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初唐边塞诗，一是以李世民、虞世南代表的早期边塞诗，二是以骆宾王为代表的贬谪边塞诗，三是杨炯代表的想象边塞诗，四是陈子昂的述怀边塞诗，开李杜边塞诗的先河；盛唐边塞诗五种类型不同，形成不同的边塞诗风格：王昌龄等以七言绝句填写乐府歌词，意象含蓄而概括；高适以实地经验加以想象创造，在似与不似之间，岑参以长期边塞生活写边塞，具体而奇异，王维以朝廷重臣赴边，风格贵重，李、杜以边塞表达政治怀抱，思想深邃。初盛唐边塞诗以其刚健崇高的审美，实现了对于六朝宫体绮靡诗风的变革，别开奇特雄伟的意象方式，从而健全了诗本体在唐诗阶段的意象构成；引导了近体诗与歌行、古风体的多元化建构。
关键词：初唐、盛唐、边塞诗
一、初唐边塞诗的类型
初唐时期诗人写作的边塞诗，约略有几种情况：一是以李世民、虞世南的边塞诗作品为代表，这是大唐早期甚至是唐前的边塞诗；二是由于贬谪而写作的边塞诗作，可以骆宾王为代表；三是并没有到达过边塞，而写作对于边塞生活的渴望，是想象中的边塞诗，可以初唐四杰（骆宾王除外）为代表。闻一多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这个经典的论述却未能厘清杨炯代表的想象中的边塞写作与骆宾王代表的贬谪式的边塞写作的不同，也未能指出这些边塞写作的诗本体意义，但四杰的意义，除了诗体的五言律诗在他们手中定型之外，江山塞漠题材的开拓与伴随其中的雄奇文风，确实是他们的本质特征。
边塞诗之所以在初、盛唐兴起，固然与大唐帝国疆域的阔大，边事的频繁和整个大唐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息息相关，此外，还与诗歌本体演进的需要有关。初、盛唐诗歌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诗体形式方面，近体诗的精神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则是需要实现对于六朝绮靡文风的反拨，从而展示盛唐诗歌的那种阔大恢弘的胸怀境界。此两点似乎是矛盾的，前者之于六朝，是个顺承的关系，后者则是逆向的反拨。由初唐而盛唐，实际上也是由两个线索，两个似乎矛盾而又相互依托的线索交织而成的：一条是由永明体、梁陈以来近体诗诗体形式的渐次成熟的演进；另一条，是对于齐梁华彩文风的反拨，如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说“梁陈以后，体实相因，而格日益卑。”[2]
许学夷对于初唐之后的“体实相因”还有一些有趣的论述，他说：“武德贞观间，太宗及虞世南、魏征诸公五言，声尽入律，语多绮靡，即梁陈旧习也。”并引《唐书》：“世南文章婉缛，慕徐陵。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而体非雅正，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今观世南诗，犹不免绮靡之习，何也？盖世南虽知宫体妖艳之语非正，而绮靡之弊则沿陈隋旧习而弗知耳。……至如《出塞》、《从军》、《结客》及魏征《出关》等篇，声气稍雄，与王褒、薛道衡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3]虞世南敢于犯颜批评唐太宗偶然所作宫体诗，是“体非雅正”，担心“此诗一传，天下风靡”，说明初唐诗人对于六朝的绮靡诗风是满有戒心的，但虞世南自己的文风，却“犹不免绮靡之习”，充分说明六朝文风的强大势力，说明初唐诗坛不可避免地被六朝以来审美思潮的巨大惯力所推动，以致使一心企慕雅正的虞世南“沿陈隋旧习而弗知”。
初唐在接纳近体诗格律的同时，呈现着对于六朝绮靡风格的反拨过程。这种反拨，首先表现在对于雄奇诗风的有意追求。从这个视角来看，边塞诗就不仅仅是唐人疆土阔大的外在表现，而且成为初唐盛唐诗歌批判唯美诗歌思潮的有力武器，是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诗歌创作表现。前文所引许学夷所说：“至如《出塞》、《从军》、《结客》及魏征《出关》等篇，声气稍雄，与王褒、薛道衡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正指出边塞诗吹响“唐音”前奏的诗史地位。于是，初唐诗在浸淫绮靡文风的同时，出现了虞世南“洗濯浮夸，兴寄独远”（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引明人徐献忠语）的诗作：“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锋暗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4]“涂山烽候惊，弥节度龙城。冀马楼兰将，燕犀上谷兵。”“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孤城塞云起，绝阵虏尘飞。……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5]“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燕门秋。”（《结客少年场行》），还有唐太宗本人的边塞诗作，譬如：“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银山千里雪。……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6]这些诗作，以雄放的境界开启了初唐盛唐的边塞诗派，也同时奠基了盛唐之音。
真正代表初唐精神的，是初唐四杰。初唐四杰的边塞诗，也就更能代表初唐边塞诗的本质精神。许学夷曾举初唐四杰的诗句，其中多为边塞诗作，兹以其作为初唐边塞诗的基本例句加以分析：
