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牛友兰其人其事
李井泉破口大骂的牛友兰，是兴县地区首富。当年八路军120师开到这里，牛家将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全部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贺龙、李井泉、续范亭等人就长期住在牛家大院。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也住在这里。牛友兰不仅捐献了自己家的住宅，还把儿女和几乎全部财产也贡献给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如今，牛家大院成了革命纪念馆，供后人瞻仰，还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殊不知就在1947年土改的时候，牛家父子的遭遇比刘氏兄弟更凄惨，更令人发指、骇人听闻。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在党史或地方史上都非常敏感，也成为牛氏后人不堪回首的一件往事，不能触动的一个心病。
牛友兰，字照芝，1885年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据说兴县牛氏于明末清初从陕西米脂迁来时，家境比较贫寒，直到牛友兰的父辈才富裕起来。牛友兰的父亲叫牛锡瑗，他不仅雇了长工，还让五个儿子读书，其中除长子早逝外，次子牛照荃、三子牛照藻都在外面做过县官，寄回来的钱由四子牛照藩投资土地和工商业。抗日战争前夕，牛家除五座宅院、一所花园和两千多垧土地外，还在城里开了“复庆永”、“福兴永”等商号，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户。
牛友兰排行第五，他1906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开始接触新思想，逐渐“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为使中国能富强，遂立志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从事社会改革和发展新文化教育事业。”（《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0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09年，牛友兰因病辍学回家，遂结婚生子。据说大儿子出生时，正值他二哥和三哥在外做官的消息传回家中，老父亲说这是双喜临门，便给孙子取了个小名叫“官子”。但是牛友兰不喜欢这个“官”字，便改为“冠子”，取名“荫冠”。
牛友兰回乡后，正值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际，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投身于教育事业，与刘少白一道创办了兴县第二高级小学和兴县中学。为了破除迷信，他曾经捣毁庙里神像，因此有人说他父母去世是神灵的惩罚。后来，他还参与反对国民党的爱国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
2、从科学救国到投身革命
牛荫冠长大后，先在父亲办的学校读书，后来考入太原进山中学。高中毕业后，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清华大学自1929年送走最后一批留美预备班学生后,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人才，“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国立清华大学校条例》，转引自《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8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89年版）。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后，为了配合教育部发展实科教育的政策，以适应社会需要，决定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增加机械、电机两系，成立工学院。梅校长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在美国专攻电机专业，为此他划出专区，拨出专款，除了将原工艺馆改为土木工程馆外，还新建了水力试验馆、电机工程馆、机械工程馆和有关工场、实验室及风洞等教学设施。这些设施少数由本校教师设计制造，大部分从欧美先进国家购买，与美国一般大学的水平不相上下。难怪在清华工学院上述四馆落成时，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李书华会说出这样的话：“以具有四十年历史之北洋工学院，与现在之清华大学工学院相较，不啻天渊之别。”（同上，第116页）
正因为如此，当年能够考入清华大学、特别是考入清华工学院者，可谓凤毛麟角。据统计，1932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山西籍学生只有4人（参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181页，表7.10《清华大学毕业生籍贯统计》），而牛荫冠就是其中的一位。另外，清华大学电机系从1935年才开始有毕业生：1935年3人，1936年11人，1937年13人，1938年17人。四年的毕业人数在全校排名倒数第三（参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177页，表7.7《清华大学各系历年毕业生人数》）。这些先进的实验设备供少数师生使用，其条件真是得天独厚。牛荫冠应该是1937年毕业。可以设想，如果他能够安心读书的话，应该是中国第一代电专家。可惜他的志向不在于此，而是走了另一条路。
入学后，牛荫冠很快就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为此，他感到精力有限，难以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经过长期考虑，他决定转到经济系。对于这件事，他后来是这些说的：“我在生活道路的十字路口开始思考起来，差不多经过两个多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彻底认识到了改造社会乃是当时的第一重任。于是我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置个人成名于不顾，毅然弃工从文，转到了经济系学习。”（《牛荫冠纪念集》第93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
