佩服的。他的确不愧为诗坛领袖。并且也没有第二个人配来坐
这一把金交椅。
他纵然不是个官（那个时候还不作兴纯由写几句诗而授以官职的规矩），
他到底也是个官的影子。“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那个不来拜他？”
那么他总也是伟大的。连胡三公子那么一位冢宰公子——先年冢宰公去
世了，“他眼下又没人在朝”，这也要结交赵雪斋他们。好仗着诗人的势，
“替他帮门户”，才“没有人敢欺他”。“而今的人情是势利的”。人家只
看见我们这位赵诗人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
红黑帽子吆喝了来，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的不怕。所以近来人看见他的
轿子，不过三日两日，就到胡家去，就猜疑三公子也有些势力”了。
这就是学作诗的又一桩好处。
本来牛浦郎先生不过要破破俗。后来就发见只“要会作几句诗，并不要
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就更该要做诗人了。
老爷们因为诗人们风雅，故此相交。藉以通那么一点儿雅气。那些既非
老爷又非诗人的普通人，则因为诗人们与老爷们相交，通上了官气，就对他
们着实恭敬，且“不由的不怕”。他们又雅又有气派。又可以打秋风，又可
以出名。
赵雪老虽然“到底差个进士”，不免耿耿于心，究竟也名利双收，差强
人意的了。
只可惜他们怎样谈诗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关于他们的座谈，并无记
录。只知道他们谈吐不俗。而官场里的那批俗人倒着实恭维他们。他们也拚
命去找那些俗人相与。否则即不成其为诗人。
他们雅集颇多。而赵雪斋先生总是最后到，因为他最伟大之故。他不谈
医理，也不谈诗，专谈一些官名，好像背一部《缙绅录》一样。原来这皆是
他极相与的。
又知道他们凡有雅集，不可无诗。逛西湖，要作诗。晋谒公卿，更该作
诗。做生日，尤其该作诗。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文艺刊物，可以编一撮特集
把这些伟大作品登出来。只能刻刻版子印诗集，出些不定期刊。
顶可惜的是，关于他们怎样学成功的，没有什么记载。不然也可以让后
辈们藉资借镜。而今呢，只知道匡超人先生真正是个天才。他本来不会作诗，
只把一本《诗学入门》看了一天两夜，“拿起笔就作”。而作出来的，又觉
得比那几位所作的还好些，但不知道这本书是哪里出版的。真是功德无量。
凡我辈文艺青年，皆不可不读。
还有呢？要是《儒林外史》能够像《石头记》或《花月痕》等等一样，
——把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对联，以至谜语之类，都成坑成堆地写上去，那
也好叫人“揣摩”“揣摩”（有些诗人是专宗林黛玉，或是专宗韦痴珠或韩
荷生的）。然而赵雪斋、匡超人他们的杰作，一首也没给录出来。
作者只说道那卫体善和随岑庵两位老先生的诗，“且夫”“尝谓”都写
在内。“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我要是当了某种批评
家，我一定要去翻开《诗学入门》看一看，查出诗是不能这样作法的，就可
以由此定这《儒林外史》的作者一点也不懂诗。于是我就可以讲一篇“创作
与诗学之关系”，来教训“文艺青年”，说明一作者如果要写诗，就得懂诗。
而吴敬梓先生对于此道一窍不通。要是他通，那他还不赶快向读者“指出”
卫、随二位的“错误”么？
所以这些大诗人的作品——能够入于何品，不得而知。
好在所谓诗不诗，大概连他们自己也不怎么关心的。
假设他生在以诗赋取士之朝，不得意于科场，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去作诗
——倒要以传奇或文章晋谒公卿了。
但虽然没有拜读过他们的大作，我也知道它的好，那些诗人们写出来的
斗方，由景兰江先生带到了匡超人先生那里，只见“纸张白亮，图书鲜红，
真觉可爱”。可不是么？
（六）
有些人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常不免自拟为这里面的主人公，或是想要做
主人公那号人。
可是这在读《儒林外史》时就办不到。固然是因为这里没有一定的主人
公。还有一方面呢，则是由于不好选中哪些人物来做理想中的自己，不好拿
谁来做榜样。
那派做举业的俗人自不必说了，我是不干的。要干就得干高雅的一派。
那么——这一队高人雅士如何？这没得说的了吧？
那么——姑且假设我也是这么一个作诗的当行罢。我一天到晚跑来跑去
的，赶着各处的雅集。一开口就告诉人家，昨日某通政公跟我握过手，前天
则某编修公拍了我两个肩膀。而各处送来的斗方，又简直打发不清。..唔，
就譬如我竟有这么伟大吧。
而你一读了《儒林外史》之后，就忽然对我拱拱手说：
“我看老兄简直就是我们诗会中的领袖。”
这就立刻会使我面红耳赤。甚至你就只是恭维我是个“诗人”，我也得
受不了。哪怕我向来是以李青莲自命，或是以中国的荷马或但丁或莎士比亚
自命，我也会以为你是在故意跟我耍骨头。
谁知道这时候你脑筋里是转了怎样一个念头！你不是想到了赵雪斋先生
以及牛玉圃先生之类，才这么来上我一个徽号的么？
赵雪斋先生那伙诗人——给写得太逼真了。毛病就在这里。
看到这派诗人之为人，竟不免要联想到别的一些脚色身上去，例如范进
老先生的丈人胡屠户，等等。女婿没发迹时，自是个“现世宝，穷鬼”，一
