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谦与静
——论王导、谢安实践道家政治哲学的不同特点
马良怀
自正始以降，魏初的那种“术兼名法”的统治方式已逐渐退出，道家的政治学说则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实践，所谓的“正始之音”，不仅仅只是形而上的玄谈和探讨，也包括含政治改革的主张，其内容就是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来取代“术兼名法”的高压政治，只是因为何晏、夏侯玄等左右朝政的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全面推行而已。道家政治学说于那一时代真正走进实践层面而获取大的成效则是过江之后的东晋。
我们知道，东晋政权是依赖世家大族的拥戴而建立起来的，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即此时皇权已经极大的削弱，只能与世家豪族共执朝政了。
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中的“王”，并不仅限于琅邪王氏一族，而是整个的东晋世家如庾氏、谢氏、桓氏等等[①]。其中，王导和谢安是他们的突出代表，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俩殚精竭智的惨淡经营。而王导和谢安在执政过程中，正是依靠着道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决策和行动的。
虽说王导与谢安于政治上都是道家思想的实践者，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有着差异，所以他们对道家政治哲学的实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概括地说，王导重在“谦”，而谢安重在“静”。
永嘉之乱，中原大地丧失殆尽，西晋王朝土崩瓦解，司马氏政权被迫南移过江，于建康重奠基业，再安社稷。作为东晋王朝的第一任宰相，王导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与中原政权有着巨大隔膜、矛盾的“异国他乡”扎根立足，以确保司马氏政权的平稳发展。
《晋书·王导传》曰：“及徒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机时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轝，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率相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这是王导为东晋政权的建立所作的贡献，为了能使东晋政权在江南的土地上安营扎寨，王导可谓是费尽心机。其中，王导在处理南北矛盾时所采用的策略是谦、和，即王导所说的“虚己倾心”以及行动上的“躬造”，这也是王导在执政期间的一项基本原则。十分清楚，这项原则来源于道家。
王导之所以要选择道家思想作为指导，以一个谦、和的原则来处理朝政，与他所处的现实是有紧密关系的。
江南原为吴国领地，虽说西晋武帝时归入一统，但南北间的矛盾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晋书·华谭传》曰：太康年间，华谭入洛阳，晋武帝问华谭：“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赼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回答说：“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潛谋，归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慤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今人陈寅恪认为，吴、蜀之人对西晋政权态度的不同，“其主因在两国统治者之阶级性各殊所致。”蜀、魏统治者俱为寒族，故蜀灭之后，其境内无强宗大族之组织，“地方反抗力薄弱，洛阳征服者易于统治。”而吴之情势则大不然，“其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西晋灭吴以后，此种地方势力并未因之消灭，所以能反抗洛阳之统治[②]。” 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见解。但是，吴、蜀之人对西晋政权态度的不同除了二国“统治者之阶级性各殊”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这就是华谭所说的“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即吴、蜀二国在文化上的差异。
三国时代，蜀国在文化上与中原比较接近，而吴国却与中原文化有着大的不同。今人唐长孺在其《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③]中，对于吴人在书法、语言、哀哭、居丧、学风等方面与中原文化的差异作了较为详细地考察探讨，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学风，它是探讨文化差异的关键之所在。而要想对此问题有一较深刻的认识，恐怕还得从汉末的荆州学派说起。
董卓乱京之后，刘表手持朝廷的一纸荆州刺史的委任状单骑入荆州，凭借其大智大勇，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将一个混乱失序的荆州八郡建设成了战乱中的一片绿州。当曹操、袁绍、袁术等于中原厮杀争夺之时，刘表则安心于荆州保境安民，招揽文人学士，从事着文化建设。《全后汉文》卷九十一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曰：“有汉荆州牧曰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毌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由此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荆州学派。
荆州学派有两个显著之特点，一是走出纯学术的束缚，勇于面对现实，努力寻求天下大乱时期的治国之道，由此而继续着汉末以来所盛行的名法思想和形名之学的深入发展。二是革两汉儒学烦琐迂阔，荒诞不经之弊，上承马融、郑玄之业，“删划浮辞，芟除烦重[④]”，继续着清理、简化儒学经典注释的工作，并由此而开始了由两汉宇宙生成论向魏晋本体论探讨的转折，为魏晋玄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⑤]。
在荆州学派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地处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的学人便与之联系密切，并努力学习、接受荆州学派的学术思想。《三国志·蜀书·尹默传》曰：“尹默字思潜，橦梓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以《左氏传》授后主。”《三国志·蜀书·李譔传》曰：“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俱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据此可以得知，荆州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巴蜀地区的学术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也就为后来的魏蜀二地于学术思想上趋向一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安十三年，刘表死，曹操得荆州。荆州学者一分为二，一批人如诸葛亮、庞统、刘巴、向朗等人随刘备入蜀，而大多数学者则被曹操网罗北上。这些北上的荆州名士都是荆州官学中的名德硕儒，尤其象宋衷、王肃、司马徽、刘廙、王粲、裴潜等，他们的北上使荆州新学的风气也随之而来，深深地影响着北方的学术思想，最终也就有了魏晋玄学的诞生。
