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鲁迅小说《呐喊》、《彷徨》的艺术价值
鲁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先河。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具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和文学作品都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鲁迅是辛亥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进步作家。在小说创作上，他曾经写到“我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力避行文中的唠叨。”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特的创作手法，鲁迅先生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先河，推进了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小说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虽然鲁迅先生只写了三本短篇小说集，可是这些作品中极为厚重的现实主义涵盖和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国民灵魂”的深透开掘，摇撼呐喊以及他拓荒式的构建和开创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新纪元，使他在文学史上占到了永久的地位。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就没有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所跨出的第一阶段最坚实的步伐,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正在这里。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以一个进步作家的身份，站在为广大劳动人民大众着想的立场上，为新文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小说的革新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小说创作理论上他提到“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是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的观点，还坚持“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重要思想等等。在小说创作实践中，鲁迅先生的确倡导着这些理论思想．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以它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现代意识、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新颖特别的格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之后鲁迅先生陆续创作发表了一些现代白话小说集结成《呐喊》、《彷徨》。对封建主义揭露、批判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以及现代意识、崭新的形式，富有表现力的白话，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在中国小说创作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比以往的小说的思想内涵更接近现实，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揭露更深、更广。小说以现实主义方法，如实深入地状写了当时社会的一切丑恶、罪恶和病根，对封建性旧社会的暴露、批判达到了过去文学所没有达到的思想境界。作品中渗透着作者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生活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解放和社会改革的执着探求；对农民、妇女、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入思考等等，充分表现了作者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些作品是注重描写和揭示封建思想对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和毒害，暴露和解剖民族病态心理、并且期望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传统思想束缚，改革国民劣根性的战斗檄文。正是作者的一声声发自肺腑的呐喊震惊了国民，唤醒了广大的进步青年，使彷徨中的进步青年开始觉醒。在艺术上，鲁迅先生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手法并且在创作方法、叙事方式、情节安排、语言运用、表现手法、表达方式等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和革新，主要现在如下：小说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但也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成分，把浓烈的感情寓于客观的叙事之中作为主要特色，但也常有诗意的抒情；主要以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刻画性格，没有静止的人物心理分析，但有人物心理、幻想、错觉、潜意识的精到描写和心理刻画；作品基本上是悲剧的格局，但在悲剧中常融进幽默夸张的喜剧因素，形成悲喜剧交融的特色；小说结构形式丰富多样，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而多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一个或几个生活场景、片断、“镜头”连缀而成，即使是表现人物一生的纵剖面的作品，也有重大跳跃；没有浓笔重彩的风月描写，但很注重典型环境的勾勒和环境、气氛的渲染，小说中浓郁的浙东地方风光和民俗民情，成为中国现代最早的乡土文学；在人称上或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顺叙为主，也有倒叙；多为单线发展，也有两条线索的交叉叠合，开头结尾变化多端；小说体式多样有日记体、戏剧体、对话体、随笔体、革新的章回体；语言以口头语为基础，具有简洁、洗练、生动、峭拔的特点。《呐喊》、《彷徨》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技巧更高，作者以独具特征的外貌、神态、语言、动作描写，揭示人物的灵魂，使作品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展开在读者面前。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介绍：《呐喊》、《彷徨》采用“杂起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人物形象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同时又非常个性化。鲁迅先生吸取中外艺术家的经验，用极精练的笔墨，采取“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勾勒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挖掘和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运用幻觉、潜意识等手法深入揭示人物的灵魂，在简洁传神，高度个性化的语言中，人物是闻其声如见其人。