中了举，就马上“才学又高，品貌又好”，由“尖嘴猴腮”猛地一变而为“一
个体面的相貌”了。另一方面，当然也由俗一跃而为雅，不比马二先生那么
不可相与了。
所差的仅仅乎是——胡屠户送给老爷的礼物是猪肉，猪大肠。而这些诗
人所送的则是斗方。老爷府上一有事，那位胡屠户则张罗厨房，在那里称了
一天肉。这些诗人则点缀客厅，在那里作了一天诗。各人的当行稍许不同一
点就是了。
这部书的作者不单把那派做举业的拿来嘲笑，而今把这做举业以外的雅
人高士拖了上场，也仍旧是不怀好意的。
如此看来，无论俗的也好，雅的也好，都是极其不堪。真叫人无所适从
了。
然而作者对这一方面的讽刺，似乎跟他对制艺的讽刺不一样。写制艺，
是对制艺本身也嘲笑的。而这里，他只是对赵雪斋以及牛玉圃他们这些脚色
嘻嘻哈哈，倒没有去伤害真正的高行雅事。
他另外又引出了一批人物来。那真叫人看了愉快，而心向往之。
比如娄相府里的三公子和四公子——那才的确是道地“雅”字号的哩。
他们一出场，我就高兴。他们无论谈吐举止，都是不凡。他们所做的事
真也不俗。
一读到这里，我就把书摆着。想了一想。我恨不得拉着赵雪斋或牛玉圃
的耳朵，叫他们过来看看这两位公子怎样个雅法，叫他们学学榜样。
可是赵雪斋先生就得这样说：
“你这位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像这两位公子那种雅法，难道我学
不会？只是你不想想这两位公子——他老太爷生前是中堂大人，在朝二十年
的。他家老大又是现任通政司大堂。他们那样有钱有势，自然用不着像我这
样到处去打秋风，去拜官拜府——却只有官府去拜他们的。这样自然雅得好。
然而我不行。我要不去张罗，我的轿子钱出在哪里？我要是不去结交府司院
道，哪个来怕我？”
我可以说，赵雪斋的修养远不如娄家两位公子。这你大概不会否认。
但即令那位赵诗人真有两位公子这样的修养，是不是就能够学上两位公
子这样的雅法呢？——倒的确是一个疑问。
真的。要学他们这一手，可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其实他们也是像其余那些不走时运的人一样，科名蹭蹬，不得早年间中
鼎甲，入翰林。于是他们不免牢骚，回了家。这就做了几件雅事。然而这在
普通人却有点难学。
他们一听说有杨执中先生那么一位高人，就马上要去结识他。谁知道那
位高人正亏空了盐款，押在了县里。要是换了别人，只能怅然一下，说一声
无缘识荆就拉倒了。
这两位公子则不然。他们立即打发一个家人，带了七百五十两银，去向
县里说，这杨先生“是家老爷相好，叫他就放出监来”。并且就叫这个家人
出个名字，“添上一个保状”。当然是马到成功。（这个家人带去的银子并
没交库，还是那位知县自己设法填补起来的。可见得就是不出这笔钱，也一
样的成得了功。）
看到他们去找这位高人，人家替杨家办了点酒菜预备接待，而杨先生的
那个又醉又荒唐的儿子——一看见就要捞来吃，我又替他们着急。幸亏这儿
子一听说“酒菜是候娄府两位少爷的”，他虽是蠢，“但听见娄府，也就不
敢胡闹了”。不然就真扫兴。
这里，事无大小，看了总叫人觉着痛快。三公子和四公子坐坐小船，看
看幽雅景致，吟吟“计算只有归来”。要是换了支剑峰先生，这回恐怕又得
像“宫锦夜行”一样，吃点子眼前亏了。原来他们忽然碰到了一只装米的大
船，借着娄府的灯笼作威作福，“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等这三公子一
站出来，慌得那大船上人只是磕头。这叫人联想到那些皇帝微服出行的故事：
碰一点小别扭——不但不会打断了雅兴，反而出尽了风头。
至于这两公子的招致高人雅士，置酒聊天，以至大宴莺脰湖，自更不必
说了。虽然客人中间有权勿用以及张铁臂之流的怪人，但这总是雅会。以后
的人还把这当作轶事谈，羡慕得了不得。因为他们办不到。
还有一些派头，那也是俗人们连想也想不到的。比如书房里焚香，则“但
见书房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娄三公子向客人解释：
“香必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
连鲁编修公听了，都也不免要惊叹哩。
于是我又听见赵雪斋先生对我说：
“你看，要雅到这个地步——原是很要有一点底子的。大凡一个人要做
真正的雅士，必须预先派几个家里的父兄出去，专去做俗事，专去求功名富
贵。父兄们要是俗不出来，子弟们也就雅不出来。再不然，则自己已经俗出
了头，而后再来雅，才雅得有个名堂。此所以小弟一想到‘到底差个进士’，
就心里不快活。要不然，小弟也不会像而今这样做法，至少小儿也可以学学
做个娄三公子了。”
要是既没有这样的底子，又不肯学赵雪斋先生——并不想那么坐轿子，
也不想那么叫人“不由的不怕”——而又要做个真正的高士呢？
那只有学杨执中先生。
不过要像杨执中先生那样的有涵养，恐怕也为一般常人所难办到。他自
从在县里出来，“家下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到了除夕那晚，没
有了柴米。一个心爱的香炉又不肯卖掉。这就拥这炉摩弄了一夜过年。可惜
没有焚香。更谈不到从墙缝里喷出香味儿以除烟气了。这到底也不免叫我觉
着雅得不怎么够劲儿。
他被娄府上两位公子招去作客的时候，使他不愁柴米，倒着实雅了几天
好的。可是后来他又叫我替他担忧。后来那两位公子意兴稍减，杜门谢客了。
这位高士杨执中先生——那怎么办呢？他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一年到
头摩弄他那香炉，不食人间烟火了呢？
