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内在的追求要求精神和谐：
“精神和谐”是儒家精神追求的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阶段，这是儒者特有的道德践行。
1、完善自己，内心肯定，自身认同，这是内和谐，表现为“吾日三省吾身”。
2、舆论肯定，社会认同，这是外和谐，表现为“重名节”。
3、历史肯定，历史认同，这是时空和谐，表现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从内和谐走向外和谐，就是孟子所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完成时空和谐，最终实现儒家精神，这就是文天祥所言：“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至此，儒家精神在时空中永存。
（二）人生价值－儒家的价值观：
其一、儒家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断案司法要求慎重，讲“人命关天”。
其二、儒家对生死持慎重的态度，尊重他人的生命也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轻生，但决不贪生怕死，死要死得有价值，有意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离娄下》）。在儒家看来，是否尊重生命是文明和野蛮的重要区别，但是在生命和道义之间发生取舍时，则舍生取义，决不贪生怕死。“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三）永恒的儒学道德理想
道德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儒学把政治、经济关系也伦理化了，人是在伦理关系中占据特定位置的人，男有分，女有归。个体的自觉在于尽义务。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但是其缺陷是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儒学重视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感，道德法律化，礼成为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不同于今天提倡的法治社会。但是以法律条文、证据为依据的现代司法制度有多么公平和正义同样值得怀疑，很多东西禁不住细细思考，比如定罪判刑严格依据年龄这一条，是不是公平就有思考的余地。但是今天的人们已经被法律意识洗了脑，无条件服从，无思考服从，不再考虑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公平正义。而聪明人则充分利用法律条款，为己牟利。这一切却在被社会舆论积极鼓励，合法不合理的案例比比皆是，让人寒心。无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勾结，套法判案明显有曲，但又无懈可击。可见法律永远是接近正义，而不能实现正义。相对而言，道义判断比法律更符合人们心中的正义，很难说从德治到法治是无奈还是进步。
儒家的道德学说是人对本性的自觉，天人合一，是为了实现纯真、纯善、纯美的人格。不为了追求个体生命的永恒，而是重视生命、名誉的延续，所以能超越现实生活的痛苦，获得精神上的幸福和快乐。从人与社会这个角度来讲，儒家又不同于道家而是积极入世，是事功和道德的统一，达到“仁”的境界。
凡是文明社会，总有一个理想世界，是人类永久之追求。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追求真理的人，对于真理，儒家叫“道”、佛家叫“真经”，革命者唤作“主义”。对儒家而言，执着信奉至善、至道的大同世界，是儒者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源泉。同理，佛家的“普渡众生”，传教士的“拯救世界”，共 产 党的“解放全人类”，其执著都是类似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有法显、玄奘取经，鉴真东渡传经，西方传教士在世界传教，这些人都是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历经千难万苦，九死一生，他们的精神境界是相似的。
文明社会追求崇高、平等、尊严、仁爱的理想总会唤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民本主义在文明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总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共产主义学说能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演变的结果。
奥特迦说：“一个人的生命结构就取决于他的信念。人道之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信念的变化。”“我们要对一个人，民族、时代或历史作出判断，首先就要确定他或它的信念库里面都储存着些什么。构成一个人的状态的乃是他的信念，信念不单单是纯思想而是行动的指南。人生的必然采取的形式是‘一往无前，义无返顾’。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没有本质，他就只有他为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自我有一种使命，人生的自我实现的使命。”（《历史是一个体系》）
“渴求真理对于人生乃是不可须臾离弃的，没有它，人就不可能活下去。没有真理，也就不成其为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不是一种食肉兽而是一种食真理的兽，他要靠食真理而生存。而真理的真实性则只不过在于其渴望追求真理而已。”（《现象学与艺术》）。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真正的儒者必然是殉道者。
殉道者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下》)。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为殉道者。
“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殉道者必然以天下为己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就是儒家的殉道精神。所以见义勇为是儒者必然的品质。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是真正的大勇。勇在于忠，义在于道。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对于儒者而言，除了生死考验，居常生活同样需要精神，孔子门生颜回就是这样一个对物质生活极少要求，但精神又极其充实的人。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衣食艰苦，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物质生活是如此艰苦，人处于这种环境，心里的忧愁、烦恼无法排解。可是颜回仍然不改其乐，心境竟然恬淡依旧，这是纯精神化的生活。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孔子感叹颜回，光武同样感叹祭遵。世上不求利者少，不求利，不求功名的儒生就更少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忍受一箪食的贫困和痛苦，并反身而诚体验最大的快乐。儒学难修，大部分人需要神来指导，他们只好去信教。
顾炎武曾感慨：东汉末年，“朝政昏浊，国事日非”尚有士人“依仁蹈义，舍命不渝。”这都是光武时代提倡的儒家气节的结果。重孝尚义，对国家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临难不辱，都是当时社会尊重和提倡的品德，士风士气并没有垮，虽内战不停，但抵御外侮的能力并未降低。
坚定的信仰是顽强战斗意志的源泉。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有坚强的组织，有坚强的组织才能有铁的纪律。有铁的纪律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历史从来不是靠几个人才推动的，而是靠一大批富有牺牲精神的群体。人类的文明应该战胜兽类的暴戾。
（四）儒者之乐
1、幸福感
美国心理学家哈洛“论爱的本质”写道：“幸福是人们的追求，但是幸福的内涵不是财富，也不是权利，不是物质的享受，而是人间亲情，是友爱，是创造，是自我的充实和实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于幸福的感觉是不同的，幸福属于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五大需要层次理论。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人的五级需要，最终落到尊重和实现个人价值。
那么儒者之乐又在何处呢？应该属于马斯洛五级需要的高层，是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儒者之乐，嚣嚣矣。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和弟子谈话，他们的志趣，乐趣也迥然不同。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不表白功劳）），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
“ （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就光武时期，就功臣宿将而言，他们的人生理想，乐趣也不尽相同，祭遵、冯异不同于马援，马援又不同于耿纯、盖延。
2、君子之乐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
光武老而好学，通宵达旦，乐此不疲，“身穿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后汉书·循吏列传》）。儒者对生活的要求降低到很低，而对于精神的追求则达到了无止境的高度。
宋代大儒程颢《秋日偶成》一诗，很能表现孟子大丈夫的“乐”的境界：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二程集》上，页482）
（五）激励
由儒者之乐，分析一下儒学的激励机制。在马斯洛看来，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每个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在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要取而代之。
马斯洛层次递进理论忽视了有的人可能忽视较低层次而直接进入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有不少人在满足较低层次后，并不进入更高层次。这些人在世人看来就是腐化堕落的蛀虫，以不停地享受低级需要为终生目的，他们把这看作自我实现和尊重的需要。
按马斯洛理论，赤眉军就永远停留在基本生理需要这一层次。他们就是想不到有必要实现更高的层次。光武的功臣宿将也有类似情况。盖延等北地功臣大多不是儒将，追随刘秀以求功名富贵。一旦功成名就，意志就消退，每到艰苦时刻，就屡屡动摇，打退堂鼓。农民起义将领在推翻前王朝之后的迅速腐化瓦解更说明了此类问题。满清入关夺天下，是因为利用汉奸求功名富贵的心理，不断换打手夺天下，范文澜总结满清得以成功的原因就是总是利用汉奸，总是用新汉奸打倒老汉奸（《中国历史简编》)。而儒者不同，他们实现了“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电视剧 《亮剑》、《历史的天空》歌颂李云龙、姜大牙等人，这些人如果不提高觉悟，不学文化，是不会一直保持这股勇猛的作风的。