五言，王如“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危阁循丹嶂，回梁属翠屏。”杨如“明堂占气色，华盖辨星文。”“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卢如“骨肉胡秦外，风尘关塞中。”“陇云朝结阵，江月夜临空。”“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骆如“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竃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 “河流控积石，山路绕崆峒。”“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等句，语皆雄伟。唐人之气象风格，至此而见矣。[7]
这些诗句的共同特点，是有意使用雄奇阔大的字眼，如 “绝岸”“长天”“危阁”等等，而战争的题材、边塞的风物，更能增加这种雄奇感，如“剑锋” “铁骑”“杀气”“朔气”“风尘关塞”“龙旌”“鸟阵”“竃火”“烽烟”“戍楼”等等。所以，许学夷还说：“绮靡者，六朝本相，雄伟者，初唐本相也。”[8]但这些充满杀气氛围的诗作，其实，并不是后来如高适、岑参等盛唐边塞诗人那样的亲历长期战争所写作的边塞诗，而是一种渴望边塞、渴望雄奇的诗作。“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出自王勃的《重别薛华》，原诗为：“明月沉珠浦，风飘濯锦川。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云云，可知，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诗作，从中可以看到四杰的对于雄奇文风的可以追求；“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出自杨炯的《送刘校书从军》：“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9]“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可以见出其“坐谋”而“文雄”的文人性质，体现了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人生理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出自名篇《从军行》，颈联的“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初看会误以为亲历战争的描写，其实，也不过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的想象之作。
卢兆邻的“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出自他的《结客少年场行》：“长安出游侠，洛阳富才雄。玉剑浮云骑，金鞭明月弓。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循知己，负羽远从戎。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10]以乐府旧题写作一个游侠少年从戎西北边漠的传奇，而并非写作自身的亲历，由于诗人并未到过诗中所写的如“阴山”“瀚海”等地，也未曾亲眼目睹“鸟阵”“胡风”，因此，全诗写得较为空灵，以边塞风物点染，以少年故事为线索，构成雄奇傲岸的风格。卢兆邻还多用西域地名，如《关山月》：“塞垣通碣石，虏阵抵（祁）连。相思万余里，影移金岫北，光断玉门前。寄言闺中妇，时看鸿雁天。”王、杨、卢因未到过边塞，而诗本体的变革又呼唤雄奇之作以革弊绮靡，于是，以古乐府旧题为题目，以想象中的边塞为题材，以所闻地名为点缀，以虚拟的故事或人物为背景，就成为这一时期边塞诗的特点。说“以虚拟的故事或人物为背景”，前面所举的“少年”，此诗中的“闺中妇”，都是例证。
四杰中，惟有骆宾王经历最为丰富，故其作品，可以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边塞诗。前文所举的“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竃火通军营，烽烟上戍楼”，最为具有直接的战争描写意义，出自《夕次蒲类津》，一作《晚泊蒲类》，原诗为：“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11]蒲类，在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为汉西域城国名。原为匈奴右部，后属姑师。汉宣帝神爵二年，破姑师，以其地置蒲类前后等八国，城西北有池，即古蒲类海，唐人亦名婆悉海，唐始此置蒲类县。[12]骆宾王曾“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13]因此，骆宾王笔下的西域风光，边塞场景，应该是他亲历所见的真实写照。
骆宾王的边塞诗作，虽然不同于王、杨、卢的想象边塞，而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所写，但也仍然不同于盛唐高、岑之作。要言之，骆宾王之作，因为是贬谪生活，同时，也因为初唐时代尚未形成盛唐的胸襟气势，所以，其边塞诗作中多有悲凉气氛，在雄奇的西域风光中融入了个人离国别乡、羁旅边地的愁怨，如此诗中的起首一联：“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就点明了全篇的中心。“二庭”，唐时西突厥分为东、西二庭，以伊列水为分界。（参见《新唐书》二一五《突厥转》下）
