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识储备告诉我,信本是相当私人的东西,杨时旸给汪峰写的信却直接公开见诸于互联网。杨时旸说是写给汪峰的信,其实也是写给所有明星的,更是写给中国媒体和中国记者的。
被修改采访文章的事我也遭遇过,千禧年那会,我还是个跑产经和时政的小菜鸟,主攻几个部委,被领导审稿子和改稿乃经常现象,记得有一次被改完之后,这位领导署上自己的名字自己给发了,以至于采访过的无数领导中,我唯独对这位领导的名字印象深刻。后来我和杨时旸一样,也跑起了娱乐口,我以为这下可以逃脱被审稿的命运了,结果不然,杨时旸的遭遇早在十年前我就有所遭遇,只是我不曾像他这般奋笔疾书。在不否认本人斗志较低的前提下,我认为这种个人的冲突或说控诉意义不大,因为这些个体行为均有一个大环境主导,如果大环境不得治理,个案冲突在所难免。
记得08年前后离开媒体机构那会,我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女性经纪人朋友曾跟我说过一句特别让我不爽、又不得不佩服的话:“媒体就像是小姐,给钱就能上。”作为媒体人,对这话本能抗拒,但多年媒体经验让我不得不承认此言有现实的一面。刚开始工作那会常见假记者被抓新闻,说公安查获多少笔记本多少现金云云,我就纳闷,我们一介靠卖文为生的穷记者,有何冒充的价值,又如何冒充得了。后来才知,世界上有一种叫做跑会记者的生物,跑会是有礼品和车马费可拿的,真金白银等在哪里,假冒记者也就有了可乘之机。后来进一步得知还有个行当叫公关,换句说话,你做活动,你请记者,你发稿子,都是要花钱的,中国有句古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拿了人家的车马红包,岂有不受制于人的道理。这几乎是媒体行业人人皆知的潜规则。
杨时旸这篇书信体文字试图将重心引向“汪峰干预记者采访”的高海拔,他敢这么说话,至少说明他没有收受汪峰的红包,自然底气十足。杨时旸给汪峰的这封信不仅洋洋洒洒,对汪峰的电话质问也严丝合缝,想必汪峰这会正一肚子困惑。如今不仅官方讲求舆论导向,大环境下的明星采访同样讲求舆论控制,几乎所有在线的和准备上线的明星都有宣传团队,且都有大量公关预算,控制媒体导向本就是宣传团队的基础工作,打电话和记者质询也是人家工作内容之一,并不足为奇。当然,汪峰亲自给记者打电话还是多有不妥,真性情那面不说,还一不小心将自己赤条条地暴露在媒体枪口,这是多少八卦狗仔求之不得的事。
杨时旸那篇叫做《汪峰的成功学:炫耀沧桑?》的文章我也看了,大有标题党之嫌,除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并没采访到太多新鲜内容,从技术上讲,远不及这篇给汪峰的新来得有新闻性。如今跟进媒体众多,点打多打在汪峰干预记者采访上,都起哄似的三八着。其实汪峰的电话在后,报道见报在前,汪峰的对话顶多是事后质问,属于马后炮,所谓干预为时已晚。杨时旸想治理艺人的操控欲的出由很好,但没找准病灶,如果不从明星公关潜规则体系下手,不从媒体自身出发瓦解大环境的公关体系,这种个人恩怨徒增口舌。
【2015年5月13日《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