激励机制：
由此可知激励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类。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激励方法，对于心理需要层次较低的人以物质激励为主，而对于心理层次较高的则以精神激励为主。贾复悍将，勇冠三军，光武封贾复六县之多；窦融来降，光武以公主许配窦融子窦穆，让他们放心；冯异儒生，光武一封信，一句话足以；来歙战死沙场，光武以最高的礼节迎灵。
这足以养成东汉士大夫重名节，为天下之楷模的风气。“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哉！”（《后汉书·丁鸿传》）
个人和社会契合的最好办法是培养荣誉感、自尊心。这样社会付出成本最少，效果最大，激励人们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需要的统一。当人们都看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尊重并非由拥有财富，损人利己而来时，社会自然就和谐了。
二、儒家人格
（一）君子人格
孔子曾经论士的人格，士的人格也就是君子人格。孔子说：行己有耻、孝弟、言而有信可称为士。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
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君子有九思、九德。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尚书》讲君子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皋陶谟 》）。
君子应富而好礼。
孔子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君子人格根本在于“仁”
是不是君子的根本在于是不是仁，孔子特别重视勇和仁的关系。有仁必有勇，有勇未必有仁，无勇则不能称仁。
“子曰：君子义以为赏，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子路》）。“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
儒家为何认为蛮夷是禽兽，还是在于仁的有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二）大丈夫人格
孟子提出了理想的人生典范－大丈夫人格。有一次，弟子问孟子：公孙衍、张仪难道算不上大丈夫吗？他们位居多国要职，发起怒来诸侯都恐惧不已，他们平静下来天下也就太平了。孟子不屑答道：他们哪里能称为大丈夫呢？在孟子看来，保持自我和完善人格才是理想的人格即所谓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只有人格独立自主才能“无为其所不为”，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
大丈夫人格独立，傲然于世
“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了这样的修养和“浩然之气”，就能够无所畏惧。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气节。当弟子问孟子，齐宣王对他很尊敬，为什么孟子对齐宣王反而不那么尊敬时，孟子用曾子的话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他还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孟子多次与诸侯论治，坚持仁政主张，言辞犀利，敢婴逆鳞，经常使国君们“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或者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三）君臣人格平等：
正是在这种自信和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主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下》）
所以才有宋弘对光武说：“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如此，君上尊严和士儒人格又该如何解决呢？
《礼记》告诉我们：“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砥砺廉隅，其规为有如此者”。故而儒生面对权势有权保持人格尊严，。
杜林是名儒，但是他不事隗嚣。面对这些人，隗嚣说：“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公孙述则对谯玄等儒生加以残酷迫害，但仍然不能让他们屈服。
孟子说王者必须“学焉而后臣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 可见儒家在承认君主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时，更突出儒者在道德、哲学上的独尊地位。这也是严子陵等只想当隐士，不愿为帝王臣的原因。
樊英面对汉顺帝桀骜不逊，慷慨陈词，说：“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铮铮铁骨，罕见的硬气。
作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以柔治国，尊重这些人的人格气节，严子陵冲撞，周党不臣，马援择君，光武一概给予最大的尊重，“非强相服也”。
经过近二百年的儒学教育，东汉形成一个士人阶层，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君主。而杀士则要承担极大的恶名，曹操杀边让激起陈宫反叛，司马昭杀曹髦引起的震动还不如杀嵇康，嵇康受刑，太学生三千为之求情，“广陵散从此成为绝响”，司马昭从此留下恶名。
如此尊重士大夫人格，以至于东汉一代，是士大夫精神展示最充分的时代，从刘崇孤身起兵败死，到班超在西域苦斗四十年，到李固以死抗争深陷囹圄，再到蔡邕抚哭董卓，祢衡桀骜不逊。东汉士儒突出的特点是坚持正义，我行我素，狂傲不羁。时人标榜为士风。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要说这是东汉时代，那肯定不是事实而是污蔑。
然而儒家人格是会变化的，经蒙元统治后，士大夫精神遭受第一次重创，朱元璋愤恨孟子的士儒人格，大量削减《孟子》。 在明初，士大夫在诗词中常把自己和皇帝的关系，比作妾和夫的关系，表达希望受宠而不得的心理。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流行以后，儒家独立人格才又蒙醒，他们自以为悟了道，大臣们再无人把自己比作贱妾，反而敢对皇帝破口大骂，戏剧也常有嘲讽皇帝之词。特别是王学左派走得更远，王艮认为，自己觉悟了，独擎天地，自己就是同孔子一样的圣人，竟然以圣人自居招摇过市。
妾和夫地位虽然不平等，毕竟还是成人，有独立性。 但是到了清代以后，儒生的独立人格彻底被消灭了。臣子和君主的关系，又下降到如同婴孩见到慈父。
雍正就说：“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纪晓岚有一次吸烟袋，正好乾隆召见，烟没掐灭就塞到袖筒里，一会儿着了起来，纪晓岚不敢说，竟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乾隆诧异地问，纪晓岚说自己该死，竟然走水了。乾隆大发慈悲，恩准纪晓岚灭火。
堂堂大臣，遇到急难，面对君主竟效婴儿啼哭，孔门尊严荡然无存矣！就这种关系，竟然一直传到当代，老北京人特别爱称这个爷，那个爷。特别是对康熙、乾隆非要加个爷不可。我们曾经常常读到过如此报道，领导人接见群众时，某某人握住领导的手，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此类报道，“亲切”、“关怀”这种用词是绝对少不了的。
这种用父子般亲情渲染领导和群众之间洋溢着温暖之类的语言，都是以压低被领导者人格尊严，来突出“关怀”“慈祥”的领导人如同慈父一样。
（四）侠义精神
大丈夫人格有仁有勇，必有侠义精神，东汉一代的儒生大都有侠义精神。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民同乐”。马援、樊重等人都曾分财与众人。
想想现在的富人，一掷千金取一乐，五万学一天法拉力。 而丛飞救助穷学生，却无人回报，连探望都没有，人们已经不知如何表达感谢、也不懂报恩。
这种民风类似明末，明末内忧外患，朝廷无钱可用，崇祯号召百官捐款救国。不少人拥有百万家产，却一毛不拔，坐视国家灭亡，谁都不关心国家民族，这就是社会解构。其灾难是全民族的，也包括这些人，当李自成追赃时，这些人大多也死于非命。
侠义精神的丧失，就是这个社会正义沦丧，行将灭亡的先兆。
（五）、精神贵族
既有大丈夫人格又有君子品格：那么士儒则必然成为精神贵族。不因贫穷而卑屈，不被权贵而被吓倒。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这里表达了君臣人格平等，人格独立，藐视权贵，为民代言的精神贵族的理想。孔孟儒家要保持的是独立人格，士大夫浩然之气。是故东汉儒生常有蔑视皇权的惊人之举。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论语·子罕》）“穿着破旧的丝棉袍，跟穿着狐皮、貂皮袍子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的，就是子路了吧，不嫉妒，不贪求，怎么不好呢？”君子虽贫，然而心中坦荡。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末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
“我没有听说自己不正直却能矫正别人的，更不用说屈辱自己来正天下的？圣人的举动是不相同的，有的疏远君主，有的接近君主，有的离开，有的不离，总之要洁身自好而已，我只听说伊尹用尧舜之道要求汤，没听说通过切肉做菜来求得赏识。”君子不会求功名富贵而辱没人格，也不会为了得天下而辱没人格，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
儒者形象：威仪庄重、为人谨慎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论语·尧曰》）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讠宣)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讠宣）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大学》）
“‘ 文采风流的君子，就像经过切磋的象牙，就像经过琢磨的美玉，庄严威武，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文采风流的君子，教人难以忘怀。’所谓‘如切如磋’，讲的是如何求学求知；所谓‘如琢如磨’，是指怎样自我修养；所谓‘瑟兮僩兮’，就是要心存畏惧，不敢有丝毫懈怠；所谓‘赫兮喧兮’，就是要有威仪；所谓‘有斐君子，终不可（讠宣）兮’，说的是弘扬至善至美的懿德嘉行，民之所敬仰不能忘。
马斯洛的五级理论，告诉我们，人总是有更高的人生追求需求。在基本生存需要满足之后，人需要亲情、友情、爱情、事业、尊重、个人价值，这一切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改变。一旦出现新的要求，新的欲望在社会、在家庭中满足不了之时，就必然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悲剧。