此外，前文许学夷所举的“河流控积石，山路绕崆峒”，出自骆宾王的《边城落日》，顾名思义，此诗应写作边城落日的奇异景象，但作为贬谪罪臣的骆宾王，似乎无暇欣赏边城之落日，而是表达自我“疆场岁月穷”“壮志凌苍兕”的情怀，其诗大略云：“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河流控积石，山路绕崆峒。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14]“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则出自他的《边夜有怀》，也同样表现着骆宾王的“旅魂”“别恨”：“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古戍烟尘满，边庭人事空。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旅魂劳泛梗，离恨断征蓬。……唯余北叟意，欲寄南飞鸿。”[15]故许学夷所举“河流控积石，山路绕崆峒。”“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等句，虽然“语皆雄伟”，开了盛唐之音的先河，但毕竟还在初唐边塞诗范畴之内。
《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都是陈子昂随武莜宜北征契丹所作，前者主要是通过吟咏蓟北一带古人古事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哀：“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燕昭王》），后者俯仰古今，悲慨千古，茫茫宇宙、浩淼天地，时空无垠，见出了自我的渺小和悲凉。陈子昂诗：“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丁零，古族名，西汉时居住贝加尔湖南区，北魏时称为敕勒，丁零塞，唐时设置丁零州，属于陇右道，在今西伯利亚叶塞河上游一带，单于台，在今呼和浩特市西面）（《感遇诗三十八》其三十五）可以视为初唐边塞诗的第四种类型，开盛唐李杜边塞诗的先声。
二、盛唐边塞诗的类型
盛唐边塞诗，首先出现在盛唐边塞诗坛的，是以王昌龄、王翰、王之涣为代表的一派。三王边塞诗的共同特点：其一，是他们的边塞诗都创作得较早，大约都是天宝初年之前的作品，是最早体现盛唐之音的一批边塞诗作。其中王翰是天宝之前的诗人，傅璇琮先生根据王翰于开元后期即未见其行踪的记载，认为：“他当是于开元中既已去世”，[16]王之涣生于公元688年，武后垂拱四年，卒于天宝元年（742），王昌龄的生卒年则约略是公元698－756年，但王之涣与王昌龄的边塞诗作均见于《国秀集》，（芮挺章，国子进士。天宝三年编《国秀集》，集中并载挺章诗二首。）因此，也都是天宝三年之前的作品，详论见下文；其二，此三人的边塞诗作，其主体部分都与音乐有关。王之涣边塞诗的代表作《国秀集》题作《凉州词二首》，其一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是开元天宝时新起的乐章。《唐语林》卷五载：“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如《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也。”（《新唐书·乐志》所载略同）傅璇琮先生根据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王七之涣条的考证，认为：王之涣这首诗有题作《听玉门关吹笛》，大约以“凉州”为题者乃以乐曲命名，而所谓“听玉门关吹笛”，则叙其作诗时情景。[17]由此可知，王之涣这首名篇，是为“开元天宝时新起的乐章”“凉州词”所填写的歌词。王翰的《凉州词二首》，也是如此。而王昌龄的边塞诗，则多用《出塞》《入塞》等乐府。《晋书·乐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唐又有《塞上》《塞下》曲，盖出于此。[18]后来者如李、杜、王维，包括高适的《燕歌行》等，虽然也沿用乐府旧题，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歌词，而是拟乐府的诗作；其三，他们主要以短小的诗体形式来表现边塞题材，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作，基本都是七言绝句的形式，以一种极富概括力的表达形式来表现边塞题材，场景阔大，情调或是激越昂扬，或是遐想的凄美，或是虚构的悲凉慷慨，是这一代边塞诗的共同审美特征。
兹以王昌龄边塞诗为例。王昌龄（？——756），字少伯，长安人，开元十五年（727年）登进士第，因“不护细行，屡见贬斥”（《旧唐书·本传》），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获罪贬谪岭南，翌年北归，任江宁丞，称王江宁，约于天宝初被贬龙标尉，安史之乱时，被亳州刺史闫丘晓杀害。