鲁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被吃”的历史，中国人在“一治一乱”的循环更迭中，“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而“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在历史和现实充分的审视和深刻的痛挽中，鲁迅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冷静而有力的批判。因为雷峰塔的倒掉，他一面批判中国人的“十景病”，一面斥责愚昧的民众的“奴才式破坏”。他赞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轨道破坏者”，叹息的是“中国很少这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他感叹：“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祝福》中身受封建思想毒害不可自拔的祥林嫂，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让人深感无奈之后的恐惧。如果说《狂人日记》是民族整体与个体的自审为精神背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封建文化最恶毒的咒语的话，《阿Q正传》则把被以封建文化为根底的旧文明剥蚀一空的躯壳，活生生地呈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自决能力”丧失的人是什么样子。作品里包容了我们民族全部苦难的历史和在此基础上深厚的劣根性，鲁迅的小说和各个方面的作品，也无不是从不同角度同这两篇作品的主题相呼应。从反面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做人，是鲁迅一贯采用的手法，也是“鲁迅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五四时期的中国已进入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实际的社会变革活动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历史主题。在这种历史境况下，任何一个敢于直面社会、热爱人民并力图以艺术改造人生、社会的作家，都不会呆板地空守于一种道德象征口号，将人的自我意识与自由发展仅停留在一种抽象的道德模式之上，而是要从具体的社会变革中获得特定的内容，用显示本身来重新理解“人类”和“人的解放”的内涵。它包括阶级的政治解放、物质解放和精神的解放。无论对《伤逝》、《孤独者》等小说主题做出怎样的解释，但物质的和政治的因素在涓生与子君离异的悲剧中，鲁迅作为一个时刻直面人生的现代思想家，也必然不断从现实中汲取思想资源，选择以斗争的方式来获得为人的权利。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大力介绍过反抗复仇的外国作品。他赞赏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先人祭》第三卷中囚徒们高唱惩办沙皇、绞杀沙皇的反抗歌声，拜伦长诗《海盗》中康拉德的那首囚歌：“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令青年鲁迅热血沸腾。被压迫者采取反抗、复仇的手段惩办侵略者和刽子手，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是他们神圣的权利。
鲁迅从来不信人人相爱会成为事实，早年他批评托尔斯泰“和平主义”时就指出：“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弗戾初志远矣。”对那种婆婆妈妈的人道主义不以为然。他主张热烈的爱，也主张热烈的憎。他总结专制时代人压迫人的历史教训指出：“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统治者用非人道的恶辣手段残害人民，人民当然不会对他们讲仁慈。面对旧社会剧烈的阶级对抗，他热烈鼓吹：“在现有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憎与爱相统一，便是鲁迅为人道主义而抗争的情感基础。鲁迅后来学会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法以后，对“人类之爱”的道德说教更是进行了彻底清算。他指出：“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世界大同'。”博爱主义者试图以阶级调和的手段消除阶级对立，进向世界大同，无论抱有多么真诚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鲁迅先生是运用白描手法进行创作的巨匠。在小说创作中大力的倡导白描手法，还把白描的本质归结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而且把白描作为推广现代白话文的有力手段。在鲁迅先生《呐喊》、《彷徨》小说中，无论是描人写景，还是叙事状物均能找到出色的白描手法。如：在《药》中，写刽子手康大叔一出场就是通过“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眼光正象两把刀”的肖像白描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语言白描，以及“抢过”灯笼，“扯”下纸罩，“裹”了人血馒头，“塞”与老栓，“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等一系列急促、粗暴的动作白描，把一个凶残贪婪的刽子手的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了。《药》精练的白描写景。康大叔谈“药”的来历，不足二百字，就把夏瑜的出身经历和威武不屈的斗争事迹，夏三爷的无耻出卖,牢头红眼睛阿义的卑鄙敲诈的来龙去脉都叙述出来，这是很精彩的叙事状物白描。在《社戏》等小说中都有很多白描。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擅长白描的艺术大师，在小说中娴熟地、广泛地运用，使作品更真切、传神、有感染力。这种真实去粉饰的白描写作风格，是小说作家们学习的榜样。《呐喊》、《彷徨》以其现实主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艺术上的创新，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和丰富的经验。它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开拓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革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结构形式，使结构形式服从于性格刻画和主题表现，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卓越开端。自《狂人日记》起，鲁迅彻底打破中国传统小说主要从外部刻画人物的表现方法，充分调动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描写等各种艺术技巧，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用一个人物反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狂人日记》惊世骇俗的内心告白和变态心理描绘，《伤逝》把往事回忆同自我心理分析相结合，都是传统小说未曾有过的。