1935年，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社联”不易开展工作，决定集体转入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秋，牛荫冠参加了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组织的赴山东赈灾活动。“一二·九”运动时，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改组为北平学联，牛荫冠也投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随后，牛荫冠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不久又接替蒋南翔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此外，他还担任过北平西郊区委组织委员、北平市委组织部干事。韦君宜回忆说：当年牛荫冠非常活跃，“他曾跟我编在一个小组”，大家都叫他“牛头”（同上，第114页）。
1936年暑假期间，山西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搞得轰轰烈烈。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北方局利用阎锡山愿意用本地人的心理，派遣刚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释放出来的薄一波返回山西，与阎锡山“共商保晋大业”。薄一波回到山西后，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在牺盟总会任常务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这一年年底，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安子文要派牛荫冠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工作。当时牛荫冠还没有毕业，安子文问他：“你在清华学习差半年就要毕业，拿不到文凭怎么办？”面对组织的安排和考验，牛荫冠毫不犹豫地说：“我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同上，第16页）随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山西，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3、牛荫冠与山西牺盟总会
当时，正值绥东抗战爆发，山西抗日救亡活动吸引了全国关注，中共北方局又派大批人员又来到山西。其中有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冯基平、廖鲁言、冯基平、刘亚雄（刘少白之女）等人。牛荫冠回到山西后，为了避嫌，他根据薄一波指示，先到太原绥靖公署找到清华同学牛佩琮，再通过对方介绍，来到牺盟总会负责太原市牺盟会的筹备工作。这样一来，他与薄一波就可以更默契地配合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少奇来到太原重新组建北方局。在此期间，他起草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让人交给牛荫冠，希望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当时牺盟会的刊物有《牺牲救国》、《大众园地》等），以便扩大影响。对于这件事，牛荫冠在1985年回忆说，当时他在原稿上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看了后，对北方局的人说：“找牛荫冠来，我跟他谈谈！”牛奉命前往，一见到刘少奇，刘就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他一听这口气，只好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少奇看他态度还不错，便对他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同上，第296-29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发动农民运动的一贯思想。晋绥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从这里可以找到某些答案。
卢沟桥事变后，山西组建决死队等武装（统称“新军”），以弥补正规军队之不足。薄一波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掌握枪杆子方面。经薄一波推荐，北方局同意牛荫冠负责牺盟会日常工作。1937年9月底，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牛代表牺盟总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并当选为牺盟会七常委之一。这七人除了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以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此，牛荫冠成为牺盟总会的实际负责人。
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发展很快。据统计，到1939年5月，其成员达到89万人，再加上其下属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救国会会员，总人数达到300万，占山西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此外，在太原失守前，阎锡山还发给牺盟会5000支步枪，200挺冲锋枪，牛荫冠把这些枪支分发给各县牺盟会，让他们马上成立地方武装。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前，牺盟总会撤往临汾。牛荫冠向阎锡山提出举办县长训练班建议，然后将牺盟会骨干派到各县担任县长。当时山西共有105个县，就有70个县换了新县长，其中绝大多数是牺盟会干部。1938年初临汾失守后，阎锡山撤到陕西宜川，牺盟总会提出“誓死不渡黄河”、“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等口号。不久，安邑县牺盟会特派员兼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赵辉找到牛荫冠汇报工作，并要求解决武器弹药等问题。牛带她去见阎锡山，阎听了汇报后，答应给一批武器弹药和经费。后来这支游击队被改编为政治保卫旅的一个支队，该旅在晋西事变后纳入八路军序列。赵辉在当时名气很大，李公朴在《走上胜利的山西》一书中说：“敌人进攻安邑时，牺盟特派员赵辉女士率领人民武装自卫队不断战斗，维护了县、区政权。”（同上，第28页）后来在部队改编时，赵辉被牛荫冠调到乡宁牺盟中心区工作。赵辉说：“就是这一次，在胡西安同志的热心、积极促进下，我和牛荫冠定下了终身关系。”（同上，第233页）