记载王昌龄的生平史料中，并未见他有边塞生活的经历的记载，傅璇琮先生根据王昌龄的诗作考证，他的《塞下曲》之一：“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是说八月路经萧关。据《元和郡县志》，萧关故城在原州平高县。……原州和萧关，大概在今甘肃固原县一带。又《塞下曲》之二：“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则又谓秋日经临洮。他的《从军行七首》之七说：“玉门山障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另外《从军行》之六有“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之句，则诗人有可能到过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又据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卷中）和芮挺章的《国秀集》（卷下）都收录了王昌龄的《塞下曲》之二：“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而此两集分别收诗截至时间为天宝十二载和天宝三载。因此，傅先生得出结论说：“王昌龄的西北之行及边塞诗的写作，都应在天宝三载之前。”[19]
王昌龄边塞诗的特点首先是诗体形式多为绝句，他现存诗180多首，五七言绝句几乎占了一半，其中尤以七言绝句最负盛名，被誉之为“七绝圣手”“中兴高作”，而他的七言绝句又是以边塞、从军为最著名，如《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等。由于选择短小的绝句式和乐府歌词，它也就必然地使用了高度概括的意象式写作，如《从军行七首·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楼” 是概括的边塞环境，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黄昏独坐海风秋”，也是一个概括的征人形象，以及由此伸发“更吹羌笛关山月”的行为和“无那金闺万里愁”的心境；《从军行·其四》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以边地地名“青海”“雪山”“玉门关”连缀铺写，青海与玉门东西相距数千里，正是这种概括写作的结果，但倒因此制作了空前阔大恢弘的诗体想象空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唱出了盛唐的高音。
盛唐边塞诗的第二类，可以高适为代表。
高适（约702－765年），字达夫，早年曾游长安、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天宝八载（749年）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十一载辞官，随后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安史之乱后，官至剑南节度使、左散骑常侍，因称“高常侍”，《旧唐书·高适传》：“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高适与王之涣、王昌龄都有交谊，并且早年诗风相近。高适在开元二十年（732）间游蓟门，曾有《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四部丛刊本《高常侍集》卷四），有“贤交不可见，吾愿终难说。迢递千里游，羁离十年别”之句。薛用弱的《集异集》，记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三诗人共诣旗亭”，听妙伎所讴的故事，虽然所记载的细节有传奇的色彩，但至少侧面说明当时三人之诗诗风的相似。
边塞诗到此，经历了由初唐四杰时代的长篇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约702－765）之边塞诗，可以名篇《燕歌行》为代表。初唐四杰，或如骆宾王写贬谪的情怀，或如杨炯写想象的和渴望的边塞，王昌龄等盛唐早期的边塞诗，虽然有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但却也没有写出细腻的边塞风物，而是以一种高度概括的大场景来表达初盛唐之际的边塞情结。高适的《燕歌行》，开始对边塞题材进行一种有意的创作。它既有开元时代概括性写作的特征，又是对多年边塞生活经验积累的升华与创造。
关于《燕歌行》的写作时间，从其诗题序来看，[20]此诗的写作，是由于开元二十六年有客作《燕歌行》，高适“和焉”，《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是“开元十六年”，则写作时间更早一些，再根据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卷上）有所提及：说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骨气。……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则此诗的创作，应在开元二十六年（或十五年）到天宝十二载之间，是在三王之后和岑参之间。关于此诗的写作背景，多有认为是写张守珪守瓜州之事，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张守珪已经转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地名也就都在幽州了。[21]瓜州是古西戎地，在今甘肃敦煌，西部题材与东部幽州结合来写，这就更具有广泛意义，但也就同时缺乏岑参所写实地边塞的鲜活性。其实，高适此诗写成东部背景，更与高适早年曾有蓟门、卢龙一带的游历经验有关。高适写有《蓟门行五首》，《蓟中作》等，此诗篇中也出现“碣石”“蓟北”等地名，正是这一生活经历的痕迹。