对于儒家而言，自我价值的实现则在于个人德行的提升。应该是事功和德行的统一。这是保证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良策。但问题是不论是“德而优则仕”还是“学而优则仕”都把做官、权力作为证明个人价值的标尺，都是权力本位制度，这是极端不合理的，要实现个人价值，要赢得社会尊重，只能迫使人们一步步的去当高官，得厚禄。但权力官位总是稀缺的，官越高越是稀缺。这就培养了恶劣的官风、仕风、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官官相护，拉帮结派等等弊病。膨胀的权欲成了人一生永不放弃的目标，足以使人疯狂。人一旦尝到了万人之上的滋味，就不再放弃，再不愿甘心回去当平民百姓，最终只会以悲剧收场，王莽篡位，隗嚣割据都是如此。
以逐利和权力目标的价值体系，必然败坏社会空气，好利寡义，奢侈放荡。个人尊严和价值决不应该建立在权力、身份、财富、地位上，孟子所言的“藐大人”之论太可贵了。
这就告诉我们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价值体系多么重要，它给每个人一个自我价值实现和尊重的目标。什么是成功的标准，如何才是人生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新的进步，而不与社会与其他人与家庭发生剧烈的冲突。
东汉时期儒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儒学自身在历朝历代都自有品评人物品行得失的评价标准甚至是道统体系，并非总是同专制统治者的要求完全吻合，儒生们普遍认为不必只尊从一个君，一个专制，君可替换、可禅、甚至可杀，士各为其主，可保则保，不可保则弃，并无伦理道德上的亏欠。真正保汉扶汉的少之又少，但东汉儒生却是最有骨气的，同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面临宦官外戚的迫害，严酷的党锢之祸，他们始终保持气节，决不妥协投降。对比明末，同样面对宦官乱政，士大夫则以大批的变节而告终。
三、践行论：实践与修养，如何培养成君子
先秦儒家对于怎样成为君子，有完整详细的论述，既注重品格锻炼也重视心理训练。
（一）品格锻炼
1、内在品质的培养
劳：
《国语》一书中，有一篇敬姜论劳逸的文章，她说人必须要接受劳苦的磨练：“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原始儒家讲行动，“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八佾》）
孝：
能行大孝者，必能爱人，行仁。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为政》）。进孝是磨炼人的性情，是身心锻炼。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偷是指偷巧。 （《论语·泰伯》）
诚意：
前面讲过以诚待人，更需要的是以诚量己，道德修养从诚意开始。诚，是静，是纯，是真，是明，是尽性之道。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大学》）。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
诚能载海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中庸》）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离娄下》） 何以称大人者，反身自诚而已。
诚实是任何社会和谐的首要前提，也是精神独立的首要前提，诚实可以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尺，也是人格是否健全的标尺。
信：有诚必有信。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学而》）
“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白虎通·性情》）
仁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造就是创造、作为，次就是这个情况，君子不可违仁。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知错就改，闻过则喜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儒学要求儒者洁身自好，与人为善，知错就改。
求知好学
孔子劝学：“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论语·阳货》）。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学问深促进人品道德的长进。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民间就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除了学问，更因为于人品，读书明理，知书达理。
2、以外在的形式实现内在的德化
修养用礼仪实现，儒家特别重视外在的方式来实现内心的自省。
《管子·心术下》：“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静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於四极。是故曰， 无以物乱官，毋 以 官 乱 心。”
“不以规距，不能成方员（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离娄上》）
所以儒家特别重视衣冠、礼仪，祭祀、守孝制度，孔子反复强调各种仪式必须心诚。
典乐
礼乐是进行心理教育，人格培养的工具。《尚书·舜典》 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诗经 》思无邪，正是惟精惟一、思自本心自性之教诲，实践性的心理教育。
3、人格教育
孔子的人格教育，“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九德是人格心理教育，“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尚书·皋陶谟》）。
《尚书》中的《洪范》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艾，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这些都是用来形成温文尔雅，胸怀宽大，庄严敬谨，刚正勇敢，而又不以强凌弱，理想的儒家人格。
儒者养心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尽心下》）
孔子以礼治心：“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即“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礼乐，通之以思索。” （《荀子·修身》）
4、修练过程：
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过程必然升华到“内圣”的境界。儒家的“诚”先从周边亲人做起，这是一种磨炼。学会“善”和“敬”并不简单，必须知人、识人、诚、不悔。先秦时的“贤”兼有善与才两种品质，儒道教化兼有长才干、品行良善的功能。所以舜能亲亲，大善必大贤有大才，才能承接王道，所谓修练，练得是心。
故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磨难是为了养心，养得心不动，则成矣。
（二）心理训练
儒学心理训练的目标是既成为君子，又成为干才。
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现象总结道：心理治疗不如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不如心理教育、心理训练。儒学有特殊的心理训练方法，即品质锻炼和情感训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要的既是瞬间保持心理平衡也是长时间的心理调整，最重要的是一直保持清醒和冷静。
他提出的养气方法：“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公孙丑上》）
练就尚武精神
练定力，不动心，这些养气方法，让人联想到日本武士道静养修练取自于此。日本有本书《武士道》，这是一本只有110页的薄薄的小册子，但是里面充斥这大量的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先哲的语录，几乎达到俯仰皆是的密度，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思想渊源。这是孔孟思想的另一种解读。同一本“经书”让我们惊讶的是竟然会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
儒学传到日本，就发展成为日本的武士道，日本的武士道在切腹时，要求做到：在腹破肠流，血流不止之时，保持心不惊，身不动乱，神智清明到死去。
“在武士道的训练里，有一项是克制满腹牢骚而训练不屈不挠的勇气。此外还有“礼”的训练。这些训练目的就是：禁欲。这种喜怒哀乐都不行于色，以避免因自己情绪而影响他人。对一个武士而言，把情感流露于外表，简直就不是男子汉的作风，要成为一个受别人称赞的大人物，就必须做到‘喜怒不行于色’，因此必须要克制最自然的情感。
武士不能逞‘匹夫之勇’就像手中的刀剑 ，是时机才出鞘。但不是说遇事就退缩。相反，武士道注重“勇气”的培养。威猛、忍耐、勇敢、豪迈、勇气，这些武士从年少时便开始竞技比赛，以君子之争来培养勇气。
勇气的另一面就是沉着。也就是说，勇气必须借稳定的心情冷静的表现出来。所谓冷静就是指静止状态的勇气。果敢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冷静就是勇气的静态表现。一个真正的武士一定会常保持稳定的心情，决不惊慌失措，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保持冷静。”（《武士道解析》）
相对于日本的武士道的铁与血，中国的儒学更强调儒者在生活中的坚忍。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古人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读历史，常常能读到古人因恐惧、气愤、失落患“心病”而亡的例子，如何把消极的压力变为积极的动力和信心，都来自精神和修养的支持。
孟子要求的儒者能承受超强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既能承受瞬间的压力和诱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麝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也能长时间保持良好、平静的心态，“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祭遵杀光武舍中儿，刘秀息怒；赤眉侮辱皇陵，光武止恨。身为儒者爱恨情仇要控制得住，更能战胜悲伤、恐惧、委曲、不平等负面情绪。
一战名将鲁登道夫写过《总体战》，他认为：“使用机械化或表面化的方法并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团结，例如群众大会、示威**等等，用强迫的方式只能使人民在外表上一致。”他佩服日本人，认为这是民族统一团结的最高典型，这归功于日本的神道教。他认为要形成一种精神状态，然后能使现代工业社会的人民愿意忍受总体战争的艰苦生活条件。动员可以组织人的技术能力，但并不能透入其信仰的核心。鲁登道夫认为社会团结的根源为其深远的传统，而不是警察国家的有效组织。
