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十年祭——钱文军钱文军的博客-爱华网

《南方周末》第914期（2001.8.16，星期四）头版登载了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先生的文章：《苏共亡党十年祭》。此文很明显是一篇御用文章。题记中说明此文就是“根据7月13日他在中央党校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便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的立论之本，无非是想说明：苏共亡党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某种疏忽造成，且这种疏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他终于承认：“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着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于是乎中国的情况便成了骄人的伟业。但我们如果没有得健忘症，就不能不记得戈尔巴乔夫答记者的那段话：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苏共下台，也决不能动用军队镇压人民。我们姑且不论苏联军队本身的态度如何，关键在于军队没有接到镇压人民的命令！仅此一点，不仅戈尔巴乔夫是伟大的，苏共也以它最后的明智，获得应有的尊严。

顺便说一句，苏共是自己宣布解散的，然后又在各国分别重新组建起来了。因此，说苏共“亡党”是不确切的！在1996年俄国大选中，叶利钦获得71%的选民支持；而苏共获得23%。这说明，俄国人民只是在选择政权时抛弃了俄共，在政治生活中俄共依然存在，而且继续活跃。尽管它的拥趸越来越少。

一个党，要想不被人民抛弃，并不取决于他是否代表人民，或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民是世界的主人，决不是谁可以代表得了的；只有人民自己，才是自己的代表。任何企图代表人民的团伙，都只不过是一伙政治骗子。所谓代表，其实真面目是主宰。在被代表的同时，人民已经被置于从属或被动的境地上了。换言之，代表者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主人。

黄的文章引用俄罗斯政论家谢尔盖的话：“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这是事实，也是真理。更重要的是，人民认识到了这一点。恰是通过现实才认识到这一点的。幸好世界上还存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于是便有了参照物。假如某个党真的“解放了全人类”，那么人类将必然长期地生存于类似于史前黑暗的年代里，不可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不会被彻底“解放”。

列宁夺取政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次反复。恰如恩格斯在一生中最后的著作《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易相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民大众在十月革命期间表现出如此之高的狂热，这种狂热其实并不新鲜，早在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时就有辉煌的表现。这次革命通过了伟大的《人权宣言》，公开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它要求“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进步产生的狂热很快就被“拼命挤到前面来的”雅各宾派所欺蒙，他们把《人权宣言》的精神变成1793年“雅各宾宪法”，兼以平均分配土地笼络了农民，于是感恩情绪造就了专制的基础。不到四个月，罗伯斯比尔就用“革命政府法令”废止了“雅各宾宪法”，恐怖压倒一切反对派，第三等级的平民大众积极投身于暴力杀戮之中。结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从1794年3月开始的杀戮，到6月11日进入高潮直至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垮台，连同未经审判的被杀害者共约4万人中，作为革命主力的第三等级竟占了85%！恩格斯总结道：“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我们不难发现，以后所有的“革命”，基本没有脱离雅各宾派的轨迹。列宁甚至公开宣布：“我们就是要做雅各宾派！”十月革命胜利后，首先遭受杀戮的正是作为革命主力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仅占11.5%席位、社会革命党在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占有近60%席位时，他高声赞颂道：“代表农民的真正意愿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到1918年7月，布尔什维克在政权中稳固之后就宣布：“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到1922年俄共（布）12大决议便明确任务：“在较短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

这是注定的。一个理论是如此高深精妙，曲高和寡也就成为必然。大多数热情的革命者积极投身于整肃那些“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同路人”之后，最终会发现自己原来也只是“同路人”，他们于是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乖乖地跟着领袖继续革别人的命，要么自己被革命。革命党对其成员清教徒似的戒律，本质上是造就具有能动性的工具，它是为掌握秘诀的领袖服务的。一旦革命者都具有思想，革命也就完蛋了。因此，恐怖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命脉所系，离开恐怖手段的革命是不可想象的。

列宁所依赖的恐怖实施力量是肃反委员会即“契卡”，也就是后来的KGB。列宁的理由是：“不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工农的直接敌人，就不可能摧毁这些剥削者的反抗。另一方面，革命的暴力对劳动群众的内部左右摇摆的不坚定分子也不能不有所表现。”于是，我们知道，列宁的暴力手段也必须用来对付那些不顺从的革命者和劳动群众。

契卡的创始人兼主席捷尔任斯基明确指出：“我们是有组织的恐怖，这应该明确说明。”从1917年到1921年，二十五万多人成了它的牺牲品，基本上都是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和拥护者。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时，加米涅夫为了讨好革命主力――士兵，建议取消对士兵的死刑，作为新政权第一道法令。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宁一到斯莫尔尼宫得知此事就发了脾气：“胡闹！搞革命怎么能不枪毙人！”这里的“人”，指的正是刚刚攻下冬宫的士兵。

乃至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女士指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制度“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1921年2月还爆发了曾经被布尔什维克誉为十月革命的“荣光与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水兵起义，他们的宣言《我们为何而战》宣布：

“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局。”

这些以起义来反对“契卡”暴力的十月革命主力军，被列宁同志调动五万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据说徐向前元帅在1935年秋天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非也，早在列宁领导下就有红军打红军的事实了，听话的红军消灭不听话的红军。尽管阶级斗争理论本身就极端残酷、极端荒谬，革命还在突破它的限制，杀戮领袖认为不忠的革命者和劳动者。