诗人有一定的边塞生活经验，加以想象写作，可以高适的名篇《燕歌行》为代表。其诗有题序：“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从题序并结合全诗来看，1、此诗的写作，是由于开元二十六年（《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是“开元十六年”），有客作《燕歌行》，高适以后“和焉”，因此，不能认为就是“开元二十六年”或“开元十五年”写作此诗； 2、此诗的创作，并非写于边地，而是在一些边塞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加以想象而创作出来的；3、由于是这种概括性写作的性质，因此，其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主题、结构就比较飘忽，古今以来的笺释者也就意见纷纭。施蛰存先生引《旧唐书·张守珪传》的一段记载：“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蕃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施蛰存因此解释此诗创作的缘起，是开元十六年，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来，写作了一首《燕歌行》叙述张守珪的军功，高适读了，印象很深，过了几年，就采取这个题材，也作了一首。（但施先生同时还说高适（约702－765） “年过五十，才学作诗”，[22]所以，《燕歌行》的写作时间也许会更晚些。）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张守珪已经转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地名也就都在幽州了；此外，对于“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也引述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认为此两句是写张守珪的“空城计”。至于此诗所感“征戍之事”，是由于《燕歌行》为乐府古题，这个曲调要表现“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的内容，这样，此诗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征戍之事’的复杂的，或说是矛盾的‘感’。”[23]从施蛰存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高适《从军行》的概括性写作的性质，瓜州是古西戎地，在今甘肃敦煌，西部题材与东部幽州结合来写，这就更具有广泛意义，但也就同时失去岑参所写实地边塞写作的真实性和鲜活性。总体来看，高适的边塞生活，特别是幽州的经历早于他的诗歌写作。他早年游历过蓟门、卢龙一带，直到天宝十二载（753）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才有第二次的边塞生活经历。高适边塞诗的这种概括性创作也许与他的这种情况有关。高适的其他边塞诗作有《塞下曲》《蓟门行五首》《蓟中作》等，都是幽州生活经历的产物，如《塞下曲》：“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千骑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此诗写作，从出战写到战中，再到战后的荣光，同时，多用铺排，多用对偶，类似初唐写法。“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一联，更是显示了时空的跳跃，显示了概括性写作的基本特征。
盛唐边塞诗的第三类，就是岑参代表的真实边塞生活的写作。岑参（约715－770），天宝三载（744）登进士第，天宝八载第一次出塞，在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第二次出塞是在天宝十三载，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大量优秀边塞名篇的写作，大都在这个时期。岑参已经在天宝三载登进士第，并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以后，却仍然两次从军边地，这正是盛唐时代的典型表现。真实的边塞军旅生活，成就了岑参边塞诗大师的诗史地位，也造就了岑参边塞诗的种种艺术特质。
岑参在诗体形式方面，不再以七言绝句为主，而是承续高适的《燕歌行》而来，广泛使用七言歌行的形式，并且将这种歌行体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地将这种诗体与边塞风物、边塞语言打造为一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岑参之少用绝句而多用古风歌行，是由于岑参的丰富边地生活经验，使他有使用不完的奇异场景、奇异感受需要描写和表述。岑参的边塞诗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都是在真人、真地、真事、真情、真感中写作的，故而能有“奇才奇气，风发泉涌”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语）的艺术效果。“胡天八月即飞雪”“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描写西域边地的气候之奇，风雪之奇，“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这是描写西域风土人情之奇，“君不闻胡笳声正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这是写胡人之奇，胡笳之悲。