可见所谓尚武精神是深深埋藏在民族内心深处，是民族普遍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从红军到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都是如此。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对于儒家来说，尚武精神不是指具备单纯的勇敢，挑战意识，而是儒家精神加敬业精神。古代儒家虽然缺乏专业意识，但是孔子也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应该有新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敬业。克劳塞维茨说：“武德是职业军人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尤其是团队精神。以军队的制度，规章和习惯为纽带，把军人必备的种种素质才能和以智力为主的精神力量固定起来。凝结成一个特殊的整体。核心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失败困境时能服从命令，伟大的统帅必然领导着有武德的军队。”儒家精神加敬业精神，“又儒又专”，必有尚武精神。
四、儒者无敌
儒家奉行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孟子自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儒者应有强烈的拚搏精神。孟子相信困难、痛苦是对人的考验和磨炼。大丈夫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他认为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丈夫就是应该终生在奋斗之中。而一旦贪图安乐就有灭亡的危险。君子应“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忧国忧民“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万章上》），以实现人生价值。
（一）仁要有实力，求事功，否则反而误事。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然而后世腐儒只知道孟子所言：“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告子下》）却不理会孟子也说过：“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何为不熟，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迂远而阔于事情”。故欲行王道，必须文武兼修。
（二）文武兼备：孔孟儒家从来都主张“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不可偏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孔子的要求是：能文能武，该挺身而出的时候决不能犹豫。
儒家尚武精神，由天子射猎可知。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为兽猛巧者，非但当服猛也。示当服天下巧佞之臣也。
《诗》云：“四矢反兮，以御乱兮。”
《白虎通·乡射》说天子射百二十步，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天子射熊要百二十步，相当于在170米外还能射死熊，这需要很强的膂力，要拉三石弓，弓有九十公斤的张力，汉人之好武可见一斑。
《传》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当；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当；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当；万人必死，横行天下。” (《白虎通·三军》)
晁错 在《言兵事疏 》称汉兵比匈奴兵中国之长技五：“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复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失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可知汉代民间竞技之风，好武之风盛行。
东汉儒生都重视事功，和后世小儒的虚伪、无能、漠视事功只重视虚伪道德不同，他们上马提剑，下马执笔。群雄四起之时，人人皆武，光武、曹操都有手杀数十人的记载，刘备、孙策、孙权疆场逞英豪，曹丕颇能击剑。即便汉军所领部队有大量的蛮兵但是从无蛮将。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东汉从来不缺将才。
儒家大丈夫人格，内外兼修。强大精神力量在于其有“道”，“民本主义精神”，“大同世界的追求”才是儒家的大道。否则，在君本主义支配下，只能成为儒术，所以两汉儒学既不同于日本的武士道，也不同于满清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奴学。他们完成的是修身和经世的统一，内圣和外王的统一。
=========================
儒家精神在抗蛮战争中闪光
一、东西方文明对蛮族的认识
（一）蛮族对西方文明的浩劫。
1、蛮族惊人的破坏力
《世界中世纪政治史》论述了蛮族对西方文明的浩劫，书中谈道：“匈奴人和日耳曼各部族先后数次劫掠罗马帝国，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也不罢休。在没有了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的约束之后，蛮族人民以掠夺为生的习俗得到充分的表现。日耳曼各部族进入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着手建立秩序，而是放手抢劫，然后毁掉不能带走的财产。奥斯拉西亚人在6世纪进入奥弗涅和阿奎坦时，抢劫仓库和地窖，把俘虏和家畜带走，然后砍倒果树，烧掉庄稼，将葡萄连根拔起。阿拉曼尼人在莱茵河与多瑙河的罗马化区域，把家具，衣服，甚至建筑别墅的石头也载上他们的战车，而把不能带走的东西付之一炬。汪达尔人的劫掠与破坏，使得“汪达尔主义”成为凶恶破坏的代名词。无法保持社会稳定的蛮国政权本身也极不稳定。往往正当有些部族能够稳定地定居下来的时候，其内部不同家族间的战争又使其野蛮的习俗延续下去。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严重破坏了欧洲的经济。田园荒芜了。恩诺狄阿斯留传下来的一篇关于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时全国惨象的记载，其中写到，满地荆棘，田野已大部分变为荒芜了。现代拍摄的法国南部农村的航空照片显示，以村庄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中世纪农田，通常覆盖于早期罗马时代那种排列整齐的方形和长方形农田之上，也就是说，罗马时代的农田曾经长期荒芜，经过很多年后才又有人重新耕种。城镇被毁弃了。斯拉夫人毁灭了伊利里亚的，达思亚的和达达尼的市镇；在西班牙，苏汇维人毁灭了美黎达，汪达尔人毁灭了希斯帕利斯(今塞维尔)和迦太基拉，西哥特人烧毁了阿斯托加，巴棱西亚和巴拉加；在意大利，汪达尔人毁灭了巴勒摩，塞拉库西，喀大尼亚和豆米尼，而西哥特人，匈奴人，赫琉来人，东哥特人，奥斯达拉西亚人和伦巴第人等的先后入侵，则全部毁灭阿奎雷雅，空科狄亚，阿得罗，伊斯特，特里维克，维亚松扎，巴图亚，曼图亚，克雷莫纳，波布洛尼姆，佛摩，阿细莫，思波雷托等市镇。公元600年的罗马，只有5万居民，是原来的1/20，而且，耕地和菜园占据了大部分空旷地方，看不见任何工艺活动。人口锐减。公元500年至650年期间，西欧与中欧的人口从900万减少到了550万（J。C。拉塞尔:《500-1500年的欧洲人口》，《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1月第1版，）。
商埠衰落，盗匪出没乡间，海盗袭击客船，陆地商业和海上贸易同样不安全。经济活动只限于食物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易，而且，由于货币的短缺和信用的消失，物物交换又出现了。帝国的邮路已完全毁坏，邮政停止了。文化严重衰退。一直作为希腊--罗马艺术主题的人的形象被简单的几何图形所代替。除了教士，几乎无人可以读写拉丁文，而真正有学问的教士也极为罕见。当时一部很重要的史学著作，6世纪图尔的主教格列高里所著的《法兰克人史》，是用不合语法的拉丁文写的，文中充满了残暴和愚蠢的奇闻。罗马帝国政治文明的崩溃导致的无政府状态，使欧洲文明经历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倒退。
（摘录自《世界中世纪政治史》p28）
2、西方人对于东方来的游牧民族的评价：
“游牧民族种族繁多，但是他们的生活癖性却惊人的相似，野蛮、残暴，毫无文明人的道德感，进入文明地区后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
“和所有的“车骑”民族一样，匈奴人是到处漫游的，所以他们根本无文明可言。经过了许多代的时间，他们都是带着牲口－牛马羊等，逐水草而居。因为他们是那样的原始化，所以连纺织的手艺都没有，只好穿羊皮。”（以上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史学家阿米阿努斯，对匈奴人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都具有强壮的肢体和粗壮的头颅，样子很难看，简直象野兽。因为从小即惯于在山林中生活，所以极能忍受寒冷和饥渴。他们穿的是麻布或是兽皮。他们从不步战，好象是胶在马上一样，他们的马很丑陋，但也很能吃苦。他们从没有固定的住所、法律和安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像难民一样，到处流浪，夜间就住在车辆里面。他们不守信用，决不可靠，见异思迁，容易冲动，好像无理智的野兽一样，对于是非毫无判断力。”
约尔丹斯在《哥特史》说：“哥特人认为匈奴人是魔鬼的后代，没有人性，也没有语文。他又说：他们的长相太可怕，使人望而生畏，对于刚刚出生的小孩子，都能加以虐待。因为他们对于每一个男子都要在脸上砍一刀，说是他在吃奶以前，就应该学会怎样忍受创伤，所以他们每一个脸上都有疤痕。青年人不漂亮，老年人也不长胡须。他们身材短小，行动敏捷，善于骑射。虽然他们外形像一个人，而其残酷则恰如野兽。
499年，罗马使节普里斯卡斯谒见阿提拉发现，匈奴人已经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而变成“强盗所组成的寄生社会。他们已经不再饲养牲畜，而学会了一个更有利的生意，那就是饲养人类。并且有了尖锐的贫富差距。普里斯卡斯还说阿提拉与他的女儿艾斯卡结婚，这是他们的法律所允许的，当罗马的使节就馆舍时候，他们又送来了营养品和美丽的女人，这对于匈奴人而言，也是一种待贵宾的礼节。事实上，匈奴人的风俗与今天中亚某些地区还是差不多的。”
这也就是古人称他们是“人面兽心”的原因了，看来对游牧民族的看法上，东西方是相通的，实际上，从人类的文明角度，得此结论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从文明角度，而从所谓“民族大团结角度”出发，站到野蛮人的视角上，这些言论就被当作“大汉族主义”或者“种族主义”的言论要被批判了。看来我们的政策是有矛盾了，既然要弘扬先进文化，又总是自甘堕落，常常却又要沦落到野蛮人角度去说话，我们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呢？融合论者从来不把野蛮当野蛮，而是升格为文化。然后用文化和平共处、融合、互补来忽悠人，既然他们认为只要融合就好，认为文化没有先进后进之说，那么大家完全可以学学非洲，学学印地安人，为什么整天喊着要和欧美国际去接轨？
3、给西方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游牧民族的残暴：