我老是记挂着。
原来娄三公子四公子的这些举动，不过是出于一时高兴。等到张铁臂侠
士演出了一幕猪头喜剧，权勿用先生又出了些尴尬事情，就过了兴头。以后
就是真有个高人在，他们大概也懒得再去访问的。甚至于人家自己找上门来，
那也得挡驾，家人们只回说家老爷上京里去了。连个蘧公孙也因此“把这做
名士的心看淡了，诗话也不印刷送人了。”改变作风，到文瀚楼找马二先生
去了。以后竟也当了选家。
这只是一种临时的雅人高士。偶然逢场作戏而已。
这样不算数。
可是另外还有那么一两种，却来得长远些，例如天长杜府里的杜慎卿，
杜少卿，以及其他。
（七）
天长杜府——自也不消说得。“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人家是津
津乐道的。
慎卿、少卿这两个也都是名士。据韦四太爷说，则“他家兄弟虽有六七
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招接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
然而这两个人的做法各又不同，两兄弟实在是两号人。
杜慎卿一出现，就逗人爱。又漂亮，又潇洒，又从头至尾都显出了一股
才子气。
人家在他那里喝了酒，有一位诗人很忠实地按照那诗人必须遵守的规
矩，提起“今日对名花，聚良朋，不可无诗。我们即席分韵如何？”
这位杜才子就笑道：
“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小弟看来，觉得雅的这样俗，还是清谈为妙。”
他请客的下酒菜，也把些俗品都去掉。只有几色极精致的小品。他自己
只能够吃这些东西。要是他吃一口馆子里的通常饭菜，就得呕个不亦乐乎。
大概一个人这样雅惯了，胃口就不免要娇嫩起来的。
这一手——就也不容易学。纵然勉强学来，也很糟糕：要弄得饮食起居
都不大方便了。
难怪他忍不住要顾影自怜。他原就很自觉到他自己的雅，自觉到他自己
是色色与众不同的。
而且——我想——他心目中一定有他那么一套雅的哲学。何者雅，何者
俗，何者雅而俗，何者俗而雅：都一项一项的定得清清楚楚，界线分明。于
是乎他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有它的原则，都有它的哲学根据。一点儿也
错不了。
要是他差池了一点儿，竟然干出些并不十分与众不同的举动来，甚或做
出了那一般俗众也要做的事来呢？
那他就必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解释。他就必道出为一般俗众所说不出的一
篇雅学理论。
而今他要“纳宠”了。但他绝不是如季苇萧先生所想到的那样，为了什
么“才子佳人，正宜及时行乐”。他倒偏偏是顶嫌恶妇人的，只要“和妇人
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至于他之所以羡慕“郑君绣被的故事”，
而也想要找这么一个朋友者，那只是他看到了“千古只有汉哀帝要禅天下于
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的缘故。
假如没有这一套哲学的话，那就不够味了。那就——虽然一般风流才子
也是讨小老婆，也是玩男色，认为这是天地间必不可少的雅人深致，但我们
慎卿先生却会要笑道：
“何必雅得这样俗！”
然而像他这样的干法，我也有点替他担心。
我并不是怕他一个不留神就会雅得不适当。这一点他倒极其有把握，不
足虑。我所想到的，只是一个很俗的念头。
我看见他一登场——他就从他府上带了一笔银子来做雅本钱，这么花，
那么花的。落后还看见他在莫愁湖湖亭上，把个南京一百几十个戏班子里的
旦角儿，全都征了来，仔仔细细地把他们考试了一遍，堂堂皇皇贴出了一张
榜。好像他有心要为花旦们立个万世的举业基础，以备将来选博士似的。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嘀咕着。
一点儿祖产一花光，银子一使完，那风流韵事也就难以为继了。而他家
又没个老大在京里当通政司大堂。
再看下去，才知道不要紧。
这位天长杜十七老爷是很有把握，做事很有分寸的。
原来他只是一个业余的名士。此外他可还有正经事要做。这就是凡为读
书人所非做不可的正经事，也就是马二先生所说“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正经事：举业。
马上他就要到京里去考。而且“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会有官做。再
不用你替他发愁。
在用钱方面呢，他也有个打算。
他在南京住了那些时，总也很花了些银子：但那都是些韵事。于是谁都
慕天长杜慎卿的名。至于鲍廷玺要向他借银子做戏班子本钱呢，那可另外是
一回事了。所以他就叫这位鲍朋友到天长杜府去找七房里的杜少卿。他自己
虽然还有几千银子，那可不得不留着，以备自己高发了之后要做种种用处。
好在他家少卿不做举业。一个不做举业的人——留着钱干什么呢？
他杜慎卿这号人物，似乎是有两重性的：一重是求功名富贵，一重是做
名士。
为什么要去做官？
他自己竟没有解释过，也并没有道出一篇与众不同的道理来。
那大概是不必解释的了。反正他的种种举业，大家都看得见，都早已知
道他是雅得入到了骨头里的。他就进京赶赶考，别人也断不至于把他排到俗
人队里去。
再呢，正也只有像他这号人——做举业一那么做成了功，而且对银钱出
入上又都有个算盘，于是他再把剩下来的功夫来弄点雅致——这雅致才能够
支持得下去。