此外，像《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热海亘铁门，火山赫四方。白草磨天涯，湖沙莽茫茫。……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飞扬。……置酒高馆夕，边城月苍苍。”[24]描写了热海火山的炎热，胡国的白草，苍茫的湖沙，疾驰速度过于天鸟的骏马，边漠上所见奇特的夕阳和明月，以及“如点”的寒驿，互望的边烽，由此构成奇异的边塞画图长卷。《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中兼有自我形象，但不是杨炯式的渴望边塞，而是自我与边塞风光的融为一体：“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荷戈月窟外，擐甲昆仑东。两度皆破胡，朝廷轻战功。……今且还龟兹，臂上悬角弓。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今且还龟兹，臂上悬角弓”一段，展示了诗人的边地军旅形象，臂上悬挂着角弓，孤独地向龟兹方向疾驰，只有天上的飞鸿相伴。大碛，是不生草木的沙石地。岑参诗中屡次描写大碛，如“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此诗所写“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更是气魄宏大，雄伟无比。
从三王到高岑，都可以说是以边塞诗为闻名于世，故，以上三类，都可以说是纯粹的边塞诗人，此外，还有一些大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都是盛唐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作为盛唐之音的主要演奏者，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到边塞诗歌的合唱之中。
盛唐边塞诗的第四类，是王维代表的边塞诗。王维的边塞诗又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王维赴边塞生活之前的作品。如《李陵咏》，题下标明：“时年十九”，《燕支行》，题下标明“时年二十一”，还有虽未标明写作时间，但也应该属于青年时代作品的《老将行》等。其中《李陵咏》与《老将行》有着共同的类型特点，都是以诗体形式去描写一个人物的故事，在一定的情节基础上抒发某种情感，或钦佩，或同情等。不同的是，《李陵咏》写作的题材，是歌咏历史的人物，摹写李陵“少年成壮士，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旌旗相列向。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将令骄虏灭。”由于没有到过边塞，所以，便极力使用“箫鼓”“沙漠”“战声”等带有边塞意味的字样来极力渲染战争的气氛；而《老将行》则充分使用七言歌行自由奔放的诗体形式，娓娓道来：“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路旁时卖故侯瓜，茫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誓令疏勒出飞泉。……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与《李陵咏》相比，《老将行》值得关注的，首先是以诗体形式塑造了一位鲜活的、栩栩如生的老将形象，其形象比之李陵更为细腻生动，全诗三个层次，也转折了三波，写出了当年的神勇，弃置后的无奈和现在未泯的豪情。边塞战争实地经验的不足，是依靠大量使用对仗和典故来加以弥补。叙事的情节和细节描写由对偶和典故加以补足完成。
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海战胜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出塞宣慰，在西部边塞有过短暂的边塞军旅生活，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边塞诗作。王维的这种边塞经历，既不同于杨炯式的想象写作，也不同于岑参式的长期边塞生活写作，他是以中央使节的身份来宣慰边塞将帅，所以，比较岑参而言，他没有岑参艰苦卓绝的生活磨砺，也没有边塞题材的种种细节，而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式的边塞军旅生活，于是，形成盛唐边塞诗的另一类。其中《陇西行》虽为古风体，使用乐府旧题，但诗人并未滥用古风体篇幅不限的权利，而是截取战争的一个瞬间，一个画面：“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截取匈奴突至包围酒泉而关山飞雪，烽火无烟这样的一个特殊场景写作，先写走马扬鞭的紧急场景，再补充都护军书的内容，再倒叙补充气候恶劣的原因，三层倒叙，写出边塞军情的一个片断场景。
创作型的《李陵咏》、《老将行》之类，与前文所介绍的高适的《燕歌行》相似，也与杨炯式的想象写作相似，因此王维的边塞诗最有特色的，还是使用近体诗形式的边塞诗，尤其是五言律诗的形式写作的边塞诗，如名篇《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燕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意象凝练，既是眼前之景，又是高度概括的想象创造的画面。结句使用虞世南《拟饮马长城窟》的“前逢锦衣使，都护在楼兰”，再结合使用东汉窦宪“勒石燕然”的典故，因成此句。王维另有《出塞作》，原有题序：“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也同样使用了典故，借汉将霍去病来代指崔希逸。王维的这类边塞诗，既不像是岑参表达某种奇异的感受和从军边塞的豪迈和困苦，也不如同后来李、杜那些来表现某种深刻思想的边塞诗作。