395年匈奴人进犯，圣杰洛姆描写道“整个东方都为之发抖。匈奴人来了，凭着他们的快马，到处烧杀。他们前进的速度也许比谣言传播得还快，他们一点怜悯心都没有，不分宗教、阶级、年龄、性别，人若碰着他们就是死定了。”
“他们一路烧杀奸抢，所过为墟。当时的兰斯、梅斯、康布雷、阿拉斯等城市都完全被烧抢一空。”阿提拉被当作是撒旦的化身，甚至于到了今天，当我们想侮辱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还称他为匈奴人。阿提拉的帝国在他死亡之后，也还是照样要瓦解的；因为它并无政治上的基础，是完全建立在恐怖之上的，根本上即缺乏创造力。所以罗马人埃提乌斯击败阿提拉的沙隆战争被西方人当作拯救文明的胜利。
他们对蒙古帖木尔的描述：1398年从撒马尔罕到阿勒颇，沿途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攻入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在每一个攻占的城门口，人头都堆成了金字塔。（以上《西洋世界军事史》）
4、沙漠化是谁的过错，《狼图腾》胡言乱语。
《狼图腾》最拿的出手的是所谓农耕民族是世界沙漠化的罪魁祸首，那么看看西方人又是怎样说的。
“有人认为中亚的气候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突然变得干燥起来，到了公元500年到了顶点，有人认为是游牧性的侵入破坏了水道之所致。派希克（T.Peisker）说：为了使一个水草田的拥有者，不敢不向他们纳贡，他们只要攻占主要的水道即可。而这些游牧民族又常常的盲目的抢劫和毁灭一切东西。一次侵扰就可以使几百个水草田化为灰烬和沙漠。进一步说，游牧民族不仅使中亚的无数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废墟，更使草原变成了赤地，因为无意识的取火而滥伐树木，终于使流沙扩大了范围。”（《西洋世界军事史》）。
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当他谈到蒙古人的凶残时，他说：“从里海起到印度河为止，他们造成了一个宽达数百里的废墟地带，这都是人类几世纪来所努力经营出来的成果，也许五个世纪的时间都还不足以恢复这四年来的损失，”
富勒接着说，以后匈奴人当与拉丁文明接触之后，因为他们不能给予任何东西，而只能吸收拉丁文明，为了生存，也只好拉丁化了。假如不是这样，而把局势反转过来，则罗马帝国早已变成了第二个“呼罗珊”(Khorasan)。（《西洋世界军事史》）
现在有种错误观点，认为华夏文明就是农耕文明，不从事畜牧，而从事畜牧则是草原文明，农耕文明不适用于草原生产方式，两者是不能代替的。草原上的人们必然会采取野蛮人的那种生产生活方式，草原文明必然是游牧必然和农耕文明发生冲突。读过光武中兴历史，就知道这是错误的，在汉朝的疆域内，同样存在着大量的畜牧生产，尤其在北州、西州一带，农耕和畜牧兼营，比如吴汉、马援就以牧马、贩马暴富，赢得美誉。窦融等河西士大夫去京，“马牛羊被野。”，事实证明，游牧比圈养更容易导致草场退化，生产力更低，现在内蒙草原牧民也都实现定居圈养了，有了定牧，人们才有时间精力学习，发展文化，这不是文明进步了吗？
（二）破坏性价值评估：
据统计，放任士兵掠夺破坏是得到财物的两倍。而且彻底降低当地补给士兵的规模，以至于最后军队挨饿，解散。 法兰西大臣黎塞留说：“历史知道，更多的军队并不是被他们的敌人行动毁灭的，而是被必需品和秩序混乱毁灭的，我已经目睹了我的时代进行的所有雄心勃勃的事业是如何只因缺少后勤而惨败的。”
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据统计，1618年某地有1717间房子，到1649年只有627间，有316户幸存。4616头羊不见了。1402头牛就剩下244头。劫掠一空后，最后军队也开始挨饿。17世纪三十年战争教育了当时的雇佣兵首领。之后军队薪金稳定，常备化，也就有了纪律严明，管理有方，团结有凝聚力的队伍。
三十年战争后，欧洲由此走向文明，平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观念形成。（以上《西方战争艺术史》）这种历程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后，肆意暴虐之后最终得出的经验，但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众多，这种类似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劫难层出不穷，总在中国重演。
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亚洲野蛮，西方文明。对付野蛮的亚洲，西方世界就必须象古代那样，重新团结起来保卫西方文明。
西方民众对于游牧民族，不论是匈奴人还是蒙古人，从心底是厌恶的。某些文人却抓住某些西方学者的片面支语，大肆歪曲真相，说西方人崇拜成吉思汗，误导国内舆论。这正中了圈套，让西方舆论大肆宣传“黄祸论”有了发挥的立足点。把中国崛起描绘成西方世界又一次大难临头。
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对于蛮族引发中世纪西方灾难的认识，是客观公正的，一旦把类似的情况拿到本国来，就完全两样了，在“民族团结”这面大旗下，掩盖了多少真相和罪恶。只要一引用古人对蛮族的记述，“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之类的帽子马上就会飞来。欺骗、愚昧、专制的伎俩同满清文字狱无异，能发言的“学者”都被“政策”洗过脑，是混饭的小人，蛮族造成的恶果更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去系统研究，以至于《狼图腾》、“努尔哈赤”、“康熙大帝”之类的垃圾到处泛滥。可惜骗得了中国骗不了世界，自作自贱只会让世界耻笑。
当代中国没有历史学，有的只是政策史学，都是政治导向性史学，官方出的课题都是论某某某对民族融合或者国家统一的伟大意义，“学者们”所发表的文章都带有官方政治性导向，过去是高唱“造反有理”，“农民起义万岁”，现在是“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统一神圣”之类的政策指向。所有的史学文章，不管主题宗旨如何，都要在文中加上“统一”、“融合伟大”之类的标语式口号。中国人死上千万人去完成和几十万人的融合是伟大的吗？所谓的历史工作者早以成为政策宣传的工具，根本没有独立的学术人格，是最不讲职业操守的一个职业，清史学界尤其是一群丑类。他们既然丧失了学术人格，成为政策的工具，同样也能成为金钱的奴隶。无耻文人紧随，搞了无数垃圾文艺，今天出现的大量给汉奸平反的垃圾是不奇怪的。这些历史实用主义者的理由是历史学是为今天的政治服务的，政治利益决定是非道义，现行政策定义良知正义。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场面，在中日关系紧张之时，人们纷纷为南京大屠杀发出愤怒的呐喊。而在中日关系转好的今天，人们则又开始漠视和遗忘南京死难者的冤魂。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怎能服气？世界又怎能同情中国？
历史学原本是活的民族精神，是样本化的文化道德伦理，是教育国民最形象的例子，但今天中华史学精神早就荡然无存了。
（三）蛮风恶俗流毒深远
《容斋三笔》卷三里谈《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自宋以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一向有人殉的传统，奴隶妃嫔，都不得不殉葬。努尔哈赤死后，皇后那拉氏和二位妃子阿济根、代因扎殉葬。“成吉思汗战死后灵柩归葬，途经万里之遥，所遇人都杀死，那数字之大，难以估量。成吉思汗还用美女骏马殉葬：‘杀40名贵族美女及大汗之骏马以为殉’”(何建民《中国殉葬史》)。 受蒙元影响，明初皇帝竟然也采用华夏政权早已废止的殉葬制度。蒙元、满清都有番僧、贵族放淫民女的恶俗。满清军队吃人肉的恶习从清初攻打四川到平定准格尔部再到镇压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屡见不鲜。
古代中国从来都有言事、刊印、结社议政的自由，唯有满清不同，满清严格规定：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太平天国起义檄文愤怒声讨：“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於四海，妖气惨於五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於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太平天国义军奉天讨清檄文 》）中原大地“渐化腥膻”（《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 》）。
神州陆沉，野蛮化也是东西方人共同的认识，“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之土风俗尚置之不问可也。”（《清俗纪闻》林衡序）。在日本人看来，满清下的中国，却已经成了一堆蛮夷了。同样看法还有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他出访满清，看到的是丑陋、野蛮、衰败，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越对中华文明认识深刻，越能发现满清对中华文化，中国人弱点研究得是最透的，招招都在要害上。即便是在当代，其流毒还在扩散传播。满清造成的恶劣影响，在政治、文化、经济、民族精神等诸方面的影响五百年难以肃清。
蒙元、满清是造成中国远离文明，沦为野蛮落后典型例子。历史证明，野蛮人的确没有让文明社会生成新文明新发展的贡献。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正是由于远离野蛮社会，在排除野蛮世界的威胁后，靠文明自身发展，自我更新，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才有了可能，这时政权的专制、集中反而成为社会公认的不必要的成本。英国条件最好，其次法国，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实现是不奇怪的。 在亚洲，日本条件最好，日本率先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偶然的。
（四）游牧民族自有其道德观念：
“对于蛮族人民来说，掠夺部落，氏族以外人们的财产，是获得生活资料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的习俗；而勇武，好战则是一种社会公认的美德。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日耳曼青年“宁愿在战争中因负伤而受到荣誉，而不愿从事耕种，以待收获。他们认为用流汗来取得用流血所能得到的东西是愚笨的，懦弱的。假若本部落并无战争，许多贵族青年便自动地参加别的部落的战争，他们厌恶呆着不动。同时，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能得到荣誉。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们用许多时间去打猎；用更多的时间去睡觉。大吃大喝，无所事事。最勇敢善战的人们不工作，将管理家务，耕种田地的事情交与妇女和老人或家中体弱的人去做，他们自己袖手旁观，不参加劳动。最奇怪的是这样懒惰的人却厌恶和平。”（[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42页），（以上摘自《世界中世纪政治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部族的贪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了。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这就造成了其价值观与文明人大异，甚至相反。在文明人看来，游牧民族无异于“人面兽心”，不以抢劫为耻，且以为荣，不心慕教化，不崇尚劳动。在游牧民族看来，那些定居民族拥有最温和的天气，最美丽的风景，最诱人的食物，最柔软的衣服，还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们却象羊一样怕死。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应该属于最勇敢的战士。这也就是《狼图腾》所吹嘘的价值观。
