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诗人，像李晃那样叫春
——从《李晃诗选》看打工文学精神
□丘河
诗人李晃说：“十年来，美丽的现代化都市深圳以她独有的热情见证、包容了我的酸甜苦辣。”也由此，诗人选择了深圳，选择了诗歌。如果说，十多年来的深圳生活让诗人人生变得丰满，那么，我相信，《李晃诗选》中的40首诗正是诗人四十年呕心沥血抽出的40个丝茧。一部优秀的诗集，作品在精而不在多。对于诗人李晃而言，也许一部薄薄的《李晃诗选》就足够了。
说到诗人李晃，我们很难避开2010年初创刊的《叫春》诗刊。作为叫春诗社社长、《叫春》诗刊主编，李晃被认为是“叫春诗派”的掌门人。当然，这里的“叫春”并非指动物发情时的嚎叫，而是要叫出一片诗歌的春天。借他们的表述，“叫春”就是要敢于仗义执言，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意识性，是要叫出一种时代的精神和担当。诗人李晃作为诗派的主要实践和推动者，无疑是这种“叫春精神”的集大成者。尤其是，作为一位地道的打工诗人，李晃的“叫春”就变得更富有力量和内涵。生活的困顿、精神的压抑、二元对立的拒斥感、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当代新诗的萎靡等等，都为诗人的“叫春”提供了借口和充足的理由。如上所言，诗人希望用“捂热的血性作品唤醒人们沉睡的心灵”，彰显一种诗人和诗歌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打工诗人，作为打工群体里的文化农民工，为农民和农民工代言，为那些哀而无可鸣、怨而无处言的广大底层民众呐喊，显然已成为诗人的基本责任。这也正如诗人自己所言，要用诗的语言和诗的激情，反映打工者的生活，抒发打工者的情怀，表达打工者的梦想。在他的《以梦为马》、《转身》、《雪落湘西》、《浪子悲歌》、《风吹黄木岗》等诗歌里均有明显的体现。尽管诗人的诗都相对短小，但诗人所要传达的情感和内蕴并不单薄。如诗歌《雪落湘西》中所写“诗人们啊，请容许我再用一次/用了一万遍的诗歌意象/雪像棉被，盖在父母亲的身上”。再如《风吹黄木岗》写到“风吹黄木岗。此刻是谁/跪倒在无法回家的路上？/风啊，倘若你真能一路吹到我的故乡去/请别忘了告诉我的哥哥——/带上我两个儿子，替我在爹娘的坟前/摆设三牲，再烧一柱香，跪上半晌”。为了祭奠父母，诗人不惜请求容许再次借用那被用了一万遍的“棉被”意象。因为诗人知道，在雪落的湘西，唯有“棉被”可以让地下的父母温暖，也唯有“棉被”可以承载儿女盛大而愧疚的爱。逢到忌日，奔波在外的诗人无法回家尽孝，只能遥跪故乡，希求异乡的风能捎去口信，但这种口信却足以让所有漂泊在外的打工儿女心酸落泪。一个“替”字，写尽的是“无情”还是无奈，抑或是无助？而这，又何尝不是广大外出农民工的心酸与内疚。当内心的压抑一次次被他人误解或非议时，当无可排遣的苦闷被一瓶瓶劣质的啤酒逐渐麻醉时，诗人代为打开了最真实的内心世界。诗人李晃以“叫春”的态势，叫出了打工者的压抑、苦闷和理想。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贺绍俊说，打工文学是名至实归的人民的文学，它最重要的思想价值在于它真正表达了底层的心声。打工文学作为行走的文学、路上的文学、生命的文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作，是真正的人学和劳动者的文学。而作为“全国十大打工作家”之一的李晃更是打工文学的忠诚实践者，是一个“真正把诗歌当成生命的诗人”（祁念曾语）。诗歌对李晃来说，不仅是精神食粮，更是生命的演说。他曾说过：“做人就要做诗人，成家就要成作家。”对打工诗歌的执着，更是对打工人生的关注，对底层悲悯性的关照。这种底层的人文关怀也即是打工文学所提出和倡导的新人文精神。它不但要求打工文学反映打工现场的疼痛、生活的困苦，更主张深入到打工者的内心和灵魂，去唤醒和关注他们的自我意识。因为打工者的痛并非单向度、单层面、扁平化的，而是多维度、立体而复合的。生活在打工一线，对底层有着独特的现场感受和人生体验，这使得诗人李晃能够拥有一双睿智的眼睛和一颗敏感的心，可以真切地触摸到打工者多元的神经。由此，诗人李晃对底层的悲悯性关照更多地深入到了打工者的内心和灵魂深处。