当魏晋之际中原名士接受道家思想而将大煽玄风之时，吴国的士人还在沿着汉代的经学老路行进着。晋武帝以武力灭掉吴国之后，江南的士人长久地有一种强烈的失落之感，这种感受里很重要的一面来源于文化上的失落。经过一段痛苦的折磨后，出于家族的利益和自身的前途，一批江南世族的代表人物如顾荣、贺循、张翰、陆机、陆云等人不得不远离故土而前往中原，企图挤进权力阶层。为此他们也就不得不学习他们并不熟悉的玄学清谈。《晋书·陆云传》曰：“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余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即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一则荒诞不经的故事里，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陆云来中原之前是不知玄学的，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他不得不去亲近玄学，不得不去学习王弼等人的玄学成果。
于《晋书·纪瞻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南方士人努力学习玄学的故事。纪瞻在与顾荣北上洛阳的途中讨论王弼《周易注》中的“太极”，顾荣说：“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蒙昧未分，日月含其辉，八卦隐其神，天地混其体，圣人藏其身。然后廓然既变，清浊乃陈，二仪著象，阴阳交泰，万物始萌，六合闿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诚易之太极也。而王氏云：‘太极天地’愚谓未当。夫两仪之谓，以体为称，则是天地；以气为名，则名阴阳。今若谓太极为天地，则是天地自生，无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资始充气以为和。原元气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次为准也。”很明显，顾荣这里仍是沿袭汉儒宇宙生成论的老路在理解和言说“太极”。纪瞻批评说：“昔庖犠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夫天清地平，两仪交泰，四十推移，日月辉其间，自然之数，虽经诸圣，孰知其始。吾子曰：‘蒙昧未分’，岂其然乎！圣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盖虚诞之说，非易者之意也。亦谓吾子神通体解，所不应疑。意者直谓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既极，而生两仪。王氏指向可谓近之。古人举至极以为验，为两仪生于此，非复谓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由于学术背景的不同，纪瞻并没有真正理解王弼的学术思想，也是在宇宙生成论中打圈圈，与王弼的本体论相去甚远，但是，纪瞻尽量去靠近、接受北方学术的努力还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南方士人为了更好地生存而主动去接近中原文化，但在中原士人眼中，这批南来的士人仍旧是蛮夷之地的代表，是文化上的落伍者，对他们持一种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世说新语·简傲》曰：“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在刘真长看来，这对来自不开化地区的兄弟则只配与他们说说“长柄壶卢”之类的事儿，至于玄学清言，那是他们中原士人之间的事。如果说刘真长对南方士人还只是蔑视的话，那么卢志就属于恶意敌视一类了。《世说新语。方正》曰：“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道：‘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是剑拔驽张，水火不容了。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地域间的矛盾，使南方士人对中原政权有一种深刻地失望和疏离之感，不由勾起他们对故土的怀念。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⑥]事实上，除陆机、陆云兄弟外，其他到中原的南方士人如顾荣、贺循等，都在中原大乱中先后回到南方去了。那里才是他们的根，才能给予他们安全之感。
正是在南北文化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南人对北人仍怀有不满甚至有些敌意的背景下，司马氏政权被所谓的“五胡”用武力赶到江南来重新奠基的。这对于那些来自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士人来说，也存在着极大地不适应，因为在他们眼中，江南是与落后、野蛮联系在一起的。《世说新语·言语》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这泪，既是为西晋的灭亡而流，同时也是为他们背井离乡，寄居江南而流。尽管江南曾被西晋统一过，但在他们心中，这江南仍旧是吴国的属地，是“异类”盘据的别一方异土，就连东晋的奠基者司马睿的心里都是这么认为的：“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即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⑦]
面对着这样一种局面，作为开国宰相的王导要想使东晋能在江南扎下根来生存下去，首先必须作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要获得江南士人对东晋政权的认同、接纳和支持，这就需要敬重江南的文化习俗，保护江南士人的原有利益。在这方面，王导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不仅对江南士人领袖如顾荣、贺循等“躬造”拜访，恭敬有加，极力保护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甚至于不惜降低身份学习、使用被中原士人视为蛮语的吴语，以此来联络感情，淡化文化上的隔膜。《世说新语·排调》曰：“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作为一向就蔑视江南文化的刘真长又怎么能够体会出王导的一片苦心呢！
东晋政权本来就是依靠着从中原过江的一批世家大族而建立起来的，所以，要想这一政权能够长久生存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让来自中原的士人安心于江南，扎根于江南，这就需要让他们得到许多的好处，需要用宽松的环境和更多的利益来稳定他们，使他们“乐不思蜀”。在这一方面，东晋政权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如“侨置郡县”，允许世家大族大量地圈占土地，维护士人政治特权等等。
在作好以上两方面工作的过程中，王导结合现实考虑，于统治方式上选择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并将其长久推进，《世说新语·政事》曰：“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籙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其注引《历记》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愦愦”是面对现实的选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正是道家政治学说的具体实践。于《世说新语·规箴》里，有这样一则记载：“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江南士人顾和算是吃透了王导执政之法的要旨。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面对着社会的现实来确定自己的治国方略，我们可以批评王导对世家大族的软弱、纵容，由此而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导在建立东晋政权中的作用和贡献，不能否认他对道家政治学说的选择和实践。设想一下，如果王导不能调和南北矛盾而使江南士人接纳来自于北方的政权，不能让北方士人安心于江南，那么，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是难以实现的。而又有哪一种思想能比道家更能解决好上述两大问题呢？儒家？法家？大约都是难以胜任的，所以说，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当是王导的最佳选择。而道家思想在这个非常的历史时刻所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则是不可替代的，这同样不能予以否认。