这么着，两方面都有成就。这真是个“极好的法则”了。
至于杜少卿那号人，那又是另外一流。
杜少卿快要上场的时候，作者似乎特别铺张了一下。好像旧戏里一位什
么主将登台之前，要先打一通锣鼓，先出来一些跑龙套的一样。并且还由别
人的嘴里把这位主将的为人，性格，预先介绍了一番。
等到笔端一触到了这个人物上，我觉得作者也格外严肃了起来。
接着——由这个杜少卿，又引进一队人物来登场，也一个个都是用极庄
重的态度写着的。
我想，这些描写大概要算是全书的重心了。
这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我可不知道。总之我是得了这么个印象。我仿
佛听见作者对我说：
“看哪，这是我所最肯定的人物。你说你要选中我这书上的一种人物来
学学，那你就学这号人好了。”
许多人都谈着杜少卿，议论着杜少卿。
有些人看他不起，说得他一钱不值。然而恰恰是恭维了他。正如迟衡山
在听了高翰林一席话之后所说的——
“方才高先生这些话，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
攻击他的，尽是高翰林那类脚色。而真正的高士，则没有一个不敬重他：
“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于是杜少卿这个人物——就成了一个试验雅俗的测量器了。
这就是他远不如慎卿的地方。那位慎卿，俗人们可以恭维他的做官而又
羡慕他的雅，雅人们可以恭维他的雅而又羡慕他的做官。但这位少卿办不到。
如果你容许我把慎卿看做业余的名士，那么少卿该是以做名士为终身职
业的了。
他在银钱上没有杜慎卿那么会划算。他瞎花一气。不管君子小人，一向
他开口他就给。别人弄好了圈套给他上，他就上。人家尽笑他呆，说他是个
冤大头。然而作者却叫我们喜欢他的爽快。
他原是个十足的大少爷。因此他也有一些杜慎卿所没有的豪举。张俊民
的儿子是冒籍的，不敢去考。少卿偏要送他去考。即使是管家的儿子也不妨
送，因为“这学里秀才未必好似奴才”。王知县要见见他，他偏不见。可是
等到那位父母官一给摘了印，他倒把那个倒霉人接到花园里来住。也不怕百
姓要来闹他：
“先君有大功德在乡里，人人知道。没有人来拆我家房子的。”
这真比看到娄公子那些行径还要觉得痛快些。
但杜少卿之所以为杜少卿，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做举
业。他不希罕一顶纱帽。
这样一来，他这号人不但与马二先生以至高翰林他们根本不同，并且也
与那因科名蹭蹬而一时寄情于雅事的娄公子他们，也根本不同。就是与这一
面挣功名，一面玩风雅的杜慎卿他们，也根本不同。
功名富贵，老实不看在他眼里。连做官的人他也懒得睬。人家恭请县主
老爷，拖他去做陪客，他就觉得可笑：
“你要做这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哪得功夫替人家
陪官！”
他卖了产业，把全家搬到南京，在秦淮河边一住。这就喝喝酒，跟朋友
聊聊天，跟他娘子逛逛清凉山。
可是这里，——作者愈写愈严肃了。
这个最值得我们赞许的人物，老不去做官，那么——难道他就单只取了
杜慎卿那雅的一面，玩他一辈子么？他绝不去做一点点正经事么？
（照常理推起来，一个人只有去做了举业，才有点正经事可做，才可以
有功于社稷，才不枉为一世人：这是天经地义。）
于是作者极其庄重，极其认真地来答复了这个问题。
原来杜少卿的雅法，本就与他家慎卿先生的不同。而他这种名士也并不
是无益于世的。
真的，这号人能够担当得起一些正经事。也会很热心地去干，完全出于
自动，而且极其纯洁。既不是图名，也不是为利。
你看，他们已经郑郑重重做成功了。他们修了泰伯祠，重兴礼乐，为的
“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
为了这个大典，作者还介绍出了一位南京国子监博士——虞果行老先
生。这是杜少卿他们所最钦敬的人物。换一句话说，也就实在是值得我们大
家都钦敬的人物。他老人家虽然中了个进士，得了功名，但又无意于功名。
要不然，他也不会安于这个闲官了。再呢，他又是个不耐烦作诗文的。
像高翰林那般做举业成就了的脚色，那可再也想不到要干这样的事业。
倒是那个“穷秀才出身”的马二先生——参与了这种盛典。他老先生虽然是
个举业当行，但除开他的举业论而外，他的一切都配得上这队人物。于是在
这里，他跟杜少卿竟成了同道。我觉得大祭的时候，大家公推他担任三献，
就好像是把他列到了第三名一样。
这桩盛事，比到杜慎卿为花旦发榜的盛事如何？
但杜慎卿既有功名的正经事可做，大概就落得索性放雅些，尽量放风流
些，也都无妨的了。
读者读《儒林外史》到这里，也许会觉得舍少卿吾谁与归。我真也忍不
住顺着作者的意思说：
“你看，杜少卿不做官，他倒做出这千载难逢的正经事！”
（八）
杜少卿的不求功名，是他这号人跟别人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作者叫
我们觉得这人物可敬爱的地方。
然而——要是禄位于他绝对无缘，那可又不行。
我一想到假如“纱帽满天飞也飞不到他头上”，我心里就怪难受的。
不瞒你说，我乃是一个极热心的人。我每逢看到古来那些大诗人或大学
者的名字——只要他是我所佩服的，或者是我所喜欢的——我就总要千方百
计去打听一下，看他生前究竟做到了几品官（书读得这么好，当然是个老爷）。
要是他官做得小，我就要替他难过，觉得满肚子的不舒服。几句诗倒刮刮叫，
可惜只做了这么一个官儿，唉！想起来扫兴透了。如果他只是个布衣，做官
简直没有他的份，我就更觉得不高兴。
而今这位杜少卿先生..
