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高墙与鸡蛋:我为什么开始自己写
红旗出版社这次帮我出了一本小书——《高墙与鸡蛋》。书名挺酷的。说实话，也是因为我这人本来就不酷，所以想不出这么酷的书名。我想的书名是“求道与追梦”，责任编辑直言不讳，说那太夫子气太学究气了，一点儿也不酷，过时了。于是大笔一挥，酷酷地改成“高墙与鸡蛋”。这回酷倒是酷了，可我担心和人家村上君在耶路撒冷那次讲演题目扯在一起，有“傍大款”之嫌，一时犹豫不决。不过细想之下，觉得那一来仅仅是一次十几分钟公开演讲的题目，二来作为中文的“高墙与鸡蛋”是我翻译成的，若按原文直译，应是“墙与蛋”（“walls andEggs”/壁と卵）。更主要的，是因为“高墙与鸡蛋”同“求道与追梦”，说法固然不同，但在地表下是相通的——我所追求的未尝不是作一个敢于撞墙的鸡蛋，至少要想声援敢于撞墙破碎的鸡蛋，而这正是之于我的“道”、我的“梦”。
说起鸡蛋，我还想起了我的同行易中天教授。易中天曾说如今大学成了养鸡场。不但规定教授一年下蛋即规定写论文的数量，而且规定下蛋的地方，即要下在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上面等等。
这就是说，大学老师课余大部分时间一直忙着下蛋，即忙着写论文提职称和保职称。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成了养鸡场并不为过。养鸡场当然要有围墙，围墙又高，大家光下蛋都忙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哪还有心思有时间去当撞墙的鸡蛋呢？可话又说回来，只要你乖乖下蛋而且乖乖下在指定位置，高墙对你还是不错的——保你有奖金、有职称，甚至有行政头衔和种种荣誉称号。也就是说，只要你在体制内按其游戏规则乖乖跟着走跟着玩，基本可以保证衣食无忧甚或名利双收加官进爵。实际上我周围也不乏其人，他们是校园的骄子、体制的宠儿，香车宝马的拥有者，十足的中产阶级。但问题是，这样就算好的教授，尤其好的文科教授了吗？就算“铁肩担道义”、就算“心事浩茫连广宇”、就算“仰望星空”的知识分子了吗？一句话，校园缺少了什么。
缺少了什么呢？缺少了“道”——缺少大学之道、为师之道、为学之道。恕我重复刚才的比喻，学院体制这堵高墙内缺少的不是下蛋的鸡，而是撞墙的鸡蛋。那么，姑且让我不自量力地当一回这样的鸡蛋吧。于是我开始追求大学之道，结果有了这本小书里的第一组文章，如《钱学森为何而叹》，如《致人大校长公开信》，如《大学：警惕“自我官场化”》。同时走出校园，诉求社会正义与良知，于是有了第二组文章：“浮世彼岸”。但我更多时候毕竟是跟书打交道的人，于是有了第三组文章：“夜雨书灯”。还有，人总要做梦，我也同样。我的梦，大而言之是文化乡愁，小而言之，是故园之思，于是有了最后一组文章：“梦回桑梓”。我在其中名叫《杏花与乡愁》的散文中这样写道：
有一种东西，无论我们置身何处，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信仰和世界观，都会从深处从远处一点点温暖我们的心，那就是乡愁，nostalgie。而所有的乡愁，都可归结为四个字：杏花春雨。春雨很小，很细，如烟，如丝，温馨，迷濛，若有若无，正是乡愁的物化。杏花，无疑代表故乡的村落和老屋。或谓“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或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或谓“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故园之思，游子之情，羁旅之苦，于此尽矣。万井笙歌，一樽风月，不足以化解；千里莼羹，西风鲈脍，莫能比之也。
之所以开始自己写文章，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理由——当然也是不自量力——大家知道，我除了是教书匠，还是个翻译匠。翻译的书足有五十本，仅村上春树的就有三十几本。再次滥用那个比喻——恕我不恭——就是把村上用日文生的蛋慢慢变成中文蛋，而且要变得一模一样。人家是双黄的，我也要双黄的，人家是红皮带斑点的，我也不能弄成白皮带条纹的，你说苦不苦？苦极了！何况日本一所著名学府还有一位日本朋友目光炯炯地盯着，一会儿说我的翻译美化了，一会儿说庸俗化了，一会儿说“文语书面语”化了。说人家“鸡蛋里挑骨头”未免有失风度，但作为我，芒刺在背那样的感觉多少是有一点儿的。说来也怪，二十多年来仅村上我就翻译了三十多本，若对象国是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估计早就捞得一两枚骑士勋章十字勋章什么的了。可轮到日本，非但什么也没捞着，郁闷倒落得不少。于是我暗暗发誓，咱家自己写写看！“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这方面早有老前辈早已做出了榜样，如我的本家林琴南、林语堂以及周氏兄弟和冰心杨绛丰子恺等人，都是集翻译家与作家于一身的大家。我何不也试试呢？成不成另当别论，试试的价值和权利总是有的——这个野心也催生了这样一本小书。