1939年下半年，山西新旧军队之间的摩擦日益严重。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部驻扎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宜川县秋林镇，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政治部驻扎在离秋林镇五里的上葫芦村和下葫芦村。当时我父亲因为在二战区政治部工作，我们家就住在上葫芦村。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写了许多材料，在他的印象中，牛荫冠“对薄一波很佩服，同牺盟会和政治部的一般般工作人员谈起来，总是常常提到‘一波同志’如何如何，突出地给薄一波树立威信。”到了1939年年底，“牛荫冠和当时住在二战区政治部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对牺盟总会出版的《牺牲救国》、政治部出版的《黄河战旗》抓得很紧，而且扩大了篇幅，缩短了刊期，突出地以反顽固斗争为中心，他们二人在这个时期写了许多文章（韩钧写得最多）。”除此之外，他们还冲击了阎锡山的另一个组织同志会举行的提灯游行，并针锋相对地组织了火炬游行。（智力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各地写的调查材料的剩余底稿》下册，第8-14页，未刊本）
与此同时，牛荫冠根据北方局指示，开始转移牺盟总会的干部。他以出差和下去调查为名，采取分期分批谈话的方式，在一个月之内秘密动员400多干部去了晋西北、晋察冀和陕甘宁等地。后来韩钧返回驻扎在汾西的决死二纵队，于12月初发表通电与阎锡山决裂，并誓师讨伐以王靖国、陈长捷为首的“顽固军”，从而引发了被毛泽东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晋西事变”。
4、牛氏父子毁家抒难
“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曾连续举行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商讨对策。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也同牛荫冠、刘岱峰等人多次密谈，希望不要把事态扩大。后来，阎锡山还“召见牛荫冠、刘岱峰、吕调元、胡西安、梁膺庸、陈光斗、线韶芳等，商量解决晋西政变问题。陈光斗首先发言主张实行和平解决，接着牛荫冠、刘岱峰等发言，主张惩办王靖国、陈长捷，认为决死二纵队是正义行动，应该支持。”阎锡山听了他们的发言后“拍桌大怒”，认为“如此说就没有商谈的余地”。过了几天，梁化之以牺盟会核心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名义，发表《告牺盟、决死队全体书》，指出张文昂（决死二纵队政委）、韩钧是“左倾盲动”行为，破坏了统一战线，并要求和平解决“晋西政变”。过了几天，牛荫冠等人“联名发表了一个《关于晋西政变》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支持决死二纵队的正义行动”。（智力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各地写的调查材料的剩余底稿》上册，第161-163页，未刊本）
在这种情况下，27岁的牛荫冠于12月9日把新婚妻子送回晋西北，准备随时出走。不久，阎锡山派牛荫冠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代表的名义去河南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牛荫冠认为这是阎锡山借刀杀人之计，他在离开驻地之后，勒过马头投奔了延安。到达陕北绥德之后，他又在王震、滕代远的安排下转赴晋西北，回到老家兴县。1940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出任行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兼党组书记。
就在牛荫冠返回家乡之前，牺盟会在兴县已经非常活跃。他的父亲牛友兰为了支持牺盟会的工作，决定每月赠送100元大洋为活动经费。120师到达晋西北后，牛友兰听说八路军没有棉衣，还急需一批资金和粮食，便带头捐献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这些大洋成为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主要基金（银行基金为3万元），所捐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8页）
牛荫冠回来后，新政权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牛友兰又在1940年3月主动拿出3万元（法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牛友兰先生传略》中还有这样的记录：1941年，边区政府“采取过激措施征集粮、款。牛友兰先生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能为政府排忧解难，再大困难也在所不惜，他表示：‘不惜牺牲一切，追随全区同胞在政府领导下，共图复兴民族国家，各种抗日负担提前办理，绝不人后。’边区政府在全区开展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的‘四大动员’中，牛友兰先生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同上，第18-19页）如此数额的个人捐献，不仅在当地绝无仅有，在中共历史上也不多见。
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物资紧缺状况，牛友兰早在1937年就受牺盟会委任县长张干丞的委托，筹款1万元，办起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兴县纺织厂（后改为晋西北纺织厂），解决了部队和机关的被服供应。当时工人干活属于抗日救亡活动，没有报酬，牛友兰就动员自己的家属和亲戚到工厂劳动。1941年，行署以牛先生年事已高为由，派人接替他的厂长职务，工厂产权、产品、利润也归政府所有。牛友兰离开工厂时没有索要筹建资金和任何财物。此外，他还鼓励牛家许多人参加革命，侄女牛荫英、牛荫蝉因此而牺牲。（同上，第19-20页）
1942年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人接待。回来后他在《抗战日报》上撰文介绍此行印象，把延安比为“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把毛泽东誉为“场内的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他还说：“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抗战胜利后，牛友兰写过《议会的新旧对比》、《痛悼“四八”死难烈士》等诗文，还不断发表斥责国民党政权的言论。（同上，第151-158页）
从许多材料可以看出，为了革命，为了抗战，牛友兰很早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1941年4月2日《抗战日报》刊登一篇记者采访，说牛友兰从1942年开始，就离开蔡家崖“住在×村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59页）。《兴县文史资料》第六辑有一篇文章说：“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民政处了布《减租减息办法》后，牛友兰将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等契约账簿一并销毁，减轻了兴县人民的负担”（同上，第84页）。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他仍然在劫难逃,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