如果说王导在政治实践中是以道家的“谦”、“和”为特征的话，那么，东晋的另一个著名宰相谢安则是以道家的“静”来作为指导思想的。
东晋进入谢安生活的年代，政权已是岌岌可危了。当时，北方已被苻坚的前秦统一，且秣马厉兵，欲灭东晋而后快。而东晋政权内部则是矛盾重重，“桓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其不臣心，形于音迹。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为文、景所笑！’”[⑧]大有挥戈内向，取代司马氏政权之势。谢安正是在这样一种危难时刻担当大任，挽狂澜于即倒，使东晋政权转危为安的。
谢安四十多岁之前，“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⑨]后来由于其弟谢万仕途失意，为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他才走出东山，步入政界。
谢安本身就具有大政治家的风范和素质，遇事沉着，处变不惊。《世说新语。雅量》曰：“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曰：‘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谢安走出东山时于征西大将军桓温手下为司马，后到地方任太守，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晋书。谢安传》曰：“寻除吴兴太守。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可见谢安从政之始就是以道家的政治学说来指导自己的。
谢安于简文帝末年进入朝廷先拜侍中，随即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与中书令王坦之共执朝政。当时桓温军权在握，野心已显，欲夺皇位为己有，呈咄咄逼人之势。谢安镇之以静，随机应变，终于保住了东晋政权的稳定和延续。《晋书。谢安传》曰：“简文帝疾笃，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道家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思想在这里被谢安用生命的存亡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东晋政权则在谢安的谈笑声中度过了一次危机。直至桓温病死，终因谢安的存在和努力而未能让其野心得趁。
桓温死后，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州刺史，谢安“总关中书事”，独揽朝政。“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晋书。谢安传》）的确，在执政方式上，谢安与王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是道家思想的实践者。《老子》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谢安正是以《老子》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世说新语。政事》曰：“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京邑者。后将军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者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动人情，乃答之曰：‘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耳，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事有轻重之别，当时苻坚已陈兵淮淝，虎视江南，抵御强敌才是当务之急。而安定人心，稳固后方，获取豪族对政权的支持，又是战胜强敌的必备条件。《老子》四十五章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在面对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宜静不宜动，宜稳不宜乱，更是当时必须努力做到的。
击败前秦苻坚对东晋的进攻，是谢安在政治上最杰出的作品。当时，前秦兵强马壮，号称百万之众，而东晋可供谢安调动指挥的军队仅八万而已，实力之悬殊是不言而喻的。当朝野上下面对强敌而陷入忧虑悲观之时，作为宰相的谢安可以说是朝廷的支柱，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谢安依旧是恪守一个“静”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以一种“闲暇”的举动来稳定人心。《世说新语。尤悔》注引《续晋阳秋》曰：车骑将军桓冲时在荆州，“闻苻坚自出淮、肥，深以根本为虑，遣其随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师。时安已遣诸军，且欲外示闲暇，因令冲军还。冲大惊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吾量贼必破襄阳，而并力淮、肥。今大敌果至，方游谈示暇，遣诸不经事年少，而实寡弱，天下谁知？吾其左衽矣！’”两军对垒，能多三千精兵固然是好，但如此一来，则会加重人们心理上的紧张不安，反而于事无补。谢安以一种稳操胜券的姿态“令冲军还”，对于镇定朝野，稳定人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晋书。谢安传》曰：大战在即，前锋谢玄向作为总指挥的征讨大都督谢安询问计谋部署，“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东晋的八万兵马终于打败了前秦的百万大军，制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而道家的以静制动的思想也在谢安的手中得到了耀眼的诠释。
《老子》十五章问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我们可以回答说：谢安。的确，正是谢安，以一种“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的道家功夫，殚精竭智，惨淡经营，将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王朝重新归于稳定，使其统治得到了延续，故后人在评论谢安功业时这样说道：“苻坚百万之众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将移晋鼎，衣冠易虑，远迩崩心。从容而杜奸谋，宴衎而清群寇，宸居获太山之固，惟扬去累卵之危，斯为盛矣。”[⑩]
[①] 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②]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③] 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出版
[④] 《全三国文》卷五十六《刘镇南碑》
[⑤] 参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
[⑥] 《世说新语·识鉴》
[⑦] 《世说新语·言语》
[⑧] 《世说新语。尤悔》注引《续晋阳秋》
[⑨] 《晋书。谢安传》
[⑩] 《晋书·谢安传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