在《九月九日致李白兄》、《广庄的月光》等诗歌里，诗人李晃用敏感的触角捕捉到了打工者内心的律动。诗人写到“我且唱我的歌/弄人生这艘蚱蜢舟/于这陌生的河流”，“呆在他人的城市里，内心能不惶惶”？在陌生的河流弄舟，呆在别人的城市，这既是自我身份认同感得不到实现的困惑，又是对命运何去何从的焦虑。在诗歌《暮蝉》中，诗人写到“我知道，在中国乡村/博大的静谧里，正如/我无法避开迎面而来的忧伤/无法避开嘀嗒而去的内心慌乱”。在有史以来最大人口流动的今天，在城镇化迅速推进的当下，在古老的村庄，诗人“却只见：几个老人与孩童留守”（《布谷》）。尽管布谷鸟是中国乡村的优秀歌手，但它那“不如归去”的啼叫又将把人们的命运引向何方？面对迟暮的乡村，布谷不知道“乡村低头叹息的痛苦”，而诗人却分明听出了另一种声音：不哭，不哭，不哭……尽管诗人做了“最后一个逃离故乡、自我放逐的过客”，但诗人赖以维系的乡愁渐行渐远，广大农民工的根在腐烂，乡村和农民工的命运不得不让诗人愁眉紧锁。评论家杨宏海说，中国正面临“四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如果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历朝百姓的宿命，那么，为了百姓的苦，诗人又能何为？又该何为？
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不仅是身份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农民工作为城乡变革的重要对象，势必将承受起这次转型的阵痛。作为这一蜕变过程的先遣者，诗人对底层悲悯性的关照更应该借诗歌唤醒和关注打工者的自我意识，以此传达打工群体的精神诉求。当然，从心理学角度讲，关注打工者的自我意识，可以让个体对自我及与他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通过对自我情感和意志的调节使各种关系保持平衡与和谐，从而实现自我的发展与完善。而打工文学积极关注打工者的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将有利于建构底层和谐，尤其是精神的和谐。这种自我意识的关照体现在李晃的诗中，多是具有批判性的，并时常会带有先锋性和象征性的特征。这就像诗人的《以梦为马》、《我要和深圳做爱》、《我要你与我同居》、《深南大道》、《给种猪让路》等诗歌。诗人在诗中无论是“把人类历史的内裤/勇敢而无情地撕开/让本真的面目与丑恶/统统露出来”；还是“要和深圳这个现代女孩/做一次爱”；抑或是“让我犁铧似的阳具/夜夜开垦你如酥的沃土”；甚至是“每日每夜，都要让我的深圳/准时达到高潮”，再或是以截然不同的姿态对待城市与乡村，其实，诗人的骨子里都是善意和热爱的。只不过，面对诸多外在与内在的不和谐，诗人无法以平和的语言和心态去叙述，诗人是压抑、不平且亢奋的。所以，诗人选择了酣畅淋漓、潇洒自在的宣泄与前后不一的态度，并希望借助这种几近荒诞的行为来表达内心的压抑与希望。
也可以说，诗人李晃选择了一种反抗的“叫春”姿态，赋予了打工诗歌一定的批判精神。但诗人并不“叫黄”、“叫反”、“叫毒”甚至“叫嚣”，他只是为了“叫出”、“叫响”和“叫醒”。北大教授、诗评家洪子诚说：“打工文学的批判力量才是它最宝贵的东西。”打工诗歌作为具有先锋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应该也必须具有一种批判性，而打工诗人作为社会的号手，也理应赋予“轻骑兵”的诗歌以稳、准、狠的快速反应、直击要害、毫不留情的特质，并将对社会的反抗与反思渗入到诗歌的内容与表达里面。这也是打工文学与打工诗人、作家应该具备的另一种精神。从诗人李晃的《我要和深圳做爱》、《深南大道》两首诗歌就可以看出，诗人要“让那些爱我的和我爱的/女孩都说：/李晃真坏”，要在深南大道上“撒一泡尿/边撒边写上这几个字/‘我爱你，深圳’”。由此可见，诗人以近乎调侃的口吻和嬉皮的风格透视了传统外来工与现代化深圳的不协和，但诗人似乎是在以“四两拨千斤”的技巧，以小不点的男性力量来撬起深圳大巨人的母性之爱，从而希求收到“李晃不坏，李晃爱你”的反馈。从另一层意上讲，“李晃”只是亿万农民工的代名词。他们多么希望能与深圳“发生关系”，与南国大都市彻底融合。然而，城乡一体化进程初期的城市还戴着多色眼镜，对来自乡下的打工族还抱有多重成见。为此，诗人不得不以嬉皮而又严肃、挑逗而又真诚的批判之爱来宣讲自我的情志。
诗人说：“我是一只不可一世的猛狮/我心含苍生，胸怀广袤大地（《刻刀下的石狮》）”，“我追上了光明/一路上习惯了黑暗”（《以梦为马》）。当新世纪的文学“满载物质的欲望和感性的快乐”，“乘着脱离现实的精神幻觉的滑轮越滑越远”，“让人们沉湎并迷失于‘它处’”（武善增语）时，我从李晃的诗歌里看到了打工诗人和作家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看到了新时期的打工文学精神。
2012年12月1日于晋王庙
（李晃，1972年生，原名李晃鹏，湖南隆回人，湖南新乡土诗歌协会副主席，《深圳诗人》、《叫春》主编。著有诗集《深圳放牛》、《李晃抒情诗选》、《李晃短诗选》（中英对照）、《李晃诗选》等八部及《李晃文学评论选》。主编《湖南青年诗选》、《深圳青年诗选》、《深圳诗坛大检阅》三部。现客居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