野蛮人不光对敌人，对本部落同胞，同样实行强者通吃的规则，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取其妻妻之。主子死了奴婢，妻妾就得殉葬。
“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嵩山文集·负薪对》）
游牧民族由于身处恶劣环境，冬耐严寒，夏忍酷暑，日晒雨淋，风吹雪打，与饥渴相伴，和野兽蚊虫相随。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生命是脆弱的，生命又是顽强的，他们把生死看得很淡，敢于奋斗，敢生敢死，也难以尊重生命。那些能活下来的其生存能力，战斗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自幼在和野兽相互吞噬中长大，唯一懂得的人性就是兽性，在他们眼里人和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善恶是非在于是否足够强大，在于是否使得他人他物成为工具。他们是天生的战士，对生存技能掌握熟练，对农耕民族作战优势相当明显。所以他们取得胜利并不奇怪。
严酷环境下生存下来的野蛮人，生死无常，所以都是短视的，饥则剽掠，饱则弃余，他们追求的是瞬间的极度狂欢。他们这种狂欢是建立在被征服者的极度痛苦之上的，他们把这当作狂乐的极高享受。
野蛮人进入文明地区，享受了欢乐，接触到了文明，自然而然的开始懂得欢乐幸福是可以延续的，懂得了自己生命的可贵，开始怕死，怕苦。经过漫长的认识之后，才逐渐认识到保存他人生命，才能给自己带来更大更长久的享受。之后他们认识到发展生产和文化才能更长久地延续这种权利，于是开始变得文明了。但这一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充满了血与火，痛与泪。是文明人用血泪等待野蛮人的进步。
（五）野蛮人没有精神
“精神”是人类文明发展后的产物，对于野蛮人是不存在的，野蛮人追求的是个人极度纵欲狂欢，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获得“子女玉帛”，才能赢得极大的满足感，快感，才能过把瘾就死。这时他们爆发出极大的勇气。
从野蛮社会出来的野蛮人，其对于生命的漠视的同时也不知恐惧， 一旦他们体会到享受欢乐和文明后，才知道生命之可贵，从此贪生怕死， 普遍腐化。这是他们走向文明的第一步。蒙元征服南宋后，蒙古人迅速腐化，征越南，征日本都以惨败告终。满洲人入关也是同样，八旗腐败得不堪用，消灭南明靠的是汉奸。这些野蛮人在霸占了最富庶最繁华世界后，享尽了数不尽的子女衣帛后，哪里还有尚武精神呢？ 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同样，要说因为接受了中华文化而腐败，蒙古人何时接受中华文化？满洲人又是何时呢？《狼图腾》所言根本就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八道。汤因比说:“ 一旦蛮族抛弃了身后的空旷原野，踏入被他们当作人间乐园的那个满目苍夷的世界，他们的不适应心理就变成了道德败坏。在这陌生的环境里，蛮族很容易沉溺于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直至另一个更强大的蛮族取而代之”。
所以野蛮人的所谓民族优秀品质根本无法传承，还没有进入文明，何来文化和精神？在他们进入文明社会后，环境、制度的变化早把他们以前野蛮状态下的所谓勇敢、顽强、不惧艰险等意志品质抹灭干净。现在东北等地大树努尔哈赤、八旗英雄等形象毫无积极意义。根本也不可能再唤醒这些所谓的精神，能起作用只是增加当地的独立意识。
可悲的是，东北地方政府在有意助长这种意识，文明的华夏子女不作，非要当以抢掠为荣胡人的后代。搞“紫气东来”清文化节，搞 “盛京马战”吹嘘满清胜利。宣扬努尔哈赤等民族分裂主义者，加封为英雄。给尚可喜平反，重修纪念馆。找阎崇年、戴逸等专家鼓吹满洲精神，宣传八旗精神，播放“七品李剃头”，一些东北人在外地的黑社会犯罪现象，这和当地政府一再树立强盗头子不无关系。
（六）儒家为何认为蛮夷是禽兽？
蛮族的凶残、无法无天，不讲最起码的文明规则给东西方文明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至今各国语言文字都是以蛮族或者蛮族人所为来谴责最恶劣的卑劣和残暴，比如“野蛮”、“蛮横”、“蛮不讲理”、“蛮干”、“胡来”，“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等等等等。从这些词汇中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对蛮族是极端厌恶排斥的,这种观念来源于千百年来的真实历史感受。这同样也是文明社会的共同观念，东西方相通。
孟子把没有不忍之心的人统统称为禽兽。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以此为标准，野蛮人就是天生的禽兽。这并非出自民族歧视，而是来自儒学最根本的教义。某些人要批判儒学中的“大汉族主义”，就应根本上否认儒学才对。
野蛮人出路
野蛮人不同于西方殖民者，背后没有文明的积累，征服的同时没有带来文明进步和文明交融，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野蛮时代是人类历经的幼年时代，人类社会是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一步步发展而来的，野蛮社会的生存方式早就被淘汰了，人类当然不必要再回去重走一遍，蛮族入侵也许能成功，但随着社会恢复进步和发展，蛮族带来的生存方式最终还是会被抛弃。蛮族被同化于文明社会是其必然的归宿。但是同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被文明民族征服，还一种是征服文明民族。后一种伴随着社会的大倒退，平民的大量死亡。故而真正的儒家一定会坚持：“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某些人推崇“狼文化”的野蛮社会，强调的是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自身的强大富贵是以对手的消灭为基础，这是蔑视生命，这是一种劣等的“精英”意识。
二、文明和野蛮的战争
（一）游牧民族在战争中的优势
《将略》据称是诸葛亮所写，描写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个方向的蛮族特点。并指出应对方法，对华夏政权威胁最大的还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扞急能斗，依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
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昆仑，东至洋海，海产奇货，故人贪而勇战。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也。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处，米粮少，金贝多，故人勇战斗，难败。自碛石以西，诸戎种繁，地广形险，自负强很，故人多不臣，当候之以外衅，伺之以内乱，则可破矣。
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北遁。长山广碛，足以自卫，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服裘，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汉不与战，其略有三：汉卒且耕且战，故疲而怯，虏但牧猎，故逸而勇，以疲敌逸，以怯敌勇，不相当也，此不可战一也。汉长於步，日驰百里；虏长於骑，日乃倍之。汉逐虏则齎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战二也。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於步，迟疾势悬，此不可战三也。不得已，则莫若守边。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
富勒说：“匈奴人之所以能所向无敌，并非他们有数量上的优势，而是因为他们有高度的机动性。他们分成由马弓手组成的小队，能够迅速集中在某一个指定的点上，迅速散开，然后再集中在另外一个点上。他们在宽广的正面前进，后面跟着他们的家属和车辆。这些车辆就是活动的要塞，可以迅速构成一个“车城”。
解决口粮上的困难，他们和蒙古人一样，用马乳和马血作为食品和饮料。马匹成为一种自动补充的罐头食品。正如阿拉伯的劳伦斯说：“我们的王牌是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打击力。若是有‘自动牛肉’的发明，则比火药的发明对我们还有利。因为它所增强者为战略性的力量，而非战术性的力量。”
在这种自动补给的基础上，就发展出一种旋风战略。匈奴人在作战时，像一阵旋风一样吹来，马上又退走了。整个地区都变成了废墟，全部人口都将被杀尽，这不仅是为了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而且是为了便于撤退，以免受到敌人的追击。他们所采取的战术可以下一个定义为：“在权威下的凶残。”其主要的因素为勇敢、奇袭、闪避、狡猾和机动，而不是计划、方法、操练和纪律。提耶里说“野蛮民族同我们不同，并不把逃走看作是不光荣的。他们把战利品看到比荣誉更值钱，仅仅是在有成功把握时才作战。当他们发现敌人实力强大有备时，即马上退回，等到发现了好机会再来攻击”（《西洋世界军事史》)。
晁错《言兵事疏 》总结出匈奴骑兵的三大长处，“上下山阪，出入溪润，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
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军事上的优势很多，最大的优势在于，随时掳掠，不需要后勤，没有漫长的补给线。这就使得农耕民族大部分战术原则不再适用。
第二、机动性强，能形成长途奔袭，包抄，造成守军极大的恐慌。
第三、人的耐受力强，能忍受长时间的饥渴劳顿，个人军事素质较高。长于骑射，战斗意识强，他们过着迁徙无定的生活，他们时时面临着狼群的危险，以至于他们在河边喝水时，也不会弯着腰，而是蹲下来，以防止来自于后方的攻击。而农耕民族日常生活不需要弓箭，拉弓需要多年练习才拉开，骑马战斗更难。所以军事学家蒋百里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蒋百里《国防论》）。
第四、骑兵对于步兵战场上的优势在于：在任何战场上都是占据进攻而不是防守地位，牢牢把握主动权，以逸待劳，疲劳消耗敌人。能选择最好的时机，敌人最弱的地方给敌以致命的一击。
第五、他们有深远的后方可供逃窜。这是农耕民族不具备的绝对优势，他们一直拥有机动性和主动权。
第六、马镫使用后，重型骑兵威力大增，对于冲锋的步兵，以截断，反冲击，取得战场优势。对于列阵的未经训练的步兵更有胜算。马镫的使用使得骑兵的穿透力、冲击力得到极大的发挥，只要骑兵冲入步兵列阵的间隙，步兵阵形一旦乱了，交战就变成了屠杀，这时候兵力多少已经不再重要了。“身著重甲的骑士们集体冲锋时所产生的噪音加上视觉效果，会使得面对他们的步兵们感到震憾，尤其是训练度越低的话，越是容易因为“骑兵恐惧症”而导致崩溃。”战场经验证明，只有用密集的、严格训练的军阵才能抵挡骑兵冲击。
第七、对于农耕民族装备同样一支骑兵，要付出惊人的代价，一匹好马的价格，通常可以雇请数十到一百个长弓手。