5、惨无人道的“斗牛”大会
就在《晋绥日报》发表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的第二天，即1947年9月25日，该报第一版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李井泉于9月18日在蔡家崖行政村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据报道，李是列席旁听这个大会的，当农民们鼓掌邀请他讲话时，他很兴奋地站在主席台前，向在场的群众大声说：“农民大会开得很好，你们这里开，别的村子也要开。全边区都要开，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是大家的事情，大家的事情大家管，大家发表意见，大家讨论决定，大家来办。”
紧接着，他向大家明确指出：“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契约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
李井泉告诉大家：过去天天说老百姓翻身，但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翻了身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意见”。他还说，在干部中队伍中，有许多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今后老百姓要管干部，群众要撤干部的职就撤，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
同一天，《晋绥日报》在第二版发表通讯，报道了蔡家崖农民大会的“盛况”。“会场上布置有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所制成的绫罗绸缎衣物及生了锈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镯等展览品，正面高悬着毛主席、朱德司令、贺司令员的巨像，旁边一条标语上写着‘农民组织起来，彻底平分土地’，极引人注目。”据说参加大会的有蔡家崖行政村所属的17个自然村的500多人，大家一致同意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
为了突出重点，该报还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题，报道了牛荫冠在现场的表现：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有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楞子贫农郭增玉、刘宝则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的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说：“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6、关于斗牛大会的几种说法
随后，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关于“斗牛大会”的具体情况，我没有找到详细报道和现场记录，但是官方、学界和民间却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说法。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说：9月26日，“蔡家崖又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所谓‘斗牛大会’。斗争会上，已经61岁的牛友兰反绑着双手，被迫跪在主席台上。斗争会进入高潮时，两个农民按住他的头，将一根铁丝残忍地穿进他的鼻孔，又强迫牛荫冠牵着连着铁丝的绳子，甚至还用烧红的铁锹烙在牛友兰的背上……经过这次残酷的斗争后第8天，牛友兰死在关押他的窑洞里。
曾经担任过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长的贺巨明说：“1947年秋，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晋绥土改工作出现了严重‘左’的倾向，导致了牛友兰等一批曾与我党真诚合作、作出不少贡献、并一直拥护党的事业的开明士绅无辜被斗。蔡家崖村当年参加过‘斗牛大会’的白栋则老人回忆说：‘会场上主要是要底财，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争会不好开。突然跳出一个临时来的叫王明友的保德县人，从妇女头上拔下一根发簮，穿插在牛友兰的鼻孔梁上，拴上绳子，逼着他儿子牛荫冠拉着斗，也没离开会场。很快会场发生混乱，斗争会也就散了。会后，牛友兰被关在禁闭窑里，没多天就听说死了。”（《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48页）
历史学家赵俪生在回忆徐中舒先生时，也顺便提到这件事。他说：“我的老同学牛荫冠（此人解放后担任过几个省的财政厅长，还当过财政部副部长）家是山西兴县最大的富户，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上边，他的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据说这件事后来被‘上边’知道了，可‘上边’并不欣赏，据说还下了一道什么‘文’。”（《篱槿堂自叙》第157-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看来，牛友兰的鼻子究竟是象征性地用妇女的发簮插了一下，还了真的用铁丝穿透了？是几种说法的分歧所在。为此，鲁顺民在《这一腔心事说与谁》（《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中写道：“据说，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紧接着鲁顺民又引用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说：“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把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他认为“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
7、老作家胡正的现场回忆