李白、杜甫的边塞诗可谓盛唐边塞诗的第五类。李、杜都有一些边地生活的实际经验，但又不同于岑参式的和王维式的，他们都以非军旅人员的身份而经历边地军旅生活，李白曾经主动地孤身到幽州一线踏勘，“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25]李、杜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以诗人之心体验战争，书写战争的苦难，以边塞战争题材来指陈时弊，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李白《战城南》使用汉乐府诗体，或五言，或七言，或杂言，整齐间杂散句，形成古今两种诗体节奏的变换之美和诗文之间的审美张力：“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老，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的《古风第十四》，是另一种类型，使用五言古诗的形式，但同样是倾诉战争的苦难：“胡关饶风沙，萧瑟竟终古。……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在反战中增进用人得当方能安边的思想。
杜甫的边塞诗更是进一步用来记载历史，阐发自己的军事思想。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其一），明确提出开边究竟有何意义的问题，是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谏；“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其二），是对参加边塞战争者的生命关爱；“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其三），是对前句主题的进一步深化，指出功业在生命速朽面前的渺小；“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其四），是针对军营弊端的尖锐批评。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其五），此首杜甫较为全面地提出自己的军事思想，首先是“擒贼先擒王”的具体的军事思想，其次，提出“列国自有疆”的各自尊重历史，保持现实和平的思想；再次，指出“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军备目的在于防范战争的思想。这些无疑都是可贵的。《后出塞五首》则有“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痂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其二）的具体生动的边塞战争画面，是杜甫军事思想的意象写照，当然，也有“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其三）的豪迈，是杜甫军事思想的另一个侧面。豪迈中仍然潜含着对于“今人重高勋”的无奈，是无奈中的豪情。
不难看出，初盛唐边塞诗，经历了杨炯式的想象战争、渴望战争，到岑参式的立功疆场、投笔从戎的边塞诗，再到杜甫式的记载战争，指陈时弊，由豪迈而到悲壮沉郁。初盛唐边塞诗，在短短的百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过程，边塞诗的诸多种类一一上演，而边塞诗的历史使命也就得到了阶段性的完成。
三、初盛唐边塞诗的本体意义
初唐边塞诗比之盛唐边塞诗，约略有几点不同，一是如前文所述的，初唐边塞诗人，或如王、杨，卢，终身没有边塞的生活，边塞与军旅，不过是他们建功立业的浪漫寄托，边塞诗所能呈现的物象，不过是他们追求刚健诗风的手段，或如骆宾王贬谪边地，因有边塞诗；盛唐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乃至王维、李白等，或有主动的从军行为，或有快意的边地壮游经历，或是对边塞战争给予主动的关注；其二，就诗体形式而言，初唐边塞诗，诗体形式单调，多为整齐的五言，或为五律，如杨炯的《从军行》，或为以近体句式为主的五言古诗，多用对偶、对仗等，边物的摹写多用铺叙而不够凝练，尚未寻求到合适的诗体形式和表现方法。而盛唐边塞诗的诗体形式更为多样，如王昌龄等擅长使用七言绝句作乐府歌词，一诗一意，高度凝练，高适的《燕歌行》使用拟乐府古题七言歌行体，岑参的七言歌行如《走马川行》融合柏梁体，“句句用韵，三句一转”（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五语），营造出奇特的审美效果，王维最为有特点的则是多用五律的形式写作边塞，李白多使用古风体，不一而足；其三，初唐三个类型的诗人性质不同，故其诗作风格不同，骆宾王的边塞诗，虽写边塞之风物，表达的却是个人抑郁难伸的羁旅愁，王、杨、卢所写，因是想象边塞，故其风物意象，大多虚写，使用一些边塞地名，如“胡秦”“关塞”，一些军旅意象，如 “将军”“虏骑”等，不似高岑等写出边塞之特异来，但在充满豪迈之气这一点上，王杨等却开了盛唐边塞诗的先河。
盛唐边塞诗五种类型不同，也同样形成不同的边塞诗风格。王昌龄等主要以七言绝句乐府歌词写边塞意象，含蓄而概括，高适以实地经验加以想象创造，在似与不似之间，岑参以实地长期边塞生活写边塞，具体而奇异，王维以朝廷重臣赴边，风格贵重，李、杜以边塞表达政治怀抱，思想深邃。