第八、农耕民族具有地域性、区域性特点，乡土观念浓厚，不适于异乡的气候、土壤、饮食。适应性是差的，既不适应南方低湿漳气，也不适应北方酷寒暴暑，大漠干旱。
茨·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把游牧部落比作“熊”，把农耕部落比作“蜂房”，富勒在其名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认为：游牧民族的游动性和农耕民族的定居性决定各自的战争形式，前者被迫选择进攻，后者被迫选择防御。游牧民族是进攻大师，农耕民族是防御大师。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来都是游牧民族击败或征服农耕民族，这似乎是一条千年不变的历史定律。
因为游牧民族毕竟与农耕民族有太大的差距，西方人对于游牧民族，总结的经验是最有效的战术是筑城，坚壁清野搞后勤战略。
（二）西方人对蛮族军事弱点的认识：
“他们是像洪水一样，要斗水作坝是非常危险的。对于财物的贪欲和必胜的信心，增加了他们的勇气，而勇气比兵器和人数更厉害。一定要能忍耐，等到他们满载而归时再攻击。这时他们发了财，就会士无斗志。而使你可以有成功的保证。”罗马皇帝利奥有军事定律，对于匈奴人，必须在2、3月间加以攻击，因为冬季艰苦的生活使他们的马匹体力减弱了。（《西洋世界军事史》）
西方人曾经招募野蛮人当雇佣军，对他们的评价如下：
野蛮人的雇佣兵，虽然个人都是具有高度训练水平，但是他们的忠诚也决不可靠，在胜利时，他们像野兽一样凶猛，一旦失败了，就可能反嗜主人。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抢劫，而胜利只不过是达到此项目的的手段。
贝利萨留对于汪达尔人处于数量上劣势，但是他敢于深入敌境，他鼓动说：“现在说到汪达尔人的乌合之众，你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不必考虑他们，因为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数量，而是精神上的勇气。”
当时对抗骑兵是用一个防盾的墙壁，这是一个方阵，肩靠肩，盾靠盾，对抗仅靠剑、斧、矛的步兵。这是一种很有效的阵形，而步兵对付骑兵的冲击，这也是唯一的方法。（《西洋世界军事史》）
（三）反骑兵战
在西方，骑兵从来就没有在古代中国那样多的威风。西方人有成熟的对抗骑兵的办法。
骑兵进攻有两种方式，一种轻骑兵方式，围绕步兵阵列进行迂回，环绕，放箭。另一种是重骑兵直接冲击，抵御此类攻击方法是密集方阵加长矛加以抵御。对士兵的训练和纪律要求非常严。如果出现一角崩溃，就会导致全局崩溃。所以满清等以骑兵为主的进攻，常常发现对方阵形中的薄弱环节，重兵突破，失去阵形的步兵面对骑兵就是被屠杀。
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提出四种武器系统相克的观念，重装步兵经过训练能击败重装骑兵；重装骑兵能击败步弓手；轻装步兵，步弓手能打败轻骑兵、马弓手；马弓手能打败重步兵；轻骑兵打败重骑兵。“轻骑兵对于阵列射箭不用瞄准就是威胁，重骑兵冲锋时总是找缺口，用弓手射击缺口，那么本方就应该用骑兵驱散之。”
在《西方战争艺术》有许多步兵打败骑兵的战例。 理查国王面对撒拉丁骑兵。他在战线前方配置长矛兵，长矛兵单膝跪地，矛入地，矛尖和马胸平。长矛兵之间配备两名弩手，轮番发弩。击败了拉丁骑兵。特别是著名的英格兰的长弓手，箭能射400米远，当时6000长弓手消灭了3000法国骑士，但是长弓手需要严格漫长的训练。
1730年，西班牙将军检验步兵抗冲击能力，他骑上健壮的马，用马撞击地上的手里只有一根棍子的士兵，士兵则用棍子去戳马的眼睛和打头。最终使马因害怕拒绝前进。指挥官说：既然马不能对付一个拿棍子的步兵，那么在战场上，面对备有滑膛枪的步兵营，骑兵更不可能取胜。战马容易受到惊吓，这时只要有3列步兵就能抵挡骑兵突击。
所以在百年战争时，步兵就只要插下削尖的木桩，骑士们就往往会为了避免战马受伤而转身。此外，马无论是那种马，人是绝对无法说服它为了国家民族主义而去牺牲犯难万死不辞的，所以步兵们只要排成空心方阵，再把枪尖一致对外，就能够阻止战马从任何一个角度向他们冲撞过来。
但是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不必进行长时间的部署和准备就能迅速投入战斗。因此仍然有明确的进攻优势。线式步兵队形侧翼和后方完全暴露，也便于骑兵充分发挥其攻势。（《西方战争艺术》）
对抗游牧骑兵，农耕地带马草是不足的。坚壁清野，攻击游牧骑兵的后勤补给也是办法。
西方骑兵从没有古代中国的强大威胁，西方军队的职业化是主要原因，步兵防御骑兵总是有办法的。
与欧洲骑兵几乎全重骑兵不同，古代中国的骑兵一般以轻骑兵为主体。也有重骑兵，比如东汉的突骑，金军的“拐子马”。步兵经过充分训练同样能击败重骑兵。
《三国志·董二袁刘传》引《英雄记》记载袁绍大破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公孙瓒有一支精锐骑兵，有白马数千匹，号为白马义从。善于骑射，屡屡击败胡骑，胡骑奔走相告“当避白马”。但这支精锐骑兵，却被袁绍大将麹义击败。当时，公孙瓒与袁绍对仗，公孙瓒步兵三万人结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馀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袁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锋，中有强弩千张，袁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麹义久在凉州，晓习与羌人战斗，兵皆骁锐。公孙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想践踏之。麹义兵皆伏盾下不动，到数十步远时，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陈斩公孙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馀级。
东晋刘裕发明了却月阵。却月阵阵形是在距水百余步之处用战车百乘布下弧形“却月阵”，两头抱河，以河岸为月弦，每辆战车设置7名持杖士卒，共计700人；布阵后，再派2000士兵上岸接应，并携带大弩百张，每辆战车上各加设20名士卒，并在车辕上张设盾牌，保护战车。此战，刘裕以近2700名步兵破魏军3万多骑兵。
岳家军战胜金兵，就有如下记载：“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
金军是重骑兵，三骑连环，用于冲突军阵，但马腿没有受到保护，岳飞命一军持钩镰枪和大斧，冲入阵中，以钩镰枪砍马腿，待金骑兵掉下马，以大斧砍其胸，因此大破“拐子马”。如此精锐骑兵，被岳飞用正确的战术就能消灭。
吴玠吴璘而三叠阵，也是破骑兵的经典。
“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
以拦马栅和绊马索为阻碍，降低骑兵冲锋速度；以长枪结阵抵御骑兵正面突击；以劲弩给予骑兵大量杀伤，以河流，山地或骑兵保护步兵的侧翼和身后从此成为了以步克骑的经典战阵。 所以说步兵的战斗素养非常重要。步兵非结阵不足以抗骑兵，一旦阵脚被骑兵冲散，步兵的死期就到了。
到明代火器大量使用，戚继光也有应对骑兵的方法。
“至六十步，贼以零骑数十冲至车前，以试我者，我兵具静守不可应。又益贼百数前来，我且攒鸟铳，每车照准一贼打放，只用口传，不用炮鼓喇叭等号令。望贼拥众而来，望旗向贼磨下垂，车上旗急点，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一次，随车铳手每车四人，作二班，每班二门，齐打一次。又吹天鹅声，又打放，轮打不绝。候放起火一枝，又吹天鹅声一次，火箭放无次，佛狼机一齐举放。鸟、快等少停，又吹天鹅声一次，仍前放铳，与机、箭相轮，周而复始，务使炮声分番络绎不绝，乃为合彀。”
这种轮番火力战术是从十六世纪到骑兵消失最常见的战术，同样也需要高度协同和训练。应对大规模骑兵的冲击，明末明军对付满洲骑兵的兵力配置不尽合理，还应该配置更多的长矛兵和弓箭手。1571年西班牙的尼德兰军团举行了一次检阅，总人数为7509人，包括450名军官，596名滑膛枪手，1505名火绳枪手，其余的使用长矛。（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实践证明，长矛是对抗骑兵冲击的有效手段。据戚继光《练兵实纪》记载，车营共编3109人，其中鸟铳兵512人，佛狼机手768人，两者合计占总人数41步兵营共编官兵2699人，其中鸟铳手1080人，杀手1080人。鸟铳手占总人数的40%，加上火药箭手后，使用火器的士兵约占50%。明末营兵兵力配置，长矛兵和弓箭兵过少是难以对付满洲重骑兵的原因。戚继光是有革新精神的将军，很善于研究发明阵形，对付倭寇，对付北方鞑靼他都发明了新阵形，如果他在明末肯定会研究出对付满洲人的新阵形。
三、儒家精神在抗击蛮族的战争中闪光
（一）腐学不知兵，恶劣影响大
陈寅恪说：“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民族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长，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他认为唐朝是文化上吸取了众多他民（氏）族，特别是塞外民族的 “新鲜血液”，实现了民（氏）族的融合才崛起的。所以， 陈寅恪认为，“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 题实为最重要之关键。”他还着重指出，文化交融是复杂民族融合的根本途径。文化不能融合，种（民）族必不能融合；文化融合了，血统未合，种（民）族也可融合。 基于对民族关系的这般认识，陈寅恪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之交融）高于种族（之交融）。（《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
这种观点已经被文史界广泛认同，王岳川在《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说：“一个民族历一定时期之发展，难免走向衰颓，尤其在文化上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形成陈规旧习而阻滞民族之进步，唯有不断地或及时地注入外来民（种）族之“新鲜血液”，才能去除旧染，重启新机，使民族文化得以新生与振兴。此种“新鲜血液”的注入，达到一定程度，便是民族的融合。实际上正是文化的交融互释 才创造形成新的文化，才使民族重启新机，进而扩大开张。李唐一世正是在中国本土众多民族变动、迁徒、接触、融合最为广泛、频繁而剧烈的时期，在血胤上特别是文化上吸取了众多他民（氏）族，特别是塞外民族的 “新鲜血液”，实现了民（氏）族的融合才崛起的。”
陈寅恪等人并不懂古代战争胜负奥妙真实所在，把战争胜负仅仅归结于民族文化和个体性格是否强悍。这类论调很普遍，以至于《狼图腾》之类垃圾泛滥一时。实际上李唐辉煌，基本限于李世民一代，仰仗于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同样是李氏集团，李渊、李元吉就不行，总打败仗。到李世民死后唐帝国再无重现当日的辉煌，重用的那些番将酿成安史之乱，演变成军阀、藩镇，直接将唐帝国送入灭亡。
陈寅恪主张吸收文化，但是他却不懂得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明才是值得吸收的，他分不清文化要分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哪些文化值得吸收，哪些文化根本不值得吸收，也吸收不了。所以他根本说不清唐以后，到底吸收了游牧民族哪些文化。《狼图腾》之类的邪说从来没有讲清楚游牧文明如何给农业文明输血，如何改变农业文明到新的更高的层次。在这部书里，输血只能是种族主义者叫嚣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输血。从历史来看，当时当地的华夏民族性格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供血者民族性格却迅速改变，这是《狼图腾》如何巧辩也解释不清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野蛮人从来没有带给中华文明任何有益的东西，增添的只有奴性和野蛮。面对强悍的蛮族，应该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战而胜之，而不是被吓倒，甚至去追随。事实是对所谓融合论的最有力的驳斥。