可是莫慌！
这位作者仿佛早就已经看出了我这种好人的心事，仿佛为了要满足我这
种热心汉的希望似的，这就又写出了一段事来。
哪，瞧这里！李巡抚大人忽然派来一个差官，拿了一角文书，开“钦奉
圣旨，采访天下儒修”，就举荐了天长杜仪，叫他即日到院，以便考验。“申
奏朝廷，引见擢用。”等因，奉此。这是没得说的了。一应了征就是老爷，
很抖的。
迟衡山一听见这回事就高兴。因此就谈起而今的读书朋友——只会做举
业，若会做两句诗，就算是极雅的。而“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不用
说，这只能期望到杜少卿头上，希望他——
“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
可是少卿不想做官：
“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
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
连他娘子也觉得奇怪，朝廷叫他做官，为什么他偏不去。但是他偏要留
在南京玩。他偏要想尽方法推辞，“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
人家也只好由他去了，不再来勉强他了。
这些故事叫我十分欢喜。而他自己也欢喜：
“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
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
可见得纱帽并不是于他无份。纱帽竟还自己找着飞到他头上来哩。并且
他要戴起来也毫不惭愧；他真有宰相见识。
不过他推掉了。他看得不在乎。
我这就仍旧高高兴兴地看下去。他并不是做不到官，只是不屑做而已。
并不寒伦。这更显出了他的高，而又十分体面。
所以不管他应不应，不管他有没有“引见”而“擢用”，总得把这征辟
的故事来这么一下子，才有个意思。
作者自己是怎样个想法呢？他还是跟我有此同感呢，还只是为了敷衍我
这号热心人，免得我看不起他那个最肯定的人物，才写下这一笔呢？——我
可不知道。
总之，这是非常光荣的事。要是杜少卿连这点光荣都没有，那他真枉为
读书人了。那——真的，我对他就没这么钦佩了。
这里，我不免联想到“楔子”上的王冕。他正也是这么一个可敬的脚色。
虽然正史里的王元章先生，那脸貌给写得稍微不同了一点，——说他是几次
考不利，而后做高士的。——但此地就用不着去考究这些事情。外史到底是
外史，自不妨把那王先生写成一个作者的理想人物了。
而这杜少卿——我承认他也是一个标准的高士。
不过要叫我学他呢，那老实说，我可还要考虑考虑。
像他那种种豪举，原就要有底子才行。但后来本钱一花完，也就有点不
好对付。故此高翰林教子侄读书，就以天长杜仪为戒。这实在是个稳重办法。
他老先生的议论杜少卿，也一句不错：
“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
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又想到了这个老问题。
要是落后像杨执中先生一样，大年夜没有柴米，摩弄这“铜盏子”过年，
那就太不愉快了。虽然精神上也许舒服，但一个人受了生理上的限制，恐怕
顶多也只能摩弄一两夜，再多可不行。
杜少卿果然钱花完了。一天一天穷了下去。总该打算打算才是。
我就想，我们可不可以准许他卖稿过活呢？
这种买卖到底是不是一俗事，尚有待专家们研究。至于《儒林外史》的
作者，他对这一点是万分让步的。“楔子”上所写的那个理想人物，竟也毫
不以为耻地在那里卖画。这杜少卿大概也不免卖卖文。你只看——虞博士转
托他写一篇碑文，把稿费让给他，他居然也答允了。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愤慨起来：
“那不作兴！那完全是个文丐的勾当！——太卑鄙，太恶俗了。”
于是我只好把笔放下，再来想一想这个大问题。
像高翰林那号人，自不消说，用不着卖稿子，而杜慎卿之流呢，功名成
就了，写点东西自也不在乎一千字几毛钱。他们当然看不起文丐。
再不然，就如文瀚楼老板——专为文化界服务，死也不肯赚一个钱的。
他自必也就希望作家们为了文化事业之故，不要计较稿费的多少，版税也减
到百分之七以下。否则就会“赔本”，出不了书，要闹精神粮食的恐慌了。
这书店老板当然也看不起文丐。
那么，一个文人如果不戴纱帽，又要不卑鄙恶俗，那只有学学景兰江先
生，开个头巾铺。拿铺子里的收入来吃饭。另外就写些东西，交给书店老板
去专“为文化界服务”。
然而我再仔细一查书，又觉得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大概因为这头巾铺里
景老板——不曾为实业界服务之故，就也想不到要叫头巾匠减少工钱，以免