但是，鲁顺民并没有满足这种模糊不清的记忆。为了寻找事情的真相，他采访了著名作家胡正。胡正当时担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对这件事情记忆清晰，印象深刻。因此鲁顺民对这次采访作了详细记录：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9月16日（引者按：应为18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和胡老是老相识，胡老对马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说，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胡正还披露了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他说：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之后，这个人很快被当作贫雇农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土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人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人不争气，后来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辞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人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其间，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来会场疏散群众，是一派和稀泥的态度，但最后还是赞同李佩芝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井泉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世纪中国网”《这一腔心事且说与谁》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211）
另外还有关文章说，当时牛友兰不仅戴着脚链、手铐，还有人“用成捆点着的香烧他的身体”（《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47页）。
8、“斗牛大会”之后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和侮辱的牛友兰在家中绝食而死。另外，他的侄子、在120师副官处担任会计的牛荫越，也因为被八路军清洗回家自杀身亡。牛友兰去世后，牛荫冠也离开工作岗位，被派到党校“学习”。有人告诉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老人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48页）
这位马林，文革前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时，住了刘少白住过的房子，因此与我们家也是邻居。我记得在1960年前后，此老已经60多岁。当时没有退休制度，他虽然身体不错，却一直“养病”在家。因为是老革命，又无所事事，便经常闹些笑话。他有过四次婚姻，但都离异，因此老头急着要找个对象。听说有一年轻女子本来有男朋友，却要嫁给他，急得省政协副秘书长找来这位女子谈话，劝她不要这样。后来马林找了个四十岁上下的老处女，还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一开始两人甜蜜得很，但没过几天就被马林赶出家门，只好在机关的客房里暂住。文革中，山西是夺权最早的省份，马林与另一位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联名写支持夺权的大字报，成为被“结合”到省革命委员会的老干部。遗憾的是我当时年纪太小，没有采访到他当年的经历。
“斗牛大会”前后，牛荫冠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被送到党校“学习”。龚子荣在《回忆牛荫冠同志二三事》中说：“1947年冬，在晋绥土改整党中，我任党校教育长。牛荫冠同志调来党校学习。在‘斗牛’大会后，为了了解牛荫冠同志的思想状况和安定他的思想情绪，我曾和牛荫冠同志谈过一次话。他表现得豁达大度，能想得开。对党无怨言，对群众运动有着正确的认识。同时，他还向我提出，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领导上要注意掌握和防止发生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倾向。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待党和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他还说，有一次牛荫冠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谈到在“斗牛”大会上，一开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一边，但贫协主席却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这时，他“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的落泪不止。”（《牛荫冠纪念集》第172-174页）
曾在绥蒙工作的郑天翔说，当时他也来到晋绥分局党校，发现“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闹话题”。一开始他因为不熟悉不好意思打听，后来才知道，为了“消灭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制度，……荫冠同志不仅无条件拥护并且长期为之奋斗。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他还听说：晋西北根据地初创时，牛荫冠回来担任领导职务。刚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批准处决了当地十几个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晋西北人民是看得见的，感受到的。如果他的父亲牛友兰是一个恶霸，或汉奸，或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或反对土地改革运动，对他进行严厉处置，荫冠同志是变迁不手软的。”（同上，第176-178页）
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推想出牛荫冠在土改中的思想状况和真实表现。
对于晋绥边区在土改中发生的这些情况和变化，刘少奇非常满意。10月23日，他致电彭真、聂荣臻、康生、刘澜涛并告薄一波：“晋绥报告他们由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了一个告农民书，作用很大，农民根据此书自动起来扣押地主并请派人去分田。你们除公布土地法处，是否也发一个告农民书，望考虑决定。最近你们在会议上印发的文件似乎太多，可能会推动中心。”（《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02页）由此看来，晋绥土改在刘少奇眼里已经摘掉“落后”的帽子，变成学习的榜样。
1948年春，饱受折磨的牛荫冠离开晋绥，奉命到山西榆次担任了晋中行署主任兼党组书记。晋中行署归华北局管辖，薄一波以华北局第二书记身份与组织部长刘澜涛与牛荫冠谈话时要他不要计较土改中的事。这显然是牛友兰冤案多年未能平反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