（二）东汉一代足以证明根本不用输血，文明就足以战胜野蛮，改造野蛮。
1、中国人不知道扩张吗？
在光武时期，对于北方游牧民族主要采用羁縻政策。
羁縻政策依据来自《尚书·禹贡》，《禹贡 》：“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意思是：“中土之地，赐予土地姓氏，要按照德行，不抗拒天子政教施行。”除此之外就是五服了，古人将九夷八狄七戎六蛮通称四海。荒服之人已经到流这一级，可贡可不。 东汉初兴，对西域还未能提供保护，故而光武拒绝派西域诸国都护，而对匈奴采用羁縻政策。
农耕社会没有向北方牧区扩张的动力，得蛮夷之地并无所用，得了也会丢失。与游牧民族的战争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之后。土地资源的价值才体现出来，所以有人批判中国人失去进取心，其根本罪过不在于儒家而是中国被满清耽误三百年。
相反，对于适合根植的地区，五千年来华夏民族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这个过程不同于游牧民族和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和征服，而是开发和文明化，南方各地的民族部落生产方式严重落后，土地资源远远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华夏民族到来并不是与当地人争利，而是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 ，将当地开发成先进的农业文明地区。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农产品种类的丰富，到明末出现向东南亚扩张的趋势，开发的同时也在将当地文明化，华夏化。这个趋势随着满清入关中断，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而受挫。
对于小农经济，塞外游牧地区的不毛之地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出于民本主义思想，历代儒家都反对轻易开关出战。特别是反对出于帝王野心和虚荣心开战，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和拓边决不是像现在学者说的是为了“统一国家”。他自己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眹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定。为此不得不劳民。”安民保境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思想，腐儒们不懂好的防御是积极防御，主张消极自守，宋代是充斥腐儒的朝代，以为用仁义就能自保，就能感化游牧民族，结果总是屈辱求和，饱受屈辱而亡。文明世界的人们如果腐败了堕落了，奄奄一息自然战胜不了野兽。
2、开塞抗蛮
到明帝、章帝时期，东汉势力恢复很快，而匈奴却一直在边境烧杀抢掠，对于一个勃勃生气的国家，反击是必然的。
农耕民族和野蛮人对话，只能用他们理解的语言，恩威并施，以威为本，也不用担心暴力会留下仇恨，野蛮人大部分处于部落状态，是没有历史的。给以恩德记不住，施以仇恨也记不住。他们能记住的是震慑，威权。对他们来说首领意味着恐怖和威信而非恩德。在他们心目中，胜者有权拿走一切，包括生命、女人、财富。恐怖威慑是无上法宝，天经地义，蒙元、满清所实行的大屠杀政策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决不能用文明世界的心理揣摩他们。
只有用他们所信奉的“弱肉强食”的道理去征服他们、统治他们，然后才谈得上改造，在严酷的野蛮手段下，让野蛮人认识到野蛮没有出路，之后再施以文明教化和规则，用文明驱逐野蛮，接受文明世界的价值观，把他们同化为文明的中国人。所以如果没有通盘考虑，彻底征服改造他们的计划，不适宜用恩德去感动他们的。也感动不了，反而让他们小看你，一旦被他们认为你无能，那么就将面临着灾祸。
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成功是以严酷而著称，但这正适合当时野蛮的俄罗斯民族特点。“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东汉政权施行这一政策最彻底，效果也最好。文明得以弘扬，野蛮得以进步，东汉朝是华夏政权少有的从头到尾都扬眉吐气的朝代。
3、民族意识：
在抗蛮战争中，华夏民族民族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士人都以抗蛮为荣，曹操的志向是当征西大将军，曹植写《白马篇》歌颂游侠少年爱国主义精神。三国时期，军阀混战，最常见的魏国和蜀、吴的战争， 但曹植却一字不提，而是去歌颂一位抵抗外族入侵、掳掠的少年英雄形象。西方人常以内战英雄为耻，俾斯麦尝语李鸿章说:“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这种耻辱感岂是西方人才有的吗？
民族国家意识是一种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是全体国民强大的精神武器。富勒说：二战以来的战争。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把战争升华成为一种追求理想的“十字军”。每个民族都相信他们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或真理的信徒，于是不仅谈判妥协不再考虑之列，甚至于理性良知也都丧失殆尽。在疯狂的歇斯底里心理支配下，人类恢复了原始兽性。
所以一定要善用、用好这种精神武器。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认为对于战报发布要坦白，否则无疑给造谣者以机会。同时提醒百姓了解战败对于祖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才能养成同仇敌忾的心理。现在的问题是为了所谓“民族团结”，编造历史谎言，颠倒是非，这是自欺欺人。一旦战争爆发，以欺骗历史掩盖起来的民族问题真相很有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
4、战术原则
前面总结了农耕民族对于牧骑的防御战术，但是要真正给以严厉的打击，只有主动出击才行。游牧民族的特点是有深远的后方可以退却，战争中不需要强有力的后勤补给，以骑兵为主高速机动，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这些特点在古代具有极大的优势，很难被彻底消灭。
《孙子兵法》作为农耕地区的战争总结，对于和游牧民族作战，很多作战原则并不适用。比如“归师勿遏”，“穷寇莫追”。“行百里而争利必撅上将军”。所以必须跳出兵法，霍去病、窦宪、段颍等名将正是因为自有章法才取得胜利。他们有极高的战争指导能力，极强的组织能力，屡屡创造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总结历代对付游牧民族战争，消灭牧骑的最佳战术原则是：以骑制骑，以袭制袭，大胆深入，穷追猛打。训练一支精锐骑兵，以骑制骑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根本。重视情报工作，出其不意，以袭制袭是取胜的关键。大胆深入是必经的冒险。一般来说越深入，敌人的抵抗越小，胜利的希望越大。穷追猛打是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的手段，以段颎消灭羌兵，解放战争时期消灭乌斯满匪帮最为典型。
（三）儒家精神在抗击蛮族的战争中闪光。
汉军抵御北方蛮族，除了正确的战术外，最重要的是意识品质，精神力量。两千年前的北方大漠，漫天黄沙，没有衣食，没有水源，没有人烟，有的只是饥渴、严寒和漫天的黄沙。“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风头如刀面如割”，“都护宝刀冻欲断”，“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在随时面临强敌伺机偷袭面前，汉军将士义无返顾，凭着精神，毅力顽强地同自然同敌人作坚决的抗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就是儒家精神的写照。
胜利来自于汉军将士艰苦卓绝的战斗，耿恭带领24人，无粮无援，艰苦卓绝，死守孤城，这是超人的坚强。班超带领36吏士苦斗西域四十年，统一了西域，保卫了当地人民的安全，是多么了不起的军事奇迹。段颖领汉军苦斗羌兵，割肉食雪，日夜相攻，且斗且行，转战连年。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在儒家大丈夫精神的熏陶下，东汉整整一个朝代无投降之将也无被俘之将，这是多么崇高的气节。以班超、耿恭、段颖为代表的东汉的儒生士大夫们忠君爱国，以民本、爱民为道德诉求，以天下为己任，拯救天下黎民为理想。他们意志坚强，坚忍不拔、越艰苦越顽强，以坚定的信心，超人的顽强创造了一次次战争史上的奇迹，惊天地，泣鬼神。东汉战争史是一部战争传奇史，一部英雄主义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卓绝的长征精神并非红军才有，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的优秀民族传统，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信仰的力量是无限的。共同的理想下有铁的纪律，崇高使命感让每个人都自觉自愿流血牺牲，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化身。
也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华夏将领得到蛮夷由衷的敬佩以东汉为最。据《后汉书·耿秉传》记载：耿秉“视事七年，匈奴怀其恩信”，以至于 “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梨面流血。”这是文明征服野蛮的光荣。同样，马援在广西、越南一带留下壮丽传奇，游桂林时，当地人告诉我们象鼻山是马将军一箭射穿。汉军威名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历朝历代，王朝灭亡都伴随着胡虏南侵，肆虐中原，惟独东汉例外，中原虽乱，胡人不敢南窥，袁绍、公孙渊、马超普通的割据势力就足以抵御蛮族入侵。诸葛亮七擒孟获，古今绝唱，孟获心服口服，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唐人胡曾赞美道：“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
东汉一代，华夏的强大以文明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仅是国力的强大，而且是人文精神的强大，整整一个朝代，华夏民族不论在力量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压倒了蛮族。这说明文明世界能够打败野蛮世界，迫使野蛮向文明进化，这是全人类的幸福和光荣。
窦宪在彻底打败北匈奴，基本了结持续三百年汉匈大战之后，命班固勒石作“封燕然山铭”，气壮山河，其辞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
剿凶虐兮截海外。
夐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丘兮建隆嵑。
熙帝载兮振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