成本太大。而主顾们也不曾听说有非光顾本店不可的义务。于是这铺子折了
本。据潘三爷说，则这位景兰江先生而今只好“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
银子，人人听见他都怕”。
这可更不对劲。
想来想去，还是要怪杜少卿自己——为什么不应了征辟去。
你看看庄绍光先生。给朝廷征辟了去引见之后，皇上赐了他一个元武湖。
你说他不是个官，他倒是一位征君，大官大府拜得他不耐烦。你说他是个官，
他却用不着天天上公签到，只逍遥自在地呆在湖上“坚卧烟霞”。凭栏杆，
看景致，他这就对他娘子笑道：
“你看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我们日日可以游玩，不像杜少卿要
把尊壶带了清凉山去看花。”
那还有什么说的？庄征君闭门著书，当然不用眼巴巴地等着稿费使。
要照我那个朋友所讲的道理看来，那不消说，杜少卿又远不如庄征君。
凡为文人，如要人品高洁，高洁得连稿费都不准拿，那就必须学庄征君
——必须结交一位达官，例如礼部侍郎或巡抚部院等等，好请他们去举荐，
等朝廷来征辟，然后钦赐你一个元武湖玩玩，写出一部不要钱的伟大作品来。
（九）
这种种的难处——《儒林外史》的作者似乎都也知道，而且是考虑到了
的。
不错。一个读书人要是嫌弃举业，又不会理财，一味只去做高行雅事，
这分明就要有点底子才做得起来。
又，即使像杜少卿那样底子厚吧，可是本钱一花完，即将无以为继。
学庄征君呢，又不是人人都办得到。哪怕他有胡屠户和赵雪斋他们的本
领，去相与徐侍郎，但要是徐侍郎不来相与他呢？更谈不到征辟的故事了。
至于卖文，——也许作者是顾忌到了那种“卖稿即文丐”说的缘故，在
书里很少提到这种买卖。只不过躲躲闪闪似地轻轻带了那么一笔。
事实上那时候大概也不能以此为职业。出书不但没有收入，还要自己出
钱去刻版印刷送人。那真是不为牟利，极为清高的一件事。这在高翰林，以
至赵雪斋，以至杜慎卿，以至庄征君，都可办到。在一个文丐就办不到。而
当时又没有杂志可以投稿，也没有抽版税或卖版权的规矩。就是作兴了这规
矩，但为了怕书店赔本之故，版税都拿不到，也就只好找个香炉或“铜盏子”
之类来摩弄摩弄了。
那么——一个不做举业的人，又要高雅得下去，就须另外想些办法。
于是在这部书收尾的地方，上来了四个人物。
一个在寺院里随堂吃饭，会写字。一个卖吹火筒过活的，会下围棋。一
个开茶店的，会画画。一个裁缝司务，会弹琴。
这四位都是业余的读书人。
至于当行的读书人——像杜少卿他们那一辈的，那只能说是个例外，只
占得个最少数。而此刻他们又“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了去的，
也有闭门不问世事了的”。
剩下来的，就是那一般的当行的读书人。他们还是照常在那里忙着举业，
忙着弄时文，“为圣贤立言”。于是礼乐兵农，也不见有人讲究。“论出处，
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杰，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
足的就形萧瑟”。
他们的言行也可以想得到。早就给描写过了。仍旧也是——几个弄出了
头的，“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而“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
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以前杜少卿、虞博士他们那一派人的作为，那是
顶值得大家敬佩、顶值得大家学样，简直是个儒林中的模范。可是每一个做
举业的朝代里，能不能够出现这么一队例外的卓特之士，那要碰运气，那完
全是偶然的。他们一散，大雅就不作，又恢复到了以前的乌烟瘴气——而这
倒是儒林中的通常现象，是读书人弄那“极好的法则”必有的结果。
这时候要真正找出几个奇人来，只好求之于野。
这里的四位奇人——虽然担当不了礼乐兵农那样的大事业，可到底比一
般士子高得多多了。
如此看来，要雅，就不一定要做儒林中人。
并且正因为他们是儒林以外的，他们就用不着如一般读书人那样去学得
种种举业技术，他们即也可以糊口。（甚至于连做文丐也不必。）因此他们
反而沾不上俗，而雅也雅得下去。
然而这已经是《儒林外史》的尾声了。
然而这部写儒林的作品，却又不得不以儒林外的人来作结——最后让一
位当裁缝的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这真是一般士子的悲哀，而且也是个大讽刺。
还有一个极不相干的小件头，我也想在这里带一笔。
有些《儒林外史》的本子上，被人装上了一个尾巴——“明神宗下诏旌
儒”。把书上的人物列了一个榜，赐进士第。加写这一回的那位先生，我猜