初、盛唐边塞诗有着重要的诗本体意义：其一，如同前贤所说，边塞诗将诗体从宫廷馆阁引向了广阔的边塞大漠，极大地开拓了诗体涵纳的境界；其二，边塞诗兴起于初唐，大行于盛唐，以其恢弘的视野，雄伟的氛围，刚健崇高的审美成功地实现了诗本体对于六朝宫体绮靡诗风的变革；其三，边塞诗所特有的奇特意象，对于唐诗意象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意象的产生，与山水诗密切相关，可以说，唐诗意象，诞生在谢灵运以来六朝山水诗的摇篮之中，初唐以来的边塞诗兴起，从侧面呼应了诗本体意象方式的建构，在宁静淡泊的山水意象之外，别开奇特雄伟的意象方式，从而完成或说是健全了诗本体在唐诗阶段的意象构成；其四，与上述诸因素相关，边塞诗的特质也就引导了诗本体从偏重对偶对仗的近体诗形式中走向近体诗与歌行、古风体的多元化建构，这一点，从上述对于初唐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的比较中已见端倪。一般来说，山水诗更为适宜表现平淡的境界，于是，王孟代表的山水诗派就更多使用近体诗形式，特别是五律更为适宜，而边塞诗的奇特性、刚健性就更为适合较为自由的七言歌行体——王维以山水诗的写法来写作边塞诗，是边塞诗中的特例——从而使诗本体在大唐时期的两大诗体——法度森严的格律和相对自由散漫的歌行体得到了相互均衡的发展。
作者简介：木斋（1951—），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 参见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页。
[2] 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3]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4] 虞世南：《出塞》，《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卷，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1版，第474页。
[5]虞世南：《从军行二首》，《全唐诗》，第473页。
[6] 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 《经破薛举战地》,《全唐诗》第一卷，第3页，第4页。
[7]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8]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9]《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卷，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1版，第617页。
[10] 《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卷，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1版，第516页。
[11] 《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卷，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1版，第853页。
[12] 参见《辞海》，第2691页，“蒲类”条。
[13]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501页。
[14] 《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卷，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1版，第856页。
[15] 《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卷，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1版，第857页。
[16]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王翰考》，中华书局2003年5月新1版，第51页。
[17] 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5月新1版，第66页。
[18] 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第版第1版，317－318页。
[19]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5月新1版，第143页
[20] 题序为：“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21]参见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18页。
[22]参见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18页。
[23] 参见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19－121页。
[24] 《全唐诗》，第2037－2038页。
[25] 李白：《留别于十一兄狄裴十三游塞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