曾经被列宁赞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高尔基，他以深邃而且独到的思维，用笔揭露沙皇专制的丑恶；同样用笔鼓舞了无数平民百姓成为勇敢的革命者。投桃报李，高尔基也赞颂列宁为“在历史上起着最伟大作用的伟人”。他并且热情地全身心投入列宁的事业，从1917年春开始主持《新生活》报。

在目睹了无数恐怖与罪恶之后，良知使他无法忍受，终于勇敢地抨击布尔什维克的暴行，并且不听警告。斯大林威胁道：“俄国革命推翻了许多权威。我们担心，这些大人物的桂冠会搅得高尔基无法安睡；我们担心，高尔基会醉心于钻故纸堆。有什么办法呢，随他去吧！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会保护死人。”季诺维也夫奉命抄了高尔基的家、逮捕了他的亲朋。高尔基在报上答复：“这个政权惧怕舆论的阳光，胆怯畏缩，反对民主，践踏起码的公民权，派讨伐队对付农民”。1918年，列宁同志终于忍无可忍批准查封了这家不听话的报纸。

1919年10月，就大批知识分子遭到逮捕和镇压，高尔基写信给列宁：“我认为这些逮捕是野蛮的行径，是对国家最优秀智慧精英的迫害，同时我在信末声明，苏维埃政权引起我对它的敌视情绪。”但这也是徒劳的。1920年10月3日，高尔基对采访发表谈话：“从前，我从来不作假，而如今，与我们的政权打交道，我不得不弄虚作假、欺骗、装腔作势。我知道，不然就行不通。”终于，列宁同志在驱逐出境的名单里写上了高尔基的名字，他于1921年8月9日写信给高尔基：“快走吧，治好病。我请求您，不要固执了。你的列宁。”10月16日，高尔基终于体面地与那些被驱逐的知识分子一起离开苏联。

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斯大林，把恐怖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以罄竹难书来描述，毫不过分。我们无须再细细说道。苏联的学者们总结说，希特勒发动战争，以灭绝种族来消灭他的敌人；斯大林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杀害了多得多的人。惟一的区别在于，希特勒杀害敌人，斯大林杀害自己人。

苏共的覆亡，可以说从它掌权之日就开始了，如果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悲剧的话，这个悲剧并非一个世界大党的覆亡本身，而是它居然可以残害人类的文明与良知达七十年之久！如此野蛮的政权，如果不覆亡，那才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它的唯一使人聊以自慰之处在于：它终于有自知之明地解散了，体面地离开了人类政治的舞台。或许这场悲剧的真谛要等下一个十年甚至覆亡七十年以后才能让大多数人们真正看得清楚。到那时，我们的子孙也许会纳闷：他们的先辈怎么可能如此愚昧？

无数的文人在苏联解体之后连篇累牍地介绍莫斯科的悲惨世界。他们似乎忘记了，当这个没有地理、民族特征的国家，在降临人世时更为悲惨的境地。至少，1991年的俄罗斯，没有成千万人民被杀害、被饿死。我们的报纸上刊登着莫斯科人排着长队等候购买面包的新闻和照片，我们看见那井然有序的队伍，并没有夹塞或者更混乱的场面。人们看着书、读着报、排着队，他们在默默地等候，这就是力量所在。

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的人们，远比不懂得尊重他人权利的人们，更具有光明的未来。

（以上文字敲打于2001年8月。）

我们不知不觉看不到那些幸灾乐祸的报道了，莫斯科人排长队买面包的照片也不见了，这说明，苏共亡党并没有给俄罗斯以及其它东欧国家人民和国家带来灭顶之灾。如果他们不是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的新闻是不会沉默的。

去年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社论：《俄国的复兴》评论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这就是说，没有苏共领导的俄国，比前苏联要兴旺得多！

过去两年，俄国的石油产量增加了15%，今年2月，俄国的石油出口第一次超过了沙特阿拉伯，达到每天出口728万桶。目前俄国石油产量已占全球石油市场的10%。俄国不仅粮食自足，而且还有能力出口500万吨。1988年，苏联有4,300万人（每6人有1个）每月收入不到75卢布（相当7点5美元）。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1999年俄国人均收入已达2,250美元（中国2000年人均收入8 55美元；捷克人现在人均收入5,020美元；波兰是4,070美元）。 1990年，每100个俄国家庭有汽车19辆；去年增加到42辆，今年预估将增至52辆，即超过一半的俄国家庭拥有私人汽车。在有900万人口的莫斯科，250万人拥有手提电话；过去两年，俄国使用电脑上网的人数增加了40%（俄国政府从没像中国那样设置“防火墙”限制信息流通）。苏联时代，俄国没有一个私人的慈善机构；2001年，俄国的私人慈善机构已达到7万个。2 000年俄国的大学比苏联时代增加了75%，大学生增加了50%。 1991年，在有近三亿人口的苏联，只有50万人旅行过；在分出去14个国家之后，只剩下1 亿4千5百万人口的俄国，去年有550万人出去旅游。俄国当红作家柴卡蒂斯维利（Grigoriy Chkhartishvili）说，在过去15年来，俄国“这场进化的最宝贵产品是人的尊严”。人，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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