他一定也是个儒林中的热心人。大概他看见这许多的当行士子不曾入得鼎
甲，总觉得是个大大的遗憾，愀然不乐。于是他带着一片热忱，怀着一颗好
心，仔仔细细加写了这么一幕“大团圆”。叫我们看了，也好为那些人吐一
口气，快意一下子。
这位先生的心地，真是古道可风的了。但不知原作者吴敏轩先生看了，
将作何想法。说不定也会要把这位好心人写进《儒林外史》里去。当高翰林
瞪着说：
“他肚里若果通，为什么不中了去？”
这位先生就点头道：
“一些也不错！老先生，而今好了：虽然他们生前到底差一个进士，冤
冤枉枉当了一世的读书人，而今他们死后——到底得个进士去了。要不然，
怎样叫做个‘学问好’，‘肚里通’？”
（十）
这部作品写的这儒林中人，但要是不写官，那也等于没有写士子。官场
设在儒林的中部，好像一座紫禁城。谁要跑到那里面去，就必须通过这座林
子。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大家之所以巴巴的要进这林子，无非为的要进那紫
禁城。
那么当然——一个人书读得好不好，通不通，就完全以他能否敲开那扇
官门以为断。他进门之后混得愈得意，就愈足以证明他的学问好。这永远成
正比例，自不消说。
可是还有一个手脚要做。
他这么读书读成功了之后，要是没有人敬畏他，那也还是显不出读书的
好处来。于是乎又有一批人物应运而生。
一开场就有梅玖相公。他把周进那么一个老童生调笑得脸上红一阵，白
一阵。后来周进一抖，做了官。这位梅相公就是在背地里也着实恭敬，自称
是受业弟子了，接着登台的可就多了：从严贡生之“相与汤父母”起，一直
到五河县的唐二棒椎，成老爹，都是这一坛子里的醋。
还有赵雪斋先生和牛玉圃先生之类的诗人——也可以算是这里面的一个
亚种。
这批人自己也干着这一行的，自应认识读书成功的伟大了。所以他的有
这一手，还算不得怎样稀罕。要连士子以外各行人也做到这一步，那才有个
意思哩。
正说着，就又产出了像胡屠户那样的一种亚种。这正如生物学家到处去
旅行，采集得极丰富似的，被这部小说搜罗了许多脚色。有的，已经把各个
个体取上了名字。有的却还没有，仅只写到了一般的。总之是时不时的在那
里出现，到处都有得出现。
不过胡屠户他们的出发点，与梅玖相公之流的也许稍微不同一点：他们
倒多半不是为了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出此。他们要这样借重人家么，那可还
不够格。他们能知道读书成功的伟大，大概是出于所谓直觉的。因为他们看
见人家坐着黄伞的轿子，蓝伞的轿子，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要“不由
的不怕”。而叫人怕，总是了不起的。
有人说，上帝创造种种东西，各有其目的。就是生物，也是为了各种有
各种的用处，这才制出来的。这句话真说得不错。
即如咱们而今谈到的梅相公及胡屠户这一类人——就是专为这么一件事
业而存身于人间：脚踹老童生而叩头于老爷脚下，他们的人生意义，也就在
这里。否则天也不降斯人于斯世了。
他们当了一辈子的镜子。一个读书人的成功与失败，伟大或渺小，就全
靠这面镜子照出来。
然而一般不念书的人当中，也还有全然与胡屠户他们不同的人物。
楔子里就写出了一个秦老爹。他着实同情王冕，帮了许多忙。这种人物
以后又出现了好几个。例如乐清县的潘保正那么照应了匡超人，芜湖的卜诚、
卜信那么养活了牛浦郎，等等。
这些事，——高翰林以至匡超人他们可会去做？
不会。他们没有这个工夫。他们只一心一意在那里读书，全副精神都放
在举业上。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那些闲事方面去。
不但如此。就是人家做了那些闲事，那么婆婆妈妈地照顾了他们一场，
那似乎只是应份的。落后他们还肯不肯把人家放在眼里，可就没有准儿了。
那位秦老爹是运气。他遇见的幸而是王元章先生——一位例外的读书
人。所以彼此还相与得下去。如果遇见的是匡超人先生呢，结果就要不同得
多。这位匡相公后来把不把潘保正当作一个人看，书里面没有交代。但只要
参考参考潘三押在监里的时候，要求匡相公去看看他，而怎样讨了一场没趣，
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了。
至于牛浦郎，——那刚刚只通了一丝丝儿读书人的气味，就要叫卜诚、
卜信这两位舅丈人伺候他的贵客，还大模大样地责备他俩不会端茶。那两个
养活他的长辈回了两句嘴，他立刻就要“向董老爷说，拿帖子送到芜湖，—
—先打一顿板子”！
作者仿佛是故意要把这些不读书的人跟一般读书人摆在一起，使他们彼
此发生一点关系，好让我们领教领教。
谈到这里，我又想到了马二先生——只有他老实，肯做那类闲事。这就
太不像一个举业当行了。怪不得没人看得起他。所以他造就出来的那位匡超
人先生一经成龙，就把他连同潘三一齐都摔掉，正像摔掉一块敲门砖似的。