《孔乙己》只写孔乙己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抵赖和对不中秀才的羞愧难当的无力辩解，便揭示了主人公追求科举功名深深中毒的心灵。《故乡》中的一声“老爷”，便表现了闰土当时的思想状况。《祝福》中祥林嫂失去阿毛后逢人便说“我真傻……”，就将她受刺激后精神的痴呆，心灵上的伤痕刻画了出来。鲁迅的描写极富写意特色，笔墨少，蕴含深，很有民族传统手法的意味。这种用极俭省的笔墨画出人的灵魂的功夫，是塑造典型形象艺术上成功的关键。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才没有千人一面的脸谱化现象，打破了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也没有，写坏的人，简直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俗套。阿Q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质朴愚昧又圆滑无奈，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活脱脱一个奴性心理的典型人物。阿Q的性格特点，不仅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恐怕也可以说世界性的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这个艺术典型反映了鲁迅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力。鲁迅正是以其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实践，成功地创作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性格小说”，令人信服地改变了传统小说重情节，轻人物的创作观念，从而避免了“情节小说”见事不见人的弊端，使中国小说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鲁迅小说的叙述语言极富独创性，他既继承了传统的顺序方式，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小说经常使用得倒叙、插叙；既有第三人称叙述，也出现了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我”当然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但以第一人称为视觉的叙述语言，却鲜明地反映出作品的主体倾向性。对人物的嘲讽批判，正隐约地表现出作者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在冷静的、没有直接表露情感态度的叙述语言中，作者的思想情绪仍然流露出来。尤其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同是第一人称叙述，但表现形式却又千变万化，同中有异。《狂人日记》通篇都是“我”的内心独白；而《孔乙己》中的“我”不是作品的主人公，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次要人物，作品通过“我”---一个旁观者酒店伙计来展开对主要人物孔乙己的叙述；《一件小事》通过“我”用对比方法，来揭示作品深刻内蕴的独特视角；《故乡》中的“我”更富抒情和哲理意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小说叙述角度和语言的现代化贡献，是同类作家无以伦比的。鲁迅择取中国文化遗产优秀成分和采用外国良规加以融合发展，以其“表现深切、格式特别”的小说，对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小说“博采众家，取其所长”“几乎一篇有一篇形式”，具有十分突出的个人风格，文字凝炼而开掘深刻，行文舒畅而情思沉郁，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他对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贡献，不仅体现在小说的内在因素---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上，而且还体现在小说的外部标志---结构形式和文体话语的现代化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成熟是时代要求与鲁迅个人才情相融合的结果，是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必然。鲁迅的确是空前绝后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历史并不是直线前进的，有时候一个高峰就是永远的高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那段时间是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风云际会，众声喧哗，鲁迅就是那个时代造就的。鲁迅毕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他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文学为武器，深刻揭露封建主义、军阀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他积极支持并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为维护民族尊严、争取人民解放而战斗，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民族气节；他尖锐揭示了国人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渴望以理性精神开启民智；他在严格解剖他人的同时，更加严厉地解剖自己；他面对残酷的文化围剿，以坚韧的战斗精神不懈抗争，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和领袖；他坚持文艺为人生为革命的道路，始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深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用如椽巨笔，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责任。鲁迅以他那深刻的思想、辛辣的文笔、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凌厉的战斗风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与尊敬；以其一生的辉煌业绩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留下文化遗产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总而言之，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建立和创作实践中，在小说的艺术价值上，在小说的思想意义上。鲁迅先生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小说作家的楷模。他虽然没有长篇小说问世，这丝毫不能掩盖他的艺术成就。今天的文坛，每年出版长篇小说1000余部，可惜没有读者，一部也不能流传。您看，若是创作不出《白鹿原》那样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写不写还有什么价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