可是凭良心说，虽然“儒林”中的英雄大都是这一类货，但倒也不是什
么十恶不赦的坏人。
他们多半仅只是小丑而已。还不是粉净。要说到做什么大恶，那他们倒
还不配。
有许多许多地方——作者的确讽刺得很刻毒。但他除开对严贡生和匡超
人几个儿表示了很大的愤怒以外，对其余的倒都肯予宽容，对他们多多少少
都原谅着些。
你看到他们那副嘴脸，顶多你只能长一身鸡皮疙瘩，或是吐一口唾沫。
他们只会叫你鄙视，叫你笑，却还不配叫你痛恨。而有的竟还叫你觉着可怜，
叫你笑里噙着泪。
不论是他们的喜剧也好，是他们的悲剧也好，我觉得作者都是嘻嘻哈哈
地写出来的。
于是——哪怕这些人物的面目极其不堪，极其卑劣，极其无聊；可也只
化为一笑罢了。
只有写到杜少卿他们的时候，作者就严肃起来，极庄重地介绍出了虞博
士。还另外辟了一章，专来传这位当代的贤人，加意来描写他。可是——也
许是因为作者太慎重其事了，太想要使我们敬佩这个人物了，就反而写得不
十分生动。
就是写到杜少卿，也如此。固然，作者着笔时，仿佛比较显得没那么矜
持，写得活泼了些。但也是他加意写出来的。而这个人物所给我的印象，比
起别的一些主要人物来，似乎倒还没有那么亲切。
这一派人的领袖虞果行老先生——他那种浑雅，的确是给写到了家。他
和马二先生同样是我所爱的人物。但我一想起马二先生，立刻就看见他站在
我面前，他跟我挨得很近。我能够跟他手拉手，还感觉得到他手上的温暖似
的。而虞博士呢，我只能隔一层窗户看他。要是丢开了书而回忆到他之际，
那扇窗子更像是装上了一层毛玻璃一样模糊了。
我想，一个作者的得意之笔，是未必能如期的那样使读者感受的。
这里我又顺带想起了泰伯祠的祭典。这个人司什么，那个人司什么，怎
样安排，怎样开始，都写得仔仔细细的。所有的仪式——也都从头至尾叙述
出来，毫无遗漏。这真是全部书里顶庄严的地方。大概也是作者的得意之笔。
你读了觉得如何？
不瞒你说，我有点没这耐性看下去。
我知道作者并不是专为要卖弄他的这方面知识。他只不过想要借此提
倡，或者竟不如说他是要给世人一个教训，一个榜样。也许他简直是把这一
段当作全部书的最高点的。他把其余的人物和事件——嘲笑的嘲笑，批评的
批评，把他们多多少少都加以否定。而在这里呢，建起了这么一个场面。这
无异于告诉我们：
“哪，这才是读书人该做的一件事哩。”
他非常认真，非常小心，来正面指出一条儒林中应走的正路之一。
说不定他就是为了这一点而写这一部书的。讲得不“美”一点儿，他就
是拿这个“文”来“载道”了。
不错。一个作者总有他所最首肯的东西，那并不足怪。就说“载道”—
—姑毋论其美不美——也是很自然的事。一个作者，总不知不觉有点儿他的
“道”要“载”上去的。
可是在这里，我以为尽可用另一种方法来载这些道。他尽可以用别的方
法来写出他们正礼乐，来表现出他们这种做正经事的精神。这样，则这种“道”
之感染于我们读者，也许能够更有力些，更深刻些。至于那些祭仪的详细程
序，那最好是写到别的专门著作里去。
等到把杜少卿那队人一写过，作者就从这严肃的高峰又走下来，又嘻嘻
哈哈地写那一般士子的形形色色去了。
可是这一队人以后怎样了呢？有没有交代？”
不一定有。
我们还能再遇见他们吗？
也没有准儿。
不单是这一批哩。就是所有的上场人物，都也是这样。
一个英雄给介绍出来了，登场了，写了一个，随即又引出了第二个。读
下去，能不能再看见先前的那一位，那得碰运气。一件事情写了出来，带过，
往后能不能知道那结果，再有没有下文交代——那也得碰运气。
我第一次读《儒林外史》的时候，看到这种怪写法，老实吃了一惊。那
时候我很不高兴这部书。这不单是因为我还看不十分懂，同时也因为这种写
法不能满足我。我要知道的是——这个主人公结果怎样。要打听他后来有没
有中状元，有没有招亲，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看到有没有团圆。然而这里多
半没有提。
要是单爱看看故事的话，那简直是错找上了这部书。
原来这里——兴趣全不在故事本身，而是在人物上。只要借点儿事情把
一个人物之为人写了出来，就已经是交代清楚了。以后他怎么样，就不大去
关心了。
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也像一般的演义之类一样——开头有个“楔子”，正
文也从某省某府某县的某村讲起，而篇末也结了个尾。但内容上其实无头无
尾。
这里只是写出了人生的一个个片断——接上个榫头，把它连在一部书上
而已。
要是作者把它分写成许多短篇或是中篇，也许还好对付得多。事实上，
他大概是照“儒林列传”那样来处理他的一个个人物的，不过让他们分配在
一回一回里面而已。于是看起来有第一回，第二回，这么排下去——像煞是
联贯的，而其实不相干。
据说《儒林外史》里所写的，大都实有其人。虞博士是谁，杜少卿是谁，
马二先生是谁，如是等等，都有人索出来过。“若以雍（正）乾（隆）诸家
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